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根：中美培育中产阶层的方式截然相反

　　中国应该从自己的中产阶层抓起，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2016年7月，《经济学人》杂志指出：中国的中产阶级有2.25亿人，他们是目前全球最焦虑的人。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经济界的热门话题。但从目前的讨论来看，基本上是口号式的宣泄、与领导指示的生硬衔接、鸡汤式的情感交流。中美培育中产阶层的方式相反，决定了中国的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陷阱”焦虑。

　　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是通过对劳动者的保护来培育中产阶层，基于西方国家对国家责任的认识，及对国家目的的认识。西方从帝国的衰败到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民族国家的建立，从东西冷战中民主国家全面胜利，到强调人权成为福利国家。这一路从帝国走向民族国家、民族国家走向民主国家、民主国家走到福利国家，西方的国家观一直在变，从帝国的霸权到民族国家的主权再到民主国家的人权。宗教也一直在与国家争夺民众，当西方国家把基督教视为一种乌托邦的文化运动，国家也成了基督徒，关爱所有人。国家的目的变成了，是为了生存在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都能终其一生享受健康、和平、自由与繁荣这一美好的理想。

　　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理论，技术推理堪称完美，但算错了一点，就是基督教和民主制度的结合，资本主义制度将自我的批判和修正变成为常态。福特主义使工人与资本家不再是暴力冲突和拥有不可调和矛盾的双方，资本家成为关爱工人的一员。让工人成为社会产品的受益者和消费者，不再用古老的压榨工人工资的方法获得利润，而是提高工人收入扩大消费者群体，增加产品收入来源，从而又促进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基督教和民主制度的结合促使西方国家更加关注公民福利，成为福利国家，注重社会福利，社会也成为捐款和捐赠的最大群体。当用通过对劳动者的保护来培育中产阶层，通过社会制度的建立来保护与培育中产阶层，用法律保护成为必不可少。社会上的富人则就会认为自己的富裕是社会制度给予，回馈社会是这些富人的责任，美国巴菲特、比尔盖茨等富豪也均在请求对富人加税，也成为最大的慈善捐赠者。此时，美国社会基本上是处于良性循环的状态，对劳动者的保护来培育中产阶层，使得没有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焦虑，其无论如何都会得到社会的保护。

　　中国的中产阶层培育，是通过社会转型突变而来，基于的是“发展就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和“先富带后富”的理想。但是，“先富带后富”任何人都知道这只是道德上的要求，“发展就是硬道理”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必然。众所周知，中国的财富分配关系并不支持中产阶层，其指社会制度依据宪法提供的分配依据，作为财富的分配基础，进行财富分配。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换而言之，中国的中产阶层是通过“做大蛋糕”、“发展就是硬道理”和“先富带后富”的政策所得到，富人也是如此，而非法律。这就产生了一个后果，即所得到的财富不是在法律保护下取得，要想对所得到的财富取得法律的保护，却发现是极为困难的事情，移民海外成为了这部分人的首选。遇到的危险在于，没有对劳动者的保护，中产阶层就害怕坠落至劳动者阶层，因为其并不是受惠于对劳动者的保护而成为中产阶层，焦虑就在于此。要对劳动者进行保护，更为艰巨的是要改变宪法，而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市场经济是属于资本主义体制，这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不同。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对劳动者的保护，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要法律体系。社会主义理论下对市场经济中的劳动者，没有保护的学说，只有革命的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宪法中财富分配原则的更改，必将是对社会制度的改变。

　　中产阶层的培育方式中美不同，不但富人心惊胆战，中产阶层也是惶恐不安。而对劳动者失去保护，则众人会成为乌合之众。而作为乌合之众是因为其知道，在任何运动中暴民所能够得到的一切，就是坐视他人被抢劫一空。中国自古以来所发生的包括“义和团”、文革、以及近年来的反日游行等，都说明了这一点。要明白富国的富人，为什么会愿意回馈社会，而穷国(包括国富民穷)的富人，为什么会移民，根本原因是，采用对劳动者的保护来培育中产阶层的是与否。至于，为解除中产阶级的焦虑和顾虑，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行供给侧改革，提倡企业家精神、产业政策等都无济于事。为此，许多的经济学家在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著书，也有论述金融的逻辑、市场最道德。但都不会抵挡住“共产党宣言”这一篇激情散文，因都不具有基础性，而“共产党宣言”却是。

