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大萧条的另一副面孔，穷人和富人一起遭殃

　　1970年，美国口述史学家史特凯尔出版了著名的《艰难时世：大萧条时期的口述史研究》(Hard Times: An Oral History of the Great Depression)一书。其中一个个案是饶有意味的。作者曾采访过一个名叫罗杰的人，在大萧条的时候，罗杰年仅14岁。让人感兴趣的是，在特凯尔采访他之前，罗杰从未听说过“大萧条”这样一个词汇。

　　他告诉采访者，他的父母和他周围的人在提到人们称之为“大萧条”的那段岁月的时候，所用的词汇都是“艰难时世”(hard times)，直到研究者采访他的时候，他们依然是这样称呼那段时光。

　　这个例子告诉人们，同样是这样一场大萧条，在宏观的视野和微观的视野中，或者说，就社会的整体经历而言和就个人的个体经历而言，可能会有着相当大的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十年代大萧条之后，人们出版了许多以个人的亲身经历撰写的对大萧条的感受，这些个人性的经历和感受与冷冰冰的宏观数字相比，展现出的是历史的不同层面，也使得我们有机会认识大萧条的另一副面孔。

　　这当中有在大萧条初期担任美国总统的胡佛，《胡佛回忆录》的第3卷题目就是《大萧条，1929-1941年》。在史学界，有美国米尔萨普斯学院的历史学教授麦克艾文的《大萧条：1929-1941年的美国》和《大萧条与新政：历史纪实》两书。

　　在社会学界则有埃尔德的名著《大萧条的孩子们》。埃尔德用大量的个案和数据，证明了历史变迁对个人发展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个人的某个发展阶段，而是贯穿其整个生命历程。在《大萧条的孩子们》中，埃尔德以1920-1921年出生组为跟踪研究对象，对于大萧条经历对这些研究对象生命历程各方面的影响进行了长期的纵深研究。埃尔德认为，大萧条不仅影响到研究对象幼年时的生活环境，而且对其成年后的工作生活、成人经历、职业生涯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力甚至波及研究对象的后代，并在某种程度上构筑了战后美国人民的国民性格。

　　而在这些纪实性的作品，尤其值得推崇的是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记得在大学读书时就曾被这本书所吸引，而在今天重读这本书，又自有一种不同的感受。《光荣与梦想》被称为一部“美国断代史”，它勾画了从1932年罗斯福总统上台，到1972年尼克松总统任期内的水门事件40年间美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全景式画卷。他描写的是历史性的大事件，但其着笔之处却细致入微。

　　当人们使用大萧条这样的词汇的时候，脑子里浮现的一定是一种晦暗的图景。当时一位替《星期六晚邮报》写文章的人问大经济学家凯恩斯，历史上有过类似大萧条这样的事情没有?他回答说：“有的，那叫黑暗时代，前后共 400年”。

　　但实际上这个形象并不全面。事实上，在三十年代大萧条发生前的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经历了一个时间相当长的经济繁荣时期，20年代甚至可以称之为“黄金十年”。

　　以美国为例，从1922年到1929年，平均年GNP增长率高达5.5%，失业率从战前的11%下降至20年代后期的3.5%。19世纪末发明的发电机、电话和汽车等技术，在大萧条发生之前已经得到广泛应用，从而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而收音机作为当时的一项重要耐用消费品，也已经成为一个规模可观的行业。到了1929年，1000多万个家庭每家至少拥有了一台收音机。“消费者购买越来越多的新车，而且他们开始空前地使用电话”。

　　房地产的价格在迅猛上升，股市经历了一个10年的大牛市，1926年3月到1929年10月间，每股收益率上升了2.2倍。1929年3月卸任的柯立芝总统就曾公开宣布：“股票在目前的价位上还是比较便宜的。”

