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需要学习发达国家如何围绕企业来逃避“中等收入陷阱”

　　一个经济体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美元左右)后，可能出现两种结果。第一、实现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发达经济体;第二、出现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甚至社会动荡等问题，导致经济发展徘徊不前。

　　一般上说，如果是后一种结果，人们称这个经济体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经验地看，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容易。二战以来，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大部分国家往往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人力成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更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大多在东亚儒家文化圈，除了中东的以色列，就是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不过，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经济体向高收入经济体的转换。

　　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万1469美元，2014年更是达到了2万8101美元，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八年时间。

　　这些经济体可以说是“例外”，因为人们所看到的大多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在东南亚，菲律宾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84.6美元，2014年仍只有在2865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812美元，到2014年仅达到1万零804美元。

　　在拉美地区，阿根廷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14年的1万2873美元。墨西哥1973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1000美元，在当时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而2014年人均GDP只有1万零718美元，41年后仍属于中等偏上国家。拉美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数十年的努力，但几经反复，一直没能跨过1万5000美元的发达国家的门槛。

　　中国对“中等收入陷阱” 两种相反观点

　　一般认为，促成这些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有很多，包括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没有克服技术创新瓶颈、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和体制变革严重滞后等等。

　　中国在过去对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有过激烈的讨论，但出现了两种极端相反的观点。乐观派认为中国没有“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甚至认为已经逃避了这个陷阱;而悲观派则认为中国不仅有陷入这个陷阱的风险，而且在很多方面已经进入这个陷阱。

　　现在的讨论不像几年前那样激烈了，但这个问题客观上依然是存在的。今天，在中国的内外经济环境变化甚至恶化的时候，更需要正视和讨论这个问题。

　　中国的人均国民所得尽管接近1万美元，但远较亚洲“四小龙”经济体中最后一个的台湾人均所得2万5000美元还低得多。尤其是像中国那样大的国家，不仅各地发展差异巨大，收入分配在各个社会群体中更是巨大，即使人均国民所得超越了这里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但很多地区和社会群体仍然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这样，即是总量来说，逃避了这个陷阱，中国社会的很多方面仍然会体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现象。因此，中国需要追求的不仅仅是总量上的人均过所得，更应当追求比较公平的经济增长。

　　不过，迄今为止，中国各方面的讨论是有很大的缺陷的。第一，讨论的焦点在于政府，而非企业。或者说，过度强调国家的宏观政策，尤其是产业政策的作用，而忽视甚至漠视了企业的角色。诚然，产业政策可以促成企业的转型或者升级，但国家的产业政策需要结合企业的实际需要。

　　所谓的“有效供给”就是企业需要的供给，而非政府所设想或者计划的供给。政府一厢情愿的供给或者强制企业接受政府的供给，就会对企业产生致命的影响。不管任何地方，经济的主体是企业(包括国有企业)，而非政府。再者，现有的各种过于侧重国家宏观政策的分析，过于“宏观”了，很难看得到政治经济学家赫西曼(Albert Hirschman)所说的“关联性”(linkage)，即如何从一个因素的引入导向另一个因素的出现。

　　换句话说，除了政策寻租行为，很难看到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产生有利于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微观行为。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需要超越政府，而去探讨企业在辅助国家逃避“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的作用。只看政府行为，而不看企业行为，不仅逃避不了这个陷阱，反而会促成更快地进入这个陷阱，不管政府的“初心”是怎样的“善意”。

　　第二，过分强调那些已经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或者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而忽视了西方发达国家。研究这些经济体如何逃避或者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固然重要，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稳定性”更需要借鉴。

　　二战以来，大多数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不同的经济危机，例如1970年代的能源危机、2007年至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等。近年来，多数发达国家也在经历具有民粹主义性质的政治危机。但不管如何，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稳定的，没有像发展中国家那么大起大落。

　　发展中国家的例子如印度尼西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印尼发生政治革命，过去数十年的建设成就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发达国家的例子如日本。日本自房地产泡沫破灭以来，一直被人们“嘲笑”，诸如“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等等。但问题是，日本的发展水平依然如此，社会经济运作照常进行。即是就人均国民所得来说，发达国家的确发生“滞涨”，但并没有下降多少。这也和发展中经济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应当说，研究发达国家如何维持发展水平，对中国如何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中等收入陷阱”是财富创造和分配问题

　　归根到底，“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无非就是财富问题，包括财富的创造和分配两个层面。发达国家往往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财富创造的主体是企业，而非政府。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维持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是企业的作用。在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中，发达国家的企业创造了巨量的财富，对维持企业所在社会的“发达性”起了关键的作用。

　　也就是说，至少就财富创造来说，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和企业体制并没有出现严重问题。发达国家的问题是政治体制，即分配方面出了巨大的问题。企业所创造的巨量财富留在绝少数人手中，而政府无法把新创造的财富有效分配，实现社会公平。

　　而今天的中国，尽管同时面临财富创造和分配的问题，但主要的问题仍然是财富的创造，而非分配。中国政府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来作财富分配，但并没有一样强大的能力来作财富创造。财富创造的主体依然是企业。所以，中国需要学习发达国家如何通过企业来创造财富。

