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理泰：中美俄三角关系之于中国崛起的前景（上）

　　薛理泰：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研究科学家。本文为钝角网独家稿件，转载须获得本站授权。

　　中印两国近期发生的边界对峙事件，以印军撤离告终。境外媒体探讨谁是最终赢家时，众说纷纭。中国国防部发言人8月底指出：“中国军队前推作战部署，加强针对性训练，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权益，为推动洞朗事件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若论军事威慑对结局的影响以及究竟谁是赢家，上述评语堪称一语中的;至于协议的其余部分，则是题中应有之义。

　　毛泽东曾经说，合适的对策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这是指一人张开弓，变动一下站姿，作势将要射击，却不把箭射出去，对敌人造成威慑，达到目的，却不面对“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境地，不至于一发不可收拾。这或许适用于北京对待这次中、印边界对峙的方略，着眼于最终回到“和为贵”的外交轨迹。

　　值此中国崛起未竟之际，内外困扰丛集，在博弈决策时尤须放眼远大，谋定而动。想深一层，这次中、印对峙以和平方式落幕，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前景具有更深远的战略意义。

　　大位不以智取顺守为上

　　“大位不以智取”。无论臻于一国至尊抑或全球老大的地位，半由天意半由人，决非仅靠人谋所能争得。十九世纪末，美国GDP已经超过英国，截至二战结束，在国际事务中，美国却无意同欧洲列强争一日之雄长。对比之下，始则德国、日本逞强妄为，继则苏联逆势而动，终于一枕黄粱。睽诸二战后美国继英国成为龙头老大的经验，大国要崛起，纵使世界没有步入热核时代，也只能顺势而下，不宜逆势而上。

　　天道无常，天意不可知。国势对国家兴衰却会产生重要的作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大劫难与中国擦肩而过，有惊无险。之所以如此，不但关乎中枢适宜的应对方略，与中国蒸蒸日上的国势亦不无关系。

　　1989年北京爆发“政治风波”，此时中国改革开放才发轫，面对西方严峻的制裁，不啻一场劫难。1991年初海湾战争爆发。邓小平抓住契机，次年初南巡，推动深化改革，经济旋即上了一个台阶。

　　2001年布什总统执政，拟以新发于硎的军力对中国施压。九一一恐袭事件爆发后，美国将军力从西太平洋调往中东地区。2003年，美英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后果等同于越战。中国躲过了一场劫难。十余年间国力跃上几个台阶，已非当年吴下阿蒙可比矣。

　　2011年，美国外交、军事和经济三管齐下，落实“亚太再平衡”战略。2012年、2013年，美国前后任防长出席香格里拉对话时强调，美国各军种均将在亚洲保持60%的军力，并优先部署先进武器。中国周边压力剧增。2014年，俄罗斯将克里米亚从乌克兰分裂出去，接着介入乌克兰东部分离团体与乌克兰军队的内战。对美欧说来，“西线无战事”已成明日黄花。美国采取了因应的军事手段，牵制了“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执行力度。如此，中国又逃过了一场劫难。

　　中国雄踞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以后，日本、美国犹如芒刺在背，于是中国在国际上多方位面临阵阵罡风，席卷而至。十八大以后，中国国势依然拾级而上，业已三次“消祸于无形”。

　　第一次，正当南海争端愈演愈烈之际，2016年7月12日，荷兰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对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作出裁决，否定了中国坚持的“九段线”内对南海海域和岛礁拥有的历史权利，并认同了菲律宾提出的一应诉求。南海是美日军方可以扬长避短，适宜对中国施加压力的首选地区。此时周边国家蓄势待发，域外强国跃跃欲试。孰料刚上台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与其前任截然不同，改弦易辙，采取了与中国友好协商的立场，对域外强国借题发挥的用意，一举予以釜底抽薪。即此一端，起到了“防患未然”的作用。一场潜在的危机就此化解。