　　可以说，那个时候的美国到处是一片繁荣的景象，到处是一片歌舞升平。1928年，赫伯特·胡佛在他的总统竞选演说中自信地宣称：“我们美国即将在征服贫困的斗争中取得最后胜利，比历史上任何国家更伟大的胜利。不远的将来，在上帝的帮助下，贫困将在我国消失。”

　　然而，危机以及其突然的方式到来了。1929年10月24日，星期四。股市开盘后，股指循着前一天的走势，温和地上涨着，只是成交量明显地放大。到了大约11点的时候，股指才突然掉头向下，接着大幅跳水，到了11半，股市已经完全处于无法控制的狂跌状态。据说在一个小时内，就有11个知名的股民自杀身亡。

　　偶然目睹这个场面的丘吉尔感叹道：“上帝啊，这是多么可怕的一天啊!”从1929年9月到1933年1月间，道琼斯工业指数从381点跌至36点，缩水90%。其中，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的价格从平均每股364.9美元跌落到62.7美元，20种公用事业股票的平均价格从141.9美元跌到28美元，20种铁路股票平均价格则从180美元跌到了28.1美元。到1933年底，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甚至还达不到1929年的1/3。

　　在这期间，5000多家银行倒闭，8万多家企业破产，1400万工人失业，几乎4个劳动力中就有1个处于失业状态。一个“黑色星期四”将美国这个世界经济的领头羊从巅峰抛向谷底。随之，危机向欧洲，向整个世界蔓延。在茅盾先生的《子夜》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场危机也波及到地处远东的上海。

　　金融危机是一场消灭财富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失败者既有穷人也有富人，或者换句话来说，是穷人和富人一起遭殃。

　　曼彻斯特这样描述穷人的艰辛：男人的刮胡子刀片磨了再用;自己动手卷纸烟，要不就抽“翅膀”牌(10美分一包);为了省电，改用25瓦灯泡。孩子们捡汽水瓶到铺子里退钱，一个两分;上面包店排队买隔宿的面包。妇女们把旧被单剪开再把两边缝接起来，这样就把中间磨损的地方分移到两边去了;把自己的衣服改一改给女儿穿。许多人家把收到的祝贺圣诞的卡片保存起来，明年好改寄给别的朋友。

　　如果说节衣缩食还仅仅是一种温和的表现形式，那么，被抛入失业大军的工人，破产的农民，还有无计其数的露宿街头者，则成为这场经济危机的最悲惨的牺牲品。

　　穷人陷入困顿，富人也大多不能幸免。之前在《福布斯》杂志上公布的美国400名最富的人中，有38人的名字从榜上抹去了。在一天的时间里，世界头号首富萨姆·沃尔顿就损失了21亿美元，丢掉了首富的位置。

　　《光荣与梦想》记述了芝加哥一个叫做英萨尔的人。此人曾身兼85家公司的董事、65家公司的董事长和11家公司的总经理。他掌管着150家公司，雇员达5万人。1932年元旦那天，他所拥有的证券实值还在30亿元以上。但不消几天，成千上万的芝加哥人就要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他们手里那些英萨尔公司的股票下跌到只有1931年原价的4%了。英萨尔由36名保镖护卫着，日夜奔走，力图挽回颓势，可是这年4月，他那两个投资信托公司就被宣布破产了。6月，他因欠下6000万元的债，逃往欧洲，最后土耳其政府把他送交美国当局，终于押回本国受审。

　　在危机中消失的局部仅仅是财富，随财富一起消失的还有人们的意志与信念。正如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所说的，许多人自小就相信，谁卖力气，谁就有出息。现在呢，不管勤的懒的，一概倒霉，所以人人感到精神沮丧。

　　李普曼当时就写道：“整个民族精神不振，人人觉得自己孤零零的，谁也不信，啥事也不信，甚至对自己不信任了”。可以说，金融危机决不仅是一场经济的危机，同时也是一场社会的危机;它不仅是一场在社会的经济层面上发生的危机，同时也是一场发生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危机。

