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冲”与“楔子”：美国“印太” 战略的内生逻辑

　　为扭转上述不利局面，特朗普打出“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口号并出台相应法规，约束美国企业家在境外投资，促进制造业回流;同时抬高贸易壁垒，减少他国制成品在美国本土的销售，保障美国企业所占份额和员工的收益。正如李巍和张玉环所总结的，“特朗普经济学”以其对内新自由主义(减税、减少国家管制、激发市场活力、削减政府开支等)和对外保护主义和本土主义(强调美国本土经济利益至上)的鲜明特征，迎合了美国中下阶层民众的心理，从而有助于特朗普维持其基本盘的民意支持度，从而巩固其总统权威及其连任诉求。

　　为达到上述国内政策目标(制造业回流)与政治目标(获取选民支持)，特朗普政府必然将在国际经贸领域采取经济民族主义的做法，如以加税等“贸易战”手段限制他国进口，以司法手段定向限制本国高技术含量的重要工业品出口，甚至以各种非常规手段改变游戏规则等。客观上讲，当世界其他地区(因美国军事干预)产生政治、经济或社会动荡后，对地区局势敏感的国际资金便有向美国大规模回流、寻求避险的可能，而该情况显然也有助于产业和就业向美回流。

　　与此同时，所谓国际责任“空心化”则要求特朗普政府推卸过去美国长期承担的大国责任，拒绝或减少国际公共物品的提供。该变化同时作用于经济和安全层面。在经济领域，特朗普退出奥巴马时期所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现在不愿意为了拉拢经济盟友而在市场准入、技术门槛等领域继续输出利益——这是违背其“美国优先”原则的。同理，在安全领域，特朗普外交在经历“学习曲线”，即“逐渐从竞选需要过渡到现实政治”后，尽管开始强调与盟国的安全合作以及美国的责任，但仍坚持要求盟友在军费分摊上做出重大让步，以此降低美国军费压力。

　　上述分析是从美国国内阶层/地域矛盾、社会分化、政党政治以及特朗普个人选票需求等角度出发，探讨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前文也已讨论了美国在国际体系层面受到中国挑战故而采取“对冲”的反制措施以实现霸权护持的策略考量。通过勘合比照不难发现，上述两组分析，虽然逻辑起点和推导路径不同，但最后的政策指向并无差别，故双重验证了本文有关特朗普在经济上对华实施“对冲”战略的观点。它由接触—合作与制衡—打压两个维度共同构成。而随着体系压力的增大以及国内氛围的改变，其中加强对华打压、制衡力度的一面正在不断强化。

　　需要指出的是，特朗普经济打压的主要对象虽然是中国，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会因贸易摩擦而对其他国家发起制裁或打压，甚至包括针对欧盟、日本、韩国等传统盟友。该现象既使中国获得与这些国家加强战略协作，坚定全球化、多边主义原则的机会，又使特朗普政府产生新的“楔子”动机，以离间、分化这些国家。

　　(三)争取精英集团的支持以实现权位护持

　　特朗普虽凭借民粹主义思潮而胜选，但就任总统后却面临着平息民粹主义、弥合社会分裂的挑战。如果说基层选民能够在大选期间提供选票支持，使其合法当选总统，那么(建制派)精英的合作则不仅作用于选举期间，更在其担任总统期间提供更加稀缺的效用，如在特朗普政府内出任要职，提供财力、物力及政治影响力的支持，在国会对总统提案的批准与授权等。与此同时，美国政治精英集团也从未放弃规训(discipline)特朗普的努力。因此，从特朗普个人权位护持的角度看，如何最大限度赢得精英集团的支持，同时又将他们的规范、限制作用降至最小，是必须审慎考量的现实问题。

　　首先，就美国外交的总体目标而言，特朗普在竞选时期对美国内政重要性的极端强调，曾使部分国际观察者产生错觉，误以为相对于奥巴马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globalleadership)的强调，特朗普将不再谋求美国全球霸权的护持。然而，三份美国官方报告都明确无误地提出“需要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实践美国的领导”、“强调美国优先既是美国政府的职责又是美国世界领导力的基础”等。

　　建制派坚决护持美国霸权/全球领导的决心表现在不同领域和对象上。具体到中美关系上，尤其是最敏感的台海问题上，受上述错觉以及特朗普“交易风格”的误导，早先甚至有学者建言，若中国减免美国国债或在东北亚区域安全问题上配合美国，便可换取“美国放弃台湾地区”。然而，这些战略设想很快便被特朗普一系列亲台且踩踏中美关系红线的举动所推翻——特朗普政府并未“出售”台湾地区，而是加大对台“出售武器”的力度。

　　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美国时任国务卿蒂勒森(RexTillerson)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及“印太”(Indo-Pacific)概念，使这个原本被多国学者和智库讨论的学术概念首次进入特朗普政府的官方话语体系。2017年1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首次亚洲之行及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峰会上的一系列讲话中，对该理念做了进一步阐发。

　　此后，随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ationalSecurityStrategy,NSS)、《国防战略报告》(NationalDefenseStrategy,NDS)及《核态势评估报告》(NuclearPostureReview,NPR)三份重量级官方报告的出台，“印太”正式从官方话语(discourse)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在国家总体安全与国防安全等层次上确立了相应政策。随着2018年5月30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USPacificCommand,PACOM)正式更名为“印太”司令部(Indo-PacificCommand)，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印太”战略将成为特朗普政府的标志性战略，并会在其执政期间持续推行。在更名仪式上，美国国防部部长马蒂斯(JamesMattis)公开表示，这一举措很大程度上是为应对中国的战略挑战，因为“在印太地区有很多‘带’和很多‘路’”。

　　美国“印太”战略的缘起与争议

　　(一)“印太”：从国际学术话语到美国地缘战略

　　据赵青海、王晓文等学者考证，“印太”作为一项学术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德国地缘政治学者卡尔·豪斯霍夫(KarlErnstHaushofer)所提出的“印太地区/空间”概念。近几十年来，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美国以及中国等学者也从政治、经济、战略等角度对这一概念进行研讨。

　　在政界，澳大利亚官员在2005年前后的内部研讨中已经开始涉及该理念。有分析认为，这是该国学者自六十年代起对“印太”一词的学术研讨向政界外溢的表现。

　　此后，“印太”概念也开始进入日本政府的话语体系。安倍晋三在2006年首度出任首相时就提出该战略设想。同年12月，印度总理辛格访日，安倍曾计划通过与辛格的会谈，实现由四国参与的战略对话。2007年,安倍在出访印度时发表演说《两洋交汇》(ConfluenceoftheTwoSeas),初步提出加强“印太互动”的概念。

　　2012年12月末,安倍二度出任首相并正式提出了以美日印澳为核心的“民主国家间的钻石安全保障构想”(DemocraticSecurityDiamond)。他认为，中国正在把南海变成自己的内湖，因此，必须“构建从印度洋到西太平洋浩瀚的钻石形状海域的守护战略”。

　　2015年12月,安倍在与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Modi)会谈时都多次强调“JAI”概念。“JAI”在印地语中是“胜利”的意思,同时也是日?美?印三国的第一个英文字母。安倍期望在美—日—澳“太平洋铁三角”的基础上，将印度也纳入进来，从而在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广泛海域构建“民主国家间的安全保障钻石”，共同阻遏中国的海洋力量发展。

　　相比之下，美国从政府层面对“印太”提法的正式表述则出现较晚。一般认为，2010年10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夏威夷发表的演说《美国介入亚太》是近年来美国官方高层首次公开阐述“印太”概念。此前，在美国主流的政策话语中，“两洋战略”多指大西洋与太平洋，而非印度洋与太平洋。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尤其是中国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海运的增多、影响力的增强，美国也相应地提出了加强在这两片海域(军事)存在的应对之策。但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最核心的外交战略还是“亚太再平衡”以及“重返亚太”。这一概念的兴起遮盖了此前有关印度洋事务的探讨。正如阮宗泽所评论的，奥巴马在当选总统后，为因应中国崛起而不断为美国的亚太战略定调：最开始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是“美国回来了”，然后是“重返”，再到“转向亚洲”，最后“战略重心东移”，各种不同提法随着美国国内外政论焦点的游移而改变。2012年以后，奥巴马政府的官方提法逐渐确定为“亚太再平衡”，并成为美国最核心的外交战略理念。同时，美国为强调自身从未离开过亚洲而有意淡化此前他们自己提出的“重返”一说。相比之下，有关“印太”的讨论则逐渐被边缘化，主要存在于学术界或与印度、日本有关的政策研讨中。官方机构则鲜有提及“印太”，而多以“亚太与印度洋地区”(Asia-PacificandIndianOceanRegion)一词替代。

　　“印太”一词高调回归美国官方话语发生在特朗普时代。2017年10月18日，蒂勒森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forStrategicandInternationalStudies,CSIS)发表演说《界定我们与印度下一个世纪的关系》时，通过援引印度总理莫迪的原话高调确认印度是美国的“天然盟友”(naturalallies)。同时，他还强调：“印太地区囊括印度洋、西太平洋以及两洋沿岸的国家，将是21世纪全球最重要的地区。”然而，尽管他二十多次提到“印太”词，并以之取代传统的“亚太”(Asia-Pacific)地区的提法(该词在讲话中从未出现)，外界仍然对他所指称的“印太”概念颇有疑惑。

　　2017年12月和2018年1月,美国政府分别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正式将“印太”从官方话语提升为国家战略。《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共11次提到“印太”，并认为，印太地区正在发生“自由”(free)的和“压迫性”(repressive)的两种世界秩序与地缘政治之间的竞争。其中，中国和俄罗斯谋求塑造一个与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相对立的世界;尤其是中国正寻求在印太地区取代美国，扩大其国家驱动型经济模式的范围，并重新排序该地区。报告强调，中国的主导地位将侵蚀印太地区许多国家的主权。因此，整个地区的国家都呼吁美国持续发挥领导作用，以集体应对威胁，维护“尊重主权与独立”的地区秩序。报告建议美国：调动意愿和能力以防止印太、欧洲和中东出现对美不利的变化;保持良好的权力平衡;加倍承诺以建立新联盟和伙伴关系，同时扩大、深化已有的伙伴关系;分享尊重主权、公平、互惠贸易以及法治的理念;根据国际法加强美国对海洋自由以及和平解决领土与海洋争端的承诺。