　　第二次，美国面临中国崛起的前景，认为这是对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具有颠覆性的挑战，因而一度诉诸提升美、俄关系。不久前基辛格向特朗普献策，美国应该锐意改善美、俄关系，作为牵制中国的重要步骤。此说确否，待考。笔者宁可信其有。

　　依据之一是基辛格一贯崇尚奥匈帝国首相梅特涅的外交政策，而梅特涅在其近三十年的首相生涯中，被誉为欧洲“均势外交”的操盘手，要旨就是在周边国家中联合弱者挫败强者。时至今日，俄国综合国力自然远逊于中国，是弱者，是美国联手以抑制强者的合适对象;依据之二是当年基辛格出于牵制苏联，选择中国作为改善关系的对象，主要理由正是假设美国有两个假想敌国，要进行合作，肯定是挑选弱智而不是强者。

　　特朗普政府正待落实基辛格的建言，却被美国国内追究“通俄门”的调查腰斩了，无疾而终。这一番调查迫使特朗普在对俄外交上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政策，严厉的对俄制裁随之而来。于是俄罗斯不得不往中国又靠拢了一步。在这场大国博弈中，中国手中多了一张牌。

　　第三次，今年中、印边界对峙旷日持久，两国军方摩拳擦掌，战争阴影日趋浓郁。中国鉴于来自西太平洋的军事冲突可能危及京畿地区和经济最发达的沿海地区，所以定之为主要的战略方向。至于周边其他地区发生的动乱乃至战乱，与来自西太平洋的军事威胁相比，恰如癣疥之疾与心腹之患的关系。幸而北京老神在在，战略定力非凡，终于杜绝了此刻中国与印度爆发战争之际，域外强国或许在形势必要而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在西太平洋趁机发难而兵锋直指京畿的隐患。

　　这三次中国化险为夷，可以看作又是天祚中国。今日中国国势仍然处于上升阶段，实现“中国梦”，事犹可为。鉴往知来，在国家崛起未竟之际，谚曰“势不可用尽”，则尤须令人怵惕。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举世滔滔，犹如战国时代七雄争霸局面的现代版。就战略家而言，对局部利弊的考虑，必须置于全球战略博弈的框架之下，这是大战略谋划的决定性要素。诚所谓“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尽管美中贸易战方兴未艾，眼前中国经济又持续下行，似乎往年经济荣景不再。然而，客观地说，中国工程能力、经济活力以及当局决策对经济发展方向的引导作用，较诸美欧日等强国，依然略胜一筹。

　　近年中国没有犯过重大的决策失误，综合国力多年处于坐二望一的地位，骎骎乎直奔龙头老大而去。最终国家能否崛起于世界，取决于未来五六年内，世局是否会爆发颠覆性的突变。

　　倘若在这一期间，中国能够避免成为周边冲突的矛盾焦点，一跃而为邻国互相平衡的有力协调者，则国家崛起必然在望。假如中国不论以何等原因，终于沦为周边冲突的矛盾焦点，则盛世前景难免被境外强权横刀夺爱，与国家崛起交臂失之。如是，殊为智者不取。这一判断应该是不容置疑的。

　　近现代史上，中国两次处于复兴的状态，最终都被“蕞尔岛国”日本以武力击破。举世注目之下，盛世难乎为继，强国终成泡影。

　　第一次，清朝平定了太平军、捻军和西北回军掀起的内乱，沿海各省锐意兴办洋务，近代工业蓬勃发展，远非前阶段半壁江山沦于内乱的情况可比，史称“同光(同治、光绪)中兴”。甲午战争中，日本击败中国，十余年后清朝覆灭。民国初年皖系、直系、奉系等军阀长期混战，出现“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乱世局面。

　　另外一次，1927年至1936年是民国时代经济发展最快速的十年。当时中国国内政治也日趋稳定。日本少壮派军人懔于中国发展势头，怕错失侵华的时机，乃是日本在1937年锐意侵华的考量之一。最终中华民族被击倒在血泊之中。

