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进国：重审民间宗教，破除“封建迷信”的刻板印象

　　活动回顾

　　中国民间宗教问题的提出，无法脱离晚清至民国时期宗教运动这一历史背景，这场被后来者称为“宗教复兴运动”的思潮在中国基层社会及海外华人华侨社会影响深远，并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构建发生关联，可谓晚近现代性进程中的独特一环。对于那些因其“跨境性”传播而保留火种、甚至念念不忘“老水还潮”的道(教)门而言，面对狂风骤雨式的现代化变迁，他们是如何自我调适承受“官考”的，并有怎样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他们是如何习得自我的知识谱系并进行传统的发明?对于深受“无神论”熏陶的地方主政者及普罗大众而言，“反动会道门”“邪教”“神权迷信”等等现代性话语，又是如何积淀为坚韧的历史心性和社会刻板印象，从而弹击出蹦极式的集体紧张感和排山倒海式的精神刺激呢?

　　沙龙主讲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宗教人类学》主编陈进国先生

　　在对相关宗教现象进行解读前，陈进国老师先从词源学的角度解释了“道门”“教门”的本土性，即二者指涉道教、佛教的宗派、教化，并非近世新兴的教派宗教的专有名词，而是儒释道等各门类及其教法或场所的普通称谓。这两种称谓包含了“宗教”的意义，也很准确地把握到中国宗教体系自身的“连续性”文明特点：作为精神实在(道)和修行教化(教)之体系(门);作为培育人之“灵性”(道)和“德性”(教)能力的系统(门);作为反映自然界和宇宙之知识体系(道)、实践形式(教)的通道(门)。

　　当代中国及周边的教派宗教发展现状

　　近现代以来，在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华人中生存的民间宗教，已经形成了“信仰反哺”的复兴浪潮。较为代表性的如一贯道、德教会、真空教、慈惠堂等，总的来看，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许多传统道门开始重新获得生命力，有些已经融合和弥散为民间信仰庙宇的形态。同时，由于中国传统信仰方面的包容性和多元性，教派宗教团体的庙宇也通常以民间信仰宇庙的形式出现。不少传统的关帝庙、吕祖庙、观音庙、济公庙等，其实是多种宗教形态共在的地方。

　　当代民间宗教的治理问题，涉及更为复杂的社会因素。陈进国老师直言，在这一过程中，坚持“薄古厚今，正视现实，加强交流，展望未来”的原则，有步骤地处理好教派团体的合法身份问题，并且正视它们作为民间信仰或民俗宗教形态的存在形式，必将提上“依法管治”的日程。

本次活动内容基于陈进国老师最新的研究成果《救劫：当代济度宗教的田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即将出版)，全面剖析中国民间宗教问题的源起、构成、发展、现状

　　重思民间宗教

　　重思民间宗教，首先面临它的“名分”问题。近现代以来，在西方话语和西式“宗教观”的熏陶下，中国宗教基础观念的“本土化”诠释远未达成。陈进国老师指出，各种观念体系的力量博弈，都会彼此形成“内在的文化关联”，以及基于自身核心价值观和利益取向的“话语共谋”，从而影响到特定时代和地区的宗教生态格局变迁。国家力量的主导价值体系，更是直接左右它对于各种新旧的宗教形态位置化的定格。近世中国“大一统”格局的演进，同样离不开地方社会寻求文化“正统化”或“文明化”的过程，从而也孕育了国家、社会双方对于“非正统”或“异端”的警惕;一是源自西学视域的二分界定，如宗教与迷信、现代与封建、进步与反动等等。近代“现代性”的话语构建(民族主义话语或启蒙话语)，不断将“他者”内在化，从而形成等级化的、两分式的反民间教派或道(教)门的偏见。