　　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相呼应,在《国防战略报告》摘要中,“印太”出现约7次,强调中国正在通过“举国体制下的长期战略”(all-of-nationlong-termstrategy)重塑“印太”地区国际秩序(reorder),以此取代美国的地区霸权(regionalhegemony),并最终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先地位(globalpre-eminence)?为阻止中国的上述“图谋”，摘要建议美国在“印太”?欧洲?中东以及西半球维持有利于美国的均势;尤其是前三个战区,美国必须凭借“以实力谋和平”(achievingpeacethroughstrength)的手段吓阻侵略(deteraggression)?具体来说，摘要强调了美国在“印太”地区拓展盟友和伙伴网络(networkedsecurityarchitecture)的政策,尤其强调要与该地区的关键国家(keycountries)通过双边或多边的安全关系来确保自由与开放的国际体系。

　　2017年1月27日，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核态势评估》虽未提及“印太”一词，但其中有关中俄“在自己的武器库中添加了新类型的核能力，在它们的战略和计划中加强了核武力的突出地位，而且不断增加咄咄逼人的行为，包括在外层空间和网络空间”、“核能力(对美国)构成的挑战”等判断，无疑增强了前两份报告对“中国威胁”的渲染。

　　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此前的版本，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与《国防战略报告》都将经济安全与科技安全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它强调美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强调在国际贸易中公平与对等(reciprocal)的原则，主张要捍卫“国家安全创新基础”，即保持美国科学技术的全球领先地位，打击他国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侵犯，同时也重申了能源等支柱性产业的出口对重振美国经济的重要意义。

　　总之，“印太”战略的目标是在印度洋—太平洋区域，综合使用政治(强调民主价值观)、外交(加强双边同盟、离间中国与他国关系等)、军事(联合军演、加强军售)、经济(排他性的经贸制度安排)等手段，整合中国周边的战略力量，以削弱中国的影响力，遏制中国崛起，从而实现美国霸权护持。在“印太”地缘理念所涵盖的国家中，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为核心四国。

　　(二)直接研判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方法论困境

　　国内外学者对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认知既有共识又存在一定分歧。特朗普政府在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在多份最具指导性意义的报告中强调该战略，使分析者们对其重要性容易达成共识。但在该战略的内在逻辑、可行性、地区及全球影响等方面，学者们存在不同看法。正如金灿荣所指出的：“‘印太’的概念肯定会搞一段时间，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前途不明。”可见，如何给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定性，对中国而言既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更是一个紧迫的政策问题。

　　在现有的研究中，学者们普遍认为“印太”战略仍在形成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夏立平和钟琦认为，特朗普“印太”战略是在“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与“美国优先”(AmericaFirst)的国家安全战略指导下，加强“印太”地区联盟和伙伴体系，构建“美日澳印四边形安全合作机制”，同时形成有利于美国的“印太”地区经济关系。但对于特朗普政府能否实现上述目标，显然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林民旺强调“印太”四边安全对话机制存在内在的“张力”，如印度在地区秩序蓝图、经济而非安全的“印太”架构等方面与美国的战略目标并不协调;而澳大利亚则需要评估当完全采纳美方提出的“印太”概念后对澳中关系的负面冲击。威廉姆·(WilliamT.Tow)将特朗普“印太”战略界定为某种“少边主义”(minilateralism)的产物;并进而指出，只要特朗普政府自己的地缘政治取向不确定，那么，美国及其“印太”区域安全合作伙伴就无法将这种政策方法应用为区域内外交和安全合作的持久和可靠手段。类似地，胡仕胜虽然识别出该战略构想的两大核心内容(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与构建美日澳印四国安全合作)，但他也认为特朗普“印太”战略目前仍处于构想阶段，碎片化明显。

　　而在“印太”话题之上，一个更具普遍性的现象是：回望特朗普政府近一年来的国际行为，似乎学界到现在都难以归纳出一个清晰、稳健、持久的大战略。以至于有分析认为，如果说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有什么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他的“不确定性原则”(uncertaintyprinciple)。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既可能是特朗普的个人性格，也可能在于其执政班底。如达巍认为，特朗普个人的战略考虑及其转化为政府政策的过程，以及美国政府内部政治的发展演变，导致了不确定性。王浩则把特朗普对华战略的“不确定性”归因为三个方面：一是缺乏从政经历和外交经验，故对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敏感性缺乏足够认知;二是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所发表的对华强硬表态，让分析人士担心他会对华采取对抗政策;三是其个人个性特征和不按常理出牌的做法、前后矛盾的表态等。在组织层面，张睿壮的研判是，特朗普政府的“弱政府”属性以及过于松散、薄弱的执政团队导致其缺乏对华总体战略，并具体表现为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而直接指导外交政策的权威部门，如曾经被人们寄予厚望、以为能够制约甚至形塑特朗普稳健外交政策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因“老年危机”、“小圈子决策”等因素而陷入危机。

　　正如王缉思所总结的：“鉴于特朗普本人行事风格不羁善变，其外交和国家安全工作班子尚未配齐且仍处在调整过程之中，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可能摇摆不定，目前尚且无法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进行全面的判断。”鉴于此，我们过去惯用的外交政策传统分析模式，譬如单纯从国内特性(考察一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意识形态、政治结构变迁等)、行为主义(考察实际外交政策和辞令)、体系制约(考察国际体系对一国外交政策的制约)等角度来考察，以及诸如话语分析、词频计算、内容分析、信念体系操作码分析等具体研究手段，这些在用来分析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外交政策时恐将受到一定的局限。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观察到，与特朗普在国际言行上表现出的高度不确定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其国内政策却表现出相对较高的确定性。尤其是在实践竞选诺言、推进立法、维护与特定利益集团关系、游说利益集团等方面，特朗普个人及其执政团队表现出较高的确定性，因而也潜在地提供了某些可预测性。譬如在内政领域，特朗普基本兑现了此前有关减税、移民政策与法规改革、医保政策、退伍军人政策的竞选承诺。在外交领域，尽管特朗普的具体言行存在前后矛盾、嬗变等特征，但如果参照其竞选承诺，那么一年来，至少在国际贸易政策、保护美国产业及保障就业、对以色列及国内亲犹太团体兑现“耶路撒冷诺言”、退出《伊核协议》(又称《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ointComprehensivePlanofAction,JCPOA)等事项上，他也基本实现了承诺。

　　在“内政与外交频繁、紧密的互联互动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突出的常态性特征”的前提下，上述两组基本事实启发我们思考：能否在体系与单元层次的变量间确定某种逻辑联系，以便以确定性相对较高的单元层面因素(如特朗普必须实现的国内政策目标、必须遵守的国内限制性条件等)反推或者勘合、校验确定性相对较低的美国国际行为(如对外战略的目标、手段与局限性等)，从而获得对“印太”战略较为可靠的认知?

　　(三)新古典现实主义与“双层次博弈”模型

　　“外交政策是把民族国家与它们所处的国际环境连接起来的国际政治。”新古典现实主义作为结构现实主义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往往被视为单元层次的“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理论”。在外交政策研究领域，该理论的优势是能够提供一个简明而实用的框架，将体系层次与单元层次的要素结合起来，以解释国家的国际行为。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典型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分析通常将体系要素视为自变量，而把单元要素视为干预变量，然后考察其对因变量外交政策的影响。但具体到本文所研究的案例中，即便不考虑“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样的常识，特朗普强烈的“美国优先”、“内政优先”偏好，似乎也暗示研究者们，其国内因素的权重恐怕不只是干预变量。作为一名在国内缺乏建制派(theEstablishment)强力背书的“弱势总统”，特朗普所面临的来自共和党内部、民主党、联邦调查局、利益集团、主流媒体的规制、挑战与压力，可能超出他的前任。那么，在国际与国内两个层面的博弈中，特朗普作为决策者、守门人，有可能将更多权重、精力投放在更能直接关系到他的去留、连任、总统权力护持的国内博弈层面。

　　基于上述考量，首先，本文在方法论上采取折中的办法，即不预设前提，而是在第二、三部分中，分别在体系层面和单元层面考察挑战特朗普政府的因素，以及他已经或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在第四部分借助“双层博弈”理论将国际和国内层面的限定性要素相互对照，总结特朗普“印太”战略可能的内生逻辑。其次，本文通过观察“印太”话语/战略出台近半年来在该地区所引起的战略关系变化，对其实际效用进行初步评估，并以此检验前文所总结的核心逻辑。最后，总结全文并得出对中国外交的政策启示。

　　体系层面的挑战与美国的应对

　　下文从体系层面考察美国所面临的安全与经济挑战及可能的应对手段，并说明变量关系。

　　(一)中国加速崛起给美国造成体系压力，使其反制/再平衡决心上升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相对物质实力的加速崛起，使中美实力差距缩小，故给美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体系压力。在东北亚—亚太区域，过去由美国主导的单极结构正在向中美两强转化。

　　与此同时，近五年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更加积极主动、奋发有为。中国政府和民众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更加自信，这使寄希望于通过“接触”来“和平演变”中国政治体制的美国政策人士产生挫败感。在国际层面，借助“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等政策抓手，“中国模式”在世界范围内与“美国模式”形成一定程度的对比和竞争，故让美方政策精英在主观心态层面感到威胁。在上述“客观—物质”层面和“主观—认知”层面的共同作用下，中美关系开始产生质变，从“合作性大于竞争性”开始转向“竞争性大于合作性”。具体分析如下。

　　1.中国相对实力的加速上升导致美国反制中国的动机上升

　　从经典的结构现实主义角度来看，过去维系中美关系“合作性大于竞争性”的根本因素主要在于中国总体国力长期远逊于美国。然而，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恢复乏力，而中国经济则继续保持较高增长，中美实力差距加速缩小。尤其在东亚/亚太区域层面上，有学者捕捉到“亚太中美两极格局”的形成趋势。如杨原和曹玮借鉴国际通行的对“极”的定义和定量测评方法，通过严格的定量计算指出：“当前的中国至少可被视为一个‘准超级大国’或者‘亚超级大国’。事实上，如果根据这8个国家2001~2014年各自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军费开支的年均增长速度计算,中国的相对实力将于2017年超过25%,达到26.0%。果真如此，一个新两极体系可以说真的已经近在眼前。”

　　如果说中国学界对(亚太)中美两极化趋势还存在一定争议，那么，美国政府和战略界、学术界对中美实力差距加速缩小的共识则明显在加速形成。从奥巴马政府2011年抛出“重返亚洲/亚太”(pivottoAsia)开始,到2012年美国防长帕内塔(LeonPanetta)提出的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rebalancing)，再到特朗普上台后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这一系列举措清晰地描绘出这一趋势及其发展、演化的路径。李成在讨论“美国对华政策变化的三股潮流”时指出，“在美国官方的战略安全报告、国防报告、特朗普的国情咨文演讲里，都有一段把中国作为对手之一的描述，而且排在俄罗斯前面，在安全领域要对中国加强遏制”。

