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积敏：美国同盟体系延续与创新的最大变量就是美国自身

　　独立以来，美国标榜为新大陆，对于欧洲传统的结盟政治不屑一顾，这与美国奉行的孤立主义政策相一致。二战期间，美英等国构筑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并最终赢得了胜利。美国也因此成为一个全球主义国家，无论是在物质性利益方面，还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美国都必须承担起全球责任。

　　在此背景下，构建同盟体系便成为美国国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同盟战略是美国国家利益全球扩张的一种必然选择，它既有利护持美国的霸权利益，又是其霸权地位的有力象征。

　　同盟体系是一种制度性安排，尽管属于区域性质。冷战期间的同盟体系以美国为盟友提供经济援助(如马歇尔计划)、安全保障与战略协调等内容为主，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承担同盟维系的成本，换取集团内的团结以及对美国领导地位的认同。

　　鉴于明确外部敌人的存在，美国在维系同盟体系过程中是心甘情愿的责任主要承担者，而盟友则是美国领导地位的衷心拥护者，美国同盟体系总体而言是和谐稳定的。

　　冷战后，美国同盟体系面临新的挑战，尤其是北约。在此基础上，美国一方面要寻找敌人，维持同盟内部的凝聚力，并为同盟的存在提供有力证据;另一方面着手对同盟体系进行改革，增加内容与使命，以便适应已经变化的国际环境。可以说，冷战后美国同盟体系的最大特点，就是继承传统与改革创新并举。美国之所以要延续同盟体系的传统，从根本上来说是服务于其全球主导地位。

　　自二战以降，美国外交从来就不是单打独斗，而是集团作战，这不仅能够增强力量，而且能够分担风险。二战与冷战的胜利，更是验证了同盟战略的可靠性与有效性。

　　冷战后，美国尽管没有了明显的战略对手，但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传统安全上要防范足以匹敌的战略对手的重现，非传统安全上要维护一系列制度规范，如核不扩散机制、反恐机制等。这些问题都需要美国联合一个更广泛的国家联盟来共同应对。

　　新世纪以来，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同盟体系出现了两个颇为重要的发展动向：

　　一是美国更加强调责任分担。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都在强调盟友须承担更多的责任，如2014年要求北约国家军费开支在2024年前达到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2%;如要求韩国、日本支付更多的驻军费用;要求沙特阿拉伯等盟友购买更多的美国武器等。这主要是因应美国相对实力下降的策略。此外，可能还有进一步削弱盟友力量的附加作用。美国致力于维护其全球主导地位，任何有能力成为对手的国家或国家集团都是防范的对象。

　　二是重视亚洲同盟体系的现代化升级。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了要深化与更新联盟体系，并与面对共同挑战的国家促进安全关系的现代化，尤其是针对于亚洲盟友体系。201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我们正在将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的联盟现代化，并提升它们之间的互动性，以确保我们能够有完全的能力对地区和全球挑战做出回应。”这种升级就是构建成一种网络化的同盟体系，即美国+盟国+盟友之间+伙伴等多层体系结构。

　　这主要包括两项内容：一是扩大规模，构建多层安全体系。美国重视巩固现有同盟体系，同时扩展伙伴关系，甚至与它们构建一种准同盟体系。因此，美国与现有盟国为美国亚洲安全体系的第一环;美国与新加坡、新西兰、蒙古等伙伴关系为第二环;美国与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等涵盖南亚与东南亚的新兴伙伴为第三环;美国与太平洋岛国为第四环。二是增进互动，促进网络化结构形成。

　　美国在亚洲形成的是双边同盟体系，美国与盟国的双边互动是主要模式。现在，美国提倡包括美国在内以及不包括美国在内的三边与多边互动，前者如美日韩、美日澳、美日印、美日印澳等，后者如日本与菲律宾海上安全合作、越南与澳大利亚战略伙伴关系、日本与印度防务与安全联系、日印澳三边对话等。这些合作的一个主要对象是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主要区域是海上安全。

　　可以说，美国利益的全球分布、美国战略的霸权护持与美国力量的相对有限之间的矛盾，决定了美国同盟体系的持续性价值。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同盟体系，而是如何对同盟体系予以改革以适应现实需要。这既是美国考虑的重点，也是重大挑战。

　　这种重大挑战在于：一是没有明确的外部敌人，盟友内部凝聚力弱化。即便将中国、俄罗斯视为竞争对手，其盟友与这两个国家的关系也是异常复杂，既有矛盾，也有合作，甚至合作面更大更广。二是美国经济实力的削弱，在承担同盟公共品提供方面存在困难。美国强调责任分担，甚至是以胁迫、讹诈的方式来展开，这令其盟友十分不适。三是美国为先的执政理念与盟友存有嫌隙，对美国信任度下降。

　　同盟的基础一者是共同利益需求，一者是共同价值理念以及牢固的信任基础。特朗普政府走逆国际主义路线，在重大问题上与盟友存在根本矛盾，如欧盟前景、气候变化等，这让盟友感觉美国已非昨日之美国，离心倾向凸显。德国总理默克尔已多次表示，欧洲依赖美国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法国总统马克龙甚至表示要建立欧洲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于美国可谓亦步亦趋，但他将印太战略改为印太构想，至少反映出对美国的信心不足。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同盟体系的延续与创新并非理所当然，而最大的变量就在于美国自身。

