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赫鲁晓夫的报告，有人当场晕倒，有人事后饮弹自杀

 　　1956年2月24日夜，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报告长达四个多小时，披露了相当多关于斯大林的历史真相。这些真相，带给1600余名与会者巨大的冲击。亲历现场的雅科夫列夫，后来回忆道：

　　“大厅里死一般的寂静。既听不到坐椅发出的嘎吱声，也听不到咳嗽声和窃窃私语声。谁也不看谁——也许是由于发生的事太突然了，也许是由于惊慌和恐惧，这种感觉似乎将永远留在苏维埃人心中……赫鲁晓夫列举一个又一个事实，一个比一个可怕。人们离开会场时都低着脑袋。震动极其巨大。我个人也感到压抑，不知道相信谁才好……内心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觉得赫鲁晓夫讲的是实情，但是我感到害怕，竭力不去这样想。”①

　　虽然官方宣称会场出现了“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一片愤怒声”，但“死一般的寂静”才是真实情形。

　　另据苏联作家И.Г.爱伦堡回忆，当时还有若干代表在会场上直接晕厥：

　　“在2月25日的秘密会议上，在赫鲁晓夫宣读报告的时候，几位代表当场晕了过去……我不隐瞒，我在读报告的时候，我也大为震惊，要知道，这不是一个受到平反的人在朋友圈子里说的，而是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说的。”②

　　有资料认为，与会代表因听了“秘密报告”而晕倒或引发疾病者，多达30余名。

　　会后还出现了自杀事件。最著名者，莫过于法捷耶夫的饮弹身亡。

　　法捷耶夫是斯大林时代极富盛名的作家，同时也是苏联文学界的领导人物，其长篇小说《毁灭》、《青年近卫军》在国际上流传甚广。

　　法捷耶夫没有亲耳听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是在会后听了“传达”。作协的工作人员注意到，听“传达”时，法捷耶夫的脸“似乎蒙上了一层铅灰色，而主要的是两眼饱含着泪水”。 ③1956年5月13日，法捷耶夫在别墅开枪自杀，死时身边摆着斯大林的画像和给中央的信。

　　因“秘密报告”而自杀的苏联作家法捷耶夫

　　在信中，法捷耶夫自述死因：

　　“我看不出再活下去的可能，我为之奉献终生的艺术已被党的自负而无知的领导所扼杀，现已无法挽救。优秀的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的纵容下，或被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致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

　　一方面，法捷耶夫难以承受斯大林神话破产带来的幻灭。他在信中怀念列宁时代，“列宁死后我们被贬到孩童地位，被消灭，被恫吓”。

　　另一方面，他对未来也不再抱有任何希望。在信中，他将赫鲁晓夫等人称作“暴发户们”，断言这些人“已背离伟大的列宁学说，这令我对他们完全不信任，因为他们将比暴君斯大林更恶劣。后者还算有知识，而这些人不学无术。”④

　　以往有观点认为，法捷耶夫口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暴发户们”，用“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了彻底否定。其实并非如此。事实上，当时的苏联高层内部，对于如何评价斯大林，也存在很多冲突。这种冲突，可扼要总结为：到底是“只有一个斯大林”，还是“存在两个斯大林”。

　　譬如，1956年2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即分裂为上述两大意见派别。会上，莫洛托夫仍主张从整体上肯定斯大林，因为“在斯大林之后我们成为了一个伟大的政党”。卡冈诺维奇表态“赞成莫洛托夫同志的意见，要冷静行事”。布尔加宁主张：“应该把斯大林的作用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二个阶段，斯大林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伏罗希洛夫也赞同“谨慎行事”，“斯大林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变凶狠了。尽管如此，他还是非常富有人情味的。但仍然保留着残暴的习气。”⑤

　　但马林科夫不同意将斯大林“划分两个阶段”，因为“同敌人进行任何斗争，也不能成为杀害干部的理由”。萨布罗夫直言：“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的立场是不正确的，是在说假话。只有一个斯大林(而不是两个)，其实质在最近15年历都暴露出来了。这不是缺点，而是犯罪。”谢皮洛夫认为“应该说出真相”。基里琴科认为说出真相“危害是不会有的。不能够不说，说出来是明智的。”⑥

　　上述内部意见分歧，制约着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尺度。事实上，报告高度聚焦斯大林身上不正常的“个人崇拜”光环，所披露的“真相”仅集中在斯大林对干部和精英的“大恐怖”，而未涉及普通民众所承受的苦难——曝光前者，乃赫鲁晓夫等人获取权力体系支持所必行之事。

