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新书的启示：国家间不应该用历史性的罪恶感来界定彼此的关系

　　负面观点不仅来自历史经历，还来自对历史的诠释

　　近几年来，不到10%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对对方持有正面态度，两国都坚持对方必须公开处理历史，才能改善关系。

　　今日中国对日本的观点有90%是负面的。日本在二战中对中国的蛮横侵略占领仍然是一个滴血的伤口，连手游和影视作品都散发着反日情绪。而近年来中国军力的增强也反过来令日本深感忧虑。

　　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沿海大城市之外的中国人对于日本知道甚少。即使在中日战争期间，80%住在农村没有广播收音机的人口，对于日本士兵在中国的暴行并无所知。但现在每一天几乎每个日本人和中国人都可借由电视和网络接触到对方国家的讯息。

　　1992-2014年，中国官方媒体传播了大量关于日本士兵二战暴行的图片。同时日本媒体大量报道了很多中国人用石头砸日本商店的图片，以及中国的军舰和飞机“骚扰”钓鱼岛附近的日本渔船。2010年一艘中国渔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与日本巡逻船相撞，日本拘捕了中国渔船及船员，诸如此类新闻使两国人民对彼此的观点更为负面。2010-2014年，双方公众对于彼此的敌意达到了最高峰。

　　虽然中国经济起飞后，中国消费者对日本的工业产品产生了高度向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及经济上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但台面底下两国关系的暗流却反映了大众的敌意，以及两国领导人对彼此的信任度不足。

　　中国领导人对于日本面对历史的程度深感忧心，认为日本关于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悔意不够，体现在日本的政治领袖到靖国神社祭祀、日本的教科书对于中日战争缺乏正确的描述等情况。另外，二战以来，中国领导人并无时常与日本人接触的机会，因此难以亲自体会战后普通日本人对于和平的诉求。

　　从日本人的角度来说，虽然他们在战后认为追求和平至为重要，但基于对祖先的尊重，以及不愿意对中国臣服，他们始终无法满足中国的要求。日本人认为，即使他们的祖先做了坏事，这并不表示先辈是压根儿的坏人，而是他们在“困难的情况下所做的不得已的选择”。

　　傅高义指出，除了极端右派之外，大多数日本人同意日本侵华是错误行为，但他们也觉得日本已经付出了很惨重的代价，包括摧毁城市的大量轰炸以及两颗原子弹的爆炸。他们认为在战后，为弥补日本对中国造成的伤害，日本对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积极协助，而中国人利用历史问题强求日本安抚中国的情绪。

　　另外一个加强中国人对日本负面印象的原因是：日本在战时侵略性的行为，也成为中国内地不时需要的凝聚国家力量和民族主义的工具。随着1994年爱国教育运动的开展，一反1980年代之后中国媒体和电影中对于日本多元化的描述，1992年后，中国的媒体强调南京大屠杀、日本进行生化战、日本士兵赶尽杀绝的暴行、慰安妇等负面报道。也就是说，爱国教育运动助长了反日的情绪。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日之间的对话很不幸地长期笼罩在历史阴影之下，而非正视中日之间彼此的学习和贡献。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对于自己如何在1895年后向日本学习获益，日本在1979年后对中国改革开放所提供的资金、技术等发展支援强调不够，也对战后日本人摒弃军国主义和追求和平的决心缺乏认可。

　　在中日互动的历史上，日本人始终认为中国人带着优越感，总是要求其他民族卑躬屈膝。因此在公元607年之后，日本人坚持不向中国人臣服，而希望被以政治平等的地位对待。日本人愿意为二战罪行道歉，但不是用中国人所要求的方式“磕头”。日本人看到的是自己对中国的贡献，但在集体的记忆里，却淡化了日本对中国曾经造成的伤害。

　　傅高义认为要解决这个僵局，两国都必须承认1500年来从对方学习的受益。日本人应该在教科书里更详实地反映中日战争的真相，日本领导人应该避免在任期内到靖国神社拜祭，日本人应该竭力了解日本在中国的掠夺行为，以及中国人的感受。

　　相对而言，中国应该教学生1905-1937年和1979年之后，中国从日本学到的知识，减少反日影片，对日本的描述更倾向于中性。

　　美国在全球秩序中消退的角色，和中国日增的角色，加上中日关系的稳定，为中国和日本在国际及亚太地区协同合作提供了新的基础。湄公河三角洲和“一带一路”等项目，已经为双方关系提供了新的场景。傅高义对于未来中日关系的拓展有信心，但他也承认自1870年来双方的关系如此复杂，恐怕很难取代自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美日培养的密切关系。

