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安德森：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

2017-03-07 12:27:55

来源：钝角网作者：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司机还得是美国。自克林顿时代以来，外交政策的话语就回归了美国所面临的一系列常见问题：本土的混乱、恐怖主义的幽灵、东方势力的兴起。关于这对美国意味着何种程度的危险，诊断各异：米德和卡根是乐观的，曼德尔鲍姆和库普钱表示担忧，布热津斯基则是危言耸听。尽管表述各异，不变的是都将美国领袖地位视为公理。

　　在美国知识界，有关大战略的作品构成了独特的、不同于外交史和政治学的领域，尽管它可能偶尔会涉及这两类学科。它来源于美国安全部门的上层人士，这些人士遍布于官僚体系、学院以及基金会、智库和媒体。这一圈子中，外交关系协会、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策学院、海军军事学院、乔治敦大学、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基金会、国务院、国防部，更不用提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了，这些机构中的职位是可以便捷地互换的，人们平稳地往返于大学教职或智库和政府的职位之间，这通常与哪个党派正在执政无关。

　　这种两栖的环境将有关外交政策的作品与有关国内政治的学术成果区分开来，后者更加严格地限定在专业学科与同行审阅的机制范围内，听众主要是自己。由于读者——可以分为两类：一方面是官员，另一方面是受过教育的公众——不同，外交政策话语对精熟程度的要求也不同。这种写作本质上是顾问性质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对君主的建议。统治者不会容忍书呆子，他们获得的建议应当是干脆、简洁的。在当代美国，统治者之下有一批人，用自己的理由选拔出易懂的杰作。该领域中至关重要的智库免除了其研究员的教学任务，作为交换，智库期望研究员能够带来一定的公共影响力——例如专栏、评论、脱口秀、畅销书：影响的对象不是全体公众，而是其中对此感兴趣的一小群富有的少数派。这种双重使命的结果就是产生了与国内问题研究相比学术性较弱但更为自由、更具想象力、不那么缓慢的作品。

　　反差还源自各自行动领域的不同。多数美国人对国内政治要比对外交感兴趣得多，但国内的政治制度只能随时间流逝发生缓慢的变化，其中还不断重现各种制度性僵局，这里的景象常常是令人沮丧的，很少能激动人心。相比之下，美国的帝国体系则是不断上演戏剧——政变、危机、叛乱、战争、各种突发事件——的剧场。而且，除了必须经过立法分支批准的条约之外，其他决定都不会陷入僵局。行政分支可以遵从自己意愿行事，只要大众不被一些不得人心的挫败所惊醒——这种事例很少见：朝鲜半岛和越南的局势最终变成了这样，伊拉克的局势略微如此。[1]在这个巨大的潜在行动区域，顾问性的想象力能够以面对国内问题时所不可能享有的自由度徜徉，甚至是肆意。无论结果如何——这当然是多种多样的——在华盛顿特区思想界，外交政策无疑吸引了更多的活力。

　　一、本土传统

　　(一)

　　在对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的袭击发生前夕，出现了一批自信的由本土资源——这些资源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保证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大获全胜”——混合而成的作品。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的《天意：美国的外交政策及它是如何改变世界的》(Special Provide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 2001)可以被视为此后作品的基线。米德认为，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现实主义传统与美国一直是格格不入的。[2]道德与经济——而不是地缘政治——是决定这个国家在世界上发挥何种作用的基本准则。道德与经济并没有将为了正确的目的动用武力排除在外——在二十世纪的战争中，美国对其敌人的破坏性要远大于纳粹德国。[3]不过，决定这些目的的政策是独特的民主综合体的产物：如汉密尔顿一般在海外为美国企业争取商业优势;威尔逊式的在全世界推广自由价值的义务;杰斐逊式的保护共和美德不受外来诱惑损害的担忧;以及杰克逊式的在国家荣誉或安全遭受挑战时的英勇。如果说前两条属于上层人士的信条，第三条是知识分子的倾向，那么第四条就是美国大多数人民的民风。在这些观点的竞争中——分别是商人、传教士、宪法律师和边疆拓荒者的观点——就如同市场中看不见的手一样，出现了最优的外交政策。[4]将硬实力和软实力结合在一起，同时具有灵活性、实用性和理想主义——从多种互补的灵感中，美国对世界事务的处理实现了平衡的稳定与智慧。

　　从叙述的角度来看，这些文字所表述的本土传统常常是生动、有创意的，作出了许多敏锐的观察;尽管它们在回顾过往时表现出了过度的理想主义乐观情绪。然而，从分析的角度来看，这是以不当的逻辑推论为基础的：将诸多因素等量齐观，仿佛它们促成了一个共同的结论。留心一下每个观点的代表人物就能发现，这种想法并不正确。汉密尔顿式政治家的长名单掌控着国务院，或是安坐在白宫之中——亨利•克莱(Henry Clay)、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海约翰(John Hay)、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西奥多•罗斯福、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老布什。只有当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不同类型政治人物的交错成为规律之后，才能从中找到威尔逊式的人物：富兰克林•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等等。几乎没有任何杰斐逊式的统治者或是外交决策者——就连杰斐逊本人也只是勉强抗拒了外部雄心与扩张权势的诱惑，[5]使得这一类型的范例仅仅由几位可怜的孤立者和局外人构成，包括了威廉•博拉(William Borah)、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和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这样不那么显赫的人物。至于杰克逊式的人物，除了十九世纪一串不出名的军人外，波尔克和小布什也位列其中;不过《天意》中引用的多数近代例子——如巴顿、麦克阿瑟、麦凯恩，也许还可以加上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只不过是不自量力的人物。米德正确地指出，需要用杰克逊式的蛮横刺激整个社会，民众才会支持美国的战争;但决定这些战争的外交政策却是以其他方式制定的。事实上，在这四个传统中，自美西战争以来只有两个传统有着持续的分量;另外两个传统只是零星地供应警示和炮灰。

　　在这个意义上，基辛格——米德将他视作在美国没有根基的欧洲风格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践行者——数年前在《大外交》开篇采用的更为传统的两分法可以被认为是毋庸置疑的。在基辛格的版本中，两大起作用的遗产分别源自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尔逊：前者是维持世界势力均衡的现实主义决心;后者则是阻止一切专断权力的理想主义承诺。尽管在当时名誉扫地，但从长远来看威尔逊的理想胜过了老罗斯福的。美国的外交政策将结合这二者，不过威尔逊的特点将起主导作用。基辛格称：“民主大国组成的全球集团将作为和平的‘受托人’行动，取代旧式的势力均衡和联盟体系。此前从没有任何国家提出这一高贵的信念，遑论执行。然而，在美国理想主义者的手中，这成为了国家思考外交政策的通用观念。”尼克松本人也在椭圆形办公室里悬挂了这位“和平之人”的肖像，作为自己的灵感来源：“在这段时间里，威尔逊的原则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思想的基础。”[6]

　　(二)

