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斯海默：安全竞争加剧会加重中国对美日的敌意，并很可能变为民族主义的急性发作

　　《大国政治的悲剧》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9月出版

　　约翰·米尔斯海默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芝加哥大学罗兰·温德尔·哈里森杰出服务教授(R. Wendell Harrison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本文选编自《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

　　我的观点是，中国经济如果继续增长，就会像美国支配西半球一样支配亚洲。美国却要全力以赴阻止中国取得地区霸权。而中国的大部分邻国包括印度、日本、新加坡、韩国、俄罗斯和越南会联合美国遏制中国权力。结果将是激烈的安全竞争，战争颇有可能。说简单些，中国崛起之路大概并不平坦。

　　回顾历史，就清楚知道中国一旦试图支配亚洲，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将怎样反应。美国一成为大国，就再容不下与之匹敌的竞争者。美国20世纪的行为表示它决心永做世界唯一的地区霸主。所以美国会竭尽全力遏制中国，用一切手段使中国不能称雄亚洲。简言之，美国大概会基本按冷战期间对苏联的办法对付中国。

　　中国的邻国当然也怕中国崛起，所以也要各尽所能防止中国称霸地区。现在确实已经有许多证据表明印度、日本、俄罗斯等国和新加坡、韩国、越南等小一些的国家都担忧中国崛起，正设法遏制中国。最后它们都会加入美国领导的制衡联盟来阻止中国崛起，颇似冷战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最后还有中国与美国合力遏制苏联。

　　现实主义逻辑下的遏制战略

　　中国的军事能力尚远远不足以追求地区霸权。这不代表我们就没有充分理由担心现在会围绕台湾和南中国海一类问题爆发冲突，但那毕竟是另一个问题。确保中国做不成地区霸主明显符合美国的深层利益。这就引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美国采取什么战略最能防止中国支配亚洲?

　　美国对付崛起中国的最佳战略是遏制(containment)。这就需要美国集中精力不让中国用军事力量开疆拓土，或是说得宽泛些，扩大其在亚洲的影响。为此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该力争建立制衡联盟，尽可能吸收中国的邻国。最终目标是仿效北约这一冷战期间遏制苏联的极有效工具，建立起联盟结构。美国还要采取措施继续控制世界各大洋，好让中国难以把力量可靠地投射到海湾等遥远地区，尤其是西半球。

　　遏制本质上是防御战略，因为它不要求对中国发动战争。事实上，遏制是代替了战争来对付崛起中国。但战争总还是可能的。没有理由说美国不能一边和中国有深入的经济交往，一边采取遏制政策。毕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20年里英国、法国和沙皇俄国虽然订立三国协约(Triple Entente)遏制德意志帝国，但仍然与其广泛贸易。但即使如此，也可能会为国家安全起见对贸易有所限制。说得大些，即使在遏制战略的背景下，中美两国也可以在许多问题上合作，但两国关系根本上仍然是竞争性的。

　　美国既然是离岸平衡老手，其理想战略便是尽量只置身幕后，而让中国的邻国背起遏制中国的大部分负担。说到底就是美国会把责任转嫁给害怕中国的亚洲国家。但这办不到，原因有二。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邻国本身力量不够，控制不了中国。美国也就难有选择，只好自任先锋，将其巨大力量的一大部分集中在这个目标上。而亚洲将要加入制衡联盟对付中国的国家许多相距又很遥远，印度、日本、越南就是例子。所以要建立有效的联盟系统，就需要美国居中协调。当然冷战时美国也遇到了类似情况，它别无选择，只好一肩挑起在欧洲和东北亚两处对抗苏联的负担。总之，要是当地国家无法凭借自身实力遏制潜在霸主，离岸平衡手就必须上岸了。

　　还有三种战略可以替代遏制。头两种的目标分别是靠预防性战争(preventive war)和执行旨在减慢中国经济增长的政策阻止中国崛起。但这两种战略美国都无法采用。第三种替代战略叫挖墙脚(rollback)，虽然可以一用，效果(payoff)却只聊胜于无。

