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恒君：“闭关锁国”的德国抗疫模式

 　　文|吕恒君(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德国柏林洪堡大学亚非研究所哲学博士、德国德语区汉学学会会员)

　　鉴于新冠病毒的进一步发展(目前感染接近6000例，死亡12例，痊愈49例)，德国宣布将从3月16日周一封锁丹麦、法国、奥地利、瑞士等边界。加上东欧地区的捷克、波兰等国近日针对德国启动的主动封锁，德国这个历史上由多个松散的诸侯国组成的联邦制国家，终于面临着一场史上罕见的“闭关锁国”局面。而就在一周前的3月9日，联邦政府还计划从希腊群岛接收多达1500名无人陪伴或患病的难民儿童。但预计目前这项急需执行的人道主义救援计划应该不会完全搁浅，因为联邦政府在边境封锁中同时声明：公务通勤和货物运输例外。除此之外，德国公民也仍然“无论如何”可以从邻国回到德意志联邦领土。

　　与中国的举国体制不同，德国联邦内政部长Horst Seehofer在晚上7点于柏林宣布边境封锁之前，需要事先与相关边境各州(如巴伐利亚、巴登苻腾堡州等)州长进行协商并达成协议。在边境各州认同这项“举国”措施的前提下，该措施预计最早于次日(16日)早八点生效，将由联邦警察在各州州警的协助下执行。而这种在联邦体制中较为“迅速”的执行计划也是为了防止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外国居民越境大量抢购囤积货物。从社会行为学角度进行观察，这种恐慌性购买不仅会影响当地居民的正常日常消费活动，造成暂时的供应性短缺，还会影响到一些慈善捐赠性活动(譬如食品捐助公益活动)，因而这被视为与“新冠歇斯底里”(Corona-Hysterie) 有关的，需要以微妙的社会干预进行抑制或调节的“利己主义”活动。

　　此外，由于目前柏林确诊最新数据已突破二百人(216人)，柏林参议院已于周五(3月13日)决定将陆续关闭学校及图书馆;而周六则根据更进一步形势宣布，立即关闭俱乐部、酒吧、游泳池、影剧院等场所，禁止50人以上公众聚会。而50人以下的聚会则需提供详细的参与者名单，包括姓名、电话及住址，以便进行完整及时的传染链追踪。其实早在二月底，经过柏林市政府、区政府与主办方多方而透明的讨论，柏林一年一度的万国旅游博览会(ITB)也已取消。这项经由多方博弈，微妙而又客观的决策过程在各种媒体的透明报道下举行：柏林市政府基于德国国家卫生研究所Robert-Koch-Institute及病毒学顶级专家Christian Drosten等每日提供的最新疫情提出对策建议，譬如要求主办方作出承诺，能成功获取并建立包括每一位入场者的追踪链等。由于博览会参与者(包括各国工作人员及观众)数量往往高达数十万人，并涵盖世界各国，这项工作面临着诸多无法保障的实际因素，主办方不得不作出让步而宣布取消博览会。

　　相对于武汉乃至中国大部分地区的“一刀切”强力模式及英国暂时无意取消大型聚会的散漫，德国一系列相对温和、但却不失审慎的渐进措施旨在缓减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并同时取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在疫苗开发尚未成功、而蔓延局势已经无法避免的情况之下，德国社会目前的抗疫模式总体说来仍在于减慢传播速度，以确保医疗资源不受挤兑，从而保证重症病人得到充分救治。这也正如默克尔夫人在充分听取权威机构与病毒学家、传染病专家的专业意见而于3月10日在联邦议会宣布：60%-70%的人将被传染，德国将在长时间内与病毒作斗争。

　　对于联邦政府职能有限、各州拥有充分自决权、而公民社会又高度重视个体自由与意愿的德国而言，如何进行各种社会动员、有效达成社会总体默契与共识，是抗疫工作有条不紊、顺利进行的关键。从目前来看，它大致拥有以下几项支持条件：

