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面对西方人的“中国威胁论”，我们应如何向世界说明中国

　　作为大使，置身于外交的第一线，出现僵局陷入困境是常有的事，外交好像就是为化解僵局和困境而生的。面对难题和挑战，必须区分国家整体利益和部门利益，从大处着眼，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还要从实际出发，采取科学态度，取信于人。

　　几年前，我参加一场国际会议，与一位欧洲人士私下进行了交谈。我问她：“现在欧洲人对中国怎么看?”她说：“感到害怕。”我问她为什么害怕?她说：“有三个原因：第一，中国太大了;第二，中国崛起的势头太猛了;第三，中国和我们不一样。原来欧洲人对中国好感居多，喜欢中国文化，同时，中国的发展给欧洲提供了价廉物美的商品。这种好感逐渐转为恐惧，转折点就是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危机袭来，美国、欧洲、日本都陷入严重衰退，中国不但没有陷入衰退，而且还保持了8%的增长速度，太不可思议了!”这位欧洲人士是长期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对中国也相当了解，她这番话颇有代表性。她讲的三条理由可能反映了欧洲人的真实思想情况。

　　中国走到世界中心，这件事对世界有震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总的来看，对中国疑虑、担心和恐惧的情绪在上升。对于全世界广大公众来说，他们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但他们的情绪、他们的希望、他们的忧虑往往会对本国政府的行为产生影响公众对于中国的看法是如何形成的?是通过看报纸、看电视、看书以及听取本国人士的一些讲话而逐渐形成的。据我所知，他们在这一过程中直接听到的中国人的声音太少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和电视虽然也是对全世界开放的，但是，毋庸讳言，全世界多数人是看不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向世界说明中国，就不仅是各级领导的事、外交官的事，也是走出国门的中国人，以及与大批访华外国人接触的中国人的事。这就是公共外交。

　　向世界说明中国，说明什么?最重要的是说明“中国将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和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向世界说明中国，一方面要有针对性，另一方面又不能急功近利，一蹴而就。当今世界存在着对中国的种种误解和偏见，要消除它们，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有些旧的误解和偏见消除了，还会随着形势的发展，出现新的误解和偏见。我们必须认识到，向世界说明中国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工作。

　　西方世界怎么看中国

　　从改革开放以来，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怀疑论”。你要搞现代化，搞得成吗?苏联就没搞成，你中国能搞成吗?他怀疑你。从1978年到1991年，进入中国的外资才二三百亿美元，当时谁来中国投资的?是海外的华夏儿女。这个我们不能忘记，到底是血浓于水，在西方世界非常犹豫的时候，海外华夏儿女来中国投资，这个功不可没。

　　第二阶段是“崩溃论”。1989年之后，西方世界认为中国要垮了，这种论调相当普遍。1989年到1990年我在欧洲，经常看到西方报刊上声称：中国经济崩溃了，改革完蛋了，内战行将爆发。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亚洲的“龙”啊“虎”啊，被危机冲击得人仰马翻，各国货币大幅度贬值，人们都以为中国人顶不住，但中国说人民币不贬值就不贬值，同时刺激内需，真抓实干，不仅顶住了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且对亚洲的经济复 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说明中国人确实有自己的办法，“崩溃论”自己崩溃了。

　　第三阶段是“威胁论”。关于威胁论，我的看法，这可能会伴随中国崛起的全过程。我是不是太悲观了呢?请大家看今后的实践。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全世界多数人不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多数人也不是研究中国的，所以对中国的看法总有很多偏差。第一，人们会拿历史上的大国作为参照来看中国。历史上大国崛起总是损人利己，你说你不会，真是这样吗?他怀疑。第二，他会拿苏联的例子来套中国。我跟西方人打交道比较多，他们跟我熟了，聊起来，就说：“吴大使，你们的领导人讲得非常好，讲中国不扩张、不称霸，但苏联当时强大起来就扩张就称霸。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也是共产党领导的，你们凭什么说将来中国强大起来不称霸、不扩张?”他有怀疑。第三，中国人崛起是13亿人的崛起，人类历史上没有过13亿人崛起的先例。你起来之后，肯定会打破现存的利益格局，这样必定使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影响，他会开心吗?不会，所以我想，我们对于前进道路上的阻力、困难，还是估计得充分一点好。西方人的“中国威胁论”大概会长期存在。