　　不能实行预防性战争就是因为中国有核威慑力量。美国不会对能用核武器报复自己或自己盟友的国家的本土发动毁灭性打击。而且就算中国没有核武器，还是很难想象会有美国总统对其发动预防性战争。美国根本不会入侵陆军庞大的中国，而要靠大规模空袭使中国瘫痪大概非用核武器不可。也就是要把中国变成满地辐射的不毛之地，这是借用冷战时的说法，本来是形容美国空军打算在热战中对付苏联的办法。但仅仅是这种打法造成的核回落污染就让它不可能得以实施。况且中国能不能继续快速崛起还很难确定，所以最后中国会不会威胁说要称霸东亚也难以确定。这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也不支持打预防性战争。

　　使中国经济减速这一选项当然比核战争更有吸引力，但也一样行不通。主要问题在于没有可行的办法能使中国经济减速而不损害美国经济。有人可能说中国经济受损会更大，这样中国经济增长一放缓，与中国相比美国的相对权力地位就得到了提升。但只有在美国能找到新的贸易伙伴而中国找不到时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不幸的是，世界上许多国家会迫切希望增进与中国的经济交往，这就填补了美国采取措施减少与中国贸易和对华投资所造成的真空。比如欧洲各国并不会受中国严重威胁，它们可代替美国继续推进中国经济增长。简言之，因为根本无法从经济上孤立中国，美国也就不可能以任何有意义的形式减缓中国的经济增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崛起，英国其实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当时英国统治集团内普遍认为德国经济增长比英国快，两国力量对比正向有利于德国的方向倾斜。随后就是激烈的争论，探讨英国该不该尝试通过大幅度减少两国间经济交流来减缓德国的经济增长。英国政策制定者的结论是这种政策更伤害英国而非德国，主要是因为德国能找其他国家吸收对英出口商品，并提供大部分以往从英国进口的商品。与此同时，英国经济却会因为失去从德国进口的商品而严重受损，这些商品又难以替代。所以英国继续与德国贸易，虽然其间英国付出代价而使德国得到权力，只因为两害相权取其轻。

　　第三种替代遏制的战略叫做挖墙脚，实行这种战略，美国要寻求通过颠覆亲华政权，甚至也许通过在中国内部制造问题来削弱中国。

　　冷战时美国对苏联虽然主要采取遏制战略，但现在知道美国也曾挖墙脚。美国不仅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尝试在苏联煽动动乱，而且还试图在世界各地推翻无数被认为是亲苏的政府领导人。事实上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数次发起直接针对中国的秘密行动。这些挖墙脚工作对改变两个超级大国的力量对比作用甚微，也并未让苏联解体加快多少。但美国领导人仍然抓住一切机会挖墙脚，而且也没有理由认为今后美国政策制定者会拒绝用这一招对付强大的中国。但迄今为止，遏制还是美国最有效的战略。

　　中美之间，中国邻国的选择逻辑

　　说到中国的邻国，关键在于它们是与美国合力制衡中国，还是投靠中国。有些人说还有第三条道路，也就是作壁上观，保持中立。可惜亚洲国家并不能够坐山观虎斗。基本上每个国家都得站队，不仅是因为中国和美国都要大力逼迫它们站队，而且因为这些国家大多既远弱于中国又远弱于美国，也自然会希望在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能有个强大的保护者。

　　既然生存最重要，中国的大部分邻国就都会选择制衡中国，就好像冷战时东北亚和欧洲大部分能自由选择的国家都跟着美国反对苏联。原因很简单，中国与美国相比对亚洲大多数国家威胁更大，国家一定是制衡自己最危险的敌人，而不会投靠之。中国更有威胁主要是由于地理原因。具体说来，中国是亚洲国家，与邻国不是直接接壤，就是距离近到可以轻易发动打击。冷战时苏联也是如此，它可能直接征服联邦德国和日本，还有其他欧洲和东北亚国家。