　　因报告止于为干部和精英鸣不平，缺失了关于普通民众之苦难的描述，听完报告后自杀的法捷耶夫，其遗书也仅止于哀叹自身的悲剧命运：

　　“我本应是我国优秀人民引以为荣的人，因为我具有真正的、质朴的……天才”，结果却“(在斯大林时代)被变成一匹拉车的马”。⑧

　　注释

　　①《论据与事实报》，2000年第47期。转引自：张捷，《从赫鲁晓夫到普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P13-14。②亚历山大·佩日科夫，《“解冻”的赫鲁晓夫》，新华出版社，2006，P38。③张捷，《20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P349。④《法捷耶夫遗书》。转引自：蓝英年，《法捷耶夫之死》，《读书》1996年第6期。⑤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工作记录，1956年2月9日。收录于：沈志华，《冷战中的盟友：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九州出版社，2012，P519-523。⑦陆南泉，《赫鲁晓夫有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同舟共进》2010年第8期。⑧蓝英年，《法捷耶夫之死》，《读书》1996年第6期。

　　附1：

　　《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极小部分)

　　斯大林对党、对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专横态度，在1934年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后更是暴露无遗。

　　中央委员会掌握了许多足以证明对党的干部施以粗暴专横的事实后，组织了一个中央主席团领导下的委员会，责成它详细地调查，对联共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大多数的正式和候补委员所进行的大规模的迫害是如何造成的。

　　委员会调阅了人民内务委员会档案中大量材料及其他材料，确认了许多伪造的、虚假的控诉，不能容忍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事实，它曾使许多无辜的人牺牲了。它查明，1937-1938年被控为“敌人”的许多党的、苏维埃的、经济的工作人员其实根本不是敌人、特务和破坏者，而是一贯正直的共产党人，他们只是遭尽诬陷，有时不能忍受兽性的折磨而自己给自己加上了(在伪造证件的审判员的授意下)各种各样严重而不可思议的罪名。委员会向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供了大量关于迫害十七大代表和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材料。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审查了这个材料。

　　经查明，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补委员被逮捕和遭枪决(主要是在1937-1938年)的有97人，即70%。(全场群情激动)。

　　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代表情况如何呢?大家知道，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有表决权的代表80%是在地下革命工作时期和国内战争时期，即在1920年前参加党的。从社会出身来说，代表大会的代表基本上是工人(占有表决权的代表60%)。

　　所以，由这样成份的党代表大会所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居然是党的敌人，是完全不能想象的事。仅仅由于正直的共产党人被诬陷，加上了伪造的控告，以至极端破坏了革命的法制，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竟有70%被宣布为党和人民的敌人。

　　遭到这样命运的不仅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代表大会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966名代表中，因被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占一半以上——1108人。仅这一事实说明，如现在已查明的，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参加者被控为反革命罪行的捏造是多么荒谬、野蛮和违反了正常的思想。(全场群情激动)。

　　附2：

　　关于30年代大规模镇压行动的报告

　　1956年2月9日 绝密(极小部分)

　　我们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现有的档案材料进行了研究，从这些材料中清楚地看到：1935—1940年，是在我们国家里对苏维埃公民进行大规模逮捕的年代。

　　在这些年里，因被指控从事反苏维埃活动而遭到逮捕的共有1920635人，其中被处决的有688503人。镇压的特殊规模是在1937—1938年期间，这从以下表格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这样一来，在两年之中，也就是在1937—1938年期间，被逮捕的有1548366人，其中被处决的是681692人。

　　1937—1938年大规模镇压运动的浪潮，广泛地波及到党务机关、苏维埃机关和经济组织的领导干部，以及军队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指挥人员。

　　在这些年里，在绝大多数共和国、边疆区和州里，党和苏维埃机关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到了逮捕，被逮捕的还有数量众多的城市和地区组织的领导干部。

　　在这个时期里，在一系列边疆区委员会、州委员会和党的地区委员会里，有三分之二的领导干部遭到逮捕。

　　不但如此，在139名由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出的联共(布)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之中，有98人在这些年里被逮捕和被枪决。

　　另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是：对于被交付法庭的所有联共(布)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一律采取同一种惩处办法——枪毙，其中没有一个人活下来的。

　　在1966名拥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大会代表之中，因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遭到逮捕的有1108人，其中848人被枪决。

　　(资料引自：沈志华，《冷战中的盟友 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九州出版社，2013，P478)