　　可见盛世之毁，诚转瞬间之事。放目全球，混沌不清。何况，依据中国国情，外患可能触发内乱，内乱也可能招致外患，甚至两者双管齐下。这一突发状况，不能不防。

　　过去毛泽东告诫：“敌存灭祸，敌去招过。”确实是他多年处理诡秘复杂的政务时的经验之谈。当前中国几乎面临内外全方位的挑战，未必全是负能量，要点在于如何运筹帷幄，在战略博弈中占得先鞭。

　　国家兴衰取决于战略谋划

　　若干学者将国家兴衰的因素，归诸于政治体制改革。诚然，这是至理名言。可是，禀性大开大合的战略家面对变化莫测的世局，还要顾及关键性的变数，以及这些变数对于大时代产生的推动作用。

　　若论军事打击力量之犀利无双，民主体制之合乎民心，决策机制之科学合理，财经、科技、教育、工农业之雄厚发达，当代应该数美国为最，环球无出其右。然而，近年也囿于内外交困。美国陷身于伊拉克、阿富汗两场反恐战争，难以自拔;金融海啸爆发后，经济多年欲振乏力;如今国内又出现政治乱象，涉及国家发展方向的左右之争席卷方张。

　　值此期间，在美国，举凡政治体制、决策机制以及财经、科技、教育、工农业各项支撑基础，并无任何变动。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国势呈现阶段性走下坡的迹象?

　　之所以如此，无非是布什政府尤其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上有所缺失。系列性变局之酝酿、发酵，肇因于美国在发动此战的战略谋划上犯下了严重错误，以致美国最终在战役上打赢了，却在战略上打输了，因为美国根本无法达成战前制定的战略目标。无怪乎前国务卿克里称：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这说明一个国家大战略谋划是否稳妥允当，对该国兴衰的重要性不亚于体制、机制及各项支撑基础。鉴此，最高领导人之睿智以及由决策层制定并为精英群体普遍接受的正确的国家大战略，确实是决定国家兴衰的最具有活力的要素。在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在评估国际热点问题的走向及国内施政的利弊得失时，这条规律甚至更为适用。

　　治国犹如医病。对治国方略的建言，须兼顾紧迫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一国当局面对棘手的内外隐患，牵一发而动全身，更应该着重于战略谋划。谋划得当，事半功倍;反之，则事倍功半，甚至有土崩鱼烂之忧。

　　基本国情之于世局

　　谈到实现“中国梦”，中国必然要与世界列强互动和较量，则先要领悟基本国情和当前世局。若就对外关系而论，中国基本国情至少有四个弱点：

　　一是“老大、老二”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易调和整合，这成为左右美中关系未来走向的主旋律。睽诸古今中外历史，老二均不易为。老大、老二彼此互动之际，都有“树欲静而风不止”之感。

　　二是中国身陷核包围圈中。中国在四边都要面对核武器国家或域外强国在中国周边部署的核武器，而且拥有核武器的邻国多在历史上与中国有领土纠纷，现在又与中国仅隔着一座山脉或一条界河紧张对峙。边界纠纷须在核对峙的背景下处理，形格势禁，令人进退维谷。在世所公认的五个核大国中，中国核态势尤为险恶。

　　三是美国、苏联作为二战的战胜国，邻国比较弱小，受美、苏两国的影响也比较大，美、苏相继跻身为超级大国时，周边邻国未曾给予牵掣。中国周边环境远不能与此相比，在崛起过程中难以从邻国寻找突破口。中国与不少邻国存在历史恩怨和现实的利益冲突，周边关系相当复杂。这些邻国动辄掉头转向域外强国寻求支持。这一周边格局迫使中国容易沦为区域性的矛盾焦点。这是另一个制约中国崛起的不利的外部因素。