　　第四阶段是“责任论”。2005年9月，现任世界银行行长、当时美国的常务国务卿佐利克发表了一篇讲话，主张中国应当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中国人把它概括为“责任论”。我觉得，“责任论”跟前面的“怀疑论”、“崩溃论”和“威胁论”不大一样。前面的几论都觉得你不是好东西，是一股祸水，而责任论呢，还承认你能做点正事，这个是不一样的。

　　对于国际上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的意见，我们国内议论纷纷。有的人认为，这是西方阴谋论的体现，他们想否定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要求中国承担超出中国国力所允许的责任，以此遏制中国的崛起;也有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国内的问题成堆，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现在还提不上日程。对此，我觉得要采取分析的态度。有没有阴谋论想借此遏制中国的崛起，我想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应当看到，这些人大概不代表世界上多数人的意见，也不符合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

　　中国崛起的挑战与机遇

　　基辛格说，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他的看法得到国际上许多著名学者和政界人士的认同。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威胁论会伴随中国崛起的全过程，我们对此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有一次，我在访问巴黎一所军校时，被问到中国是否会扩张，我举了郑和下西洋的例子。一个研讨会的题目竟然是“中国会统治世界吗”，我不得不花力气去解释。

　　中国的崛起会引起某些国家的不安。不仅是美国，其他国家也会有这种感觉。2005年2月，我到突尼斯访问，突尼斯总理说：“我们对中国既敬佩又害怕。”我说，中突关系很好啊，你怕什么?他说：“你们的纺织品太厉害了，我国纺织业从业人数20万，你要把我打败了，我这20万人怎么办啊?”这是个很具体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要坚持共赢，不能让人家一直吃亏。

　　21世纪前2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是我们所面临的战略机遇期，这个机遇期我们千万要珍视，而且一定要用好。我们选择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要消除别国的疑虑，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工作，不仅要对政府做工作，还要对民众做工作，对青年团体做工作。

　　第一，中国的和平崛起要使我们周边的邻国乐于接受。过去，“中国威胁论”最大的市场在周边。近十年来，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说明，中国的崛起给东盟带来的是机遇和利益。

　　第二，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从中华民族文化的角度入手加深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我在欧洲时感到，近年来很多欧洲人对中国文化越来越敬佩。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会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的价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充满爱好和平的思想和智慧，例如“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从文化角度去阐释，可能更容易被别人接受。

　　第三，中国的和平崛起要充分利用机遇规避风险。总的来看，我们面临的有利条件居多，一是在可预见的未来，看不到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二是我们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崛起还面临很多风险。在国际上，最大的风险是中国会否被推到前苏联的位置上去，成为众矢之的。

　　第四，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有一个地区依托。美国搞北美自由贸易区，现在又想建立泛美自由贸易区，这说明唯一的超级大国也需要有地区依托。因为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不是哪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的。形成地区性自由贸易区，加强金融领域合作，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亚洲邻国的利益。中国正在崛起，必定与各方有利益吻合的一面，也有利益冲突的一面，而中国外交一定要为中国的崛起创造良好的环境，创造和平、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

　　第五，中国外交一定要能预见冲突。冲突出现了，要能很好地解决，这就是中国外交的本事。随着中国公民走出去，在国外出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就像汽车多了交通事故自然也多了，出现一些案件都是可能的，但这毕竟是少数。出了事，积极解决。切忌感情用事，切忌夸大，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扣上什么帽子，因为同样的事情在中国也可能发生，应该摆正心态，实事求是。

　　在这个过程中有几对关系要处理好。

　　一是大与小。中国人习惯抓大放小，似乎认为小的可以忽略不计，这点一般来讲也是对的。然而，如同判断一个人，往往细节更能说明问题。有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一个医药界的跨国公司老板来中国找合作伙伴，到国内一家很有实力的药厂参观。厂里非常欢迎，厂长亲自接待并陪同参观。但就在参观过程中，厂长不经意间随地吐了一口痰，就是这一口痰毁掉了一个大的合作项目。外方老板心里想，制药对卫生要求非常严格，你这个公司的一把手那么不注意，你大概很难保证制药过程严格遵守卫生标准。法国政界红人法比尤斯，有一次与希拉克总统进行电视辩论。希拉克是政坛元老，而法比尤斯40岁左右就当了总理，可以说是少年得志。法比尤斯在辩论后对希拉克做了一个很不礼貌的手势，就是这一个似乎不太引人注意的举动，使得他在其后的民意测验中威望大跌。

