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十年荆棘路：台湾经济改革故事（1949-1960）

  　　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败走台湾，中共则在中国大陆缔造了新中国。从那时开始，大陆和台湾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两条发展道路。中国大陆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此后“大跃进”等一系列失误的决策，却让经济发展泥足深陷。而台湾则在市场化的道路上斩荆披棘、狂飙突进，为六十年代的经济起飞铺平了道路，也为此后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台湾往事：台湾经济改革故事(1949-1960)》的作者郭岱君，用轻松的笔触描画了台湾50年代的这场惊心动魄的经济改革。通过一系列娓娓道来的往日故事，她将政治角力、意识形态斗争写得像章回小说，好戏轮番上演、精彩纷呈;历史转折的前因后果、发展脉络，夹杂着某种必然与偶然，鲜活地呈现给读者。身处改革浪潮中的那些风流人物，则用他们的勇气、担当、坚忍、和奉献，为这段历史定下了英雄主义的浪漫色调。

　　一

         改革之旅

　　1. 经济改革的大背景

　　1945年二战结束，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接收台湾。那个时候国民党人满脑子还都是国企、重工业、计划经济。这种经济思维源于国父孙中山，他所提出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要求“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接管过程比较混乱，许多日本企业和地产被收归国有，大量台湾居民失去工作、不少家庭陷入困境。雪上加霜的是，伴随国有化而来的垄断与管制，不仅没有稳定经济形势，反而造成了腐败与低效，加之通货膨胀十分严重，一时民怨沸腾、社会矛盾加剧。

　　在这种紧张的社会局势下，1947年“二二八事件”最终爆发，并迅速波及全岛。城市暴乱、公共设施被毁、公民死伤惨重，台湾政府陷入统治危机。与此同时，蒋在大陆正因内战左支右绌，认识到台湾可能是其最后据点，蒋介石迅速听取意见、采取怀柔政策，同意改革国营企业、帮助私营经济发展，以求稳定台湾政局。虽然暴动最终过去，但这次事件却在蒋介石心中埋下了一颗怀疑的种子，让他了解到公营企业的弊端。

　　1949年1月，因内战失利，蒋介石下野，国民党政权陆续迁至台湾。但当时的台湾已然风雨飘摇，因受内战波及，物价飞涨、物资短缺、生产停滞等问题十分严重，再加上大量人口突然进入，社会负担加重，台湾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稳定当局统治，恢复农工生产成了蒋介石政府抵达台湾后的首要任务。

　　2. 经济改革的准备工作

　　台湾经济社会环境的紧张，再加上内战的失败，内外交困的窘境让蒋介石深刻反思，并痛下决心要“将革命事业从头做起”。他首先为自己树立了三个目标：一，改造国民党，解决党内派系问题;二，实施地方自治，展开民主选举;三，推动土地改革，提高农业生产。

　　改造国民党的方案可谓破釜沉舟。原来党的运作核心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权被停止，一个全新的“中央改造委员会”取而代之。许多党政重要人士被排除在外，许多年轻有为、高学历的革新者受到重用。新的权力核心产生，派系问题迎刃而解，陈诚被顺利任命为台湾省主席，开启了台湾的社会和经济重建工程。

　　地方自治是蒋介石主动推行的政治改革，一方面可以安抚台湾人民、稳定局面，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抗战期间中共以“政治民主”号召人民，给国民党极大的压力，现在战败了，蒋介石决心要在这方面比中共做得更好。在一系列地方自治法规制定通过后，第一次县市议会议员直接选举试点于1950年7月紧锣密鼓地展开。试点成功后，选举范围逐步扩大至全省。这些政治改革措施让国民党的社会基础不断扩大，统治地位更加稳固。

　　蒋介石对土地改革十分重视，因为他认识到，此前在大陆正是没有处理好农民关系，国民党失去大量社会支持，最终丢掉江山。台湾土地改革主要由陈诚负责，具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实行“三七五减租”，规定地主收租的土地地租不得超过主要作物产品全年收获总量的千分之三百七十五;第二，“公地放领”，将公家的耕地以优惠形式发售给无田农民;第三，用公营企业股票以及土地债券跟地主换地，然后将土地转让给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至此，台湾数百年的土地租赁制度彻底结束。与内地“打土豪、分田地”的激烈做法不同，台湾的土地改革温和许多，不仅充分尊重了地主的私有财产权，还巧妙地将农业资源转到工商业上，为此后台湾工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各项政策的持续推进，台湾局势渐趋稳定。土地改革让农民安于生产;地方选举让地方精英脱颖而出，稳定了地方政治;大陆来台的技术官僚也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大显身手。

　　3. 工商业改革——计划还是市场?

　　由于城市中各项产业仍百废待兴，重建工商业成了当局接下来最急迫的任务。虽然最有力的动员机制无疑是公有制，但无奈大量主管、专家留在了大陆，所以公营企业机制一度停摆。于是陈诚成立了台湾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简称“生管会”)，统管台湾的公营企业。尹仲容被陈诚任命为生管会的实际负责人，从此开始崭露头角，开创了一个“尹仲容时代”，并最终获得“50年代台湾经济的总设计师”的美名。

　　为了加快产业发展，尹仲容不为意识形态观念所限制，而是遵循实用主义哲学。虽然作为公营企业主管，但他不分公营民营，只要符合“增加生产、促进贸易、开发资源、节约消费”原则的企业，都帮助提供原材料、资金等支持。他还以缜密的思维、狠辣的眼光和力排众议的魄力，选取了几个产业进行重点发展。现在台湾最大的企业，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塑料原料PVC塑料粉生产商台湾塑料公司(简称“台塑”)，就是被他幸运选中的扶持对象。不过，一旦扶植对象能够独自站稳脚跟，官方股权就会退出，让民营自我管理。正如作者所言，这种经济发展方式就是“利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推进市场经济”，不仅保留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活力，还引入了计划经济的执行效率。

　　虽然第一个四年经建计划顺利进行，一些初级工业也在迅速成长起来。但是随着民营经济规模的扩大，一些政治保守主义者和利益受损者的反对观点开始回潮，试图打击这股新兴经济。第一次财经大辩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火如荼地展开。辩论的主题是：台湾应实行计划经济还是自由(市场)经济?