　　一是由专业人员对病毒传播进行严密医学观察与评估，并且每日通过新闻向民众发布最新消息。自二月底以来，德国国家卫生研究所、顶级病毒学家与联邦政府卫生部长Jens Spahn几乎每天通过媒体现场直播讲解疫情，不管是政府部门，企业，还是普通民众均可无障碍地直接跟进当日最新专业消息。这种知情权的保障是各方仔细衡量相关政策与实施行动的共同重要前提，也提醒并趋同了各方最大公约数，即首先保障生命安全及社会核心部门的运转(包括医疗机构及经济产业)。

　　二是政府决策紧随专业意见而及时、灵活地更新。在发布封锁边境等重大紧急决策之前，相关各政府部门已完成沟通表态并达成共识;并且任何时候也允许并鼓励多种渠道的民间辩论及意见反馈。譬如在柏林参议院作出停课的决议之前，部分教职人员已根据个人通勤情况向授课学校提醒或作出建议：避免经由不可选择之下的公共交通而成为带菌者，从而制造群体感染。

　　三是新闻媒体树立“正能量”，譬如以示范模式告知民众必要的心理物质准备，引导合理行为规范。其中包括必要而适度的物资储备模本，以及如何自我保护及保护他人(包括洗手的正确方式，居家隔离的要点等等)。

　　粗略考察上述几条，不难发现，其中新闻的透明度正是承上启下，联结政府与民间(包括各种利益团体)，并促进各方相互沟通、实行同步运转的润滑剂。正是由于来自各种新闻媒体及社交媒体的海量报道，以及各种形式的个人反馈(譬如专题电视圆桌讨论、热线电话等)，部分非密集型产业早在3月初便逐步自行采取居家办公形式，人们更多使用自行车而避免公共交通工具(会造成更多环境污染的私家车仍非首选)，年轻夫妇们开始调节出勤安排而尽量避免将孩子托付给老人照管。鉴于目前德国死亡者的高龄因素(最新五例均为80岁以上老人)，德国生活方式中传统的每周大采购也改由年轻一辈或邻居代劳，而媒体则呼吁公众献血以保证储备，以及时支援疫情中可能受到影响的各种基础病患者。

　　而在牵涉民生最为直接的经济方面，联邦政府则迅速作出反应，承诺提供大量经济援助。新冠疫情使德国旅游业、文化业、制造业、餐饮服务业及各种自主经营者均遭遇各种损失，德国联邦财政部长Olaf Scholz 和经济部长Peter Altmaier周五(3月13日)在柏林宣布，政府将向受疫情影响的德国企业提供无限度贷款，实施减税或延迟交税政策，并投资十亿欧元的流动基金，尽一切努力保护就业人员以及企业(不管其为出租司机、创意产业或各大企业)。而来自经济学界的观察认为，必要时或许并不排除国家以救援基金的形式参与濒临倒闭的企业，而疫情高峰期之后联邦政府或许会出台经济刺激方案及消费政策，甚至提前取消基于帮扶东部地区经济建设而征收的“团结税”(税率为个人收入所得的5.5% )，以营造国民心理自信。与此同时，欧盟出台370亿欧元投资计划并对各成员国财政赤字放宽上限。

　　而在世界产业链因中国产业停摆，物流不畅而遭受损失的同时，德国产业链所蒙受的危机状况自然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减少产业链依赖性的广泛讨论。但由于产业链的投资本身牵涉到成本，劳动力，物流条件，当地政策，基础设施及知识创新升级等各种复杂因素的制约或吸引，与生产线撤回欧洲的呼吁相比，引发企业更为广泛思考的是：首先究竟是继续采用注重生产效率的JIT生产方式或供应链方式(Just in time)，还是适当增加成本以加大库存投资?

　　概而言之，德国的抗疫方式目前仍在寻求对社会及经济伤害度更小的防疫方式。由于缺乏中国那样强有力的中央体制，德国必须以"适度"及“适速”的原则取得各方兼顾，于各种微妙的博弈关系中寻求整体的平衡与共识。这种抗疫方式是有序而逐步渐进的，它甚至以民众自主改变生活方式而求得稳固的支持。虽然中途是否出现“黑天鹅”事件而强力打破此种平衡状态尚不得知，但其建立于专业信息之上，基于新闻透明，寻求政府与民众自发性凝聚一体的平稳模式，目前来看是理性并符合该社会文化心理特点的。并且，它较大限度地消除了心理恐慌与社会不信任关系，也力求避免着经济损失过重及前线医疗系统崩溃所带来的次生性可能灾难。

