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 2020西方思想年度述评，全球化困境中，西方怎么了？

　　下篇：国际变局与欧洲趋势

　　难以修复的旧秩序

　　在过去四年，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变化莫测，困扰着世界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友。原有的国际秩序受到严重的冲击，也处在一个异常状态。美国大选的结局带给许多人些许的安慰——至少惊魂不定的日子终于过去了，似乎可以期待一个回归常态的世界。

　　但片刻的慰藉很快被新生的忧患所吞噬：原先的常态秩序远不是一个令人向往的世界。至少从十多年前开始，所谓“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就一直处于颓势，遭受的怀疑与批评之声也连绵不绝。著名学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称之为“神话”，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视其为“大幻觉”，还有戏称其“既不自由，也非国际，而且无序”的讥讽之辞也广为流传。

　　当然，持续讨论一个持续衰败的事物，这本身意味着它衰而未死。作为既有范式的自由国际秩序之所以尚未彻底消失，并不在于其残存力量仍然强大，而是因为各种替代性的新选项更加令人怀疑或模糊不清。

　　2020年似乎到了范式转换的时刻。在经历了新冠疫情的冲击与美国政治的危机之后，自由国际秩序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世界格局面临两种可能的选项：修复既有的秩序，或者创造一种新的秩序。无论作何选择，其前景都取决于主导国家的意愿与能力。

　　由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还有可能修复吗?新任总统拜登表达了明确的意愿。

　　早在2017年1月18日(特朗普即将就任的前夕)，拜登曾在“达沃斯论坛”上呼吁：“显然，近年来支持这一体系的共识正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越来越大的压力……我们必须采取紧急行动来捍卫自由国际秩序。”

　　2017年1月18日，拜登在“达沃斯论坛”。

　　在2020年竞选期间，拜登在《外交事务》3/4月号发表文章，题为“为什么美国必须重新引领”。文章批评特朗普“灾难性的外交政策”对国际秩序造成的破坏，尤其是对盟友和伙伴关系的损害，以及对民主价值的背弃。拜登构想的国际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回归到奥巴马时代的基本方针，但更强调外交决策必须有利于国内政治与经济的复兴，也更注重加固民主国家的国际同盟，并显示出对美国主要竞争对手更为明确的强硬立场。

　　2021年2月4日，拜登在国务院发表上任以来首次外交政策的讲话，其基本精神与前文一致，主张加强与全球盟友和伙伴的关系，并坚持美国的价值理念。他宣告“美国回来了”，实际上表达了对未来世界的愿景：美国将重返其主导地位，致力于修复已经衰败的自由国际秩序。新政府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团队主要由民主党的建制派构成，显示了对这一愿景的肯认。

　　拜登是一位擅长国际事务的老练政治家，曾担任两届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在长达八年的副总统生涯中，他深度介入了奥巴马的外交构想与实践。然而，老练稳健的另一面可能是陈腐守旧。他虽然意识到新形势下的挑战，但选择的应对方案却难以摆脱原有范式的局限。

　　真正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美国还有可能重建自由国际秩序吗?

　　阅读过去一年发表的几十篇相关评论后会发现，只有极少数论者对此抱有相对积极的态度，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是其中之一。他在《外交事务》2020年7/8月号发表文章，主张重建“下一个自由秩序”。然而他的论证主要诉诸“必要性”的理由：世界各国处在复杂而深度的相互依赖之中，“现代性问题”造成的全球危机需要有全球合作的解决方案，自由国际秩序虽有缺陷，但很难找到更好的替代性选项。他建议从1930年代“罗斯福新政”的遗产中获得启示，重塑一个以美国为核心、以自由民主国家联盟为基础的多边主义的自由秩序。

　　然而，对必要性理由的论述无法支持可行性论证。伊肯伯里的文章很少触及当今背景下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能力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数专家学者和评论家对自由国际秩序的修复提出了悲观或怀疑的判断，其中包括韦瑟(Stephen Wertheim)、麦克塔格(Tom Mctague)、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科什纳(Jonathan Kirshner)、哈斯(Richard Haass)、莱恩(Christopher Layne)，古德吉尔(James Goldgeier)和詹特森(Bruce W. Jentleson)，以及特珀曼(Jonathan Tepperman)和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等人的文章与对话录(分别刊于《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Project Syndicate、《外交事务》和《外交政策》)。

　　综合他们的分析论述可以发现，重建自由国际秩序的努力至少会遇到三方面的阻力。

　　首先，远在特朗普执政之前，已经出现了扎卡里亚所说的“其余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rest)趋势，表明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美国的经济与军事力量仍然位居世界之首，但在全球的相对权重已经显著下降。这种衰落将减弱美国提供全球公共品和干预区域事务的能力。另外，虽然美国一直从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获益，但普通民众对此缺乏直接的切身感受，他们反而对于为阿富汗与伊拉克这两场持久战争付出的代价更加敏感。大多数美国民众反对在国际事务上“浪费资源”，赞成“美国优先”的转向。在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下，拜登“让美国重新引领世界”的雄心，将面对国内民众及议会代表的反弹阻力。

　　《外交事务》2021年3/4月号：“衰亡：美国还能重新领导吗?”

　　其次，自由国际秩序的基础是欧美之间的“跨大西洋联盟”。但美国与欧洲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过去四年，特朗普恶化了与欧洲盟友的关系。许多欧洲国家已经体验到，甚至适应了“失去美国保护”的局势。同时，美国两党的政治极化不断加深，弱化了其外交政策的持续稳定。为了规避美国政局动荡的风险，欧洲也需要降低对美国的依赖。相应地，欧洲追求自主性的诉求日渐高涨，马克龙宣扬“欧洲主权”的理念，试图通过欧盟来复兴法国的影响力。德国也有意愿寻求欧洲的自主性，主要因为德国公众态度的转变，以及对进入中国市场的需求。因此，拜登期望与欧洲盟友“重修旧好”从而巩固“跨大西洋联盟”的计划，将会是非常艰巨的任务。

　　最后，重建自由国际秩序也会面临来自中国的挑战。拜登的对华政策尚未完全成型。他声称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但同时表示“只要符合美国利益，愿意与中国展开合作”。在2021年2月19日“慕尼黑安全会议”的在线会议上，拜登呼吁盟友联合一致，做好“与中国长期战略竞争”的准备。3月3日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John Blinken)在白宫发表长达二十八分钟的演讲，向美国人民介绍新政府的主要外交政策，其中将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列入八项优先任务之一。布林肯强调，美国面临着若干国家的挑战，但来自中国的挑战与众不同，这是“二十一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因为“中国是唯一——以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的力量——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严峻挑战的国家”。他指出，美国与中国关系将会是三种类型并存：“竞争如果应该，合作如果可能，对抗如果必要”，而这三者的共同基础是“需要从强势地位与中国打交道”。为此，布林肯重申了与盟国和伙伴合作的重要性，“因为我们结合在一起的权重是中国更难以忽视的”。

　　拜登任命的国家安全与亚洲事务的官员背景，以及他们的公开言论，都显示新政府倾向于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但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国际问题专家都强调必须防止中美冲突升级，避免走向“新冷战”或热战。《大西洋月刊》的一篇评论指出，与冷战时代美国的对手不同，中国已经达到了相当水平的财富、活力和技术进步(尽管与美国还有差距)。更重要的是，中国具有苏联从未拥有的一种“武器”：能够在经济冲突中(借用形容核战争的术语MAD)“确保相互经济毁灭”(mutually assured economic destruction)。在此局势下，一部分国家希望能同时与中美两国保持良好关系，它们很难全心投入一个由美国主导但却排斥或对抗中国的国际秩序。

　　从哈斯对“后美国世界”的描述，到古德吉尔阐述的“美国并不具有领导世界的天然资格”，都试图论证美国难以恢复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拜登声称“美国回来了”，但世界已经改变。未来的发展甚至有可能走向两次大战之间的格局。

 　　　　上篇：美国大选与民主危机

　　序言漫长的告别

　　两个多月前，全世界无数人迫切期待的时刻来临了：我们终于告别了2020，这活久未见之年。在一张日历翻过的瞬间，如愿以偿。

　　然而，这是一场漫长的告别，带着绵延不绝的尾声，在新的一年持续回响。一个时代蓄势已久的力量在去年集中爆发，但不会在顷刻间烟消云散，正如它并非突如其来。

　　于是，等到春天再来回望过去一年或许更加适宜。这份迟来的重访躲过了惊魂未定的慌张，也会在眼前的景色中察觉客岁的余晖。时间是一种距离，带来些省思的从容，虽然“密涅瓦的猫头鹰”不知还要多久才能等到它起飞的黄昏。

　　《时代》周刊在12月5日的封面上将2020年判定为“最坏的一年”，这是许多人心情的写照。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第一个月，全球确诊病例数只有不到一万，半年之内上升到一千万，一年之后突破一亿，累计死亡病例数超过两百二十二万(到今年3月已经达到两百七十万)。此外，澳大利亚发生了罕见的森林大火，法国经历了“黑色十月”的创痛，英国释然或惋惜地正式脱离欧盟，美国见证了风起云涌的社会抗议运动，以及惊心动魄的总统大选。而一年多前签订的中美贸易谈判第一阶段协议，如今似乎已经时隔久远而意义不明……

　　《时代》周刊在12月5日的封面

　　多么动荡而漫长的一年。那些惊慌失措中的猜测与流言，那些坚韧与勇敢的事迹，那些悼别逝者的时刻，都汇入了记忆的河流。但这一切经历究竟带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有悲观论者说，这“最坏的一年”或许会是未来“最好的一年”。有更多人强调其重要的转折意义。《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在去年3月的文章中提出新的历史分期，他认为世界将被疫情划分为BC与AC两个阶段——“前新冠”(Before Corona)世界与“后新冠”(After Corona)世界。政治哲学家格雷(John Gray)4月发表文章，判定“这场危机是历史的转折点”，并预告“全球化的顶峰时期过去了”。当下的任务是让头脑清醒，“思考如何在一个改变了的世界中生活”。

　　这些断言或许正确，却过于笼统了。也许，记忆之河还需要更久的沉淀，才能凝结为更具启发性的经验和教训。但是，我们的记忆并不是从2020年才开始的，过去几年的历史不是早已显示危机的先兆吗?

　　盖茨(Bill Gates)在2015年的一次TED演讲中就曾预言，未来对人类最大的威胁，不是战争而是疫情大流行。至于美国的政治危机，从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获胜之后，就有难以计数的研究和评论发出过警告。而中美竞争的升级及其对世界秩序的冲击，也是过去二十年国际政治领域持久关切的核心议题。同样，全球气候变暖与各种“自然灾害”之间的相关性，一直有大量的研究与公共讨论。

　　震惊之感往往与健忘或漠视相伴。令人惊讶的2020年并非无踪可循，它只是加速了经年已久累积的危机，让困境与挑战以更加锐利的戏剧性方式呈现出来。如果探究其深层的逻辑，我们可以发现至少有两种长时段的原因，塑造了当今全球化时代的高风险特征。

　　在微观层面上，存在一个长程的趋势，可以称之为“生活本地性的瓦解”。传统的生活大多在一个有限而熟悉的空间中展开，具有鲜明的本地性。人们熟悉自己的环境和影响生活的主要因素，因为这些“变量”不太多、不太远，也不太复杂。生活的本地性具有相对自足的特征，人们也能够大体把握自己的命运。

　　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了世界几乎每一个角落，巨大的流动性(包括人口、物资、信息、资本和技术的流动)对生活的本地性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底特律汽车工程师的职业前途，可能取决于“通用汽车”海外公司的规模与效益，还有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趋势;而德克萨斯州的石油工人要评估自己的就业前景，可能需要了解科学家对碳排放问题的研究进展，政治家达成的共识，签订的国际气候问题协议及其对国内政策的影响。

　　影响生活的变量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遥远和复杂。投资、技术、设备、生产、经营和消费等要素，原本局限于本地、附近或本国内部，如今却来自世界的四面八方。将这些要素整合起来的过程和机制，不仅复杂到超出普通人的认识能力，而且往往不能够由本地甚至本国政府单独决定，因此也难以单独问责。

　　当然，这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新现象。早在现代化浪潮的兴起之时，生活的本地性就开始受到侵蚀。但在最新一轮的全球化过程中，各种流动性的深度、广度和速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极端状态，也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冲击。这种趋势对人类应对大规模流行疾病带来了挑战。由于人口流动的规模和速度，防止疫情的跨地域传播变得格外困难。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防控疫情的有效性，不仅关涉本地居民，也影响到更广大的人群。

　　生活的本地性被瓦解了，这给许多人造成了难以估计的风险，对生活的掌控感处在莫名的威胁之中。因为影响你生活的变量是遥远、陌生而难以理解的，它们是未经你同意和授权的强大力量，却以不容分说的蛮横方式操纵你的愿望，支配你的命运，甚至剥夺你的权益，深刻地改变了你原有的生活方式。

