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希·浦洛基：战争不仅会将大多数乌克兰人团结起来，还让这个国家在感情上更倾向于西方

　　2014年3月18日是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胜利日，此时正是这位61岁的俄罗斯总统的第三个任期。当天他发表了一篇演说，地点是克里姆林宫中建于沙皇时代的圣乔治大厅——用来会见外国代表团和举行最隆重的国家仪式的地方。这位总统在演说中请求聚集于此的俄罗斯联邦议会成员通过一条关于将克里米亚纳入联邦的法律。他的听众们不止一次对演说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样的反应意味着这条法律无疑会在第一时间通过。三天之后，联邦议会即宣布克里米亚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

本文选编自《欧洲之门——乌克兰2000年史》一书

　　俄乌之间各条约和1994年的《布达佩斯备忘录》曾对乌克兰的主权给予了保证。在乌克兰看来，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是对乌克兰主权的侵犯行动。然而在演说中，弗拉基米尔·普京将这次吞并视为历史正义的胜利。普京的论证在本质上也的确是历史的和文化的。他将苏联的解体称为对俄罗斯的剥夺，不止一次将克里米亚称为俄罗斯国土，将塞瓦斯托波尔称为俄罗斯城市。

　　他指责乌克兰当局漠视克里米亚人民的利益，并曾在近期试图侵犯克里米亚人的语言和文化权利。普京声称：正如乌克兰有权脱离苏联，克里米亚也同样有权脱离乌克兰。

　　在乌克兰危机中，历史不止一次成为借口，也不止一次遭到滥用。它不仅被用来对危机参与者进行宣传和鼓动，也被用来为对国际法、人权乃至生命权本身的侵犯行为辩护。尽管俄乌冲突的爆发出乎意料，让许多被波及的人猝不及防，但它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丰富的历史指涉。姑且不论对历史证据的宣传式利用，至少有三种植根于过去的过程如今正在乌克兰同时上演：其一是俄罗斯在17世纪中叶以来莫斯科所取得的帝国范围内重建政治、经济和军事控制的努力;其二是现代民族认同的建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都涉及其中(后者往往被地区边界所分割);其三则是基于历史和文化断层的争夺——这些断层使得冲突参与各方将这场冲突想象为东方与西方的竞争，想象为欧洲与俄罗斯世界的竞争。

　　乌克兰危机让世界想起18世纪晚期俄国对克里米亚的并吞以及俄国在南乌克兰所创建的那个没有存在多久的帝国省份“新俄罗斯”。让关于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帝国扩张的记忆浮出水面的，不是那些尝试将当下俄罗斯的行为描述为帝国主义行为的外界观察者，而是俄罗斯在乌克兰进行的混合战背后那些理论家——“新俄罗斯”方案的提出者。他们所寻求的，是以帝国征服和在克里米亚鞑靼人、诺盖鞑靼人和扎波罗热哥萨克人的故乡建立俄罗斯统治为基础，发展自己的历史意识形态。在将塞瓦斯托波尔视为俄罗斯光荣之城的修辞中，这种努力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修辞是一个植根于1853—1856年间克里米亚战争(那场战争对俄罗斯帝国而言是一场灾难)的历史神话，它将族群多样的帝国军队在保卫塞瓦斯托波尔时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归于俄罗斯一族。

　　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这两个“人民共和国”的创建以及创立敖德萨共和国和哈尔基夫共和国(这两座城市也同为设想中的“新俄罗斯”的组成部分)的尝试同样有其历史根源，可以上溯到苏俄与德国签署《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1918年3月)。当时布尔什维克们在这些地区创建了多个国家，其中包括克里米亚共和国和顿涅茨克-克里维伊里赫苏维埃共和国——这些共和国自称独立于莫斯科，因此不在条约限制范围之内。新的顿涅茨克共和国的创建者们借用了1918年的顿涅茨克-克里维伊里赫共和国的部分符号——与从前那个共和国一样，如果没有莫斯科的资助和支持，他们的这个新“国家”就没有机会兴起或者维持下去。