　　1970年，美国口述史学家史特凯尔出版了著名的《艰难时世：大萧条时期的口述史研究》(Hard Times: An Oral History of the Great Depression)一书。其中一个个案是饶有意味的。作者曾采访过一个名叫罗杰的人，在大萧条的时候，罗杰年仅14岁。让人感兴趣的是，在特凯尔采访他之前，罗杰从未听说过“大萧条”这样一个词汇。

　　他告诉采访者，他的父母和他周围的人在提到人们称之为“大萧条”的那段岁月的时候，所用的词汇都是“艰难时世”(hard times)，直到研究者采访他的时候，他们依然是这样称呼那段时光。

　　这个例子告诉人们，同样是这样一场大萧条，在宏观的视野和微观的视野中，或者说，就社会的整体经历而言和就个人的个体经历而言，可能会有着相当大的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十年代大萧条之后，人们出版了许多以个人的亲身经历撰写的对大萧条的感受，这些个人性的经历和感受与冷冰冰的宏观数字相比，展现出的是历史的不同层面，也使得我们有机会认识大萧条的另一副面孔。

　　这当中有在大萧条初期担任美国总统的胡佛，《胡佛回忆录》的第3卷题目就是《大萧条，1929-1941年》。在史学界，有美国米尔萨普斯学院的历史学教授麦克艾文的《大萧条：1929-1941年的美国》和《大萧条与新政：历史纪实》两书。

　　在社会学界则有埃尔德的名著《大萧条的孩子们》。埃尔德用大量的个案和数据，证明了历史变迁对个人发展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个人的某个发展阶段，而是贯穿其整个生命历程。在《大萧条的孩子们》中，埃尔德以1920-1921年出生组为跟踪研究对象，对于大萧条经历对这些研究对象生命历程各方面的影响进行了长期的纵深研究。埃尔德认为，大萧条不仅影响到研究对象幼年时的生活环境，而且对其成年后的工作生活、成人经历、职业生涯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力甚至波及研究对象的后代，并在某种程度上构筑了战后美国人民的国民性格。

　　而在这些纪实性的作品，尤其值得推崇的是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记得在大学读书时就曾被这本书所吸引，而在今天重读这本书，又自有一种不同的感受。《光荣与梦想》被称为一部“美国断代史”，它勾画了从1932年罗斯福总统上台，到1972年尼克松总统任期内的水门事件40年间美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全景式画卷。他描写的是历史性的大事件，但其着笔之处却细致入微。

　　当人们使用大萧条这样的词汇的时候，脑子里浮现的一定是一种晦暗的图景。当时一位替《星期六晚邮报》写文章的人问大经济学家凯恩斯，历史上有过类似大萧条这样的事情没有?他回答说：“有的，那叫黑暗时代，前后共 400年”。

　　但实际上这个形象并不全面。事实上，在三十年代大萧条发生前的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经历了一个时间相当长的经济繁荣时期，20年代甚至可以称之为“黄金十年”。

　　以美国为例，从1922年到1929年，平均年GNP增长率高达5.5%，失业率从战前的11%下降至20年代后期的3.5%。19世纪末发明的发电机、电话和汽车等技术，在大萧条发生之前已经得到广泛应用，从而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而收音机作为当时的一项重要耐用消费品，也已经成为一个规模可观的行业。到了1929年，1000多万个家庭每家至少拥有了一台收音机。“消费者购买越来越多的新车，而且他们开始空前地使用电话”。

　　房地产的价格在迅猛上升，股市经历了一个10年的大牛市，1926年3月到1929年10月间，每股收益率上升了2.2倍。1929年3月卸任的柯立芝总统就曾公开宣布：“股票在目前的价位上还是比较便宜的。”

