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价值”能够拯救现代性危机吗?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新著《全球现代性的危机：亚洲传统和可持续的未来》，于2017年5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译本。杜赞奇先后执教芝加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现任杜克大学讲座教授。他不仅是一位东亚史名家，而且在史学理论和社会理论上也很有建树。中国读者熟悉的《文化、权力、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是他的第一部著作，探讨清末民国期间，国家权力深入基层所遭遇的“内卷化”困境;第二部著作《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以底边研究的方法解构中国民族-国家历史叙事，在中国也很有影响;第三部著作《主权与本真：“满洲国”和东亚现代性》分析不同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代理人模式，虽不及前两本流行，却是一部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著作。如果说三部著作有一贯主题，当数杜赞奇对民族-国家叙事的深度怀疑。

　　现在这部《全球现代性的危机》延续了这一主题，却更具有时代性，视野也更宏大。杜赞奇将全球现代性危机与民族-国家叙事联系在一起，试图找到一条出路。所谓“全球现代性”，指非西方世界被迫或者主动遵循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追求现代化的过程。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体系的全球化，是其两大特征。而“全球现代性危机”，则指竞争性民族-国家体系，借助资本主义制度和当代科学技术，过度提升国力，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紧张，资源枯竭，环境恶化，从而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由于民族-国家的自强事业几乎不受限制，导致多数国家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发展速度成全整个人类的生存，全球现代性危机因此日益严重。

　　如果仅仅呈现全球生态危机的深度和广度，呼吁各国政府采取行动应对，那么这本书恐怕不过只是一份平庸的报告，杜赞奇的雄心显然不止于此。他希望从历史与社会理论的脉络中，找到一条出路。因此，这本书的主体并非全球现代性本身，而是东亚、南亚、东南亚的历史社会学。作者的论点是，“亚洲传统”可以启发当代世界去探索一个“可持续的未来”，这正是该书副标题的含义。

　　一

　　为现代性危机找到出路，是一个社会理论难题。例如，韦伯认为，现代性是一个意义失落的铁笼，价值的多样、资本的支配、科层制的竞争优势，将导致人类在整体上解体。这一解体过程的核心问题，就是宗教退出公共生活并让位于理性，这就是经典世俗化理论，在韦伯看来不可避免。深受韦伯影响的社会理论家如福柯、布迪厄，基本延续这一悲观态度，甚至对现代性很绝望。或许哈贝马斯是一个例外，但他仍对自己重新启动的启蒙计划放心不下，每过几年都要处理一次宗教复兴问题。他和其他几位当代社会思想家一道，尽管否定了韦伯的世俗化预测，但仍难以为现代性所带来的意义碎片化找到一条可行出路。要想在思想和制度的重围中为现代性找到一线希望，需要非凡的智慧和学识。

　　本书就是要挑战这一难题。杜赞奇认为，之所以要回归“亚洲传统”，是因为当代世界的三个显著变化都与亚洲有关。一是非西方力量的崛起，尤以中国最为显眼。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变了世界的权力关系，并有可能改变世界的规则。二是可持续性不再仅存在于西方，而是出现全球性危机。例如，中国和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第三大碳排放国，如果其生产和生活方式不能摆脱西方现代性的限制，一味追求消费主义和高速发展，那么全球可持续性危机必然会进一步加重。第三是超越性与普遍性的沦丧。就是说，源于欧美的现代性不再为全世界所接受，它所蕴含的进步、发展、民主、自由、博爱等价值都遭到了质疑。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社会团结出现危机、人生意义无从探寻，宗教民族冲突不断。就算波及世界的消费主义，也无法像宗教在传统社会那样赋予人以终极意义。

　　之所以形成这一危机，就在于现代性本身。它的两大标志——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已经成为主宰世界的力量：“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自身培育的条件，大大改变了流转历史与制度化超越性的关系”。杜赞奇认为，近代以来，世界各地的历史观过分强调民族的自身历程，历史叙事被限制在一个“隧道”里，忽视了观念、制度等方面的流动和借用。这种线性的“隧道历史”叙事建立了民族-国家的“本真性”，成为构建今天国家主权的基础。这种主权不容挑战，却暗含着无节制发展的理念，这正是加剧全球生态危机的力量。例如，历届全球环境问题会议，几乎都以民族-国家的胜利告终，其结果，各国继续按照自己的既定逻辑，不加约束地增强国力，强化彼此的竞争，这正是“隧道历史”叙事的延续。

