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美苏冷战的发生也是从经济领域的脱钩开始的

 　　本文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原题《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写在<经济漩涡：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出版之前》

　　一

　　历史研究的本质是对人类经验的考察和讨论，而不是对概念和理论的研究。《经济漩涡：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以下简称“本书”)一书的任务不是讨论国际关系的理论，更不曾想建立一种理论模式。作为一部实证性历史著作，笔者只是试图对国际史学界讨论的一个老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视角。这个老问题就是冷战的起源和发生，特别是苏联在其中的作用;这个新视角就是经济，特别是苏联的经济观念、经济政策以及美苏之间的经济关系。因此，本书关注的历史过程同以往没有区别，还是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发生的那些会议、事件、谈判、纷争和冲突，但观察的视角不同，就会发现不同的逻辑链条，产生不同的历史叙事，从而对战后美苏关系变化、冷战格局形成和展开提供一种新的解释框架。

　　本书的时间起点在1944年夏天，此时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布雷顿森林会议在美苏的共同努力下双双取得成功，为建立战后国际秩序奠定了基础。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倡导成立国际安全组织—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布雷顿森林会议倡导成立国际经济组织(亦称“经济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此后还将建立国际贸易组织)。美苏两国领导人和当时的政治精英们普遍认为，安全和经济这两个国际组织就像是承载世界前行的两个车轮，它们的组建和运转，将保障战后人类社会的稳定、繁荣和发展。然而，历史很快就证明，美苏关系和大国合作从此开始滑向下坡。根本的问题不在安全而在经济：安全的车轮(联合国)很快组建起来，虽然磕磕碰碰但总算开始运转，而经济的车轮(经济联合国)却未能按原计划组建和运转，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的国际经济组织，由于苏联及其集团缺席而无法成为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保障。经济不是决定一切的唯一因素，但确是一切决定的基础性因素，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冷战发生乃至展开过程中经济因素的考察。这也是本书论述的逻辑起点。

　　本书的时间终点在1947年夏秋，此时冷战格局在欧洲已经形成。这里涉及对冷战发生如何定义的问题。从冷战制度对抗的表现形式来讲，冷战的发生应该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是美苏双方(不是单方面)都放弃了战时大国合作的原则，而选择了对抗政策;第二是这种对抗不仅发生在美苏两国之间，而且是在以他们各自为首的两个政治集团之间。冷战格局的形成意味着战时大国合作结束，欧洲乃至世界开始分裂，进入两极时代。1947年3月美国提出杜鲁门主义，6月提出马歇尔计划，说明美国的冷战政策已经形成。1947年7月苏联断然拒绝马歇尔计划，9月成立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并提出世界已经划分为两大阵营的口号，说明苏联也采取了冷战对抗的政策。在此过程中，双方都逐步构建起自己的政治集团。而在此之前，尽管美苏之间关系已经恶化，甚至发生了冲突，尽管美国已经制定了对苏“遏制”战略，但都不符合上述两个条件，因此不能说冷战已经形成。值得注意的是，1945年12月苏联没有按照约定宣布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开始产生对苏联拒绝国际合作的战略疑虑;1947年7月莫斯科及其准卫星国拒绝加入马歇尔计划，表明苏联已经决心与美国和西方世界做彻底切割。美苏合作关系的这两次破裂都发生在经济领域，应该不是偶然的。说到底，战后世界的分裂首先在于未能建立起一体化的国际经济组织，美苏关系陷入了经济漩涡，而不是安全困境。所以，冷战发生的根本原因不是安全问题，而是经济问题。这也是本书论述的逻辑终点。

　　正是由于冷战发生的最深层、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经济体系—其实冷战发生后美苏的对抗也首先体现在经济领域，本书重点讨论的是冷战中的经济战(EconomicWarfare)，或曰经济冷战(EconomicColdWar，ColdEconomicWarfare)。当然，主要侧重在苏联方面—这是冷战史新研究的特征之一。

　　二

　　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R.Popper]很早就说过：“不可能有这样的历史—‘真实发生的过去’(thepastasitactuallyhappened);只能有对历史的各种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终极的;每一代人都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他们不仅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而且有义务这样做，因为的确有一种寻求答案的迫切需要。”

　　以往史学界对于冷战、冷战起源和冷战发生的研究，大体上局限于国际政治体系的范围内，而安全结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是这一体系的基本范畴。国际政治体系对于冷战史研究无疑是十分重要、十分必要的，数十年来冷战史学家正是在这一理论体系的运用中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笔者在研究中感到，如果仅限于安全结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范畴，似乎有很多问题是无法解释清楚的。比如，在美苏形成冷战对抗的格局前，彼此都没有构成对对方的安全威胁;双方都没有感受到来自对方的“军事威胁”，“不安全感”不过是意识形态偏见带来的幻觉，而非现实。所谓陷入“安全困境”主要是第一次柏林危机(特别是朝鲜战争)以后的事情，如何用安全结构或安全观念来解释冷战的形成?又比如，就冷战起源而言，美苏意识形态的对立无疑是最根源性的，但在考察冷战发生时，情况就未必如此了。在苏南冲突出现之前，斯大林并没有在其势力范围内宣扬和推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甚至有些美国决策者也看到了这一点，那么如何用意识形态来描述冷战的发生?再比如，在冷战爆发前美苏并没有地缘政治的交集，双方分别从中国和朝鲜半岛撤军甚至表明他们尽力避免这样的交集，如果本书对历史的考察可以证明伊朗危机的根源和本质是苏联对石油资源的诉求(不是占领或分割伊朗领土)，而美苏对德占领政策分歧的实质是战后赔偿问题(不是永久性地分别占领德国)，又如何用地缘政治来说明冷战的开始?所以，只在国际政治体系内讨论冷战起源尤其是冷战发生的问题显然是不够的，这里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经济。

