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的过去与未来：为什么“逆全球化”可以登堂入室?

　　自《周易》以来三千年，国人一直相信未有不变之局。在1872年，李鸿章认识到中国正面临“三千余年未有之变局”。但这只是开始。仅在始于一战、终于冷战的“短二十世纪”，85年之中世界就经历数次大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结束、纳粹德国与法西斯日本(这两个帝国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崛起与灭亡、冷战的开始与结束以及苏联解体。这些大变都彻底改变人们原来熟知的世界，也改变了中国。冷战后，“历史的终结”说一度甚嚣尘上，却也不免终结。今日之世界更像十九世纪的世界，更多接续十九世纪而非二十世纪，又将有一变。

《百年大变局》;张蕴岭/编

　　这将是怎样的变?新出《百年大变局》是一本讨论此变的学术文集，尝试解答这个问题。此书以宏观视角分析世界以及世界中的中国。其中有一篇文章《世界政治大变局中的民粹主义》，如其名所示，专注于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源于十九世纪，起起伏伏，延续至今，是推动当今多个主要国家以及世界变化的一个重要动力。如果深入了解当前的国际形势，必不可忽视民粹主义。这篇文章简明扼要，概括学界对民粹主义的论述，又不乏自己的洞见，能给读者提供很大帮助。　　

　　此文作者有两人：张国玺、谢韬。谢韬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张国玺是他的博士生，现已毕业任教。以下对他两人的引文都出自这篇文章。

　　什么是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又译为平民主义，后者更容易从字面上被理解。民粹主义是政治学一个词。在大多数时候，大多数民众并不关心政治。当政治问题不能在政治精英中得到解决的时候，就会有人诉诸民众。只有在民众感到切身利益受到伤害的时候，才会积极参与政治。民粹主义不是平民的主义，其特征是民众的热情参与。运动有主导者引导议程。在民粹主义形成浩大声势的时候，当称之为民粹运动。

　　民粹主义的诉求在每次运动中都有不同，只有依靠民众的手段是相同的，因此无法确切定义。因其多变且带来动荡，张国玺、谢韬引用民粹主义是一个幽灵之说。

　　最早的民粹主义出现在俄国。在《俄国民粹主义》(收入他的文集《俄国思想家》)，以塞亚·伯林说：“俄国民粹主义既非政党之名，亦非某一连贯学说之号，而是十九世纪中期俄国一股广泛的激进运动称号。”激进运动反抗国内或国际的既定秩序，为此需要动员广大群众。在这个意义上，民粹主义是一种手段。

　　手段只有在得到民众支持的时候才有效。这时，民粹运动的发起人落入两端：响应民意或利用民意，以及两端之间的灰色地带。因此，“民粹主义”应是一个中性词，或者既可以褒，也可以贬。但民粹主义是贬义的，因为民常常被利用。

　　如果民粹运动能够形成势头，社会已经病重，而且无力解决。伯林说：“(俄国)民粹主义的中心目标是社会正义与社会平等。”这两者是正当的目标，也是当时俄国缺少的。

　　后来诸多民粹主义运动的后果却使这个词有了贬义。塔格特的《民粹主义》说：“它可以是一种社会思潮，可以是一种社会运动，可以是一种执政风格，也可以是一种政治策略。”如果没有社会运动，思潮只能是软弱无力的。政治策略是为赢得民众支持，执政风格是为保持民众支持，社会运动才是其根本特征。

　　民粹运动的领导者唯有为民众指定敌人，才拥有动员能力。胜者是动员能力更强的一方。张国玺、谢韬指出民粹主义有“上下之争”、“左右之分”。上下之争指精英与平民的对立。民粹主义有左右之分，不过，政治光谱是一个闭环，两端相通，因而相似。

