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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大国经济纷争不断,WTO面临瘫痪危机,几个巨型自由贸易协定先后生效,全球贸易秩序遭到了严重的冲击。在这一进程中,越南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由于诸多原因反而进一步上升。在此新形势下,我国需要全面加强对越南的经济外交和经济合作,以抵御国际经济形势恶化所带来的部分不利影响。
一、越南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显著上升
2018年以来,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变化中,作为发展中小国的越南反而进一步提升了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越南正在成为发达国家加工制造业转移的新“乐土”,其在全球价值链中所扮演的代工厂角色日益突出。中美贸易摩擦导致我国部分产品对美出口严重受阻,原本在中国投资设厂的跨国企业深感前景不确定性增大,开始寻找新的生产和加工基地,以规避美国针对中国设置的高关税。再加上中国人力、环境等成本不断上升,有观点认为,全球第四轮产业转移浪潮正在出现,而越南则是这轮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国之一,其在全球产业链中地位上升的势头不容小觑。
在服装等传统产业领域,耐克、阿迪达斯等跨国企业在越南的生产规模已超越中国代工厂的产能,这一趋势在2018年以后将更加明显。在电子等高科技领域,一些跨国企业也开始逐渐把目光投向越南:三星、LG和微软已经有多种产品在越南制造;苹果公司在越南成立了全资子公司,还在越南建立了亚洲研发中心。日本最大航运企业之一商船三井在越南投资了一个集装箱港口的扩建项目,据说其目的就是为了应对越来越多的跨国大制造商从中国转移到越南的局面。
越南吸引加工制造业投资者的主要比较优势在于,该国的劳动力成本低廉且经济增长动能强劲。目前越南的平均月薪水平仅为中国的31%,劳动人口约占总人口比重的60%,人口总体结构年轻化。此外,自革新开放以来,越南国内经济增长突飞猛进,近三年来GDP增长率维持在6%-7%之间。增长势头强劲的越南经济既为其本国制造业的发展创造了动力,也为外来投资者对越投资设厂注入了信心。不仅如此,近年来,越南政局相对稳定,越南领导层为发展本国经济积极采取外资友好型的政策。
第二,随着欧越自贸协定(EVFTA)和CPTPP达成生效,越南在全球自由贸易网络中的“枢纽”地位正日益凸显。在这两大自贸协定框架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越南可以直接享受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让利”,同时更好地实现与发达市场的联通。另一方面,这两个自贸协定代表了当前较高水平的自由贸易规则(例如,欧越自贸协定生效后,双方将分阶段取消多达99%的货物关税),今后可能成为各国自贸协定谈判参考的“样板”。从这一角度看,作为谈判一方的越南在这两个协定的磋商过程中,实际上被赋予了参与制定新的全球自由贸易规则的机会与权力。
事实上,进入21世纪以来,越南一直积极推进自贸区(FTA)谈判。截至2018年11月,该国参与的FTA已达12个,另有4个正处于谈判过程中,自贸协定的签署对象涵盖东盟成员国、中、日、韩、印、澳、欧盟和欧亚联盟等世界主要经济体。越南借此构建起了一个覆盖面广阔的自由贸易网络,收获了巨大而稳定的国际市场,能有力抵御保护主义浪潮的冲击;并且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架起了规则制定的沟通桥梁,也在市场联通方面成为联结两类经济体的“枢纽”。
二、进一步发展我国对越经济外交的若干建议
在当前动荡不安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维持与扩大对外经济合作方面面临较大压力。对此,中国一方面需要通过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加大对外开放来巩固我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并加速向“制造业强国”迈进;另一方面,在越南国际经济地位不断上升的背景下,需要高度重视加强对越经济外交,以越南作为我国突破当前国际困境的“出口”之一。
第一,从战略高度重视对越关系,将双边关系的焦点由南海问题转向经济合作。虽然自2014年以后,南海争端并未对中国与越南的经济合作造成严重冲击,但2018年以来,从越南在南海问题上拉拢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言行来看,南海争端依然是中越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潜在障碍。为了更好地抓住当前越南国际经济地位提升所可能产生的红利,中国可考虑在对越交往中适当弱化南海议题的热度,在确保我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前提下,与越方共同引导,使双边关系的焦点由领土和海洋争端转变为经济合作,降低中越关系走向的不确定性。