　　与国际政治体系相对应，笔者在考察和解释冷战起源、冷战发生以及国际关系的深层因素时，借用了关于世界经济体系(World-EconomySystem)或现代世界体系(ModernWorld-System)的概念，尽管这一概念创始人沃勒斯坦(I.M.Wallerstein)的一些观点和结论笔者难以认同。沃勒斯坦指出，“世界体系分析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个理论”，而这种分析方法认定，“人类共同活动的三个领域—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或社会文化的领域—不是独立的社会活动领域，它们没有独自的‘逻辑’。更重要的是，它们的约束、决定、准则和‘合理性’的相互结合是那样的紧密，以致没有任何有用的研究方式可以按照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分类把‘这些因素’分开，或仅仅讨论可变的一种领域就能不断地、绝对地领会其他两种领域。”因此，引入世界经济体系当然不是替代国际政治体系，而只是增加了一个观察历史的视角。不过也需要指出，经济观察与政治观察和社会观察并不是平行并列的。所谓现代世界体系，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行了最严谨、最科学的研究。把近代以来的人类历史放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进行考察，实际上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资本主义历史的方法，他们认为：“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他们还特别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笔者完全认同这种研究方法，考察冷战起源、冷战发生乃至冷战结束的历史过程，不能离开“经济学”的研究，甚至可能首先需要从“经济学”的视角开始。

　　三

　　如果从经济的角度观察，人们就会发现，战后美苏关系实际上是极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性不是表现为政治影响力，而是表现为经济实力。以往把战后初期的苏联看作另一个“超级大国”，可能是一种错误认知。如果仅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看，或许可以这样说，但是如果从美苏经济实力差距和经济关系特征的角度观察，必然导致对过去思维定式的怀疑。在经济成就、科技创新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整体经济和军事能力等方面，苏联与美国之间差距如此之大，以至于根本无法将二者放在同一个天平上衡量，战后初期尤其如此。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其他，决定了战后斯大林的战略考量：在安全战略上，苏联不可能主动向美国挑战，而在经济战略上，苏联需要与美国继续合作。美国也是因为经济实力超强才会拥有沃勒斯坦所说的霸权(hegemonic)地位，或如莱夫勒(M.P.Leffler)所说的“权力优势”(preponderanceofpower)。如同英语作为国际语言表明了大英帝国曾经的世界霸权地位，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也显示了美国现实的世界霸权地位。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美国在战略上提出了由美元主导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策略上则把美元贷款作为撬动对苏政治和外交的经济杠杆。而苏联对战后与美国经济合作的实际运作开始产生犹疑和不满，也恰恰首先反应在这两个问题上。

　　如果加入经济因素的考量，人们还会发现，从“二战”结束到战后初期，冷战的发生过程大致在两个领域展开：国际政治领域和世界经济领域。前者表现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安排及美苏势力范围的划分，后者表现为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重组及其与苏联的关系。从国际政治体系看，战时同盟在双方认同的“雅尔塔体系”中得以延伸，美苏在安全关切和霸权目标上的矛盾完全有可能在“大国合作”机制中得以缓解，从而避免走向冲突。从世界经济体系看，美苏经济体制之间的本质性差异，只有在两国建立战略互信且认同国际经济秩序统一的游戏规则的条件下才能逐渐弥合。苏联对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虽感到有利可图，但也心存疑虑。在美苏关系不断恶化的情况下，苏联首先放弃了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会，进而断然拒绝参与欧洲经济援助计划，使得战时的美苏经济合作关系无法在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中延续下去。所以，作为冷战本质的制度对抗首先是在经济领域显化的，冷战的发生也是从经济领域的脱钩开始的。当苏联拒绝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时，雅尔塔体系的经济基础实际上已经开始动摇;当苏联和东欧拒绝加入马歇尔计划、决心与西方世界做彻底的经济切割时，冷战便发生了。

　　四

　　严格地讲，本书重点研究的是“冷战的发生”(BeginningoftheColdWar)，而非“冷战的起源”(OriginsoftheColdWar)。这是两个紧密相连但关注点不同的问题，冷战起源讨论的是冷战这一历史现象的本质属性及其发生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而冷战发生讨论的是冷战这一战后国际格局具体产生的机制和过程(“如何开始”、“为什么这样开始”)。以往史学界在“冷战起源”的问题上长期争论不休，众说纷纭，至少部分的原因在于没有把这两个问题区分开来。实际上，对于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中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来说，这里的确存在一个理论设想与现实历史过程之间的差别问题。从理论上讲，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必将埋葬和替代资本主义，因此他们之间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但在现实历史过程中，情况却复杂得多。

　　作为具有特定内涵的20世纪的冷战，是以美苏两国为代表的两种社会制度、经济模式及其意识形态的竞争和对抗。这种非战争形态的对抗是全方位的，双方都企图引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并获得实际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利益，进而谋取世界霸权。对于冷战的性质和特征，国际学界大体上是有共识的，而这种认知必然将冷战的起源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因为正是十月革命的爆发和胜利，在现实中提出了社会主义体系向资本主义体系挑战的问题，提出了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1848年宣布：共产党人的理论就是“消灭私有制”，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这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1917年现身了。用列宁的话说，“俄国革命实质上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总演习”。作为世界革命的总导演，列宁和俄共(布)于1919年组建了共产国际。托洛茨基起草的共产国际宣言称：共产国际的目标就是“促使并加速共产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国际共产党的任务就在于推翻资产阶级的世界秩序，并代之以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厦”。追根寻源，把冷战的起源与十月革命和苏俄政权联系在一起，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把冷战的发生过程也简单地归结于此，而无视历史发展变化的复杂性和偶然性因素，则无疑是背离了历史研究的实证方法。