　　这句宣言的作者足以表明逆转这句话的必要性。自二战以来，在美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的语调中，威尔逊主义占据着压倒性的地位——先是“让世界令民主感到安全”，接下来跟进的是将在合适的时候成为“国家安全”外部壁垒的“集体安全”。本质上，美国外交政策的实际情况一直坚定地是汉密尔顿式的——在一个令资本感到安全的世界里，追求美国的优势地位。[7]对于基辛格这样的少数例外而言，这一意识形态是美国运用权力的犬儒装饰，但对于其他轻信这一意识形态的人而言并非如此。掌握美国权力的人——小布什和奥巴马只是最近的两位——一直相信美国价值和美国利益之间不存在冲突。无论属于哪一党派，决策者及其顾问均认为这一点是理所当然：美国的至上地位既是国家财富，也是普遍利益。就术语而言，在这个世界上“优势地位”(primacy)还是要比帝国(empire)更可取。在更为理论的领域，如今几乎所有人都接受“霸权”(hegemony)一词。每季出版一期的名家专题论文集《领导世界》(To Lead the World)的编辑表示，他们全部同意“美国应该是国际体系的领袖”，接受克林顿将美国描述为“不可或缺的国家”，并且赞同美国应该保持军事上的支配地位：“没有一位撰稿人建议大幅减少军事开支或是允许美国的优势地位被削弱。”[8]

　　连作出这样的表态也变得必要，这一点说明自2001年以来，帝国的话语(如果说不是行为的话)进入了新的阶段。过去十来年的起起伏伏——2001年的刺杀，2003年入侵伊拉克，2008年的金融危机，仍在继续的阿富汗战争——引发了一个几乎是普遍性的问题：美国在全球的势力是否处在衰落之中?如果是，原因是什么?对此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许多答案中贯穿着共同的主题。很少有人不会列出重塑美国经济和社会竞争力所必须进行的国内改革;所有人都在估算重启与可能危及美国优势地位的大国——中国被认为是最明显的对象，但不是唯一的——竞争的风险，并且在考虑中东恐怖主义对美国安全造成的威胁;很少有人不关心资本主义的命运和民主的未来。各个观点之间都存在着部分明显的差异，构成了一个多样的光谱，相当于新世纪美国大战略——部分是正在发生的，部分是潜在的——的缩影。这一共同体的核心是那些职业生涯在政府、大学和基金会的各个职位之间往返的思想家。不同于外交史学家的圈子，这里很少出现直接的争论或是论战。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享有许多共同的假设，还因为写作时常常考虑到晋升的因素，为此学术搏击并非良策，不过观点之间的分歧仍然显而易见。个人的偏好使得对战略家(作品)的任何选择都不可能具有充分的代表性。但许多最突出的作品已经被甄别出了。[9]

　　二、十字军战士

　　(一)

　　这些重要的作者可以从多变的米德本人开始。他的第一部作品《致命的辉煌》(Mortal Splendor)出版于1987年伊朗门危机最为严重之时，分别记叙了尼克松、卡特和里根恢复美帝国——原文用语就是如此直接——光泽时犯下的错误。米德批评着美国宪法的复古、退化和堕落，哀叹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和预算赤字的上升，最后呼吁民主党人建立“第四共和国”，终结衰败中的“官僚与寡头秩序”，以更具民粹主义色彩、更加激进的动力重启新政，并将其作为面向整个世界的方案向外投射。[10]十四年后，他的立场发生了翻转，从《致命的辉煌》中帝国的抬棺人，变成了《天意》中帝国的鼓吹者——虽然如今，“帝国”这一词汇从他的作品中消失了。美国在过去发挥的只是“世界性金融、通信和贸易体系”与“世界秩序的回转仪的……中心力量”的作用。美国的确享受着国际霸权，但美国人对其意义和意图的反思是不够的，如今需要外交政策的不同本土传统之间对这一问题进行更多争论。米德解释道，他本人倾向于杰斐逊式的传统。[11]

　　这一倾向并未持续多久。米德对于在《天意》出版几个月后发生的袭击的反应，令他的分类法发生了改变。《权力、恐怖、和平与战争》(Power, Terror, Peace and War, 2004)描绘了一项坚定的方案，以应对国内安全和世界和平这一“美国计划”所遭遇的挑战——这一计划的失败将是人性的灾难。幸运的是，美国依然能够将三种形式的权力结合起来，这三种权力保证了美国的霸权地位：“锐实力”(sharp)——防止中东变成“神权恐怖营”的军事力量;“粘实力”(sticky)——通过贸易和债务将中国和美国绑在一起的经济相互依赖;“甜实力”(sweet)——美国流行电影和流行音乐、大学、女性主义、跨国公司、移民、慈善等带来的文化吸引力。如今，这些实力应该被部署于其中的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转变。在二战之后，福特主义通过一种令世界羡慕的生活方式将大规模生产与大众消费结合起来，为美国的优势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范例似乎对未来作出了许诺;在强大的美国力量的保护下，今后自由市场和自由政府将遍布各地。[12]

　　但这种想法忘记了，资本主义是一种动态的制度，不断地摧毁自己所创造的东西，从而产生出新形式的资本主义。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官僚化的、完全就业的福特主义制造业经济在美国已成为了过眼云烟，取而代之的是“千禧年资本主义”：竞争更为自由;个人承担风险;公司缩小规模，从事高技术产业;缺少前一个时代的支撑与保护。所有从福特主义中受益并抱着它不放手的人——政府、上层或大众——都害怕这种资本主义。正是这一令人感到混乱和不安的千禧年资本主义的到来，成为新世纪美国外交政策革命的基础。外交政策革命的倡导者正是此时的掌权者，他们重塑了汉密尔顿有关商业的想法，复兴了威尔逊的自由价值，更新了杰克逊对先发制人行动的倾向。[13]对于打击伊拉克这样一个理由充分的案例，小布什政府提出的理由也许过于牵强，因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远不如打击地区法西斯主义和在巴格达建立首个阿拉伯民主政权的前景重要。但此时并非表达杰斐逊式疑虑的时候，战略上看，共和党政府的选择大部分都是正确的;如果说其执行有些起伏不定，那么，老罗斯福和威尔逊在他们的革命之初同样会时常遭遇挫折。当美国军队已经抵达底格里斯河畔，应对阿拉伯法西斯分子和恐怖分子，以及其他所有自由之敌的正确战略就是向前进：完成“前沿遏制”，在必要时对敌人进行预防性的打击。

　　三年之后，在《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及现代世界的成形》(God and Gold: Britain, Americ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一书中，米德将这些主题纳入了更为广阔的世界历史自然神学之中。美国崛起为全球霸权的背后是此前居于优势地位的英国，这两者之间不仅仅存在着时序上的先后关系，还存在着一种有机的联系，令盎格鲁-美利坚力量在五百年时间里不断战胜那些不自由的敌人——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西班牙、波旁王朝和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威廉皇帝和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日本帝国、苏维埃俄国。不断凯旋的秘密在于格外有利于资本主义发挥巨大力量的文化：这一文化令牛顿和亚当•斯密、麦迪逊和达尔文的启蒙贯穿于盎格鲁宗教及其分支之中——这种形式的基督教调和了理性、启示与传统，与秩序产生于自然力量的自由发展这一世俗概念(所谓“黄金般的文化特质”)及其演化相结合。在适当的时候，从对变革的亚伯拉罕信仰——不是静态的，而是柏格森所描述意义上动态的宗教——与资本主义所释放的人类潜能之爆发的结合中，产生了主张总体性的历史进步的辉格式叙述。