　　反对市场经济的一方多是国民党党内人士，除了因既得利益受损而反对民营化的公营经济主管外，还有许多保守派。其中一些认为民营化违反了民生主义中“节制资本”的原则，不利于社会公平，另一些则纯粹是因为担心民营化会导致国民党失去对经济的控制，进而危及统治。

　　而另一边，除了社会舆论一边倒支持民营化外，许多党内开明人士也同样倾向市场经济。他们认为：一方面，公营企业一直是当局的累赘，而民营化却能刺激生产力，另一方面，要“社会公平”不一定要节制所有权，可以用征税的方式达到同样的目标。他们还费尽心思为意识形态上的最大困境“节制私人资本”解套，提议将“节制”两字解读为“调节管制”而不是简单的“限制”。

　　在双方的交锋中，国民党高层领导人的观念开始发生转变。1953年底，陈诚在国民党第七届三中全会的施政报告中给辩论最后定调：“我们认为凡是可以让人民经营的事业，应该尽量开放民营，这不仅是发展国民经济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铲除官僚资本病根的一个有效办法”，坚决地表示了政府对民营经济的支持。自此，党政界反对的声音被暂时压制，党政领导、社会精英与民间达成了发展“民营化”的初步共识。

　　1954年，尹仲容被陈诚任命为经济部长，兼工业委员会召集人等职务，主管推动民营企业的发展。任职经济部长期间，台湾四大公营公司全部转为民营，保留的公营企业接受大力整顿，引入现代企业管理办法，并被要求与民营公司展开竞争;而民营企业在政府扶植下蓬勃发展，光1954年那一年就开办了16种新兴工业。

　　除了闷头干事之外，尹仲容十分注重向社会公众普及自己的经济理念和当局的经济政策。他与新闻界关系良好，几乎每天中午和记者会面，做政策解读。这种开明开放的态度，在当时普遍保守、不愿轻易犯错的台湾官场是绝无仅有的。他另外一个值得称赞的为官特点，是注重政策的“法制化”。他在自己领导的部门都成立了“法制室”，积极制定、修改法律。因为他明白唯有立法才能形成制度，才能让政策长久，否则“人在政在，人去政息”。

　　五十年代初的第一次财经大辩论，让社会和政府达成发展民营企业的共识，并从1954年开始形成了推动经济大转弯的合力，原先强调管制的计划经济转向了尊重自由经济精神的“计划推动的市场经济”。到1955年，台湾就顺利地从殖民地经济模式转变为部分依赖美援、主要自给自足的形态。

　　4. 财政金融制度改革——管制进口还是放开出口?

　　随着企业生产力的飞速提高，浅碟形经济的台湾，岛内市场已经饱和，许多剩余产品亟待输出。但是当局的层层管制与复杂的外汇贸易程序，严重地限制了产品的出口。至1957年，市场饱和的种种问题日趋严重，失业率上升、恶性竞争、资源浪费以及管制造成的贪腐等等，都极大地限制了台湾经济的健康发展。

　　需要了解的是，到目前为止，台湾的工业发展一直采取的是“进口替代战略”，即通过政府严格的贸易管控，限制工业制成品进口，保护本土企业生产替代品。事实上，在经济发展早期，严格的市场管制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企业在初期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政府保护，是很容易被国外成熟企业冲垮的。相应地，根据不同产品被区分为“准许进口”和“管制进口”等类别，外汇汇率也各有不同，到1957年竟高达九种，新台币汇率被严重高估。

　　出口压力与外贸管制之间不断激化的矛盾，让台湾当局不得不做出选择：是效仿拉美国家，发展“第二阶段进口替代政策”，还是推动外贸改革，解除市场限制、拓展外销。这种背景之下，第二次财经大辩论蓄势待发 。

　　反对解除限制的一方认为，现在台湾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放松市场管制会使进口品涨价，引起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曾经是在大陆压垮国民党的最后一根稻草，这种恐惧他们不想经历第二次。

　　支持外贸改革的一方则认为，第二阶段进口替代政策不适合台湾，因为这种发展模式需要大量资本、较高的技术以及较大规模的原材料及资本商品工业，而体量小的台湾通通不具备。他们坚持，只有采取“出口导向”政策，让台湾产品自由进入国际市场，才是唯一出路。

　　尹仲容是主张改革外汇制度这一方的主要代表，支持他的人包括主管工业方面的官员、经济学家和业界人士;另一方则以财务部长兼外贸会主委徐柏园为首，将稳定物价、防止通货膨胀看做第一要务。两方各有坚持，辩论陷入僵局。蒋介石只好让陈诚组成“外汇贸易研究小组”，开会研究此事，但小组主要成员仍分为两派，互不相让，会议僵持了一个多月之久。

　　僵局在财经要员严家淦访美回台后才终于被打破。他支持尹的观点，并成功说服陈诚支持外汇贸易改革。此外，他还不顾个人利益，虽然刚卸任财政部长不久，但为了配合改革，愿意接受任命“回锅”担任财政部长。而尹则被任命为“外贸会主委”，上任之前他就说了一句震惊四座的话“我到外汇贸易审议委员会的目的就是要结束这个机构!”。