　　十月革命爆发五周年之际，世界革命和苏俄政权本身都陷入了危机。列宁期待的欧洲革命不仅没有形成高潮，反而消退下去。随着1918年德国基尔水兵起义、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革命和1920年苏俄红军进攻波兰相继失败，作为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直接冲击和“替代性选择”的世界革命不得不偃旗息鼓。1922年的热那亚会议(及随后的海牙会议)是苏俄作为世界秩序的反叛者参加的第一次国际经济会议，列宁那句名言—“我们不是以共产党人的身分，而是以商人的身分去热那亚的”—充分表明现实主义的俄国共产党人准备在一段不确定的时间内放弃以推翻旧世界为目标的世界革命方针。尽管英国试图重新将俄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愿望未能实现，但作为热那亚会议的唯一成果，俄国与德国签署的拉巴洛条约说明，两种制度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已经暂告结束。同样，苏俄虽然在海牙会议拒绝了各国关于对被国有化的外国企业进行赔偿的要求，但答应在获得贷款后可以考虑偿还外债，说明布尔什维克正在准备有条件地接受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游戏规则”。不久以后，共产国际便从世界革命的大本营转变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共产国际发动的“东方革命”(包括中国革命)也主要是为了保障苏联这座“孤岛”在资本主义“海洋”包围中的生存和安全。而苏联国家本身则开始与它宣称要推翻的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和平共处”时期。

　　与此同时，苏俄国内政策的变化也是巨大的。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布尔什维克党实施了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各项经济措施：全面国有化，消灭货币和商业，推进农村的“十月革命”，倡导公社化。在政治制度方面，则取缔立宪会议，实行一党专制。国内战争的爆发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苏俄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进程。然而，这一系列“战时共产主义”的激进措施遭遇到民众的强烈反对。全国各地的农民暴动，特别是作为十月革命主力部队的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让列宁意识到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合法性已经面临全面危机。于是，作为战略性退却，“新经济政策”应运而生。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市场发挥作用，运用商业原则调节城乡关系，鼓励人们发家致富，这一切都是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理念背道而驰的。但列宁认为，在经济发展还十分落后的俄国，必须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因为“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道路、方法和方式”。他在去世前甚至认为，合作社和国家资本主义“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其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实际上，这种对内政策的逻辑延伸恰恰形成了新的对外政策，列宁似乎试图建构一种新的适应于欠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政策体系，而这种“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内的。可惜，因重病缠身、过早去世，列宁未能如愿。

　　斯大林能够战胜其他所有政治局委员而成为列宁的接班人，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至少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斯大林在1924年提出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虽然背离了在世界革命共同胜利中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但却符合俄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实际条件，为坚定苏联社会及民众的社会主义理想和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正是在这一国家建构和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基础上，斯大林为了保障苏联的国家安全，要求各国共产党必须支持苏联、援助苏联、保卫苏联，一切服从苏联的利益—被宣布为“国际无产阶级利益”的体现。为此，苏联今天可以参加英法抵制法西斯德国的“集体安全”谈判，明天可以与希特勒德国签订瓜分势力范围的秘密条约，后天又可以与英美结成同盟反抗法西斯轴心国，总之一切以苏联的现实政治和安全利益为核心，世界革命不过是临时借用的策略工具而已。其二，斯大林通过取消“新经济政策”，强力实现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为苏联解决了一个列宁尚未及解决的社会主义制度创设的难题：在世界革命推迟的条件下，如何将“国家资本主义的俄国”转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即在制度形态上确立一个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资本主义国家性质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当时，其他反对派领导人都没有能够找到一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念又可供实施的“社会主义”方案，他们或者超越现实提出更加激进的“不断革命”论，如托洛茨基，或者趋向“保守”主张长期停留在“新经济政策”的“退却”阶段，如布哈林。而只有斯大林坚持的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既应和了十月革命提出的历史命题，又为苏维埃政权提供了合法性依据。更重要的是，命运之神也在眷顾斯大林。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期间(1928—1932年)，恰好赶上西方的经济大萧条。这样，苏联不仅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获得了大量西方的资金、设备和技术，而且充分向外部世界显示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再有，斯大林创造的经济模式虽然造就了工业化奇迹，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普遍的社会恐慌、畸形的经济发展和低下的生活水平。然而，1930年代紧张的国际局势掩盖了这一切，斯大林的经济模式本质上又回到了“战时共产主义”，而这种模式的优势—国家高效分配资源、集中力量解决优先选项等，恰恰在战争的环境中可以得到充分体现。这些历史偶然性的结果，无疑大大增强了斯大林和苏共政权对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信心。这就是斯大林最后决心与世界经济体系切割、与美国进行全面对抗的动力和依据。

　　五

　　本书讨论“冷战发生”的命题时，实际上提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苏德战争爆发以来，在苏联与美国，或者说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与美国和西方的资本主义体制之间，是否存在和平共处的“机会”?如果存在，那么这种“机会”又是如何失去的?通过上述对于苏联国际战略方针变化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形成的简要历史回顾，大致可以看出，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复杂的。对于冷战起源的一般性描述并不能替代对冷战发生过程的具体分析。冷战的发生是世界主要矛盾以及美苏之间各种矛盾变化合力的结果，也是冷战的根源性深层因素显性化、具体化的过程。从冷战根源性因素的激活到冷战行为的实际发生，其间还需要一系列连接性环节的助力。那么，这些“助力”究竟是什么?实际上，冷战史学者之间的分歧，很多就表现在对战后美苏相互关系变化的动力和原因、美苏各自政策的取向和目标等具体问题的看法或判断不同。因此，回答“机会”是否存在和如何失去的问题，需要从对冷战起源的宏观研究进入更为细致的对冷战发生过程的微观研究。本书所作的就是这样一种努力。