　　这一文化环境培育了盎格鲁-美利坚金融的巨大创造力。资本主义作为理性分配资源的体系，其功效的核心是金融。先是在伦敦，之后在纽约，盎格鲁-美利坚金融用才智和创造力在银行、贸易、股票、保险等领域不断创新，一路直达今日繁荣的信用卡和抵押贷款证券。接下来，弹性市场的驾驭令大众消费符合有才能人士的经济利益(“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自使用火之后最具革命性的发现”)，这股消费力量又催生了大批发明：白色家电、铁路、百货商店、汽车、电话以及流行文化。英国和美国在这一过程中居于领导地位。这两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战无不胜也就不令人奇怪了。

　　然而，盎格鲁-美利坚的成功也造就了自己的幻想：即执着地相信世界其他地区早晚都会自愿地走上由自己引领的通往自由、多样与繁荣的道路。但只有在盎格鲁-辉格这样具有特殊优势的环境之中，资本主义才能平稳、渐进地出现。在其他地方，资本主义的到来要更为残酷——更加突然，对旧的生活方式更具破坏性;还常常伴有对先到者非凡成就的愤恨，并令他者有理由认为自己遭受了不公正的惩罚——装饰着这种残酷的，是诸多道貌岸然的对于悔恨与正直的表述，就如同海象与木匠一般。(译注：海象与木匠是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在《爱丽丝镜中奇遇》中所作的一首叙事诗中的角色;该诗讲述的内容是海象与木匠如何诱拐并吃掉许多牡蛎。)这种愤恨在过去欧洲大陆相继涌现的列强身上的确存在，并且在今日仍然广泛地存在于欧洲以外的世界：从舔舐伤口的俄国熊，到喷出嫉妒之火的中国龙，更不用说中东的各种阿拉伯蝎了。

　　冷战结束之后，危险的势力依然在活动。当面对他们时，如果需要应对不同的文化——他们的敏感要求美国采取“文明之间的外交”这一策略——美国应该表现得老练。不过，没有理由感到怀疑或是沮丧，对海洋的掌控依然是成为全球强权的关键，在这方面，美国的优势地位依然无人能够挑战：自伊丽莎白一世和菲利普二世时代以来就确保盎格鲁-美利坚战胜每个敌人的海上体系依然和以前一样稳固。联合起来的自由欧洲是盟友之一;俄罗斯被大大地削弱了;对中国则可以用日本和印度来制衡。在中东，在摧毁阿拉伯恐怖的幽灵之舞的同时，作为信仰的伊斯兰属于世界对话的一部分;在这一对话中，所有的人民和文化都具备享有集体认可的权利。美利坚治世(Pax Americana)将持续存在，因为认为所有帝国都将不可避免地衰败或是消失的想法是错误的;相反，就如中国的例子所表明的，它们可能在数千年的时间里几经兴衰。

　　此时，入侵伊拉克终于“被证明是一场不必要和规划得很糟糕的战争”，但美国必须加深对中东的介入。米德希望中间派民主党人的上台能够纠正路线。这个民族满怀着对历史的悲剧感和美国的责任感这一尼布尔的遗产，并受到新的温和福音派的支持，将能够恢复“这一根深蒂固的、显然是天生的人类信念”的活力：“通过变革，我们遇见了超验与神圣。”资本主义将我们带入了加速变革的未来，美国的机遇也正在于此。因为，美国的计划并不仅仅是将个人自由与物质富足带给所有人;它拥有更高层次的意义。通过领导世界进行“探索未知水域的远航——这既是我们的命运，也是我们的责任”，美国的海上秩序将驶向迄今仍无法想象的地平线：在那里，“历史的终结是上帝的和平”。[14]

　　表面上看，这些华丽的神秘主义-商业化文字似乎远离了外交政策的主流话语;和大多数同行不同，米德也的确没有在政府中担任过职务。但他之所以依然是该领域的一位重要思想家，原因主要并不在于他那表现出残酷能量的写作风格和具有无穷独创性的想象力，而在于他那独树一帜的风格——他以极端的形式体现了两种对立的美国民族主义潮流。这两种民族主义通常的表述更为温和，它们分别是老罗斯福所代表的经济和政治现实主义的传统，以及威尔逊所奉为圭臬的教诲式、宗教式的道德主义。一方面，米德大声说出了资本主义令人不悦的现实，并没有讳言——甚至反复提及——盎格鲁-美利坚扩张中的恶行;另一方面，他又将自由民主制和更高的生产力升华成为上帝的第二次降临。这种华丽的结合并不意味着边缘化。正如他所预见的，一位民主党人很快将再次入主白宫。像米德所希望的那样，他在可能是本人起草的向诺奖委员会的演讲中庄重地重申了尼布尔的智慧。当福山以《国家利益》过于倾向尼克松式现实政治、遗忘了应成为其补充物的令人宽慰的威尔逊式理想主义为由，与这本令其成名的杂志决裂时，是米德加入了他的行列，帮助他创办了新的《美国利益》杂志，以恢复真正的自由现实主义的平衡。[15]

　　(二)

　　较之米德这种狂热的混合形式更为典型的，是明确地属于在美国轮流上台的传统中特定一种的思想家。正如曾提到的，自194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的是威尔逊主义——过去的三位总统尤其如此，他们比任何前任都更加大声地宣布致力于这位和平使者的目标。这一阵营中的顶尖理论家是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和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他们均在国务院任职过。他们提出了不同版本的威尔逊主义，在思想框架上大体是重叠的，但政治结论有着显著的区别。[16]曼德尔鲍姆更为著名也更加高产，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创作了五部广受赞扬的著作，其中的前三部书名就表达了主题：《征服世界的理念》(The Ideas that Conquered the World, 2002)、《歌利亚案例》(The Case for Goliath, 2005)、《民主的好名声》(Democracy’s Good Name, 2007)。

　　对曼德尔鲍姆而言，二十世纪的历史就是“彻底的辉格史”：由和平、民主和自由市场构成的威尔逊三角大获全胜。正是这些理念终结了苏联，令其统治者臣服于这些理念的吸引力，从而使美国赢得了冷战。这多少类似于自然选择的结果，即消除经济上的不适宜者;但这同样是更为优越的信念促成的道德启示的结果，就如同古典时代晚期罗马多神教信徒皈依基督教一般——戈尔巴乔夫，甚至邓小平，都成为了当代的君士坦丁大帝。2001年暴行之后的反应证明了这一点，世界上所有有分量的政府都宣布与美国团结一致，因为所有人都“支持市场主导的世界秩序;这一秩序遭受了袭击，而美国正是这一秩序的关键”，而且没有可行的方案能够替代这一秩序。当然，完整的威尔逊三角尚未在全球范围内巩固下来;自由市场如今成了世界历史上最被普遍接受的理念，但和平和民主还未达到这种程度。莫斯科和北京的外交政策并不是完全和平的，他们的经济还不够市场化，他们的政治制度还只是民主的萌芽。西方当下的最高目标必须是令俄罗斯和中国完全转型和融入自由的世界秩序，就如同二战之后德国和日本这些从前的不自由强国从体系的挑战者转变为体系的支柱一般。