　　对俄罗斯帝国历史和革命历史的引用已经成为为俄罗斯对其周边保持扩张心态提供辩护的史学话语的一部分，然而这次冲突背后的历史动因却来自更晚近的时期。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其关于“收回”克里米亚的演说中曾回忆起苏联迅速而出人意料的解体过程。这场解体才是乌克兰危机最为直接的历史背景。当下的俄罗斯政府一直声称乌克兰是一个人为创造的国家，而乌克兰的东部领土是苏俄赠送给乌克兰的礼物——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克里米亚一样。根据这种历史叙事，唯一血统纯正因而拥有历史合法性的政治体就是帝国——早先的俄罗斯帝国和后来的苏联。俄罗斯政府努力反击和打压任何贬低帝国合法性的历史传统和记忆，比如对1932—1933年间乌克兰大饥荒或1944年苏联迁移克里米亚鞑靼人等事件的纪念活动。2014年5月，俄罗斯当局在克里米亚宣布禁止公开纪念克里米亚鞑靼人被迁移70周年，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

　　今天的俄罗斯似乎走上了部分帝国前身的老路：哪怕在失去帝国很久之后，它们仍对之依恋不舍。苏联的崩溃让俄罗斯精英阶层对帝国和超级大国地位的丧失切齿痛心，并将这场崩溃想象为一次由西方的恶意或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鲍里斯·叶利钦等愚蠢竞逐权力的政客所导致的偶然事件。对苏联解体的这种看法让他们难以抵挡重写历史的诱惑。

　　俄乌纷争还让另一个植根于历史并在历史中分叉的问题进入了人们的视野，那就是现代俄罗斯民族和现代乌克兰民族尚未完成的民族建构进程。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以及为“援助”顿巴斯地区独立势力所做的辩护宣传，是在保护俄裔居民和整个俄语群体的旗帜下进行的。这种将俄语与俄罗斯文化乃至俄罗斯民族性画等号的观念，是许多前往顿巴斯的俄罗斯志愿者世界观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对俄罗斯民族性的这种解读存在一个问题：尽管俄裔居民的确在克里米亚人口中占据多数，也是部分顿巴斯地区重要的少数族群，但在他们设想中的“新俄罗斯”地区，占人口多数的仍是乌克兰裔。尽管俄罗斯及分离主义者的宣传对许多乌克兰人有某种吸引力，这些乌克兰人中的大多数仍然拒绝将自己归于俄罗斯或归为俄罗斯族——哪怕他们还在继续使用俄语。这是“新俄罗斯”方案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这一方案的始作俑者却对它的失败感到十分意外。

　　将乌克兰人视为俄罗斯民族之一部分的观点可以上溯至近代俄罗斯民族孕育并诞生于“俄罗斯(而非罗斯)万城之母”基辅的起源神话。1674年首次出版的《略要》(那部由寻求莫斯科沙皇庇护的修士们编撰的俄罗斯历史“教科书”)第一次在俄罗斯提出了这一神话，并加以传播。在帝国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乌克兰人都被视为“小俄罗斯人”。这种视角容忍乌克兰民间文化和口头方言的存在，却不允许它成为高级文化或近代文学。1917年革命之后，乌克兰人开始被承认为一个文化意义上(而非政治意义上)的独特民族，这对“小俄罗斯人”视角形成了挑战。然而，2014年发生的危机却基于“俄罗斯世界”理念。对乌克兰人而言，这与苏联时代的做法相比也是一种倒退。对未来“新俄罗斯”民族建构的设想，没有在更广泛的俄罗斯民族内部为一个独立的乌克兰族群留出空间。这很难说是一种漠视或一种因战争热度导致的偏颇。就在吞并克里米亚之前不到一年，弗拉基米尔·普京本人曾在一次有记录的谈话中声称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属于同一个民族。2015年3月18日，他在纪念吞并克里米亚一周年的演说中又重复了这种看法。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民族建构道路的重心发生了转移，转向这样一种观念：创造一个单一而非分散的俄罗斯族，并以俄语及俄罗斯文化为基础联合各东斯拉夫民族。乌克兰则成为这种模式在俄罗斯联邦以外的第一个试验场。