　　从国际政治体系看，战时反法西斯同盟给苏联带来了巨大的战略利益，借助美国的援助与合作，苏联不仅战胜了德国，而且出兵东欧和亚洲，扩大了版图，建立了势力范围，斯大林战前实施的以苏联国家安全为核心的对外战略得以成功并继续。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斯大林宣布解散作为世界革命大本营的共产国际;要求法国和意大利等西欧共产党放弃武装，加入政府;敦促东欧国家在议会选举基础上建立多党制“联合政府”;对中国革命和希腊革命态度冷淡，静观其变。所有这些都表明苏联没有破坏现存国际政治秩序的意图，反而在雅尔塔体系中安享其安全和地缘政治的成果。这就是战后美苏继续合作、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存的国际政治基础。

　　然而从世界经济体系看，则事情存在着两面性。一方面，斯大林对美苏之间经济实力的巨大差距看得十分清楚，战后苏联经济重建需要得到美国的帮助，而参加布雷顿森林体系正是获取国际贷款的重要渠道。1944年苏联代表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文件上签字，以及1945年12月27日前苏联各部门关于加入国际经济组织的论证报告，都可以说明这一点。这就是苏联实现战后美苏经济合作以及考虑进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动力。另一方面，斯大林已经在苏联建立起将“替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而且对此充满信心。因此，对于美国设计的战后国际经济体系，斯大林认为那只是为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能出现的危机问题而设计的，除非有巨大利益可图，苏联没有参与的必要性。斯大林最担心的是，因为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危及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最终危及政治体制和国家权力。这种对美国设计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疑虑正是斯大林最后决定与美国经济脱钩的内在动因。由于这种对美国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发自内心的不信任，斯大林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构建过程中美国的行为非常敏感，不愿轻易妥协和让步。1946年(冷战发生前)启动的以巩固计划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第四个五年计划，以及苏联对美国拒绝贷款和在德国赔偿问题上不合作的激烈反应，就很说明问题，这也是苏联最终未能进入国际经济体系的最根本和最主要的原因。

　　综合观察，战后美苏继续合作(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的可能性是有的，两种不同社会体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之间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就是说“机会”是存在的。很多学者否认“机会”的存在，认为冷战是历史的必然结果，甚至有人提出“没有斯大林就没有冷战”。笔者对此不能苟同。其实历史存在很多偶然性。如果苏联在3-c条款谈判中早一些接受美国提出的利率，无疑就可以得到租借贷款，也就排除了战后取得信用贷款甚至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障碍;如果罗斯福的健康状况允许他完成第四届总统任期，哪怕再给他几个月的时间，从当时的情况看，苏联在雅尔塔会议后不久得到美国贷款并加入国际经济组织是完全现实的;如果苏联在1947年3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前或在会议期间及时在德国赔偿问题上做出妥协，马歇尔很可能就不会提出援助欧洲计划，至少会因为要承担分裂德国的责任而犹豫。这种“如果”还可以举出很多，而正是无数“偶然性”的合成，造成了历史的“必然结果”。所以，冷战的发生也是偶然的。说到历史的必然性，那么必须看到，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一个半世纪以来，无论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还在继续变化，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的选择。既然如此，那么在战后越来越凸显的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趋势引导下，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难道不是反映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

　　事实上，通往冷战的每一步都有回转的机会和可能，但美苏走到最后一步还是掉入了冷战的深渊。那么，“机会”是如何失去的?笔者不赞成冷战史学者过多地讨论所谓“冷战责任”的问题，这多少会使研究者落入意识形态的陷阱。现在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冷战的形成是一个螺旋上升的互动过程，但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这个互动过程的具体表现，历史研究的责任在于说明冷战究竟是怎样发生的，美苏双方决策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会造成如此的结果，而不是简单地“各打五十大板”。研究表明，从租借谈判到贷款之争，从凯南长电报、丘吉尔铁幕演说，到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提出，几乎每一步都是美国的政策首先发生了变化，是美国主动改变了对苏政策，而不是相反。苏联的一系列行为尽管是不合理或不道德的，如东欧的选举问题、伊朗的石油问题、德国的赔偿问题等，但这些做法都不是针对美国的，也没有伤害美国的意图。就外交方针和经济政策变化的因果关系而言，美国对苏外交方针趋向强硬是全面改变经济政策的前提，而苏联整体转变对美外交方针则是在经济政策上对美国彻底失望的结果，二者正好相反。因此，从冷战发生的进程看，开启“发动机”的无疑是美国。然而，苏联并不是无辜的。一方面，人们常说美国“误解”了苏联的动机，这里当然存在美国决策者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因素，但是在很多情况下，难道不是莫斯科的不当或过激行为引发了“误解”，并为华盛顿提供了改变政策、动员舆论的把柄和证据?伊朗危机就是最典型的案例。另一方面，苏联在应对美国政策时也存在问题，其策略的结果往往不是“刹车”而是“加油”，不是缓和关系而是激化矛盾。苏联后期对德国统一赔偿计划的处置，对关于援助欧洲计划的巴黎会谈的反应，都是这方面的案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冷战发生的“互动”过程。