第二,研究并启动中越自贸协定谈判,借此对接更广泛的自贸网络和更高水平的自贸标准。越南与我国在经济体量上差距悬殊,对越南大幅开放市场并不会对国内同类型产业造成太大冲击。相反,由于越南本身拥有覆盖面较广的自贸网络,与越南签订自贸协定意味着我国可以通过越南间接打通欧盟、日本等发达市场,从而大幅度拓宽我国的海外市场。此外,越南的地理位置优势使其具有充分的潜力,成为继香港、新加坡等地之后的新兴国际贸易“中转站”。在大国贸易摩擦激化的背景下,越南可以为中国产品出口其他大国提供转口贸易平台。另一方面,中国是越南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18年双边贸易额超过1000亿美元,占越南对外贸易总额比重超过1/5,这也是与越南启动自贸协定谈判的有利条件。
目前,中国与越南已共同参与了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及其升级版,协定已经取消了中越之间将近100%的一般商品关税,敏感商品的关税也削减至50%以下。中越自贸协定谈判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对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及其升级版的超越。对此,EVFTA、CPTPP以及2018年已经签署的中新(加坡)自贸协定升级版,可以成为中越自贸协定谈判的参考对象。上述三个自贸协定除了关注降低进出口货物关税等传统议题外,还高度重视服务贸易、投资合作、贸易救济、劳工权益等新兴议题与标准的协商;另外,这些协定还要求签署国在国内立法与执法、政府管理与社会治理的内容与形式上做出相应的调整。这几个协定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当前全球自由贸易规则的最新内容与较高水准。中越自贸协定谈判也应将上述议题(尤其是投资合作)作为协商的重点,尽可能地向严规则与高标准靠拢,实现中国与新的全球自由贸易规则的对接,在提升中越自由贸易水平、促进中越经济整合的同时,确保中国在全球自贸体系中处于中心位置。
第三,鼓励部分中企在越投资设厂,以此规避他国针对中国的高关税。与日、韩、新加坡等国相比,中国对越投资兴起时间较晚,投资规模也较小。但在新的国际经济形势下,中国也应该对成为国际投资新热点的越南给予相当的重视。加快对越南的投资布局,可以为中国创造更多的实质利益。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越南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并将其转化为产品的价格优势,更有利于相关产品在当地的销售以及我国品牌影响力的扩大。另一方面,将部分中国产品由“中国制造”转变为“越南制造”,可以有效规避其他大国针对中国设置的高关税;同时,越南庞大的自贸网络有利于大范围开拓中国产品的海外市场。当年,日本在美日贸易摩擦的压力下,就通过将生产线转移至泰国来规避美国的压力。此外,无论是中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在向越南进行产业转移的过程中,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倒逼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并推动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角色的转换。
第四,加强与越南的金融合作,拓宽双边经贸合作的领域,为中越贸易和投资活动提供更好的金融配套环境。具体举措包括:(1)加速中越货币互换协议、货币清算机制的谈判与签署(或建立)进程,推进本币结算,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从而降低越南盾兑美元汇率变动所带来的风险;(2)鼓励与帮助更多的中资银行企业走进越南,为中企开展对越投资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帮助中国移动支付企业进入越南;(3)建立中越两国副总理级的财金对话机制,促进两国财政部与央行的定期会晤,就深化两国金融合作交换意见。
第五,全面加强两国的人文交流和人员往来,为两国关系的长治久安奠定社会基础。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两国民间社会仍然存在大量的不信任因素,对此,我国需要大力开展对越公共外交、促进中越人文往来,化解彼此间负面的社会情绪。具体举措如下:(1)大力促进中国游客赴越南旅游,增进双方社会了解。越南接待的中国游客占其国际游客总数的1/3,而且增长极为迅速,这是中越经济关系中一股重要的力量;(2)为越南学生提供奖学金,吸引更多优秀的越南学生来华求学,增加孔子学院在越南的布点,同时加大对越南的中国研究的支持;(3)下决心解决“越南新娘”问题,鼓励两国居民合法通婚。