　　杜赞奇说，“隧道历史”的观念，脱胎于欧洲近代化过程中的“忏悔共同体”，它出现在理性时代和民族-国家时代之间，其基础是新教各派之间的竞争，其实质是内部均一、外部差异的共同体理念。“忏悔共同体”主张，依赖(且仅依赖)自身的传统，就可以达到超越性，即超越此时此地，获得人生与社会的终极意义，这正是现代民族-国家特征。例如，不少主张复兴国学的人，就认为中国的问题都是外部强加的，中国的未来必须建立在重读儒家经典之上。这种隧道史观在亚洲各国的精英叙事中经常可以看到。究其原因，就在于当今世界的民族-国家体系，带有强烈的“忏悔共同体”特征，而其源头在于亚伯拉罕系宗教的排他性质。这种排他性，在新教改革以来得到高度强化，形成了“忏悔共同体”以及后来的民族主义价值观。

　　二

　　与“隧道历史”叙事不同，亚洲各传统存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观，即“流转历史”。它是指不同社会之间在观念、制度、价值等方面持续不断的相互借用、流传、互动、综合，这在亚洲社会十分常见，历史上更是如此。一个地方发生的事件、思想、知识，很快会影响到其他地方，并被有意识地借用，从而形成新的综合，这与排他性的“忏悔共同体”正好相反。

　　“流转历史”可说是亚洲社会的常态。例如历史上佛教、印度教、儒教四处传播，彼此却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反而出现了各种变异、综合。再比如，近代亚洲为数众多的跨国“救赎团体”，也充满了流传、借用、综合。越南“高台教“所崇拜的神灵，就包括梵天、湿婆、佛祖、耶稣、孔子、雨果、孙中山，彼此容纳、各派共存的逻辑十分明显。伪满洲国和东南亚也有着无数的宗教团体，借鉴、融合、综摄各种思潮和神灵，如“在理教”、“道德学社”、“同善社”、“救世新教”、“道院”、“华会”、“万国道德会”、“红卍字会”、“德教”等。杜赞奇说，其实亚洲各传统一向如此，龙树菩萨就是这样一位集大成者;宋明理学也是以三教合流为特色的;印度教、佛教、儒家也在东南亚也形成了多样传统。甘地深受美国思想家爱默生与梭罗的影响，但后两者又深受亚洲各种经典的熏陶，可谓流转历史的典型案例。

　　亚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也并非仅仅依靠自身的宗教和政治传统，而是持续互相影响和借鉴的结果。正是中国的辛亥革命，诞生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并激励了亚洲其他地方的民族-国家独立运动。总之，亚洲传统的超越性是对话式的、包容式的、非生命的、平和的，而不像亚伯拉罕宗教那么极端、排他、拟人、激烈。遗憾的是，亚洲各地精英，受欧美影响太大，努力模仿“忏悔共同体”建立民族-国家，忽视了这里一直存在的借用和互相影响。

　　今天亚洲的民间社会，“流转历史”仍然发挥着较大的影响。例如在柬埔寨和泰国，儿童与僧人将卡德蒙森林神圣化，用本土传统抵抗国家和大公司的掠夺式砍伐。近年来，中国道教协会致力于将道教打造成“绿色宗教”，把老子打造成“环境保护神”，这又是一个用自身传统应对生态危机的案例。到2013年，仅仅中国就已经活跃着八千多个环境保护组织，印度和亚洲其他地方，这样的组织更是不计其数。杜赞奇认为，这些力量看似分散，但异常活跃。他们代表着一种超越民族-国家、超越资本全球化的新力量。很多运动宣称来自亚洲传统的启迪，尤其是儒教、佛教、道教、印度教等非亚伯拉罕系宗教，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具有温和的超越性，不排斥其他传统。这些思想一方面有强大的传统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又很包容、温和、有综合力，甚至无需发展一种宗教宽容价值而实现事实上的宗教宽容。它们与当代的关怀相结合，成为新的超越性力量。

　　杜赞奇不无乐观地展望，这些运动已经促使亚洲国家制定或者修改法律，加强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能力。很多大型基础设施，尤其是水坝的建设，正是因为民间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而接二连三地搁浅，这是一个好的势头。同时，各个国家通过加入国际公约而让渡一部分主权，这有可能逐步放缓国家发展速度，缓解生态危机，重建生态平衡。此外，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也通过认可生态遗产和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方式，阻止或者减缓人类活动对环境和生态的空前破坏。这都是些苗头，但却蕴含着希望。正是这些希望，赋予人们一种新的超越性，它不同于排他的“忏悔共同体”和坐实本真性的“隧道历史”，而是对话式的、包容式的、非生命性的，这与亚洲传统中固有的和缓型超越性类似，有可能取代排他性共同体的“信仰”型超越性。