　　各种宗教间既然价值选择不同，既有终级观念上的博弈，也有利益和力量的博弈。此外，中国民间宗教和正统宗教，都客观存在着组织形态上的“散与聚”运动，因此，宗教团体自身的社会资本运作和宗教结构变迁，宗教“上位与下位”的角色转换、宗教走向世俗化程度或回归基要主义的取向、国家力量的干预和普通大众的参与、宗教领袖的精神指向和政治取向等等要素，也会深深影响到其正、负功能的曲线变化，从而形成宗教自身的“损益的传统”，或者说宗教自身的文化再生产。特别是教门、道门与民间信仰、正统宗教之间的“纠缠”关联，并非仅有排斥性的冲击反应，更有良性的互摄和交融。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根据某一时段宗教团体角色定位或者被定位，去进行刚性化、等级化、边界化、模式(板)化的界定。

　　活动现场

　　因此，陈进国老师呼吁回归宗教生态平衡，当我们将道(教)门或济度宗教团体回归到“正常化”的中国宗教谱系之中重思，涉及对于中国文化内在图式或文化秩序观念的自我反思。我们有必要脱开各类思维定势的束缚，立足于“文化中国”的跨区域网络甚至全球化的视野，进行文明式的省察。

　　回顾中国民间宗教的思考历程，中外学者从“救世主义”或“救赎主义”的学术视角，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剖析。在整合前人的思考后，陈进国老师强调，近世的教派宗教或道门，属于以复兴或传承传统文化为主导的混合型的宗教本土运动。我们可以用“济度宗教运动”(Movement of Religious Salvation)的名称，来指称这时期在“文化中国圈”(中国及周边的儒教文化圈)兴起并被称作“教(道)门”的宗教本土运动，其一方面带有综摄主义(syncretism)的强烈色彩，另一方面又保持着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内容。我们不欲将“济度宗教”范畴进行过度泛化的解释，主要特指近世以来那些借助“应世救劫”之中心母题进行创教演教的各类教派宗教运动。某种意义上说，近世以来的道(教)门运动，都带有明显的“救劫主义”或“济度主义”的典型特质。

　　活动回顾

　　中国民间宗教问题的提出，无法脱离晚清至民国时期宗教运动这一历史背景，这场被后来者称为“宗教复兴运动”的思潮在中国基层社会及海外华人华侨社会影响深远，并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构建发生关联，可谓晚近现代性进程中的独特一环。对于那些因其“跨境性”传播而保留火种、甚至念念不忘“老水还潮”的道(教)门而言，面对狂风骤雨式的现代化变迁，他们是如何自我调适承受“官考”的，并有怎样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他们是如何习得自我的知识谱系并进行传统的发明?对于深受“无神论”熏陶的地方主政者及普罗大众而言，“反动会道门”“邪教”“神权迷信”等等现代性话语，又是如何积淀为坚韧的历史心性和社会刻板印象，从而弹击出蹦极式的集体紧张感和排山倒海式的精神刺激呢?

　　沙龙主讲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宗教人类学》主编陈进国先生

　　在对相关宗教现象进行解读前，陈进国老师先从词源学的角度解释了“道门”“教门”的本土性，即二者指涉道教、佛教的宗派、教化，并非近世新兴的教派宗教的专有名词，而是儒释道等各门类及其教法或场所的普通称谓。这两种称谓包含了“宗教”的意义，也很准确地把握到中国宗教体系自身的“连续性”文明特点：作为精神实在(道)和修行教化(教)之体系(门);作为培育人之“灵性”(道)和“德性”(教)能力的系统(门);作为反映自然界和宇宙之知识体系(道)、实践形式(教)的通道(门)。

　　当代中国及周边的教派宗教发展现状

　　近现代以来，在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华人中生存的民间宗教，已经形成了“信仰反哺”的复兴浪潮。较为代表性的如一贯道、德教会、真空教、慈惠堂等，总的来看，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许多传统道门开始重新获得生命力，有些已经融合和弥散为民间信仰庙宇的形态。同时，由于中国传统信仰方面的包容性和多元性，教派宗教团体的庙宇也通常以民间信仰宇庙的形式出现。不少传统的关帝庙、吕祖庙、观音庙、济公庙等，其实是多种宗教形态共在的地方。