　　1958年，“引进外汇贸易方案”及“外汇贸易管理办法”公布，尹仲容领导的一系列外汇贸易改革大刀阔斧地展开。外汇贸易政策的重心由管制进口变为鼓励出口，由财政目的(平衡税收)转为经济目的(鼓励发展)。尹所在的外贸会夜以继日地工作，围绕“简化手续、鼓励出口”的目标，在短短八个月的时间内，新定或废止办法多达55种，改革的决心和效率可见一斑。至于财政部，由于关务和税务受到改革的巨大冲击，所以部门内几乎无人拥护改革，但是部长严家淦拿出巨大的耐心和政治智慧，努力说服部门其他人员，积极配合财经改革。

　　改革虽然带来了一段时间的物价波动，但很快稳定下来，各方质疑逐渐平息。出口方面的改革效果则十分显著——除糖、米外，其他输出值比前一年同期增长了52.7%。整个外汇贸易改革工作十分顺利，且成果喜人。1958年11月20日，行政院宣布改二元汇率为单一汇率，当场通过修正“外汇贸易管理办法”，并立即生效。至此，台湾第二次财经大辩论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

　　5. 全面改革——有必要吗?

　　在台湾外贸改革顺利进行，新兴工业如雨后春笋般生长的当口，太平洋对岸的美国开始检讨自己的援外政策。1956年下半年开始，美国因长期对外投资和军经援助，国际收支出现问题，国内经济发展也进入瓶颈，私人资金急于向外寻找投资机会。因此从1957年开始，美国把“援助”政策调整为“发展”政策，鼓励受援对象改善经济环境，开放本地市场，并希望受援助对象尽早独立，最终做到不需要美援。美国国际合作署驻台湾安全分署署长郝乐逊在公开场合警告台湾，美国的援助终将停止，敦促台湾尽早改革，加速投资。

　　可以说，台湾经济的全面改革就是在这种外部压力之下，被迫推动的。1958年，当局改组“美援会”，以其取代“经安会”，由陈诚担任主任委员，为挂名主管，而尹仲容再次挑大梁，担任专任副主任委员一职。虽然尹在此前的改革进程中，已经做出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他对自己的工作并不满意。他认为经济要想长足发展，仅仅在外贸方面改革是不够的，还需要除掉各种环境上、文化习惯上的阻碍。他在一篇文章中强调：“改革必须要配合一般经济环境……经济进步与发展是一套的，各方面都要配合”。为了提高改革效率，尹还建议在各部门成立联系小组，作为“美援会”与各部门沟通的桥梁。美援会功能大为扩张，在那几年可以说是全台湾最热门、最忙碌的机构，几乎包揽台湾经济建设规划、政策厘定以及执行的各个领域。

　　尹仲容带领“美援会”拟出了“十九点财经改革措施”，包括经济发展、预算、金融、外汇四大项，目的是建立现代财经行政体系，使台湾经济迈向现代化。虽然这个方案的理念十分大胆先进，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畏缩不前。

　　方案执行遇到的第一个重大难关，就是防务预算问题。1958年后，台湾海峡紧张情势缓和，美国希望台湾放弃反攻大陆政策，减少防务预算。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不希望台湾海峡发生任何意外军事冲突，另一方面则因为过高的防务预算拖累了台湾整体经济发展。不过，防务一向是蒋介石坚决不会让步的底线，虽然美方多次施压，他仍不动如山。这个时候，严家淦再一次展现了他的政治智慧，想出了一条妙计：名义上不削减“军费”，但把防务预算按固定币值计算，维持不变。这就意味着，随着经济的发展，“军费”所占比例会越来越小。这一次，蒋介石同意了。

　　改革方案执行遇到的另一个障碍，是党政官员对深化改革的疑惧。他们以为，改革只是用来应付美国的措施，不必太过认真。而深化改革会更加强化民间政经势力，让当局面临更强大的挑战，国民党的权威必然受损。尹仲容明白，改革光靠行政命令远远不够，必须让整个社会从观念上彻底革新。于是他在辛勤工作的同时，不辞劳苦地撰写文章，不断地澄清自己的观念，向不同的质疑和误解做出耐心的解释。而此时，陈诚对他的支持发挥了更大的力量。除了现有职位外，陈诚又任命尹仲容为台湾银行董事长，这样尹就同时掌握了经济的计划及推动、外汇贸易以及金融方面的大权，更方便放开手脚改革。

　　另一个阻挠改革方案实施的原因是，“十九点财经改革措施”只是行政命令，没有法律约束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援会”积极寻求立法，并将改革措施中有关“租税减免，奖励储蓄、投资与出口”的部分，包裹在一个“奖励投资条例”的法案里，送请立法院通过。这一次，部门利益受“租税减免”相关规定影响最大的又是财政部，内部人士几乎都不赞成改革，而部长严家淦再次挺身而出，勉力支持。他深知要提高财政收入，提高税率、开设新税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唯有促进经济发展、培养税源，税收才能有长期增加。为了消除本部门以及社会大众的疑虑，他发表公开讲话，并不厌其烦地向各方解释，呼吁全社会支持改革。尹仲容所在的“美援会”同样四面出击，积极联系各个单位、企业、学术界和民间团体，一起来推动、监督条例的施行。

　　条例推行的效果十分显著，台湾经济自此进入发展快车道，整个社会充盈着一种积极进取的创业氛围。1958年到1963年这五年，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正是这几年内尹推动的一些改革措施，为台湾后来整整30年的经济爆发积累了巨大的能量。但在这个时候，尹仲容却因急性肝炎去世，去世的时候还不满60岁，亦未能看到自己辛勤忙碌的事业结出喜人的成果。