 　　文|吕恒君(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德国柏林洪堡大学亚非研究所哲学博士、德国德语区汉学学会会员)

　　鉴于新冠病毒的进一步发展(目前感染接近6000例，死亡12例，痊愈49例)，德国宣布将从3月16日周一封锁丹麦、法国、奥地利、瑞士等边界。加上东欧地区的捷克、波兰等国近日针对德国启动的主动封锁，德国这个历史上由多个松散的诸侯国组成的联邦制国家，终于面临着一场史上罕见的“闭关锁国”局面。而就在一周前的3月9日，联邦政府还计划从希腊群岛接收多达1500名无人陪伴或患病的难民儿童。但预计目前这项急需执行的人道主义救援计划应该不会完全搁浅，因为联邦政府在边境封锁中同时声明：公务通勤和货物运输例外。除此之外，德国公民也仍然“无论如何”可以从邻国回到德意志联邦领土。

　　与中国的举国体制不同，德国联邦内政部长Horst Seehofer在晚上7点于柏林宣布边境封锁之前，需要事先与相关边境各州(如巴伐利亚、巴登苻腾堡州等)州长进行协商并达成协议。在边境各州认同这项“举国”措施的前提下，该措施预计最早于次日(16日)早八点生效，将由联邦警察在各州州警的协助下执行。而这种在联邦体制中较为“迅速”的执行计划也是为了防止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外国居民越境大量抢购囤积货物。从社会行为学角度进行观察，这种恐慌性购买不仅会影响当地居民的正常日常消费活动，造成暂时的供应性短缺，还会影响到一些慈善捐赠性活动(譬如食品捐助公益活动)，因而这被视为与“新冠歇斯底里”(Corona-Hysterie) 有关的，需要以微妙的社会干预进行抑制或调节的“利己主义”活动。

　　此外，由于目前柏林确诊最新数据已突破二百人(216人)，柏林参议院已于周五(3月13日)决定将陆续关闭学校及图书馆;而周六则根据更进一步形势宣布，立即关闭俱乐部、酒吧、游泳池、影剧院等场所，禁止50人以上公众聚会。而50人以下的聚会则需提供详细的参与者名单，包括姓名、电话及住址，以便进行完整及时的传染链追踪。其实早在二月底，经过柏林市政府、区政府与主办方多方而透明的讨论，柏林一年一度的万国旅游博览会(ITB)也已取消。这项经由多方博弈，微妙而又客观的决策过程在各种媒体的透明报道下举行：柏林市政府基于德国国家卫生研究所Robert-Koch-Institute及病毒学顶级专家Christian Drosten等每日提供的最新疫情提出对策建议，譬如要求主办方作出承诺，能成功获取并建立包括每一位入场者的追踪链等。由于博览会参与者(包括各国工作人员及观众)数量往往高达数十万人，并涵盖世界各国，这项工作面临着诸多无法保障的实际因素，主办方不得不作出让步而宣布取消博览会。

　　相对于武汉乃至中国大部分地区的“一刀切”强力模式及英国暂时无意取消大型聚会的散漫，德国一系列相对温和、但却不失审慎的渐进措施旨在缓减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并同时取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在疫苗开发尚未成功、而蔓延局势已经无法避免的情况之下，德国社会目前的抗疫模式总体说来仍在于减慢传播速度，以确保医疗资源不受挤兑，从而保证重症病人得到充分救治。这也正如默克尔夫人在充分听取权威机构与病毒学家、传染病专家的专业意见而于3月10日在联邦议会宣布：60%-70%的人将被传染，德国将在长时间内与病毒作斗争。

　　对于联邦政府职能有限、各州拥有充分自决权、而公民社会又高度重视个体自由与意愿的德国而言，如何进行各种社会动员、有效达成社会总体默契与共识，是抗疫工作有条不紊、顺利进行的关键。从目前来看，它大致拥有以下几项支持条件：

　　一是由专业人员对病毒传播进行严密医学观察与评估，并且每日通过新闻向民众发布最新消息。自二月底以来，德国国家卫生研究所、顶级病毒学家与联邦政府卫生部长Jens Spahn几乎每天通过媒体现场直播讲解疫情，不管是政府部门，企业，还是普通民众均可无障碍地直接跟进当日最新专业消息。这种知情权的保障是各方仔细衡量相关政策与实施行动的共同重要前提，也提醒并趋同了各方最大公约数，即首先保障生命安全及社会核心部门的运转(包括医疗机构及经济产业)。