　　但美国对于中国邻国的威胁就小多了。美国虽然在亚太地区实力最强，未来一段时间内也会如此，却是对亚洲和欧洲无领土野心的远方大国。这主要是因为要着手征服这些地区，美国离得太远。美国须把自己的力量不仅投射过遥远的距离，还要投射过两个巨大的水体——太平洋和大西洋——才能到达这些战略上重要的地区。这些地区所以被美国吞并或统治的危险很小，而1945年到1990年间的苏联就不然，更加强大的中国也不然。

　　这当然不是要否认美国曾对亚欧不少国家动用武力。不管怎么说，美国冷战期间在亚洲打过两场大战(朝鲜和越南)。但关键却在于美军不曾威胁要征服并制服这些国家，而将来强大的中国可未必。

　　美国在亚洲立场的另一个维度显示为什么美国不像中国那样有威胁。美国作为远方大国，可以选择大大减少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甚至可以想象美国全部撤军本土。中国就没法这么做。事实上中国的各邻国最怕美国之处就是怕一旦发生危机美国不前来相助，而不是怕被美军攻破。这就是奥巴马政府2011年秋天宣布美国要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的主要原因，重返亚洲就是要确实增加在该地区存在的简短说法。美国试图向其亚洲盟友再次保证：虽然美国“9·11”事件之后十年专注于大中东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反恐战争，但它们仍然可以依靠美国这一后盾。

　　但据说中国还有一招撒手锏，可以强迫至少几个邻国不与美国一起制衡自己，而是投靠自己。有一些亚洲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日本、韩国与中国广泛贸易，对华大量投资。所以其繁荣就取决于能不能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按这种说法，这样一来中国就对这些贸易伙伴有了相当的经济杠杆，若是它们加入美国领导的制衡联盟，中国就可以威胁要切断经济联系，破坏其繁荣。换言之，中国应该能利用经济影响力逼迫这些国家与中国合作。

　　但应当强调，按这种说法，如果与一个或多个这类邻国的经济交往减少甚至停止，中国经济并不会严重受损。换言之，这里不考虑相互脆弱性(mutual vulnerability)，而相互脆弱性确是经济相互依存理论的支柱，接下来我会讨论这一理论。此处所说的脆弱性是单向的，这就使中国有能力讹诈邻国，以瓦解或至少大大削弱任何美国可能试图组织的反华制衡联盟。

　　简言之，这种情况下经济考虑和政治军事考虑相互冲突，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最终哪个因素会占上风?我的意见是安全考虑几乎总压倒经济考虑，国家在必须选择制衡和投靠两种战略之一时，会选择制衡而不是投靠。我这种意见的内在逻辑应当已很清楚。国家制衡强大的对手是因为制衡最能保障生存，而生存一定是国家的最高目标。投靠更强大的国家相反会减小投靠国的生存机会，因为这样一来强国就可以不受阻碍地变得更强，也就更危险。

　　所谓经济强制的说法却另有一套逻辑，它强调繁荣重于生存。其核心观点是市场力量强大的国家可以沉重打击目标国经济，经济惩罚的威胁足以强迫经济脆弱的国家投靠更强的国家。严重的经济损失无疑可怕，但不能生存危险更大。换言之，生存的强制力量比繁荣更强，这就是为什么现实主义逻辑往往胜过基于经济强制的观点，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邻国会制衡中国。

　　其实现在已经有不少证据表明印度、日本、俄罗斯这些国家和新加坡、韩国、越南等较小国家都担忧中国崛起，并开始设法遏制。中国越强，其邻国相互之间及与美国的关系也就越近。

　　最后不妨谈一下台湾的未来。既然台湾控制东亚海路，战略上重要，便很难想象美国或日本会允许中国大陆控制台湾这个大岛。而且美国政策制定者向来高度重视向对手展示决心，更不会在中国压力下抛弃台湾。这必将加剧中美安全竞争。

　　总而言之，按我的理论，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再持续几十年，中国到头来就可能会与美国和邻国进行激烈的安全竞争。