　　这种新的俄罗斯身份认同模式强调俄罗斯民族的不可分割性，与俄语和俄罗斯文化紧密相关，由此对乌克兰的民族建构事业构成了重大挑战。从19世纪诞生之初开始，乌克兰民族建构事业就将乌克兰语和乌克兰文化视为自己的核心，但它也从一开始就允许其他语言和其他文化的使用。被许多人视为乌克兰民族精神之父的塔拉斯·舍甫琴科的俄语作品即可作为这一点的例证。双语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早已成为后苏联时代乌克兰的准则，将来自不同族群和宗教背景的人纳入乌克兰民族的范畴。这对俄乌纷争的过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与克里姆林宫所期待的不同，俄罗斯的举动未能得到俄军直接控制地区(指克里米亚和顿巴斯部分地区)之外俄罗斯族居民的支持。

　　根据声誉卓著的基辅社会学国际研究所提供的数据，俄罗斯族占乌克兰总人口的17%，而调查对象中仅有5%的人认为自己只是俄罗斯人，其余则认为自己既是俄罗斯人，也是乌克兰人。此外，那些仅将自己视为俄罗斯人的调查对象往往也反对俄罗斯对乌克兰事务的干涉，拒绝将自己与普京政府的立场捆绑在一起。“乌克兰是我的祖国。俄语是我的母语。我希望来拯救我的人是普希金，希望普希金而不是普京来让我摆脱这悲伤和动荡。”基辅的一名俄罗斯居民在其脸书上写道。莫斯科和受俄罗斯支持的叛军大力宣传那种将俄罗斯民族主义和俄罗斯东正教结合起来的“俄罗斯世界”理念，将之视为独立广场抗议者们所提出的亲欧选择之外的一个选择。这反而令1991年以来乌克兰人和犹太人组成的亲欧联盟变得更加牢固。“我早就说过，乌克兰人与犹太人的联合是我们的共同未来的保障。”一名独立广场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在自己的脸书上如是说。

　　乌克兰在历史中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却又因过去的文化边界和政治边界所造成的诸多地区分界线而陷入分裂。乌克兰中部稀树草原和南部干草原之间的分界线成了北方农业地区与南方蕴含丰富矿藏的草原上各中心城市之间的一条多孔边界。东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分界线在17—18世纪间推至第聂伯河，随后又后撤到加利西亚，令人回忆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哈布斯堡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之间的国界。在从前属于哈布斯堡帝国的地区中，加利西亚有别于曾大部受匈牙利人统治的外喀尔巴阡和前摩尔达维亚公国省份布科维纳。在从前俄罗斯帝国的地盘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归于波兰的沃里尼亚与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都属于苏联的波多里亚不同。此外，曾由波兰统治的第聂伯河右岸地区与曾属于哥萨克国的左岸地区之间存在差别，而哥萨克人地区与18—19世纪间俄罗斯帝国在集权化过程中所殖民的地区也有所不同。这些地区上的各种边界又共同构成日常生活中更喜欢说乌克兰语和更喜欢说俄语的人群之间的分界线。

　　实际上，乌克兰的地方主义比上文中的描述更为复杂。前哥萨克国占据的传统哥萨克地区和斯洛博达乌克兰之间存在着差异，而南乌克兰省份米科拉伊夫在族群构成、语言使用和投票行为等方面与克里米亚更是迥然不同。然而，尽管存在以上各种差异，乌克兰各地区彼此之间仍然紧密相连。这是因为上述诸多边界尽管在历史上曾十分清晰，却几乎不可能在今天重新建立起来。今天人们看到的是一张由各种语言、文化、经济和政治交会地区连成的网络。它将各个不同地区连缀在一起，让这个国家保持统一。在现实中很难找到一条将克里米亚同与之相邻的南乌克兰各地区分隔开来的清晰文化边界，而顿巴斯与其他东部地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这些历史地区中没有一个表现出脱离乌克兰的强烈意愿，而这些地区的精英阶层也没能将当地民众动员起来支持脱离。克里米亚和顿巴斯的确出现了这种动员，但那只是俄罗斯干涉带来的后果。