　　在安全领域之外，过去长期扮演中美关系“压舱石”的经贸联系现在也正从“问题解决者”变成“问题本身”。

　　在政府层面，这一改变主要体现在特朗普对经贸、网络等问题的“安全化”处理上。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演讲上，特朗普明确表示，“经济上的安全并不仅仅关联到国家的安全，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它是生死攸关的——对于我们的国家实力来说”。美国商务部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Ross)在另一场合也表示：“经济安全就是军事安全。没有经济安全，就没有军事安全。”美国政策精英认为，“中国制造2025”将从根本上挑战美国的科技与经济优势，从而使美国在对华竞争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而特朗普政府对中兴、华为等中国企业的打击则是为上述表态做出的注脚。

　　在商界，根据袁鹏的观察，过去美国政府每次欲制裁中国都会遭到企业界的批评和游说，但现在这些企业或保持缄默，甚或支持对华制裁。因为他们认为，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全面升级、对外资优惠政策的减少，中国市场正变得越来越难以进入。因此，他们的对华立场也从“接触”、“融华”向“遏制”、“打压”转变。

　　2.“中国模式”在国内外的成功实践强化了美国政策精英对“中国威胁”的感知，导致美国反制中国的动机上升

　　引发美国政界、学界对华战略疑惧的因素不仅来源于物质层面两国实力差距的缩小，同时也部分地受其对华行为负面认知以及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悲观”预期的影响。

　　中国近年来对自身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愈加“自信”(confident)?但这一趋势在西方部分国家和媒体看来则有一种“强势”(assertive)的意味。在内政方面，中国模式所展示出的生命力和吸引力，让指望中国“自行和平演变”的部分美国政策精英感到“失望”。过去他们坚持认为，正在进行改革开放的中国必然培养出愈加强大的中产阶级，而按照西方“民主化”理论的预测，庞大的中产阶级必将导致国家政治走向所谓的“西方民主道路”。因此，尽管他们对中国政治体制抱有深重的成见和敌意，但有关“中国一定会民主化”的预期使他们愿意支持对华接触与交流，主张将中国“融入”以美为首的西方国际社会中。这些主张在外交层面是有利于中国的。然而，目前事情正在发生变化。

　　如果说“中国模式”在中国国内的成功让美国“民主化派”政策人士感到失望，那么十八大后中国外交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的转变，尤其是十九大后中国所展现出的可能在国际舞台与“美国模式”相竞争的“中国模式”，则更让美国愈加感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主张的反面，即在安全和经贸等领域同时对华强硬、防范、围堵的声音随之高涨。美国政界、军界亦随之开始调整对华认知与威胁判断。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邓福德(JosephDunford)对国会表示，到2025年中国将成为美国的最大威胁。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哈里·哈里斯(HarryHarris)在新加坡举行的一个讲座上则把中国界定为一个“挑战者”，他呼吁中国停止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采取“挑衅行为”。

　　中美学界也对上述现象和趋势进行了解读。李成指出：“最新的、我认为也是最值得关注的动向是，美国乃至于西方其他国家对中国在文化、教育、科技、政治等领域的影响力，也就是对所谓中国的‘锐实力’(sharppower)表现出的担心。这些论调以前一直都有，但只是一股暗流，最近它已经演变成了‘明流’。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Wray)2018年2月在公开场合对所谓中国留学生、教授、科学家等群体为中国政府搜集情报的指责。”

　　傅莹等在对美国对华政策圈的“悲观派”、“乐观派”与“谨慎/焦虑派”进行深入调研后，对美国政策界的“三种对华失望的情绪”也形成共识：“一是美方所期待的、‘中国实现现代化必将带来政治制度变革’的情况没有发生，中国版的‘戈尔巴乔夫’没有出现，相反，中国取得的成功和增强的自信使中国道路更加不可逆转。二是融入国际体系之后的中国，并没有成为屈服于美国意志和利益需求的辅从，而是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参与设计和塑造国际和地区事务的方向。三是中国经济进入改革深水区，美国一些大企业长期在中国获得高额利润的好景不再，他们有些不适应甚至抱怨。”

　　上述事实，如果不是按照“实力差距缩小导致制衡”，而是参照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M.Walt)“威胁增大导致制衡”的思路去理解，似乎同样能够得出推论——以《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为代表的官方权威文件，已经将美国朝野上下的最新共识展现无遗，而频频发生的各地排斥孔子学院的事件，以及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西方国家被媒体热炒的“中国渗透”、“收买议员”事件，也是这种担忧和焦虑的产物。

　　3.中美同为核大国降低了两国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即降低了美国以对华发动预防性战争来进行反制的可能性

　　从必要性角度可知，中国相对实力的急剧上升，以及美国对中国“威胁”感知的剧变(国内层面是中国难以被“和平演变”;国际层面是中国模式不仅不会被美国转化，反而有可能冲击、动摇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都使得美国反制、打压中国的决心与意志加速上升。

　　美国反制?打压中国的手段有多种,需要具体分析?学界的早期研究将他国对崛起国的战略反应简单分为制衡(balancing)与追随(bandwagoning)两种?此后,兰德·施韦勒(RandallL.Schweller)等学者将应对之策进一步细分为预防性战争?制衡?追随?约束?接触(engagement)?疏远与推诿六种?江忆恩(AlastairIainJohnston)和陆伯彬(RobertS.Ross)则将“接触”战略概念化为“使用非强制性方法来改善一个崛起的主要大国的行为中不满足于现状的因素,目标是确保这个成长的大国所使用的方式与和平改变地区及全球秩序相一致”?吴翠玲(EvelynGoh)和康灿雄(DavidKang)则对“全方位接触”(omni-enmeshmentofmajorpowers)?“复合制衡”(complexbalanceofinfluence)?“包容”(accommodation)等策略进行了概念化。

　　参照上述解释，运用排除法或许有助于识别“印太”战略的本质。有学者指出，“从两国关系的结构上看，中美两国已经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即中美实力差距加速缩小这一事实即将引发霸权国和崛起国间的体系战争。然而，这种情况毕竟尚未发生;而且“美国以发动预防性战争来阻止中国崛起”的战略选项也被普遍认为可能性非常有限。

　　二战之后，大国之间几乎不再爆发直接战争是一个重要的国际关系现象。根据雷莫·万里尼(RaimoVyrynen)等学者的统计，即便把1950年的中国和1962年的中?印都算作“大国”(majorpowers)，那么从1945年至今，国际体系内总共也不过发生过两次大国间的直接战争，即朝鲜战争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杨原等学者将该现象总结为二战后国际体系进入“大国无战争时代”。学者们对该现象产生原因的解释大致归纳为三种：一是国际政治进化说;二是经济相互依赖说;三是核威慑慑止战争说。

　　本文基本同意上述三种解释，尤其是有关于核威慑的理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美至今没有且未来也不大可能爆发大规模直接军事冲突的原因：第一，中美两国同时作为核大国的事实形成了一定的战略稳定性，有效防止了两国间的直接武装冲突。第二，除了在核武器层面，中美两国在综合国力和常规军事力量上也同为大国的事实，也进一步提升了美国以战争手段反制中国的成本与风险，从而影响其决策。第三，在中小规模冲突层面，中美两国领导人出于对战争升级的恐惧，都清楚管控危机、防止小规模军事冲突向大规模战争、甚至核战争升级的重要性，并已为此做了大量的实质性工作，如设立首脑热线，增加军事透明度，增强两国军事交流等。

　　截至目前，经验事实仍支持上述判断：美国以对华发动预防性战争来进行反制的可能性较为有限。于是，中美两国在同时克制不发生“大战”(worldwar)的前提下,在安全与经济等领域的对抗正在加剧,美国更是强化了在亚太/“印太”地区对中国的战略挤压。

　　4.中美密切的安全互动与经贸联系降低了美国以遏制为手段反制中国的可行性

　　当前，中美在安全与经贸领域对抗性增强，使“遏制”成为媒体描述美国打压中国方式的常用词。然而，正如楚树龙和章晓英等学者所考证，以“遏制”描述当前中美安全与经济状况既不符合该术语本意又背离经验事实。遏制/围堵(containment)政策的实质是“围起来、堵住，不让你发展，直至最后垮台或失败”。美国官方文件和公开声明曾承认，在1971年之前，美国对中国所采取的就是典型的遏制战略，即不承认新中国政权，对华贸易禁运，封锁、孤立中国，不与中国来往，不建立外交关系等。

　　然而，自中美建交至今，虽然当前中美关系遭遇一定挫折，但显然与1971年前的情景根本不同。在安全领域，美国对华战略在总体上不是“遏制”，但不排除在特定领域上存在“局部遏制”的现象、行动和趋势，如南海问题。与此同时，中美在朝核、反恐等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上依然存在加强合作的必要与可能。2017年4月，中美两国首脑在海湖庄园会晤上一致同意扩大互利合作领域，并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管控分歧，将原有的双边对话机制升级扩展为四大更高级别的对话机制。以上措施有效提升了两国关系发展的机制化水平，为管控危机、促进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经贸领域，中美互动更为复杂，相互依存度也更高。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没有采取类似苏联“另起炉灶”的做法，而是选择融入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经济/国际贸易体系。中美在过去的全球化进程中，其国民经济都已经深刻地嵌入全球价值链，现已同为“体制内”大国。当下，奉行经济民族主义的特朗普政府将国际贸易的“出超/入超”当作衡量贸易对本国是否有利的唯一标准，因而对中美贸易的公平性、互惠性产生强烈不满。在美国贸易战的威胁下，过去长期承担中美关系“压舱石”作用的两国经贸联系现已成为两国博弈的新场所。但与此同时，中美在经贸领域也不可能彻底分离，特朗普所谋求的也并非彻底切断两国经贸联系，而是强硬要求改变两国贸易结构，使其对美国更加有利。

　　上述基本事实极大地降低了美国在安全或经济领域对华采取遏制政策的可能性。

　　(二)东欧、中东战略压力不减，使美国无法集中力量制衡中国

　　在体系层面检验美国“印太”战略，我们可以观察到特朗普政府面临的多重困境。首先，“特朗普版‘韬光养晦’要求美国全球战略收缩并推卸大国国际责任”的目标与“不断上升的体系压力要求特朗普政府做出回应”的现实，两者之间存在根本矛盾。

　　其次，由于几条主要战线上的安全形势同时恶化，都要求美国投放战略资源，于是产生资源分配矛盾。美国在欧亚大陆的战略重点主要集中于三条战线：东欧、中东与东亚——它们分别对应于布热津斯基笔下的“欧洲桥头堡”、“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和“远东之锚”。当前，美国在这三条战线上所面对的主要竞争对手/假想敌依次为俄罗斯、伊朗与中国。在特朗普时代，“中国加速崛起所带来的东亚/亚太安全压力增大，要求美国集中资源应对中国挑战”的需求与“美国与俄罗斯、伊朗等国的关系持续恶化造成美国在东欧、中东战线安全压力增大，使其无法抽调资源应对中国挑战”的现实之间存在矛盾。具体分析如下。