　　极端民族主义的催化

　　现代新加坡的国父李光耀就说：“与冷战时美苏关系不同，美国和热心市场的中国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冲突。中美关系既合作又竞争。虽必有竞争，未必冲突。”

　　冷战这场冲突主要是由与均势有关的战略原因驱动的，这种战略原因又被超级大国间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强化。而且，这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分歧似乎确实对塑造中美未来关系起不了多大作用，中美安全竞争似乎不会像美苏竞争那样可怕。

　　但这只是好的一方面，坏的一方面是另一种叫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可能会加剧中美之间和中国与邻国之间的竞争。民族主义是地球上最有力的政治意识形态，它认为现代世界分成很多独特的社会群体叫做民族，各个民族都希望有自己的国家。这不是说每个民族都要单独有个国家，也不否认许多国家境内生活着不止一个民族。

　　每个民族的成员都有强烈的群体忠诚感，实际上，对民族的忠诚往往压倒了所有其他形式的身份认同。民族的大部分成员一般认为他们属于一个独一无二的团体，其历史英雄辈出，波澜壮阔，跌宕起伏。但人们不仅只为本民族骄傲，还把它和其他民族比较，特别是那些人们常常接触、相当了解的民族。

　　有时一个民族不仅觉得自己比其他民族优越，而且最后还厌恶其他民族。我把这种现象叫极端民族主义(hypernationalism)，也就是相信其他民族不仅低劣，而且危险，所以必须严厉对待，甚至残酷对待。在这种情况下，对“他者”的轻蔑和仇恨席卷整个民族，造成用暴力消除威胁的强大动机。极端民族主义换言之也就可以成为战争的强大动力。

　　极端民族主义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安全竞争激烈，这种竞争倾向于导致有关各民族国家的人民相互妖魔化(demonize)。有时领导人将极端民族主义作为威胁夸大战略的一部分，这个战略是要让公众警惕他们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不会完全认识到的危险。在另一些情况下，极端民族主义自下而上泛起，主要是因为安全竞争中固有的卑鄙行为经常导致民族国家的普通公民鄙视敌对民族国家的几乎一切。大的危机就更能火上浇油。

　　当代中国，从1949年毛泽东对国民党取得决定性胜利到1976年他去世，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股强大力量携手合作，塑造了中国社会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领导人更加倚重民族主义来确保群众的支持。

　　但若是认为民族主义只是领导层为了保持民众效忠国家而推广的一种宣传，那就错了。事实上，许多中国人自主选择了热情接受民族主义观念。学者葛小伟(Peter Gries)说：“20世纪9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种真正大众的民族主义，不应当将其混同于国营或官办的民族主义。”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如此强大，就是因为它既是自上而下的现象，又是自下而上的现象。

　　民族主义在中国近年来不仅力量增长，内容也发生重要变化。毛泽东时期，民族主义强调中国人民在巨大困难面前的力量。中国人民被塑造成奋起抗战，最后战胜日本帝国的英雄战士。葛小伟解释说：“这种‘英雄’或‘胜利者’的民族叙事首先服务于共产党革命者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寻求动员群众支持的要求，后来又服务于人民共和国20世纪50—70年代国家建设的目标……新中国需要英雄。”

　　但这种自豪的说法最近25年来却大半被抛弃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将中国描绘成世界其他大国侵略的受害者。特别是大力强调中国人所说的“百年国耻”，也就是从1839年到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一百年。这期间的中国被描绘为一个国力衰弱但仍然人杰地灵的国家，饱受贪婪的大国欺凌，灾难深重。洋鬼子当中有日本和美国，据说这两国欺负中国一次不落。

　　中国作为无助受害者的主题当然不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唯一线索。也有不少正面故事。比如中国人都为强调儒家文化优越而倍感自豪。但今天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核心，还是强调百年国耻的叙事，葛小伟注意到这种叙事“造就了今天中国与西方互动的方式”。确实，“对中国军队来说，雪耻仍然是关键任务”。