　　在“尊严革命”发生的同时，乌克兰出现了一场推倒剩下的列宁纪念碑的运动——短短几个星期内，就有500多座列宁纪念碑被摧毁。这是一次与苏联时代历史的象征性决裂。在顿巴斯的反基辅叛军中仍有许多人维护从前的苏联价值观，但俄罗斯的雇佣军和志愿军带来的则是另一种支配性理念。与著名的俄国指挥官伊戈尔·吉尔金一样，这些人来到顿巴斯是为了保卫“俄罗斯世界”价值不受西方打击。在这样的语境下，他们将乌克兰视为腐朽西方价值——如民主、个人自由、人权，还有(尤为不可接受的)少数性取向团体权利等——与传统俄罗斯价值之间的战场。按照这种逻辑，乌克兰人的头脑只是被西方的宣传蒙蔽了，而俄罗斯人有责任为他们带来光明。

　　对俄乌冲突的这种理解深深植根于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知识传统当中。尽管我们很难设想一个将俄罗斯对欧洲文化的参与排除在外的近代俄罗斯历史，但同样真实的是：许多世纪以来，俄罗斯要么与西方隔绝，要么与中欧和西欧国家发生冲突。哪一套历史经验最能够定义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爱恨交织的关系呢?俄罗斯知识界中西化派和亲斯拉夫派之间的争论旷日持久，始于19世纪。这场争论将两种观点对立起来：一种将俄罗斯视为欧洲的一部分;另一种则视俄罗斯为一种负有世界责任的独特文明。当下，亲斯拉夫派和反西方派的继承者们在这场争论中占了上风。

　　对乌克兰而言，其独立主张则从来都有一种亲西方的色彩，这是乌克兰历史经验的产物：作为一个国家，乌克兰正位于东西方分界线上。这是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分界线，是中欧帝国和亚欧大陆帝国的分界线，也是这些帝国的不同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分界线。这种地处几大文化空间交界地带的状况让乌克兰成为一个接触区，在这里持不同信念的乌克兰人可以学会共存。这种状况也催生了各种地区分界，使之为当下冲突的参与各方所利用。乌克兰向来以其社会的文化混合性著称，近来更是因为这种混合性而备受推崇。然而，在面临一场“混合战”之际，一个民族在保持统一的前提下到底能承受多大程度的混合性?这是当下的俄乌冲突将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

　　乌克兰的亲欧革命发生于冷战结束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却借鉴了冷战时期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及该地区其他国家持不同政见者共有的对欧洲西方的想象，在某些时候甚至将这种想象变成了一种新的民族宗教。“尊严革命”与这场战争在乌克兰社会中引发了一场地缘政治意义上的重新定位。2014年1月到同年9月，乌克兰人中对俄罗斯持正面态度的比例从80%下降到不足50%。同年11月，民意调查中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者的比例已达64%(在2013年11月，这一比例仅为39%)。2014年4月，只有三分之一的乌克兰人希望乌克兰加入北约，而到了当年11月，这一比例已超过50%。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战争的体验不仅将大多数乌克兰人团结起来，还让这个国家在感情上更倾向于西方。

　　在历史上，战争的冲击、失败的耻辱以及国土沦陷的伤痛都曾被当作增强民族团结和塑造强烈民族认同的工具。18世纪下半叶波兰被瓜分使得这个国家从欧洲地图上消失，却成为近代波兰民族主义形成的开端。19世纪初拿破仑对德意志的入侵导致了泛日耳曼理念的兴起，并促进了近代德国民族主义的发展。激发法国人、波兰人、塞尔维亚人和捷克人的民族想象的，正是对战败和国土丧失的记忆。被羞辱、战伤累累的乌克兰似乎正遵循着这样的普遍模式。