　　二

        改革领导班子

　　回顾台湾1950至1963这十三年惊涛骇浪的改革，虽然难免有外部压力的推动，也有经济体量小、易于平稳改革等先天条件，但是顺利改革最大的推手还是高配置的领导班子。

　　蒋介石是改革的精神领袖。虽然在内战中败北，如丧家之犬，仓皇退守台湾，但是他坚忍的军人品质使他绝不向逆境低头。他懂得反思自己失败的原因，也下得了决心卧薪尝胆，一切从头来过。作为领袖，他也有容人、用人的气魄，比如在推行直接选举中的过程中，台北、台中、台南市长都被非国民党候选人拿走。虽然担忧政权不稳，他也曾天人交战，想干涉选举，但最终他还是尊重了选举结果，此举为国民党赢得了地方精英的认同，反而巩固了国民党的权威。另一个例子就是启用改革风云人物尹仲容，尹虽是党外人士，但是屡屡担任要害职务，这也让人不能不敬佩蒋用人不疑的气魄。

　　陈诚是十三年改革的领导者和决策者，起着中流砥柱的决定性作用。他思想开放、支持创新，敢做决策，且有勇气、有担当。作为领导人，尊重专业是他最可贵的品质。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不懂经济，经济的事情就让专家来做吧!”，而一旦确定了合适的人选，就敢放手让他去做，并且在其工作受阻的时候，为他扫除障碍、提供支持。陈诚还是一个知人善任的伯乐。天才型官员尹仲容，性格刚正、言辞直率，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常常夹杂专业术语和英文，不太顾虑听众感受，有的时候甚至会直接顶撞上司陈诚。然而，陈诚不仅十分尊重他的观点，还对身边的人说“能干的人都是有个性的，尹仲容的争辩是为了大局”。无怪乎有知情人认为，没有陈诚，尹仲容将终生不得展其志。尹仲容本人也十分感念陈的知遇之恩，鞠躬尽瘁、戮力为公，甚至不顾惜自己的健康。同事劝他多休息他也不肯，还常说：“我得到陈辞公厚爱，愿一死以报知遇”。只有陈诚的惜才、爱才，才换得来尹仲容“士为知己者死”的投入。

　　尹仲容无愧为改革的总设计师。“经济决策”方面，作为一个理科生，务实是他最大的特征。他不拘泥于特定理论或学说，而专注于解决问题。有人评价他“并没有既得的经济思想， 保持开阔的心胸，听得进有道理的理论以及由之形成的决策”。为官期间，他敢放手去干，无论他在哪个部门，这个部门总能成为整个台湾经济发展的引擎。但手握大权的同时，他心中始终有一杆秤，不逾矩、不计个人厉害得失，是一个毕生“孤立于官僚集团和特殊势力之外”的异数。虽被称赞为“经济沙皇”，但个人生活简朴到极致。他去世后，属下去他家里帮忙整理遗物，发现他家除了满屋的书籍杂志，几乎“家徒四壁”。后来他的夫人生病住院，竟无力支付医药费，不得不寻求他旧日属下的帮助。

　　如果说尹是改革发动机，那严家淦就一定是这部机器的润滑剂。相较于尹的孤僻、特立独行、以及天才特有的犀利，严家淦行事十分温和谦恭、圆融通达。他十分欣赏尹的才华，但也很清楚尹性格上的弱点，在财经官员政策辩论过程中，有时尹心直口快、常常得罪了人却不自知，而严多扮演和事佬，为他解纷。他私下曾这样对属下解释：“仲容兄是非观念甚为执着，对不同意见者常不自觉地严词驳斥，不免因此得罪他人。我和他配合，处处为之缓颊，以寻求人和。吾人的目的不在敷衍应付，而在求减少阻力，使理想得以实现耳。”此外，严还十分善于沟通表达，常常能将各方观点用简洁、清晰的方式归纳整理，说给陈诚听。比如有时候，尹仲容向陈诚递送的报告因为专业性太强，让陈诚一头雾水，难下结论。但是一经严的“翻译”复述，不仅条理清晰、言简意赅，而且完全尊重原报告的意思，结果很快就能被陈接受。

　　除了最典型的尹仲容和严家淦以外，五十年代主管台湾经济的一大批官员，都是改革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虽然很少拥有财经背景，大多是理工科出身的技术官僚，但是都求知若渴，思想兼容并包，且勤奋好学，大量阅读经济类书籍和杂志，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都有强烈的追求国家富强、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感。这批技术官僚与开明官员形成的良性互动，是台湾经济改革最宝贵的财富。

　　三

　　值得借鉴的经验

　　全书最后一章，作者郭岱君试图总结台湾经济顺利转型的秘诀。虽然不少学者认为，台湾转型成功最主要的因素是当局把进口替代战略转为出口导向工业战略，但是作者并没有将眼光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积极探索经济决策背后的深层原因。

　　她给出的转型秘诀包括以下几点：第一，政治领导层，有改革决心，有放权魄力;第二，政经领导尽早明确自己的定位，要做推动者，而不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第三，政府注重信息公开、听取各方观点，并通过财经大辩论，以期形成社会共识;第四，德才兼备的技术官僚，充分发挥在改革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第五，“退此一步，别无死所”的忧患意识，激发了众志成城的共同信念;第六，领导人和官员虚心听取杰出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第七，美援对台湾财经官员的观念产生的重大影响。

　　最后，作者表达了对大陆深化改革进程的关怀。她提醒我们，这个过程十分艰险、充满挑战，而“仅仅反贪腐是不够的”。台湾改革过程中的点滴进步，都渗透着无数人大量的时间、精力与汗水。台湾经济转型成功，是政府与社会不断磨合、观念不断调整、不断冲击旧体制的最终结果。