　　三

　　杜赞奇希望为现代性危机找到一个希望，找到的却是“希望“本身。这个吊诡的答案，出乎意料却合乎情理。如今，新的宗教形式早已不同于传统上那种以基督教为蓝本定义的宗教。国家、非政府组织、自然、消费主义、爱情、科学等等都有一定的超越性。仅在中国，就存在大量不同于正式“宗教”的非宗教、类宗教、准宗教活动，如占星、谭崔、灵修、瑜伽、气功、养生等等，更不用说像祭祖、扫墓、拜妈祖、祭黄帝、傩戏等没有宗教之名却有宗教之实的活动，这跟亚洲自身的传统社会颇为相似。而且，“希望”也的确对社会理论进行了总体性的回应。它并未否认各种解构性理论，却建立了一种广泛的超越性，一种基于时间的、面向未来的超越性。或许，超越性不再来自制度宗教、政党政治、身体技术，而要来自期待、合作、希望。这的确是某些基于欧美传统的社会理论未曾认真讨论过的。

　　本书的成书过程，正是全球民粹主义快速政治化的过程。中国、印度、日本、俄罗斯等大国，以及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充满了用自己的传统自我拯救的声音。不仅如此，有的甚至宣称自己的传统可以拯救世界，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本土传统复兴，一场民粹主义复兴。用本土传统拯救世界，不同于综合世界各传统。前者强调线性的“隧道化“历史观，后者注重各传统之间的“流转”。民粹主义复兴，强化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弱化了国际协议的约束力，也弱化了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力，形成了“关门主义”的声浪。在这声浪中，本书提出的“希望”可以说遇到了严峻的挑战。杜赞奇所批评的“隧道历史”叙述正在回潮，“流转历史”很可能会日益退却，全球合作遥遥无期，本国优先的口号席卷世界。全球现代性所带来的可持续性危机，很可能正在加剧。或许，在解决全球现代性危机之前，整个人类就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何况亚洲!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新著《全球现代性的危机：亚洲传统和可持续的未来》，于2017年5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译本。杜赞奇先后执教芝加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现任杜克大学讲座教授。他不仅是一位东亚史名家，而且在史学理论和社会理论上也很有建树。中国读者熟悉的《文化、权力、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是他的第一部著作，探讨清末民国期间，国家权力深入基层所遭遇的“内卷化”困境;第二部著作《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以底边研究的方法解构中国民族-国家历史叙事，在中国也很有影响;第三部著作《主权与本真：“满洲国”和东亚现代性》分析不同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代理人模式，虽不及前两本流行，却是一部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著作。如果说三部著作有一贯主题，当数杜赞奇对民族-国家叙事的深度怀疑。

　　现在这部《全球现代性的危机》延续了这一主题，却更具有时代性，视野也更宏大。杜赞奇将全球现代性危机与民族-国家叙事联系在一起，试图找到一条出路。所谓“全球现代性”，指非西方世界被迫或者主动遵循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追求现代化的过程。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体系的全球化，是其两大特征。而“全球现代性危机”，则指竞争性民族-国家体系，借助资本主义制度和当代科学技术，过度提升国力，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紧张，资源枯竭，环境恶化，从而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由于民族-国家的自强事业几乎不受限制，导致多数国家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发展速度成全整个人类的生存，全球现代性危机因此日益严重。

　　如果仅仅呈现全球生态危机的深度和广度，呼吁各国政府采取行动应对，那么这本书恐怕不过只是一份平庸的报告，杜赞奇的雄心显然不止于此。他希望从历史与社会理论的脉络中，找到一条出路。因此，这本书的主体并非全球现代性本身，而是东亚、南亚、东南亚的历史社会学。作者的论点是，“亚洲传统”可以启发当代世界去探索一个“可持续的未来”，这正是该书副标题的含义。