　　1.“美国优先”要求美国进行全球战略收缩

　　早在奥巴马执政后期，因小布什政府反恐战争、“过度扩张”而力有不逮的美国就已经开始全球层面的战略收缩。与此同时，崛起的中国也在形塑西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在该背景下，如何有效控制军费开支并减轻美国因给予地区盟友安全承诺而不断加重的负担，与应对强大竞争者之间就构成了一个战略上的两难困境(dilemma)。对此，理论上可供美国选择的战略收缩手段包括缩减在海外的驻军、放弃部分战略承诺、与对手或潜在对手达成和解、分化对手的盟友和战略伙伴等。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为解决上述困境，在军费开支方面，国会通过了《2011年预算控制法案》(BudgetControlActof2011,BCA),旨在通过国防自动减赤机制(automaticbudgetsequestration)遏止军费不断上涨的趋势。同时，奥巴马政府也在中东等地区也实行战略收缩，力图从复杂且成本高昂的地区事务中脱身，但其实际效果仍较为有限。

　　正是因为看到美国有限的国力与代价高昂的国际义务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特朗普早在竞选初期就提出“美国(内政)优先”(AmericaFirst)的口号。其政策含义涵盖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如争取国内选票、经济民族主义、斩获实际利益、打造双边交易、解除对国际事务的管理负担等。相对于此前的“全球主义”，“美国优先”原则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将国内事务(选票支持度、美国公民就业、美国公司盈利等)置于美国的国际义务与责任之上。

　　鉴于此，有学者提出“特朗普版‘韬光养晦’”的说法。王逸舟认为，特朗普的做法本质上是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经历了一系列的挫败之后，选择的一种战略收缩，是其全球性的战略再调整。冷战后，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作为仅存的超级大国，其在安全上“一超独霸”、不受主权国家行为体的挑战，同时在经济上长期保持较高增长率。但后来随着小布什总统的上台，对阿富汗和伊拉克旷日持久的两场战争，严重透支了美国国力。特朗普上台后，面对国内经济疲软、国际义务沉重的局面，遂开启了美国式的“韬光养晦”，即重新盘点美国在全球的责任、义务与账单。

　　2.全球战略挑战的增强要求美国投入更多资源用于全球安全事务，以实现其霸权护持

　　按照“美国优先”的逻辑，特朗普政府似乎应该延续奥巴马政府削减军费、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战略收缩的政策。然而，特朗普上台后所实际采取的政策却正好相反：不仅没有削减军费，反而大幅增加军费;不仅没有从若干特定战线上收缩，反而在多条战线上同时加大投入，更深地介入诸地区事务中。

　　早在竞选时期，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演讲时说：“我一旦成为总统，就会请国会全面停止削减军费预算，并为重建我国军队通过新预算。”上任伊始，特朗普就提出海军军舰将从现有的276艘扩张到350艘的大规模造舰计划。为了在其首个任期实现高达540亿美元的军费增幅以建造新的航母、战舰和战机，特朗普积极推动在国内民生项目和海外援助等领域的经费削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让政府“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domorewithless)。

　　2018年2月,特朗普公布了总计4.4万亿美元的2019财年预算案?其中国防预算为6861亿美元,较2018财年的6320亿美元,增幅高达8.5%?如果再加上能源部的核项目预算,2019财年美国国家安全预算,即军费总计达7160亿美元?其中用于核计划的300亿美元是奥巴马政府2010年的该项支出70亿美元的四倍多?特朗普政府对上述不断追加的军费投入的合法性解释主要是美国需要应对来自中国?俄罗斯等大国的挑战,以及来自伊朗?朝鲜等地区性国家的威胁。

　　上述事实深刻地揭示出特朗普“美国优先”原则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美国要发展经济、激活国内社会、促进就业，需要在“大炮”与“黄油”的两难取舍中偏向后者;但另一方面，美国所感知的“不断增强的全球威胁”又使“大炮”最终压倒了“黄油”。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恐怕难以施行类似中国的“韬光养晦”政策。

　　3.美俄和解失败、矛盾上升使美国难以减少在东欧战线的资源投入

　　除了全球挑战的加强使美国无法实现战略收缩外，从地缘角度来看，在特朗普时代，美国在不同战线所面临的挑战都有上升的趋势，因而使其无法继续施行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即无法从其他战线收缩、抽调资源以集中应对中国。

　　此前奥巴马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以在中东、东欧等战线撤离收缩为前提的。对于前者，奥巴马基本做到了，即通过与伊朗签署《伊核协议》而实现两国关系一定程度的缓和。但对于后者，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打破了上述构想，东欧(东南欧)战线的紧张又使奥巴马政府无法真正做到倾注全力来压制中国。

　　特朗普在竞选时期及上台初期，对俄罗斯释放转圜信号，试图构建更为友好、和平的美俄关系。当时，人们认为该举措有可能补齐奥巴马此前的战略短板，从而使美国得以全力应对中国。黄登学认为，特朗普上台后开始奉行新的外交理念并拟“重启”美俄关系，即在叙利亚、乌克兰、反恐以及战略稳定与军备控制等问题上实现缓和，不仅是其新外交理念的必然要求，而且是遏制中国的现实需要，同时还是对俄实施对抗政策失效后的被迫选择。然而，美俄固有的结构性矛盾使得一年多来美俄关系不仅未能转圜，反而继续恶化。

　　美俄在单极与多极、崛起与打压、遏制与反制等问题上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消解，尤其在北约“东扩”问题上，美欧与俄罗斯矛盾尖锐。北约东扩所产生的“三位一体”进程，即改变欧洲政治安全边界、在欧洲地区部署的反导武器系统、在抵近俄罗斯的敏感地区部署相当规模的常规军事力量，这些在俄看来都是重大且紧迫的安全威胁。而此前在“克里米亚事件”中，由军事冲突、对峙及长期制裁所造成的高度敌意也难以调解，故深层对抗依然是俄美关系发展的主线。

　　在该主线上，特朗普上台后美俄在东欧及中东等地缘竞争中的一系列恶性战略互动，更使两国关系雪上加霜。尽管美俄都极力避免发生新的军事冲突，但两国在“通俄门”事件上的指责与反指责，美国主导的两大北约联合军演在黑海海域拉开帷幕，在前俄间谍在英国遇害案上的相互攻击与驱逐外交官，在叙利亚加强军事对抗，以及威胁追加对俄制裁等，都使两国在特朗普时期实现转圜的可能进一步降低，甚至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

　　此前，米尔斯海默(Johnj.mearsheimer)曾批评指出，美国政府由于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过度反应而影响了遏制中国这个最终目标。如果此论正确，那么我们亦可推断：美俄和解失败、矛盾上升，将使美国难以减少在东欧战线的资源投入，从而影响其为应对中国挑战而投入东亚的资源。

　　4.俄罗斯在叙利亚的主导地位的加强，“什叶派新月区”在中东地区的壮大，美国与伊朗和阿拉伯国家矛盾的上升，都使得美国难以减少在中东战线的资源投入

　　同理，在中东战线，随着俄罗斯通过干预叙利亚内战而逐步在东地中海地区掌握主导权，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三国所谓“什叶派新月区”的逐步建成，以及因美国驻以色列使馆迁至耶路撒冷而在整个中东地区引发普遍敌意，都强化了美国在中东战线上的地缘压力，因而使其难以从中东地区全面收缩。

　　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不仅其自身成为中东地区动荡的根源，而且由于叙政府地方政权的瓦解及其与反对派的拉锯战，导致该国东北地区出现大面积的权力真空，致使所谓“伊斯兰国”(IS)等初具政权形态的极端组织出现与扩张。

　　在各方打击“伊斯兰国”无果的背景下，2015年9月30日，俄罗斯高调宣布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同时打击“伊斯兰国”。此后，俄罗斯与叙利亚政府军在军事上不断取得胜利，压制了反对派及“伊斯兰国”的军力并不断收复行省。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直接军事干预，尽管在国际战略层面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如进一步恶化了乌克兰—克里米亚危机后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使对其的制裁加剧等;但在地区层面，普京总统的确强化了俄在中东的战略主导权，并对美国的军事存在与地区影响力构成强有力的挑战。

　　与此同时，伊朗在叙利亚、伊拉克等中东国家的影响力也逐步扩大。伊朗与叙利亚历史上就长期保持传统友好关系。自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就与叙利亚在政治与安全领域保持着“准联盟关系”。之前在对抗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制衡土耳其—以色列军事协作、抗衡美以特殊关系等方面，两国有着高度的共同利益。尤其在叙利亚内战爆发后，成建制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不仅积极对叙政府军提供援助，同时也打击反对派武装。

　　类似地，伊拉克在小布什总统主导的第二次海湾战争后实现政权更迭与“民主选举”，但选举出来的什叶派政府在宗教感情和政治立场上都更亲近于伊朗。而伊朗也借助这一有利趋势扩大了其在伊拉克的政治影响。尽管受制于有限的国力，伊朗在扩大地区影响力的战略战术上保持了一定的自我克制。但在特朗普政府看来，一个以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为轴心的“什叶派新月区”正逐步成型，并对美国及其中东(逊尼派)盟国构成挑战。

　　特朗普政府认为，经受长年制裁的伊朗之所以现在还有能力干预叙利亚、伊拉克事务，扩大在其中东地区的国际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奥巴马政府“错误地”签署了《伊核协议》，从而极大地缓解了伊朗的经济困境，因此，早在竞选时特朗普就多次声称要废除该协议。而在2017年10月的沙特—卡塔尔—伊拉克穿梭外交中，美国时任国务卿蒂勒森则明确宣称美国在中东的战略目标已经转向全面遏制伊朗。2018年5月8日，特朗普正式宣布，美国将退出《伊核协议》并恢复对伊朗制裁。此举被认为是美国落实全面遏制伊朗政策的标志，并有可能成为中东新一轮动荡的开端。

　　相较于美国，作为宿敌且缺乏必要战略缓冲区的以色列对来自伊朗的威胁感知更为强烈。伊朗经济的复兴和地区影响力的增强，尤其是其可能具有的核能力，在以色列看来都是致命且迫近的威胁。而美以“特殊关系”以及美国的院外游说集团又给予了以色列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美国中东政策的能力。因此，伊朗对以色列威胁的强化也同时提升了美国以伊朗为主要对手而实施“中东再平衡”战略的决心。

　　美以特殊关系的地区战略效应不仅表现为强化了美国—伊朗的固有矛盾，同时也加剧了美国与其他中东阿拉伯国家的矛盾，甚至包括其重要的地

　　区盟友。特朗普宣布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的决定在中东阿拉伯国家引发了普遍敌意，也进一步恶化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地缘战略环境。