　　这一任务的领袖地位落到了一个国家肩上，因为它并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美国并不仅仅是各个国家中和善的歌利亚、太阳系围绕着运转的太阳，它还是“世界政府”，因为它独自向人类提供着保证国际安全与经济稳定的服务。它的地位被接受，正是因为二十世纪围绕着威尔逊三角达成了共识。美国为维护和平和传播自由市场所作出的贡献得到了普遍认可，而对于传播民主，美国具有几乎同样重要的作用。历史上，自由和人民主权的理念——如何治理，谁来治理——在意义和时序上均不相同，前者要早于后者出现;后者直到法国大革命才出现，但之后传播得更为迅速，并常常以牺牲自由为代价。民主就意味着将这二者奇妙地融合起来。二十世纪民主的崛起要归功于自由市场的活力创造了繁荣和公民社会，但两个盎格鲁民主大国——英国以及如今占据压倒地位的美国——权力与财富的吸引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不是它们的优势地位，最好的统治形式将永远不可能在如此广的范围里生根;是它们令民主成为了其他许多国家希望获得的“领导品牌”。

　　在这些文字中，威尔逊式的热情展现了一个在某些方面甚至比米德的融合版本——米德还心无顾虑地表现了美国扩张史中的阴暗面——还要纯净的完美美国，但“世界政府”并非不会犯错。曼德尔鲍姆曾是克林顿竞选总统时的顾问，但在克林顿当选后他却遭遇了不快的意外：新任国家安全顾问是安东尼•莱克(Anthony Lake)，而不是他自己。三年之后，他直接将目标对准了莱克，对克林顿政府在国际事务上的表现进行了尖刻的批评。《作为社会工作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as Social Work)一文将干预海地和波斯尼亚的行动贬斥为在海外扮演特雷莎修女的徒劳之举，并攻击了东扩北约的行为，称这是在愚蠢地挑衅俄罗斯，损害了在冷战后将其纳入共识性统一体的努力。[17]

　　随着时间的流逝，国内的情况也变得不妙了。在新世纪过了十年之后，《简朴的超级大国》(The Frugal Superpower, 2010)对不平等的加剧、目光依旧短浅的财政政策(凯恩斯式的财政赤字辅以拉弗式的减税政策，令Medicare这一医疗保障制度可能要比社会保障项目还要糟糕)以及在这一背景下增加的福利权利提出了警告，并指出国家需要调整在海外的目的，以适应国内的手段。与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合著的《我们曾是这样》(That Used to Be Us, 2011)列出了更长的忧虑清单：美国的中等教育处于危机之中;基础设施正在崩塌;对于研发的投入太少;没有连贯、一致的能源政策;对移民的接纳不再心甘情愿。许多个体都是利他主义与应对挑战精神的典范，但国家需要通过公私之间的合作团结起来，重拾旧日的经济成功与社会和谐。要使这一切成为可能，有必要通过休克疗法——高举“激进中间主义”大旗的第三方总统候选人——来摆脱政治制度中的党争僵局。

　　这些迫在眉睫的改革并不会招致对美国的厌恶，或是令它放弃世界卫士的角色。他们以弗里德曼那无与伦比的语气解释道：“我们——本书作者——不仅仅希望恢复没有债务的美国;我们希望维持美国的伟大;我们不是精打细算的账房先生;我们是七月四日的男人。”[18]在提出良药之后，他们又说了什么?曼德尔鲍姆以冷酷的观点看待克林顿，排除了人们在克林顿与小布什之间惯常进行的比较：实质上，这两人的外交政策基本是一样的;人道主义干涉和预防性战争是类似而非对立的。在《征服世界的理念》的后记中，他曾称赞占领伊拉克是一项将威尔逊三角——“建立此前从未存在过的和平、民主与自由市场”——带到中东的使命;但四年之后，在《民主的好名声》中，这一使命缩减成了对和平——剥夺巴格达政权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非民主的追寻;到了《简朴的超级大国》，对伊拉克的占领“与民主无关”，并被指责为是拙劣的失误。[19]不过，尽管小布什入侵伊拉克的直接成本要更高，但克林顿的北约东扩却是更为持久和严重的孟浪之举，无助于解决真正的问题，反而制造了原本不存在的问题。美国应该避免通过武力进行民族构建，而是在任何可能的时候为自己的行为争取国际合作。不过，主要的盟友并非永远可靠：西方之所以在阿富汗步履蹒跚，是因为分裂的欧洲表现不佳，而不是因为单边主义的美国态度专横。在中东，可能还是必须发动对伊朗的战争;为此，需要与该地区“唯一民主的、可靠地亲美的国家”、一个拥有“合法的政府、团结的社会和强大的军队”的国家进行更为密切的合作：以色列。[20]

　　(三)

　　曼德尔鲍姆的写作是冷战结束以来威尔逊信条最为强硬的版本，但就两个方面来说，它并不是最为纯粹的。从性质上看，威尔逊信条是美国外交政策中最为纯净——最明确地表示歉意——的传统;同样，由于最接近单纯的意识形态，也是最接近官方中心地位的传统。正如曼德尔鲍姆与克林顿政府的关系所表明的，对于两项要求而言，他都过于尖锐了。这方面最完美的典范要数“自由国际主义的桂冠诗人”伊肯伯里，体制的核心从他身上能够吸收到更为温和的甜言蜜语。2006年，普林斯顿国家安全计划发布了伊肯伯里与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合著的最终报告，四百多名学者和思想家对他们负责的这一项目作出了贡献。[21]这份题为《塑造法治的自由世界：21世纪的美国国家安全》(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 US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的报告的跨党派前言由莱克和舒尔茨(George P. Shultz)联合署名，并受益于“与布热津斯基和奥尔布赖特的坦诚对话”，更不必提“基辛格的智慧与洞见”了。伊肯伯里和斯劳特解释道，他们试图完成“集体创作的X文章”，像凯南在冷战前夕做的那样，在新时代为国家提供某种指引——当然，NSC-68报告也是持久的灵感来源。

　　如何才能塑造法治的自由世界?在类似的建议之中，几点更具针对性的提议脱颖而出。在全球范围内，美国必须“令各个政府满足民选、可问责和尊重权利的标准”;在联合国，应该废除安理会中任何成员对集体安全行动的否决权，令“保护的责任”成为所有成员国的义务;应该通过压缩民用核能的发展空间，来强化《核不扩散条约》;为了和平，美国有权利在必要的时候对恐怖分子进行预防性打击，并且应该愿意“冒着很大的风险”来阻止伊朗获得核能力;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应该建立世界范围的民主国家协调制度，为在联合国中受挫的军事干涉行动提供合法性，使这些行动能够绕开联合国。

　　伊肯伯里接下来的理论作品《自由利维坦》(Liberal Leviathan, 2011)围绕着这一理念展开：由于美国的世界秩序“将权力、等级与合作、合法性调和一致”，因此需要强调的是，它是一个“自由霸权，而非帝国”。这一秩序依赖的是共识性的“议价”，美国从中获得其他国家对于自身目的的合作，作为交换的则是一个约束美国自主权的规则体系。这就是北约所尊奉的西方多边联盟的天才设计，其双边形式则是冷战期间的《美日安保条约》。无疑，在世界的落后地区，美国有时会以更加专横的态度和那些与其说是伙伴不如说是客户的国家打交道，但与美国所享有的国际许可这一总体结构相比，这些细节不值一提。[22]然而，如今美国霸权面临着压力。不是从其失败中，而恰恰从其成功之中，产生了“权威危机”。因为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成为了单极大国，禁不住不按照自己也需要遵守的共同规则而只是按照自己所建立的关系展开行动，这令传统盟友不再那么热心响应，而盟友的响应正是如今面对新的跨国狂热与势力——突出的是恐怖主义——时所需要的。小布什政府试图通过单边展示美国意志的方式来解决危机，却适得其反地退回到了保守的民族主义。解决危机的方案在于重新激活自由国际主义：重启之前的霸权议价，使其适应当代现实。