　　作者是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原题《美国同盟体系的延续与创新》

　　独立以来，美国标榜为新大陆，对于欧洲传统的结盟政治不屑一顾，这与美国奉行的孤立主义政策相一致。二战期间，美英等国构筑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并最终赢得了胜利。美国也因此成为一个全球主义国家，无论是在物质性利益方面，还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美国都必须承担起全球责任。

　　在此背景下，构建同盟体系便成为美国国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同盟战略是美国国家利益全球扩张的一种必然选择，它既有利护持美国的霸权利益，又是其霸权地位的有力象征。

　　同盟体系是一种制度性安排，尽管属于区域性质。冷战期间的同盟体系以美国为盟友提供经济援助(如马歇尔计划)、安全保障与战略协调等内容为主，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承担同盟维系的成本，换取集团内的团结以及对美国领导地位的认同。

　　鉴于明确外部敌人的存在，美国在维系同盟体系过程中是心甘情愿的责任主要承担者，而盟友则是美国领导地位的衷心拥护者，美国同盟体系总体而言是和谐稳定的。

　　冷战后，美国同盟体系面临新的挑战，尤其是北约。在此基础上，美国一方面要寻找敌人，维持同盟内部的凝聚力，并为同盟的存在提供有力证据;另一方面着手对同盟体系进行改革，增加内容与使命，以便适应已经变化的国际环境。可以说，冷战后美国同盟体系的最大特点，就是继承传统与改革创新并举。美国之所以要延续同盟体系的传统，从根本上来说是服务于其全球主导地位。

　　自二战以降，美国外交从来就不是单打独斗，而是集团作战，这不仅能够增强力量，而且能够分担风险。二战与冷战的胜利，更是验证了同盟战略的可靠性与有效性。

　　冷战后，美国尽管没有了明显的战略对手，但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传统安全上要防范足以匹敌的战略对手的重现，非传统安全上要维护一系列制度规范，如核不扩散机制、反恐机制等。这些问题都需要美国联合一个更广泛的国家联盟来共同应对。

　　新世纪以来，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同盟体系出现了两个颇为重要的发展动向：

　　一是美国更加强调责任分担。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都在强调盟友须承担更多的责任，如2014年要求北约国家军费开支在2024年前达到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2%;如要求韩国、日本支付更多的驻军费用;要求沙特阿拉伯等盟友购买更多的美国武器等。这主要是因应美国相对实力下降的策略。此外，可能还有进一步削弱盟友力量的附加作用。美国致力于维护其全球主导地位，任何有能力成为对手的国家或国家集团都是防范的对象。

　　二是重视亚洲同盟体系的现代化升级。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了要深化与更新联盟体系，并与面对共同挑战的国家促进安全关系的现代化，尤其是针对于亚洲盟友体系。201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我们正在将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的联盟现代化，并提升它们之间的互动性，以确保我们能够有完全的能力对地区和全球挑战做出回应。”这种升级就是构建成一种网络化的同盟体系，即美国+盟国+盟友之间+伙伴等多层体系结构。

　　这主要包括两项内容：一是扩大规模，构建多层安全体系。美国重视巩固现有同盟体系，同时扩展伙伴关系，甚至与它们构建一种准同盟体系。因此，美国与现有盟国为美国亚洲安全体系的第一环;美国与新加坡、新西兰、蒙古等伙伴关系为第二环;美国与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等涵盖南亚与东南亚的新兴伙伴为第三环;美国与太平洋岛国为第四环。二是增进互动，促进网络化结构形成。

　　美国在亚洲形成的是双边同盟体系，美国与盟国的双边互动是主要模式。现在，美国提倡包括美国在内以及不包括美国在内的三边与多边互动，前者如美日韩、美日澳、美日印、美日印澳等，后者如日本与菲律宾海上安全合作、越南与澳大利亚战略伙伴关系、日本与印度防务与安全联系、日印澳三边对话等。这些合作的一个主要对象是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主要区域是海上安全。

　　可以说，美国利益的全球分布、美国战略的霸权护持与美国力量的相对有限之间的矛盾，决定了美国同盟体系的持续性价值。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同盟体系，而是如何对同盟体系予以改革以适应现实需要。这既是美国考虑的重点，也是重大挑战。

　　这种重大挑战在于：一是没有明确的外部敌人，盟友内部凝聚力弱化。即便将中国、俄罗斯视为竞争对手，其盟友与这两个国家的关系也是异常复杂，既有矛盾，也有合作，甚至合作面更大更广。二是美国经济实力的削弱，在承担同盟公共品提供方面存在困难。美国强调责任分担，甚至是以胁迫、讹诈的方式来展开，这令其盟友十分不适。三是美国为先的执政理念与盟友存有嫌隙，对美国信任度下降。

　　同盟的基础一者是共同利益需求，一者是共同价值理念以及牢固的信任基础。特朗普政府走逆国际主义路线，在重大问题上与盟友存在根本矛盾，如欧盟前景、气候变化等，这让盟友感觉美国已非昨日之美国，离心倾向凸显。德国总理默克尔已多次表示，欧洲依赖美国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法国总统马克龙甚至表示要建立欧洲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于美国可谓亦步亦趋，但他将印太战略改为印太构想，至少反映出对美国的信心不足。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同盟体系的延续与创新并非理所当然，而最大的变量就在于美国自身。

　　作者是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原题《美国同盟体系的延续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