　　发达国家是如何维持“经济的先进性”的呢?首先，发达国家保持了技术水平。到今天为止，大多核心技术都仍然在发达国家手中。在全球化时代，技术从西方扩散到发展中国家，但核心技术并没有流出去。这里除了发达国家以“国家安全”名义保护核心技术之外，主要的原因是体制性的，即维持企业的竞争性。

　　这里包括反垄断法律。反垄断才能维持一个经济体的开放性，不仅仅是对外的开放，而且是对内的开放，即让新类型的企业发展起来;否则垄断之下，很难避免政商一体的情况，经济最终演变成为寻租经济，不仅企业向政府寻租，政府或者政府官员也可以向企业寻租。

　　一个经济体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美元左右)后，可能出现两种结果。第一、实现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发达经济体;第二、出现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甚至社会动荡等问题，导致经济发展徘徊不前。

　　一般上说，如果是后一种结果，人们称这个经济体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经验地看，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容易。二战以来，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大部分国家往往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人力成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更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大多在东亚儒家文化圈，除了中东的以色列，就是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不过，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经济体向高收入经济体的转换。

　　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万1469美元，2014年更是达到了2万8101美元，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八年时间。

　　这些经济体可以说是“例外”，因为人们所看到的大多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在东南亚，菲律宾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84.6美元，2014年仍只有在2865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812美元，到2014年仅达到1万零804美元。

　　在拉美地区，阿根廷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14年的1万2873美元。墨西哥1973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1000美元，在当时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而2014年人均GDP只有1万零718美元，41年后仍属于中等偏上国家。拉美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数十年的努力，但几经反复，一直没能跨过1万5000美元的发达国家的门槛。

　　中国对“中等收入陷阱” 两种相反观点

　　一般认为，促成这些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有很多，包括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没有克服技术创新瓶颈、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和体制变革严重滞后等等。

　　中国在过去对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有过激烈的讨论，但出现了两种极端相反的观点。乐观派认为中国没有“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甚至认为已经逃避了这个陷阱;而悲观派则认为中国不仅有陷入这个陷阱的风险，而且在很多方面已经进入这个陷阱。

　　现在的讨论不像几年前那样激烈了，但这个问题客观上依然是存在的。今天，在中国的内外经济环境变化甚至恶化的时候，更需要正视和讨论这个问题。

　　中国的人均国民所得尽管接近1万美元，但远较亚洲“四小龙”经济体中最后一个的台湾人均所得2万5000美元还低得多。尤其是像中国那样大的国家，不仅各地发展差异巨大，收入分配在各个社会群体中更是巨大，即使人均国民所得超越了这里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但很多地区和社会群体仍然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这样，即是总量来说，逃避了这个陷阱，中国社会的很多方面仍然会体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现象。因此，中国需要追求的不仅仅是总量上的人均过所得，更应当追求比较公平的经济增长。

　　不过，迄今为止，中国各方面的讨论是有很大的缺陷的。第一，讨论的焦点在于政府，而非企业。或者说，过度强调国家的宏观政策，尤其是产业政策的作用，而忽视甚至漠视了企业的角色。诚然，产业政策可以促成企业的转型或者升级，但国家的产业政策需要结合企业的实际需要。

　　所谓的“有效供给”就是企业需要的供给，而非政府所设想或者计划的供给。政府一厢情愿的供给或者强制企业接受政府的供给，就会对企业产生致命的影响。不管任何地方，经济的主体是企业(包括国有企业)，而非政府。再者，现有的各种过于侧重国家宏观政策的分析，过于“宏观”了，很难看得到政治经济学家赫西曼(Albert Hirschman)所说的“关联性”(linkage)，即如何从一个因素的引入导向另一个因素的出现。

　　换句话说，除了政策寻租行为，很难看到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产生有利于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微观行为。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需要超越政府，而去探讨企业在辅助国家逃避“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的作用。只看政府行为，而不看企业行为，不仅逃避不了这个陷阱，反而会促成更快地进入这个陷阱，不管政府的“初心”是怎样的“善意”。

　　第二，过分强调那些已经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或者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而忽视了西方发达国家。研究这些经济体如何逃避或者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固然重要，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稳定性”更需要借鉴。

　　二战以来，大多数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不同的经济危机，例如1970年代的能源危机、2007年至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等。近年来，多数发达国家也在经历具有民粹主义性质的政治危机。但不管如何，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稳定的，没有像发展中国家那么大起大落。

　　发展中国家的例子如印度尼西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印尼发生政治革命，过去数十年的建设成就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发达国家的例子如日本。日本自房地产泡沫破灭以来，一直被人们“嘲笑”，诸如“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等等。但问题是，日本的发展水平依然如此，社会经济运作照常进行。即是就人均国民所得来说，发达国家的确发生“滞涨”，但并没有下降多少。这也和发展中经济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应当说，研究发达国家如何维持发展水平，对中国如何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中等收入陷阱”是财富创造和分配问题

　　归根到底，“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无非就是财富问题，包括财富的创造和分配两个层面。发达国家往往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财富创造的主体是企业，而非政府。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维持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是企业的作用。在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中，发达国家的企业创造了巨量的财富，对维持企业所在社会的“发达性”起了关键的作用。