　　这首先意味着回归多边主义：这一升级、改装后的自由民主秩序和旧的一样“开放、友好、稳定”，但其中容纳了更多的大国。[23]北约的东扩、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启动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都是值得赞赏的榜样;如果能够获得盟友的同意，那么人道主义干涉也可以名列其中;威斯特伐利亚原则过时了：自由国际秩序如今比以往更加关注各个国家的内部状况。一旦找回了多边的勇气，美国就将自信地面对未来。当然，其他大国也将崛起，但只要进行及时的重新谈判，这一在过去运转如此良好的体系就将“减缓和削弱回归多极世界所引发的后果”。在世界历史上，广布的美国霸权秩序可谓是最为成功的，是“易于加入而难于推翻的”。[24]如果中国这个“摇摆州”选择加入其规则之中，这将是不可抗拒的，为此，需要在东亚实施明智的地区战略。但这是可以期待的：“好消息是，美国在制定以环境为基础的大战略方面表现得非常出色。”[25]

　　当然，在全球层面上，在延续美国领袖地位这一当务之急与民主共同体的规范之间，必然会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自由霸权国家和传统强国的角色并不总是重合的，如果二者的冲突过于激烈，作为全球和平与繁荣基础的宏大议价就将遭遇风险。应该承认的是，霸权本身并不是民主的。[26]但如果成果如此丰硕的话，又有谁会抱怨呢?本书矛盾的书名没有反讽的意图。但对于霍布斯而言，自由的——在这种虔诚用法意义上的“自由”——利维坦将是个黑色幽默。

　　(四)

　　在查尔斯•库普钱(Charles Kupchan)的作品中，人们可以发现属于同一意识形态频带的另一种预期。他曾与伊肯伯里合作过，但之后两人便渐渐疏远。库普钱在老布什总统任期的后期任职于贝克(James Baker)手下的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在克林顿政府中被提升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欧洲事务主任;近来任教于乔治敦大学国际事务与政府学院，并担任外交关系协会的资深研究员。在小布什任期即将结束时，库普钱为自由国际主义感到担心。在冷战期间，这曾是美国治国之道的伟大传统，将对军事力量的大量投资与对国际机构的大力投入结合了起来;在权力和伙伴关系之间维持着平衡，并赢得了两党的共识。如今，随着国会和民意的日趋两极化，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广泛共识逐渐消失了，昔日共识的基础如今也已四分五裂。这是因为在小布什任期内，权力凌驾于伙伴关系之上，这一保守的转向在海外对国家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如今，需要一项新的适应环境之改变的大战略，来修复权力与伙伴关系之间的平衡。[27]

　　在这些环境的变化之中，最为重要的是，美国可以预见地失去了冷战结束之际曾经享有的绝对的全球主导地位。早在2002年，库普钱在《美国时代的终结》(The End of American Era)中就试图指出这一点，他认为，尽管美国依然享有单极的主导地位，但在国际上，权力变得愈发分散了，而美国公众变得愈发内向。此外，华尔街的过度投机也令人担忧。[28]到那时为止，取得了巨大成功的欧盟是地平线上唯一的主要竞争者。不过，美国事先就会谨慎地应对更加多元世界的挑战，通过建立包括俄罗斯、中国、日本，也许还有其他国家在内的“全球董事会”，来塑造多元世界。为此，当地区文化和利益不幸地发生分歧时，需要“自觉地努力将外交政策及其国内根基与党派政治隔离开来”。如果想要复兴自由国际主义，就需要达成“自觉的政治停火”。[29]

　　十年之后，《无人主宰的世界》(No One’s World, 2012)作出的诊断更为激进。其他大国在经济上、教育上和技术上不仅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其中有些国家——首屈一指的是中国——在一定时候甚至会不同程度地超越美国。结果将是产生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没有单个的守卫或是重心;正如伊肯伯里所暗示的，在这个世界中西方也无法简单地将他国关入自己在战后创建的制度秩序之中。相反，库普钱认为，他国会试图按照自己的利益与价值观修正这一秩序，在此过程中西方将不得不与他们合作。这也就意味着放弃只有民主国家才能被允许塑造新的国际规则与行为体系这一要求。全球正在进行着各种不同路径的现代化，将不再能够规定其他地方现代化的形式。

　　新兴世界中突显了三种形式的专制制度(autocracy)：集体的，例如中国;父权的，例如俄罗斯;部落的，例如海湾国家。此外还有伊朗的神权主义者、非洲的强人、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者以及印度这样的“有态度的民主制”(与美国的朋友相比较少)。美国一直代表着国内的宽容、多元主义和多样性，也必须将同样的对于多样的政府形式、信条与价值观的多元文化式的尊重延伸到国外，美国也有能力这么做。由于“资本主义展现了它的普世性”，因此没有太多必要为此担心，没有必要坚持复制西方的资本主义形式。如果想被接纳为即将到来的全球秩序的利益相关方，标准不应该是自由民主制，而是按照当地标准享有合法性的“负责任的治理”。[30]

　　与此同时，当务之急在于修复西方的凝聚力和活力——欧盟政治的再度民族化、美国政治的两极分化正对此构成威胁。在国内，美国人面临着经济困难和日益扩大的不平等，特殊利益和高昂的竞选费用又令政治制度陷于瘫痪。为了克服党争僵局、重新振兴经济，中间派应该努力激发一种进步的民粹主义——既不放弃西方原则，又接受一定的计划，“将战略指导与市场竞争的活力结合起来”。为了增强大西洋共同体的凝聚力，北约不仅必须继续执行境外行动(如在巴尔干半岛或阿富汗)，还应转变为“西方与新兴大国协调接触”——如果这一尝试能够被纳入北约之内，那么在适当时候莫斯科将在其中发挥卓越的作用——“的主要场所”。[31]

　　国外正在兴起的多极景象、国内恢复收支平衡的要求，令美国的海外投入受到了限制。为了节约资源，应该更多地依赖地区盟友，也许还需要关闭几个基地。作为补偿，欧洲应该增加军事开支。库普钱以全面的警告作为结束：“美国依旧渴望全球的支配地位，但对此美国的资源与政治意愿是不够的。美国精英继续拥抱着与这一政策一致的民族叙事——‘不可或缺的国家’、‘美国世纪’、‘美国时刻’——这些标语依旧激发着有关美国战略的政治辩论。它们挤走了经过深思熟虑的有关即将到来的更为多样的全球秩序的辩论。”[32]

　　表面上看，《无人主宰的世界》的此类声明标志着与美国外交政策共识的核心——将不言自明地坚持美国优势地位作为国际稳定与进步的前提——分道扬镳，然而，库普钱的意图不在于告别在冷战期间曾忠实地为国服务的“自由国际主义”，而在于使之现代化。伙伴关系需要再度与权力达成平衡，但伙伴的人选发生了变化，没有必要再拘泥于相比大西洋共同体规范的各种不足，因为条条道路都通向这种或是那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现代性。不过，翻新伙伴关系并不意味着放弃权力。在建立新的全球共识这一必要的工作中，“美国必须担任领袖”。“审慎、有选择性的紧缩开支”并不是要收缩美国的影响力，而是要“为稳定、可持续的美国领袖地位品牌重建跨党派的基础”。对于这一任务，“美国军事上的优势地位是一笔宝贵的国家财富”，其重新配置不应损害“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投射军事力量的能力”。[33]