　　《中国和日本：面对历史》对于历史的梳理给我们的启示是：即使有历史的包袱，国与国之间不应该用历史性的罪恶感来继续界定甚至挟持彼此的关系，反而阻挠了对于真相的挖掘和认知。有鉴于此，中国应该和日本协力组织档案的整理，寻找日本侵略性的军国主义的真相，也更好地传播双方历史上正面的互动。

　　而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惨败教训，作为此侵略行为受害者的中国，更应该在自己寻求扩充军力时引为借鉴，如此才能更积极地避免引起他国的焦虑，而成为正面的领导力量。

 　　原题《中国和日本如何面对历史——傅高义的思考》

　　哈佛大学社会科学荣休教授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2011)在中国是畅销书， 他的《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1979)多年来一直高居日本畅销书榜首。最近傅高义刚出版的《中国和日本：面对历史》是否会在中国和日本同时成为畅销书呢?

　　或是成为两国不同史观的争议点?中日两国的文化和政治关系可以追溯到1500年前，但过去100多年来两国关系一直很紧张，对于彼此互动的历史也有视角上的差距。在傅高义看来，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情结”唯有借着共同“面对历史”来纾解。

　　89高龄的傅高义是少数同时对中国和日本社会研究有成的学者，鉴于他对两个国家的语言、文化和社会所积累的知识，他的长期观察很受瞩目。他认为中日交流史可以用“优势的消长”来断代，这三个时期不但代表了中日历史上的关键转折点，也凸显了知识学习潮流的走向。

　　1894年前中国居上，日本从中国学习了制度和文化。

　　甲午战争后到2014年间日本居上风，中国通过日本而学习西方的理念和技术。

　　2014年中日就改善两国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中日关系逐渐回温。

　　中日之间学习流向的转变

　　公元 600年隋文帝时期，日本还没有大型的行政架构，因此推古天皇派人到当时有100万人口的中国都城长安学习，逐步在日本成立了正式的行政体系架构。京都的街市规划来自长安，所有日本的政治架构都来自中国，两国的历史渊源形成文化的共鸣。

　　直到甲午战争之前，大部分时间里两国都保持着深厚的文化联系，但中国以深厚的文明和资源占了上风。19世纪日本的现代化成功和1895年中日战争的胜利改变了这一局面，使日本处于主导地位。

　　600-838年从中国学到的东西，为日本文明带来了根本性的转变，而1895年后中国从日本学到的东西导致了中国的转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838年到1862年的千年中，这两个国家都没有从对方那里学到根本改变自己的东西。

　　这个期间以贸易为联系的千年中日关系，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838年至1403年没有朝贡关系;1403年至1547年，中国和日本建立朝贡关系;1547年至1862年，双方没有官方联系。

　　到了19世纪中叶，日本开始迅速工业化，并采纳了西方的思想和生产方法。之后日益军事化和有专制野心的日本，首先分别在1895年和1905年殖民台湾和朝鲜。

　　1895年日本基于对满洲里的地理形势的了解而发动战争。1895年战败后的20年间，中国末代皇帝退位， 国家分裂成军阀统治的领地。

　　日本1931年在满洲建立了一个附庸国，最后在1937年入侵并占领了整个中国沿海地区。接下来的八年战争使中国约300万士兵和1800万平民丧生，约1亿人流离失所。

　　到1945年，日本在企图征服中国的过程中耗费了大量的鲜血和资源，最后面临毁灭性的失败。据估计，这次战争期间，有300多万日本人死亡，其中近100万人是平民。

　　1895-1937年，中国积极送学生到日本学习，代表人物有蒋介石、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等等，因此中国对西方的知识很多来自于日本。

　　中国留学生在日本见证了明治时代的日本，凭借强大的国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被民族主义激励的公民，挺身而出对抗西方。而在日本，中国留学生也能受到日本社会的启发。当时日本社会比中国更自由，更有活力，更开放，包括许多来自西方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是通过日文翻译而来到中国。

　　第二个中国向日本学习的时期是1978年到1992年。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步调下，1979年10月中国开始派学生到日本学习。从1979年到1999年，通过对健康、教育及其他社会基建的援助、贷款和技术支援，日本对华援助占同期所有对华援助的56%。日本对外贸易组织合计派了4158名技术人员到中国指导，而中国派了9712名技术人员到日本受训。1979年到2001年，日本总共对中国提供了159亿美元的资助。

　　另外一个影响中日互动的因素是与美国的关系。二战结束后，美国在太平洋的外交政策转向视日本为盟友。傅高义认为这种转变是为了对抗中国和苏联在亚太地区的共产主义影响。

　　1969年中国和苏联发生了边境冲突，从此直到1991年苏联瓦解之前，中国、日本和美国有共同制衡苏联的战略目标。1991年后这种共同利益便消失了，造成了合作的不确定性。而中国和日本都扩张了各自的军力，对在两国之间海域的岛屿宣布主权。

