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日本人的双重性格

　　同时，和所有文化人类学家研究一个民族或部族时一样，对这种异己的文化要有一个整体上的评价或定义。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文化是“耻”的文化，而西方则是“罪”的文化。

　　日本人重视羞耻心，讲究面子，但为什么这样?笔者不揣冒昧，想猜测一下。中国人也很讲究羞耻心，这来自于儒家文化，而日本也吸收了儒家文化，这多少对其是有影响的。当然，日本本土的文化作用更大。而西方则是基督教的文明，原罪说是其文化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这两者反映到生活中到底有什么不同呢?那就是日本人往往被外在的环境所限制，譬如，说做事总要看看外人的反应，而西方人更注重内面的反思。

　　本尼迪克特的这部书不仅立论新颖，且使用的论据也有独到之处，她大量引用日本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行为及风俗，别开生面。我们知道，在新闻媒体受到限制时，文学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日本的文学从根本上讲，是现实主义的，甚至是自然主义的，本尼迪克特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不得不让人叹服她的聪颖、机敏及创新的思维。

　　本尼迪克特是文化人类学家，其研究方法是静态的，所谓共时性研究，这也引起了一些人的看法，譬如，在日本版的前言上，有日本学者就指出本书的研究忽略了历史发展。但这有些求全责备，因为历时性研究不是文化人类学或社会学的主要方法论。

　　不过，也可以指出一点，那就是日本的菊与刀的文化中有不少因素和中国是相像的。譬如，作者引用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作品，其中主人公和另一个人物反目，想和其绝交，但首先是想把受那人的恩惠都还回去，才能对自己下一步的行为问心无愧，本尼迪克特认为欧美人绝不会这样做的，但是，我们中国人难道不是也经常这样做吗?当然，这也是对本尼迪克特吹毛求疵，因为她没有研究过中国。只是我们中国读者在看的时候，应该时时和我国的文化对照一下，那这本书就更有意义和趣味了。

　　此外，这部书难能可贵的是，开创了日本学这一专门学问。本尼迪克特的这部书出版时，日本业已战败，美国占领并统治了日本。当时，日本人，尤其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以这本《菊与刀》为指导，在和欧美文明的比较下，剖析日本文明，主要是以批判为主，于是，日本学术界和舆论界出现了和明治维新初期很相像的现象——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看到西方的发达和强大，相形之下，日本却是那么落后，于是，就认为日本文化是野蛮的，否定日本传统文化的风潮一时汹涌澎湃，佛教等都遭到批判和蔑视。但也和那时的日本完成了现代化而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一样，当战败的日本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迅速崛起于世界后，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文明和日本人的研究开始转向，即赞美起日本的固有文明了。更有荒唐的，说什么日本的成功是缘于日本人的脑细胞和其他民族的不一样，简直是拿出了麻衣神相来对抗科学，可笑之极。

　　但即便如此，《菊与刀》的价值和影响却没有丝毫减弱。一本书，不足之处确实不少，但却能站立学术之林这么多年，有这样的影响，实为奇迹。

　　如今日本学的研究已经非常发达，我国也有日本学学会，不过，我们在研究时，应该注意的是，不要过分强调日本的特殊性，从而否认了共性，这样会影响到对日本的战争责任现实性的评价。有些日本学者，如果可以叫学者的话，常为日本的战争责任辩护，其中也不乏以日本的特殊性来抵赖罪恶的。我们认为，不管有什么样的文明或文化，不管有什么样的物质环境，都不应也不能构成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

　　但和任何一部名著一样，本书也有缺陷，譬如日本或日本文明是否能以菊与刀为象征，是可以质疑的，因为一个文明是庞大、复杂的，任何简单化的方式，都可以认为是浅薄的，极端的。文明和野蛮能否说是日本文明的特色，也是不确定的。因为，任何一种文明都可以用这两个词汇来概括，却不说明任何问题。但《菊与刀》似乎成了特例，这值得我们深思。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的物质和文化交流已有千年以上，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古代，日本从中国摄取文明因子，结合本国的国情，创造出自身的文化，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是如此之大。现在，中国和日本是世界第二和第三的经济体国家，两国的来往更加密切，理解对方，尤其是其独有的文化是有利于两国的交往的。商务印书馆鉴于此，在过去《菊与刀》的版本之上，请译者进行了增订，这次的《菊与刀》(增订版)更完善地展示了《菊与刀》原著的精华，值得一读。

