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奈：美国要有适当的竞争战略，夸大中国威胁会让自身不堪重负

　　在冷战漫漫40年的历史中，美国制定了一项重点遏制苏联权力的宏大战略。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突然失去了方向。2001年9月11日爆发恐怖袭击后，美国总统小布什政府曾尝试利用所谓的“全球反恐战争”策略来填补这一真空。但这种策略的导向含糊不清，并导致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边远地区长期点火引战。自2017年后，美国重又回到“大国竞争”战略，只不过这一次的对手换成了中国。

　　作为美国的大战略，大国竞争的优势在于能够聚焦安全、经济和价值观等领域的重大威胁。尽管美国必须认真对待的恐怖主义问题持续存在，但与敌对的大国相比，它所构成的威胁要小一些。恐怖主义就像是四两拨千斤的太极拳，弱小的对手利用强大敌人的能量借力打力。虽然9·11袭击造成2600多名美国人死亡，但美国为应对袭击而发动的“无休无止的战争”却造成更多人伤亡，以及高达数万亿美元的损失。虽然奥巴马总统曾试图重返亚太——那里是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部分——但全球反恐战争的遗留问题却导致美国深陷中东泥潭而无法自拔。

　　大国竞争战略可以帮助美国重新找到战略方向;但也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它将类型截然不同的国家团结在一起。俄罗斯是一个日薄西山的大国，而中国则正在崛起。美国必须对俄罗斯所构成的独特威胁形成清醒的认识。正如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时那样，一个日薄西山的大国(奥匈帝国)有时会成为一场冲突中最愿意冒险的人。今天，俄罗斯的经济和人口都在下降，但依然保留了大量的资源，它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在从核武控制、网络冲突到中东问题的所有事务中充当破坏者。因此，美国需要制定对俄战略，避免将俄罗斯推入中国怀抱。

　　第二个问题是，大国竞争的概念导致我们对所面临的新型威胁未能产生足够的警觉。自1914和1945年来，国家安全和全球政治议程已经发生了变化，但美国的国家战略目前却低估了生态全球化所带来的新威胁。全球气候变化将耗资数万亿美元并可能造成战争级别的破坏;而2019年新冠疫情杀死的美国人已经超过自1945年来美国参与的所有战争的总和。

　　但美国现有战略导致五角大楼预算超过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预算的100多倍，同时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25倍之多。前美国财长劳伦斯·萨默斯( Lawrence H. Summers )和其他经济学家最近呼吁设立一个年度金额为100亿美元的全球健康威胁基金，即便如此，这与“政府在2019年新冠危机中投入的10万亿美元资金相比可谓杯水车薪。”

　　与此同时，美国决策者正在争论如何面对中国。某些政界和分析人士称当前局势为“新冷战，”但硬将中国挤入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架构却歪曲了美国所面临的真正战略难题。美国和苏联几乎没有双边商业或社会交往，而美国及其盟国与中国却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各国大学也招收了数十万中国学生。中国领导人不是斯大林，而且中国的制度也与苏联不同。

　　此外，与美国相比，中国现在是更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可以将华为等安全风险与其5G电信网络脱钩，但试图限制所有对华贸易的代价美国却承受不起。即使打破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也不可能，我们无法将生态领域的相互依存强行脱钩，因为它所遵守的是生物和物理、而非政治规律。

　　鉴于美国无法独自应对气候变化或流行病，那么美国必须认识到某些形式的权力必须与他国共同行使。解决上述全球问题将需要美国与中国进行合作，同时还要与中国海军展开竞争，捍卫南海的航行自由权利。如果中国将这些问题混为一谈并拒绝合作，它将伤害它自己。

　　美国要执行恰当的大国竞争战略，需要进行审慎的净评估(careful net assessment)。低估会滋生自满，而高估则会产生恐惧。两者均可能导致误判局势。

　　中国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其GDP(按市场汇率计算)可能会在2030年代超过美国。但即便如此，中国的人均收入仍不到美国的1/4，而且该国还面临一系列问题。如果美国、日本和欧洲协调政策，它们仍将代表全球经济的最大部分，并将有能力组织起一种能够塑造中国行为的国际秩序。该联盟是管理中国崛起战略的核心问题。

　　正如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所说的那样，与中国进行大国竞争的目标不是要彻底战胜某种生存威胁，而是要创造一种“有管理的战略竞争。”而这需要美国及其盟友避免妖魔化(demonizing )中国。相反，美国应以一种“合作对手”的视角来看待两国关系，需要同时、同等关注上述定义的两方面内容。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可以成功应对，但前提是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不是20世纪的大国竞争。