　　日本的经济和技术支援对于中国在1980年代的工业化起到了关键作用。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日本的协助作用相对逐渐减退。1989-1992年，对于八九事件造成的国际经济制裁，日本扮演了很重要的缓冲角色，比其他国家提早解除对华禁令。但到1993年，迹象显明日本经济在1989年泡沫破裂后大势已去，对中国来讲，日本经济模式已经不是一个很好的典范。

　　1996年台湾选举前台湾海峡的导弹事件，以及之前日本对李登辉访美争议表示同情，都引起了中国大陆对于日本和台湾政府走得太近的忧虑。

　　二战日本战败之后，中国的领导人一直忧心日本的军国主义再起。在中国历史上，从明代开始日本海盗的血腥残酷手段，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冷战”结束后中国领导人更有理由担心，美日军事联防的机制将会告一段落，在朝鲜军事威胁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会不会使得日本的自主军力再度飙升?

　　1991-1996年，在苏联瓦解、海湾战争结束后，美日联盟的不确定性始终使中国担心日本会成为独立的军事力量。但1996年4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和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东京签署《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使得中国对于日本不会成为独立的军事威胁更有信心，然而中国官员也认为美日联盟事实上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隔年日本和美国更修订了协议，使得中国担心日本在钓鱼台岛屿和台湾附近的动作。

　　而1992年之后中日关系紧张，也与中国日益增长的自信同步。同时，日本也开始担心中国的经济体量和军备即将要超过日本。

　　2008年奥运会成为中国自信的突破口。当时西方国家处在金融风暴的狂澜之下，日本股市低迷。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2010年首度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傅高义认为，中日关系未能顺利随着两国经济势力的消长而有效调整，与日本1994-2012年领导人替换所造成的政策性不稳定有关。同时，钓鱼岛主权问题成为中日1993-2010年争端的暴风眼。

　　2014年6月，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访华，与习近平斡旋关于防止钓鱼岛冲突扩散的机制，中日两国就处理和改善两国关系达成并发表四点原则共识，其中包括“双方同意利用各种多双边渠道逐步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努力构建政治互信”。之后，中日关系逐渐缓慢升温。

　　然而二战留下的惨痛记忆使中日合作总有点顾忌。傅高义强调，日本必须为这场战争做出彻底的道歉，但他也敦促中国承认日本是亚太地区重要的伙伴，并且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过贡献。他认为，为了稳定的世界秩序，这两个亚洲大国必须重新建立关系，首先要从环保、救灾、全球经济发展和科学研究等共同利益出发。

　　重要的是，中国和日本的历史纠葛，实质上都涉及对西方文明模式的回应。中国和日本在面对现代化挑战时的反应，应该是彼此可以观摩的经验。傅高义认为，美日关系依赖于中日关系。为了世界稳定，中日两国必须为21世纪建立新的关系。

　　从整体而言，在西方的探险者、商人和传教士到东方之前，中国和日本都处于一个由中国所主导的亚太秩序中。但目前两国还都属于西方，特别是美国所主导的全球秩序中。未来中日关系将深层次地影响中美和美日关系，对世界的和平至关紧要。

　　傅高义指出，现在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彼此接触比历史上的任何阶段都多。从二战到1972年，两国间商务往来每年达到10亿美元，但到了2017年，双方每年的货物交易达到3000亿美元。

　　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前，中日人员交流在1965年达到高峰，但除参加广州贸易展的日本人之外，全年访问中国的日本人未超过5000人。到2018年，800万中国人访日，而400万日本人拜访中国。

　　目前在中国运营的日本公司有3万家，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公司数量，尽管公众有反日情绪，但中国地方政府官员仍然愿意以务实态度与日本人合作。

　　即便如此，中日领导层之间的互信、同理心和坦诚的交流讨论，比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领导层之间要逊色，并且沟通的形式倾向于官方和正式。

　　负面观点不仅来自历史经历，还来自对历史的诠释

　　近几年来，不到10%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对对方持有正面态度，两国都坚持对方必须公开处理历史，才能改善关系。

　　今日中国对日本的观点有90%是负面的。日本在二战中对中国的蛮横侵略占领仍然是一个滴血的伤口，连手游和影视作品都散发着反日情绪。而近年来中国军力的增强也反过来令日本深感忧虑。