　　此外，还可以把民粹运动分为两种：自上而下，领导人绕开官僚体制，直接呼吁民众，在当前的美国是反“建制”;自下而上，在民众的支持下以选票或暴力获取政权。只有在民主国家或社会控制不严密的国家，自下而上的模式才有可能。这两种民粹运动的胜利往往走向它反对的状态，领导者成为国家的唯一者。

　　现在，民粹主义已经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不仅在改变多个大国，也在改变国际关系。但民粹主义只是推动力，从来不是引导力量，因为它不是一个“主义”。

　　追求平等：民粹主义反精英

　　十九世纪俄国民粹主义受过良好教育，如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相信人民具有淳朴高尚的道德，提出“到人民中去”，却被人民扭送给帝国警察。这是发动人民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但此后民粹运动没有脱离这个模式。民粹运动的失败可能是暴力的前兆。俄国一度陷入恐怖刺杀，然后是更长时间的暴力。民粹运动的胜利也会导致暴力。德国纳粹曾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在意识形态之外，也可视之为民粹运动。俄、德的暴力导致精英大量流失，犹以文化、科学精英为甚。

　　“精英”指政治、商业、教育、媒介等领域中有影响的人物。精英不一定是精华，在这里指有才华者，虽然这两部分有重叠。精英占据社会显要地位，未必因为个人的才华与正当奋斗。他们得益于庇荫与风口。“风口”往往是操纵的结果。

　　在许多国家，精英圈已经固化，上下流动减少，利益也难得一致。根据曼瑟·奥尔森的研究，阶层固化是一个国家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因为阶层固化，下层被忽视，利益受损;精英在财富蛋糕中所占的比例扩大。精英之所得被视作民众之所失，在金融业最显著。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出现反华尔街运动。运动者自称代表99%的美国人。以人民的名义是民粹运动的特点，这次也不例外。

　　精英被当作问题所在，也是由于精英利益的全球化导致本国就业机会外流。他们在自由贸易、自由投资中有个人利益，因此认为这是正确的方向。经济全球化带动投资和生产向穷国转移，确实使许多穷人受益，但不是发达国家的穷人。

　　因此，发达国家的许多人反对全球化。精英看问题的角度与大众不同。他们认为，工业转移(对于已发国家是空心化)，技术扩散，使后发国家能够在经济、军事等方面发起竞争。为应对全球化对他们国家构成的威胁，他们主张提高进口关税，限制技术转让，把就业机会留在国内。所以，美国的一些精英能与民众联手。

　　民粹主义是发动民众的运动，反对精英。但民粹运动的引导者总是精英。特朗普是商业精英。他的政府高官，包括那些已经(被迫)离职的人，也都是精英。但精英不是一个整体，他们有利益冲突，而且其中一些人未必能够从体制中得到利益照顾。美国的右翼精英已经在讨论“精英的背叛”，谴责不在他们阵营中的精英。

　　张国玺、谢韬说：当前，随着主流政党与选民之间共识的动摇，“新兴的民粹主义政党则乘机利用情绪化的语言、煽动性的方式，将当前各种矛盾与问题归结于政治精英的腐败与无能，以此构建民众与精英的上下对立，并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竭力操纵普通民众最关注的经济问题、移民问题以及多元文化等议题”。

　　美国驴、象两党都娴于操纵民意，以各自的政治正确压制对方。特朗普却杀入民主党长期占优的议题，如移民、全球化等。平等是一个可欲的价值，强调身份则是一种斗争手段。身份本是民主党的议题，却激起中下层白人、宗教保守主义者的反弹。这是“左右之分”的一部分。特朗普能够准确判断美国的问题所在，也知道自己选民的诉求，因此得到广泛支持。他是一位号召者，愿意为他的号召力撕裂社会，不需要密切联系群众就能发动群众。不过，相比过去的民粹运动领导人以及他的一些政府高官，特朗普还是温和的，这也是由于制度对他的限制。