　　2014年3月18日是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胜利日，此时正是这位61岁的俄罗斯总统的第三个任期。当天他发表了一篇演说，地点是克里姆林宫中建于沙皇时代的圣乔治大厅——用来会见外国代表团和举行最隆重的国家仪式的地方。这位总统在演说中请求聚集于此的俄罗斯联邦议会成员通过一条关于将克里米亚纳入联邦的法律。他的听众们不止一次对演说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样的反应意味着这条法律无疑会在第一时间通过。三天之后，联邦议会即宣布克里米亚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

本文选编自《欧洲之门——乌克兰2000年史》一书

　　俄乌之间各条约和1994年的《布达佩斯备忘录》曾对乌克兰的主权给予了保证。在乌克兰看来，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是对乌克兰主权的侵犯行动。然而在演说中，弗拉基米尔·普京将这次吞并视为历史正义的胜利。普京的论证在本质上也的确是历史的和文化的。他将苏联的解体称为对俄罗斯的剥夺，不止一次将克里米亚称为俄罗斯国土，将塞瓦斯托波尔称为俄罗斯城市。

　　他指责乌克兰当局漠视克里米亚人民的利益，并曾在近期试图侵犯克里米亚人的语言和文化权利。普京声称：正如乌克兰有权脱离苏联，克里米亚也同样有权脱离乌克兰。

　　在乌克兰危机中，历史不止一次成为借口，也不止一次遭到滥用。它不仅被用来对危机参与者进行宣传和鼓动，也被用来为对国际法、人权乃至生命权本身的侵犯行为辩护。尽管俄乌冲突的爆发出乎意料，让许多被波及的人猝不及防，但它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丰富的历史指涉。姑且不论对历史证据的宣传式利用，至少有三种植根于过去的过程如今正在乌克兰同时上演：其一是俄罗斯在17世纪中叶以来莫斯科所取得的帝国范围内重建政治、经济和军事控制的努力;其二是现代民族认同的建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都涉及其中(后者往往被地区边界所分割);其三则是基于历史和文化断层的争夺——这些断层使得冲突参与各方将这场冲突想象为东方与西方的竞争，想象为欧洲与俄罗斯世界的竞争。

　　乌克兰危机让世界想起18世纪晚期俄国对克里米亚的并吞以及俄国在南乌克兰所创建的那个没有存在多久的帝国省份“新俄罗斯”。让关于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帝国扩张的记忆浮出水面的，不是那些尝试将当下俄罗斯的行为描述为帝国主义行为的外界观察者，而是俄罗斯在乌克兰进行的混合战背后那些理论家——“新俄罗斯”方案的提出者。他们所寻求的，是以帝国征服和在克里米亚鞑靼人、诺盖鞑靼人和扎波罗热哥萨克人的故乡建立俄罗斯统治为基础，发展自己的历史意识形态。在将塞瓦斯托波尔视为俄罗斯光荣之城的修辞中，这种努力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修辞是一个植根于1853—1856年间克里米亚战争(那场战争对俄罗斯帝国而言是一场灾难)的历史神话，它将族群多样的帝国军队在保卫塞瓦斯托波尔时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归于俄罗斯一族。

　　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这两个“人民共和国”的创建以及创立敖德萨共和国和哈尔基夫共和国(这两座城市也同为设想中的“新俄罗斯”的组成部分)的尝试同样有其历史根源，可以上溯到苏俄与德国签署《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1918年3月)。当时布尔什维克们在这些地区创建了多个国家，其中包括克里米亚共和国和顿涅茨克-克里维伊里赫苏维埃共和国——这些共和国自称独立于莫斯科，因此不在条约限制范围之内。新的顿涅茨克共和国的创建者们借用了1918年的顿涅茨克-克里维伊里赫共和国的部分符号——与从前那个共和国一样，如果没有莫斯科的资助和支持，他们的这个新“国家”就没有机会兴起或者维持下去。