 　　1956年2月24日夜，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报告长达四个多小时，披露了相当多关于斯大林的历史真相。这些真相，带给1600余名与会者巨大的冲击。亲历现场的雅科夫列夫，后来回忆道：

　　“大厅里死一般的寂静。既听不到坐椅发出的嘎吱声，也听不到咳嗽声和窃窃私语声。谁也不看谁——也许是由于发生的事太突然了，也许是由于惊慌和恐惧，这种感觉似乎将永远留在苏维埃人心中……赫鲁晓夫列举一个又一个事实，一个比一个可怕。人们离开会场时都低着脑袋。震动极其巨大。我个人也感到压抑，不知道相信谁才好……内心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觉得赫鲁晓夫讲的是实情，但是我感到害怕，竭力不去这样想。”①

　　虽然官方宣称会场出现了“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一片愤怒声”，但“死一般的寂静”才是真实情形。

　　另据苏联作家И.Г.爱伦堡回忆，当时还有若干代表在会场上直接晕厥：

　　“在2月25日的秘密会议上，在赫鲁晓夫宣读报告的时候，几位代表当场晕了过去……我不隐瞒，我在读报告的时候，我也大为震惊，要知道，这不是一个受到平反的人在朋友圈子里说的，而是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说的。”②

　　有资料认为，与会代表因听了“秘密报告”而晕倒或引发疾病者，多达30余名。

　　会后还出现了自杀事件。最著名者，莫过于法捷耶夫的饮弹身亡。

　　法捷耶夫是斯大林时代极富盛名的作家，同时也是苏联文学界的领导人物，其长篇小说《毁灭》、《青年近卫军》在国际上流传甚广。

　　法捷耶夫没有亲耳听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是在会后听了“传达”。作协的工作人员注意到，听“传达”时，法捷耶夫的脸“似乎蒙上了一层铅灰色，而主要的是两眼饱含着泪水”。 ③1956年5月13日，法捷耶夫在别墅开枪自杀，死时身边摆着斯大林的画像和给中央的信。

　　因“秘密报告”而自杀的苏联作家法捷耶夫

　　在信中，法捷耶夫自述死因：

　　“我看不出再活下去的可能，我为之奉献终生的艺术已被党的自负而无知的领导所扼杀，现已无法挽救。优秀的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的纵容下，或被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致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

　　一方面，法捷耶夫难以承受斯大林神话破产带来的幻灭。他在信中怀念列宁时代，“列宁死后我们被贬到孩童地位，被消灭，被恫吓”。

　　另一方面，他对未来也不再抱有任何希望。在信中，他将赫鲁晓夫等人称作“暴发户们”，断言这些人“已背离伟大的列宁学说，这令我对他们完全不信任，因为他们将比暴君斯大林更恶劣。后者还算有知识，而这些人不学无术。”④

　　以往有观点认为，法捷耶夫口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暴发户们”，用“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了彻底否定。其实并非如此。事实上，当时的苏联高层内部，对于如何评价斯大林，也存在很多冲突。这种冲突，可扼要总结为：到底是“只有一个斯大林”，还是“存在两个斯大林”。

　　譬如，1956年2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即分裂为上述两大意见派别。会上，莫洛托夫仍主张从整体上肯定斯大林，因为“在斯大林之后我们成为了一个伟大的政党”。卡冈诺维奇表态“赞成莫洛托夫同志的意见，要冷静行事”。布尔加宁主张：“应该把斯大林的作用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二个阶段，斯大林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伏罗希洛夫也赞同“谨慎行事”，“斯大林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变凶狠了。尽管如此，他还是非常富有人情味的。但仍然保留着残暴的习气。”⑤

　　但马林科夫不同意将斯大林“划分两个阶段”，因为“同敌人进行任何斗争，也不能成为杀害干部的理由”。萨布罗夫直言：“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的立场是不正确的，是在说假话。只有一个斯大林(而不是两个)，其实质在最近15年历都暴露出来了。这不是缺点，而是犯罪。”谢皮洛夫认为“应该说出真相”。基里琴科认为说出真相“危害是不会有的。不能够不说，说出来是明智的。”⑥

　　上述内部意见分歧，制约着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尺度。事实上，报告高度聚焦斯大林身上不正常的“个人崇拜”光环，所披露的“真相”仅集中在斯大林对干部和精英的“大恐怖”，而未涉及普通民众所承受的苦难——曝光前者，乃赫鲁晓夫等人获取权力体系支持所必行之事。