　　四是中国缺少坚定的盟国，若论国际话语权，中国也付诸阙如。一旦“老大、老二”之间爆发激烈的冲突，老三、老四、老五出于不愿既定的全球格局出现大的动荡的盘算，势必站在老大一边，而其他国家如老七、老八以及诸小国，在多数情况下，亦出于切身利益或红眼病作祟，或者“选边站”，出头启衅，或者加入反华大合唱，摇旗呐喊。届时隔岸观火、幸灾乐祸者，就算对华态度“友好”了。这是世界各国在心理上、利益上已经习惯于既定的全球格局所致。

　　再说热核时代体现在大国战略博弈上的世局特点。中外学者竞相引述“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推断一场全面战争将成为美、中两国之间不可避免的最终选择。笔者认为，这是引喻失义。

　　核武器面世，以其令人毛骨悚然的毁坏力，打破了这一条规律。否则，以冷战时代美、苏两国争夺全球霸权触发的矛盾之尖锐、持久，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是早就爆发了?“冷战”这一大国争霸的新形式，又如何可能主宰世界政治格局近半世纪之久?

　　反观冷战史，可以发现一条新规律，即核武器问世以来，在核武器国家之间从来就没有爆发过战争，甚至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边界冲突。概言之，区域和平乃至世界和平得以维持，均拜核导弹这一终极武器所赐。

　　1969年苏联企图对中国发动核袭击，形势危急。最终苏联核战争计划胎死腹中。究其底蕴，当年中国核武库尽管弱小，数十枚东风2号中近程核导弹却也瞄准了苏边境城市和军事要地。况且美国警告苏联，不准对中国实施核打击，并启动了核武器的应急程序，作为因应手段。这些因素导致苏、中军事对峙逐渐趋于缓和。

　　简言之，核武器问世，从根本上扭转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一说法的有效性。正是“冷战”这一新形式，才体现了超级大国之间在热核时代既斗争又妥协的特殊关系。

　　美、中矛盾固然尖锐，难以调和，却尚不致于以全面战争的形式达到你死我活的目的。中、美都是核大国，一旦爆发全面战争，必定滑入核战争，殆无疑义。这一局面为任何理智的政治家所不取。

　　(未完待续，下半部分敬请继续关注钝角网)

　　薛理泰：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研究科学家。本文为钝角网独家稿件，转载须获得本站授权。

　　中印两国近期发生的边界对峙事件，以印军撤离告终。境外媒体探讨谁是最终赢家时，众说纷纭。中国国防部发言人8月底指出：“中国军队前推作战部署，加强针对性训练，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权益，为推动洞朗事件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若论军事威慑对结局的影响以及究竟谁是赢家，上述评语堪称一语中的;至于协议的其余部分，则是题中应有之义。

　　毛泽东曾经说，合适的对策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这是指一人张开弓，变动一下站姿，作势将要射击，却不把箭射出去，对敌人造成威慑，达到目的，却不面对“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境地，不至于一发不可收拾。这或许适用于北京对待这次中、印边界对峙的方略，着眼于最终回到“和为贵”的外交轨迹。

　　值此中国崛起未竟之际，内外困扰丛集，在博弈决策时尤须放眼远大，谋定而动。想深一层，这次中、印对峙以和平方式落幕，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前景具有更深远的战略意义。

　　大位不以智取顺守为上

　　“大位不以智取”。无论臻于一国至尊抑或全球老大的地位，半由天意半由人，决非仅靠人谋所能争得。十九世纪末，美国GDP已经超过英国，截至二战结束，在国际事务中，美国却无意同欧洲列强争一日之雄长。对比之下，始则德国、日本逞强妄为，继则苏联逆势而动，终于一枕黄粱。睽诸二战后美国继英国成为龙头老大的经验，大国要崛起，纵使世界没有步入热核时代，也只能顺势而下，不宜逆势而上。

　　天道无常，天意不可知。国势对国家兴衰却会产生重要的作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大劫难与中国擦肩而过，有惊无险。之所以如此，不但关乎中枢适宜的应对方略，与中国蒸蒸日上的国势亦不无关系。