　　将来安全竞争加剧，只会加重中国对美日的敌意，并很可能变为民族主义的急性发作。当然，这就又会反过来加剧安全竞争，增加战争的可能性。

　　《大国政治的悲剧》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9月出版

　　约翰·米尔斯海默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芝加哥大学罗兰·温德尔·哈里森杰出服务教授(R. Wendell Harrison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本文选编自《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

　　我的观点是，中国经济如果继续增长，就会像美国支配西半球一样支配亚洲。美国却要全力以赴阻止中国取得地区霸权。而中国的大部分邻国包括印度、日本、新加坡、韩国、俄罗斯和越南会联合美国遏制中国权力。结果将是激烈的安全竞争，战争颇有可能。说简单些，中国崛起之路大概并不平坦。

　　回顾历史，就清楚知道中国一旦试图支配亚洲，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将怎样反应。美国一成为大国，就再容不下与之匹敌的竞争者。美国20世纪的行为表示它决心永做世界唯一的地区霸主。所以美国会竭尽全力遏制中国，用一切手段使中国不能称雄亚洲。简言之，美国大概会基本按冷战期间对苏联的办法对付中国。

　　中国的邻国当然也怕中国崛起，所以也要各尽所能防止中国称霸地区。现在确实已经有许多证据表明印度、日本、俄罗斯等国和新加坡、韩国、越南等小一些的国家都担忧中国崛起，正设法遏制中国。最后它们都会加入美国领导的制衡联盟来阻止中国崛起，颇似冷战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最后还有中国与美国合力遏制苏联。

　　现实主义逻辑下的遏制战略

　　中国的军事能力尚远远不足以追求地区霸权。这不代表我们就没有充分理由担心现在会围绕台湾和南中国海一类问题爆发冲突，但那毕竟是另一个问题。确保中国做不成地区霸主明显符合美国的深层利益。这就引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美国采取什么战略最能防止中国支配亚洲?

　　美国对付崛起中国的最佳战略是遏制(containment)。这就需要美国集中精力不让中国用军事力量开疆拓土，或是说得宽泛些，扩大其在亚洲的影响。为此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该力争建立制衡联盟，尽可能吸收中国的邻国。最终目标是仿效北约这一冷战期间遏制苏联的极有效工具，建立起联盟结构。美国还要采取措施继续控制世界各大洋，好让中国难以把力量可靠地投射到海湾等遥远地区，尤其是西半球。

　　遏制本质上是防御战略，因为它不要求对中国发动战争。事实上，遏制是代替了战争来对付崛起中国。但战争总还是可能的。没有理由说美国不能一边和中国有深入的经济交往，一边采取遏制政策。毕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20年里英国、法国和沙皇俄国虽然订立三国协约(Triple Entente)遏制德意志帝国，但仍然与其广泛贸易。但即使如此，也可能会为国家安全起见对贸易有所限制。说得大些，即使在遏制战略的背景下，中美两国也可以在许多问题上合作，但两国关系根本上仍然是竞争性的。

　　美国既然是离岸平衡老手，其理想战略便是尽量只置身幕后，而让中国的邻国背起遏制中国的大部分负担。说到底就是美国会把责任转嫁给害怕中国的亚洲国家。但这办不到，原因有二。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邻国本身力量不够，控制不了中国。美国也就难有选择，只好自任先锋，将其巨大力量的一大部分集中在这个目标上。而亚洲将要加入制衡联盟对付中国的国家许多相距又很遥远，印度、日本、越南就是例子。所以要建立有效的联盟系统，就需要美国居中协调。当然冷战时美国也遇到了类似情况，它别无选择，只好一肩挑起在欧洲和东北亚两处对抗苏联的负担。总之，要是当地国家无法凭借自身实力遏制潜在霸主，离岸平衡手就必须上岸了。

　　还有三种战略可以替代遏制。头两种的目标分别是靠预防性战争(preventive war)和执行旨在减慢中国经济增长的政策阻止中国崛起。但这两种战略美国都无法采用。第三种替代战略叫挖墙脚(rollback)，虽然可以一用，效果(payoff)却只聊胜于无。