　　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

　　民粹主义撕裂国家内部，也在撕裂世界，如战争一样。战争需要动员，考验参战方的动员能力。选举与公投也需要动员群众。号召群众，需要敌人。如果群众还没有明确的敌人，那就为他们想象或制造敌人。对移民的恐惧，对就业机会流失的恐惧——有些已是现实——有助于制造战争的氛围。“战争”不是在战场上交火，还可以是冷战，也是经济竞赛、科技竞赛，或贸易战。

　　在“上下之争”、“左右之分”而外，当今的民粹主义者还强调内外之别。总而言之，就是制造“我们”与“他们”之争。在这次民粹主义的浪潮中，民族主义是其中的一个强大力量。它们都需要外部敌人，这次找到了共同敌人。在排外这一点，民粹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一个变形。

　　以塞亚·伯林说：俄国民粹主义者与民族主义的斯拉夫主义者都憎恶“为官僚所欣然接受并且热烈信守的西方社会金字塔”。他们都要求平等，于是产生“上下之争”。“除此之外，民粹主义者与民族主义的斯拉夫主义者在政治观念上甚少共通之处。”伯林说：“民粹主义者有别于斯拉夫主义者，不相信俄国民族有何独特性格或命运。他们不是神秘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只相信俄国是落后国家。”

　　民粹主义者在感到外来威胁时，才会排外。民粹主义需要另外一个主义作为外壳，这次是民族主义。这有时代背景：持续的难民潮、恐怖袭击冲击社会心理。民族主义不是爱国主义。前者排外，如略萨在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讲中所言：“把一个人的出生环境转变为一种道德和生存的特权”，“引发过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后者是一种健康的感情，最有本民族文化教养的人最不能舍弃。

　　民族的观念在民族国家之后才成熟。民族国家是十七世纪欧洲国际政治的产物，民族是为建构民族国家而想象出来的，与作为民族的国家是同义词。民族国家是对当时基督教世界的分裂——在基督教分裂为新教与天主教之后。此后的欧洲是连绵的战争。在长期只有部落认同的非洲国家，民族国家的构建伴随着暴力冲突。

　　其实，人类历史是入侵、迁徙的历史，也是血缘混杂、融合的历史。智人自古以来就血统不纯，非洲以外的智人混有古人类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的基因。

　　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这种想象有巨大的力量。在多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导致团结，也可能导致裂痕。后一种情况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美国的身份政治包含多种类型，其中的种族身份政治有助于推动种族平等，但也会造成隔阂与分裂，使主体人群感到被边缘化。作为“熔炉”的美国已不再。

　　在民族概念最早出现的欧洲，早已尝试民族国家的自愿联合。欧盟由二十多个国家组成，如今却处在危机之中，民粹化的民族主义是一个主要原因。英国脱欧是由公投决定的，脱欧派的成功是正反双方始料未及。大英帝国鼎盛时期的政策，如推动全球自由贸易，在必要时使用武力，已经跟随帝国而去，英国将更加内缩。这样的变化也在美国发生。脱欧的趋势在意大利、匈牙利等国也取得明显的进展。匈牙利拒绝难民，虽然这些难民大多是过境，前往更发达的欧洲国家。

　　极右翼在法国等国崛起，也主张脱欧。左右两个极端总是相伴出现。2018年开始的法国黄马甲运动至今仍在街头抗议，左翼和极左翼政党及时跟进这次中下层的不满。其实，极右或者极左都依靠民粹主义的主张吸引注意力，获得支持。

　　前帝国的孑遗总会保留恢复帝国的雄心，并在受挫时更加勃勃。例如，奥斯曼帝国的昔日荣光仍在闪耀。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意愿受挫，近年来国内危机四伏，却更加四面出击——主要向阿拉伯民族地区，在民族主义时代是一个独立的区域。