　　同时，生活本地性的瓦解也威胁着基层政治的自治传统。托克维尔赞赏美国民主中的“乡镇自治”模式，这种自治依赖于社区成员之间对公共事务的商谈沟通。当一个社区难以理解也无法掌控过多的复杂变量，有意义和有效的商谈就变得格外困难。世界的许多地区正在见证生活本地性的瓦解，这种状况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挫败、委屈、沮丧，甚至怨恨和愤怒。

　　而在宏观的层面，全球化造成了国家政治与治理的困境。早在十年之前，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德里克(Dani Rodrik)提出著名的政治经济学“三元悖论”(trilemma)：超级全球化、国家主权和大众民主这三者不可同时兼得，只有“三者必择其二”的可能。2020年6月，两位美国学者在《开放经济评论》发表了一份实证研究论文，他们用1975年到2016年一百三十九个国家的数据检验了罗德里克的假设，肯定了三元悖论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还显示，民主化程度较高的工业化国家往往经历更多的政治不稳定。

　　政治经济学“三元悖论”(trilemma)

　　就结构性约束而言，欧盟治理的困境、英国脱欧以及美国外交政策面对不断增长的国内压力等现象，都在某种程度上是这种三元悖论的征兆。这也意味着美国恢复原有国际秩序的企图将会遭遇持久的阻力。

　　无论是生活本地性的瓦解对于个人生活的冲击，还是三元悖论的结构对政治事务与公共政策的挑战，都会激发出反弹的力量，体现为近十年多来的“逆全球化”趋势。罗德里克本人并不全面反对全球化，他主张寻求一种更为平衡的选择，保持适度(而非“超级”)的经济全球化，同时维护国家主权和大众民主政治。

　　然而，不断超越地区性的全球化趋势仍然十分强劲，因为资本与技术的逻辑具有突出的“超地方性”倾向，两者都遵循一种“对事不对人”的普遍主义：资本总是倾向于流向收益更高的地方，技术也总在寻找生产性更高的地方。但是，这种基于工具理性的普遍主义逻辑往往与社会生活形成紧张。人的生活依赖于相对稳定的居住地、传统、语言和风俗等，总是具有无法彻底抹去的地方性。如果不受约束的资本和技术无情地摧毁生活共同体的根基，很可能会引发剧烈的冲突，导致失序的危机。

　　2020年以令人难忘的方式突显了长期以来的全球化困境，也揭示了人类分享着共同的命运，至少在重大危机的时刻。这是无法在挥手之间轻易告别的时代挑战。它敦促人们重新思考共同体的价值和意义。人的生活总是共同的生活，每个人都从属于多种直接或间接的共同体，有些切身可感，有些更具有虚拟或想象性，而各种共同体之间又彼此依赖、相互影响和塑造。我们需要探索和建设一种更有生机活力，也更具适应性的共同体，维护其边界和自治，同时保持对外部的开放与合作。这是一场漫长的告别，只能在开启新的思考与对话中才会结束。

　　如期而至的政治危机

　　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是一场硝烟四起的“选战”，直到次年1月20日，当拜登宣誓就职的一刻，才尘埃落定。

　　在两周之前，特朗普的一些支持者攻占国会大厦，中断了国会两院确认选举结果的议程，最终导致五人死亡。这场骚乱震撼了全球各地的政要与观察家。许多人惊呼，1月6日是“美国历史上耻辱的一天”，是美国的“水晶之夜”，“自由世界的灯塔熄灭了”……的确，如果在实况转播中观看特朗普的煽动性演讲，目睹国会山暴乱的场景，整个过程惊心动魄，当时感受的震撼会让人不禁惊叹“狼来了，这一次狼真的要来了”。

　　2021年1月，特朗普的一些支持者攻占国会大厦。

　　然而，这一切难道不是意料之中的吗?在根本上，这场危机并没有超出各种“剧本”的意料，无数“狼要来了”的警告早就不绝于耳。

　　自从2017年初开始，《华盛顿邮报》决定每天提醒读者“民主死于黑暗”(Democracy Dies in Darkness)，将这句话作为铭文印在报头之下。2019年(笔者曾在当年述评中介绍)就有学者预言，美国社会的对立正在演变为“政体分裂”，选举争议会导致“暴动”并引发宪政危机。2020年10月1日Politico杂志发表戴蒙德(Larry Diamond)等五名政治学家的联署文章，警告大选导致暴力冲突的危险正在急剧上升，并呼吁采取紧急措施，成立跨党派的专门委员会应对可能的暴力事件。而11月2日发布的一份民调显示，有四分之三的美国人对选举引发暴力的问题表示关切。甚至有评论认为，当前的美国处于南北战争以来最严重的社会分裂，“第二次内战”并非不可想象。

　　但是，内战最终没有爆发。特朗普在拖延了几个小时之后，发出了“和平回家”的呼吁，而不是“决一死战”的号召，也没有动用军队介入“选举结果的全面核查”。预想中更为惊恐的情节还没有发生，政治对抗止于“选战”，濒临崩溃的危机幸运地躲过了崩溃的劫数。

　　狼来过了，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但在嘶吼之后又迅速离去。国会山的暴乱更像一次象征性的休克疗法，让人们从“政治失忆症”中惊醒，重温历史教科书写就的常识：民主，尤其是美国民主，从来不是坚如磐石的大厦。

　　很快，重温历史的治疗努力开始了。1月8日著名美国史学者方纳(Eric Foner)在《国家》杂志发表文章指出，“熟悉美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次国会山暴动并不是第一次以法外方式推翻民主选举结果的企图”。美国在“重建时期”以及随后的几年中，发生过许多类似的事件，有些远比1月6日的暴乱更加暴力。他列举了1873年和1898年武装白人推翻民选的黑人或跨种族的地方政府或官员的事件。他提醒美国人，“让我们不要假设，在国会山暴乱之前美国是一个运转良好的民主国家”，这是一个幻觉。

　　1月29日马萨诸塞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茨(Alasdair S. Roberts)在《对话》网站发表文章，题为“那些哀悼美国民主脆弱性的人们弄错了什么?”。文章指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华盛顿特区部署军队来维持秩序的情况已经出现过四次，而针对总统和政要的暗杀事件也发生过多次。作者试图在历史的视野中，对美国的真实现状做出准确的判断。

　　在许多人看来，攻击国会山事件显示，美国民主已经变得脆弱，而这种脆弱性是新近的危险趋势。但作者认为这种看法有夸大其词之嫌，并不是因为它低估了危机的严重性，而是它忽视了一个历史事实：“美国民主一直是脆弱的。”更准确地说，美国真正的困难在于它是一个“脆弱的联盟”，在历史上长期存在着各种矛盾和局部冲突，其中许多深层的裂痕并未真正弥合。“美国”(The United States)这个词(在字面上)是复数名词，直到南北战争之后，才在美国官方演讲中被确立为单数名词。

　　但美国政界常常将国家团结视为理所当然，许多新上任的总统都倾向于推行雄心勃勃的计划。这些计划激励了支持者，同时也激怒了反对者。但这种赢家通吃的方式可能会加剧分裂，而不是重建团结。自1990年代以来，旧的分裂开始重新出现，体现为所谓“红色”美国与“蓝色”美国之间的分野。这两个阵营对于什么是国家的优先任务，尤其是对于联邦政府的作用持完全不同的看法，导致了对政府的敌意，因而使政治陷入僵局。

　　民主的脆弱性并不新鲜，政治暴力与应对政治暴力的努力在美国历史上也屡见不鲜，人们对于民主的信心也是如此。在过去的一年中，人们对美国民主的信心遭到了打击。但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在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和失业大潮的困境中，人们对“民主的终结”也有过类似的恐惧。但这些历史经验的证据也表明，脆弱的民主政体能够在各种冲击下延续，也确实具有自身的适应性。最近美国总统大选以来的诸多事件令人不安，但这并不表示美国的民主即将崩溃。

　　文章在最后写道，仅仅在二十年之前，许多美国人坚信自己体制的优越性：“小布什总统甚至宣称，美式民主是‘国家兴盛的唯一可持续模式’。相比之下，今天许多人担心这种模式正处在崩溃的边缘。”如果说当初的傲慢精神是误导性的，那么2021年的绝望也是如此。“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样，美国正在为维护团结、遏制政治暴力，以及达至民主原则而进行永无止境的努力。”

　　在历史学家呈现的视野中，美式民主的“灯塔”寓言是一个短暂而过时的迷梦。而在政治理论界，从古至今严肃的学者，无论持何种立场，从未将民主视为一个神话。这不必回溯到亚里士多德或者托克维尔，当代支持自由民主制的政治理论家，对民主政治的现状与前景大多保持审慎或忧虑的态度。

　　早在1975年，一份题为“民主的危机”的报告提交给了“三边委员会”(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作者是克罗齐(Michel Crozier)、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与绵贯让治(Joji Watanuki)。他们针对当时西欧、北美和日本等国家对于民主的悲观论调，对民主政体面临的外部与内部的挑战做出分析，认为导致民主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民众对政府要求的增长与政府执政能力的不足。在1980年代，著名政治学家达尔(Robert A. Dahl)发表了《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1983)和《民主及其批评者》(1989)等论著，对民主政体的局限与弊端展开多方面的检讨评估并提出改良的构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对于民主的忧患意识贯穿于整个冷战年代。直到苏联解体之后，“历史终结论”等对民主的乐观论述才成为显学。

　　克罗齐、亨廷顿与绵贯让治合作撰写的《民主的危机》(1975)

　　福山是西方民主政治最热衷的辩护者之一，但他在2014年发表了关于民主政治“衰败”(decay)的研究，并且特别针对美国的体制发出警策：“思想的僵化与根深蒂固的政治势力形成一种结合，阻碍了这些体制发生改革。如果没有一次对政治秩序的重击(shock)，无法保证这种局面将会有什么改变。”在2016年，福山在桑德斯和特朗普的崛起中看到了这种冲击出现的可能，两派的选民得以借助“激进的局外人”净化清理腐败的建制派。但他同时担心，“民粹主义者贩卖的灵丹妙药几乎于事无补……将会使局面恶化而不是改善”。

　　带着对政治衰败的关切，福山2021年1月在《外交事务》网站上发表的文章，考察“特朗普执政时期政治衰败加速恶化”的趋势，甚至怀疑这种衰败已经“败坏至核心”。在他看来，民粹主义的策略将特朗普送进了白宫，“恶化的进程以惊人的速度一直持续，扩展到当初难以预料的范围”，最终在国会山骚乱事件中发展到顶峰。危机过去了，但引发这场危机的深层状况仍然没有改变：“美国政府仍然被强大的精英集团所俘获，这些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扭曲政策，误解了整个政体的正当性，而这个体制仍然过于僵化以至于无法改革自身。”福山进一步指出，两种新现象的影响使局面更为恶化，一是新的通信技术加剧了“民主商议之共同事实基础的消失”，一是两党之间的政策差异已被凝固为文化身份认同的分裂。

　　民主理论家戴蒙德多年来深切关注民主的危机。他在9月的《大西洋月刊》网站上发表文章，分析美国选举制度的缺陷可能导致出现“双总统”的僵局，并引发宪政危机。在11月3号投票日当天，戴蒙德又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美国民主制度有三大支柱，自由、法治与选举，前两项虽然遭受重创，但经受住了考验，但作为第三支柱的自由公平选举却面临威胁。

　　有评论说，这个“自由世界”的头号大国上演了第三世界国家才会发生的政治乱局。这似乎忘记了，老人常常会和幼童一样容易跌倒。在戴蒙德看来，美国民主的部分问题在于“上了年纪”。这个最早实行民主制的国家，其制度最初成形于广袤、分散和多样化的殖民地，更为关注“多数暴政”的危险，因此，美国的“宪政体制缺乏针对选举崩溃的预防措施，而这些措施在更晚近的民主国家中是常见的”。

　　实际上，对于美国民主制度的缺陷与弊端，学者与政治评论家展开过持续而丰富的分析批评，从总统制到选举人制度(选举院)，从选区划分方法到竞选筹款规则。改革的呼吁与修宪动议也层出不穷，但在惯常的党派政治僵局中，变革的希望非常渺茫。那些不断发出警告的批评者，不仅难以触动政治精英的神经，反而被看作高喊“狼来了”的淘气孩子，只是虚张声势，因此不必理会。

　　那么，1月6日国会山骚乱的冲击有可能激发变革的动力吗?现在还难以判断。但至少“狼真的来过了”，美国民主制的隐患与危机并不是理论家们杜撰的流言。

　　1838年林肯在青年学会发表《我们政治制度的永世长存》演讲

　　一个半世纪之前，诗人惠特曼在献给林肯的名作中将他称作“船长”，这同时包含着对这个新生民主国家的隐喻——美国是在风浪中航行的巨轮，总有遇到惊涛骇浪的危险。而这位“船长”在南北战争之前就预见了危险。1838年林肯在青年学会发表《我们政治制度的永世长存》演讲，他相信美国政治制度的危险“必定发端于我们内部”，而他对于“应当如何防御危险”的回答是“捍卫宪法和法律”。林肯甚至呼吁“让法律成为这个民族的政治宗教(political religion)”。