　　在接纳负责任的专制国家进入世界顾问团的同时，美国不能放弃对于民主和人权的历史性承诺。“保护的责任”就与此完全一致。在必要的时候，必须通过预防性干涉——最好是多边的，例如北约在利比亚的典范行动;但无论如何必须是人道主义的——对抗伊朗、朝鲜或苏丹等流氓国家，根除暴政。帝国和个人一样，有时会故作谦虚。库普钱所设想的紧缩开支就属于此类。字里行间的格言还是同一个：后退是为了更快的前进。

　　三、现实主义理想

　　(一)

　　几乎截然相反的观点来自通常被认为是新保守主义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卡根曾在舒尔茨和贝克担任国务卿期间在政策规划委员会和泛美事务局任职，在里根政府推行的尼加拉瓜反政府运动中，卡根发挥了管控的作用，后来针对这段历史他发表了权威性的《暮光之战：美国权力与尼加拉瓜，1977-1990》(A Twilight Struggle: American Power and Nicaragua, 1977-1990)一书。作为小布什重组世界战略的热情拥护者，卡根在麦凯恩竞选总统时担任了他的外交政策顾问。不过，与多数“往返者”一样，他常常跨越党派界线：在1992年支持克林顿，在奥巴马第一任期时担任国务卿希拉里的顾问。他的声名来自于2003年出版的《天堂与权力》(Of Paradise and Power)，卡根以美国驻北约副大使丈夫的身份在布鲁塞尔完成了此书。[34]出版于入侵伊拉克前夕、大西洋两岸关系最为紧张之际的本书，对这种紧张关系作出了解释，轻松地解决了自由派对大西洋共同体中裂隙的哀叹。

　　欧洲和美国的分裂并非像普遍认为的那样，是文化或政治(旧世界的“社会模式”)上的主观差异造成的，而是由不同的客观情况决定了对立的观点。如果说欧洲代表的是康德式的耐心与和平说服的世界中的法律，而美国代表的则是霍布斯式的警惕与强力的世界中的权力，那么这是他们各自不同的军事实力造成的结果：欧洲较弱小，美国较强大。当军事实力逆转时，各自的立场也随之逆转：19世纪时，美国往往诉诸国际法与和平经商的价值观，就如同欧洲人今日所做的那样谴责强权政治;而当时欧洲人践行的(以及宣扬的)，则是现实政治的必要性以及国家间体系所固有的紧张关系——这最终将诉诸暴力。在20世纪，随着实力的变化，态度也随之逆转。[35]

　　逆转并非完全对称的，因为在每个时代客观的“实力差距”之外，各自的历史还具有特殊性。受到旧世界强权政治引发的内部大战的创伤之后，1945年后的欧洲在与共产主义的战斗中完全接受了长达50年的对于美国的彻底的战略依赖。一旦苏联崩溃，欧洲实际上不再有任何此类担忧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有能力建立起反对美国的力量，或是以大国身份重新登上世界舞台。因为欧洲一体化是如此复杂、史无前例的进程，以至于很难再专注于任何外部事务，同时欧盟的扩大也削弱了欧洲统一行动的能力。与热心者的梦想相反，欧洲一体化并非在全球范围内投射力量的条件，而是其敌人。于是，结果便是非常低的军事开支——并且没有任何增加的痕迹，甚至在欧盟内部也鲜有战略合作。

　　美国的经历截然不同。最初，美国同样是一个“受到保护”的共和国，其守卫者不仅仅是两大洋，还有英国的海军力量。即使按当时的标准来看，美国也还是一个相对弱小的国家，但它一直是扩张主义的——从清除印第安人到吞并墨西哥，从占领夏威夷到征服菲律宾——而且从没有美国政治家曾怀疑过，美国在未来将成为大国以及美国价值相对于其他所有价值的优越性。此后，美国未曾经历过任何入侵或是占领，仅仅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了有限的伤亡，并在1945年后崛起为冷战中的全球大国。接下来，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导致美国实力收缩或是撤退回本土，反而令美国先后在克林顿和小布什执政时期进一步扩大了力量投射的范围，在9•11恐怖袭击之后更是迈出了一大步。正如珍珠港导致了占领日本和美国转型为东亚力量，世贸双塔也将令美国成为留在原地的中东力量。[36]美国霸权的新时代才刚刚开始。

　　在美国的保护下，欧洲步入了后历史的天堂，培育着和平、繁荣与文明生活的艺术。谁能够责怪他们呢?保卫着这一康德式的区域免受外部霍布斯式世界威胁的美国人无法进入这一伊甸园，对自己的强大实力感到自豪的他们也没有意愿这么做。他们帮助建立了欧盟，也应该珍视它，在外交上更加敏感地关注它;这就如同，在资本主义的凯旋令西方的团结不再迫在眉睫、剩余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敌人未向自由主义提出严肃的意识形态挑战的世界里，欧洲应该学着重视和适应达到新的程度的美国至上地位一样。在华盛顿，多边主义一直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工具，而不是理想本身。如今对多边主义的需要减少了，而且如果必须单独行动，那么美国没有理由被欧洲束缚住手脚。维纳斯的愉悦需要被尊重，但玛尔斯的责任在于别处。

　　卡根在《危险的国家》(Dangerous Nation, 2006)中将《天堂与权力》里对昔日美国的简略描述扩展成了大型的研究。他直接将目标对准了将历史上的美国视为只是踌躇、零星地闯入外部世界的内向社会这一自我形象。相反，从一开始美国就是一支建立在种族清洗、土地投机和奴隶劳动基础上的侵略性的、扩张主义的力量，不以为耻地继承了英国殖民主义在新世界的残酷遗产。对于一段接一段的去除神话的详尽叙述——从七年战争到美西战争——的大部分内容(除了具有基督教共同体理想的谨慎形象外)，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译注：美国新左派历史学家)都将表示赞同。其中，卡根着重强调了冷战的核心重要性，认为这不仅仅是美国在神圣许可之下动用不受限制的权力的模式(如林肯所言，“神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还是未来进行意识形态征服和国家构建的样板。[37]

　　两年之后，《历史的回归与梦想的终结》(The Return of History and the End of Dreams)弥补了《天堂与权力》的论证中一个薄弱的关节。如果说在共产主义之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成为仅有的替代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选择，但又因为太过陈旧从而无法向自由主义发起严肃的挑战，那么二者之间的冲突将无足轻重，无法与冷战相提并论;既然这样，玛尔斯必须保护维纳斯免受其伤害的幽灵般的危险又来自何处?如今卡根矫正了自己的目标，解释道，曼德尔鲍姆和伊肯伯里所称赞的自由国际秩序并未如其所愿地替代旧式的大国冲突。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的复苏，大国冲突在新世纪重现了——这两个专制大国本性上就反对西方的民主国家，其统治者不仅仅是考虑自己利益、安卧于财富与权力之上的腐败政客，还是相信通过令本国拥有秩序与繁荣、恢复全球影响力和声望，自己是在从事更高级的事业的领导人。中国和俄罗斯充分意识到，民主国家希望推翻自己，因此和普遍希望的不同，他们对西方的态度不大可能仅仅因商业联系与经济相互依赖而缓和。历史上，贸易很少压倒民族自豪感和政治竞争的情感力量。[38]相信和平的、共识性的统一体即将来临，是一种错觉。梦想的时刻结束了，大国之间共享的价值很少;专制国家是敌人，需要建立起民主国家联盟来战胜它们。