　　民粹主义如民族主义，有极强的传染性。国内的分裂以及世界的分裂由此而生。一个试图全球化的世界正在离去，一个走向分裂的世界不会更美好。

　　民粹主义与心理学

　　民粹主义没有固定的意识形态，能够适应每一场运动，随着运动的目标而有变形。群众大规模参与的任何运动，都可以找到民粹主义的身影。民粹主义不是一个主义，而是一场又一场的运动，运动只有对大众心理的操纵。要理解民粹主义，仅有政治学的分析还远远不够，更要用大众心理学的知识来了解大众为何受到操纵。这样的书已经出版很多，其中一些已有简体汉字译本，而且很受欢迎。

　　张国玺、谢韬这篇文章的优点是汇总研究，呈现民粹主义的各个方面，读一篇即可窥全豹。他们说：“21世纪的世界已经迎来‘民粹主义的时代’，民粹主义已经成为理解‘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的关键词。”这句话指出这个时代特征。

　　民粹主义是一种精神现象。但民粹运动是时代精神状况的病症，不是病因。在发达国家，当前的病因是全球化：移民的进入，投资与生产的流出。这与殖民时代的流向相反，尤其冲击中下层的利益，因此民粹主义在发达国家表现猛烈。

　　特朗普具有显著的民粹主义者特征，如张国玺、谢韬指出的，特朗普告诉他的支持者：“你们只需要相信，不用思考也不必去思考。”一个有“克里斯玛”(魅力)的领袖号召一群不思考的追随者，向“敌人”发起攻击——这正是运动中的群众心理。民粹运动多变，但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领导人的煽动、蛊惑与树敌。

　　民众的不满情绪是民粹运动的基础。民粹运动的领导者熟谙民众心理。特朗普好斗不仅是他的个人性格，更因为他需要敌人。他使用推特，不需要媒体就能够达到他的目标群众。在网络时代，人人可以发声，扭曲的信息加重人们的愤怒。

　　除非他们夺取能够镇压民众的权力，民粹主义的号召者不能后退，否则他们将失去民众，由此演变出谁更激进的竞争。民粹运动是有限的，除非领导者可以持续不断地向民众供应损害民众利益的敌人。正如旁氏骗局的集资人，他们开始总是得到广大投资人的拥护，直到资金链断裂。当外部敌人供应不足的时候，领导者挖掘内部敌人，从一小撮下手，逐渐扩大化。群众发现敌人越来越近，下一个可能就是他们自己。希特勒、墨索里尼从反一部分人开始，最终都是反人民的。

　　民粹主张是号召力。民粹运动的回报是为民众供应敌人，不是利益，或有利益，但不久就会消散，损害随之而来。供应满足需求，也创造需求，民粹运动由此壮大。以民粹主义为号召的人往往蔑视民众，所以，以民为敌的国家也会有民粹主义的表现，例如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反对她认为威胁到她的权力的列强。

　　太阳底下并无新事。在当前美国，桑德斯和特朗普分别发出左右的呼吁，诉求选民的切身利益。民主选举必然使参选人响应民意，但这两人只巩固各自的选民基础，而放弃在更大范围内争取支持，甚至在各党内部也会遇到强烈反对，民主党对桑德斯的排斥犹甚。无论谁将在下一次选举中获胜，都将继续撕裂美国。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民粹运动的历史不能否认民众诉求的合理性。实际上，这些要求往往是合理的。当精英不能解决问题，当他们就是问题的时候，也确实需要民众的直接参与。然而，良好意愿的民粹主义非常难得。民粹主义是对大众合理需求的挑逗与利用，使民众得到暂时的心理满足。这构成民粹运动的复杂性。

　　民粹主义与民主制度相伴而生。张国玺、谢韬说：“民粹主义的许多主张本身也与西方民主的核心理念高度重叠，因为有学者认为，没有民粹的民主不可能存在。”的确，民粹与民主有时难以分辨。威胁民主的不是民粹运动的参与者，而是操纵者。民粹运动不能持久。民意多变带来的政治多变会造成灾难。先贤们对直接民主早有警惕。他们设计的代议制是对民意的缓冲，也是对权力的制约。然而，这种制约现在有受到破坏的危险。如果主要国家有动荡，世界不可能安宁。