　　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在林肯演讲一百八十多年之后，今天的美国人仍然信奉这个“政治宗教”吗?冷静考察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可能会得出一个失望与希望并存的答案。

　　美国的社会分裂与政治极化在近几年来不断加剧，这无可避免地将这次选举变成一场狭义的“选战”。选战在本质上是真实内战(物理性战争)的模拟物，因此具有“穷尽手段”与“法律约束”的双重性，这意味着竞争双方将穷尽一切法律允许的手段来谋求胜选。放弃“穷尽手段”就只是普通的选举而不足以成为“选战”，但突破“法律约束”则将使选战丧失其模拟功能而蜕变为物理战争。就此而言，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发起的抗议与几十起诉讼，即便违背了文明标准，仍然是穷尽合法手段的表现，直到公然抗拒依据司法程序审议的结果，才挑战了法律约束的边界。

　　然而，美国的法律制度绝非脆弱到不堪一击的地步。《经济学人》11月28日刊登长文《民主的韧性》，指出“美国体制得到了其法官与官员的专业主义精神的保护。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都受到前辈确立的标准束缚。因为有无数人坚守职责，特朗普推翻选举结果的企图失败了”。

　　的确，在对选票统计的争议与审理中，公职人员展示出高度的专业主义和尊重宪法程序的立场，这包括特朗普本人任命的三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和其他联邦法院法官，他竭力支持的佐治亚州州长，他内阁中的司法部长以及国土安全部负责网络选举的负责人，这些共和党公职人员在总统和党派利益的压力下选择了忠诚于宪法和专业原则。另外，十位前任国防部长于1月3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军队保持中立，对选举结果不予介入。即使在1月6日占领国会大厦的非法行动中，暴乱者试图以极端方式改变选举结果，但他们要求的仍然是全面彻底核查选票，而不是废除民主选举程序。

　　在这场选战中，法律遭到了严峻的挑战，这是令美国人失望的现实。但这些挑战遭到了更强劲的反弹，这是希望所在。事实证明，选战实现了其模拟的功能，最终避免了内战。美国绝大多数公职人员与民众对于宪法和选举程序存在基本共识，守住了最基础的宪法底线——这虽然是“过低的”却仍然坚固的及格线。在这个意义上，林肯倡导的“政治宗教”在美国人的内心深处依然保留着神圣性。

　　如何判断美国政治危机的严重性?这需要一个评判框架。如果民主体制的健康运转依赖于民意的汇聚，那么共识程度的不同等级将会形成不同的政体稳定水平。

　　首先，在最理想的状况下，社会大众对政治原则与重要的公共政策存在广泛共识，容易达成一致意见。在此情况下，投票选举的主要功能是确认既有的一致意见，具有仪式性的象征意义。

　　其次，在通常状态中，民众对部分公共政策或议程出现分歧，通过协商、辩论和斗争达成部分的共识或妥协方案，对于无法妥协的分歧通过选举程序来决定。

　　再次，当社会对立与政治极化的程度严重，公众对多数公共议程都持有难以妥协的相反立场，无法获得实质性的意见共识，但仍然保持对民主原则与程序的共识，选举投票就具有决定性作用，也常常会演变为“选战”，政体处于危机状态。

　　最后，如果社会与政治分裂如此严重，以至于瓦解了对宪法原则与程序本身的共识，社会将会出现频繁与剧烈的大规模暴力冲突，甚至进入全面内战，这将导致政体崩溃。

　　按照以上四种理念型类别的标准来衡量，当今的美国政治已经偏离“通常状态”陷入政治危机，但仍然抱有对政体原则与程序本身的广泛共识，因此避免了政体崩溃。然而，如果法律与选举程序成为一个民主社会仅有的共识，那么政体稳定就仍然处在危险之中。

　　拜登在国会山事件之后的演讲中告诫，“我们历史上这悲哀的一幕提醒我们，民主是脆弱的，必须始终捍卫它，我们必须永远保持警惕”。民主从来不是一个神话，而是一项艰巨的事业。而事业(course)一词本身包含着“过程”的涵义，这意味着持续不断的修复与永无止境的再造。

　　特朗普现象的根源

　　拜登在竞选时曾说过，在未来历史的回顾中，特朗普会被视为一个“脱离常轨的时刻”(aberrant moment)。胜选之后他在11月26日的感恩节致辞中说：“生活将回归常态”，这是对疫情之后生活的期待，但许多人相信，这也是拜登对“后特朗普”时代做出的承诺。

　　对于饱受“异常”之苦的人们而言，“回归常态”的说法听上去令人向往，但深究起来不只天真而且危险。

　　首先，回归不是一个可欲的选项，那个往日的旧常态正是后来“异常”现象的孳生之地，回归过去意味着重返危险的起源;其次，回归也未必可行，美国社会与政治生态在过去四年中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是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回归常态将会遇到强大的阻力;最后，回归的期望并不明智，轻率放弃了“异常”激发的反思契机，错失了可以汲取的深刻教训。

　　民主党期待的“大蓝潮”并没有出现，在目睹了国会山骚乱事件之后，更没理由陶醉于一场选战的险胜。作为败选的一方，特朗普获得了七千四百二十一万张支持票(百分之四十六点九的大众选票)，这一事实过于醒目，难以忽视。罗德里克教授写道：虽然人们见证了“他公然的谎言、明显的腐败以及疫情控制的灾难，特朗普如何能够保持如此多美国人的支持，甚至获得了比四年前更多的选票?”

　　特朗普不只是一名卸任的前总统，还代表着一个重要的“现象”，在政治舞台中仍然醒目存在，甚至可能将长久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大选的惊悚戏剧落幕了，但引发这场危机的根源并没有随之消逝。在谈论回归常态之前，首先需要探究“特朗普现象”的来龙去脉，并理解其中的挑战。

　　那么，什么是“特朗普现象”?几乎所有相关评论都指出了一种征兆：特朗普留下了一个极端分裂的美国社会。奥巴马在其自传出版后的一次访谈中承认，美国社会的分裂并不是从特朗普开始的，但他加剧了这种分裂。

　　早在2016年底，《时代》周刊选择特朗普作为年度人物，当期封面上称之为“美利坚‘分众国’总统”(President of the 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到了2020年初，《经济学人》引用调查数据认为，美国政治极化的严重性已经可以被称为“非文明社会”(uncivil society)。

　　2020年初，《经济学人》引用调查数据认为，美国政治极化的严重性已经可以被称为“非文明社会”。

　　在注册选民关于对立党派的态度中，有六到七成认为对方是对“美国及其人民”的威胁，有半数认为他们是“彻头彻尾的邪恶”，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相信，如果对方行为不轨就“应当作为动物对待”，有近五分之一认为，“如果另一方赢得2020年大选，暴力可以被正当化”。

　　这种“非文明”的政治对立，并不是美国近几十年的“驴象之争”或“红蓝对立”的简单延续，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归因于特朗普的“创新”——以划分敌我的斗争性方式动员和凝聚此前相对沉默的社会人群，将其转变为获取自身政治优势的力量，从而加剧和深化了社会的分裂。

　　在特朗普难以计数的不实之词之外，至少有一句话道出了部分真相：如果奥巴马和民主党人做得好，“我就不可能进入白宫”。同样重要的是，如果传统的共和党建制派有足够的动员力，也无需求助这样一个“政治素人”来注入新的政治活力。

　　特朗普现象的兴起，得益于两大政党的失败之处，缘起于政治建制派所忽视或无力感召的地域和人群——那些在经济与文化的主流趋势中被边缘化的地带，那些感到自己长期被漠视、被遗忘和被辜负的人群。

　　这并不是一个新鲜问题。在过去几年间，有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评论文章以及纪实作品相继问世，探讨特朗普支持者的身份、处境与成因。从2013年《下沉年代》(The Unwinding)，到2016年《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白人垃圾》(White Trash)和《故土的陌生人》(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再到2020年PBS制作的纪录片《美国大分裂》(America’s Great Divide)，所谓“被忽视的人群”不再是一个被忽视的盲点，甚至已经成为一个公众熟知的热点议题。

　　但熟知并不等于理解。特朗普的支持者究竟是谁?他们的处境如何?支持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存在着不同的、常常相互竞争的阐释。学者、政治人物、媒体评论家以及社会大众，对此并没有形成共识。最为显著的分歧之一(以简单化的类别划分)，是“经济解释”与“文化解释”之间的争论。

　　在经济解释中，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来自经济低迷的锈带地区，他们是蓝领工人。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流失(其中许多被转移到海外)进一步侵蚀了他们的稳定地位。特朗普声称要站在他们一边，称赞他们是善良的普通美国人和真正的爱国者，誓言要为他们“找回工作”，因此获得了他们的拥戴。

　　相反，在文化解释中，许多人支持特朗普的动机实际上是渴望“复辟”，重新获得受到历史进步威胁的特权——白人至上的特权、基督教的特权、WASP作为美国正统的特权。这些长期被抑制的反动观念被特朗普“解放”出来，得以死灰复燃甚至有恃无恐。

　　由此可见，经济解释暗示了社会底层针对精英阶层的抗争。这些被遗忘和辜负的底层人群选择特朗普，是在表达对建制派的愤怒，也是在维护自身应有的权利。但在文化解释中，反对还是支持特朗普是“进步的未来”与“守旧的过去”之间的道德战争，对这种复辟势力的反击而不是放任才是正义的事业。两种解释的实践意涵超出了学术之争，涉及道德正当性的分歧，也构成了意识形态的对立。

　　当然，两种解释模式的划分是过于简单化的表述。实际上严肃的评论与研究都不会陷入单一模式，但往往有各自的主导倾向。在公共舆论中，经济解释相对流行，但近来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2016年与2020年两次大选的证据都不支持单纯的经济解释。“出口民调”(exit poll)数据显示，特朗普在中低收入的选民中并不占据优势。在家庭年收入低于五万美元的中低收入选民(约占选民总数的三分之一)中，更大比例的选民投票给克林顿(2016年)或拜登(2020年)，而不是特朗普，差距在百分之十左右。而在五至十万美元的中等收入人口中(约占选民总数的三分之一)，特朗普在2016年的得票率高出希拉里·克林顿百分之四，但在2020年比拜登低了百分之十五。

　　就最新的发展来看，《大西洋月刊》2021年1月12日刊登题为“国会山的骚乱者们不是‘下层’”的调查文章，作者指出，尽管抗议者中有一部分是“底层人群”，但参与暴动的主体是企业主、CEO、州议员、公务员，房产经纪人、警察、现役和退休军人等，属于中上阶层。他们不是出于“经济上的绝望”，而是来自他们的信念：“相信自己有不可侵犯的统治权利。”

　　同样，1月19日《波士顿评论》发表长篇分析文章《特朗普主义的生存之地》也质疑了经济解释。在1月6日国会对选举人票的确认审议程序中，有一百三十九名共和党众议员投票反对确认选举结果。通过对他们所代表的选区进行人口和经济分析，作者发现，这些选区大多是经济增长和人口多样化都较快的郊区，相对富裕的白人家庭与其非白人邻居之间的不平等差距正显著缩小。这些地区非白人选民的投票率较低，为共和党候选人带来了边际优势，以此反驳了流行的观点——特朗普运动的支持者是来自锈带地区或穷乡僻壤的经济受困者。

　　这些新近的调查分析并未覆盖所有的特朗普支持者，也无法完全否认经济解释的有效性，但试图揭示特朗普的一些极端支持者并不属于经济上被剥夺的人群，他们的政治动机更有可能出于原有的特权地位受到威胁，期望维护一种少数统治。

　　2020年3月，怀特海和佩里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为上帝夺回美国》。

　　在文化解释方面，近年有多部研究论述“基督教民族主义”(Christian Nationalism)的著作问世，其中2020年3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为上帝夺回美国》(Taking America Back for God)获得许多好评。作者怀特海(Andrew L. Whitehead)和佩里(Samuel L. Perry)是两位社会学家，在大量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他们的见解：基督教民族主义主要不是一种宗教愿景，而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基于对美国建国原则的神圣化理解，主张“将美国的公民生活与特定类型的基督教身份和文化相融合”。这种意识形态体现出一种维护种族与民族“边界”的强烈愿望，将白人基督徒(尤其是新教徒)传统视为美国民族精神的正统，倾向于将归属其他种族和宗教的移民视为“他者”，构成对美国文化传统的威胁。在基督教民族主义者中，有更高比例的人反对跨种族婚姻和跨种族收养，质疑警察执法中存在种族不平等的事实。这部著作的研究论证，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将特朗普视为他们受到威胁的权力与价值的捍卫者”，他们支持特朗普是为了以上帝的名义“夺回美国”，并维护自身正在失去的特权。

　　《纽约时报》2020年10月16日发表的文章指出，在回答“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支持特朗普”这一问题时，“经济焦虑”还是“种族焦虑”是两种不同的解释，对此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问世，许多学者相信种族因素更为重要。但作者在访谈中发现，“这两种因素是很难拆解开的”。