李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2018年大国经济纷争不断,WTO面临瘫痪危机,几个巨型自由贸易协定先后生效,全球贸易秩序遭到了严重的冲击。在这一进程中,越南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由于诸多原因反而进一步上升。在此新形势下,我国需要全面加强对越南的经济外交和经济合作,以抵御国际经济形势恶化所带来的部分不利影响。
一、越南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显著上升
2018年以来,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变化中,作为发展中小国的越南反而进一步提升了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越南正在成为发达国家加工制造业转移的新“乐土”,其在全球价值链中所扮演的代工厂角色日益突出。中美贸易摩擦导致我国部分产品对美出口严重受阻,原本在中国投资设厂的跨国企业深感前景不确定性增大,开始寻找新的生产和加工基地,以规避美国针对中国设置的高关税。再加上中国人力、环境等成本不断上升,有观点认为,全球第四轮产业转移浪潮正在出现,而越南则是这轮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国之一,其在全球产业链中地位上升的势头不容小觑。
在服装等传统产业领域,耐克、阿迪达斯等跨国企业在越南的生产规模已超越中国代工厂的产能,这一趋势在2018年以后将更加明显。在电子等高科技领域,一些跨国企业也开始逐渐把目光投向越南:三星、LG和微软已经有多种产品在越南制造;苹果公司在越南成立了全资子公司,还在越南建立了亚洲研发中心。日本最大航运企业之一商船三井在越南投资了一个集装箱港口的扩建项目,据说其目的就是为了应对越来越多的跨国大制造商从中国转移到越南的局面。
越南吸引加工制造业投资者的主要比较优势在于,该国的劳动力成本低廉且经济增长动能强劲。目前越南的平均月薪水平仅为中国的31%,劳动人口约占总人口比重的60%,人口总体结构年轻化。此外,自革新开放以来,越南国内经济增长突飞猛进,近三年来GDP增长率维持在6%-7%之间。增长势头强劲的越南经济既为其本国制造业的发展创造了动力,也为外来投资者对越投资设厂注入了信心。不仅如此,近年来,越南政局相对稳定,越南领导层为发展本国经济积极采取外资友好型的政策。
第二,随着欧越自贸协定(EVFTA)和CPTPP达成生效,越南在全球自由贸易网络中的“枢纽”地位正日益凸显。在这两大自贸协定框架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越南可以直接享受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让利”,同时更好地实现与发达市场的联通。另一方面,这两个自贸协定代表了当前较高水平的自由贸易规则(例如,欧越自贸协定生效后,双方将分阶段取消多达99%的货物关税),今后可能成为各国自贸协定谈判参考的“样板”。从这一角度看,作为谈判一方的越南在这两个协定的磋商过程中,实际上被赋予了参与制定新的全球自由贸易规则的机会与权力。
事实上,进入21世纪以来,越南一直积极推进自贸区(FTA)谈判。截至2018年11月,该国参与的FTA已达12个,另有4个正处于谈判过程中,自贸协定的签署对象涵盖东盟成员国、中、日、韩、印、澳、欧盟和欧亚联盟等世界主要经济体。越南借此构建起了一个覆盖面广阔的自由贸易网络,收获了巨大而稳定的国际市场,能有力抵御保护主义浪潮的冲击;并且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架起了规则制定的沟通桥梁,也在市场联通方面成为联结两类经济体的“枢纽”。
二、进一步发展我国对越经济外交的若干建议
在当前动荡不安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维持与扩大对外经济合作方面面临较大压力。对此,中国一方面需要通过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加大对外开放来巩固我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并加速向“制造业强国”迈进;另一方面,在越南国际经济地位不断上升的背景下,需要高度重视加强对越经济外交,以越南作为我国突破当前国际困境的“出口”之一。
第一,从战略高度重视对越关系,将双边关系的焦点由南海问题转向经济合作。虽然自2014年以后,南海争端并未对中国与越南的经济合作造成严重冲击,但2018年以来,从越南在南海问题上拉拢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言行来看,南海争端依然是中越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潜在障碍。为了更好地抓住当前越南国际经济地位提升所可能产生的红利,中国可考虑在对越交往中适当弱化南海议题的热度,在确保我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前提下,与越方共同引导,使双边关系的焦点由领土和海洋争端转变为经济合作,降低中越关系走向的不确定性。