  　　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败走台湾，中共则在中国大陆缔造了新中国。从那时开始，大陆和台湾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两条发展道路。中国大陆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此后“大跃进”等一系列失误的决策，却让经济发展泥足深陷。而台湾则在市场化的道路上斩荆披棘、狂飙突进，为六十年代的经济起飞铺平了道路，也为此后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台湾往事：台湾经济改革故事(1949-1960)》的作者郭岱君，用轻松的笔触描画了台湾50年代的这场惊心动魄的经济改革。通过一系列娓娓道来的往日故事，她将政治角力、意识形态斗争写得像章回小说，好戏轮番上演、精彩纷呈;历史转折的前因后果、发展脉络，夹杂着某种必然与偶然，鲜活地呈现给读者。身处改革浪潮中的那些风流人物，则用他们的勇气、担当、坚忍、和奉献，为这段历史定下了英雄主义的浪漫色调。

　　一

         改革之旅

　　1. 经济改革的大背景

　　1945年二战结束，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接收台湾。那个时候国民党人满脑子还都是国企、重工业、计划经济。这种经济思维源于国父孙中山，他所提出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要求“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接管过程比较混乱，许多日本企业和地产被收归国有，大量台湾居民失去工作、不少家庭陷入困境。雪上加霜的是，伴随国有化而来的垄断与管制，不仅没有稳定经济形势，反而造成了腐败与低效，加之通货膨胀十分严重，一时民怨沸腾、社会矛盾加剧。

　　在这种紧张的社会局势下，1947年“二二八事件”最终爆发，并迅速波及全岛。城市暴乱、公共设施被毁、公民死伤惨重，台湾政府陷入统治危机。与此同时，蒋在大陆正因内战左支右绌，认识到台湾可能是其最后据点，蒋介石迅速听取意见、采取怀柔政策，同意改革国营企业、帮助私营经济发展，以求稳定台湾政局。虽然暴动最终过去，但这次事件却在蒋介石心中埋下了一颗怀疑的种子，让他了解到公营企业的弊端。

　　1949年1月，因内战失利，蒋介石下野，国民党政权陆续迁至台湾。但当时的台湾已然风雨飘摇，因受内战波及，物价飞涨、物资短缺、生产停滞等问题十分严重，再加上大量人口突然进入，社会负担加重，台湾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稳定当局统治，恢复农工生产成了蒋介石政府抵达台湾后的首要任务。

　　2. 经济改革的准备工作

　　台湾经济社会环境的紧张，再加上内战的失败，内外交困的窘境让蒋介石深刻反思，并痛下决心要“将革命事业从头做起”。他首先为自己树立了三个目标：一，改造国民党，解决党内派系问题;二，实施地方自治，展开民主选举;三，推动土地改革，提高农业生产。

　　改造国民党的方案可谓破釜沉舟。原来党的运作核心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权被停止，一个全新的“中央改造委员会”取而代之。许多党政重要人士被排除在外，许多年轻有为、高学历的革新者受到重用。新的权力核心产生，派系问题迎刃而解，陈诚被顺利任命为台湾省主席，开启了台湾的社会和经济重建工程。

　　地方自治是蒋介石主动推行的政治改革，一方面可以安抚台湾人民、稳定局面，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抗战期间中共以“政治民主”号召人民，给国民党极大的压力，现在战败了，蒋介石决心要在这方面比中共做得更好。在一系列地方自治法规制定通过后，第一次县市议会议员直接选举试点于1950年7月紧锣密鼓地展开。试点成功后，选举范围逐步扩大至全省。这些政治改革措施让国民党的社会基础不断扩大，统治地位更加稳固。

　　蒋介石对土地改革十分重视，因为他认识到，此前在大陆正是没有处理好农民关系，国民党失去大量社会支持，最终丢掉江山。台湾土地改革主要由陈诚负责，具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实行“三七五减租”，规定地主收租的土地地租不得超过主要作物产品全年收获总量的千分之三百七十五;第二，“公地放领”，将公家的耕地以优惠形式发售给无田农民;第三，用公营企业股票以及土地债券跟地主换地，然后将土地转让给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至此，台湾数百年的土地租赁制度彻底结束。与内地“打土豪、分田地”的激烈做法不同，台湾的土地改革温和许多，不仅充分尊重了地主的私有财产权，还巧妙地将农业资源转到工商业上，为此后台湾工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各项政策的持续推进，台湾局势渐趋稳定。土地改革让农民安于生产;地方选举让地方精英脱颖而出，稳定了地方政治;大陆来台的技术官僚也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大显身手。

　　3. 工商业改革——计划还是市场?

　　由于城市中各项产业仍百废待兴，重建工商业成了当局接下来最急迫的任务。虽然最有力的动员机制无疑是公有制，但无奈大量主管、专家留在了大陆，所以公营企业机制一度停摆。于是陈诚成立了台湾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简称“生管会”)，统管台湾的公营企业。尹仲容被陈诚任命为生管会的实际负责人，从此开始崭露头角，开创了一个“尹仲容时代”，并最终获得“50年代台湾经济的总设计师”的美名。

　　为了加快产业发展，尹仲容不为意识形态观念所限制，而是遵循实用主义哲学。虽然作为公营企业主管，但他不分公营民营，只要符合“增加生产、促进贸易、开发资源、节约消费”原则的企业，都帮助提供原材料、资金等支持。他还以缜密的思维、狠辣的眼光和力排众议的魄力，选取了几个产业进行重点发展。现在台湾最大的企业，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塑料原料PVC塑料粉生产商台湾塑料公司(简称“台塑”)，就是被他幸运选中的扶持对象。不过，一旦扶植对象能够独自站稳脚跟，官方股权就会退出，让民营自我管理。正如作者所言，这种经济发展方式就是“利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推进市场经济”，不仅保留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活力，还引入了计划经济的执行效率。

　　虽然第一个四年经建计划顺利进行，一些初级工业也在迅速成长起来。但是随着民营经济规模的扩大，一些政治保守主义者和利益受损者的反对观点开始回潮，试图打击这股新兴经济。第一次财经大辩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火如荼地展开。辩论的主题是：台湾应实行计划经济还是自由(市场)经济?