　　实际上，经济与文化因素难以相互隔离，因为经济状况对政治态度的影响，依赖于人们对自身处境所讲述的“故事”。关于自我的故事并不是对事实的客观描述，而是对于事实的认知、感受与判断，这需要经过文化的“阐释框架”才得以形成。

　　社会学家霍赫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在多年前就表达了类似的洞见。她深入到路易斯安那州“茶党”(Tea Party)的腹地，经过五年的考察访谈写下了《故土的陌生人》，试图理解“美国右派一边的愤怒与哀伤”。她在茶党基层成员那里发现了一个悖论：他们会支持有损于自身利益的议员和政策(比如深受环境污染之苦的人，却支持撤销联邦政府环保署的动议)，这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她探索他们“看待世界的主观棱镜”，发掘了他们的“深层故事”(deep story)——这并不是他们处境的事实，而是他们对自身处境的“仿佛感觉”(feels-as-if)所构成的故事。

　　这个深层故事以“排队”的隐喻呈现出来：一群排队追寻“美国梦”的人，其中大部分是蓝领工人，也是白人基督徒，虽然努力工作但收入下降或停滞。队伍没有挪动，在付出极大努力和牺牲之后，他们开始感到沮丧。然后，他们看到了“插队者”——少数族裔、女性、移民和难民。在他们的主观棱镜中，大多数自由派提倡的促进正义的公共政策都是不公平的“插队”。同时，他们曾经感到自豪的价值与正派生活方式——基督教道德、异性婚姻、爱国的忠诚等等，在自由派主导的文化中成为“过时的”或“歧视性的”偏见，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于是，他们感到自己是“故土的陌生人”。

　　可以想象，他们的愤怒与哀伤是真切的，来自对真实困境的主观感受，其中不乏固执的偏见，却并非不可理喻。他们构成了特朗普2016年竞选口号中所谓“沉默的大多数”。作者在书中有一封写给“右派朋友”的信，向他们讲述了“自由派的深层故事”，最后告诉他们“在左派一边有许多人也感到自己像故土的陌生人”。霍赫希尔德如此尽力地要越过“共情之墙”，因为她意识到弥合分裂的紧迫性。她回顾自己的研究后发现，“特朗普崛起的布景已经搭建完毕，就像点燃火柴前的蜡烛”。

　　霍赫希尔德经过五年的考察访谈写下了《故土的陌生人》

　　霍赫希尔德的努力值得尊敬也令人深思。然而，文化解释与经济解释之间分野仍然显著，这既是社会分裂与政治极化的征兆，也是其构成性部分。这不仅导致了对特朗普现象的诊断分歧，也为应对方案的选择带来了挑战：什么样的政治论述和公共政策最有利于弥合美国社会的分裂?如何在刺激经济增长与促进分配正义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同样，面对“文化战争”的困境，在斗争与对话之间、在坚定与妥协之间应当作何选择?比如，文化精英把大选中支持特朗普的七千多万美国人描述为“投票反对他们自身利益的愚民”，或者断定“他们大部分是种族主义者”，即便可能是一个正确的判断，但其政治实践意涵究竟是什么?这会使“种族主义”这个词失去道德分量吗?会进一步加剧社会分裂吗?或者最终将推动社会进步?所有这些难题都具有挑战性。

　　罗德里克11月9日在Project Syndicate网站发表文章，题为“民主党人的四年缓刑”。他注意到，选举之后民主党内部的争论已经开始，但从这场险胜中很难获得明确的经验教训。在文化与经济这两个关键议题上，都存在意见相反的批评者：“有人指责民主党人走得太远了，也有人指责他们走得不够远。”

　　在文化方面，美国社会的裂痕在“文化战争”加深，一方是保守的、主要是白人聚集的区域，一方是所谓“警醒”态度已成为优势的大都会区域。前者注重“家庭价值”，反对堕胎，支持持枪权。后者强调LGBT的权利，支持社会正义，抵抗“系统性的种族主义”。许多给特朗普投票的选民认为，民主党人支持去年反对警察暴力的街头示威，是在“纵容暴力，并给整个国家抹上种族主义的色彩”。虽然拜登曾谨慎地发言反对示威中的暴力，但民主党人仍然被指控为“道德哗众取宠、诋毁美国中心地区的价值”。但在另一些人看来，对特朗普的支持仍然持续存在，这本身清楚地表明种族主义与偏执习气是多么根深蒂固，针对这种倾向展开斗争是“民主党紧迫的要求”。

　　在经济方面上，许多观察者(包括一些中间派的民主党人)认为民主党“走得过于左倾而背离了保守派选民”。然而，共和党仍然在煽动恐惧——“对于高税收、有损就业的环境政策以及社会化医疗保障的恐惧”。在美国两大政党内仍然盛行“典型的美国神话：政府管得最少、独行的企业家做得最好”。但在进步派看来，拜登倡导的经济方案，若以其他发达国家的标准衡量，根本算不上激进，也许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沃伦(Elizabeth Warren)更加强调就业、经济保障和再分配的想法才符合大部分美国人的愿望。

　　总而言之，这次大选显然没有解决长期的争论：“民主党和其他中左翼政党是否应该为了实现竞选号召力的最大化来决定他们在文化和经济问题上立场?”大选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些政党面临的挑战。在文章最后，罗德里克提醒左翼政党需要制定务实的方案来解决深层的经济问题，也需要建立沟通的桥梁来克服主要由文化精英造成的裂痕，“否则，民主党人可能会在四年之后再经历一次惊醒”。

　　偶像的黄昏尚未来临

　　在全球化与新技术的冲击下，当文化变得更加复杂多样，既有的本地生活模式被不断侵蚀，许多人陷入了经济与文化的困境之中。他们越来越难以理解自身的处境，更无从把握自身的命运，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尤其如此。在无以名状的恐慌与失落中，他们感到挫败甚至生出怨恨。无论在道德意义上是否正当，他们的感受是真切的。当一个国家中相当大比例的人群感到自己被遗忘，而政治建制派忽视或无力回应他们的诉求，民粹主义的煽动家就可能应运而生。

　　德州大学政治学教授林德(Michael Lind)在2021年1月发表文章《治愈煽动性民粹主义之道》，他认为“作为一种政治形式，煽动性的民粹主义往往兴盛于这样的时候——当大量的公民群体感到传统的政客忽视了他们的利益和价值”。作者列举了许多历史先例，包括南北战争前美国南部的白人农民和工人，十九世纪晚期中西部的农民，二十世纪美国东北地区的欧美“白种人”，以及二十一世纪英国中西部和北部工业地区的白人工人阶级。对应于这些“被忽视的群体”，相继出现了一系列“自称代表无权者对抗腐败当权者的护民官政客”。这在美国历史上层出不穷，但此前主要局限于地方和州一级的政坛。特朗普是第一个成为美国总统的真正的煽动家。

　　但林德认为，特朗普无法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等法西斯独裁者相提并论，他没有获得军方、官僚界和学界精英的真正支持。作者也反对将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化约为“白人民族主义”。虽然他常常有偏执言论(bigoted remarks)，但与2016年相比，2020年特朗普获得白人选票的比例有所下降，而在非白人选民中的支持率有所上升。林德侧重于特朗普现象的经济维度。在他看来，工业离岸外包与移民产生了输家和赢家，而美国建制派精英拒不承认自由贸易和移民带来的负面问题，这给了特朗普可以大肆发挥的议题。

　　但是，历史上的“民粹主义煽动家，经常鼓吹一些不切实际的措施来解决真正的问题”，特朗普也是如此。比如，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以及草率地使用关税，都是花招而不是可靠的政策。“美国历史表明，根除民粹主义最好的方式是把被疏离的选民纳入主流政治，并以精到的方法回应他们正当的诉求。”作者认为，罗斯福新政是一个可资仿效的例子。新政的改革者达成了许多民粹主义运动要求的目标，但并非借助煽动性的外来者，而是通过制度化的方法来实现。“民粹主义者往往是恶棍，但是他们的追随者值得被尊重和倾听。煽动性的民粹主义是代议制民主的一种疾病。治疗它需要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民主。”

　　然而，林德强调的制度性原因只是煽动家兴起的必要条件，但如何理解他们能够如此深入地俘获人心呢?比如，即便在占领国会山事件发生后，大多数特朗普的支持者仍然坚定不移。皮尤(Pew)研究中心在1月9日所做的调查显示，在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中，有百分之四十认为他无疑赢得了选举，有百分之三十六认为他大概获胜了，只有百分之七承认拜登赢得选举。要充分解释这一问题，煽动家的个人风格及其追随者的政治心理也是不可忽视的要素。

　　占领国会山事件发生后，特朗普的支持者仍然坚定不移。

　　《经济学人》发表题为“特朗普的遗产”的长篇文章，其中一节的小标题是“给公众来一场歌舞”。文章评论说，虽然特朗普推行的政策与里根之后的所有共和党领导人有相似之处，“但在许多问题上，他都以异端、极端或两者兼有的方式脱颖而出，以一种其对手做不到的方式俘获了选民的想象”。

　　这种俘获方式要求一种特殊的“歌舞”才艺。著名作家布鲁玛(Ian Buruma)2021年1月8日在Project Syndicate发表文章，着重分析了特朗普作为偶像的魔力。作者指出，“特朗普是一位演艺界的人才”，他在房地产行业实际上是个不断失败的商人，真正给了他名声的是一档电视节目，“他一直利用这个品牌，施展无与伦比的才华用于自我宣传”。

　　在这方面，特朗普让其他共和党政客望尘莫及。他以自己特有的才能“精明地利用了在他进入政界以前就已长期存在的问题与怨恨：日益扩大的贫富鸿沟、对移民的恐惧、对伊斯兰教的厌恶、对少数族裔的仇恨，大城市和金融业不断增长的支配优势，以及贫困的去工业化地区和乡村地区的衰败，等等”。这些问题都曾被其他政客所利用，但他们从未企及特朗普的“魔力”。

　　就此而言，特朗普不是常规的政客，而“更像是一名邪教领袖(a cult leader)，一位超凡魅力的煽动家，向其追随者们承诺了拯救，要把他们从一个邪恶的世界(充满暴力和颓废的城市、自由派精英、黑人、同性恋者、移民以及其他有污染性的外来者)中拯救出来。许多人投票支持特朗普，因为相信他更像是一位救世主(messiah)，而不是一名政客”。

　　布鲁玛的文章揭示了特朗普得以利用的社会问题，也发现了他特殊的煽动能力。但要成为一个“救世主”，他还必须给予“信徒”引导与爱戴。

　　实际上，特朗普的魔力还在于，他能够以最通俗和最简单化的方式，对所有难题给出明确的解释并提出有力的解决方案。就业有问题吗?那是因为“外国抢走了你们的工作”!福利有问题吗?那是因为“非法移民侵占了你们的权益”!相应的解决方案也就变得简单明确：以贸易战赢回“公平的交易”，以及彻底驱逐和阻挡“非法移民”。

　　特朗普用简化了的世界图景剔除了一切复杂性，让困惑者获得了确定感，用粗暴有力的措施回应错综复杂的难题，让挫败者看到了希望。而且他能以安抚的名义激发哀伤与怨恨，以道德的名义强化认知与道德的偏见，让所有的愤怒者荣获“真正爱国者”的美名，并唤起了斗争的意志，指向他揭出的“人民的公敌”，誓言要“抽干华盛顿的沼泽”，摧毁“深层政府”，从而“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一切才使特朗普赢得了狂热的崇拜，使他得以超越寻常的总统，成为令人着魔的偶像，成为一个救世主!

　　于是，追随他不仅意味着支持他主张的政策，而且要成为崇拜他的信徒。否则难以充分解释一些匪夷所思的现象。因为(除非另有图谋)只有对偶像的崇拜才能让人相信，造成近三千万人感染、三十五万人死亡的疫情灾难是虚假数据编造的“假新闻”，其中没有总统可以问责的过错。同样，面对司法程序对几十起“选票舞弊”起诉审议后的全部驳回，也只有出于崇拜才会断然否认，这个司法审议的结果是凡人社会可能获得的“最近似的真相”，因为信徒确信，特朗普凭借“超凡之眼”能够直接洞察全部真相。

　　对特朗普的崇拜现象已经受到许多评论家的关注，在CNN、PBS、NPR、Vox和《外交政策》等多家知名媒体中也出现了相关问题的讨论。《名利场》杂志2021年1月21日发表了对哈桑(Steven Hassan)的访谈，他在去年出版的著作《特朗普崇拜》(The Cult of Trump)近来引人注目。哈桑认为，对崇拜(或邪教)的判定在许多时候是困难的，因为名人常常会让人产生近似崇拜的献身倾向，而特朗普是“一个极为出色的营销者、品牌家和社会名流”，这与著名运动队或流行明星有非常相似的一面。名人确实会吸引崇拜者，但问题在于这些人是否被欺骗和被控制?