　　也就是说，至少就财富创造来说，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和企业体制并没有出现严重问题。发达国家的问题是政治体制，即分配方面出了巨大的问题。企业所创造的巨量财富留在绝少数人手中，而政府无法把新创造的财富有效分配，实现社会公平。

　　而今天的中国，尽管同时面临财富创造和分配的问题，但主要的问题仍然是财富的创造，而非分配。中国政府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来作财富分配，但并没有一样强大的能力来作财富创造。财富创造的主体依然是企业。所以，中国需要学习发达国家如何通过企业来创造财富。

　　发达国家是如何维持“经济的先进性”的呢?首先，发达国家保持了技术水平。到今天为止，大多核心技术都仍然在发达国家手中。在全球化时代，技术从西方扩散到发展中国家，但核心技术并没有流出去。这里除了发达国家以“国家安全”名义保护核心技术之外，主要的原因是体制性的，即维持企业的竞争性。

　　这里包括反垄断法律。反垄断才能维持一个经济体的开放性，不仅仅是对外的开放，而且是对内的开放，即让新类型的企业发展起来;否则垄断之下，很难避免政商一体的情况，经济最终演变成为寻租经济，不仅企业向政府寻租，政府或者政府官员也可以向企业寻租。

　　其次是政府和劳动者(工人)之间的关系，意在维持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平衡，或者说是“做大饼”和“分大饼”之间的平衡。无论是民主国家的政府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都会倾向于“分大饼”，因为“分大饼”才会让老百姓满意，以展示政府的合法性。而老百姓(工人)也倾向于和资本分利(享受应当的财富)。

　　就是说，政府的意向和老百姓的意向是一致性。“分大饼”当然是需要的，但必须在“做大饼”和“分大饼”之间实现平衡，否则资本没有动力有所作为。在这方面，尽管发达国家的政府都面临福利社会的压力，但政府仍然做到了两者之间的平衡。否则，很难解释西方优质资本和技术没有流失的现象。

　　逃避“中等收入陷阱”靠什么

　　更为重要的，发达国家为资本创造良好“地域性条件”，成为“嵌入地域的资本”。正是因为资本需要流动、也不会停止流动，更需要给资本创造良好的地域条件。尽管当代西方问题重重，但并没有出现高端资本外流的情况。财富分配情况严峻，但受影响的大多是底层社会，并没有影响到高层社会，即社会的实际统治者。中、上层中产阶层仍然和资本配合，享受资本所带来的好处。而这些群体也正是掌握资本和技术的阶层。

　　地域性条件包括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教育和培训系统、技术劳动力的提供等方面。资本可以流动，但这些则是“移不走”和“离不开”的。实际上，高技术和优质资本是离不开这些的，这些大多也是资本本身确立的(例如大学和技术培训学校)。因此，全球化下，西方流失的都是那些非核心的经济技术活动。这也是西方保持领先，或者衰落不是那么快的原因。

　　在选举过程中，发达国家一般也会选择具有经济管理经验的政党上台执政。民粹主义的政党可以上台，但在缺乏经济管理经验和能力的情况下，不能有效执政，很快就会下台。

　　其他很多发达经济体也都是围绕着企业而逃避“中等收入陷阱”。这尤其表现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过去所取得的成就上，也表现在这些经济体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上。台湾和香港所出现的问题既是政府的问题，也是企业的问题;而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成功则归功于政府和企业的有效配合。

　　很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困境是本身的资本流向发达国家，而非相反。如上所说，发达国家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的都是些技术含量较低的资本，例如劳动密集型资本。而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则是最好的技术型资本。发展中国家承担了环境、人权等多方面的代价，但因为吸引不到或者无法留住优质资本，其经济发展仍然不可持续。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对中国来说，数量型的经济扩张已经到了顶点，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无疑需要依靠质量经济，即依靠高端资本和技术。就资本来说，中国需要形成数个高端产业链，使得这些产业链具有地域性，并不会因为外在形势的变化而迅速流失。珠江三角洲曾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但没有得到有效的提升，一直维持在劳动力密集型技术。

　　幸运的是，深圳现在正在快速形成一个以高端技术和资本为核心的产业链，并且向周边地区扩散。如果整个大湾区、杭州湾、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等区域，都能形成具有自身的特质的产业链，不仅留住自己的优质资本而且吸引优质外资，无疑有助于中国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并且维持在稳定发展的经济水平。

　　而这需要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如同其他社会，政府必须处理好劳动关系，实现“做大饼”和“分大饼”之间的平衡。对企业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法治建设。简单地说，法治就是一个“基于规则之上的秩序”。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知识产权，无论是财富的创造还是保护，无论是资本的扩张还是流动，都需要规则。

　　不管如何，要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把经济提升为发达水平，政府不妨下沉到企业个体层面，看看企业需要什么?看看国家是否能够为企业做些有益的事情?看看国家不应当对企业做些什么?观察思考清楚了，自然会出现有效的政策，“中等收入陷阱”也会自动消失。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原题《企业如何辅助中国逃避“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