　　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沿海大城市之外的中国人对于日本知道甚少。即使在中日战争期间，80%住在农村没有广播收音机的人口，对于日本士兵在中国的暴行并无所知。但现在每一天几乎每个日本人和中国人都可借由电视和网络接触到对方国家的讯息。

　　1992-2014年，中国官方媒体传播了大量关于日本士兵二战暴行的图片。同时日本媒体大量报道了很多中国人用石头砸日本商店的图片，以及中国的军舰和飞机“骚扰”钓鱼岛附近的日本渔船。2010年一艘中国渔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与日本巡逻船相撞，日本拘捕了中国渔船及船员，诸如此类新闻使两国人民对彼此的观点更为负面。2010-2014年，双方公众对于彼此的敌意达到了最高峰。

　　虽然中国经济起飞后，中国消费者对日本的工业产品产生了高度向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及经济上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但台面底下两国关系的暗流却反映了大众的敌意，以及两国领导人对彼此的信任度不足。

　　中国领导人对于日本面对历史的程度深感忧心，认为日本关于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悔意不够，体现在日本的政治领袖到靖国神社祭祀、日本的教科书对于中日战争缺乏正确的描述等情况。另外，二战以来，中国领导人并无时常与日本人接触的机会，因此难以亲自体会战后普通日本人对于和平的诉求。

　　从日本人的角度来说，虽然他们在战后认为追求和平至为重要，但基于对祖先的尊重，以及不愿意对中国臣服，他们始终无法满足中国的要求。日本人认为，即使他们的祖先做了坏事，这并不表示先辈是压根儿的坏人，而是他们在“困难的情况下所做的不得已的选择”。

　　傅高义指出，除了极端右派之外，大多数日本人同意日本侵华是错误行为，但他们也觉得日本已经付出了很惨重的代价，包括摧毁城市的大量轰炸以及两颗原子弹的爆炸。他们认为在战后，为弥补日本对中国造成的伤害，日本对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积极协助，而中国人利用历史问题强求日本安抚中国的情绪。

　　另外一个加强中国人对日本负面印象的原因是：日本在战时侵略性的行为，也成为中国内地不时需要的凝聚国家力量和民族主义的工具。随着1994年爱国教育运动的开展，一反1980年代之后中国媒体和电影中对于日本多元化的描述，1992年后，中国的媒体强调南京大屠杀、日本进行生化战、日本士兵赶尽杀绝的暴行、慰安妇等负面报道。也就是说，爱国教育运动助长了反日的情绪。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日之间的对话很不幸地长期笼罩在历史阴影之下，而非正视中日之间彼此的学习和贡献。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对于自己如何在1895年后向日本学习获益，日本在1979年后对中国改革开放所提供的资金、技术等发展支援强调不够，也对战后日本人摒弃军国主义和追求和平的决心缺乏认可。

　　在中日互动的历史上，日本人始终认为中国人带着优越感，总是要求其他民族卑躬屈膝。因此在公元607年之后，日本人坚持不向中国人臣服，而希望被以政治平等的地位对待。日本人愿意为二战罪行道歉，但不是用中国人所要求的方式“磕头”。日本人看到的是自己对中国的贡献，但在集体的记忆里，却淡化了日本对中国曾经造成的伤害。

　　傅高义认为要解决这个僵局，两国都必须承认1500年来从对方学习的受益。日本人应该在教科书里更详实地反映中日战争的真相，日本领导人应该避免在任期内到靖国神社拜祭，日本人应该竭力了解日本在中国的掠夺行为，以及中国人的感受。

　　相对而言，中国应该教学生1905-1937年和1979年之后，中国从日本学到的知识，减少反日影片，对日本的描述更倾向于中性。

　　美国在全球秩序中消退的角色，和中国日增的角色，加上中日关系的稳定，为中国和日本在国际及亚太地区协同合作提供了新的基础。湄公河三角洲和“一带一路”等项目，已经为双方关系提供了新的场景。傅高义对于未来中日关系的拓展有信心，但他也承认自1870年来双方的关系如此复杂，恐怕很难取代自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美日培养的密切关系。

　　《中国和日本：面对历史》对于历史的梳理给我们的启示是：即使有历史的包袱，国与国之间不应该用历史性的罪恶感来继续界定甚至挟持彼此的关系，反而阻挠了对于真相的挖掘和认知。有鉴于此，中国应该和日本协力组织档案的整理，寻找日本侵略性的军国主义的真相，也更好地传播双方历史上正面的互动。

　　而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惨败教训，作为此侵略行为受害者的中国，更应该在自己寻求扩充军力时引为借鉴，如此才能更积极地避免引起他国的焦虑，而成为正面的领导力量。

 　　原题《中国和日本如何面对历史——傅高义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