　　反对市场经济的一方多是国民党党内人士，除了因既得利益受损而反对民营化的公营经济主管外，还有许多保守派。其中一些认为民营化违反了民生主义中“节制资本”的原则，不利于社会公平，另一些则纯粹是因为担心民营化会导致国民党失去对经济的控制，进而危及统治。

　　而另一边，除了社会舆论一边倒支持民营化外，许多党内开明人士也同样倾向市场经济。他们认为：一方面，公营企业一直是当局的累赘，而民营化却能刺激生产力，另一方面，要“社会公平”不一定要节制所有权，可以用征税的方式达到同样的目标。他们还费尽心思为意识形态上的最大困境“节制私人资本”解套，提议将“节制”两字解读为“调节管制”而不是简单的“限制”。

　　在双方的交锋中，国民党高层领导人的观念开始发生转变。1953年底，陈诚在国民党第七届三中全会的施政报告中给辩论最后定调：“我们认为凡是可以让人民经营的事业，应该尽量开放民营，这不仅是发展国民经济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铲除官僚资本病根的一个有效办法”，坚决地表示了政府对民营经济的支持。自此，党政界反对的声音被暂时压制，党政领导、社会精英与民间达成了发展“民营化”的初步共识。

　　1954年，尹仲容被陈诚任命为经济部长，兼工业委员会召集人等职务，主管推动民营企业的发展。任职经济部长期间，台湾四大公营公司全部转为民营，保留的公营企业接受大力整顿，引入现代企业管理办法，并被要求与民营公司展开竞争;而民营企业在政府扶植下蓬勃发展，光1954年那一年就开办了16种新兴工业。

　　除了闷头干事之外，尹仲容十分注重向社会公众普及自己的经济理念和当局的经济政策。他与新闻界关系良好，几乎每天中午和记者会面，做政策解读。这种开明开放的态度，在当时普遍保守、不愿轻易犯错的台湾官场是绝无仅有的。他另外一个值得称赞的为官特点，是注重政策的“法制化”。他在自己领导的部门都成立了“法制室”，积极制定、修改法律。因为他明白唯有立法才能形成制度，才能让政策长久，否则“人在政在，人去政息”。

　　五十年代初的第一次财经大辩论，让社会和政府达成发展民营企业的共识，并从1954年开始形成了推动经济大转弯的合力，原先强调管制的计划经济转向了尊重自由经济精神的“计划推动的市场经济”。到1955年，台湾就顺利地从殖民地经济模式转变为部分依赖美援、主要自给自足的形态。

　　4. 财政金融制度改革——管制进口还是放开出口?

　　随着企业生产力的飞速提高，浅碟形经济的台湾，岛内市场已经饱和，许多剩余产品亟待输出。但是当局的层层管制与复杂的外汇贸易程序，严重地限制了产品的出口。至1957年，市场饱和的种种问题日趋严重，失业率上升、恶性竞争、资源浪费以及管制造成的贪腐等等，都极大地限制了台湾经济的健康发展。

　　需要了解的是，到目前为止，台湾的工业发展一直采取的是“进口替代战略”，即通过政府严格的贸易管控，限制工业制成品进口，保护本土企业生产替代品。事实上，在经济发展早期，严格的市场管制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企业在初期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政府保护，是很容易被国外成熟企业冲垮的。相应地，根据不同产品被区分为“准许进口”和“管制进口”等类别，外汇汇率也各有不同，到1957年竟高达九种，新台币汇率被严重高估。

　　出口压力与外贸管制之间不断激化的矛盾，让台湾当局不得不做出选择：是效仿拉美国家，发展“第二阶段进口替代政策”，还是推动外贸改革，解除市场限制、拓展外销。这种背景之下，第二次财经大辩论蓄势待发 。

　　反对解除限制的一方认为，现在台湾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放松市场管制会使进口品涨价，引起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曾经是在大陆压垮国民党的最后一根稻草，这种恐惧他们不想经历第二次。

　　支持外贸改革的一方则认为，第二阶段进口替代政策不适合台湾，因为这种发展模式需要大量资本、较高的技术以及较大规模的原材料及资本商品工业，而体量小的台湾通通不具备。他们坚持，只有采取“出口导向”政策，让台湾产品自由进入国际市场，才是唯一出路。

　　尹仲容是主张改革外汇制度这一方的主要代表，支持他的人包括主管工业方面的官员、经济学家和业界人士;另一方则以财务部长兼外贸会主委徐柏园为首，将稳定物价、防止通货膨胀看做第一要务。两方各有坚持，辩论陷入僵局。蒋介石只好让陈诚组成“外汇贸易研究小组”，开会研究此事，但小组主要成员仍分为两派，互不相让，会议僵持了一个多月之久。

　　僵局在财经要员严家淦访美回台后才终于被打破。他支持尹的观点，并成功说服陈诚支持外汇贸易改革。此外，他还不顾个人利益，虽然刚卸任财政部长不久，但为了配合改革，愿意接受任命“回锅”担任财政部长。而尹则被任命为“外贸会主委”，上任之前他就说了一句震惊四座的话“我到外汇贸易审议委员会的目的就是要结束这个机构!”。