　　不能实行预防性战争就是因为中国有核威慑力量。美国不会对能用核武器报复自己或自己盟友的国家的本土发动毁灭性打击。而且就算中国没有核武器，还是很难想象会有美国总统对其发动预防性战争。美国根本不会入侵陆军庞大的中国，而要靠大规模空袭使中国瘫痪大概非用核武器不可。也就是要把中国变成满地辐射的不毛之地，这是借用冷战时的说法，本来是形容美国空军打算在热战中对付苏联的办法。但仅仅是这种打法造成的核回落污染就让它不可能得以实施。况且中国能不能继续快速崛起还很难确定，所以最后中国会不会威胁说要称霸东亚也难以确定。这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也不支持打预防性战争。

　　使中国经济减速这一选项当然比核战争更有吸引力，但也一样行不通。主要问题在于没有可行的办法能使中国经济减速而不损害美国经济。有人可能说中国经济受损会更大，这样中国经济增长一放缓，与中国相比美国的相对权力地位就得到了提升。但只有在美国能找到新的贸易伙伴而中国找不到时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不幸的是，世界上许多国家会迫切希望增进与中国的经济交往，这就填补了美国采取措施减少与中国贸易和对华投资所造成的真空。比如欧洲各国并不会受中国严重威胁，它们可代替美国继续推进中国经济增长。简言之，因为根本无法从经济上孤立中国，美国也就不可能以任何有意义的形式减缓中国的经济增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崛起，英国其实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当时英国统治集团内普遍认为德国经济增长比英国快，两国力量对比正向有利于德国的方向倾斜。随后就是激烈的争论，探讨英国该不该尝试通过大幅度减少两国间经济交流来减缓德国的经济增长。英国政策制定者的结论是这种政策更伤害英国而非德国，主要是因为德国能找其他国家吸收对英出口商品，并提供大部分以往从英国进口的商品。与此同时，英国经济却会因为失去从德国进口的商品而严重受损，这些商品又难以替代。所以英国继续与德国贸易，虽然其间英国付出代价而使德国得到权力，只因为两害相权取其轻。

　　第三种替代遏制的战略叫做挖墙脚，实行这种战略，美国要寻求通过颠覆亲华政权，甚至也许通过在中国内部制造问题来削弱中国。

　　冷战时美国对苏联虽然主要采取遏制战略，但现在知道美国也曾挖墙脚。美国不仅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尝试在苏联煽动动乱，而且还试图在世界各地推翻无数被认为是亲苏的政府领导人。事实上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数次发起直接针对中国的秘密行动。这些挖墙脚工作对改变两个超级大国的力量对比作用甚微，也并未让苏联解体加快多少。但美国领导人仍然抓住一切机会挖墙脚，而且也没有理由认为今后美国政策制定者会拒绝用这一招对付强大的中国。但迄今为止，遏制还是美国最有效的战略。

　　中美之间，中国邻国的选择逻辑

　　说到中国的邻国，关键在于它们是与美国合力制衡中国，还是投靠中国。有些人说还有第三条道路，也就是作壁上观，保持中立。可惜亚洲国家并不能够坐山观虎斗。基本上每个国家都得站队，不仅是因为中国和美国都要大力逼迫它们站队，而且因为这些国家大多既远弱于中国又远弱于美国，也自然会希望在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能有个强大的保护者。

　　既然生存最重要，中国的大部分邻国就都会选择制衡中国，就好像冷战时东北亚和欧洲大部分能自由选择的国家都跟着美国反对苏联。原因很简单，中国与美国相比对亚洲大多数国家威胁更大，国家一定是制衡自己最危险的敌人，而不会投靠之。中国更有威胁主要是由于地理原因。具体说来，中国是亚洲国家，与邻国不是直接接壤，就是距离近到可以轻易发动打击。冷战时苏联也是如此，它可能直接征服联邦德国和日本，还有其他欧洲和东北亚国家。