　　综上所述，来自以色列的“拉力”与来自俄罗斯、伊朗和部分阿拉伯国家的“压力”，都使得美国无法减少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与资源投入。

　　(三)小结：“印太”战略的核心逻辑———“制衡”与“楔子”

　　综上所述，当前美国在国际层面面临两重困境：一方面，美国认为崛起的中国在安全和经济两个层面都已经对其构成威胁，故需要予以打击、回应;但另一方面，美国自身相对实力的下降使其难以应对不断增强的国际战略挑战(这是奥巴马和特朗普同时面临的困境)，同时又因为东欧战线(美俄和解失败且还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和中东战线(特朗普拒绝继承奥巴马对伊朗的外交遗产等)挑战增大，而无法继续像奥巴马一样从中东撤离并重新调整力量、集中于东亚来对付中国(这是特朗普面临的新问题)。简而言之，当前美国面临挑战严峻、目标过高，但资源不足、手段有限的困境。

　　上文在参考学界对大国应对崛起国可能反应模式的既有研究基础上，用排除法剔除了“预防性战争”、“遏制”、“追随”等选项。参照其他可能选项以及特朗普执政一年半以来的实际政策行为，本文推测其“印太”战略的核心逻辑可能为“对冲”(制衡与接触的混合体)与“楔子”(挑拨他国与中国的矛盾以分担制衡责任与成本)的结合体。具体详述如下。

　　1.“对冲”战略：接触与制衡并重，在安全与经济两个领域同时发力

　　“对冲”原为金融学术语，在被引入国际政治领域后，通常指在面对不确定性和高风险的情况下，国家采取多种对外政策的相互作用来抵消风险，或曰采取相反方向的战略选择来规避未来可能的风险与威胁。

　　“对冲”战略的早期研究者吴翠玲(EvelynGoh)等认为，东盟国家视崛起的中国为潜在威胁，于是加强与区域外大国美国的安全合作，以达到软制衡(softbalancing)中国的目的。它们既鼓励域外大国介入本地区的事务，以平抑中国运用自身强大实力改变地区秩序的图谋，同时又加强与中国的多方面联系，以使其接受既定的地区秩序，且尽可能避免自身与中国产生直接冲突。其“对冲”行为背后的逻辑是，这些国家无法判定中国崛起的国际后果，因而对这种不确定性采取一定的避险措施，以防范潜在的威胁，同时又不愿意放弃与中国(经贸)合作所能带来的明显收益。

　　除了上述对中小国家“对冲”崛起中国的研究，学者们也探讨了作为霸主的美国对中国的“对冲”战略。谭慎格(JohnTkacik)和麦艾文(EvanS.Medeiros)等学者认为，美国之所以对中国实施“对冲”战略，是因为美国无法确切判别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即中国有可能发展成为美国的友好国家，或曰国际社会的负责任的成员，但也有可能发展为美国的对手甚至敌人。如小布什政府就曾将中国定性为“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因此，美国为应对中国崛起及其所呈现出的不确定性，采取了融合与遏制两手并重的策略，即一方面试图将中国逐步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同时另一方面又采取围堵中国的强硬政策。“对冲”战略常用的政策工具包括接触、围住/束缚、防范、牵制、制衡等。

　　如果上述有关美国在小布什与奥巴马执政时期对华实施“对冲”战略的论述成立，那么联系前文有关特朗普政府对华相对实力增长与威胁感知的讨论，我们似可从逻辑层面推测，如果特朗普对华仍采取“对冲”战略，那么其适用性前提可能发生了两个根本性的变化。

　　第一，从基于“不确定性”到基于“确定性”。当前美国政策精英群体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负面确定性正在增加，即更多地认为中国不可能发展成一个如美国所期望的“民主化国家”;同时，中国持续增强的综合国力和迥异于美国的政治体制、发展模式在国际层面将对美国国家利益和美国模式(如“华盛顿共识”)形成挑战。那么按此逻辑，特朗普政府似乎应该放弃此前的“对冲”战略，而采取更为直接、强硬的遏制政策甚至预防性战争。然而正如前文所探讨的，诸多客观因素的确定性使得遏制、预防性战争等激进手段并不适用于当下的美国对华战略。因此，如果特朗普政府仍对中国实施“对冲”战略，其适用性前提已经从原先的“中国发展方向不确定”，转变为对某些较为确定的外部条件的成本—收益—风险评估，如中美当前实力对比、核大国间直接战争的巨大成本与风险、中美密切的经贸关系与人员往来、中美在朝核等问题上的安全合作需求等。

　　第二，从原来的“政治—安全领域制衡、打压，经济—贸易领域接触、合作”转变为在安全与经济领域同时采取既有制衡、规制又有接触、合作的新模式。特朗普执政一年半来的政策行为基本符合上述逻辑推演和行为预期。

　　在安全层面，特朗普继承了奥巴马时期的南海巡航行动，尽管在频度上有所下降，但这并不能证明其对华态度更为友善。因为在中美关系更为敏感的台海问题上，继与台湾地区领导人“通话”后，特朗普亲自签署《台湾旅行法》，推动美台高官互访，挑战中美关系的底线。但与此同时，美国也不断寻求在朝核等重大地区安全事务上与中国加强合作，且在中国对其挑衅表示强烈抗议后又往往做出缓和的姿态，从而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从动态角度看，一个明显趋势是，随着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和美国对华威胁感知的加强，其“对冲”战略日益向制衡、打压的一端倾斜。正如达巍所观察到的，冷战结束后，随着中美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位置从“美国在内、中国在外，美国强、中国弱”转变为“中美同为国际体系内两强”，美国对华战略中的消极成分比重也在逐渐抬升，从“接触”演进到“接触+防范”，再到奥巴马时期的“接触+规制”。在奥巴马时期，这种“规制”通过接触而产生作用，即2010版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宣传的“这种接触将加强基于权利与责任的国际秩序，打破规则的国家将产生

　　代价。”

　　在特朗普时期，美国同样试图规训(discipline)中国遵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与奥巴马政府不同的是，特朗普的规训不仅表现在安全领域，更突出体现于经济领域。近半年来，特朗普政府以贸易战、技术战为政策抓手，强硬要求中国主动采取措施减少在外贸中的对美出超;综合运用行政、外交、司法等手段，严厉打击中兴等中国高科技企业，其意图被广泛解读为“旨在打压中国制造2025”。然而，上述行为并不能说明美国已经在经济领域对中国发起“纳瓦罗式”的全面遏制。特朗普要实现改变所谓“不平衡、不公正”的中美贸易结构，其前提就是继续保持中美经贸联系，只有在贸易进行的过程中才能实现其减少逆差、增进就业;反之，如果真的进行全面经济遏制，即断绝中美经济往来，不仅在技术上不可行，在政策目标上特朗普也无法向议员和选民兑现其承诺。

　　2.“楔子”战略：离间中国与印、日、澳等“印太”国家的关系

　　特朗普上台后虽然出于反对民主党、拒斥奥巴马的考量，没有再提“亚太再平衡”概念，但其实际政策行为在本质上却依然以中国为主要反制对象，而“印太”则被认为是一种替代性理念。换言之，打压中国很可能仍是未来美国大战略的“刚需”，因此，无论美国以“亚太再平衡”战略或“印太”战略哪个名目提出，其本质是一致的，即阎学通所说的：“(特朗普)继续靠加强和盟友之间的合作来维持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主导权，这一点不会改变”。受此启发，我们猜测，除了“对冲”元素，特朗普“印太”战略可能还包含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楔子”战略(wedgingstrategy)。该理论的早期的研究者蒂莫西·克劳福德(TimothyW.Crawford)等认为，“楔子”战略的作用主要在于分化已有的敌对联盟或阻止潜在的敌对联盟正式形成;或用一国可接受的成本去阻止、破坏或弱化一个敌对性联盟，其主要目标包括对(潜在)敌对联盟的重组、解除、预阻、分化等。

　　克劳福德将“楔子”战略分为进攻性与防御性两种。前者指纳粹德国在扩张前夕，对可能联合反对它的国家实施分化、瓦解的措施，如加剧苏联与西方国家间的不信任和相互推诿等。后者指守成国面对带有侵略性的崛起国时，拆散、破坏其可能组建的联盟，或弱化、孤立所面临的主要威胁。根据上述分类，将中国视为威胁的美国很可能将其离间中国与其他印太国家关系的行为看作是某种“防御性”的“楔子”战略，旨在阻止中国拓展其国际影响力，防止其他重要(印太)国家加入中国所倡导的经济合作/一体化组织或安全合作组织。而在中国看来，美国加大对亚太与印度洋地区的渗透和控制，其行为本身就带有明显的侵略性。

　　美国当前面临的战略困境是，一方面，“美国优先”原则要求以内政为重，需要集中资源优先发展美国经济，解决自身就业，同时抛弃或至少削减包括提供安全保障在内的国际责任/义务;另一方面，由于美国认为，在东欧、中东、东亚三条战线同时面临俄罗斯、伊朗、中国等国不断上升的威胁，相对实力有限的美国不仅无法做到在全球层面的战略收缩，也无法做到类似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那样的局部战略收缩——通过缓和地区局势来减少在东欧、中东的资源投放，从而集中60%的海空军力量在亚太以应对中国。金灿荣更敏锐地观察到特朗普外交哲学中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他自己是个经济民族主义者，处处都要占便宜，要美国优先，但同时又希望世界继续尊它为领导。不是领导的行为方式，但又要大家称它为领导，这里面就有矛盾。”

　　面对上述“手段/资源与目标不相匹配”的困境，从逻辑上讲，大致有两种可能的解决途径：一是减少目标，即放弃部分战略地区的主导权，或者找到能够接替美国进行特定地缘竞争的国家/盟友，以推卸制衡责任;二是增加资源与手段，如采取改革措施快速提升美国国力，或者从盟国攫取更多资源。而从这个意义上讲，“楔子”战略可能是能够将上述两种途径结合起来达到最优解的战略手段，同时还可以解决“只占便宜、不给盟友好处却还想继续当领导”的问题。