　　原文链接：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us-china-new-great-power-strategy-by-joseph-s-nye-2021-08

　　在冷战漫漫40年的历史中，美国制定了一项重点遏制苏联权力的宏大战略。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突然失去了方向。2001年9月11日爆发恐怖袭击后，美国总统小布什政府曾尝试利用所谓的“全球反恐战争”策略来填补这一真空。但这种策略的导向含糊不清，并导致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边远地区长期点火引战。自2017年后，美国重又回到“大国竞争”战略，只不过这一次的对手换成了中国。

　　作为美国的大战略，大国竞争的优势在于能够聚焦安全、经济和价值观等领域的重大威胁。尽管美国必须认真对待的恐怖主义问题持续存在，但与敌对的大国相比，它所构成的威胁要小一些。恐怖主义就像是四两拨千斤的太极拳，弱小的对手利用强大敌人的能量借力打力。虽然9·11袭击造成2600多名美国人死亡，但美国为应对袭击而发动的“无休无止的战争”却造成更多人伤亡，以及高达数万亿美元的损失。虽然奥巴马总统曾试图重返亚太——那里是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部分——但全球反恐战争的遗留问题却导致美国深陷中东泥潭而无法自拔。

　　大国竞争战略可以帮助美国重新找到战略方向;但也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它将类型截然不同的国家团结在一起。俄罗斯是一个日薄西山的大国，而中国则正在崛起。美国必须对俄罗斯所构成的独特威胁形成清醒的认识。正如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时那样，一个日薄西山的大国(奥匈帝国)有时会成为一场冲突中最愿意冒险的人。今天，俄罗斯的经济和人口都在下降，但依然保留了大量的资源，它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在从核武控制、网络冲突到中东问题的所有事务中充当破坏者。因此，美国需要制定对俄战略，避免将俄罗斯推入中国怀抱。

　　第二个问题是，大国竞争的概念导致我们对所面临的新型威胁未能产生足够的警觉。自1914和1945年来，国家安全和全球政治议程已经发生了变化，但美国的国家战略目前却低估了生态全球化所带来的新威胁。全球气候变化将耗资数万亿美元并可能造成战争级别的破坏;而2019年新冠疫情杀死的美国人已经超过自1945年来美国参与的所有战争的总和。

　　但美国现有战略导致五角大楼预算超过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预算的100多倍，同时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25倍之多。前美国财长劳伦斯·萨默斯( Lawrence H. Summers )和其他经济学家最近呼吁设立一个年度金额为100亿美元的全球健康威胁基金，即便如此，这与“政府在2019年新冠危机中投入的10万亿美元资金相比可谓杯水车薪。”

　　与此同时，美国决策者正在争论如何面对中国。某些政界和分析人士称当前局势为“新冷战，”但硬将中国挤入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架构却歪曲了美国所面临的真正战略难题。美国和苏联几乎没有双边商业或社会交往，而美国及其盟国与中国却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各国大学也招收了数十万中国学生。中国领导人不是斯大林，而且中国的制度也与苏联不同。

　　此外，与美国相比，中国现在是更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可以将华为等安全风险与其5G电信网络脱钩，但试图限制所有对华贸易的代价美国却承受不起。即使打破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也不可能，我们无法将生态领域的相互依存强行脱钩，因为它所遵守的是生物和物理、而非政治规律。

　　鉴于美国无法独自应对气候变化或流行病，那么美国必须认识到某些形式的权力必须与他国共同行使。解决上述全球问题将需要美国与中国进行合作，同时还要与中国海军展开竞争，捍卫南海的航行自由权利。如果中国将这些问题混为一谈并拒绝合作，它将伤害它自己。

　　美国要执行恰当的大国竞争战略，需要进行审慎的净评估(careful net assessment)。低估会滋生自满，而高估则会产生恐惧。两者均可能导致误判局势。

　　中国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其GDP(按市场汇率计算)可能会在2030年代超过美国。但即便如此，中国的人均收入仍不到美国的1/4，而且该国还面临一系列问题。如果美国、日本和欧洲协调政策，它们仍将代表全球经济的最大部分，并将有能力组织起一种能够塑造中国行为的国际秩序。该联盟是管理中国崛起战略的核心问题。

　　正如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所说的那样，与中国进行大国竞争的目标不是要彻底战胜某种生存威胁，而是要创造一种“有管理的战略竞争。”而这需要美国及其盟友避免妖魔化(demonizing )中国。相反，美国应以一种“合作对手”的视角来看待两国关系，需要同时、同等关注上述定义的两方面内容。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可以成功应对，但前提是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不是20世纪的大国竞争。

　　原文链接：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us-china-new-great-power-strategy-by-joseph-s-nye-202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