　　自《周易》以来三千年，国人一直相信未有不变之局。在1872年，李鸿章认识到中国正面临“三千余年未有之变局”。但这只是开始。仅在始于一战、终于冷战的“短二十世纪”，85年之中世界就经历数次大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结束、纳粹德国与法西斯日本(这两个帝国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崛起与灭亡、冷战的开始与结束以及苏联解体。这些大变都彻底改变人们原来熟知的世界，也改变了中国。冷战后，“历史的终结”说一度甚嚣尘上，却也不免终结。今日之世界更像十九世纪的世界，更多接续十九世纪而非二十世纪，又将有一变。

《百年大变局》;张蕴岭/编

　　这将是怎样的变?新出《百年大变局》是一本讨论此变的学术文集，尝试解答这个问题。此书以宏观视角分析世界以及世界中的中国。其中有一篇文章《世界政治大变局中的民粹主义》，如其名所示，专注于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源于十九世纪，起起伏伏，延续至今，是推动当今多个主要国家以及世界变化的一个重要动力。如果深入了解当前的国际形势，必不可忽视民粹主义。这篇文章简明扼要，概括学界对民粹主义的论述，又不乏自己的洞见，能给读者提供很大帮助。　　

　　此文作者有两人：张国玺、谢韬。谢韬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张国玺是他的博士生，现已毕业任教。以下对他两人的引文都出自这篇文章。

　　什么是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又译为平民主义，后者更容易从字面上被理解。民粹主义是政治学一个词。在大多数时候，大多数民众并不关心政治。当政治问题不能在政治精英中得到解决的时候，就会有人诉诸民众。只有在民众感到切身利益受到伤害的时候，才会积极参与政治。民粹主义不是平民的主义，其特征是民众的热情参与。运动有主导者引导议程。在民粹主义形成浩大声势的时候，当称之为民粹运动。

　　民粹主义的诉求在每次运动中都有不同，只有依靠民众的手段是相同的，因此无法确切定义。因其多变且带来动荡，张国玺、谢韬引用民粹主义是一个幽灵之说。

　　最早的民粹主义出现在俄国。在《俄国民粹主义》(收入他的文集《俄国思想家》)，以塞亚·伯林说：“俄国民粹主义既非政党之名，亦非某一连贯学说之号，而是十九世纪中期俄国一股广泛的激进运动称号。”激进运动反抗国内或国际的既定秩序，为此需要动员广大群众。在这个意义上，民粹主义是一种手段。

　　手段只有在得到民众支持的时候才有效。这时，民粹运动的发起人落入两端：响应民意或利用民意，以及两端之间的灰色地带。因此，“民粹主义”应是一个中性词，或者既可以褒，也可以贬。但民粹主义是贬义的，因为民常常被利用。

　　如果民粹运动能够形成势头，社会已经病重，而且无力解决。伯林说：“(俄国)民粹主义的中心目标是社会正义与社会平等。”这两者是正当的目标，也是当时俄国缺少的。

　　后来诸多民粹主义运动的后果却使这个词有了贬义。塔格特的《民粹主义》说：“它可以是一种社会思潮，可以是一种社会运动，可以是一种执政风格，也可以是一种政治策略。”如果没有社会运动，思潮只能是软弱无力的。政治策略是为赢得民众支持，执政风格是为保持民众支持，社会运动才是其根本特征。

　　民粹运动的领导者唯有为民众指定敌人，才拥有动员能力。胜者是动员能力更强的一方。张国玺、谢韬指出民粹主义有“上下之争”、“左右之分”。上下之争指精英与平民的对立。民粹主义有左右之分，不过，政治光谱是一个闭环，两端相通，因而相似。

　　此外，还可以把民粹运动分为两种：自上而下，领导人绕开官僚体制，直接呼吁民众，在当前的美国是反“建制”;自下而上，在民众的支持下以选票或暴力获取政权。只有在民主国家或社会控制不严密的国家，自下而上的模式才有可能。这两种民粹运动的胜利往往走向它反对的状态，领导者成为国家的唯一者。