　　作者简介：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本文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原题《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写在<经济漩涡：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出版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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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研究的本质是对人类经验的考察和讨论，而不是对概念和理论的研究。《经济漩涡：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以下简称“本书”)一书的任务不是讨论国际关系的理论，更不曾想建立一种理论模式。作为一部实证性历史著作，笔者只是试图对国际史学界讨论的一个老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视角。这个老问题就是冷战的起源和发生，特别是苏联在其中的作用;这个新视角就是经济，特别是苏联的经济观念、经济政策以及美苏之间的经济关系。因此，本书关注的历史过程同以往没有区别，还是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发生的那些会议、事件、谈判、纷争和冲突，但观察的视角不同，就会发现不同的逻辑链条，产生不同的历史叙事，从而对战后美苏关系变化、冷战格局形成和展开提供一种新的解释框架。

　　本书的时间起点在1944年夏天，此时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布雷顿森林会议在美苏的共同努力下双双取得成功，为建立战后国际秩序奠定了基础。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倡导成立国际安全组织—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布雷顿森林会议倡导成立国际经济组织(亦称“经济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此后还将建立国际贸易组织)。美苏两国领导人和当时的政治精英们普遍认为，安全和经济这两个国际组织就像是承载世界前行的两个车轮，它们的组建和运转，将保障战后人类社会的稳定、繁荣和发展。然而，历史很快就证明，美苏关系和大国合作从此开始滑向下坡。根本的问题不在安全而在经济：安全的车轮(联合国)很快组建起来，虽然磕磕碰碰但总算开始运转，而经济的车轮(经济联合国)却未能按原计划组建和运转，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的国际经济组织，由于苏联及其集团缺席而无法成为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保障。经济不是决定一切的唯一因素，但确是一切决定的基础性因素，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冷战发生乃至展开过程中经济因素的考察。这也是本书论述的逻辑起点。

　　本书的时间终点在1947年夏秋，此时冷战格局在欧洲已经形成。这里涉及对冷战发生如何定义的问题。从冷战制度对抗的表现形式来讲，冷战的发生应该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是美苏双方(不是单方面)都放弃了战时大国合作的原则，而选择了对抗政策;第二是这种对抗不仅发生在美苏两国之间，而且是在以他们各自为首的两个政治集团之间。冷战格局的形成意味着战时大国合作结束，欧洲乃至世界开始分裂，进入两极时代。1947年3月美国提出杜鲁门主义，6月提出马歇尔计划，说明美国的冷战政策已经形成。1947年7月苏联断然拒绝马歇尔计划，9月成立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并提出世界已经划分为两大阵营的口号，说明苏联也采取了冷战对抗的政策。在此过程中，双方都逐步构建起自己的政治集团。而在此之前，尽管美苏之间关系已经恶化，甚至发生了冲突，尽管美国已经制定了对苏“遏制”战略，但都不符合上述两个条件，因此不能说冷战已经形成。值得注意的是，1945年12月苏联没有按照约定宣布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开始产生对苏联拒绝国际合作的战略疑虑;1947年7月莫斯科及其准卫星国拒绝加入马歇尔计划，表明苏联已经决心与美国和西方世界做彻底切割。美苏合作关系的这两次破裂都发生在经济领域，应该不是偶然的。说到底，战后世界的分裂首先在于未能建立起一体化的国际经济组织，美苏关系陷入了经济漩涡，而不是安全困境。所以，冷战发生的根本原因不是安全问题，而是经济问题。这也是本书论述的逻辑终点。

　　正是由于冷战发生的最深层、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经济体系—其实冷战发生后美苏的对抗也首先体现在经济领域，本书重点讨论的是冷战中的经济战(EconomicWarfare)，或曰经济冷战(EconomicColdWar，ColdEconomicWarfare)。当然，主要侧重在苏联方面—这是冷战史新研究的特征之一。

　　二

　　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R.Popper]很早就说过：“不可能有这样的历史—‘真实发生的过去’(thepastasitactuallyhappened);只能有对历史的各种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终极的;每一代人都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他们不仅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而且有义务这样做，因为的确有一种寻求答案的迫切需要。”

　　以往史学界对于冷战、冷战起源和冷战发生的研究，大体上局限于国际政治体系的范围内，而安全结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是这一体系的基本范畴。国际政治体系对于冷战史研究无疑是十分重要、十分必要的，数十年来冷战史学家正是在这一理论体系的运用中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笔者在研究中感到，如果仅限于安全结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范畴，似乎有很多问题是无法解释清楚的。比如，在美苏形成冷战对抗的格局前，彼此都没有构成对对方的安全威胁;双方都没有感受到来自对方的“军事威胁”，“不安全感”不过是意识形态偏见带来的幻觉，而非现实。所谓陷入“安全困境”主要是第一次柏林危机(特别是朝鲜战争)以后的事情，如何用安全结构或安全观念来解释冷战的形成?又比如，就冷战起源而言，美苏意识形态的对立无疑是最根源性的，但在考察冷战发生时，情况就未必如此了。在苏南冲突出现之前，斯大林并没有在其势力范围内宣扬和推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甚至有些美国决策者也看到了这一点，那么如何用意识形态来描述冷战的发生?再比如，在冷战爆发前美苏并没有地缘政治的交集，双方分别从中国和朝鲜半岛撤军甚至表明他们尽力避免这样的交集，如果本书对历史的考察可以证明伊朗危机的根源和本质是苏联对石油资源的诉求(不是占领或分割伊朗领土)，而美苏对德占领政策分歧的实质是战后赔偿问题(不是永久性地分别占领德国)，又如何用地缘政治来说明冷战的开始?所以，只在国际政治体系内讨论冷战起源尤其是冷战发生的问题显然是不够的，这里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经济。