　　中国人在走出国门后的一些不文明的言谈举止，看上去也都是小事，但却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我还碰到过这样一件事：在国外出席一个非常正式的晚宴，男士正装应该是深色西服，偏偏有一位中方官员穿着浅色西服和白色袜子进去了，让大家大跌眼镜。

　　二是长与短。中国人通常喜欢讲长话，当然，如果是非常有内容的长话也会吸引人，但我们通常讲的长话里有许多是套话。就像我们平时读报纸一样，大块头的文章很多人就看个题目，相反，豆腐块文章标题很吸引人，就看下去了。

　　三是硬与软。现在中国有些年轻人血气方刚，很厉害，讲话嗓门也大。如果中国人在世界上讲话都是声色俱厉，那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当然，人是有感情的，在讲到核心问题时，带些感情是正常的，也是允许的。但一般来讲，讲话应该娓娓道来，把道理讲清楚，这样才更容易争取到别人的理解和支持。而不是像吵架那样，总是情绪非常激昂，那样是很难赢得人心的。

　　四是要了解对方的文化，了解什么话对方能够听得进去。中国人说话时“应该”、“要”这种词很多，“你们要如何如何”，翻译成英文就是“You should...”，懂英语的朋友知道，在英语里这是非常强硬的词。我在国外当大使回国后，钱其琛副总理曾问我，在国外交涉是不是就用外交部发过去的那些口径。我说：“恕我直言，外交部的口径有些是必须要照说的，但有些口径还要根据对象的不同而转换方式。”交涉是为了打动对方，以达到我们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交涉而交涉。用老子训儿子的口气怎么行呢?我们的有些口气就像老子训儿子，“你必须如何如何”，“务必如何如何”。国与国之间是平等的，你也不是人家的上级，怎么能命令人家做这个做那个?这样是不行的。

　　作为大使，置身于外交的第一线，出现僵局陷入困境是常有的事，外交好像就是为化解僵局和困境而生的。面对难题和挑战，必须区分国家整体利益和部门利益，从大处着眼，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还要从实际出发，采取科学态度，取信于人。

　　几年前，我参加一场国际会议，与一位欧洲人士私下进行了交谈。我问她：“现在欧洲人对中国怎么看?”她说：“感到害怕。”我问她为什么害怕?她说：“有三个原因：第一，中国太大了;第二，中国崛起的势头太猛了;第三，中国和我们不一样。原来欧洲人对中国好感居多，喜欢中国文化，同时，中国的发展给欧洲提供了价廉物美的商品。这种好感逐渐转为恐惧，转折点就是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危机袭来，美国、欧洲、日本都陷入严重衰退，中国不但没有陷入衰退，而且还保持了8%的增长速度，太不可思议了!”这位欧洲人士是长期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对中国也相当了解，她这番话颇有代表性。她讲的三条理由可能反映了欧洲人的真实思想情况。

　　中国走到世界中心，这件事对世界有震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总的来看，对中国疑虑、担心和恐惧的情绪在上升。对于全世界广大公众来说，他们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但他们的情绪、他们的希望、他们的忧虑往往会对本国政府的行为产生影响公众对于中国的看法是如何形成的?是通过看报纸、看电视、看书以及听取本国人士的一些讲话而逐渐形成的。据我所知，他们在这一过程中直接听到的中国人的声音太少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和电视虽然也是对全世界开放的，但是，毋庸讳言，全世界多数人是看不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向世界说明中国，就不仅是各级领导的事、外交官的事，也是走出国门的中国人，以及与大批访华外国人接触的中国人的事。这就是公共外交。

　　向世界说明中国，说明什么?最重要的是说明“中国将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和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向世界说明中国，一方面要有针对性，另一方面又不能急功近利，一蹴而就。当今世界存在着对中国的种种误解和偏见，要消除它们，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有些旧的误解和偏见消除了，还会随着形势的发展，出现新的误解和偏见。我们必须认识到，向世界说明中国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工作。