　　有这样一本书，是美国人写的，1949年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大受欢迎，不仅是当时的畅销书，而且是常销书。有统计表明，到1996年，该书在日本重印逾百次，印数为230万册，恐怕日本的经典著作也不过如此，这部书译成中文后也被大量发行，光是商务印书馆的版本就重印几达20次。这部超级畅销书就是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撰写的名著《菊与刀》。

　　这部书的产生在今天看来，也许不以为然，因为是本尼迪克特应美国政府之请写的，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命题作文。不过，看看时代背景，对这个问题就有新的看法了。当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和日本正在太平洋展开着殊死搏斗，但美国已经预测到胜利属于保卫民主和自由的盟国一方，于是，就请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的情况。本尼迪克特采访了被拘留的日本人，并参考了大量的书籍，主要是文学，写成了报告，向政府提出建议，即日本不像其现在显示的那样，搞什么“一亿玉碎”，而是会投降，但美国不能直接对其实行直接统治，因为两国，或者说欧美和日本的文化差异太大。从某种意义上说，本尼迪克特的预言是正确的。这部报告后来就被整理成《菊与刀》这部令人称奇的书。

　　顺便说一句，美国是积极研究敌对一方的，从各个层面上，都在进行学习和研究，正应了《孙子兵法》上的话：“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日本却攻击盟国是“英美鬼畜”，学校都不学习英语了，两相对照，再看看结局，足以见得理性的力量是能够战胜丧心病狂的野蛮激情的。

　　我们看这部书时，可能最先感兴趣的是书的名字。菊是日本皇室的徽章。为什么要用日本皇室的徽章做标题呢?让我们先看看日本的天皇究竟是怎么回事?

　　日本的天皇古代不过是一个部族的酋长，逐渐强大，战胜了其他部落，而称为首领，但在体制上并不成熟。于是，日本人向中国学习，引进了中国隋唐的典章制度，甚至文字，日本天皇比拟于中国的皇帝，实行皇权专制的政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的文明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古代中国。美国著名的日本通赖肖尔曾经说过，如果拿欧美文明比方，中国是日本的希腊、罗马。日本的文明在政治上就是以拟制中国产生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菊是文明的象征。后来，虽然日本武士夺取了日本的实际统治权，但天皇朝廷一直存在，并且以上流社会的风貌呈现在日本人的眼前。

　　我们再来看看刀。刀通常被称为武士刀。近年的研究认为，日本刀是冷兵器中占据首位，能劈能刺，给人造成致命伤，这种刀由于淬火时的水质关系，异常锋利，且轻便好用。日本人常说，日本刀是日本武士灵魂的故乡，这说明日本是个尚武的民族。而武士在日本是中世纪出现的，他们是些中小地主及地主武装，也被称为“侍”，侍是侍者的意思，就是说，天皇等朝廷贵族雇用他们为其卖命，可见他们在政治社会中是个什么样的地位。但后来他们却夺取了政权，从此就有了幕府政治，即实权在征夷大将军——武士首领手中，而天皇和贵族们却是没有实权的牌位而已。不过，如上所述，正统的文明还是在朝廷，武士在某种意义上，是野蛮的。

　　直到明治维新，天皇才被再一次抬出来，称为日本中央集权的象征，而那时的武士也成为日本国的国民，但这样的文明区分是否还存在，却难以断言。所以，这部书的名称未必是出于这种文化和历史背景而确定的，更大程度上，是因为本尼迪克特在调查中发现日本文化的双重性格。一面是温文尔雅，一面是残忍冷酷;一边是善于学习，一边又妄自尊大;一面饮茶坐禅，一面却好勇斗狠。这种两面性正是区别于欧美的特质。

　　二十世纪初的日本，学术界和媒体曾有过对于国民性的研究或报道，这种看法也传播到当时的中国。现在几乎人人皆知，这是不科学的说法，因为国民性意指固定的，无变化的某个民族的特性，但事实上，国民及其文化是流动的，譬如，十八世纪的英国人是好吵闹的，但到了十九世纪却成为沉默寡言的民族。正因为如此，本尼迪克特在探究日本文化或人的双重性格时，并没有使用国民性这种不科学的，同时也是懒惰的方法论。她认为日本人之所以这样，是幼儿教育和成人教养不连续，此外，还有外部的规定，如等级制等。经过她的一番探索和研究，就有了一个令人心服的论点。