　　现在，民粹主义已经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不仅在改变多个大国，也在改变国际关系。但民粹主义只是推动力，从来不是引导力量，因为它不是一个“主义”。

　　追求平等：民粹主义反精英

　　十九世纪俄国民粹主义受过良好教育，如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相信人民具有淳朴高尚的道德，提出“到人民中去”，却被人民扭送给帝国警察。这是发动人民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但此后民粹运动没有脱离这个模式。民粹运动的失败可能是暴力的前兆。俄国一度陷入恐怖刺杀，然后是更长时间的暴力。民粹运动的胜利也会导致暴力。德国纳粹曾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在意识形态之外，也可视之为民粹运动。俄、德的暴力导致精英大量流失，犹以文化、科学精英为甚。

　　“精英”指政治、商业、教育、媒介等领域中有影响的人物。精英不一定是精华，在这里指有才华者，虽然这两部分有重叠。精英占据社会显要地位，未必因为个人的才华与正当奋斗。他们得益于庇荫与风口。“风口”往往是操纵的结果。

　　在许多国家，精英圈已经固化，上下流动减少，利益也难得一致。根据曼瑟·奥尔森的研究，阶层固化是一个国家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因为阶层固化，下层被忽视，利益受损;精英在财富蛋糕中所占的比例扩大。精英之所得被视作民众之所失，在金融业最显著。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出现反华尔街运动。运动者自称代表99%的美国人。以人民的名义是民粹运动的特点，这次也不例外。

　　精英被当作问题所在，也是由于精英利益的全球化导致本国就业机会外流。他们在自由贸易、自由投资中有个人利益，因此认为这是正确的方向。经济全球化带动投资和生产向穷国转移，确实使许多穷人受益，但不是发达国家的穷人。

　　因此，发达国家的许多人反对全球化。精英看问题的角度与大众不同。他们认为，工业转移(对于已发国家是空心化)，技术扩散，使后发国家能够在经济、军事等方面发起竞争。为应对全球化对他们国家构成的威胁，他们主张提高进口关税，限制技术转让，把就业机会留在国内。所以，美国的一些精英能与民众联手。

　　民粹主义是发动民众的运动，反对精英。但民粹运动的引导者总是精英。特朗普是商业精英。他的政府高官，包括那些已经(被迫)离职的人，也都是精英。但精英不是一个整体，他们有利益冲突，而且其中一些人未必能够从体制中得到利益照顾。美国的右翼精英已经在讨论“精英的背叛”，谴责不在他们阵营中的精英。

　　张国玺、谢韬说：当前，随着主流政党与选民之间共识的动摇，“新兴的民粹主义政党则乘机利用情绪化的语言、煽动性的方式，将当前各种矛盾与问题归结于政治精英的腐败与无能，以此构建民众与精英的上下对立，并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竭力操纵普通民众最关注的经济问题、移民问题以及多元文化等议题”。

　　美国驴、象两党都娴于操纵民意，以各自的政治正确压制对方。特朗普却杀入民主党长期占优的议题，如移民、全球化等。平等是一个可欲的价值，强调身份则是一种斗争手段。身份本是民主党的议题，却激起中下层白人、宗教保守主义者的反弹。这是“左右之分”的一部分。特朗普能够准确判断美国的问题所在，也知道自己选民的诉求，因此得到广泛支持。他是一位号召者，愿意为他的号召力撕裂社会，不需要密切联系群众就能发动群众。不过，相比过去的民粹运动领导人以及他的一些政府高官，特朗普还是温和的，这也是由于制度对他的限制。