　　西方世界怎么看中国

　　从改革开放以来，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怀疑论”。你要搞现代化，搞得成吗?苏联就没搞成，你中国能搞成吗?他怀疑你。从1978年到1991年，进入中国的外资才二三百亿美元，当时谁来中国投资的?是海外的华夏儿女。这个我们不能忘记，到底是血浓于水，在西方世界非常犹豫的时候，海外华夏儿女来中国投资，这个功不可没。

　　第二阶段是“崩溃论”。1989年之后，西方世界认为中国要垮了，这种论调相当普遍。1989年到1990年我在欧洲，经常看到西方报刊上声称：中国经济崩溃了，改革完蛋了，内战行将爆发。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亚洲的“龙”啊“虎”啊，被危机冲击得人仰马翻，各国货币大幅度贬值，人们都以为中国人顶不住，但中国说人民币不贬值就不贬值，同时刺激内需，真抓实干，不仅顶住了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且对亚洲的经济复 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说明中国人确实有自己的办法，“崩溃论”自己崩溃了。

　　第三阶段是“威胁论”。关于威胁论，我的看法，这可能会伴随中国崛起的全过程。我是不是太悲观了呢?请大家看今后的实践。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全世界多数人不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多数人也不是研究中国的，所以对中国的看法总有很多偏差。第一，人们会拿历史上的大国作为参照来看中国。历史上大国崛起总是损人利己，你说你不会，真是这样吗?他怀疑。第二，他会拿苏联的例子来套中国。我跟西方人打交道比较多，他们跟我熟了，聊起来，就说：“吴大使，你们的领导人讲得非常好，讲中国不扩张、不称霸，但苏联当时强大起来就扩张就称霸。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也是共产党领导的，你们凭什么说将来中国强大起来不称霸、不扩张?”他有怀疑。第三，中国人崛起是13亿人的崛起，人类历史上没有过13亿人崛起的先例。你起来之后，肯定会打破现存的利益格局，这样必定使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影响，他会开心吗?不会，所以我想，我们对于前进道路上的阻力、困难，还是估计得充分一点好。西方人的“中国威胁论”大概会长期存在。

　　第四阶段是“责任论”。2005年9月，现任世界银行行长、当时美国的常务国务卿佐利克发表了一篇讲话，主张中国应当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中国人把它概括为“责任论”。我觉得，“责任论”跟前面的“怀疑论”、“崩溃论”和“威胁论”不大一样。前面的几论都觉得你不是好东西，是一股祸水，而责任论呢，还承认你能做点正事，这个是不一样的。

　　对于国际上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的意见，我们国内议论纷纷。有的人认为，这是西方阴谋论的体现，他们想否定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要求中国承担超出中国国力所允许的责任，以此遏制中国的崛起;也有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国内的问题成堆，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现在还提不上日程。对此，我觉得要采取分析的态度。有没有阴谋论想借此遏制中国的崛起，我想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应当看到，这些人大概不代表世界上多数人的意见，也不符合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

　　中国崛起的挑战与机遇

　　基辛格说，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他的看法得到国际上许多著名学者和政界人士的认同。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威胁论会伴随中国崛起的全过程，我们对此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有一次，我在访问巴黎一所军校时，被问到中国是否会扩张，我举了郑和下西洋的例子。一个研讨会的题目竟然是“中国会统治世界吗”，我不得不花力气去解释。

　　中国的崛起会引起某些国家的不安。不仅是美国，其他国家也会有这种感觉。2005年2月，我到突尼斯访问，突尼斯总理说：“我们对中国既敬佩又害怕。”我说，中突关系很好啊，你怕什么?他说：“你们的纺织品太厉害了，我国纺织业从业人数20万，你要把我打败了，我这20万人怎么办啊?”这是个很具体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要坚持共赢，不能让人家一直吃亏。

　　21世纪前2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是我们所面临的战略机遇期，这个机遇期我们千万要珍视，而且一定要用好。我们选择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要消除别国的疑虑，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工作，不仅要对政府做工作，还要对民众做工作，对青年团体做工作。

　　第一，中国的和平崛起要使我们周边的邻国乐于接受。过去，“中国威胁论”最大的市场在周边。近十年来，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说明，中国的崛起给东盟带来的是机遇和利益。