　　一

　　为现代性危机找到出路，是一个社会理论难题。例如，韦伯认为，现代性是一个意义失落的铁笼，价值的多样、资本的支配、科层制的竞争优势，将导致人类在整体上解体。这一解体过程的核心问题，就是宗教退出公共生活并让位于理性，这就是经典世俗化理论，在韦伯看来不可避免。深受韦伯影响的社会理论家如福柯、布迪厄，基本延续这一悲观态度，甚至对现代性很绝望。或许哈贝马斯是一个例外，但他仍对自己重新启动的启蒙计划放心不下，每过几年都要处理一次宗教复兴问题。他和其他几位当代社会思想家一道，尽管否定了韦伯的世俗化预测，但仍难以为现代性所带来的意义碎片化找到一条可行出路。要想在思想和制度的重围中为现代性找到一线希望，需要非凡的智慧和学识。

　　本书就是要挑战这一难题。杜赞奇认为，之所以要回归“亚洲传统”，是因为当代世界的三个显著变化都与亚洲有关。一是非西方力量的崛起，尤以中国最为显眼。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变了世界的权力关系，并有可能改变世界的规则。二是可持续性不再仅存在于西方，而是出现全球性危机。例如，中国和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第三大碳排放国，如果其生产和生活方式不能摆脱西方现代性的限制，一味追求消费主义和高速发展，那么全球可持续性危机必然会进一步加重。第三是超越性与普遍性的沦丧。就是说，源于欧美的现代性不再为全世界所接受，它所蕴含的进步、发展、民主、自由、博爱等价值都遭到了质疑。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社会团结出现危机、人生意义无从探寻，宗教民族冲突不断。就算波及世界的消费主义，也无法像宗教在传统社会那样赋予人以终极意义。

　　之所以形成这一危机，就在于现代性本身。它的两大标志——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已经成为主宰世界的力量：“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自身培育的条件，大大改变了流转历史与制度化超越性的关系”。杜赞奇认为，近代以来，世界各地的历史观过分强调民族的自身历程，历史叙事被限制在一个“隧道”里，忽视了观念、制度等方面的流动和借用。这种线性的“隧道历史”叙事建立了民族-国家的“本真性”，成为构建今天国家主权的基础。这种主权不容挑战，却暗含着无节制发展的理念，这正是加剧全球生态危机的力量。例如，历届全球环境问题会议，几乎都以民族-国家的胜利告终，其结果，各国继续按照自己的既定逻辑，不加约束地增强国力，强化彼此的竞争，这正是“隧道历史”叙事的延续。

　　杜赞奇说，“隧道历史”的观念，脱胎于欧洲近代化过程中的“忏悔共同体”，它出现在理性时代和民族-国家时代之间，其基础是新教各派之间的竞争，其实质是内部均一、外部差异的共同体理念。“忏悔共同体”主张，依赖(且仅依赖)自身的传统，就可以达到超越性，即超越此时此地，获得人生与社会的终极意义，这正是现代民族-国家特征。例如，不少主张复兴国学的人，就认为中国的问题都是外部强加的，中国的未来必须建立在重读儒家经典之上。这种隧道史观在亚洲各国的精英叙事中经常可以看到。究其原因，就在于当今世界的民族-国家体系，带有强烈的“忏悔共同体”特征，而其源头在于亚伯拉罕系宗教的排他性质。这种排他性，在新教改革以来得到高度强化，形成了“忏悔共同体”以及后来的民族主义价值观。

　　二

　　与“隧道历史”叙事不同，亚洲各传统存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观，即“流转历史”。它是指不同社会之间在观念、制度、价值等方面持续不断的相互借用、流传、互动、综合，这在亚洲社会十分常见，历史上更是如此。一个地方发生的事件、思想、知识，很快会影响到其他地方，并被有意识地借用，从而形成新的综合，这与排他性的“忏悔共同体”正好相反。

　　“流转历史”可说是亚洲社会的常态。例如历史上佛教、印度教、儒教四处传播，彼此却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反而出现了各种变异、综合。再比如，近代亚洲为数众多的跨国“救赎团体”，也充满了流传、借用、综合。越南“高台教“所崇拜的神灵，就包括梵天、湿婆、佛祖、耶稣、孔子、雨果、孙中山，彼此容纳、各派共存的逻辑十分明显。伪满洲国和东南亚也有着无数的宗教团体，借鉴、融合、综摄各种思潮和神灵，如“在理教”、“道德学社”、“同善社”、“救世新教”、“道院”、“华会”、“万国道德会”、“红卍字会”、“德教”等。杜赞奇说，其实亚洲各传统一向如此，龙树菩萨就是这样一位集大成者;宋明理学也是以三教合流为特色的;印度教、佛教、儒家也在东南亚也形成了多样传统。甘地深受美国思想家爱默生与梭罗的影响，但后两者又深受亚洲各种经典的熏陶，可谓流转历史的典型案例。