　　具体来说，一方面，美国在中国与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等重要“印太”国家间打入“楔子”，即挑起它们之间的矛盾，或者扩大、恶化它们之间本已存在的分歧与敌意，能够使它们强化对中国的制衡行为，从而在客观上减轻美国制衡中国的压力。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在加强对抗中国的同时，必然会对美国产生新的、更大的战略依赖，包括美军支援、政治背书、经济援助等。这不仅可以强化美国的国际领导权，也能够为其带来经济上的实惠。从这个角度看，“楔子”战略是实现低成本“对冲”战略必不可少的配套措施，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值得说明的是，鉴于特朗普“交易主义”特色的联盟管理风格，我们有理由推测，他将使用不同于此前奥巴马等总统的方式协调与这些盟友的共同行动。例如，他可能不再以主动提供军事或经济援助、开放市场等手段来换取盟友的支持与忠诚，而是靠挑起事端，增大盟友与敌对国家(如中国)之间的矛盾来“倒逼”盟友，使其对美国的支持产生更大的需求与依赖，从而使美国在双边互动中获得更大的主导—支配权。为达此目的，美国所重点“挑拨”、同时也着力“扶植”的盟友应该是有较强综合国力的地区性大国，因为只有它们才有足够的实力抵消中国的影响力，同时还具有足够的支付能力以从美国购买武器和军用物资(而非获得无偿援助)，从而在客观上代替美国制衡中国的同时，还为特朗普提振美国经济、解决国内就业做出贡献，可谓一举多得。

　　特朗普一年半来的政策行为基本支持上述逻辑推理，下文从经验层面展开详述。

　　在话语层面，尽管特朗普本人并不看重美国建制派所极力倡导的民主、自由等价值观，但这并不妨碍他以工具理性(instrumentalrationality)的方式将这些观念纳入其“印太”战略中,作为话语策略(discoursetactics)既笼络盟友，又可定向排斥中国这样一个在地理上显然属于“印太”区域的国家。

　　在经济领域，特朗普在有关“印太”地区的演讲中反复强调该区域应保持自由和开放”。此处“自由和开放”实指美国只和与其政治制度与价值观类似的国家一起开放，其潜台词是如果不和美国共享政治制度与价值观，这样的国家美国将不会对其“开放”。可见，这种看似强调“开放”、“自由”的外交辞令背后是一种排他性的策略安排，或有助于美国在该区域建立排除中国的(经济)联盟体系。

　　在2017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特朗普的演说不点名地批判了某些国家拥有“庞大的国有企业”(colossalstate-ownedenterprises),以“政府规划者主导投资”(governmentplannersdirectinvestment)。他认为这些都是对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的破坏。他在演说中强调：“美国促进私人企业、创新和产业。其他国家却支持政府主导的工业计划和国有公司。我们遵守世贸组织关于保护知识产权和保证公平、平等市场准入的原则，他们却倾销产品、补贴商品、操纵货币并推行掠夺性产业政策。……我们不能容忍公然盗窃知识产权的行为。我们将直面那些强迫企业向国家转让技术、迫使他们建立合资公司以技术换市场的毁灭性行为。我们将解决那些对庞大的国有企业进行大量行业补贴、将私人竞争者挤出市场的问题。”很明显，特朗普的话语策略是将他所主张的“正确的国际经贸模式”与特定价值观相联系，然后用这种价值观框定美国所希望团结的国家，如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由此推断，如果“印太话语”进一步操作化和制度化，那么美国有可能通过建立一套全新的、带有极强排他主义性质的地区经贸制度安排而将中国边缘化。

　　必须说明的是，无论特朗普如何强调美国与特定亚太国家共享的价值观，在涉及经济贸易和国家利益时，其“商人治国”的特征表露无遗，如特朗普出访日本时公开发表演说称，美国在不公平的美日贸易中一直处于入超地位，因此必须重新谈判，就公平贸易协定达成一致，方能使美日“迅速化为友好关系”。在演讲中，特朗普还特意提醒日本注意周边安全，而提升安全保障的最佳手段就是增加对美武器进口。

　　在安全领域，正如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曾经预言的：“当中国不断增加权力时，中国的邻国和美国谁也不会袖手旁观，而会采取行动遏制它”。特朗普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不断地在中国的“印太”邻国的安全焦虑上做文章。例如，他曾使用类似的话语策略将价值观和地区安全事务联系起来：“我们必须主张对等共赢的原则，如尊重法治、个人权利、航行自由，包括开放的航道。这三个准则为志同道合的国家带来稳定、构建信任、安全和繁荣。”

　　很明显，在这段话中，特朗普将安全议题(南海争端、航行自由、开放航道)、价值观议题(尊重法治、个人权利)与他的经济主张——“共赢的原则”通过话语连接策略而捆绑在一起。如此则有可能使一些因与中国存在领土/领海/岛礁纷争而对美国安全保障存在较大诉求的印太国家默许其经济主张。与此同时，特朗普通过强调自由、开放的印太(afreeandopenIndo-Pacific)等理念粉饰其带有浓重(经济)民族主义和新孤立主义色彩的“美国优先”原则，并试图占领国际道义的制高点。

　　中印洞朗对峙事件可能是观察特朗普“楔子”战略实施办法和效果的有效案例?2017年6月18日,中印军队在洞朗地区开始对峙。约一周后的6月27日,印度总理莫迪访美并获高规格接待?其间印美就加强防务合作?印度高科技人才签证等广泛问题进行了对话?在美印元首会晤前夕,美国批准向印度政府出售22架MQ-9B“天空守护者”无人机及其配属设备?美国媒体称,这是美国第一次将此款先进的无人机卖给非盟国?印美会晤当天,美国国务院正式批准向印度出售价值3.65亿美元的C-17军用运输机一架?7月10日至17日,即洞朗对峙最严峻的时段,美国?日本和印度集结三国航空母舰在印度东部金奈港附近海域举行“马拉巴尔”年度海上联合军演,演习内容包括防空?反舰和反潜作战?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三国海上联合军演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延续了奥巴马执政时期建立的美日印三国安保合作体制;而选择这样敏感的时机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联合军演，也是向正在对峙中的中国发出强烈而明确的信号。

　　尽管到目前为止，尚无确凿证据表明印度在洞朗地区的行为是直接受美方指使或暗示，但从逻辑上讲，在洞朗事件前、中、后期，美国对印度批准军售、举行联合军演等实质性支持行动，显然使印度在强硬处理对华关系时更有底气和资本。而综合国力与中国仍有较大差距的印度一旦开启全面制衡中国的战略通道，那么印度对美国的战略依赖将大幅上升，美国对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也将随之提升。

　　事实上，不仅中国是特朗普“楔子”战略的目标，其他国家如伊朗等，同样受此影响。例如，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将修复与盟友关系、加大军售以及遏制伊朗等作为其中东政策的主要目标。为实现上述目的，美国刻意利用、挑拨沙特和伊朗在政治、宗教、安全以及历史记忆上的矛盾，进而导致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沙特对美国的战略依赖与军备采购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可见，挑拨、安插“楔子”都是特朗普式外交谋略重要且常用的手段。

　　单元层面的挑战与特朗普政府的应对

　　前文在体系层面从美国国际霸权护持的角度，梳理了美国所面临的全球与地区挑战以及可能的应对措施，总结出“印太”战略可能包含的两个核心逻辑——“对冲”与“楔子”。

　　本部分首先拟在单元层面从特朗普总统个人权位护持的角度出发，梳理其为维持必要的支持率、为获得中期选举和连任选举胜利所必须克服的国内挑战与阻力。其次从其必要的、较为确定的内政原则与政策出发，反推相关联的对外政策。最后在得到初步分析结果后，将其与前述对外政策分析结果相勘合、对照——如果一致，则说明此前推导的初步结论可信度较高;反之，则需着重讨论差异。

　　(一)特朗普总统权位护持的逻辑

　　国家中心主义主张从单元层面出发探讨国家的对外政策，认为对外政策是国内政治制度及党派斗争的产物。彼得·特鲁波维茨(PeterTrubowitz)的区域主义理论和杰克·斯奈德(JackSnyder)的国内联盟政治理论着重考察了美国政党政治、利益集团对外交政策的决定性影响。此外也有学者或根据美国国内贸易政治的菱形博弈分析框架，从总统、议会、利益集团和公众四方互动的角度考察美国贸易政策;或从性格和人格特征分析特朗普决策模式;或从政治制度、社会基础和竞选主张等角度研判特朗普上任后的对华政策。

　　特朗普与历史上其他美国总统有一定的不同。一般认为，特朗普借助民粹主义的力量，从居住于“铁锈地带”(GreatLakes/Rustbelt,5个州)、自认为是全球化和现行美国体制受害者的白人中产及中下层(男性)选民手中获取大量选票，击败美国建制派政客而当选总统。而他当选后，大量美国政治、经济精英分子对新政府持不合作立场，如联名拒绝出仕任职等。因此，从特朗普个人权位护持、政权延续的角度看，如何在继续保持“基本盘”选票支持的同时，赢得精英集团在财力、人力、影响力等方面的支持与合作，是其必须克服的主要障碍。基于这一考量，本文简化上述内政层面的分析模式，而着重探讨特朗普如何在精英集团和基层选民两个层面获取支持，以及该目标对其对外政策所产生的限制性条件。

　　(二)保持基层选民的选票以实现权位护持：产业、资金与就业回流

　　研究者普遍认为，缺乏执政和竞选经验的特朗普之所以能“意外”胜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湖区“铁锈地带”选民的“转换阵营”，尤其是其中的白人男性劳工阶层。这是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党政治呈“对等极化”格局以来，该地区与新英格兰地带(NewEngland,6个州)、中大西洋地带(MiddleAtlantic,5个州及华盛顿特区)等区域共同构成了民主党在美国东北部的稳定票仓。而此次大选中，“铁锈地带”的俄亥俄州、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及印第安纳州都转变为特朗普的支持者，仅伊利诺伊州依然留在民主党阵营。

　　在最近数十年来，美国中低收入的白人蓝领阶层在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政治光谱中越来越向保守主义靠拢，已经成为一个颇受学者关注的政治—社会现象。学者们对此有多种解释：他们受传统价值观和某些种族主义理念的影响;他们在民主党所鼓吹、倡导的全球化中属于失意者，认为自身窘境(如失业、收入锐减等)主要归咎于全球化对美国国内产业带来的冲击;民主党虽然较共和党更注重通过救济弱势群体来弥合贫富差距，但在该人群看来，其政策红利相当部分被外来移民和少数族裔所获得，而自身却所获甚少;该人群的上述不满，在民主党所推动、遵循的“政治正确”原则的“话语霸权”下缺乏足够的公开表达的舆论空间，因而长期处于压抑状态等。

　　在这一深层背景下，美国社会中所氤氲的民粹主义与严重分裂被特朗普团队利用，最终获得选战胜利。需要说明的是，在国际体系层面上，美国依然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即通过有利于美国的国际分工模式，借助美国占据绝对优势或相对优势的金融、科技创新、文化、高端制造业、服务业等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有利态势。但全球化在不同产业的效应不同，不同产业在美国各州的分布状态，以及美国自身财富分配机制所存在的固有问题导致了尽管在宏观层面美国作为整体受益于全球化，但在微观层面，特定产业、地区的美国公民却并未从中获得同等实惠。于是，这些中低收入白人蓝领阶层对现状的普遍不满与愤怒促成了学者们所称的“民粹主义”思潮，并将矛头对准了传统上由民主党、共和党建制派所把持的精英政治，希望看到“华盛顿政治圈外人”当选总统。