　　《美国制造的世界》(The World America Made, 2012)为这场斗争注入了信心。尽管中国和俄罗斯造成了威胁，但美国完全能够战胜它们。正如同鼎盛时期的罗马，或是千禧年时的中华帝国，20世纪的美国秩序以自己为中心建立起了行为规范，塑造了理念与信念，决定了统治的合法性;和平与民主在其保护下得以传播。但是，这并不是美国文化、智慧或理想的成果，而是美国权力之行使造成的吸引力的效果;没有美国的权力，这些也无法实现。这一权力——与任何先例一样，该权力也难免过度与失败——依然受到他国的认可与支持。在独特的历史框架内，没有其他联盟试图制衡这一权力。

　　这并非是因为美国权力的运用一直是节制的，或是与国际法一致的，或是经过了与盟友的协商，或是其自由秩序能够带来好处。另一重要的事实是，美国并不邻近任何其他大国，如欧洲国家、俄罗斯、中国、印度和日本——这些国家更有理由担心自己的近邻，而不是遥远的美国。在这一阶段，不可能存在“民主和平”，因为俄罗斯和中国不是民主国家，而和平同样十分短暂——自1945年以来，仅仅比1870至1914年间长了20年——而且依赖于核武器将这一局面维持下去。和平的唯一可靠担保依然是美国的优势地位，如果美国衰落，世界将面临危险，不过幸运的是美国并未衰落。美国的世界/历史地位如同1870年而非此后的英国。存在着需要解决的国内经济问题，这个国家也并非无所不能，但并未受困于军队或货币过度扩张的问题：军事开支占GDP的比重仍然是适度的。根本上，美国霸权并未受到损害;而且，只要美国人留心老罗斯福的呼吁，美国霸权就将继续存在下去：“让我们以健康、热烈的民族主义为基础，建立智慧、实用的国际主义。”[39]

　　将老罗斯福作为权威人物，表明了这些著作与威尔逊谱系的距离;这种距离最为明显地体现在《天堂与权力》和《危险的国家》之中。但这句格言本身体现了二战以来美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中潜在的不变要素，这相当于帝制时代中国的“儒表法里”——以儒家作为装饰，以法家作为实质。[40]自由国际主义是美国帝国力量必须采用的习惯用语;现实主义冒着更靠近实践的风险，居于选择性的和从属的地位。前者可以明确地宣示自己，常常得以纯粹的表达;后者必须向前者致敬，并将二者联系起来。卡根的想法就是这样。2007年，他与伊沃•达尔德(Ivo Daalder)——这位民主党的长期待命者曾在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负责波斯尼亚事务，之后在奥巴马政府中担任驻北约大使——一道提倡建立民主国家联盟，这几乎与伊肯伯里和斯劳特一年前通过民主国家协调来巩固对人道主义干涉的支持这一建议一模一样。[41]《历史的回归与梦想的终结》重申了这一概念，2008年麦凯恩——卡根担任其顾问——将其纳入了竞选政纲。这一加强版的威尔逊主义甚至让许多真正的自由派感到了恐慌。这一想法很快就因既不受美国的欧洲盟友欢迎，又过于挑衅俄罗斯和中国等敌人——最好圆滑地哄骗它们加入自由国家的行列，而不是从一开始就给它们带上局外人的帽子——而被抛弃了。《美国制造的世界》运气更好一些，它吸引住了奥巴马：在2012年的国情咨文中他吐露了对这本书的热情，宣告“美国回来了”。[42] 对这一赞誉，卡根将投桃报李，赞扬奥巴马不仅仅“在亚洲执行了非常聪明的政策”——在澳大利亚的新军事基地的落成“有力地象征了美国在该地区持久的战略影响力”——还受欢迎地“不仅仅在中东，更在俄罗斯和亚洲回归了亲民主的立场”。如果说未能与巴格达达成让美军继续驻扎在伊拉克的协定是一个瑕疵，那么干涉利比亚则是闪光点。卡根的赞誉之词本身就是不言而喻的：“奥巴马令自己置身于理解美国在世界中的特殊角色的总统的伟大传统之列。他彻底拒绝了所谓的现实主义方式，赞颂美国例外主义，谈论着普世价值，坚持美国应当在合适的时候为了这些价值运用权力。”[43]

　　(二)

　　另一位冷战资历比卡根还要深厚的思想家持有的不进行此类否认的现实主义观点显得更为独特。作为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负责美国向反对阿富汗共产主义的伊斯兰主义叛军提供武器和资金的行动，以及随后将苏联红军逐出阿富汗的战争。他是当代担任过最高级政府职位的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具有波兰什拉赫塔(译注：Szlachta，波兰王国的贵族阶层)背景，他的欧洲身份常常使人们错误地将他与基辛格相比。[44]两人所受影响和观点的差异是明显的：基辛格乐于将自己视为旧世界奉行势力均衡的政治家的继承人;布热津斯基则来自较晚的、截然不同的地缘政治传统，这一亲缘关系距离基辛格还常常在名义上致以敬意的威尔逊式的虔诚更加遥远。它所倾向的更为锋芒毕露的现实主义免去了“民主”与“市场”等仪式般的言辞，与带有经典的威胁性印记的文化批判结合在了一起;后者的开端在于常常被与卡特总统任期联系在一起的有关社会弊病的话语。里根于1980年当选总统，令布热津斯基的任职时间缩短，仅为基辛格任职时间的一半。这让他有更强烈的动力在接下来政府的当政期间表明自己的观点。按照选举的周期，他相继出版了五部著作：克林顿上任时的《失控》(Out of Control, 1993);克林顿开始第二任期时的《大棋局》(The Grand Chessboard, 1997);克里与小布什竞逐白宫时的《大抉择》(The Choice, 2004);民主党人入主白宫希望重现时的《第二次机会》(Second Chance, 2007);以及奥巴马即将开始第二任期时的《战略远见》(Strategic Vision, 2012)。[45]

　　布热津斯基将这五部作品中的首部献给了卡特，在这部作品中，他阐述了自己的总体观点。冷战的胜利远远没有迎来安宁、安全和共同繁荣的新世界秩序，相反，美国面对的是全球动荡的时代，美国本身就是导致动荡的一大原因。因为尽管苏联已经不复存在，但美国国内却没有自满的理由：遍布于美国社会的不仅是高负债、贸易赤字、低储蓄与投资、缓慢的生产力增长、不足的医疗保障、劣质的中等教育、恶化的基础设施、贪婪的富人和无家可归的穷人、种族主义与犯罪、政治僵局——在弗里德曼-曼德尔鲍姆将之列为自己振奋人心的文字中的标准清单之前，布热津斯基就列举了这些病症。更深刻地侵蚀了美国社会的是享乐主义的自我放纵与败坏道德的个人主义文化。这个“放任型的富饶之地”滋长了药物的滥用、性放纵、视觉媒体的堕落、公民自豪感的衰退和精神的空虚。与此同时，物质财富的吸引力和大众文化的诱惑力使得美国在世界上任何较不发达的地区都成为破坏稳定的力量，扰乱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并诱惑着没有防备的人们陷入同一种正在令美国变得越来越糟的“欲望的动态升级”。