　　1989年北京爆发“政治风波”，此时中国改革开放才发轫，面对西方严峻的制裁，不啻一场劫难。1991年初海湾战争爆发。邓小平抓住契机，次年初南巡，推动深化改革，经济旋即上了一个台阶。

　　2001年布什总统执政，拟以新发于硎的军力对中国施压。九一一恐袭事件爆发后，美国将军力从西太平洋调往中东地区。2003年，美英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后果等同于越战。中国躲过了一场劫难。十余年间国力跃上几个台阶，已非当年吴下阿蒙可比矣。

　　2011年，美国外交、军事和经济三管齐下，落实“亚太再平衡”战略。2012年、2013年，美国前后任防长出席香格里拉对话时强调，美国各军种均将在亚洲保持60%的军力，并优先部署先进武器。中国周边压力剧增。2014年，俄罗斯将克里米亚从乌克兰分裂出去，接着介入乌克兰东部分离团体与乌克兰军队的内战。对美欧说来，“西线无战事”已成明日黄花。美国采取了因应的军事手段，牵制了“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执行力度。如此，中国又逃过了一场劫难。

　　中国雄踞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以后，日本、美国犹如芒刺在背，于是中国在国际上多方位面临阵阵罡风，席卷而至。十八大以后，中国国势依然拾级而上，业已三次“消祸于无形”。

　　第一次，正当南海争端愈演愈烈之际，2016年7月12日，荷兰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对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作出裁决，否定了中国坚持的“九段线”内对南海海域和岛礁拥有的历史权利，并认同了菲律宾提出的一应诉求。南海是美日军方可以扬长避短，适宜对中国施加压力的首选地区。此时周边国家蓄势待发，域外强国跃跃欲试。孰料刚上台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与其前任截然不同，改弦易辙，采取了与中国友好协商的立场，对域外强国借题发挥的用意，一举予以釜底抽薪。即此一端，起到了“防患未然”的作用。一场潜在的危机就此化解。

　　第二次，美国面临中国崛起的前景，认为这是对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具有颠覆性的挑战，因而一度诉诸提升美、俄关系。不久前基辛格向特朗普献策，美国应该锐意改善美、俄关系，作为牵制中国的重要步骤。此说确否，待考。笔者宁可信其有。

　　依据之一是基辛格一贯崇尚奥匈帝国首相梅特涅的外交政策，而梅特涅在其近三十年的首相生涯中，被誉为欧洲“均势外交”的操盘手，要旨就是在周边国家中联合弱者挫败强者。时至今日，俄国综合国力自然远逊于中国，是弱者，是美国联手以抑制强者的合适对象;依据之二是当年基辛格出于牵制苏联，选择中国作为改善关系的对象，主要理由正是假设美国有两个假想敌国，要进行合作，肯定是挑选弱智而不是强者。

　　特朗普政府正待落实基辛格的建言，却被美国国内追究“通俄门”的调查腰斩了，无疾而终。这一番调查迫使特朗普在对俄外交上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政策，严厉的对俄制裁随之而来。于是俄罗斯不得不往中国又靠拢了一步。在这场大国博弈中，中国手中多了一张牌。

　　第三次，今年中、印边界对峙旷日持久，两国军方摩拳擦掌，战争阴影日趋浓郁。中国鉴于来自西太平洋的军事冲突可能危及京畿地区和经济最发达的沿海地区，所以定之为主要的战略方向。至于周边其他地区发生的动乱乃至战乱，与来自西太平洋的军事威胁相比，恰如癣疥之疾与心腹之患的关系。幸而北京老神在在，战略定力非凡，终于杜绝了此刻中国与印度爆发战争之际，域外强国或许在形势必要而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在西太平洋趁机发难而兵锋直指京畿的隐患。