　　对俄罗斯帝国历史和革命历史的引用已经成为为俄罗斯对其周边保持扩张心态提供辩护的史学话语的一部分，然而这次冲突背后的历史动因却来自更晚近的时期。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其关于“收回”克里米亚的演说中曾回忆起苏联迅速而出人意料的解体过程。这场解体才是乌克兰危机最为直接的历史背景。当下的俄罗斯政府一直声称乌克兰是一个人为创造的国家，而乌克兰的东部领土是苏俄赠送给乌克兰的礼物——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克里米亚一样。根据这种历史叙事，唯一血统纯正因而拥有历史合法性的政治体就是帝国——早先的俄罗斯帝国和后来的苏联。俄罗斯政府努力反击和打压任何贬低帝国合法性的历史传统和记忆，比如对1932—1933年间乌克兰大饥荒或1944年苏联迁移克里米亚鞑靼人等事件的纪念活动。2014年5月，俄罗斯当局在克里米亚宣布禁止公开纪念克里米亚鞑靼人被迁移70周年，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

　　今天的俄罗斯似乎走上了部分帝国前身的老路：哪怕在失去帝国很久之后，它们仍对之依恋不舍。苏联的崩溃让俄罗斯精英阶层对帝国和超级大国地位的丧失切齿痛心，并将这场崩溃想象为一次由西方的恶意或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鲍里斯·叶利钦等愚蠢竞逐权力的政客所导致的偶然事件。对苏联解体的这种看法让他们难以抵挡重写历史的诱惑。

　　俄乌纷争还让另一个植根于历史并在历史中分叉的问题进入了人们的视野，那就是现代俄罗斯民族和现代乌克兰民族尚未完成的民族建构进程。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以及为“援助”顿巴斯地区独立势力所做的辩护宣传，是在保护俄裔居民和整个俄语群体的旗帜下进行的。这种将俄语与俄罗斯文化乃至俄罗斯民族性画等号的观念，是许多前往顿巴斯的俄罗斯志愿者世界观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对俄罗斯民族性的这种解读存在一个问题：尽管俄裔居民的确在克里米亚人口中占据多数，也是部分顿巴斯地区重要的少数族群，但在他们设想中的“新俄罗斯”地区，占人口多数的仍是乌克兰裔。尽管俄罗斯及分离主义者的宣传对许多乌克兰人有某种吸引力，这些乌克兰人中的大多数仍然拒绝将自己归于俄罗斯或归为俄罗斯族——哪怕他们还在继续使用俄语。这是“新俄罗斯”方案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这一方案的始作俑者却对它的失败感到十分意外。

　　将乌克兰人视为俄罗斯民族之一部分的观点可以上溯至近代俄罗斯民族孕育并诞生于“俄罗斯(而非罗斯)万城之母”基辅的起源神话。1674年首次出版的《略要》(那部由寻求莫斯科沙皇庇护的修士们编撰的俄罗斯历史“教科书”)第一次在俄罗斯提出了这一神话，并加以传播。在帝国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乌克兰人都被视为“小俄罗斯人”。这种视角容忍乌克兰民间文化和口头方言的存在，却不允许它成为高级文化或近代文学。1917年革命之后，乌克兰人开始被承认为一个文化意义上(而非政治意义上)的独特民族，这对“小俄罗斯人”视角形成了挑战。然而，2014年发生的危机却基于“俄罗斯世界”理念。对乌克兰人而言，这与苏联时代的做法相比也是一种倒退。对未来“新俄罗斯”民族建构的设想，没有在更广泛的俄罗斯民族内部为一个独立的乌克兰族群留出空间。这很难说是一种漠视或一种因战争热度导致的偏颇。就在吞并克里米亚之前不到一年，弗拉基米尔·普京本人曾在一次有记录的谈话中声称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属于同一个民族。2015年3月18日，他在纪念吞并克里米亚一周年的演说中又重复了这种看法。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民族建构道路的重心发生了转移，转向这样一种观念：创造一个单一而非分散的俄罗斯族，并以俄语及俄罗斯文化为基础联合各东斯拉夫民族。乌克兰则成为这种模式在俄罗斯联邦以外的第一个试验场。