　　亚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也并非仅仅依靠自身的宗教和政治传统，而是持续互相影响和借鉴的结果。正是中国的辛亥革命，诞生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并激励了亚洲其他地方的民族-国家独立运动。总之，亚洲传统的超越性是对话式的、包容式的、非生命的、平和的，而不像亚伯拉罕宗教那么极端、排他、拟人、激烈。遗憾的是，亚洲各地精英，受欧美影响太大，努力模仿“忏悔共同体”建立民族-国家，忽视了这里一直存在的借用和互相影响。

　　今天亚洲的民间社会，“流转历史”仍然发挥着较大的影响。例如在柬埔寨和泰国，儿童与僧人将卡德蒙森林神圣化，用本土传统抵抗国家和大公司的掠夺式砍伐。近年来，中国道教协会致力于将道教打造成“绿色宗教”，把老子打造成“环境保护神”，这又是一个用自身传统应对生态危机的案例。到2013年，仅仅中国就已经活跃着八千多个环境保护组织，印度和亚洲其他地方，这样的组织更是不计其数。杜赞奇认为，这些力量看似分散，但异常活跃。他们代表着一种超越民族-国家、超越资本全球化的新力量。很多运动宣称来自亚洲传统的启迪，尤其是儒教、佛教、道教、印度教等非亚伯拉罕系宗教，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具有温和的超越性，不排斥其他传统。这些思想一方面有强大的传统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又很包容、温和、有综合力，甚至无需发展一种宗教宽容价值而实现事实上的宗教宽容。它们与当代的关怀相结合，成为新的超越性力量。

　　杜赞奇不无乐观地展望，这些运动已经促使亚洲国家制定或者修改法律，加强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能力。很多大型基础设施，尤其是水坝的建设，正是因为民间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而接二连三地搁浅，这是一个好的势头。同时，各个国家通过加入国际公约而让渡一部分主权，这有可能逐步放缓国家发展速度，缓解生态危机，重建生态平衡。此外，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也通过认可生态遗产和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方式，阻止或者减缓人类活动对环境和生态的空前破坏。这都是些苗头，但却蕴含着希望。正是这些希望，赋予人们一种新的超越性，它不同于排他的“忏悔共同体”和坐实本真性的“隧道历史”，而是对话式的、包容式的、非生命性的，这与亚洲传统中固有的和缓型超越性类似，有可能取代排他性共同体的“信仰”型超越性。

　　三

　　杜赞奇希望为现代性危机找到一个希望，找到的却是“希望“本身。这个吊诡的答案，出乎意料却合乎情理。如今，新的宗教形式早已不同于传统上那种以基督教为蓝本定义的宗教。国家、非政府组织、自然、消费主义、爱情、科学等等都有一定的超越性。仅在中国，就存在大量不同于正式“宗教”的非宗教、类宗教、准宗教活动，如占星、谭崔、灵修、瑜伽、气功、养生等等，更不用说像祭祖、扫墓、拜妈祖、祭黄帝、傩戏等没有宗教之名却有宗教之实的活动，这跟亚洲自身的传统社会颇为相似。而且，“希望”也的确对社会理论进行了总体性的回应。它并未否认各种解构性理论，却建立了一种广泛的超越性，一种基于时间的、面向未来的超越性。或许，超越性不再来自制度宗教、政党政治、身体技术，而要来自期待、合作、希望。这的确是某些基于欧美传统的社会理论未曾认真讨论过的。

　　本书的成书过程，正是全球民粹主义快速政治化的过程。中国、印度、日本、俄罗斯等大国，以及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充满了用自己的传统自我拯救的声音。不仅如此，有的甚至宣称自己的传统可以拯救世界，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本土传统复兴，一场民粹主义复兴。用本土传统拯救世界，不同于综合世界各传统。前者强调线性的“隧道化“历史观，后者注重各传统之间的“流转”。民粹主义复兴，强化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弱化了国际协议的约束力，也弱化了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力，形成了“关门主义”的声浪。在这声浪中，本书提出的“希望”可以说遇到了严峻的挑战。杜赞奇所批评的“隧道历史”叙述正在回潮，“流转历史”很可能会日益退却，全球合作遥遥无期，本国优先的口号席卷世界。全球现代性所带来的可持续性危机，很可能正在加剧。或许，在解决全球现代性危机之前，整个人类就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何况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