　　2020年哈桑出版《特朗普崇拜》

　　在哈桑看来，对特朗普的崇拜体现为“破坏性的权威控制”，包括四种相互交叠的控制，他称之为“BITE模式”(其中B代表行为控制，I是信息控制，T是思想控制，E是情绪控制)。这四种控制有可能将一个人转变为依赖与顺从的崇拜者。虽然特朗普不是一个宗教人物，但在他的基本盘选民中确实“有一些人以救世主的眼光看待他”。哈桑认为，“特朗普具有邪教领袖的所有特征，而他的追随者也具有崇拜者的品质”。他们始于对一个自恋者全情投入，后来每天吸收“另类事实”来对抗自己的认知失调。

　　《今日心理学》在2020年11月发表舍罗(Hogan M. Sherrow)博士的文章，试图更为严谨地探讨“崇拜”现象。舍罗指出，美国历史上出现过一些明星政治家，从华盛顿开始，有西奥多·罗斯福、肯尼迪和里根，一直到奥巴马，他们都被视为具有人格魅力的领导人。那么，给追随特朗普贴上“邪教”的标签是否公平呢?舍罗认为，特朗普的许多追随者“符合社会学、宗教和心理学界通常用来认定邪教的标准”：邪教是“一种极端主义或虚假的宗教或教派，受到一个专断的、魅力型领袖的指引，其成员对他表现出不变的，甚至是宗教性的崇敬”。在美国选民中，特朗普最忠实的追随者只占较小的比例。他们倾向于信奉一种非常特殊的爱国主义理念，其中包括孤立主义和仇外心理。他们渴望让一个所谓“上帝之选”的人物来引领他们。

　　舍罗进而通过具体例证的分析，论证特朗普及其追随者们为什么符合邪教的典型特征。追随者们相信，特朗普是关于真相的唯一权威，只有他能决定所有政策与实践。他们热情而无条件地忠诚于特朗普，把他的信仰和实践视为真理和法则，他本人也确认这种理念。追随者使用公开羞辱或惩罚来压制同伴中出现的个人主义和怀疑态度，任何对特朗普或其他追随者的批评或嘲笑，都会受到惩罚。追随者群体声称特朗普和他们比其他人优越，认为他们的道路是通往真理和救赎的唯一道路。

　　但是，“特朗普的拯救”失败了。拜登完全可以借用他的句式说：“如果特朗普做得成功，那么我就不会进入白宫。”但这并不是值得庆贺的时刻，因为无论是经济与文化的争论，还是对特朗普的崇拜，都没有随着大选结束而告终。

　　在拜登宣誓就职的当天，特朗普终于离开了白宫，前往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但他并没有从美国的政治舞台真正退场，而且还有可能卷土重来。2021年2月在第二次弹劾案审理结束之后，特朗普发表声明宣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历史性爱国运动才刚刚开始”。2月28日在“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CPAC)上，特朗普发表长达九十分钟的演讲，标榜自己过去四年的丰功伟绩，攻击拜登政府一个月以来的所有政策和措施。他再次声称自己“已经赢得了2020年大选”，而且将会“第三次击败民主党人”，并否认他将另外组建新政党的传言，这暗示在2024年的总统大选中，他将再次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参加竞选。

　　据《纽约时报》当天的报道，在对CPAC与会者所做的匿名投票调查中，支持共和党继续推进特朗普政策和议程的人占百分之九十五，希望特朗普再次参加总统竞选的比例为百分之六十八。有百分之五十五的与会者选择特朗普为他们偏爱的候选人，位居第二的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提斯(Ron DeSantis)仅获得百分之二十一的支持，而前副总统彭斯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仅获得百分之一的支持。数据表明，共和党内还没有出现足以与特朗普匹敌的政治领导人，至少目前如此。“偶像的黄昏”还需要多一些时辰才可能来临。

　　《纽约客》的资深作者格拉瑟(Susan B. Glasser)曾撰写每周更新的专栏“生活在特朗普的华盛顿”，在2020年底专栏即将结束的时候，她在结语中写到：“直到并且除非我们对围绕特朗普发生的事情做出完整的解释，否则2020年就没有过去，也永远不会过去。我仍然不愿去想起，但我知道忘却不是一个选项。”

　　拜登尤其需要这个“完整的解释”。他承诺“治愈这个国家”，而达成这个目标任重道远。

　　下篇：国际变局与欧洲趋势

　　难以修复的旧秩序

　　在过去四年，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变化莫测，困扰着世界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友。原有的国际秩序受到严重的冲击，也处在一个异常状态。美国大选的结局带给许多人些许的安慰——至少惊魂不定的日子终于过去了，似乎可以期待一个回归常态的世界。

　　但片刻的慰藉很快被新生的忧患所吞噬：原先的常态秩序远不是一个令人向往的世界。至少从十多年前开始，所谓“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就一直处于颓势，遭受的怀疑与批评之声也连绵不绝。著名学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称之为“神话”，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视其为“大幻觉”，还有戏称其“既不自由，也非国际，而且无序”的讥讽之辞也广为流传。

　　当然，持续讨论一个持续衰败的事物，这本身意味着它衰而未死。作为既有范式的自由国际秩序之所以尚未彻底消失，并不在于其残存力量仍然强大，而是因为各种替代性的新选项更加令人怀疑或模糊不清。

　　2020年似乎到了范式转换的时刻。在经历了新冠疫情的冲击与美国政治的危机之后，自由国际秩序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世界格局面临两种可能的选项：修复既有的秩序，或者创造一种新的秩序。无论作何选择，其前景都取决于主导国家的意愿与能力。

　　由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还有可能修复吗?新任总统拜登表达了明确的意愿。

　　早在2017年1月18日(特朗普即将就任的前夕)，拜登曾在“达沃斯论坛”上呼吁：“显然，近年来支持这一体系的共识正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越来越大的压力……我们必须采取紧急行动来捍卫自由国际秩序。”

　　2017年1月18日，拜登在“达沃斯论坛”。

　　在2020年竞选期间，拜登在《外交事务》3/4月号发表文章，题为“为什么美国必须重新引领”。文章批评特朗普“灾难性的外交政策”对国际秩序造成的破坏，尤其是对盟友和伙伴关系的损害，以及对民主价值的背弃。拜登构想的国际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回归到奥巴马时代的基本方针，但更强调外交决策必须有利于国内政治与经济的复兴，也更注重加固民主国家的国际同盟，并显示出对美国主要竞争对手更为明确的强硬立场。

　　2021年2月4日，拜登在国务院发表上任以来首次外交政策的讲话，其基本精神与前文一致，主张加强与全球盟友和伙伴的关系，并坚持美国的价值理念。他宣告“美国回来了”，实际上表达了对未来世界的愿景：美国将重返其主导地位，致力于修复已经衰败的自由国际秩序。新政府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团队主要由民主党的建制派构成，显示了对这一愿景的肯认。

　　拜登是一位擅长国际事务的老练政治家，曾担任两届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在长达八年的副总统生涯中，他深度介入了奥巴马的外交构想与实践。然而，老练稳健的另一面可能是陈腐守旧。他虽然意识到新形势下的挑战，但选择的应对方案却难以摆脱原有范式的局限。

　　真正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美国还有可能重建自由国际秩序吗?

　　阅读过去一年发表的几十篇相关评论后会发现，只有极少数论者对此抱有相对积极的态度，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是其中之一。他在《外交事务》2020年7/8月号发表文章，主张重建“下一个自由秩序”。然而他的论证主要诉诸“必要性”的理由：世界各国处在复杂而深度的相互依赖之中，“现代性问题”造成的全球危机需要有全球合作的解决方案，自由国际秩序虽有缺陷，但很难找到更好的替代性选项。他建议从1930年代“罗斯福新政”的遗产中获得启示，重塑一个以美国为核心、以自由民主国家联盟为基础的多边主义的自由秩序。

　　然而，对必要性理由的论述无法支持可行性论证。伊肯伯里的文章很少触及当今背景下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能力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数专家学者和评论家对自由国际秩序的修复提出了悲观或怀疑的判断，其中包括韦瑟(Stephen Wertheim)、麦克塔格(Tom Mctague)、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科什纳(Jonathan Kirshner)、哈斯(Richard Haass)、莱恩(Christopher Layne)，古德吉尔(James Goldgeier)和詹特森(Bruce W. Jentleson)，以及特珀曼(Jonathan Tepperman)和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等人的文章与对话录(分别刊于《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Project Syndicate、《外交事务》和《外交政策》)。

　　综合他们的分析论述可以发现，重建自由国际秩序的努力至少会遇到三方面的阻力。

　　首先，远在特朗普执政之前，已经出现了扎卡里亚所说的“其余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rest)趋势，表明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美国的经济与军事力量仍然位居世界之首，但在全球的相对权重已经显著下降。这种衰落将减弱美国提供全球公共品和干预区域事务的能力。另外，虽然美国一直从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获益，但普通民众对此缺乏直接的切身感受，他们反而对于为阿富汗与伊拉克这两场持久战争付出的代价更加敏感。大多数美国民众反对在国际事务上“浪费资源”，赞成“美国优先”的转向。在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下，拜登“让美国重新引领世界”的雄心，将面对国内民众及议会代表的反弹阻力。

　　《外交事务》2021年3/4月号：“衰亡：美国还能重新领导吗?”

　　其次，自由国际秩序的基础是欧美之间的“跨大西洋联盟”。但美国与欧洲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过去四年，特朗普恶化了与欧洲盟友的关系。许多欧洲国家已经体验到，甚至适应了“失去美国保护”的局势。同时，美国两党的政治极化不断加深，弱化了其外交政策的持续稳定。为了规避美国政局动荡的风险，欧洲也需要降低对美国的依赖。相应地，欧洲追求自主性的诉求日渐高涨，马克龙宣扬“欧洲主权”的理念，试图通过欧盟来复兴法国的影响力。德国也有意愿寻求欧洲的自主性，主要因为德国公众态度的转变，以及对进入中国市场的需求。因此，拜登期望与欧洲盟友“重修旧好”从而巩固“跨大西洋联盟”的计划，将会是非常艰巨的任务。

　　最后，重建自由国际秩序也会面临来自中国的挑战。拜登的对华政策尚未完全成型。他声称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但同时表示“只要符合美国利益，愿意与中国展开合作”。在2021年2月19日“慕尼黑安全会议”的在线会议上，拜登呼吁盟友联合一致，做好“与中国长期战略竞争”的准备。3月3日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John Blinken)在白宫发表长达二十八分钟的演讲，向美国人民介绍新政府的主要外交政策，其中将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列入八项优先任务之一。布林肯强调，美国面临着若干国家的挑战，但来自中国的挑战与众不同，这是“二十一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因为“中国是唯一——以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的力量——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严峻挑战的国家”。他指出，美国与中国关系将会是三种类型并存：“竞争如果应该，合作如果可能，对抗如果必要”，而这三者的共同基础是“需要从强势地位与中国打交道”。为此，布林肯重申了与盟国和伙伴合作的重要性，“因为我们结合在一起的权重是中国更难以忽视的”。

　　拜登任命的国家安全与亚洲事务的官员背景，以及他们的公开言论，都显示新政府倾向于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但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国际问题专家都强调必须防止中美冲突升级，避免走向“新冷战”或热战。《大西洋月刊》的一篇评论指出，与冷战时代美国的对手不同，中国已经达到了相当水平的财富、活力和技术进步(尽管与美国还有差距)。更重要的是，中国具有苏联从未拥有的一种“武器”：能够在经济冲突中(借用形容核战争的术语MAD)“确保相互经济毁灭”(mutually assured economic destruction)。在此局势下，一部分国家希望能同时与中美两国保持良好关系，它们很难全心投入一个由美国主导但却排斥或对抗中国的国际秩序。

　　从哈斯对“后美国世界”的描述，到古德吉尔阐述的“美国并不具有领导世界的天然资格”，都试图论证美国难以恢复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拜登声称“美国回来了”，但世界已经改变。未来的发展甚至有可能走向两次大战之间的格局。

　　现实主义的战略转向

　　美国外交战略具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双重性，在实践中也有此消彼长的历史记录。2020年国际政治论述中出现一种明显动向，就是预判美国会再次转向现实主义，体现为全球的战略收缩(retrenchment)。实际上，美国的战略收缩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已经开始，特朗普只是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

　　兰德公司在2021年1月发表其“国家安全研究部”(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Division)的一份报告，题为“实施克制”(Implementing Restraint)，副标题为“美国区域安全政策转向运用一种现实主义的克制大战略”。这份长达一百八十二页的报告全面介绍和评估了“克制大战略”的主张，这是与“主流外交政策界”不同的另类选项。

　　需要注意的是，这份报告本身并不是推举克制战略的政策建议，而是试图解释，如果选择这种战略，美国在关键区域的安全政策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因此是“为了帮助美国政策制定者和公众理解这一选项”。