　　当代民间宗教的治理问题，涉及更为复杂的社会因素。陈进国老师直言，在这一过程中，坚持“薄古厚今，正视现实，加强交流，展望未来”的原则，有步骤地处理好教派团体的合法身份问题，并且正视它们作为民间信仰或民俗宗教形态的存在形式，必将提上“依法管治”的日程。

本次活动内容基于陈进国老师最新的研究成果《救劫：当代济度宗教的田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即将出版)，全面剖析中国民间宗教问题的源起、构成、发展、现状

　　重思民间宗教

　　重思民间宗教，首先面临它的“名分”问题。近现代以来，在西方话语和西式“宗教观”的熏陶下，中国宗教基础观念的“本土化”诠释远未达成。陈进国老师指出，各种观念体系的力量博弈，都会彼此形成“内在的文化关联”，以及基于自身核心价值观和利益取向的“话语共谋”，从而影响到特定时代和地区的宗教生态格局变迁。国家力量的主导价值体系，更是直接左右它对于各种新旧的宗教形态位置化的定格。近世中国“大一统”格局的演进，同样离不开地方社会寻求文化“正统化”或“文明化”的过程，从而也孕育了国家、社会双方对于“非正统”或“异端”的警惕;一是源自西学视域的二分界定，如宗教与迷信、现代与封建、进步与反动等等。近代“现代性”的话语构建(民族主义话语或启蒙话语)，不断将“他者”内在化，从而形成等级化的、两分式的反民间教派或道(教)门的偏见。

　　各种宗教间既然价值选择不同，既有终级观念上的博弈，也有利益和力量的博弈。此外，中国民间宗教和正统宗教，都客观存在着组织形态上的“散与聚”运动，因此，宗教团体自身的社会资本运作和宗教结构变迁，宗教“上位与下位”的角色转换、宗教走向世俗化程度或回归基要主义的取向、国家力量的干预和普通大众的参与、宗教领袖的精神指向和政治取向等等要素，也会深深影响到其正、负功能的曲线变化，从而形成宗教自身的“损益的传统”，或者说宗教自身的文化再生产。特别是教门、道门与民间信仰、正统宗教之间的“纠缠”关联，并非仅有排斥性的冲击反应，更有良性的互摄和交融。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根据某一时段宗教团体角色定位或者被定位，去进行刚性化、等级化、边界化、模式(板)化的界定。

　　活动现场

　　因此，陈进国老师呼吁回归宗教生态平衡，当我们将道(教)门或济度宗教团体回归到“正常化”的中国宗教谱系之中重思，涉及对于中国文化内在图式或文化秩序观念的自我反思。我们有必要脱开各类思维定势的束缚，立足于“文化中国”的跨区域网络甚至全球化的视野，进行文明式的省察。

　　回顾中国民间宗教的思考历程，中外学者从“救世主义”或“救赎主义”的学术视角，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剖析。在整合前人的思考后，陈进国老师强调，近世的教派宗教或道门，属于以复兴或传承传统文化为主导的混合型的宗教本土运动。我们可以用“济度宗教运动”(Movement of Religious Salvation)的名称，来指称这时期在“文化中国圈”(中国及周边的儒教文化圈)兴起并被称作“教(道)门”的宗教本土运动，其一方面带有综摄主义(syncretism)的强烈色彩，另一方面又保持着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内容。我们不欲将“济度宗教”范畴进行过度泛化的解释，主要特指近世以来那些借助“应世救劫”之中心母题进行创教演教的各类教派宗教运动。某种意义上说，近世以来的道(教)门运动，都带有明显的“救劫主义”或“济度主义”的典型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