“中日学者对话：中日经济问题”论坛在京举办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中日经济交往以“改革开放”为起点，互惠互容，互不可缺。目前中日经济融合现状如何、前景何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日经贸合作如何推进?日本企业走出去对中国企业有何借鉴?日本经济转型的又有何经验?围绕着这些话题，2018年3月27日下午，在北京杉园共识堂举办了一场名为“中日学者对话：中日经济问题”对话的论坛。

　　日本JETRO北京事务所长堂之上武夫 、日本经团联中国室长青山周、日中经济协会北京事务所长岩永正嗣、日本津上工作室社长津上俊哉以及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梁云祥教授、湘财证券创始人陈学荣教授、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张玉来副院长、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宋磊教授、社科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姜跃春所长参与了这次论坛，论坛由美中新视角基金会主席周志兴主持。

　　第一个环节为《中日经济融合现状及前景》，首先发言的是日本JETRO北京事务所长堂之上武夫，他说，日本目前已经是中国观光客最喜欢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日本的药妆，电子产品在中国消费者中口碑很高，原因不外乎两点——品质好，没有假货。目前中国也在进入老龄化，并且把如何应对老龄化作为一个重要课题，而作为一个老龄化国家，日本有着很多经验。中日可以在消费产品、老龄化产业等方面进行合作。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梁云祥教授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日经济的合作交往。他说，日本对中国的援助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40年来，中日贸易一直是密切的。但他认为中日经贸关系始终在“高位徘徊波动”，并表现出了“不平衡”的特点，数量上，日本依赖中国，但在质量上，中国依赖日本。人员往来上，中国去日本的人多，日本来中国的人少。梁教授认为，中日未来可以在人工智能、共享经济、还有服务业上加上合作往来，比如针对近些年中国频繁出现的“幼儿园虐童事件”，日本幼儿园是值得学习的。

　　著名企业家、湘财证券的创始人陈学荣教授针对的是日本的工艺品。他认为工艺传承仍在日本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成为日本文化游的重要一环。中国有1732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传承“工匠精神”，如何把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传统工艺会是中日交往中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向。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日经贸合作的推进》的环节中，社科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姜跃春所长从自己身边的日本朋友对“一带一路”的看法展开。他说，三年前和日本同行聊起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时候，日本同行基本都是“拍案而起”，不理解要搞这个做什么。大概从最近半年一年起，日本似乎对中国这些举措多了些理解。他提到了中日两国由于历史原因产生的“偏见”，比如一些日本人并不是反对一带一路，但是因为这个倡议是中国提出的，所以他们就不赞同。同样，这种偏见在中国也存在，比如有些中国人就受不了夸日本产品好、管理好。姜教授认为，尽管存在这这些偏见，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展开中日合作是有很多有利因素的：日本的加入，会降低我们可能面临的投融资风险，再有，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看到中国来势汹汹，也很担忧，不希望太依赖中国，日本的加入会减少他们的担忧。

　　紧接着，日本经团联中国室长青山周发言，他侧重中日“走出去”企业的不同。他说，目前中国有37000多家企业走出去，这个数字已经超过日本了。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企业也把大气、水、土壤等方面的问题带去了海外，这在国内外都引起了争议，他认为环境问题必须得到重视。此外，他还认为中国“走出去”企业比较单一，基本都是央企国企。这些方向，中日可以多加探讨。

　　第三节聚焦《日企走出去的经验对中国企业解决海外问题的参考》。日中经济协会北京事务所所长岩永正嗣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日本企业在国家建设中起的作用，另一个是日本走向海外的经验。他说，从上世纪60-70年代起，日企开始走出国门，但是并不是很顺利，典型的是70年代在泰国遭到了以学生为主体的人群的抵制。后来日本制定了《对外投资规则》，这个并不是政府由上而下制定的，而且通过民间推动建设的。在走出去过程中，日本会强调融入当地文化，雇佣当地员工，培训他们。还会建设学校，培训当地居民农业知识，另外还会建设配套的医院等设施。“融入当地社会，关心当地民众”——这是日本企业走出去的经验。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系宋磊教授认为，日本的成功并不是说他创造了多少贸易额度，而且它在80-90年代建立并输出的管理方式，这才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部分。并认为，“在国内”与“走出去”是不能完全分开的，很多走出去遇到的问题其实在国内就没有做好，在国内没有做好，走出去肯定也做不好。

　　在第四节《日本经济转型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上，南开大学张玉来老师发言，他说，2017年是日本制造业的丑闻之年，这些丑闻在中日社交媒体上被人津津乐道。他认为，丑闻的本质是日本制造业在转型。现在日本制造业越来越转向欧美了，越来越强调股东利益，原来的终身雇佣制也在转向崩溃。但这只是日本企业的一面。另一面，他们仍然拥有很高的利润，全世界的制造业大多掌握在日本手里。面对全球经济的浪潮，日本制造业仍然有很多“经”可以念，他们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金融危机”、“美日贸易战”等危机，面对复杂环境更有经验，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另外，中国企业不要一看到媒体上有日本丑闻就幸灾乐祸，我们要知道这是为什么，有时候只是标准变了而已。

　　最后一位发言的是日本津上工作室室长津上俊哉，他回顾了日本历来的产业政策，着重介绍了积极性产业调整政策。针对目前尘嚣甚上的“中美贸易战”，津上俊哉提到了当年的“美日贸易战”，但他强调，日本和美国的纠纷都在WTO成立以前，成立以后都纳入了WTO的谈判体系。