　　二是政府决策紧随专业意见而及时、灵活地更新。在发布封锁边境等重大紧急决策之前，相关各政府部门已完成沟通表态并达成共识;并且任何时候也允许并鼓励多种渠道的民间辩论及意见反馈。譬如在柏林参议院作出停课的决议之前，部分教职人员已根据个人通勤情况向授课学校提醒或作出建议：避免经由不可选择之下的公共交通而成为带菌者，从而制造群体感染。

　　三是新闻媒体树立“正能量”，譬如以示范模式告知民众必要的心理物质准备，引导合理行为规范。其中包括必要而适度的物资储备模本，以及如何自我保护及保护他人(包括洗手的正确方式，居家隔离的要点等等)。

　　粗略考察上述几条，不难发现，其中新闻的透明度正是承上启下，联结政府与民间(包括各种利益团体)，并促进各方相互沟通、实行同步运转的润滑剂。正是由于来自各种新闻媒体及社交媒体的海量报道，以及各种形式的个人反馈(譬如专题电视圆桌讨论、热线电话等)，部分非密集型产业早在3月初便逐步自行采取居家办公形式，人们更多使用自行车而避免公共交通工具(会造成更多环境污染的私家车仍非首选)，年轻夫妇们开始调节出勤安排而尽量避免将孩子托付给老人照管。鉴于目前德国死亡者的高龄因素(最新五例均为80岁以上老人)，德国生活方式中传统的每周大采购也改由年轻一辈或邻居代劳，而媒体则呼吁公众献血以保证储备，以及时支援疫情中可能受到影响的各种基础病患者。

　　而在牵涉民生最为直接的经济方面，联邦政府则迅速作出反应，承诺提供大量经济援助。新冠疫情使德国旅游业、文化业、制造业、餐饮服务业及各种自主经营者均遭遇各种损失，德国联邦财政部长Olaf Scholz 和经济部长Peter Altmaier周五(3月13日)在柏林宣布，政府将向受疫情影响的德国企业提供无限度贷款，实施减税或延迟交税政策，并投资十亿欧元的流动基金，尽一切努力保护就业人员以及企业(不管其为出租司机、创意产业或各大企业)。而来自经济学界的观察认为，必要时或许并不排除国家以救援基金的形式参与濒临倒闭的企业，而疫情高峰期之后联邦政府或许会出台经济刺激方案及消费政策，甚至提前取消基于帮扶东部地区经济建设而征收的“团结税”(税率为个人收入所得的5.5% )，以营造国民心理自信。与此同时，欧盟出台370亿欧元投资计划并对各成员国财政赤字放宽上限。

　　而在世界产业链因中国产业停摆，物流不畅而遭受损失的同时，德国产业链所蒙受的危机状况自然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减少产业链依赖性的广泛讨论。但由于产业链的投资本身牵涉到成本，劳动力，物流条件，当地政策，基础设施及知识创新升级等各种复杂因素的制约或吸引，与生产线撤回欧洲的呼吁相比，引发企业更为广泛思考的是：首先究竟是继续采用注重生产效率的JIT生产方式或供应链方式(Just in time)，还是适当增加成本以加大库存投资?

　　概而言之，德国的抗疫方式目前仍在寻求对社会及经济伤害度更小的防疫方式。由于缺乏中国那样强有力的中央体制，德国必须以"适度"及“适速”的原则取得各方兼顾，于各种微妙的博弈关系中寻求整体的平衡与共识。这种抗疫方式是有序而逐步渐进的，它甚至以民众自主改变生活方式而求得稳固的支持。虽然中途是否出现“黑天鹅”事件而强力打破此种平衡状态尚不得知，但其建立于专业信息之上，基于新闻透明，寻求政府与民众自发性凝聚一体的平稳模式，目前来看是理性并符合该社会文化心理特点的。并且，它较大限度地消除了心理恐慌与社会不信任关系，也力求避免着经济损失过重及前线医疗系统崩溃所带来的次生性可能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