　　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

　　民粹主义撕裂国家内部，也在撕裂世界，如战争一样。战争需要动员，考验参战方的动员能力。选举与公投也需要动员群众。号召群众，需要敌人。如果群众还没有明确的敌人，那就为他们想象或制造敌人。对移民的恐惧，对就业机会流失的恐惧——有些已是现实——有助于制造战争的氛围。“战争”不是在战场上交火，还可以是冷战，也是经济竞赛、科技竞赛，或贸易战。

　　在“上下之争”、“左右之分”而外，当今的民粹主义者还强调内外之别。总而言之，就是制造“我们”与“他们”之争。在这次民粹主义的浪潮中，民族主义是其中的一个强大力量。它们都需要外部敌人，这次找到了共同敌人。在排外这一点，民粹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一个变形。

　　以塞亚·伯林说：俄国民粹主义者与民族主义的斯拉夫主义者都憎恶“为官僚所欣然接受并且热烈信守的西方社会金字塔”。他们都要求平等，于是产生“上下之争”。“除此之外，民粹主义者与民族主义的斯拉夫主义者在政治观念上甚少共通之处。”伯林说：“民粹主义者有别于斯拉夫主义者，不相信俄国民族有何独特性格或命运。他们不是神秘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只相信俄国是落后国家。”

　　民粹主义者在感到外来威胁时，才会排外。民粹主义需要另外一个主义作为外壳，这次是民族主义。这有时代背景：持续的难民潮、恐怖袭击冲击社会心理。民族主义不是爱国主义。前者排外，如略萨在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讲中所言：“把一个人的出生环境转变为一种道德和生存的特权”，“引发过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后者是一种健康的感情，最有本民族文化教养的人最不能舍弃。

　　民族的观念在民族国家之后才成熟。民族国家是十七世纪欧洲国际政治的产物，民族是为建构民族国家而想象出来的，与作为民族的国家是同义词。民族国家是对当时基督教世界的分裂——在基督教分裂为新教与天主教之后。此后的欧洲是连绵的战争。在长期只有部落认同的非洲国家，民族国家的构建伴随着暴力冲突。

　　其实，人类历史是入侵、迁徙的历史，也是血缘混杂、融合的历史。智人自古以来就血统不纯，非洲以外的智人混有古人类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的基因。

　　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这种想象有巨大的力量。在多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导致团结，也可能导致裂痕。后一种情况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美国的身份政治包含多种类型，其中的种族身份政治有助于推动种族平等，但也会造成隔阂与分裂，使主体人群感到被边缘化。作为“熔炉”的美国已不再。

　　在民族概念最早出现的欧洲，早已尝试民族国家的自愿联合。欧盟由二十多个国家组成，如今却处在危机之中，民粹化的民族主义是一个主要原因。英国脱欧是由公投决定的，脱欧派的成功是正反双方始料未及。大英帝国鼎盛时期的政策，如推动全球自由贸易，在必要时使用武力，已经跟随帝国而去，英国将更加内缩。这样的变化也在美国发生。脱欧的趋势在意大利、匈牙利等国也取得明显的进展。匈牙利拒绝难民，虽然这些难民大多是过境，前往更发达的欧洲国家。

　　极右翼在法国等国崛起，也主张脱欧。左右两个极端总是相伴出现。2018年开始的法国黄马甲运动至今仍在街头抗议，左翼和极左翼政党及时跟进这次中下层的不满。其实，极右或者极左都依靠民粹主义的主张吸引注意力，获得支持。

　　前帝国的孑遗总会保留恢复帝国的雄心，并在受挫时更加勃勃。例如，奥斯曼帝国的昔日荣光仍在闪耀。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意愿受挫，近年来国内危机四伏，却更加四面出击——主要向阿拉伯民族地区，在民族主义时代是一个独立的区域。