　　第二，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从中华民族文化的角度入手加深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我在欧洲时感到，近年来很多欧洲人对中国文化越来越敬佩。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会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的价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充满爱好和平的思想和智慧，例如“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从文化角度去阐释，可能更容易被别人接受。

　　第三，中国的和平崛起要充分利用机遇规避风险。总的来看，我们面临的有利条件居多，一是在可预见的未来，看不到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二是我们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崛起还面临很多风险。在国际上，最大的风险是中国会否被推到前苏联的位置上去，成为众矢之的。

　　第四，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有一个地区依托。美国搞北美自由贸易区，现在又想建立泛美自由贸易区，这说明唯一的超级大国也需要有地区依托。因为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不是哪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的。形成地区性自由贸易区，加强金融领域合作，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亚洲邻国的利益。中国正在崛起，必定与各方有利益吻合的一面，也有利益冲突的一面，而中国外交一定要为中国的崛起创造良好的环境，创造和平、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

　　第五，中国外交一定要能预见冲突。冲突出现了，要能很好地解决，这就是中国外交的本事。随着中国公民走出去，在国外出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就像汽车多了交通事故自然也多了，出现一些案件都是可能的，但这毕竟是少数。出了事，积极解决。切忌感情用事，切忌夸大，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扣上什么帽子，因为同样的事情在中国也可能发生，应该摆正心态，实事求是。

　　在这个过程中有几对关系要处理好。

　　一是大与小。中国人习惯抓大放小，似乎认为小的可以忽略不计，这点一般来讲也是对的。然而，如同判断一个人，往往细节更能说明问题。有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一个医药界的跨国公司老板来中国找合作伙伴，到国内一家很有实力的药厂参观。厂里非常欢迎，厂长亲自接待并陪同参观。但就在参观过程中，厂长不经意间随地吐了一口痰，就是这一口痰毁掉了一个大的合作项目。外方老板心里想，制药对卫生要求非常严格，你这个公司的一把手那么不注意，你大概很难保证制药过程严格遵守卫生标准。法国政界红人法比尤斯，有一次与希拉克总统进行电视辩论。希拉克是政坛元老，而法比尤斯40岁左右就当了总理，可以说是少年得志。法比尤斯在辩论后对希拉克做了一个很不礼貌的手势，就是这一个似乎不太引人注意的举动，使得他在其后的民意测验中威望大跌。

　　中国人在走出国门后的一些不文明的言谈举止，看上去也都是小事，但却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我还碰到过这样一件事：在国外出席一个非常正式的晚宴，男士正装应该是深色西服，偏偏有一位中方官员穿着浅色西服和白色袜子进去了，让大家大跌眼镜。

　　二是长与短。中国人通常喜欢讲长话，当然，如果是非常有内容的长话也会吸引人，但我们通常讲的长话里有许多是套话。就像我们平时读报纸一样，大块头的文章很多人就看个题目，相反，豆腐块文章标题很吸引人，就看下去了。

　　三是硬与软。现在中国有些年轻人血气方刚，很厉害，讲话嗓门也大。如果中国人在世界上讲话都是声色俱厉，那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当然，人是有感情的，在讲到核心问题时，带些感情是正常的，也是允许的。但一般来讲，讲话应该娓娓道来，把道理讲清楚，这样才更容易争取到别人的理解和支持。而不是像吵架那样，总是情绪非常激昂，那样是很难赢得人心的。

　　四是要了解对方的文化，了解什么话对方能够听得进去。中国人说话时“应该”、“要”这种词很多，“你们要如何如何”，翻译成英文就是“You should...”，懂英语的朋友知道，在英语里这是非常强硬的词。我在国外当大使回国后，钱其琛副总理曾问我，在国外交涉是不是就用外交部发过去的那些口径。我说：“恕我直言，外交部的口径有些是必须要照说的，但有些口径还要根据对象的不同而转换方式。”交涉是为了打动对方，以达到我们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交涉而交涉。用老子训儿子的口气怎么行呢?我们的有些口气就像老子训儿子，“你必须如何如何”，“务必如何如何”。国与国之间是平等的，你也不是人家的上级，怎么能命令人家做这个做那个?这样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