　　这三次中国化险为夷，可以看作又是天祚中国。今日中国国势仍然处于上升阶段，实现“中国梦”，事犹可为。鉴往知来，在国家崛起未竟之际，谚曰“势不可用尽”，则尤须令人怵惕。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举世滔滔，犹如战国时代七雄争霸局面的现代版。就战略家而言，对局部利弊的考虑，必须置于全球战略博弈的框架之下，这是大战略谋划的决定性要素。诚所谓“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尽管美中贸易战方兴未艾，眼前中国经济又持续下行，似乎往年经济荣景不再。然而，客观地说，中国工程能力、经济活力以及当局决策对经济发展方向的引导作用，较诸美欧日等强国，依然略胜一筹。

　　近年中国没有犯过重大的决策失误，综合国力多年处于坐二望一的地位，骎骎乎直奔龙头老大而去。最终国家能否崛起于世界，取决于未来五六年内，世局是否会爆发颠覆性的突变。

　　倘若在这一期间，中国能够避免成为周边冲突的矛盾焦点，一跃而为邻国互相平衡的有力协调者，则国家崛起必然在望。假如中国不论以何等原因，终于沦为周边冲突的矛盾焦点，则盛世前景难免被境外强权横刀夺爱，与国家崛起交臂失之。如是，殊为智者不取。这一判断应该是不容置疑的。

　　近现代史上，中国两次处于复兴的状态，最终都被“蕞尔岛国”日本以武力击破。举世注目之下，盛世难乎为继，强国终成泡影。

　　第一次，清朝平定了太平军、捻军和西北回军掀起的内乱，沿海各省锐意兴办洋务，近代工业蓬勃发展，远非前阶段半壁江山沦于内乱的情况可比，史称“同光(同治、光绪)中兴”。甲午战争中，日本击败中国，十余年后清朝覆灭。民国初年皖系、直系、奉系等军阀长期混战，出现“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乱世局面。

　　另外一次，1927年至1936年是民国时代经济发展最快速的十年。当时中国国内政治也日趋稳定。日本少壮派军人懔于中国发展势头，怕错失侵华的时机，乃是日本在1937年锐意侵华的考量之一。最终中华民族被击倒在血泊之中。

　　可见盛世之毁，诚转瞬间之事。放目全球，混沌不清。何况，依据中国国情，外患可能触发内乱，内乱也可能招致外患，甚至两者双管齐下。这一突发状况，不能不防。

　　过去毛泽东告诫：“敌存灭祸，敌去招过。”确实是他多年处理诡秘复杂的政务时的经验之谈。当前中国几乎面临内外全方位的挑战，未必全是负能量，要点在于如何运筹帷幄，在战略博弈中占得先鞭。

　　国家兴衰取决于战略谋划

　　若干学者将国家兴衰的因素，归诸于政治体制改革。诚然，这是至理名言。可是，禀性大开大合的战略家面对变化莫测的世局，还要顾及关键性的变数，以及这些变数对于大时代产生的推动作用。

　　若论军事打击力量之犀利无双，民主体制之合乎民心，决策机制之科学合理，财经、科技、教育、工农业之雄厚发达，当代应该数美国为最，环球无出其右。然而，近年也囿于内外交困。美国陷身于伊拉克、阿富汗两场反恐战争，难以自拔;金融海啸爆发后，经济多年欲振乏力;如今国内又出现政治乱象，涉及国家发展方向的左右之争席卷方张。

　　值此期间，在美国，举凡政治体制、决策机制以及财经、科技、教育、工农业各项支撑基础，并无任何变动。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国势呈现阶段性走下坡的迹象?

　　之所以如此，无非是布什政府尤其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上有所缺失。系列性变局之酝酿、发酵，肇因于美国在发动此战的战略谋划上犯下了严重错误，以致美国最终在战役上打赢了，却在战略上打输了，因为美国根本无法达成战前制定的战略目标。无怪乎前国务卿克里称：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这说明一个国家大战略谋划是否稳妥允当，对该国兴衰的重要性不亚于体制、机制及各项支撑基础。鉴此，最高领导人之睿智以及由决策层制定并为精英群体普遍接受的正确的国家大战略，确实是决定国家兴衰的最具有活力的要素。在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在评估国际热点问题的走向及国内施政的利弊得失时，这条规律甚至更为适用。