　　报告的作者将克制大战略的倡导者视为一个学派，他们以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为指南来构想美国外交的大战略。与当前主流的大战略相比，他们对美国利益的界定更为狭窄，对美国面临威胁的评估也更低。报告援用一个理论模式显示，在“总体支配”与“孤立主义”两极之间的连续谱中，存在多种可能的大战略选项。

　　“总体支配”与“孤立主义”两极之间的连续谱

　　美国在冷战后的外交政策采用了靠近“总体支配”一级的“霸权大战略”(Hegemonic grand strategies)，这需要更高程度的军事介入。但如果美国在国内外各种制约下无法延续这种战略，就需要向“孤立主义”一端移动，转变为“克制大战略”(Restrained grand strategies)，相应地将减少或保持最低限度的军事介入。

　　报告总结了克制战略的一些主要观点。克制派认为，主流外交政策界夸大了一些国家对美国的威胁。他们主张，应当更多依靠外交手段来解决利益冲突，对使用武力的门槛要求更高，鼓励其他国家发挥领导作用，并保留美国的军事实力用于捍卫自身的重大利益等。克制战略的一些倡导者寻求与俄罗斯和伊朗展开更多的合作，但对于美国的亚太战略存在分歧。他们发现在东亚、欧洲或波斯湾地区一个强大国家的崛起将危及美国的重大利益，但对于如何确认这种威胁正在出现尚未提出指南。由于中国显著的军事能力，他们呼吁美国在东亚要比在其他地区发挥更大的军事作用。

　　总之，在现实主义的克制大战略下，“美国将对其他大国采取更具合作性的方式，减少其军事规模和前沿军事存在，结束或重新谈判美国的一些安全承诺”。

　　报告指出，克制大战略常常被误解为孤立主义，但两者存在明显的区别。克制战略认为，美国应该减少在许多地区的介入，但并不主张在任何情况下都停止介入关键地区的安全事务，这不同于孤立主义更极端的战略收缩。报告的作者建议，需要进一步鉴定克制大战略的核心主张，以验证和完善其政策处方，并对其风险和代价做出评估。

　　兰德公司的这份报告如此认真对待克制大战略，表明美国的外交战略界开始重视“范式转换”的可能，如果拜登无法实现修复国际秩序的构想，可以转向新的备选方案，实施更为现实主义的战略收缩。

　　如果美国完全放弃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角色，自由国际秩序终将崩溃吗?这对美国又意味着什么呢?《外交事务》杂志将最近四年发表的相关文章汇编成专辑《特朗普的世界》，收录专辑的最后一篇文章题为《无赖超级大国：为什么这可能是一个非自由主义的美国世纪》，作者是塔夫茨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的副教授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他同时兼任智库的研究工作，还有长达五年学习中文的履历(其中两年在中国留学)。这篇文章视角独特，观点新颖，相当值得关注。

　　贝克利认为，让美国重新引领世界、修复自由国际秩序的规划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但文章没有沿袭“美国衰落论”的老调，而是指出了美国保持强大的另一种前景。

　　作者否定了主流观点的默认前提——国家强大必定领导世界，其实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关联(正如班级中“学霸”未必要当班长)。他的核心主张是，美国完全可以放弃领导世界的责任，同时仍然保持头号大国的地位。正如文章标题所示，这样的美国不再是国际秩序的主导者，而是转变为一个“无赖超级大国”(Rogue Superpower);这个世纪也不再是一个自由秩序的世纪，却仍然是“美国的世纪”，一个“非自由主义的美国世纪”(illiberal American Century)。

　　迈克尔·贝克利：为什么美国仍将是唯一的超级大国

　　贝克利提出了三个主要论证：首先，这种前景是对美国传统的回归;其次，美国有能力在未来实现;最后，在后冷战时代，这是最具现实可行性的战略。

　　首先，“美国优先”取向的外交政策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不会由于特朗普离任而消失，因为“特朗普的方式并没有脱离常轨，而是潜入了一种贯穿于美国政治文化的潮流”——美国在其大部分历史时期中是一个“超然的大国”。

　　作者分析指出，美国能够超然独立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因为它与其他强国不同，美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到1880年代之后，“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最大的消费市场以及领先的制造商和能源生产者，有浩瀚的自然资源，但没有重大威胁”。由于其国内的天然优势，美国几乎没有兴趣在海外结盟。直到1945年之前，美国主要以金钱与物质安全来界定自身的利益，在积极追求这种狭隘利益的时候，几乎不在乎对其余世界的影响。那时的美国既不与任何国家结盟(只在独立战争时期与法国有过结盟)，也不介入国际组织与体制，而且是世界上关税最高的国家之一。虽然美国拥护自由主义的价值，但只是选择性地在国内外运用。

　　冷战改变了美国的超然传统。由于需要强大的伙伴支持来遏制来自苏联阵营的威胁，美国铸造了一个联盟，为几十个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以及对美国市场的便捷准入。但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承担全球领导者的必要性逐渐消失，而其弊端却日益显著。虽然有许多政治精英仍然热衷于美国的自由主义霸权，但遭到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抵制。

　　其次，美国有能力重返传统的超然大国的位置。贝克利的这一判断依据两个重要的长程变量：人口结构与技术能力。

　　世界人口老龄化的总体趋势非常显著，但对各国造成的冲击并不相同。作者着眼于从二十到四十九岁年龄段的“年轻人口”变化，因为他们是最重要的劳动力和消费人群。文章引用数据指出，在未来五十年，世界前二十个最大的经济体当中，只有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三个国家的年轻人口会持续增长。相比之下，中国的年轻人口将会减少二点二五亿，占目前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之多(日本将缩减百分之四十二，俄罗斯百分之二十三，德国百分之十七)。印度的年轻人口会增长到2040年，然后会迅速下降。相比之下，美国年轻人口将会增长百分之十，具有明显的优势。

　　在未来五十年，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需要为养老金和老年医疗投入更高比例的GDP(俄国将增加近百分之五十，中国将增加近三倍)，这会影响它们军事开支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扩大它们与美国之间的军力差距。美国因此也更少依赖同盟来确保安全。

　　与人口结构指标类似，美国的技术能力指标也处在领先地位。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公司和专家的数量是中国(位居第二)的近五倍，其软件与硬件的世界市场份额也是中国的数倍。美国可以利用先进的自动化优势，在国内建立垂直一体化的工厂(vertically integrated factories)，以此取代庞杂的全球供应链。人工智能也将促进许多外包的服务业回流美国。这或许不能增加多少国内的就业机会，但会大大降低美国对海外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的依赖。

　　基于对人口与技术指标的分析，贝克利认为，美国将重新获得传统的自给自足的优势。目前美国的市场规模已经等于其后五个国家的总和，对外贸和投资的依赖程度几乎低于其他任何国家。到2040年，美国将成为全球“唯一拥有持续增长的庞大市场和财政能力的国家，得以支撑其全球性的军事存在。同时，新技术将减少美国对外国劳动力与资源的依赖，并为美军装备新的工具，以遏制其大国对手的领土扩张”，这些优势将使美国保持其“具有世界支配地位的经济和军事的权势”。

　　最后，在大部分西方国家经济衰落的趋势中，在民族主义普遍蔓延的背景下，由美国主导来修复自由国际秩序的努力，将会在国内外遇到重重障碍，而且对增进美国利益而言收效甚微。因此，美国更可能的选择，既不是孤立主义，也不是国际主义，而是像一个“无赖超级大国”：“可以保有盟友，但要让它们为受到的保护付出更多;可以签署贸易协议，但只与那些接受美国规制标准的国家签署;也可以参与国际组织，但只要它们的行动有悖于美国利益就威胁退出;也可以促进民主和人权，但主要用来动摇地缘政治对手的稳定。”

　　贝克利认为，这样一种更为民族主义取向的对外方针，与主导全球的自由秩序相比显得“吝啬而乏味”，但更为现实可行，而且最终也更有效地让自由世界联合起来。

　　这篇文章实际上为特朗普的国际战略提出了正当化的理论阐释，其分析和判断或许轻率和片面，但不可忽视作者勾勒的一种可能前景：如果自由国际秩序最终崩溃，美国反倒得以抽身而出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凭借人口与技术的相对优势，在自给自足的内循环中，做一个摆脱国际责任的“无赖超级大国”。

　　实际上，美国虚伪面具下的无赖行径早已在无数国际正义之声的批判下暴露无遗。但是，如果它终于决定丢弃所有虚伪的面具，成为一个赤裸裸的无赖，这个世界的未来会完全被霍布斯的“丛林法则”所支配吗?这种可能的前景值得关注与警觉。

　　欧洲的关键时刻

　　新冠疫情对欧洲经济造成了重创。2020年欧盟接待国际旅客的人数下降了百分之七十，欧元区经济缩减近百分之八，财政赤字从前一年的百分之零点六飙升到了百分之八点五。公共债务的比例也从百分之八十六攀升到百分之一百零三。而疫情的影响至今还没有结束，经济复苏至少需要两年，才可能恢复到疫情暴发前的水平。

　　欧洲领导人将疫情的冲击视为“二战以来对欧洲最严重的挑战”，认为欧洲进入了关键时刻。但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近十多年来欧盟多次陷入危机时刻：从欧元债务危机、难民危机到英国脱欧危机。而每当危机爆发，就会看到“欧盟解体”的疑云遍布，成为生死存亡的时刻。

　　早在2020年4月初，哈斯(Richard Haass)就发出悲观的预告。他在《外交事务》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在疫情的威胁下，每个欧洲国家都只关注本国边境的管控，几乎都是独自应对疫情及其经济影响。例如，德国一度禁止医疗援助物资和设备的出口，而当时邻国意大利的死亡人数正令人恐怖地激增。他认为这种“各自为政”的现象显示，“欧盟的规划已经失去了动力”。其实，“远在这场危机之前，人们就对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丧失了热情(英国脱欧就是明显的例证)”。

　　但哈斯的预言过于悲观了。正如英国脱欧并没有引发“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欧盟没有继续放任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而是提出了虽不够及时却相当有力的回应措施。5月27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一份经济复苏提案，名为“欧洲的关键时刻：修复以及为下一代的准备”。7月21日，欧盟特别峰会达成“历史性协议”，为大规模经济复兴制定了总额为一万八千二百四十三亿欧元的一系列财政计划，其中包含一万零七百四十三亿欧元的七年长期财政框架预算，以及七千五百亿欧元的复苏基金(名为“欧盟下一代”计划)，用于疫情后的经济纾困与重建。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欧盟首次以共同债务的方式借款，以联盟赤字来应对经济冲击。有评论家认为，这项协议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具有里程碑意义。

　　欧盟新的长期预算和复苏计划

　　实际上，这项复苏计划来之不易，也经过了曲折的谈判协商。设立复苏基金的动议，最初由马克龙在3月提出(Corona-Fonds)，但当时没有获得其他国家的响应，舆论界也对此持怀疑的态度。出乎意料的是，在经过多次磋商后，德国表达了明确的支持。默克尔表示，陷入危机的欧洲经济需要救助，德国也需要一个强大的欧洲经济来维护自己的持续繁荣。基于这种互惠的理由，她决定支持欧盟成员国共同举债，避免疫情导致经济崩溃。5月18日德法两国联合提议建立五千亿欧元的纾困复苏基金，欧盟委员会最终追加了百分之五十的额度，扭转了欧洲普遍的低落情绪，媒体也予以热烈的反响。许多评论都援用德国财政部官员的比喻——称之为欧洲的“汉密尔顿时刻”，意味着欧盟在走向“财政联盟”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默克尔的立场转变也备受关注。这位沉稳老练的政治家，在面对国内政治派系与民意的压力下，对欧盟事务时而表现出谨慎犹豫的态度，这与马克龙热烈而坚定的欧洲主义立场形成明显的反差。但默克尔面对这次危机时刻的选择，显示出她是值得信任与尊敬的欧洲领导人。有评论说，她虽然不像马克龙那样喜欢谈论宏大的欧洲愿景，但从未放弃对欧盟事业的支持，她只是需要找到一个最佳的契机，来实现德国与欧盟共同一致的利益。默克尔将在2021年9月卸任，这可能是她留给欧洲事业最后的政治遗产。

　　哲学家哈贝马斯也被默克尔的转变所触动。2020年10月，在两德统一三十周年前夕，九十一岁的哈贝马斯发表长达五十页的文章，题为“三十年之后，德国的第二次机会”，副标题是“默克尔的欧洲政策变化与德国统一进程”。哈贝马斯一直是欧盟事业坚定的捍卫者和理论家，他对马克龙的欧洲主义理想大加赞赏，也抱有很高的期望。相比之下，对于默克尔相对保守的立场，他心存疑虑，还曾批评过默克尔在欧元债务危机时期主导的“紧缩政策”。这次默克尔在欧洲政策上的变化让他看到了新的希望。