　　与国际政治体系相对应，笔者在考察和解释冷战起源、冷战发生以及国际关系的深层因素时，借用了关于世界经济体系(World-EconomySystem)或现代世界体系(ModernWorld-System)的概念，尽管这一概念创始人沃勒斯坦(I.M.Wallerstein)的一些观点和结论笔者难以认同。沃勒斯坦指出，“世界体系分析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个理论”，而这种分析方法认定，“人类共同活动的三个领域—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或社会文化的领域—不是独立的社会活动领域，它们没有独自的‘逻辑’。更重要的是，它们的约束、决定、准则和‘合理性’的相互结合是那样的紧密，以致没有任何有用的研究方式可以按照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分类把‘这些因素’分开，或仅仅讨论可变的一种领域就能不断地、绝对地领会其他两种领域。”因此，引入世界经济体系当然不是替代国际政治体系，而只是增加了一个观察历史的视角。不过也需要指出，经济观察与政治观察和社会观察并不是平行并列的。所谓现代世界体系，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行了最严谨、最科学的研究。把近代以来的人类历史放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进行考察，实际上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资本主义历史的方法，他们认为：“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他们还特别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笔者完全认同这种研究方法，考察冷战起源、冷战发生乃至冷战结束的历史过程，不能离开“经济学”的研究，甚至可能首先需要从“经济学”的视角开始。

　　三

　　如果从经济的角度观察，人们就会发现，战后美苏关系实际上是极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性不是表现为政治影响力，而是表现为经济实力。以往把战后初期的苏联看作另一个“超级大国”，可能是一种错误认知。如果仅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看，或许可以这样说，但是如果从美苏经济实力差距和经济关系特征的角度观察，必然导致对过去思维定式的怀疑。在经济成就、科技创新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整体经济和军事能力等方面，苏联与美国之间差距如此之大，以至于根本无法将二者放在同一个天平上衡量，战后初期尤其如此。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其他，决定了战后斯大林的战略考量：在安全战略上，苏联不可能主动向美国挑战，而在经济战略上，苏联需要与美国继续合作。美国也是因为经济实力超强才会拥有沃勒斯坦所说的霸权(hegemonic)地位，或如莱夫勒(M.P.Leffler)所说的“权力优势”(preponderanceofpower)。如同英语作为国际语言表明了大英帝国曾经的世界霸权地位，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也显示了美国现实的世界霸权地位。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美国在战略上提出了由美元主导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策略上则把美元贷款作为撬动对苏政治和外交的经济杠杆。而苏联对战后与美国经济合作的实际运作开始产生犹疑和不满，也恰恰首先反应在这两个问题上。

　　如果加入经济因素的考量，人们还会发现，从“二战”结束到战后初期，冷战的发生过程大致在两个领域展开：国际政治领域和世界经济领域。前者表现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安排及美苏势力范围的划分，后者表现为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重组及其与苏联的关系。从国际政治体系看，战时同盟在双方认同的“雅尔塔体系”中得以延伸，美苏在安全关切和霸权目标上的矛盾完全有可能在“大国合作”机制中得以缓解，从而避免走向冲突。从世界经济体系看，美苏经济体制之间的本质性差异，只有在两国建立战略互信且认同国际经济秩序统一的游戏规则的条件下才能逐渐弥合。苏联对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虽感到有利可图，但也心存疑虑。在美苏关系不断恶化的情况下，苏联首先放弃了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会，进而断然拒绝参与欧洲经济援助计划，使得战时的美苏经济合作关系无法在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中延续下去。所以，作为冷战本质的制度对抗首先是在经济领域显化的，冷战的发生也是从经济领域的脱钩开始的。当苏联拒绝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时，雅尔塔体系的经济基础实际上已经开始动摇;当苏联和东欧拒绝加入马歇尔计划、决心与西方世界做彻底的经济切割时，冷战便发生了。

　　四

　　严格地讲，本书重点研究的是“冷战的发生”(BeginningoftheColdWar)，而非“冷战的起源”(OriginsoftheColdWar)。这是两个紧密相连但关注点不同的问题，冷战起源讨论的是冷战这一历史现象的本质属性及其发生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而冷战发生讨论的是冷战这一战后国际格局具体产生的机制和过程(“如何开始”、“为什么这样开始”)。以往史学界在“冷战起源”的问题上长期争论不休，众说纷纭，至少部分的原因在于没有把这两个问题区分开来。实际上，对于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中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来说，这里的确存在一个理论设想与现实历史过程之间的差别问题。从理论上讲，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必将埋葬和替代资本主义，因此他们之间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但在现实历史过程中，情况却复杂得多。

　　作为具有特定内涵的20世纪的冷战，是以美苏两国为代表的两种社会制度、经济模式及其意识形态的竞争和对抗。这种非战争形态的对抗是全方位的，双方都企图引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并获得实际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利益，进而谋取世界霸权。对于冷战的性质和特征，国际学界大体上是有共识的，而这种认知必然将冷战的起源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因为正是十月革命的爆发和胜利，在现实中提出了社会主义体系向资本主义体系挑战的问题，提出了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1848年宣布：共产党人的理论就是“消灭私有制”，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这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1917年现身了。用列宁的话说，“俄国革命实质上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总演习”。作为世界革命的总导演，列宁和俄共(布)于1919年组建了共产国际。托洛茨基起草的共产国际宣言称：共产国际的目标就是“促使并加速共产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国际共产党的任务就在于推翻资产阶级的世界秩序，并代之以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厦”。追根寻源，把冷战的起源与十月革命和苏俄政权联系在一起，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把冷战的发生过程也简单地归结于此，而无视历史发展变化的复杂性和偶然性因素，则无疑是背离了历史研究的实证方法。