　　这种新的俄罗斯身份认同模式强调俄罗斯民族的不可分割性，与俄语和俄罗斯文化紧密相关，由此对乌克兰的民族建构事业构成了重大挑战。从19世纪诞生之初开始，乌克兰民族建构事业就将乌克兰语和乌克兰文化视为自己的核心，但它也从一开始就允许其他语言和其他文化的使用。被许多人视为乌克兰民族精神之父的塔拉斯·舍甫琴科的俄语作品即可作为这一点的例证。双语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早已成为后苏联时代乌克兰的准则，将来自不同族群和宗教背景的人纳入乌克兰民族的范畴。这对俄乌纷争的过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与克里姆林宫所期待的不同，俄罗斯的举动未能得到俄军直接控制地区(指克里米亚和顿巴斯部分地区)之外俄罗斯族居民的支持。

　　根据声誉卓著的基辅社会学国际研究所提供的数据，俄罗斯族占乌克兰总人口的17%，而调查对象中仅有5%的人认为自己只是俄罗斯人，其余则认为自己既是俄罗斯人，也是乌克兰人。此外，那些仅将自己视为俄罗斯人的调查对象往往也反对俄罗斯对乌克兰事务的干涉，拒绝将自己与普京政府的立场捆绑在一起。“乌克兰是我的祖国。俄语是我的母语。我希望来拯救我的人是普希金，希望普希金而不是普京来让我摆脱这悲伤和动荡。”基辅的一名俄罗斯居民在其脸书上写道。莫斯科和受俄罗斯支持的叛军大力宣传那种将俄罗斯民族主义和俄罗斯东正教结合起来的“俄罗斯世界”理念，将之视为独立广场抗议者们所提出的亲欧选择之外的一个选择。这反而令1991年以来乌克兰人和犹太人组成的亲欧联盟变得更加牢固。“我早就说过，乌克兰人与犹太人的联合是我们的共同未来的保障。”一名独立广场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在自己的脸书上如是说。

　　乌克兰在历史中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却又因过去的文化边界和政治边界所造成的诸多地区分界线而陷入分裂。乌克兰中部稀树草原和南部干草原之间的分界线成了北方农业地区与南方蕴含丰富矿藏的草原上各中心城市之间的一条多孔边界。东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分界线在17—18世纪间推至第聂伯河，随后又后撤到加利西亚，令人回忆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哈布斯堡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之间的国界。在从前属于哈布斯堡帝国的地区中，加利西亚有别于曾大部受匈牙利人统治的外喀尔巴阡和前摩尔达维亚公国省份布科维纳。在从前俄罗斯帝国的地盘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归于波兰的沃里尼亚与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都属于苏联的波多里亚不同。此外，曾由波兰统治的第聂伯河右岸地区与曾属于哥萨克国的左岸地区之间存在差别，而哥萨克人地区与18—19世纪间俄罗斯帝国在集权化过程中所殖民的地区也有所不同。这些地区上的各种边界又共同构成日常生活中更喜欢说乌克兰语和更喜欢说俄语的人群之间的分界线。

　　实际上，乌克兰的地方主义比上文中的描述更为复杂。前哥萨克国占据的传统哥萨克地区和斯洛博达乌克兰之间存在着差异，而南乌克兰省份米科拉伊夫在族群构成、语言使用和投票行为等方面与克里米亚更是迥然不同。然而，尽管存在以上各种差异，乌克兰各地区彼此之间仍然紧密相连。这是因为上述诸多边界尽管在历史上曾十分清晰，却几乎不可能在今天重新建立起来。今天人们看到的是一张由各种语言、文化、经济和政治交会地区连成的网络。它将各个不同地区连缀在一起，让这个国家保持统一。在现实中很难找到一条将克里米亚同与之相邻的南乌克兰各地区分隔开来的清晰文化边界，而顿巴斯与其他东部地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这些历史地区中没有一个表现出脱离乌克兰的强烈意愿，而这些地区的精英阶层也没能将当地民众动员起来支持脱离。克里米亚和顿巴斯的确出现了这种动员，但那只是俄罗斯干涉带来的后果。