　　本次论坛由日本笹川日中友好基金、日本使馆和美中新视角基金会、钝角网联合主办。据悉，此次论坛也是为美中新视角基金会、钝角网即将在5月11-12日举办的“西太湖全球公司发展论坛”预热，届时会有更多国家、更多跨国公司参与进来。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中日经济交往以“改革开放”为起点，互惠互容，互不可缺。目前中日经济融合现状如何、前景何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日经贸合作如何推进?日本企业走出去对中国企业有何借鉴?日本经济转型的又有何经验?围绕着这些话题，2018年3月27日下午，在北京杉园共识堂举办了一场名为“中日学者对话：中日经济问题”对话的论坛。

　　日本JETRO北京事务所长堂之上武夫 、日本经团联中国室长青山周、日中经济协会北京事务所长岩永正嗣、日本津上工作室社长津上俊哉以及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梁云祥教授、湘财证券创始人陈学荣教授、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张玉来副院长、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宋磊教授、社科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姜跃春所长参与了这次论坛，论坛由美中新视角基金会主席周志兴主持。

　　第一个环节为《中日经济融合现状及前景》，首先发言的是日本JETRO北京事务所长堂之上武夫，他说，日本目前已经是中国观光客最喜欢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日本的药妆，电子产品在中国消费者中口碑很高，原因不外乎两点——品质好，没有假货。目前中国也在进入老龄化，并且把如何应对老龄化作为一个重要课题，而作为一个老龄化国家，日本有着很多经验。中日可以在消费产品、老龄化产业等方面进行合作。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梁云祥教授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日经济的合作交往。他说，日本对中国的援助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40年来，中日贸易一直是密切的。但他认为中日经贸关系始终在“高位徘徊波动”，并表现出了“不平衡”的特点，数量上，日本依赖中国，但在质量上，中国依赖日本。人员往来上，中国去日本的人多，日本来中国的人少。梁教授认为，中日未来可以在人工智能、共享经济、还有服务业上加上合作往来，比如针对近些年中国频繁出现的“幼儿园虐童事件”，日本幼儿园是值得学习的。

　　著名企业家、湘财证券的创始人陈学荣教授针对的是日本的工艺品。他认为工艺传承仍在日本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成为日本文化游的重要一环。中国有1732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传承“工匠精神”，如何把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传统工艺会是中日交往中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向。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日经贸合作的推进》的环节中，社科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姜跃春所长从自己身边的日本朋友对“一带一路”的看法展开。他说，三年前和日本同行聊起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时候，日本同行基本都是“拍案而起”，不理解要搞这个做什么。大概从最近半年一年起，日本似乎对中国这些举措多了些理解。他提到了中日两国由于历史原因产生的“偏见”，比如一些日本人并不是反对一带一路，但是因为这个倡议是中国提出的，所以他们就不赞同。同样，这种偏见在中国也存在，比如有些中国人就受不了夸日本产品好、管理好。姜教授认为，尽管存在这这些偏见，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展开中日合作是有很多有利因素的：日本的加入，会降低我们可能面临的投融资风险，再有，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看到中国来势汹汹，也很担忧，不希望太依赖中国，日本的加入会减少他们的担忧。

　　紧接着，日本经团联中国室长青山周发言，他侧重中日“走出去”企业的不同。他说，目前中国有37000多家企业走出去，这个数字已经超过日本了。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企业也把大气、水、土壤等方面的问题带去了海外，这在国内外都引起了争议，他认为环境问题必须得到重视。此外，他还认为中国“走出去”企业比较单一，基本都是央企国企。这些方向，中日可以多加探讨。

　　第三节聚焦《日企走出去的经验对中国企业解决海外问题的参考》。日中经济协会北京事务所所长岩永正嗣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日本企业在国家建设中起的作用，另一个是日本走向海外的经验。他说，从上世纪60-70年代起，日企开始走出国门，但是并不是很顺利，典型的是70年代在泰国遭到了以学生为主体的人群的抵制。后来日本制定了《对外投资规则》，这个并不是政府由上而下制定的，而且通过民间推动建设的。在走出去过程中，日本会强调融入当地文化，雇佣当地员工，培训他们。还会建设学校，培训当地居民农业知识，另外还会建设配套的医院等设施。“融入当地社会，关心当地民众”——这是日本企业走出去的经验。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系宋磊教授认为，日本的成功并不是说他创造了多少贸易额度，而且它在80-90年代建立并输出的管理方式，这才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部分。并认为，“在国内”与“走出去”是不能完全分开的，很多走出去遇到的问题其实在国内就没有做好，在国内没有做好，走出去肯定也做不好。

　　在第四节《日本经济转型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上，南开大学张玉来老师发言，他说，2017年是日本制造业的丑闻之年，这些丑闻在中日社交媒体上被人津津乐道。他认为，丑闻的本质是日本制造业在转型。现在日本制造业越来越转向欧美了，越来越强调股东利益，原来的终身雇佣制也在转向崩溃。但这只是日本企业的一面。另一面，他们仍然拥有很高的利润，全世界的制造业大多掌握在日本手里。面对全球经济的浪潮，日本制造业仍然有很多“经”可以念，他们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金融危机”、“美日贸易战”等危机，面对复杂环境更有经验，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另外，中国企业不要一看到媒体上有日本丑闻就幸灾乐祸，我们要知道这是为什么，有时候只是标准变了而已。

　　最后一位发言的是日本津上工作室室长津上俊哉，他回顾了日本历来的产业政策，着重介绍了积极性产业调整政策。针对目前尘嚣甚上的“中美贸易战”，津上俊哉提到了当年的“美日贸易战”，但他强调，日本和美国的纠纷都在WTO成立以前，成立以后都纳入了WTO的谈判体系。

　　本次论坛由日本笹川日中友好基金、日本使馆和美中新视角基金会、钝角网联合主办。据悉，此次论坛也是为美中新视角基金会、钝角网即将在5月11-12日举办的“西太湖全球公司发展论坛”预热，届时会有更多国家、更多跨国公司参与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