第二,研究并启动中越自贸协定谈判,借此对接更广泛的自贸网络和更高水平的自贸标准。越南与我国在经济体量上差距悬殊,对越南大幅开放市场并不会对国内同类型产业造成太大冲击。相反,由于越南本身拥有覆盖面较广的自贸网络,与越南签订自贸协定意味着我国可以通过越南间接打通欧盟、日本等发达市场,从而大幅度拓宽我国的海外市场。此外,越南的地理位置优势使其具有充分的潜力,成为继香港、新加坡等地之后的新兴国际贸易“中转站”。在大国贸易摩擦激化的背景下,越南可以为中国产品出口其他大国提供转口贸易平台。另一方面,中国是越南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18年双边贸易额超过1000亿美元,占越南对外贸易总额比重超过1/5,这也是与越南启动自贸协定谈判的有利条件。
目前,中国与越南已共同参与了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及其升级版,协定已经取消了中越之间将近100%的一般商品关税,敏感商品的关税也削减至50%以下。中越自贸协定谈判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对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及其升级版的超越。对此,EVFTA、CPTPP以及2018年已经签署的中新(加坡)自贸协定升级版,可以成为中越自贸协定谈判的参考对象。上述三个自贸协定除了关注降低进出口货物关税等传统议题外,还高度重视服务贸易、投资合作、贸易救济、劳工权益等新兴议题与标准的协商;另外,这些协定还要求签署国在国内立法与执法、政府管理与社会治理的内容与形式上做出相应的调整。这几个协定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当前全球自由贸易规则的最新内容与较高水准。中越自贸协定谈判也应将上述议题(尤其是投资合作)作为协商的重点,尽可能地向严规则与高标准靠拢,实现中国与新的全球自由贸易规则的对接,在提升中越自由贸易水平、促进中越经济整合的同时,确保中国在全球自贸体系中处于中心位置。
第三,鼓励部分中企在越投资设厂,以此规避他国针对中国的高关税。与日、韩、新加坡等国相比,中国对越投资兴起时间较晚,投资规模也较小。但在新的国际经济形势下,中国也应该对成为国际投资新热点的越南给予相当的重视。加快对越南的投资布局,可以为中国创造更多的实质利益。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越南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并将其转化为产品的价格优势,更有利于相关产品在当地的销售以及我国品牌影响力的扩大。另一方面,将部分中国产品由“中国制造”转变为“越南制造”,可以有效规避其他大国针对中国设置的高关税;同时,越南庞大的自贸网络有利于大范围开拓中国产品的海外市场。当年,日本在美日贸易摩擦的压力下,就通过将生产线转移至泰国来规避美国的压力。此外,无论是中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在向越南进行产业转移的过程中,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倒逼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并推动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角色的转换。
第四,加强与越南的金融合作,拓宽双边经贸合作的领域,为中越贸易和投资活动提供更好的金融配套环境。具体举措包括:(1)加速中越货币互换协议、货币清算机制的谈判与签署(或建立)进程,推进本币结算,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从而降低越南盾兑美元汇率变动所带来的风险;(2)鼓励与帮助更多的中资银行企业走进越南,为中企开展对越投资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帮助中国移动支付企业进入越南;(3)建立中越两国副总理级的财金对话机制,促进两国财政部与央行的定期会晤,就深化两国金融合作交换意见。
第五,全面加强两国的人文交流和人员往来,为两国关系的长治久安奠定社会基础。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两国民间社会仍然存在大量的不信任因素,对此,我国需要大力开展对越公共外交、促进中越人文往来,化解彼此间负面的社会情绪。具体举措如下:(1)大力促进中国游客赴越南旅游,增进双方社会了解。越南接待的中国游客占其国际游客总数的1/3,而且增长极为迅速,这是中越经济关系中一股重要的力量;(2)为越南学生提供奖学金,吸引更多优秀的越南学生来华求学,增加孔子学院在越南的布点,同时加大对越南的中国研究的支持;(3)下决心解决“越南新娘”问题,鼓励两国居民合法通婚。
李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