　　十月革命爆发五周年之际，世界革命和苏俄政权本身都陷入了危机。列宁期待的欧洲革命不仅没有形成高潮，反而消退下去。随着1918年德国基尔水兵起义、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革命和1920年苏俄红军进攻波兰相继失败，作为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直接冲击和“替代性选择”的世界革命不得不偃旗息鼓。1922年的热那亚会议(及随后的海牙会议)是苏俄作为世界秩序的反叛者参加的第一次国际经济会议，列宁那句名言—“我们不是以共产党人的身分，而是以商人的身分去热那亚的”—充分表明现实主义的俄国共产党人准备在一段不确定的时间内放弃以推翻旧世界为目标的世界革命方针。尽管英国试图重新将俄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愿望未能实现，但作为热那亚会议的唯一成果，俄国与德国签署的拉巴洛条约说明，两种制度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已经暂告结束。同样，苏俄虽然在海牙会议拒绝了各国关于对被国有化的外国企业进行赔偿的要求，但答应在获得贷款后可以考虑偿还外债，说明布尔什维克正在准备有条件地接受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游戏规则”。不久以后，共产国际便从世界革命的大本营转变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共产国际发动的“东方革命”(包括中国革命)也主要是为了保障苏联这座“孤岛”在资本主义“海洋”包围中的生存和安全。而苏联国家本身则开始与它宣称要推翻的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和平共处”时期。

　　与此同时，苏俄国内政策的变化也是巨大的。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布尔什维克党实施了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各项经济措施：全面国有化，消灭货币和商业，推进农村的“十月革命”，倡导公社化。在政治制度方面，则取缔立宪会议，实行一党专制。国内战争的爆发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苏俄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进程。然而，这一系列“战时共产主义”的激进措施遭遇到民众的强烈反对。全国各地的农民暴动，特别是作为十月革命主力部队的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让列宁意识到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合法性已经面临全面危机。于是，作为战略性退却，“新经济政策”应运而生。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市场发挥作用，运用商业原则调节城乡关系，鼓励人们发家致富，这一切都是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理念背道而驰的。但列宁认为，在经济发展还十分落后的俄国，必须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因为“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道路、方法和方式”。他在去世前甚至认为，合作社和国家资本主义“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其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实际上，这种对内政策的逻辑延伸恰恰形成了新的对外政策，列宁似乎试图建构一种新的适应于欠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政策体系，而这种“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内的。可惜，因重病缠身、过早去世，列宁未能如愿。

　　斯大林能够战胜其他所有政治局委员而成为列宁的接班人，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至少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斯大林在1924年提出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虽然背离了在世界革命共同胜利中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但却符合俄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实际条件，为坚定苏联社会及民众的社会主义理想和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正是在这一国家建构和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基础上，斯大林为了保障苏联的国家安全，要求各国共产党必须支持苏联、援助苏联、保卫苏联，一切服从苏联的利益—被宣布为“国际无产阶级利益”的体现。为此，苏联今天可以参加英法抵制法西斯德国的“集体安全”谈判，明天可以与希特勒德国签订瓜分势力范围的秘密条约，后天又可以与英美结成同盟反抗法西斯轴心国，总之一切以苏联的现实政治和安全利益为核心，世界革命不过是临时借用的策略工具而已。其二，斯大林通过取消“新经济政策”，强力实现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为苏联解决了一个列宁尚未及解决的社会主义制度创设的难题：在世界革命推迟的条件下，如何将“国家资本主义的俄国”转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即在制度形态上确立一个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资本主义国家性质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当时，其他反对派领导人都没有能够找到一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念又可供实施的“社会主义”方案，他们或者超越现实提出更加激进的“不断革命”论，如托洛茨基，或者趋向“保守”主张长期停留在“新经济政策”的“退却”阶段，如布哈林。而只有斯大林坚持的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既应和了十月革命提出的历史命题，又为苏维埃政权提供了合法性依据。更重要的是，命运之神也在眷顾斯大林。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期间(1928—1932年)，恰好赶上西方的经济大萧条。这样，苏联不仅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获得了大量西方的资金、设备和技术，而且充分向外部世界显示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再有，斯大林创造的经济模式虽然造就了工业化奇迹，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普遍的社会恐慌、畸形的经济发展和低下的生活水平。然而，1930年代紧张的国际局势掩盖了这一切，斯大林的经济模式本质上又回到了“战时共产主义”，而这种模式的优势—国家高效分配资源、集中力量解决优先选项等，恰恰在战争的环境中可以得到充分体现。这些历史偶然性的结果，无疑大大增强了斯大林和苏共政权对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信心。这就是斯大林最后决心与世界经济体系切割、与美国进行全面对抗的动力和依据。

　　五

　　本书讨论“冷战发生”的命题时，实际上提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苏德战争爆发以来，在苏联与美国，或者说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与美国和西方的资本主义体制之间，是否存在和平共处的“机会”?如果存在，那么这种“机会”又是如何失去的?通过上述对于苏联国际战略方针变化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形成的简要历史回顾，大致可以看出，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复杂的。对于冷战起源的一般性描述并不能替代对冷战发生过程的具体分析。冷战的发生是世界主要矛盾以及美苏之间各种矛盾变化合力的结果，也是冷战的根源性深层因素显性化、具体化的过程。从冷战根源性因素的激活到冷战行为的实际发生，其间还需要一系列连接性环节的助力。那么，这些“助力”究竟是什么?实际上，冷战史学者之间的分歧，很多就表现在对战后美苏相互关系变化的动力和原因、美苏各自政策的取向和目标等具体问题的看法或判断不同。因此，回答“机会”是否存在和如何失去的问题，需要从对冷战起源的宏观研究进入更为细致的对冷战发生过程的微观研究。本书所作的就是这样一种努力。