　　民粹主义如民族主义，有极强的传染性。国内的分裂以及世界的分裂由此而生。一个试图全球化的世界正在离去，一个走向分裂的世界不会更美好。

　　民粹主义与心理学

　　民粹主义没有固定的意识形态，能够适应每一场运动，随着运动的目标而有变形。群众大规模参与的任何运动，都可以找到民粹主义的身影。民粹主义不是一个主义，而是一场又一场的运动，运动只有对大众心理的操纵。要理解民粹主义，仅有政治学的分析还远远不够，更要用大众心理学的知识来了解大众为何受到操纵。这样的书已经出版很多，其中一些已有简体汉字译本，而且很受欢迎。

　　张国玺、谢韬这篇文章的优点是汇总研究，呈现民粹主义的各个方面，读一篇即可窥全豹。他们说：“21世纪的世界已经迎来‘民粹主义的时代’，民粹主义已经成为理解‘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的关键词。”这句话指出这个时代特征。

　　民粹主义是一种精神现象。但民粹运动是时代精神状况的病症，不是病因。在发达国家，当前的病因是全球化：移民的进入，投资与生产的流出。这与殖民时代的流向相反，尤其冲击中下层的利益，因此民粹主义在发达国家表现猛烈。

　　特朗普具有显著的民粹主义者特征，如张国玺、谢韬指出的，特朗普告诉他的支持者：“你们只需要相信，不用思考也不必去思考。”一个有“克里斯玛”(魅力)的领袖号召一群不思考的追随者，向“敌人”发起攻击——这正是运动中的群众心理。民粹运动多变，但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领导人的煽动、蛊惑与树敌。

　　民众的不满情绪是民粹运动的基础。民粹运动的领导者熟谙民众心理。特朗普好斗不仅是他的个人性格，更因为他需要敌人。他使用推特，不需要媒体就能够达到他的目标群众。在网络时代，人人可以发声，扭曲的信息加重人们的愤怒。

　　除非他们夺取能够镇压民众的权力，民粹主义的号召者不能后退，否则他们将失去民众，由此演变出谁更激进的竞争。民粹运动是有限的，除非领导者可以持续不断地向民众供应损害民众利益的敌人。正如旁氏骗局的集资人，他们开始总是得到广大投资人的拥护，直到资金链断裂。当外部敌人供应不足的时候，领导者挖掘内部敌人，从一小撮下手，逐渐扩大化。群众发现敌人越来越近，下一个可能就是他们自己。希特勒、墨索里尼从反一部分人开始，最终都是反人民的。

　　民粹主张是号召力。民粹运动的回报是为民众供应敌人，不是利益，或有利益，但不久就会消散，损害随之而来。供应满足需求，也创造需求，民粹运动由此壮大。以民粹主义为号召的人往往蔑视民众，所以，以民为敌的国家也会有民粹主义的表现，例如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反对她认为威胁到她的权力的列强。

　　太阳底下并无新事。在当前美国，桑德斯和特朗普分别发出左右的呼吁，诉求选民的切身利益。民主选举必然使参选人响应民意，但这两人只巩固各自的选民基础，而放弃在更大范围内争取支持，甚至在各党内部也会遇到强烈反对，民主党对桑德斯的排斥犹甚。无论谁将在下一次选举中获胜，都将继续撕裂美国。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民粹运动的历史不能否认民众诉求的合理性。实际上，这些要求往往是合理的。当精英不能解决问题，当他们就是问题的时候，也确实需要民众的直接参与。然而，良好意愿的民粹主义非常难得。民粹主义是对大众合理需求的挑逗与利用，使民众得到暂时的心理满足。这构成民粹运动的复杂性。

　　民粹主义与民主制度相伴而生。张国玺、谢韬说：“民粹主义的许多主张本身也与西方民主的核心理念高度重叠，因为有学者认为，没有民粹的民主不可能存在。”的确，民粹与民主有时难以分辨。威胁民主的不是民粹运动的参与者，而是操纵者。民粹运动不能持久。民意多变带来的政治多变会造成灾难。先贤们对直接民主早有警惕。他们设计的代议制是对民意的缓冲，也是对权力的制约。然而，这种制约现在有受到破坏的危险。如果主要国家有动荡，世界不可能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