　　特朗普准确把握了上述美国社会潮流并相应地制定竞选策略、设计承诺。其总纲领在目标层面表现为“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AmericaGreatAgain)，而在方法层面则体现在“美国优先”原则上。具体到国内和国际层面，该原则不妨被分别归纳为国内产业“实心化”与国际责任“空心化”。

　　前者在社会层面针对的是过去多年来，美国在借助金融、服务业获益于全球化的同时，因产业转移而导致国内制造业凋敝、产业工人失业这一现象;而在政府层面，则是由于贸易的全球化使美国的税收大量流失，从而导致其政府债务水平不断攀升。当政府债务变得不可持续时，美国通过印刷钞票从全球购买货物的能力将受到削弱。

　　为扭转上述不利局面，特朗普打出“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口号并出台相应法规，约束美国企业家在境外投资，促进制造业回流;同时抬高贸易壁垒，减少他国制成品在美国本土的销售，保障美国企业所占份额和员工的收益。正如李巍和张玉环所总结的，“特朗普经济学”以其对内新自由主义(减税、减少国家管制、激发市场活力、削减政府开支等)和对外保护主义和本土主义(强调美国本土经济利益至上)的鲜明特征，迎合了美国中下阶层民众的心理，从而有助于特朗普维持其基本盘的民意支持度，从而巩固其总统权威及其连任诉求。

　　为达到上述国内政策目标(制造业回流)与政治目标(获取选民支持)，特朗普政府必然将在国际经贸领域采取经济民族主义的做法，如以加税等“贸易战”手段限制他国进口，以司法手段定向限制本国高技术含量的重要工业品出口，甚至以各种非常规手段改变游戏规则等。客观上讲，当世界其他地区(因美国军事干预)产生政治、经济或社会动荡后，对地区局势敏感的国际资金便有向美国大规模回流、寻求避险的可能，而该情况显然也有助于产业和就业向美回流。

　　与此同时，所谓国际责任“空心化”则要求特朗普政府推卸过去美国长期承担的大国责任，拒绝或减少国际公共物品的提供。该变化同时作用于经济和安全层面。在经济领域，特朗普退出奥巴马时期所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现在不愿意为了拉拢经济盟友而在市场准入、技术门槛等领域继续输出利益——这是违背其“美国优先”原则的。同理，在安全领域，特朗普外交在经历“学习曲线”，即“逐渐从竞选需要过渡到现实政治”后，尽管开始强调与盟国的安全合作以及美国的责任，但仍坚持要求盟友在军费分摊上做出重大让步，以此降低美国军费压力。

　　上述分析是从美国国内阶层/地域矛盾、社会分化、政党政治以及特朗普个人选票需求等角度出发，探讨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前文也已讨论了美国在国际体系层面受到中国挑战故而采取“对冲”的反制措施以实现霸权护持的策略考量。通过勘合比照不难发现，上述两组分析，虽然逻辑起点和推导路径不同，但最后的政策指向并无差别，故双重验证了本文有关特朗普在经济上对华实施“对冲”战略的观点。它由接触—合作与制衡—打压两个维度共同构成。而随着体系压力的增大以及国内氛围的改变，其中加强对华打压、制衡力度的一面正在不断强化。

　　需要指出的是，特朗普经济打压的主要对象虽然是中国，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会因贸易摩擦而对其他国家发起制裁或打压，甚至包括针对欧盟、日本、韩国等传统盟友。该现象既使中国获得与这些国家加强战略协作，坚定全球化、多边主义原则的机会，又使特朗普政府产生新的“楔子”动机，以离间、分化这些国家。

　　(三)争取精英集团的支持以实现权位护持

　　特朗普虽凭借民粹主义思潮而胜选，但就任总统后却面临着平息民粹主义、弥合社会分裂的挑战。如果说基层选民能够在大选期间提供选票支持，使其合法当选总统，那么(建制派)精英的合作则不仅作用于选举期间，更在其担任总统期间提供更加稀缺的效用，如在特朗普政府内出任要职，提供财力、物力及政治影响力的支持，在国会对总统提案的批准与授权等。与此同时，美国政治精英集团也从未放弃规训(discipline)特朗普的努力。因此，从特朗普个人权位护持的角度看，如何最大限度赢得精英集团的支持，同时又将他们的规范、限制作用降至最小，是必须审慎考量的现实问题。

　　首先，就美国外交的总体目标而言，特朗普在竞选时期对美国内政重要性的极端强调，曾使部分国际观察者产生错觉，误以为相对于奥巴马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globalleadership)的强调，特朗普将不再谋求美国全球霸权的护持。然而，三份美国官方报告都明确无误地提出“需要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实践美国的领导”、“强调美国优先既是美国政府的职责又是美国世界领导力的基础”等。

　　建制派坚决护持美国霸权/全球领导的决心表现在不同领域和对象上。具体到中美关系上，尤其是最敏感的台海问题上，受上述错觉以及特朗普“交易风格”的误导，早先甚至有学者建言，若中国减免美国国债或在东北亚区域安全问题上配合美国，便可换取“美国放弃台湾地区”。然而，这些战略设想很快便被特朗普一系列亲台且踩踏中美关系红线的举动所推翻——特朗普政府并未“出售”台湾地区，而是加大对台“出售武器”的力度。

　　类似地，在东欧和中东事务中，美国建制派的思维惯性和影响力并未因“圈外人”特朗普当选总统而消弭;相反，他们通过不同途径影响和规训特朗普，使其向美国外交战略的既定原则靠拢。

　　以美俄关系为例。特朗普在竞选时抛出一定程度敌视中国、亲善俄国的言论，引起国际观察者重视，猜测其有可能针对加速崛起的中国而模仿冷战时期美国“联华抗俄”的策略转而“联俄制华”。但在其当选后，在主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美俄关系依然沿着其既定的轨迹渐行渐远，并未实现转圜。

　　在美国国会、舆论界以及精英群体中，反俄情绪依然占据明显优势。在建制派的制衡下，即便特朗普有强烈解除对俄制裁的意愿，也难以真正实现。而“通俄门”调查则如高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成为建制派规训特朗普，防止其在美俄关系上突破常规的重要制度性手段。

　　在建制派看来，即便放弃有关“俄罗斯操纵美国大选”的指控，普京也始终在利用特朗普来实现俄罗斯国家利益。而在俄罗斯官方看来，这本质上是“美国建制派的‘恐俄症’(Russophobia)阻碍了特朗普对俄罗斯的倡议”。由此，特朗普夹在对俄转圜谈判与对国内两党议员的双层博弈之中：一方面，在“第一层次”(levelI)，他需要通过外交谈判、威胁、制裁等手段迫使强硬的普京在两国争夺的地缘政治目标上后撤，以捍卫美国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在“第二层次”(levelII)，他需要直面国内质疑。显然，两个层次的谈判与博弈都非易事。从“理性政治人”谋求选票和党内支持的基本假定出发，在两党建制派的重压之下，特朗普对普京个人层次的“好感”(假定确实存在)以及特朗普对“转圜美俄关系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观念的坚持都是相对次要的，最重要的是确保自身政治清白的公众形象(而非敌国设在美国的“代理人”)，以及获得权势集团的谅解与支持。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对普京及其亲信在个人层面施加精确制裁，有使国家矛盾向个人仇恨转移的迹象。此举虽然暂时满足了美国国内建制派的政策诉求，但也使美俄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实现和解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同理，美国国内犹太利益集团的影响使美国中东政策长期偏向以色列，美、以共同敌视伊朗、否定《伊核协议》激化了地区矛盾。此前特朗普出于维护国内公共安全考量而推出的《旅行禁令》，虽未执行，但仍造成了美国与伊斯兰国家/盟国的新隔膜。特朗普的“迁馆”决定尽管为其争取到犹太裔选民和游说集团的极大好感，但代价却是激怒了美国在中东的众多盟国。上述国内层面的因素共同作用，进一步将美国力量“锚定”于中东地区，使其无法被抽调到其他地区。

　　利益集团及其游说活动的合法性是美国既有政治与司法制度所赋予的。在“第二层次”的博弈中，利益集团虽然既不是协议的倡议者也不是批准者，但可对其施加关键影响。而在众多从事游说活动的利益集团中，亲以色列国的犹太利益集团拥有其他同行难以企及的政策影响力。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曾在详实证据的基础上得出结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政策是由美国的国内政治左右的，尤其是“以色列院外游说集团”的活动。“曾经有些利益集团改变过美国的对外政策方向，但从没有任何游说集团像这些集团那样，能够让美国的政策转到不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方向。”

　　以伊核问题为例。早在奥巴马在试图与伊朗达成核框架协定时，他就面临来自国内亲以游说集团的压力。由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mericanIsraelPublicAffairsCommittee,AIPAC)等组织牵头的游说组织投入了超过2000万美元的资金，敦促国会拒绝该协议，并建议在加强与以色列的同盟协作以维持对伊朗高强度经济压力的同时，提出新的协议以彻底关闭伊朗通向核武器的所有道路。对此，奥巴马以“扶左抑右”的策略进行反游说动员。

　　在特朗普时代，美国犹太游说集团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作用。早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就前往AIPAC大会发表演说，明确肯定以色列为美国“战略盟友”、“牢不可破的友谊”、“文化兄弟”以及“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并表示“我的首要任务是解除与伊朗的灾难性交易”。特朗普就职后也反复向以色列保障“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2018年3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访美时造访AIPAC并呼吁其努力动员美国“阻止伊朗”，同时促美尽早确认耶路撒冷为以首都。他还公开感谢特朗普的团队，尤其是其女婿库什纳对中东和平的承诺。对此，AIPAC不仅在其官网宣传、推广以色列政府对伊朗的定义(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义支持国、以色列与美国在中东共同的最大的长期威胁)及其“核威胁”，同时也以翔实的证据论证该组织在促成美国政府与公众“正确认知”伊核问题、接纳以方观点上所做出的贡献。特朗普2018年5月13日正式拒绝继续向国会证实伊朗遵守《伊核协议》，同时公布美国最新对伊朗战略。美国务院前中东问题政策顾问戴维·米勒(DavidMiller)在采访中也描述了以色列旨在推动美国中止《伊核协议》的具体行动。

　　如果从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的观点看，美国将自身中东战略与以色列“绑定”不利于捍卫美国国家利益，是非理性行为。然而从特朗普个人权位护持的角度看，在党内无铁杆盟友、党外挑战严峻、执政基础不足的困境下，将自身与美国最有权势和影响力的利益—游说集团“绑定”，是典型的“政治人”理性行为。“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或许可被视为对该行为的一种古老的东方注脚。