　　1958年，“引进外汇贸易方案”及“外汇贸易管理办法”公布，尹仲容领导的一系列外汇贸易改革大刀阔斧地展开。外汇贸易政策的重心由管制进口变为鼓励出口，由财政目的(平衡税收)转为经济目的(鼓励发展)。尹所在的外贸会夜以继日地工作，围绕“简化手续、鼓励出口”的目标，在短短八个月的时间内，新定或废止办法多达55种，改革的决心和效率可见一斑。至于财政部，由于关务和税务受到改革的巨大冲击，所以部门内几乎无人拥护改革，但是部长严家淦拿出巨大的耐心和政治智慧，努力说服部门其他人员，积极配合财经改革。

　　改革虽然带来了一段时间的物价波动，但很快稳定下来，各方质疑逐渐平息。出口方面的改革效果则十分显著——除糖、米外，其他输出值比前一年同期增长了52.7%。整个外汇贸易改革工作十分顺利，且成果喜人。1958年11月20日，行政院宣布改二元汇率为单一汇率，当场通过修正“外汇贸易管理办法”，并立即生效。至此，台湾第二次财经大辩论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

　　5. 全面改革——有必要吗?

　　在台湾外贸改革顺利进行，新兴工业如雨后春笋般生长的当口，太平洋对岸的美国开始检讨自己的援外政策。1956年下半年开始，美国因长期对外投资和军经援助，国际收支出现问题，国内经济发展也进入瓶颈，私人资金急于向外寻找投资机会。因此从1957年开始，美国把“援助”政策调整为“发展”政策，鼓励受援对象改善经济环境，开放本地市场，并希望受援助对象尽早独立，最终做到不需要美援。美国国际合作署驻台湾安全分署署长郝乐逊在公开场合警告台湾，美国的援助终将停止，敦促台湾尽早改革，加速投资。

　　可以说，台湾经济的全面改革就是在这种外部压力之下，被迫推动的。1958年，当局改组“美援会”，以其取代“经安会”，由陈诚担任主任委员，为挂名主管，而尹仲容再次挑大梁，担任专任副主任委员一职。虽然尹在此前的改革进程中，已经做出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他对自己的工作并不满意。他认为经济要想长足发展，仅仅在外贸方面改革是不够的，还需要除掉各种环境上、文化习惯上的阻碍。他在一篇文章中强调：“改革必须要配合一般经济环境……经济进步与发展是一套的，各方面都要配合”。为了提高改革效率，尹还建议在各部门成立联系小组，作为“美援会”与各部门沟通的桥梁。美援会功能大为扩张，在那几年可以说是全台湾最热门、最忙碌的机构，几乎包揽台湾经济建设规划、政策厘定以及执行的各个领域。

　　尹仲容带领“美援会”拟出了“十九点财经改革措施”，包括经济发展、预算、金融、外汇四大项，目的是建立现代财经行政体系，使台湾经济迈向现代化。虽然这个方案的理念十分大胆先进，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畏缩不前。

　　方案执行遇到的第一个重大难关，就是防务预算问题。1958年后，台湾海峡紧张情势缓和，美国希望台湾放弃反攻大陆政策，减少防务预算。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不希望台湾海峡发生任何意外军事冲突，另一方面则因为过高的防务预算拖累了台湾整体经济发展。不过，防务一向是蒋介石坚决不会让步的底线，虽然美方多次施压，他仍不动如山。这个时候，严家淦再一次展现了他的政治智慧，想出了一条妙计：名义上不削减“军费”，但把防务预算按固定币值计算，维持不变。这就意味着，随着经济的发展，“军费”所占比例会越来越小。这一次，蒋介石同意了。

　　改革方案执行遇到的另一个障碍，是党政官员对深化改革的疑惧。他们以为，改革只是用来应付美国的措施，不必太过认真。而深化改革会更加强化民间政经势力，让当局面临更强大的挑战，国民党的权威必然受损。尹仲容明白，改革光靠行政命令远远不够，必须让整个社会从观念上彻底革新。于是他在辛勤工作的同时，不辞劳苦地撰写文章，不断地澄清自己的观念，向不同的质疑和误解做出耐心的解释。而此时，陈诚对他的支持发挥了更大的力量。除了现有职位外，陈诚又任命尹仲容为台湾银行董事长，这样尹就同时掌握了经济的计划及推动、外汇贸易以及金融方面的大权，更方便放开手脚改革。

　　另一个阻挠改革方案实施的原因是，“十九点财经改革措施”只是行政命令，没有法律约束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援会”积极寻求立法，并将改革措施中有关“租税减免，奖励储蓄、投资与出口”的部分，包裹在一个“奖励投资条例”的法案里，送请立法院通过。这一次，部门利益受“租税减免”相关规定影响最大的又是财政部，内部人士几乎都不赞成改革，而部长严家淦再次挺身而出，勉力支持。他深知要提高财政收入，提高税率、开设新税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唯有促进经济发展、培养税源，税收才能有长期增加。为了消除本部门以及社会大众的疑虑，他发表公开讲话，并不厌其烦地向各方解释，呼吁全社会支持改革。尹仲容所在的“美援会”同样四面出击，积极联系各个单位、企业、学术界和民间团体，一起来推动、监督条例的施行。

　　条例推行的效果十分显著，台湾经济自此进入发展快车道，整个社会充盈着一种积极进取的创业氛围。1958年到1963年这五年，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正是这几年内尹推动的一些改革措施，为台湾后来整整30年的经济爆发积累了巨大的能量。但在这个时候，尹仲容却因急性肝炎去世，去世的时候还不满60岁，亦未能看到自己辛勤忙碌的事业结出喜人的成果。