　　因报告止于为干部和精英鸣不平，缺失了关于普通民众之苦难的描述，听完报告后自杀的法捷耶夫，其遗书也仅止于哀叹自身的悲剧命运：

　　“我本应是我国优秀人民引以为荣的人，因为我具有真正的、质朴的……天才”，结果却“(在斯大林时代)被变成一匹拉车的马”。⑧

　　注释

　　①《论据与事实报》，2000年第47期。转引自：张捷，《从赫鲁晓夫到普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P13-14。②亚历山大·佩日科夫，《“解冻”的赫鲁晓夫》，新华出版社，2006，P38。③张捷，《20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P349。④《法捷耶夫遗书》。转引自：蓝英年，《法捷耶夫之死》，《读书》1996年第6期。⑤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工作记录，1956年2月9日。收录于：沈志华，《冷战中的盟友：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九州出版社，2012，P519-523。⑦陆南泉，《赫鲁晓夫有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同舟共进》2010年第8期。⑧蓝英年，《法捷耶夫之死》，《读书》1996年第6期。

　　附1：

　　《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极小部分)

　　斯大林对党、对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专横态度，在1934年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后更是暴露无遗。

　　中央委员会掌握了许多足以证明对党的干部施以粗暴专横的事实后，组织了一个中央主席团领导下的委员会，责成它详细地调查，对联共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大多数的正式和候补委员所进行的大规模的迫害是如何造成的。

　　委员会调阅了人民内务委员会档案中大量材料及其他材料，确认了许多伪造的、虚假的控诉，不能容忍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事实，它曾使许多无辜的人牺牲了。它查明，1937-1938年被控为“敌人”的许多党的、苏维埃的、经济的工作人员其实根本不是敌人、特务和破坏者，而是一贯正直的共产党人，他们只是遭尽诬陷，有时不能忍受兽性的折磨而自己给自己加上了(在伪造证件的审判员的授意下)各种各样严重而不可思议的罪名。委员会向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供了大量关于迫害十七大代表和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材料。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审查了这个材料。

　　经查明，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补委员被逮捕和遭枪决(主要是在1937-1938年)的有97人，即70%。(全场群情激动)。

　　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代表情况如何呢?大家知道，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有表决权的代表80%是在地下革命工作时期和国内战争时期，即在1920年前参加党的。从社会出身来说，代表大会的代表基本上是工人(占有表决权的代表60%)。

　　所以，由这样成份的党代表大会所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居然是党的敌人，是完全不能想象的事。仅仅由于正直的共产党人被诬陷，加上了伪造的控告，以至极端破坏了革命的法制，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竟有70%被宣布为党和人民的敌人。

　　遭到这样命运的不仅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代表大会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966名代表中，因被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占一半以上——1108人。仅这一事实说明，如现在已查明的，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参加者被控为反革命罪行的捏造是多么荒谬、野蛮和违反了正常的思想。(全场群情激动)。

　　附2：

　　关于30年代大规模镇压行动的报告

　　1956年2月9日 绝密(极小部分)

　　我们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现有的档案材料进行了研究，从这些材料中清楚地看到：1935—1940年，是在我们国家里对苏维埃公民进行大规模逮捕的年代。

　　在这些年里，因被指控从事反苏维埃活动而遭到逮捕的共有1920635人，其中被处决的有688503人。镇压的特殊规模是在1937—1938年期间，这从以下表格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这样一来，在两年之中，也就是在1937—1938年期间，被逮捕的有1548366人，其中被处决的是681692人。

　　1937—1938年大规模镇压运动的浪潮，广泛地波及到党务机关、苏维埃机关和经济组织的领导干部，以及军队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指挥人员。

　　在这些年里，在绝大多数共和国、边疆区和州里，党和苏维埃机关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到了逮捕，被逮捕的还有数量众多的城市和地区组织的领导干部。

　　在这个时期里，在一系列边疆区委员会、州委员会和党的地区委员会里，有三分之二的领导干部遭到逮捕。

　　不但如此，在139名由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出的联共(布)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之中，有98人在这些年里被逮捕和被枪决。

　　另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是：对于被交付法庭的所有联共(布)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一律采取同一种惩处办法——枪毙，其中没有一个人活下来的。

　　在1966名拥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大会代表之中，因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遭到逮捕的有1108人，其中848人被枪决。

　　(资料引自：沈志华，《冷战中的盟友 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九州出版社，2013，P4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