　　同时，和所有文化人类学家研究一个民族或部族时一样，对这种异己的文化要有一个整体上的评价或定义。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文化是“耻”的文化，而西方则是“罪”的文化。

　　日本人重视羞耻心，讲究面子，但为什么这样?笔者不揣冒昧，想猜测一下。中国人也很讲究羞耻心，这来自于儒家文化，而日本也吸收了儒家文化，这多少对其是有影响的。当然，日本本土的文化作用更大。而西方则是基督教的文明，原罪说是其文化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这两者反映到生活中到底有什么不同呢?那就是日本人往往被外在的环境所限制，譬如，说做事总要看看外人的反应，而西方人更注重内面的反思。

　　本尼迪克特的这部书不仅立论新颖，且使用的论据也有独到之处，她大量引用日本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行为及风俗，别开生面。我们知道，在新闻媒体受到限制时，文学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日本的文学从根本上讲，是现实主义的，甚至是自然主义的，本尼迪克特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不得不让人叹服她的聪颖、机敏及创新的思维。

　　本尼迪克特是文化人类学家，其研究方法是静态的，所谓共时性研究，这也引起了一些人的看法，譬如，在日本版的前言上，有日本学者就指出本书的研究忽略了历史发展。但这有些求全责备，因为历时性研究不是文化人类学或社会学的主要方法论。

　　不过，也可以指出一点，那就是日本的菊与刀的文化中有不少因素和中国是相像的。譬如，作者引用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作品，其中主人公和另一个人物反目，想和其绝交，但首先是想把受那人的恩惠都还回去，才能对自己下一步的行为问心无愧，本尼迪克特认为欧美人绝不会这样做的，但是，我们中国人难道不是也经常这样做吗?当然，这也是对本尼迪克特吹毛求疵，因为她没有研究过中国。只是我们中国读者在看的时候，应该时时和我国的文化对照一下，那这本书就更有意义和趣味了。

　　此外，这部书难能可贵的是，开创了日本学这一专门学问。本尼迪克特的这部书出版时，日本业已战败，美国占领并统治了日本。当时，日本人，尤其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以这本《菊与刀》为指导，在和欧美文明的比较下，剖析日本文明，主要是以批判为主，于是，日本学术界和舆论界出现了和明治维新初期很相像的现象——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看到西方的发达和强大，相形之下，日本却是那么落后，于是，就认为日本文化是野蛮的，否定日本传统文化的风潮一时汹涌澎湃，佛教等都遭到批判和蔑视。但也和那时的日本完成了现代化而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一样，当战败的日本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迅速崛起于世界后，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文明和日本人的研究开始转向，即赞美起日本的固有文明了。更有荒唐的，说什么日本的成功是缘于日本人的脑细胞和其他民族的不一样，简直是拿出了麻衣神相来对抗科学，可笑之极。

　　但即便如此，《菊与刀》的价值和影响却没有丝毫减弱。一本书，不足之处确实不少，但却能站立学术之林这么多年，有这样的影响，实为奇迹。

　　如今日本学的研究已经非常发达，我国也有日本学学会，不过，我们在研究时，应该注意的是，不要过分强调日本的特殊性，从而否认了共性，这样会影响到对日本的战争责任现实性的评价。有些日本学者，如果可以叫学者的话，常为日本的战争责任辩护，其中也不乏以日本的特殊性来抵赖罪恶的。我们认为，不管有什么样的文明或文化，不管有什么样的物质环境，都不应也不能构成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

　　但和任何一部名著一样，本书也有缺陷，譬如日本或日本文明是否能以菊与刀为象征，是可以质疑的，因为一个文明是庞大、复杂的，任何简单化的方式，都可以认为是浅薄的，极端的。文明和野蛮能否说是日本文明的特色，也是不确定的。因为，任何一种文明都可以用这两个词汇来概括，却不说明任何问题。但《菊与刀》似乎成了特例，这值得我们深思。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的物质和文化交流已有千年以上，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古代，日本从中国摄取文明因子，结合本国的国情，创造出自身的文化，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是如此之大。现在，中国和日本是世界第二和第三的经济体国家，两国的来往更加密切，理解对方，尤其是其独有的文化是有利于两国的交往的。商务印书馆鉴于此，在过去《菊与刀》的版本之上，请译者进行了增订，这次的《菊与刀》(增订版)更完善地展示了《菊与刀》原著的精华，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