　　但美国对于中国邻国的威胁就小多了。美国虽然在亚太地区实力最强，未来一段时间内也会如此，却是对亚洲和欧洲无领土野心的远方大国。这主要是因为要着手征服这些地区，美国离得太远。美国须把自己的力量不仅投射过遥远的距离，还要投射过两个巨大的水体——太平洋和大西洋——才能到达这些战略上重要的地区。这些地区所以被美国吞并或统治的危险很小，而1945年到1990年间的苏联就不然，更加强大的中国也不然。

　　这当然不是要否认美国曾对亚欧不少国家动用武力。不管怎么说，美国冷战期间在亚洲打过两场大战(朝鲜和越南)。但关键却在于美军不曾威胁要征服并制服这些国家，而将来强大的中国可未必。

　　美国在亚洲立场的另一个维度显示为什么美国不像中国那样有威胁。美国作为远方大国，可以选择大大减少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甚至可以想象美国全部撤军本土。中国就没法这么做。事实上中国的各邻国最怕美国之处就是怕一旦发生危机美国不前来相助，而不是怕被美军攻破。这就是奥巴马政府2011年秋天宣布美国要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的主要原因，重返亚洲就是要确实增加在该地区存在的简短说法。美国试图向其亚洲盟友再次保证：虽然美国“9·11”事件之后十年专注于大中东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反恐战争，但它们仍然可以依靠美国这一后盾。

　　但据说中国还有一招撒手锏，可以强迫至少几个邻国不与美国一起制衡自己，而是投靠自己。有一些亚洲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日本、韩国与中国广泛贸易，对华大量投资。所以其繁荣就取决于能不能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按这种说法，这样一来中国就对这些贸易伙伴有了相当的经济杠杆，若是它们加入美国领导的制衡联盟，中国就可以威胁要切断经济联系，破坏其繁荣。换言之，中国应该能利用经济影响力逼迫这些国家与中国合作。

　　但应当强调，按这种说法，如果与一个或多个这类邻国的经济交往减少甚至停止，中国经济并不会严重受损。换言之，这里不考虑相互脆弱性(mutual vulnerability)，而相互脆弱性确是经济相互依存理论的支柱，接下来我会讨论这一理论。此处所说的脆弱性是单向的，这就使中国有能力讹诈邻国，以瓦解或至少大大削弱任何美国可能试图组织的反华制衡联盟。

　　简言之，这种情况下经济考虑和政治军事考虑相互冲突，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最终哪个因素会占上风?我的意见是安全考虑几乎总压倒经济考虑，国家在必须选择制衡和投靠两种战略之一时，会选择制衡而不是投靠。我这种意见的内在逻辑应当已很清楚。国家制衡强大的对手是因为制衡最能保障生存，而生存一定是国家的最高目标。投靠更强大的国家相反会减小投靠国的生存机会，因为这样一来强国就可以不受阻碍地变得更强，也就更危险。

　　所谓经济强制的说法却另有一套逻辑，它强调繁荣重于生存。其核心观点是市场力量强大的国家可以沉重打击目标国经济，经济惩罚的威胁足以强迫经济脆弱的国家投靠更强的国家。严重的经济损失无疑可怕，但不能生存危险更大。换言之，生存的强制力量比繁荣更强，这就是为什么现实主义逻辑往往胜过基于经济强制的观点，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邻国会制衡中国。

　　其实现在已经有不少证据表明印度、日本、俄罗斯这些国家和新加坡、韩国、越南等较小国家都担忧中国崛起，并开始设法遏制。中国越强，其邻国相互之间及与美国的关系也就越近。

　　最后不妨谈一下台湾的未来。既然台湾控制东亚海路，战略上重要，便很难想象美国或日本会允许中国大陆控制台湾这个大岛。而且美国政策制定者向来高度重视向对手展示决心，更不会在中国压力下抛弃台湾。这必将加剧中美安全竞争。

　　总而言之，按我的理论，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再持续几十年，中国到头来就可能会与美国和邻国进行激烈的安全竞争。

　　极端民族主义的催化

　　现代新加坡的国父李光耀就说：“与冷战时美苏关系不同，美国和热心市场的中国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冲突。中美关系既合作又竞争。虽必有竞争，未必冲突。”