　　2020年10月，哈贝马斯发表《三十年之后，德国的第二次机会》。

　　在哈贝马斯的视野中，三十年前东西两德的统一与欧洲一体化的事业是高度一致的，都要求德国人为欧洲的共同事业放弃狭隘的利己主义。他相信，欧盟需要实质性的深度一体化，才能确立欧洲的主权自治，才能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同时也才能解决历史遗留的所谓“德国问题”：欧洲邻国担忧，德国可能将欧洲变成一个“德国的欧洲”。哈贝马斯认为，只有在欧盟深度一体化的框架中，才能抵制德国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势力，让“德国的欧洲”的野心，转变为“欧洲的德国”的理想。而默克尔的变化正是推动这种转变的努力，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是两德统一三十年之后“德国的第二次机会”。

　　这项复苏基金方案需获得二十七个欧盟成员国一致同意，最后提交欧洲议会批准后才正式生效，其中涉及的争论与谈判过程一波三折。起初，方案遭到“节俭四国”(奥地利、荷兰、瑞典和丹麦)的反对，对基金的规模、来源和使用方式等问题提出质疑。随后又遭到匈牙利和波兰领导人的抵制，他们拒绝方案中附加的“法治条款”(要求成员国政府以“遵守法治”为前提条件才能使用这项基金)。由于这两个国家曾有涉嫌违背欧盟法治标准的行为，引起过不少争议和司法纠纷，但在它们的领导人看来，这项法治条款限制具有特定的针对性，威胁了成员国的主权原则。

　　在几个月的谈判过程中，默克尔发挥了重要作用(她当时担任欧洲理事会的轮值主席)，最终在成员国之间达成了折中方案。2021年2月10日，欧洲议会批准了六千七百二十五亿欧元的基金方案RRF(Recovery and Resilience Facility)，这是七千五百亿欧元复苏计划的主体部分。

　　无论是复苏计划的启动，还是其艰难的谈判过程，都反映出欧盟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难题，包括南北欧洲国家之间的差异，欧盟新老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在缺乏真正财政联盟的条件下，欧洲共同市场与货币同盟难以协调治理的困境，欧盟治理与各成员国主权之间的紧张，以及在文化上欧洲主义者与“疑欧派”之间的冲突。这次欧盟的复苏计划突破了欧元债务危机时期的政策限制，首次实现了成员国之间的债务共担与转移支付，但这未必是迈向财政同盟的制度化进展，也可能只是应对经济濒临崩溃的一项临时性举措。

　　2020年6月初，《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家沃尔夫(Martin Wolf)发表评论指出，这项复苏方案展示了德法两国领导人“决心用尽一切努力来维护欧盟”，对欧盟更长远的未来具有变革性的意义。但这项措施并不是致力于让成员国“信奉财政义务的议程”，而且因为“欧盟缺乏一个联邦政府的程序，预算方案必须经由全体同意才能致通过”，因此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汉密尔顿时刻”。但沃尔夫认为，这项方案展现了欧盟的团结，也创造了一种由欧盟税收来资助的独特经济手段，“在象征意义上迈出了进展的一大步”。

　　被誉为“欧洲一体化之父”的莫内(Jean Monnet)有一句名言，“危机是最伟大的联合者”。每当欧盟的事业出现危机，都是对所谓“莫内方法”的一次考验。在这次危机中莫内方法仍然有效：团结与共识最终压倒了疏离与分歧，欧洲一体化似乎又迎来云开雾散的景象，直到下一次危机的来临。

　　英国在2020年1月31日启动脱欧程序，经过十一个月的“过渡期”之后，在12月31日正式脱离欧盟。距离英国“脱欧公投”(2016年6月23日)已有四年半之久，对于脱欧的是非与得失仍然存在着争论。

　　《德国之声》12月25日发表评论说，约翰逊(Boris Johnson)首相执迷于陈旧过时的国家主权观念。在当今世界，每一个参与国际组织与协议的国家都会受到约束，从而让渡一小部分主权，但同时也在合作中受益，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就失去了独立和主权。因此，对于英国终于能“抛开欧盟的枷锁”再次获得独立的期待是误导性的谬论。英国并没有在全球贸易谈判获得任何优势，对于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欧盟之外的最大贸易伙伴)甚至还没有协议的踪影，英国确实与日本和新加坡签署了协议，但几乎照抄了欧盟与这两个国家已经商定的协议。文章的结论是，脱欧是一场骗局，英国如果留在欧盟其实会更好。

　　那么，英国脱欧只是偶然的事件还是有其必然性?政治经济学家、英国上议院议员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认为，英国脱欧反映出欧盟本身的结构性矛盾，并非偶然事件。2021年1月18日，他在Project Syndicate发表文章指出，人们很容易将脱欧看作前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战术性误判”造成的结果，但事后回顾来看，英国离开欧盟有其“不可避免”的因素。

　　破裂肇始于1992年，英国坚持保留英镑，拒绝加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建立的“经济与货币联盟”(EMU)。而在欧元区危机之后，欧盟尝试性开展联邦主义式的国家建构(包括迈向财政联盟、银行联盟以及扩展欧洲央行的功能)，以增强欧盟委员会、欧洲理事会和欧洲央行的监督权和监控权。就此而言，脱欧派正确地预见了“欧盟经济结构中的联邦主义逻辑”，他们对此持有异议。

　　但问题在于，联邦主义真是欧洲的宿命吗?许多联邦主义者相信，“如果欧盟的二十七个成员不能彻底推进达到政治联盟，欧洲就将完全退化为民族国家的简单叠加”。但斯基德尔斯基认为，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选择是错误的。实际上，欧洲有多种可能的前景。比如，德国前财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曾提出一种“可变几何”(variable geometry)的欧洲：欧盟的核心成员国走向充分联邦化，而地中海国家可选择更具弹性的安排。另外，政治学家帕布斯特(Adrian Pabst)提出过一种“现代化版本的封建制”：一种基于社会关系的现实而非法律契约的欧洲，由“混合体制、重叠司法辖区、多重成员身份、多中心权威以及多层级治理”组成的欧洲。这是一种公民社会的前景，它能够承担所有必要的经济管理任务，而无需那种联邦主义者相信必不可少的中央控制。

　　作者相信，“假如欧洲沿着这些路线演化，英国可能不会那么疏远欧盟，因为欧盟本身就会不同”。但这些具有吸引力的模式没有成为现实，可能有多种原因，其中重要的顾虑是“封建制”不利于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在历史上，首先实现了经济起飞的是西北欧出现的统一民族国家。而今天的民主国家需要成功地结合地方主义和集中化的控制，后者是经济增长与平等的基础。“也许欧洲能够实现这种结合，但英国脱欧表明，我们还没有找到这条路。”

　　《卫报周刊》：《脱欧的现实》

　　关于“欧洲的未来”，德国《时代》(Die Zeit)周报2020年3月发表作家拉杜纳(Ulrich Ladurner)的访谈，他强调“欧盟是一个在建工程的经典范例，一个结局开放的过程”，可能正走在通向联邦国家的路途中，但这条道路漫长而艰辛，并且无法确定是否能抵达这个最终目标。

　　德国人愿意超越民族国家，致力于欧洲的事业，因为他们从历史中汲取了教训，不过也可以说，这是由于欧盟“给了德国人一次摆脱自己历史的机会”。但其他国家并不热衷于“超越民族国家的方案”，许多欧洲人曾以自己民族的名义来抵抗纳粹，他们对欧洲的愿景常常与德国人不同。在另一方面，欧盟正逐渐获得能力在世界舞台上代表欧洲的利益。“如果欧洲想要保持自由，就必须拥有主权。”但获得这一主权的方式是日复一日、缓慢积累的进步过程。“那些没有耐心的人应当明白，欧洲是这样一种理念，民族国家之间能够为了相互受益而合作，有时更为密切，有时则不然。这听起来平淡无奇，但到目前为止这是既有的最好理念。”

　　马克龙的反击

　　英国脱欧之后，法国成为欧盟唯一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且随着默克尔的任期即将结束，马克龙已被视为欧洲最有影响力的政治领导人。他本人对此有明确的自觉意识。2020年11月16日《欧洲大陆》(Le Grand Continent)杂志刊登对马克龙的长篇访谈，同时以六种语言发表，题为《马克龙纲领》(The Macron Doctrine)。

　　透过新冠疫情的蔓延以及恐怖主义袭击事件，马克龙看到当代世界的结构性危机。他批评几十年来“金融化的资本主义”的弊端，造成对气候与自然环境的破坏，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问题。他因此提倡以新的“巴黎共识”取代陈旧的“华盛顿共识”。从反思新数字技术对公共文化的影响，到探讨地缘政治变化对国际秩序的挑战，马克龙再次强调欧洲主权与战略自主的重要性，主张需要“一个强大和政治化的欧洲”来防止美中两国形成双垄断的格局，避免回到区域大国的敌对状态。他试图建立一个国际事务的新框架，一方面“重新回到实用的国际合作道路”，以防止战争并应对当前的挑战，一方面在世界舞台上增强“欧洲自己的声音、力量和原则”。

　　同时，马克龙关切欧洲价值的普遍性所面临的威胁。俄罗斯等威权国家助长了价值相对主义，而宗教激进势力形成了特殊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共和国的政治原则造成冲击。他坚持法国尊重宗教自由，“所有公民都能够如其所愿实践他们的信仰”，但强调共和国赋予公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的尊重，“因为我们首先是公民”。马克龙期望在整个欧洲展开辩论、对话和反思，来澄清这些复杂的重大问题，确立其中的共同利益与力量。最后，他相信“存在一个有待被创造的世界，我们已经在创造，但我们需要更清晰地展现它”。

　　在这篇长达二十九页的访谈中，这位四十三岁的法国总统显露了他的视野与抱负，表达对重大议题的思考与立场。马克龙的年轻气盛以及哲学气质容易给人留下“魅力型政治家”的印象，但也会让人怀疑他在高谈阔论之外的务实能力。然而，在过去几个月的一项立法动议中，马克龙显示出一种坚定(或专断)的执政能力，有人钦佩也有人质疑。

　　马克龙

　　法国国民议会于2021年2月16日表决通过了“支持尊重共和国原则”法案，随后将提交由保守派主导的参议院审查，几乎会没有悬念地通过。这项法案不仅是对四个多月前“黑色十月”恐怖袭击的回应，而且是一个标志性的政治抉择：重申共和主义作为法国公共生活的至上原则，更为严格地限制宗教信仰与实践对政治领域的影响。

　　这项法案包括五十一个条款，其核心是维护政教分离的共和传统，强化“宗教中立性”的原则。据《外交政策》发表的文章介绍，法案不仅禁止公务人员，而且还禁止公共服务的所有私营合同者“分享他们的政治见解或者佩戴其宗教的表征物”，允许法国政府部门为阻止传教者散布仇恨而暂时关闭礼拜场所，要求接受外国资金的宗教性社团必须提供严格的审计，获得公共资助的社团必须显示它们遵循“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尊重人的尊严的原则”，对学龄儿童“在家上学”的申请予以更严格的限制。同时，法案明确将以罚款与入狱来处罚某些特定行为，包括怀有伤害意图在网上传播公共部门雇员的个人信息，以及对未婚者提供所谓“贞操检查”的医学认证。

　　这项法案的文本没有提及任何特定的宗教，但其缘起的背景暗示着指向“伊斯兰主义”(Islamism)的针对性。伊斯兰主义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在概念上严格区别于伊斯兰教(Islam)，但在实践中总有人试图将两者关联起来。法国是穆斯林人口最多的西欧国家(大约有五百多万)，伊斯兰教是法国的第二大宗教。法国数十年来致力于与穆斯林的文化融合与政治同化，但日常可见的文化冲突与时而发生的暴力事件显示，法国仍然面临着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如何在尊重文化差异和保障宗教自由的同时，坚守遵循作为立国之本的普遍共和原则?