　　中国应该从自己的中产阶层抓起，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2016年7月，《经济学人》杂志指出：中国的中产阶级有2.25亿人，他们是目前全球最焦虑的人。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经济界的热门话题。但从目前的讨论来看，基本上是口号式的宣泄、与领导指示的生硬衔接、鸡汤式的情感交流。中美培育中产阶层的方式相反，决定了中国的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陷阱”焦虑。

　　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是通过对劳动者的保护来培育中产阶层，基于西方国家对国家责任的认识，及对国家目的的认识。西方从帝国的衰败到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民族国家的建立，从东西冷战中民主国家全面胜利，到强调人权成为福利国家。这一路从帝国走向民族国家、民族国家走向民主国家、民主国家走到福利国家，西方的国家观一直在变，从帝国的霸权到民族国家的主权再到民主国家的人权。宗教也一直在与国家争夺民众，当西方国家把基督教视为一种乌托邦的文化运动，国家也成了基督徒，关爱所有人。国家的目的变成了，是为了生存在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都能终其一生享受健康、和平、自由与繁荣这一美好的理想。

　　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理论，技术推理堪称完美，但算错了一点，就是基督教和民主制度的结合，资本主义制度将自我的批判和修正变成为常态。福特主义使工人与资本家不再是暴力冲突和拥有不可调和矛盾的双方，资本家成为关爱工人的一员。让工人成为社会产品的受益者和消费者，不再用古老的压榨工人工资的方法获得利润，而是提高工人收入扩大消费者群体，增加产品收入来源，从而又促进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基督教和民主制度的结合促使西方国家更加关注公民福利，成为福利国家，注重社会福利，社会也成为捐款和捐赠的最大群体。当用通过对劳动者的保护来培育中产阶层，通过社会制度的建立来保护与培育中产阶层，用法律保护成为必不可少。社会上的富人则就会认为自己的富裕是社会制度给予，回馈社会是这些富人的责任，美国巴菲特、比尔盖茨等富豪也均在请求对富人加税，也成为最大的慈善捐赠者。此时，美国社会基本上是处于良性循环的状态，对劳动者的保护来培育中产阶层，使得没有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焦虑，其无论如何都会得到社会的保护。

　　中国的中产阶层培育，是通过社会转型突变而来，基于的是“发展就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和“先富带后富”的理想。但是，“先富带后富”任何人都知道这只是道德上的要求，“发展就是硬道理”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必然。众所周知，中国的财富分配关系并不支持中产阶层，其指社会制度依据宪法提供的分配依据，作为财富的分配基础，进行财富分配。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换而言之，中国的中产阶层是通过“做大蛋糕”、“发展就是硬道理”和“先富带后富”的政策所得到，富人也是如此，而非法律。这就产生了一个后果，即所得到的财富不是在法律保护下取得，要想对所得到的财富取得法律的保护，却发现是极为困难的事情，移民海外成为了这部分人的首选。遇到的危险在于，没有对劳动者的保护，中产阶层就害怕坠落至劳动者阶层，因为其并不是受惠于对劳动者的保护而成为中产阶层，焦虑就在于此。要对劳动者进行保护，更为艰巨的是要改变宪法，而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市场经济是属于资本主义体制，这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不同。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对劳动者的保护，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要法律体系。社会主义理论下对市场经济中的劳动者，没有保护的学说，只有革命的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宪法中财富分配原则的更改，必将是对社会制度的改变。

　　中产阶层的培育方式中美不同，不但富人心惊胆战，中产阶层也是惶恐不安。而对劳动者失去保护，则众人会成为乌合之众。而作为乌合之众是因为其知道，在任何运动中暴民所能够得到的一切，就是坐视他人被抢劫一空。中国自古以来所发生的包括“义和团”、文革、以及近年来的反日游行等，都说明了这一点。要明白富国的富人，为什么会愿意回馈社会，而穷国(包括国富民穷)的富人，为什么会移民，根本原因是，采用对劳动者的保护来培育中产阶层的是与否。至于，为解除中产阶级的焦虑和顾虑，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行供给侧改革，提倡企业家精神、产业政策等都无济于事。为此，许多的经济学家在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著书，也有论述金融的逻辑、市场最道德。但都不会抵挡住“共产党宣言”这一篇激情散文，因都不具有基础性，而“共产党宣言”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