　　从国际政治体系看，战时反法西斯同盟给苏联带来了巨大的战略利益，借助美国的援助与合作，苏联不仅战胜了德国，而且出兵东欧和亚洲，扩大了版图，建立了势力范围，斯大林战前实施的以苏联国家安全为核心的对外战略得以成功并继续。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斯大林宣布解散作为世界革命大本营的共产国际;要求法国和意大利等西欧共产党放弃武装，加入政府;敦促东欧国家在议会选举基础上建立多党制“联合政府”;对中国革命和希腊革命态度冷淡，静观其变。所有这些都表明苏联没有破坏现存国际政治秩序的意图，反而在雅尔塔体系中安享其安全和地缘政治的成果。这就是战后美苏继续合作、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存的国际政治基础。

　　然而从世界经济体系看，则事情存在着两面性。一方面，斯大林对美苏之间经济实力的巨大差距看得十分清楚，战后苏联经济重建需要得到美国的帮助，而参加布雷顿森林体系正是获取国际贷款的重要渠道。1944年苏联代表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文件上签字，以及1945年12月27日前苏联各部门关于加入国际经济组织的论证报告，都可以说明这一点。这就是苏联实现战后美苏经济合作以及考虑进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动力。另一方面，斯大林已经在苏联建立起将“替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而且对此充满信心。因此，对于美国设计的战后国际经济体系，斯大林认为那只是为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能出现的危机问题而设计的，除非有巨大利益可图，苏联没有参与的必要性。斯大林最担心的是，因为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危及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最终危及政治体制和国家权力。这种对美国设计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疑虑正是斯大林最后决定与美国经济脱钩的内在动因。由于这种对美国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发自内心的不信任，斯大林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构建过程中美国的行为非常敏感，不愿轻易妥协和让步。1946年(冷战发生前)启动的以巩固计划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第四个五年计划，以及苏联对美国拒绝贷款和在德国赔偿问题上不合作的激烈反应，就很说明问题，这也是苏联最终未能进入国际经济体系的最根本和最主要的原因。

　　综合观察，战后美苏继续合作(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的可能性是有的，两种不同社会体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之间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就是说“机会”是存在的。很多学者否认“机会”的存在，认为冷战是历史的必然结果，甚至有人提出“没有斯大林就没有冷战”。笔者对此不能苟同。其实历史存在很多偶然性。如果苏联在3-c条款谈判中早一些接受美国提出的利率，无疑就可以得到租借贷款，也就排除了战后取得信用贷款甚至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障碍;如果罗斯福的健康状况允许他完成第四届总统任期，哪怕再给他几个月的时间，从当时的情况看，苏联在雅尔塔会议后不久得到美国贷款并加入国际经济组织是完全现实的;如果苏联在1947年3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前或在会议期间及时在德国赔偿问题上做出妥协，马歇尔很可能就不会提出援助欧洲计划，至少会因为要承担分裂德国的责任而犹豫。这种“如果”还可以举出很多，而正是无数“偶然性”的合成，造成了历史的“必然结果”。所以，冷战的发生也是偶然的。说到历史的必然性，那么必须看到，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一个半世纪以来，无论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还在继续变化，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的选择。既然如此，那么在战后越来越凸显的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趋势引导下，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难道不是反映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

　　事实上，通往冷战的每一步都有回转的机会和可能，但美苏走到最后一步还是掉入了冷战的深渊。那么，“机会”是如何失去的?笔者不赞成冷战史学者过多地讨论所谓“冷战责任”的问题，这多少会使研究者落入意识形态的陷阱。现在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冷战的形成是一个螺旋上升的互动过程，但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这个互动过程的具体表现，历史研究的责任在于说明冷战究竟是怎样发生的，美苏双方决策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会造成如此的结果，而不是简单地“各打五十大板”。研究表明，从租借谈判到贷款之争，从凯南长电报、丘吉尔铁幕演说，到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提出，几乎每一步都是美国的政策首先发生了变化，是美国主动改变了对苏政策，而不是相反。苏联的一系列行为尽管是不合理或不道德的，如东欧的选举问题、伊朗的石油问题、德国的赔偿问题等，但这些做法都不是针对美国的，也没有伤害美国的意图。就外交方针和经济政策变化的因果关系而言，美国对苏外交方针趋向强硬是全面改变经济政策的前提，而苏联整体转变对美外交方针则是在经济政策上对美国彻底失望的结果，二者正好相反。因此，从冷战发生的进程看，开启“发动机”的无疑是美国。然而，苏联并不是无辜的。一方面，人们常说美国“误解”了苏联的动机，这里当然存在美国决策者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因素，但是在很多情况下，难道不是莫斯科的不当或过激行为引发了“误解”，并为华盛顿提供了改变政策、动员舆论的把柄和证据?伊朗危机就是最典型的案例。另一方面，苏联在应对美国政策时也存在问题，其策略的结果往往不是“刹车”而是“加油”，不是缓和关系而是激化矛盾。苏联后期对德国统一赔偿计划的处置，对关于援助欧洲计划的巴黎会谈的反应，都是这方面的案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冷战发生的“互动”过程。

　　作者简介：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