　　治国犹如医病。对治国方略的建言，须兼顾紧迫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一国当局面对棘手的内外隐患，牵一发而动全身，更应该着重于战略谋划。谋划得当，事半功倍;反之，则事倍功半，甚至有土崩鱼烂之忧。

　　基本国情之于世局

　　谈到实现“中国梦”，中国必然要与世界列强互动和较量，则先要领悟基本国情和当前世局。若就对外关系而论，中国基本国情至少有四个弱点：

　　一是“老大、老二”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易调和整合，这成为左右美中关系未来走向的主旋律。睽诸古今中外历史，老二均不易为。老大、老二彼此互动之际，都有“树欲静而风不止”之感。

　　二是中国身陷核包围圈中。中国在四边都要面对核武器国家或域外强国在中国周边部署的核武器，而且拥有核武器的邻国多在历史上与中国有领土纠纷，现在又与中国仅隔着一座山脉或一条界河紧张对峙。边界纠纷须在核对峙的背景下处理，形格势禁，令人进退维谷。在世所公认的五个核大国中，中国核态势尤为险恶。

　　三是美国、苏联作为二战的战胜国，邻国比较弱小，受美、苏两国的影响也比较大，美、苏相继跻身为超级大国时，周边邻国未曾给予牵掣。中国周边环境远不能与此相比，在崛起过程中难以从邻国寻找突破口。中国与不少邻国存在历史恩怨和现实的利益冲突，周边关系相当复杂。这些邻国动辄掉头转向域外强国寻求支持。这一周边格局迫使中国容易沦为区域性的矛盾焦点。这是另一个制约中国崛起的不利的外部因素。

　　四是中国缺少坚定的盟国，若论国际话语权，中国也付诸阙如。一旦“老大、老二”之间爆发激烈的冲突，老三、老四、老五出于不愿既定的全球格局出现大的动荡的盘算，势必站在老大一边，而其他国家如老七、老八以及诸小国，在多数情况下，亦出于切身利益或红眼病作祟，或者“选边站”，出头启衅，或者加入反华大合唱，摇旗呐喊。届时隔岸观火、幸灾乐祸者，就算对华态度“友好”了。这是世界各国在心理上、利益上已经习惯于既定的全球格局所致。

　　再说热核时代体现在大国战略博弈上的世局特点。中外学者竞相引述“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推断一场全面战争将成为美、中两国之间不可避免的最终选择。笔者认为，这是引喻失义。

　　核武器面世，以其令人毛骨悚然的毁坏力，打破了这一条规律。否则，以冷战时代美、苏两国争夺全球霸权触发的矛盾之尖锐、持久，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是早就爆发了?“冷战”这一大国争霸的新形式，又如何可能主宰世界政治格局近半世纪之久?

　　反观冷战史，可以发现一条新规律，即核武器问世以来，在核武器国家之间从来就没有爆发过战争，甚至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边界冲突。概言之，区域和平乃至世界和平得以维持，均拜核导弹这一终极武器所赐。

　　1969年苏联企图对中国发动核袭击，形势危急。最终苏联核战争计划胎死腹中。究其底蕴，当年中国核武库尽管弱小，数十枚东风2号中近程核导弹却也瞄准了苏边境城市和军事要地。况且美国警告苏联，不准对中国实施核打击，并启动了核武器的应急程序，作为因应手段。这些因素导致苏、中军事对峙逐渐趋于缓和。

　　简言之，核武器问世，从根本上扭转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一说法的有效性。正是“冷战”这一新形式，才体现了超级大国之间在热核时代既斗争又妥协的特殊关系。

　　美、中矛盾固然尖锐，难以调和，却尚不致于以全面战争的形式达到你死我活的目的。中、美都是核大国，一旦爆发全面战争，必定滑入核战争，殆无疑义。这一局面为任何理智的政治家所不取。

　　(未完待续，下半部分敬请继续关注钝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