　　可以说，那个时候的美国到处是一片繁荣的景象，到处是一片歌舞升平。1928年，赫伯特·胡佛在他的总统竞选演说中自信地宣称：“我们美国即将在征服贫困的斗争中取得最后胜利，比历史上任何国家更伟大的胜利。不远的将来，在上帝的帮助下，贫困将在我国消失。”

　　然而，危机以及其突然的方式到来了。1929年10月24日，星期四。股市开盘后，股指循着前一天的走势，温和地上涨着，只是成交量明显地放大。到了大约11点的时候，股指才突然掉头向下，接着大幅跳水，到了11半，股市已经完全处于无法控制的狂跌状态。据说在一个小时内，就有11个知名的股民自杀身亡。

　　偶然目睹这个场面的丘吉尔感叹道：“上帝啊，这是多么可怕的一天啊!”从1929年9月到1933年1月间，道琼斯工业指数从381点跌至36点，缩水90%。其中，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的价格从平均每股364.9美元跌落到62.7美元，20种公用事业股票的平均价格从141.9美元跌到28美元，20种铁路股票平均价格则从180美元跌到了28.1美元。到1933年底，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甚至还达不到1929年的1/3。

　　在这期间，5000多家银行倒闭，8万多家企业破产，1400万工人失业，几乎4个劳动力中就有1个处于失业状态。一个“黑色星期四”将美国这个世界经济的领头羊从巅峰抛向谷底。随之，危机向欧洲，向整个世界蔓延。在茅盾先生的《子夜》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场危机也波及到地处远东的上海。

　　金融危机是一场消灭财富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失败者既有穷人也有富人，或者换句话来说，是穷人和富人一起遭殃。

　　曼彻斯特这样描述穷人的艰辛：男人的刮胡子刀片磨了再用;自己动手卷纸烟，要不就抽“翅膀”牌(10美分一包);为了省电，改用25瓦灯泡。孩子们捡汽水瓶到铺子里退钱，一个两分;上面包店排队买隔宿的面包。妇女们把旧被单剪开再把两边缝接起来，这样就把中间磨损的地方分移到两边去了;把自己的衣服改一改给女儿穿。许多人家把收到的祝贺圣诞的卡片保存起来，明年好改寄给别的朋友。

　　如果说节衣缩食还仅仅是一种温和的表现形式，那么，被抛入失业大军的工人，破产的农民，还有无计其数的露宿街头者，则成为这场经济危机的最悲惨的牺牲品。

　　穷人陷入困顿，富人也大多不能幸免。之前在《福布斯》杂志上公布的美国400名最富的人中，有38人的名字从榜上抹去了。在一天的时间里，世界头号首富萨姆·沃尔顿就损失了21亿美元，丢掉了首富的位置。

　　《光荣与梦想》记述了芝加哥一个叫做英萨尔的人。此人曾身兼85家公司的董事、65家公司的董事长和11家公司的总经理。他掌管着150家公司，雇员达5万人。1932年元旦那天，他所拥有的证券实值还在30亿元以上。但不消几天，成千上万的芝加哥人就要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他们手里那些英萨尔公司的股票下跌到只有1931年原价的4%了。英萨尔由36名保镖护卫着，日夜奔走，力图挽回颓势，可是这年4月，他那两个投资信托公司就被宣布破产了。6月，他因欠下6000万元的债，逃往欧洲，最后土耳其政府把他送交美国当局，终于押回本国受审。

　　在危机中消失的局部仅仅是财富，随财富一起消失的还有人们的意志与信念。正如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所说的，许多人自小就相信，谁卖力气，谁就有出息。现在呢，不管勤的懒的，一概倒霉，所以人人感到精神沮丧。

　　李普曼当时就写道：“整个民族精神不振，人人觉得自己孤零零的，谁也不信，啥事也不信，甚至对自己不信任了”。可以说，金融危机决不仅是一场经济的危机，同时也是一场社会的危机;它不仅是一场在社会的经济层面上发生的危机，同时也是一场发生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