　　在“尊严革命”发生的同时，乌克兰出现了一场推倒剩下的列宁纪念碑的运动——短短几个星期内，就有500多座列宁纪念碑被摧毁。这是一次与苏联时代历史的象征性决裂。在顿巴斯的反基辅叛军中仍有许多人维护从前的苏联价值观，但俄罗斯的雇佣军和志愿军带来的则是另一种支配性理念。与著名的俄国指挥官伊戈尔·吉尔金一样，这些人来到顿巴斯是为了保卫“俄罗斯世界”价值不受西方打击。在这样的语境下，他们将乌克兰视为腐朽西方价值——如民主、个人自由、人权，还有(尤为不可接受的)少数性取向团体权利等——与传统俄罗斯价值之间的战场。按照这种逻辑，乌克兰人的头脑只是被西方的宣传蒙蔽了，而俄罗斯人有责任为他们带来光明。

　　对俄乌冲突的这种理解深深植根于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知识传统当中。尽管我们很难设想一个将俄罗斯对欧洲文化的参与排除在外的近代俄罗斯历史，但同样真实的是：许多世纪以来，俄罗斯要么与西方隔绝，要么与中欧和西欧国家发生冲突。哪一套历史经验最能够定义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爱恨交织的关系呢?俄罗斯知识界中西化派和亲斯拉夫派之间的争论旷日持久，始于19世纪。这场争论将两种观点对立起来：一种将俄罗斯视为欧洲的一部分;另一种则视俄罗斯为一种负有世界责任的独特文明。当下，亲斯拉夫派和反西方派的继承者们在这场争论中占了上风。

　　对乌克兰而言，其独立主张则从来都有一种亲西方的色彩，这是乌克兰历史经验的产物：作为一个国家，乌克兰正位于东西方分界线上。这是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分界线，是中欧帝国和亚欧大陆帝国的分界线，也是这些帝国的不同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分界线。这种地处几大文化空间交界地带的状况让乌克兰成为一个接触区，在这里持不同信念的乌克兰人可以学会共存。这种状况也催生了各种地区分界，使之为当下冲突的参与各方所利用。乌克兰向来以其社会的文化混合性著称，近来更是因为这种混合性而备受推崇。然而，在面临一场“混合战”之际，一个民族在保持统一的前提下到底能承受多大程度的混合性?这是当下的俄乌冲突将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

　　乌克兰的亲欧革命发生于冷战结束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却借鉴了冷战时期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及该地区其他国家持不同政见者共有的对欧洲西方的想象，在某些时候甚至将这种想象变成了一种新的民族宗教。“尊严革命”与这场战争在乌克兰社会中引发了一场地缘政治意义上的重新定位。2014年1月到同年9月，乌克兰人中对俄罗斯持正面态度的比例从80%下降到不足50%。同年11月，民意调查中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者的比例已达64%(在2013年11月，这一比例仅为39%)。2014年4月，只有三分之一的乌克兰人希望乌克兰加入北约，而到了当年11月，这一比例已超过50%。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战争的体验不仅将大多数乌克兰人团结起来，还让这个国家在感情上更倾向于西方。

　　在历史上，战争的冲击、失败的耻辱以及国土沦陷的伤痛都曾被当作增强民族团结和塑造强烈民族认同的工具。18世纪下半叶波兰被瓜分使得这个国家从欧洲地图上消失，却成为近代波兰民族主义形成的开端。19世纪初拿破仑对德意志的入侵导致了泛日耳曼理念的兴起，并促进了近代德国民族主义的发展。激发法国人、波兰人、塞尔维亚人和捷克人的民族想象的，正是对战败和国土丧失的记忆。被羞辱、战伤累累的乌克兰似乎正遵循着这样的普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