　　结论与启示

　　(一)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逻辑

　　总结全文不难判断，美国“印太”战略是特朗普政府在国际、国内双重博弈中，面临一系列两难困境下的产物。

　　第一是“全球战略收缩”的困境。按照特朗普所提出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总目标和“美国优先”总原则，客观上美国的确需要采取一种类似中国“韬光养晦”的大战略，以实现全球战略收缩，从而集中资源充实国内发展，重新打造美国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然而，美国在全球层面所面临的不断上升的威胁与挑战又使得特朗普政府无法实现战略收缩，加之国内(军工)利益集团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反而进一步提高军费，强化全球领导权/霸权的护持力度。

　　第二是“遏制中国挑战”的困境。中国加速崛起导致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缩小，同时对中国政治模式、发展道路及其国际影响的未来预期日渐清晰，这些都使美国产生愈加强烈的打压、围堵中国的动机与决心。然而中国既有的实力与体量、核大国间直接军事冲突的巨大风险、中美在安全与经贸领域的密切联系等因素，使美国既无法对华实施预防性军事打击，也无法像冷战时期对付苏联那样采取传统意义上的“遏制”政策，而只能在制衡、规训中国的同时，保留在安全与经贸领域的接触与合作，故采取“对冲”战略。

　　第三是“集中资源应对中国挑战”的困境。在总体实力有限的给定前提下，为集中力量应对中国挑战，奥巴马时代的美国采取了缓和中东(如与伊朗签署框架协定)、东欧战线(但因“克里米亚事件”而失败，美俄重回对抗)的做法以集中资源实现“亚太再平衡”。

　　然而特朗普上台后，出于国家利益考量以及国内游说集团的影响，美国大力强化与以色列的同盟关系，并绑定共同战略目标，废除《伊核协议》，同时又因“迁馆”问题激怒了部分阿拉伯盟国。在叙利亚问题上，俄罗斯占据优势。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有建成“什叶派新月区”的趋势。这些因素都将美国力量“锚定”在中东地区。

　　同时，美俄缓和失败导致对抗加剧的趋势也使其无法从东欧战略方向撤离。因此，美国迫切需要寻找帮手和盟友，以分担制衡中国的战略压力。

　　第四是“通过援助盟国以拉拢其共同制衡中国”的困境。冷战时期，美苏竞相资助同盟国打“代理人战争”。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通过让利的形式试图组建TPP等区域性合作组织定向排斥中国，这就要求美国对盟国支付报偿、提供好处，以换取其战略上的支持，而这与特朗普“美国优先”原则、试图与所有经贸伙伴重定更加“公平”、“对等”协定的做法背道而驰。面对“既要继续做盟主，又不想提供好处”的两难，美国只能靠“楔子”战略，即通过挑拨、恶化中国与其他(印太)国家的关系，使这些国家自己内生出加强制衡、围堵中国的战略需求，从而在代替美国对抗中国、减轻美国战略负担的同时，进一步加深对美安全保障与经济支持的依赖性，从而强化美国的地区和全球领导力。

　　美国选择印度、日本、澳大利亚为实践“印太”战略的主要合作伙伴，却忽略其他重要地区组织(如东盟等)与国家，可能有其对美国支付能力的考量。美国既然不打算以传统的、提供大规模军事和经济援助的手段拉拢盟友对抗中国，而是以“楔子”战略激发当事国对中国的敌意与对美国的依赖，同时还希望从中获取经济利益，那么从特朗普“商人总统”交易风格出发，就需要选择印、日、澳等具备较强支付能力的国家为战略伙伴，如此方能以军售而非无偿援助的方式既达到战略目标，又换取经济收益。

　　(二)其他印太大国对美国“印太”战略的初步反应

　　“印太”成为美国官方话语与战略，时间仅有半年，因此人们很难对其效用进行精确的评估。但从最近中印、中日等重要双边关系的戏剧性转圜似乎仍可窥见端倪，或有助于深刻认知“印太”战略的内在矛盾与张力。

　　自洞朗事件到2018年春节前夕，中印关系尚未转圜。在这一期间，印度总理莫迪访问藏南、马尔代夫政局动荡、印度批评中国海军在印度洋的活动等，使两国关系继续保持低位运行。但3月后印度开始调整对华方针，顺此趋势,中印缓和的高潮发生在4月27日和28日印度总理莫迪访华，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武汉举行非正式会晤。两国领导人同意构建中印间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增进政治互信，扩大利益交融，妥善管控分歧，实现共同发展。在6月的香格里拉峰会上，印度的表现相对也比较平和。总之，半年来，印度并未执行如美国“印太”战略所设想、期望的强烈反华政策。

　　类似地，中日两国首脑间的高层互访在中断八年后，在本应因“印太”而更陷低估的时候，却“意外”实现戏剧性转圜?继王毅外长访日、习近平主席与安倍通话后,李克强总理于2018年5月9日至11日期间正式访问日本，参加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并发表《联合宣言》?

　　中国几乎在同一时间段与印度、日本这两个不久前还存有激烈对抗且最为美国“印太”战略所寄予厚望的周边大国实现外交转圜，似乎难以用偶然来解释。本文提出若干猜测试图理解“印太”战略在上述转圜中所扮演的非预期(unanticipated)的催化作用。

　　首先，在美国“印太”战略初次提出时，印度、日本等国持明显正面态度，毕竟这一概念更早地进入了他们的学术和政策话语体系。然而，在此后的战略互动中，日、印作为美国的同盟国和战略伙伴，不仅并未因参与“印太”战略而得到美国的切实援助，甚至在经贸协定、军费分摊、开放市场等一系列对美双边互动中，“无差别”地遭到美国打压。

　　其次，特朗普以“不确定性”作为商业和政治斗争的重要手腕，在提升对手预判其行为难度的同时也推高了交易成本，也同时损害了美国国际战略信用(internationalstrategiccredibility)，使对手和盟友都对其威胁或承诺的可信性产生怀疑。

　　相比之下，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周边方略更为稳健与透明，且谋求双方互利共赢。无论是参与“一带一路”，还是加入亚投行，参与国都能在与中国的互动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中国讲求诚信的外交原则也提升了本国的战略信誉，故在与特朗普模式下“印太”战略的国际比较中，中国表现出更强的吸引力。此外，半岛问题的意外转圜等重大事件可能也起到了敦促日本转向，以免被地区安全事务疏离的作用。

　　上述推测的有效性尚有待进一步检验。

　　(三)中国的应对之策

　　综上所述，美国“印太”战略深刻地打上了特朗普执政风格的烙印，为其运行埋下了隐患。中国对其宜保持战略定力，在审慎研判的基础上应积极、主动化解，化危为机。第一，在话语层面上，中国不宜过度反应。战略话语作为战略实践的产物，本身具有“自我实现的预言”之属性，即当美、印、日、澳以及中国等“印太”区域内的当事国都广泛地使用该术语表述各自对安全、经贸、秩序的理念和诉求时，该理念便很可能如先前的“亚太”话语一样(按照美国的战略诉求)被实体化了。

　　同时，中国也不宜完全无视该话语，或自我设限不参与相关的国际政策与学术研讨，否则有可能使中国既无法在第一时间获悉美国等国在“印太”话语与战略实践上的最新动向，更无法将本国理念与利益诉求注入相关议程之中，从而导致中国国家利益被他国无视甚至损害。因此，比较可行的方法是有选择地参与“印太”话语的讨论与建构，而最核心与关键的措施是，在讨论中加入能体现并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新理念、新议题，如“印太地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印太地区与‘一带一路’”，在与他国共同建构“印太”理念的过程中，解构原本由美国等提出的不利于中国的部分，并借话语替代策略将其更换为其他有利的理念。

　　第二，在“内线”主守势，即在安全领域继续奉行自我克制的战略传统，借助“非战争军事行动”(如岛礁建设、公路/铁路修筑、边境战备与生活设施的改良与升级等)在不与美国及其他“印太”邻国爆发直接军事冲突、及时管控危机的前提下，以较低的成本和可控的风险维护国家利益与主权。

　　在经贸领域，中短期内主要是有节制地对特朗普的贸易战、科技战予以对等反击，谋求“以战止战”，即通过有针对性的打击迫使美方与中国和谈，从而在有限让步的条件下达成无损于中国经济发展、产业升级之根本利益的新条款，平息中美贸易争端。在该领域，中国似无必要主动出击或自行提升对抗等级，而宜以降低对抗、谋求合议为指针。从长远看，改变中国当前在中美经贸关系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根本办法还是在于内部改革，需以激励并立法保护科技创新、知识产权等。

　　第三，在周边，中国应采取与特朗普相反的行动以团结邻国、化解矛盾。如果本文的分析正确，那么，特朗普自以为行之有效的“模糊策略”(strategicambiguity)可能已经大幅透支美国多年积攒的国际战略信誉，并影响盟友或友好国家对美国的战略预期与互动。相反，中国适宜以“构建亚洲/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亚投行等理念、政策抓手向国际社会释放善意和确定性，进一步化解、缓和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邻国的战略矛盾，求同存异，在捍卫共同利益(如全球化、多边主义、公平贸易等)的过程中减轻他们因参与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而敌视中国的程度。在这一过程中，除了政府层面的官方外交，公共外交(如公司、非政府组织、学会/协会、省/州、个人等)亦有较大的发挥空间。

　　在特朗普的“印太”战略顶层设计中，或许受意识形态、民主价值观的影响，或许是考虑到经济实力与支付能力，作为地理上印太地区的中心、战略上可能发挥重要作用的东盟并未得到美国应有的重视，这似乎是该战略的一个重要短板与漏洞，值得关注和利用。在相继转圜因南海问题而恶化的中菲、中越等双边关系后，中国与东盟的关系近年来得到整体提升。故中国需进一步加强与东盟在“10+3”等多个地区框架内的经贸合作，同时又在合适的时机以合适的理由、方式将经贸合作向安全领域拓展。中国可以先以非传统安全合作入手，如机制化的联合反恐、海上搜救演习等，待互信提升、时机成熟则可拓展到传统安全领域。在现阶段推动“中国—东盟安全与经济共同体”的建设，将为进一步建成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奠定基础。

　　第四，在“外线”巧妙使用物质力量，即中国在恪守“只结伴，不结盟”大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审慎地加强与俄罗斯、伊朗等国的战略协作，有可能利用当前美国在东欧与中东两条战线上面临更大挑战的有利趋势，变相转移矛盾焦点，减少在东亚—西太平地区的正面压力，从而创造性地实现地缘战略上的“围魏救赵”，为度过“崛起瓶颈期”再造一个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