　　二

        改革领导班子

　　回顾台湾1950至1963这十三年惊涛骇浪的改革，虽然难免有外部压力的推动，也有经济体量小、易于平稳改革等先天条件，但是顺利改革最大的推手还是高配置的领导班子。

　　蒋介石是改革的精神领袖。虽然在内战中败北，如丧家之犬，仓皇退守台湾，但是他坚忍的军人品质使他绝不向逆境低头。他懂得反思自己失败的原因，也下得了决心卧薪尝胆，一切从头来过。作为领袖，他也有容人、用人的气魄，比如在推行直接选举中的过程中，台北、台中、台南市长都被非国民党候选人拿走。虽然担忧政权不稳，他也曾天人交战，想干涉选举，但最终他还是尊重了选举结果，此举为国民党赢得了地方精英的认同，反而巩固了国民党的权威。另一个例子就是启用改革风云人物尹仲容，尹虽是党外人士，但是屡屡担任要害职务，这也让人不能不敬佩蒋用人不疑的气魄。

　　陈诚是十三年改革的领导者和决策者，起着中流砥柱的决定性作用。他思想开放、支持创新，敢做决策，且有勇气、有担当。作为领导人，尊重专业是他最可贵的品质。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不懂经济，经济的事情就让专家来做吧!”，而一旦确定了合适的人选，就敢放手让他去做，并且在其工作受阻的时候，为他扫除障碍、提供支持。陈诚还是一个知人善任的伯乐。天才型官员尹仲容，性格刚正、言辞直率，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常常夹杂专业术语和英文，不太顾虑听众感受，有的时候甚至会直接顶撞上司陈诚。然而，陈诚不仅十分尊重他的观点，还对身边的人说“能干的人都是有个性的，尹仲容的争辩是为了大局”。无怪乎有知情人认为，没有陈诚，尹仲容将终生不得展其志。尹仲容本人也十分感念陈的知遇之恩，鞠躬尽瘁、戮力为公，甚至不顾惜自己的健康。同事劝他多休息他也不肯，还常说：“我得到陈辞公厚爱，愿一死以报知遇”。只有陈诚的惜才、爱才，才换得来尹仲容“士为知己者死”的投入。

　　尹仲容无愧为改革的总设计师。“经济决策”方面，作为一个理科生，务实是他最大的特征。他不拘泥于特定理论或学说，而专注于解决问题。有人评价他“并没有既得的经济思想， 保持开阔的心胸，听得进有道理的理论以及由之形成的决策”。为官期间，他敢放手去干，无论他在哪个部门，这个部门总能成为整个台湾经济发展的引擎。但手握大权的同时，他心中始终有一杆秤，不逾矩、不计个人厉害得失，是一个毕生“孤立于官僚集团和特殊势力之外”的异数。虽被称赞为“经济沙皇”，但个人生活简朴到极致。他去世后，属下去他家里帮忙整理遗物，发现他家除了满屋的书籍杂志，几乎“家徒四壁”。后来他的夫人生病住院，竟无力支付医药费，不得不寻求他旧日属下的帮助。

　　如果说尹是改革发动机，那严家淦就一定是这部机器的润滑剂。相较于尹的孤僻、特立独行、以及天才特有的犀利，严家淦行事十分温和谦恭、圆融通达。他十分欣赏尹的才华，但也很清楚尹性格上的弱点，在财经官员政策辩论过程中，有时尹心直口快、常常得罪了人却不自知，而严多扮演和事佬，为他解纷。他私下曾这样对属下解释：“仲容兄是非观念甚为执着，对不同意见者常不自觉地严词驳斥，不免因此得罪他人。我和他配合，处处为之缓颊，以寻求人和。吾人的目的不在敷衍应付，而在求减少阻力，使理想得以实现耳。”此外，严还十分善于沟通表达，常常能将各方观点用简洁、清晰的方式归纳整理，说给陈诚听。比如有时候，尹仲容向陈诚递送的报告因为专业性太强，让陈诚一头雾水，难下结论。但是一经严的“翻译”复述，不仅条理清晰、言简意赅，而且完全尊重原报告的意思，结果很快就能被陈接受。

　　除了最典型的尹仲容和严家淦以外，五十年代主管台湾经济的一大批官员，都是改革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虽然很少拥有财经背景，大多是理工科出身的技术官僚，但是都求知若渴，思想兼容并包，且勤奋好学，大量阅读经济类书籍和杂志，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都有强烈的追求国家富强、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感。这批技术官僚与开明官员形成的良性互动，是台湾经济改革最宝贵的财富。

　　三

　　值得借鉴的经验

　　全书最后一章，作者郭岱君试图总结台湾经济顺利转型的秘诀。虽然不少学者认为，台湾转型成功最主要的因素是当局把进口替代战略转为出口导向工业战略，但是作者并没有将眼光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积极探索经济决策背后的深层原因。

　　她给出的转型秘诀包括以下几点：第一，政治领导层，有改革决心，有放权魄力;第二，政经领导尽早明确自己的定位，要做推动者，而不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第三，政府注重信息公开、听取各方观点，并通过财经大辩论，以期形成社会共识;第四，德才兼备的技术官僚，充分发挥在改革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第五，“退此一步，别无死所”的忧患意识，激发了众志成城的共同信念;第六，领导人和官员虚心听取杰出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第七，美援对台湾财经官员的观念产生的重大影响。

　　最后，作者表达了对大陆深化改革进程的关怀。她提醒我们，这个过程十分艰险、充满挑战，而“仅仅反贪腐是不够的”。台湾改革过程中的点滴进步，都渗透着无数人大量的时间、精力与汗水。台湾经济转型成功，是政府与社会不断磨合、观念不断调整、不断冲击旧体制的最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