　　冷战这场冲突主要是由与均势有关的战略原因驱动的，这种战略原因又被超级大国间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强化。而且，这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分歧似乎确实对塑造中美未来关系起不了多大作用，中美安全竞争似乎不会像美苏竞争那样可怕。

　　但这只是好的一方面，坏的一方面是另一种叫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可能会加剧中美之间和中国与邻国之间的竞争。民族主义是地球上最有力的政治意识形态，它认为现代世界分成很多独特的社会群体叫做民族，各个民族都希望有自己的国家。这不是说每个民族都要单独有个国家，也不否认许多国家境内生活着不止一个民族。

　　每个民族的成员都有强烈的群体忠诚感，实际上，对民族的忠诚往往压倒了所有其他形式的身份认同。民族的大部分成员一般认为他们属于一个独一无二的团体，其历史英雄辈出，波澜壮阔，跌宕起伏。但人们不仅只为本民族骄傲，还把它和其他民族比较，特别是那些人们常常接触、相当了解的民族。

　　有时一个民族不仅觉得自己比其他民族优越，而且最后还厌恶其他民族。我把这种现象叫极端民族主义(hypernationalism)，也就是相信其他民族不仅低劣，而且危险，所以必须严厉对待，甚至残酷对待。在这种情况下，对“他者”的轻蔑和仇恨席卷整个民族，造成用暴力消除威胁的强大动机。极端民族主义换言之也就可以成为战争的强大动力。

　　极端民族主义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安全竞争激烈，这种竞争倾向于导致有关各民族国家的人民相互妖魔化(demonize)。有时领导人将极端民族主义作为威胁夸大战略的一部分，这个战略是要让公众警惕他们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不会完全认识到的危险。在另一些情况下，极端民族主义自下而上泛起，主要是因为安全竞争中固有的卑鄙行为经常导致民族国家的普通公民鄙视敌对民族国家的几乎一切。大的危机就更能火上浇油。

　　当代中国，从1949年毛泽东对国民党取得决定性胜利到1976年他去世，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股强大力量携手合作，塑造了中国社会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领导人更加倚重民族主义来确保群众的支持。

　　但若是认为民族主义只是领导层为了保持民众效忠国家而推广的一种宣传，那就错了。事实上，许多中国人自主选择了热情接受民族主义观念。学者葛小伟(Peter Gries)说：“20世纪9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种真正大众的民族主义，不应当将其混同于国营或官办的民族主义。”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如此强大，就是因为它既是自上而下的现象，又是自下而上的现象。

　　民族主义在中国近年来不仅力量增长，内容也发生重要变化。毛泽东时期，民族主义强调中国人民在巨大困难面前的力量。中国人民被塑造成奋起抗战，最后战胜日本帝国的英雄战士。葛小伟解释说：“这种‘英雄’或‘胜利者’的民族叙事首先服务于共产党革命者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寻求动员群众支持的要求，后来又服务于人民共和国20世纪50—70年代国家建设的目标……新中国需要英雄。”

　　但这种自豪的说法最近25年来却大半被抛弃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将中国描绘成世界其他大国侵略的受害者。特别是大力强调中国人所说的“百年国耻”，也就是从1839年到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一百年。这期间的中国被描绘为一个国力衰弱但仍然人杰地灵的国家，饱受贪婪的大国欺凌，灾难深重。洋鬼子当中有日本和美国，据说这两国欺负中国一次不落。

　　中国作为无助受害者的主题当然不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唯一线索。也有不少正面故事。比如中国人都为强调儒家文化优越而倍感自豪。但今天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核心，还是强调百年国耻的叙事，葛小伟注意到这种叙事“造就了今天中国与西方互动的方式”。确实，“对中国军队来说，雪耻仍然是关键任务”。

　　将来安全竞争加剧，只会加重中国对美日的敌意，并很可能变为民族主义的急性发作。当然，这就又会反过来加剧安全竞争，增加战争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