　　这个难题在2020年再次凸显。10月中旬，中学教师帕蒂(Samuel Paty)为了讲解法国言论自由的特点，在课堂上展示了《查理周刊》讽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他后来在巴黎郊外被极端分子斩首杀害。10月29日，南部城市尼斯的一座天主教堂又遭到恐怖袭击，导致三人死于凶手的刀下。这两起事件震撼了法国，再度激起了关于如何控制宗教极端化等议题的争论。

　　早在袭击事件发生之前的10月2日，马克龙总统就发表了《与分裂主义斗争》的讲话。在后来的多次讲话中，他以更为强硬的态度直接抨击“伊斯兰分裂主义”(Islamist separatism)，认为这是一场事关共和国价值的“生死存亡的战斗”。在他的阐释中，“伊斯兰分裂主义”是指法国穆斯林社群存在的一种现象：以源自其宗教实践的律法与习俗来取代国家的民事法，这实质上在法国形成了“两个平行的社会”，因此称之为“分裂主义”。

　　马克龙的这一观点主要受到凯佩尔(Gilles Kepel)的影响，他是阿拉伯裔的法国政治学家，以研究伊斯兰问题而著称。据《经济学人》的文章介绍，凯佩尔认为，部分穆斯林社区形成了一种“飞地”，分裂着西方社会，强化了“伊斯兰恐惧症”，也成为全球性“圣战”组织招募战员的场所。在2012至2018年之间，有两千多名法国公民前往叙利亚参加“圣战”，有两百五十多人在法国的恐怖袭击中丧生。

　　马克龙总统在2020年10月提出动议，为“反分裂主义”立法。12月9日法国政府正式提出了法案的初稿，经过多方讨论修改，最终形成了“支持尊重共和国原则”法案。在这项法案的动议与讨论过程中，马克龙政府遭到了许多穆斯林国家的民众抗议与领导人的谴责。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马克龙需要接受精神治疗”，并呼吁抵制法国产品。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认为马克龙的言论煽动了“伊斯兰恐惧症”，而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宣称，穆斯林有权“杀死数以百万计的法国人”来回应他们所遭受的“不尊重”。

　　在法国国内，这项法案也受到一些穆斯林群体和左翼议会代表的批评抗议。《经济学人》12月发表一篇文章，综合介绍了各种批评意见。许多人担心，这项法案实际上是在针对伊斯兰教。有些人怀疑，该法案将太多的权力移交给国家，并且侵犯了“世俗原则”(laïcité)本应保障的宗教实践权利。也有人批评政府误将保守的宗教性当作险恶的意图，而无视法国贫民窟背后的结构性种族主义，认为马克龙过于重视针对伊斯兰主义的斗争，但至今为止忽视了他反击种族歧视的承诺。还有人指责他不仅反对伊斯兰主义，而且反对宗教本身。但极右翼政治家勒庞(Marine Le Pen)却认为，马克龙动议的这项法案在这场“意识形态战争”中过于软弱无力，无济于事。

　　“穆斯林被边缘化!”

　　面对国内外各种质疑与抗议的声浪，马克龙以明确而强硬的言辞予以回应和反驳，他改变了以往相对模糊也更有弹性的立场，义无反顾地推动这项立法。

　　2020年11月12日，马克龙打电话给《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史密斯(Ben Smith)，指责美国媒体对于恐怖袭击以及法国的回应发表了带有偏见和误解的报道。三天之后，史密斯发表专栏文章，对这次电话交流做出介绍和评论。马克龙认为，英美媒体“指责法国而不是那些残忍实施恐怖袭击的凶犯”。当看到一些文章将“暴力正当化”，并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法国是种族主义的、伊斯兰恐惧症的国家”，马克龙深感震惊;而发表这些文章的记者和报刊来自与法国共享价值观的国家，来自作为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继承者的国家，这让他感到这些媒体“已经丧失了基本原则”。在与史密斯的对话中，马克龙试图澄清美国人对“法国模式”的误解：“美国曾是种族隔离的社会，后来才转向多元文化主义模式，其实质是不同族裔和宗教的共存。”而法国模式是“普遍主义而非多元文化主义的模式”，始终强调公民不能依据其文化身份作类别区分，肤色与宗教信仰无关紧要，“一个人首先是公民”。

　　在这种“理论对话”之外，马克龙还以他的雄辩和政治影响力迫使一些媒体撤下已发表的不当或不合时宜的言论：包括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批评“马克龙向伊斯兰分裂主义宣战只会进一步分裂法国”;美国Politico杂志欧洲版的文章，题为“危险的法国世俗主义宗教”;以及美联社的一条推文，试图解释“为什么法国在穆斯林世界‘煽动’(incites)愤怒”。在与马克龙通话的最后，史密斯反问：“这种对美国媒体的抱怨本身是否有点特朗普的风格——通过高调攻击媒体来推进自己的议程?”马克龙似乎退缩了，解释说只是为了澄清误解。

　　在国内，马克龙于11月18日向“法国穆斯林信仰委员会”(CFCM)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后者在十五天内制定一份“共和国价值宪章”，敦促其各组成团体致力于“根除极端主义”，明确承诺伊斯兰教在法国是非政治性的，且不受外国干涉，否则会“引发后果”。根据BBC的报道，马克龙甚至点名CFCM下属的九个联合会中，有三个对于“共和国价值”持“模棱两可”的立场，因此有必要结束这一局面。

　　CFCM的职能是代表法国穆斯林团体与政府沟通对话。经过艰难的辩论和协商，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穆萨维(Mohammed Moussaoui)与两名副主席共同完成了一份“共和国价值宪章”。穆萨维于2021年1月17日发表声明宣布，委员会下属的九个组织已正式接受了该宪章，并成立了“全国伊玛目委员会”(CNI)，负责登记并管理法国全国的伊玛目。

　　《经济学人》的文章指出，马克龙“对伊斯兰主义的强硬立场可能在海外遭到批评，但很可能受到国内的欢迎”。这项法案在法国享有广泛的支持，来自主流左翼和温和的右翼，也有穆斯林领导人表达了支持。穆萨维认为，这些措施的总体目标是“让法国的穆斯林安心”，因为极端分子是“非常边缘的少数人”。也有些支持者是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法国伊斯兰基金会(一个寻求“进步伊斯兰”的世俗组织)负责人本谢赫(Ghaleb Bencheikh)博士在电话采访中表示，这项方案对于反对宗教极端主义是“不公却必要的”(unjust but necessary)。

　　在过去四个多月中，法国学者与知识分子的相关讨论也非常活跃。在帕蒂被害后的10月24日，有一篇四十九人联署的文章发布于《星期日报》(Le Journal du Dimanche)的论坛，要求政府翻过“与激进伊斯兰妥协”的岁月，恢复“完全彻底的世俗主义”。文章的联署人包括著名哲学家巴丹戴尔(Elisabeth Badinter)和郭舍(Marcel Gauchet)，作家佛瑞斯特(Caroline Fourest)和《查理周刊》的律师玛尔卡(Richard Malka)，以及“共和之春”运动的活动家。

　　文章谴责杀害帕蒂的凶手是“在激进伊斯兰宗教处决的律法仪式中，以最野蛮和最具表现力的方式”实施暴行，旨在“破坏法兰西共和国的民主基础”。联署作者表示，“今天要在1905年法律的基础上重建整个政教分离的大厦”。文章还抨击一些“远离这场深刻的大众民主运动”的人，他们“三十年来试图说服法国人相信，他们对一切都有罪，如果他们死于子弹和刀刃，那是他们的错，而不是刺客的错”，指责“这些人已经放弃了对世俗主义的捍卫，甚至不断与其对手站在一边”。文章最后表示，帕蒂的“死亡是一次电击，赋予法国人力量，不再接受那些不可接受之事”。

　　一周之后，《世界报》发表了一百多位著名学者联署的公开信，宣称“关于伊斯兰主义，对我们最大的威胁是顽固的否认”。公开信坚决支持教育部长布朗盖(Jean-Michel Blanquer)不久前引发争议的言论，他声称“高等教育中存在非常强大的伊斯兰-左派(Islamo-leftist)思潮，带着有害的思想影响”，是一种导致最坏结果的意识形态，并表示“这些理念常常来自别处，来自身份政治”。公开信的作者将宗教极端主义的思想部分地归咎于从美国引进的学术理论，特别是本土主义、种族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批判这类意识形态激发了“反白人的种族主义以及对法国的仇恨”，这些“反西方教条”与“政治正确”对大学构成了严重威胁，言论自由的尺度急剧缩小。联署人要求教育部“采取措施检测伊斯兰主义的趋势，以明确的立场反对他们背后的意识形态，并鼓励我们的大学投入捍卫世俗主义和我们共和国的斗争”。

　　《世界报》学者公开信：“关于伊斯兰主义，对我们最大的威胁是顽固的否认。”

　　如此看来，法国似乎正在兴起一场肃清美国“思想污染”的运动。《纽约时报》记者大西哲光(Norimitsu Onishi)追问“美国的思想正在撕裂法国吗?”他以此为题在2021年2月9日发表文章指出，法国的“政治家和著名的知识分子认为，来自美国的关于种族、性别和后殖民主义的社会理论，对法国身份和法兰西共和国构成了威胁”。这种威胁是生死攸关的，它助长分裂主义，侵蚀民族团结，纵容伊斯兰主义，攻击法国的思想与文化传统。然而作者的调查分析显示，这并不是一场两国之间的理念冲突，法国与美国各自的学术思想界内部都长期存在着类似的分歧与争论(特别是对于身份政治、种族主义、“政治正确”、警醒文化与封杀文化[cancel culture]等议题)。只是在当前的舆论形势下，法国更为左翼的进步主义思潮处于相对弱势。

　　美国保守派评论家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ldwell)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在2021年3月5日的《纽约时报》发表文章，题为“这是法国智识生活的终结吗”。作者追忆了法国“最具声誉”的知识分子评论刊物《论辩》(Le Débat)，去年夏季它在创刊四十周年的纪念日宣告停刊。这份刊物的主要作者与编辑包括政治哲学家郭舍(刊物主编)，哲学家芬基尔克劳(Alain Finkielkraut)、马南(Pierre Manent)和小说家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等人。这些中间派或偏左翼的著名学者与作家，在最近十多年已被年轻一代贴上了“保守派”甚至“反动派”的标签。考德威尔由此感叹，法国的“论辩文化受到了从美国引进的更意识形态化、更注重身份认同的模式影响”。在他看来，法国最近的“右转”只是对长期左倾化的一次反弹。

　　《论辩》在创刊四十周年的纪念日宣告停刊

　　反讽的是，人们通常感知中“更为左倾”的法国现在似乎站到了美国的“右边”。曾几何时，在福柯和德里达的时代，是美国从法国引进“先进思想”。但今非昔比，美国思想已经足够进步，再也无需关注法国的思潮。作者注意到，美国没有任何主要报刊提及《论辩》停刊的消息。他最后写道：“美国人仍然可能从法国学到一些经验教训，只要我们带着正确的问题来对待它。一个起步的好问题可能是：近几十年来的美国学术界，连同它所承载的文化与培育的政治行为，在更开阔的世界里，究竟是一种智识自由的力量还是相反?”

　　考德威尔的言下之意是，美国也应该学习法国抵制激进左翼的思潮。然而，简单的“左右分野”从来无法完全把握思想论辩的内涵。比如，对马克龙颇有影响的凯佩尔属于右翼保守派吗?但他在研究中关注的一个焦点是，一些脱离“国家管辖”的穆斯林社区，形成了一个“反社会”，剥夺了女性与LGBT等弱势和边缘人群的基本权利与尊严。这种关切本身带有鲜明的进步主义标志。在此呈现的立场混杂与错位并不容易解决，也对激进政治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有必要探究具有“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的弱势群体在文化实践中面对的复杂困境及其多种应对的可能。

　　哈达德(Benjamin Haddad)是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未来欧洲计划的负责人，他在《外交政策》2020年11月刊发表文章，认为美国自由派的批评家误解了法国面临的危机。文章指出，将马克龙的斗争与极右翼政治相提并论完全错失了要点。马克龙十分谨慎地区分了法国的穆斯林：一面是热爱和平的绝大多数穆斯林，另一面是威胁共和国的极少数激进派，而极右翼政治势力恰恰拒绝这种区分。因此法国的司法部长驳回了来自勒庞的“国民联盟”(National Rally)实施紧急措施的呼吁，坚持法治是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对许多法国自由主义者来说，这场斗争与反对极右翼的斗争密切相关，两者都是在捍卫自由民主的价值，反对不自由的意识形态。”马克龙自己承认，法国在融合穆斯林族裔以及处理种族主义和歧视问题方面，仍然存在缺陷。但是，“将袭击和极端主义的兴起归咎于法国政府或世俗主义，显示出一种危险的道德混乱”。

　　文章最后指出，“2017年，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之后，在经历了两年的恐怖袭击和结构性经济困难之后，法国选民选彻底击败了极右翼，并选择了一个中间派、亲欧洲的政府。今天，法国是另一场针对反自由主义斗争的前线，以同样的价值观指引这场斗争。它应该得到比来自朋友的否定和指责更好的对待”。

　　如果说近来的“文化战争”在美国加剧了思想的两极对立，那么在法国则形成了相当多数的中间派。2020年10月“法国公共舆论研究所”(Ifop)的调查显示，在受访者中有百分之八十九认为“恐怖威胁严峻”，有百分之八十七认为“世俗主义处于危险之中”，有百分之七十九认为“伊斯兰主义已经向共和国宣战”。

　　在这个意义上，“专断的”马克龙并不是“带着人性面具的特朗普”。他针对伊斯兰分裂主义的斗争并没有撕裂社会，恰恰相反，他凝聚了民意。不少评论者批评马克龙的立法动议旨在“拉拢右翼选民”，只是为了能在2022年的总统大选中赢得连任。这种指控貌似有理，却没有反问自身：“否则如何?”任由这些选民被勒庞的“国民联盟”俘获吗?那么勒庞不会成为一个“法国的特朗普”吗?在美国失败的地方法国成功了。虽然国情有所不同，但美国的自由派在急于教训法国之前最好更深刻地吸取自己的教训。

　　在这个复杂与易于分裂的时代，塑造并实施一个价值立场鲜明且具有凝聚力的中间派政纲，这是马克龙政府难以低估的成就。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