　　在地球的大部分(贫穷的不发达)地区，这些后果格外具有煽动力。人口爆炸导致年轻人数量激增，加之识字率的上升和电子通信设备的普及，令一场“全球政治觉醒”一触即发。当这些发生时，新近被动员起来的群众易于接受原始的、逃避主义的、摩尼教般的幻想，倾向于持有狭隘的种族观，并往往是反西方的，对多元主义和妥协的必要性无动于衷。美式的缺乏自我限制出口到这些地方，只会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政治上，美国是世界秩序的守卫者;文化上，美国却是混乱的传播者。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美国必须重整国内的秩序，“除非作出经过深思熟虑的努力，以重新确立某些道德标准的重要性，从而实现对于享受的自我限制;否则美国的优势地位也许不会持续太久”;布热津斯基警告道：“一个并非由全球性的价值观念指引的全球性大国能够长期居于优势地位”，这事不太可能发生。[46]新兴的对于自然的尊重最终必须成为这种价值观的一部分，即使贫穷和富裕的社会可能无法就什么是生态上的当务之急达成一致。在国内，无论经济和社会问题多么严重，也不如共同目的和意义这些形而上学的问题难于对付。美国尤其需要的——布热津斯基否认了任何具体的改革处方——是文化上的重估与哲学上的自我审视，这并非一日之功。

　　与此同时，世界事务则不能再等待了。美国霸权可能会因美国逐渐解体而面临危险，但唯一可能取而代之的只有全球的无政府状态——地区战争、经济敌对、社会动荡、种族冲突。尽管有许多过失，但美国在权力的四个关键维度——军事、经济、科技、文化——中依然享有绝对的优势。而且，美国是友善的霸权国家，尽管在某些方面美国的支配地位会让人回想起早先的帝国，但与之相比，美国要更加依赖于附属精英的合作，而非赤裸裸的征服。在这一点上亨廷顿是正确的：持久的美国优势地位对于未来的自由、安全、开放市场和世界范围内的和平关系至关重要。为了维护这些，美国需要针对地球中央的广袤土地制订“综合的、全面的、长期的地缘政治战略”，全球权力的形态将取决于这一战略的命运：“对美国而言，地缘政治上最值得重视的是欧亚大陆。”[47]

　　自《大棋局》之后，布热津斯基对于这一目标开出了比任何同行更为详细的处方。他的文字是这样开始的：在冷战结束之后，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非欧亚大陆的大国在欧亚大陆上占据着主导地位。美国在全球的支配地位取决于自己是否有能力维持在欧亚大陆上的优势。美国过去是怎么做的?在与共产主义的斗争中，美国巩固了自己在这块巨大大陆的东部、西部和南方边缘——日本、欧洲和波斯湾——的地位。但如今苏联已经解体，继承苏联的俄罗斯成为横跨欧亚大陆中部的巨大黑洞，这是美国战略的头号关注目标。认为民主和市场经济能够在这块地缘政治的真空地带迅速生根发芽纯属幻觉，二者得以同时发展更不可能;因为对于前者而言缺乏传统，而为引入后者执行的休克疗法实在是愚蠢。

　　俄罗斯的上层人士对于本国领土历史性的收缩感到愤恨，甚至有报复的可能;俄罗斯法西斯主义正在发展。他们遭受的最沉重一击是乌克兰的独立，对此他们并不甘心。为了控制莫斯科任何的复仇可能，美国应该在其南部建立起包括乌克兰、阿塞拜疆和乌兹别克斯坦在内的屏障，并且——尤为重要的是——将北约向东扩张。对布热津斯基而言，将大西洋联盟扩张至俄罗斯边界是后冷战时代最为重要的当务之急。通过前弟子奥尔布赖特在国务院的推动——他的一个儿子也密切地参与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这一目标的实现是巨大的成就。因为随着欧洲成为将民主更深入地扩张到欧亚大陆的跳板，在适当的时候，北约抵达俄罗斯边界也许会说服俄罗斯人，为了与欧盟建立良好的关系，自己应该转而面向未来，而不再怀旧地回望帝国时代的过去;甚至还可能——为什么不呢——分裂成三个中等规模的国家：一个位于乌拉尔以西，一个位于西伯利亚，第三个位于远东;或是由这三个国家建立松散的邦联。

　　至于欧盟，它们与美国享有共同的文明遗产，无疑指明了通往更大规模的后民族组织形式的道路，“不过首要的是，欧洲还是美国在欧亚大陆上重要的地缘政治桥头堡”。但令人遗憾的是，欧洲自身的状况不佳，遭受着内部活力的普遍衰退与创造力的丧失，呈现逃避主义的症状，在巴尔干半岛决心不足。德国有助于推动北约的扩张;法国可以和波兰一道制衡德国;英国则无关紧要。但在谈到它们的共同地位时，布热津斯基并没有装模作样：“残酷的现实是，在很大程度上，西欧依然是——中欧也越来越成为——受美国保护的领地，其中的美国盟国令人回想起古代的属国和朝贡国。”[48]这种状况并不健康。另一方面，欧洲成为能与美国在中东或拉美等重大利益所在地展开竞争的强权这一前景也是不可取的。任何此种竞争关系对双方而言都将是毁灭性的。欧洲和美国各有各的外交传统，但“本质上多边主义的欧洲和多少有些单边主义的美国有利于结成完美的功利婚姻。单独行动的话，美国可以占据优势地位，但并非无所不能;欧洲尽管富裕，但无能为力。共同行动的话，美国和欧洲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无所不能的”。[49]

　　如此夸张的表述一反常态，但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布热津斯基要慎重得多。在这里，由于不存在集体安全体系，日本无法发挥德国在欧洲所发挥的作用。不过，日本依然是美国的一大堡垒，可以鼓励它扮演亚洲加拿大的角色——富裕、无害、受尊重、乐善好施。中国又如何呢?布热津斯基对于自己在卡特手下与北京进行建交谈判以此来制衡莫斯科的经历感到自豪，他一贯警告——与基辛格一样，出于同样的原因——要避免实施可能被认为是构建反中国同盟的政策，而中国不可避免地将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地区性——尽管还不是全球性——大国。最佳路线显然是“拉拢正在民主化和自由市场化的中国加入更大规模的亚洲地区合作框架”。而且，即使无法达成这样的幸福结局，“在更为传统的权力政治领域，中国也应成为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支柱”，成为“确保欧亚大陆稳定的极为重要的地缘战略资产——在这方面和欧洲同等重要，比日本分量更重”。[50]不过，依然存在着一个棘手的问题：“直截了当地说，作为成功将中国拉拢进世界事务这一政策的一部分，美国准备接受多大面积的、位于何处的中国势力范围?如今在中国政治雷达范围外的哪些区域可以让与再度崛起的‘天朝上国’?”[51]要解决这一困难的问题，华盛顿和北京之间需要达成战略共识，但这不必立刻敲定。眼下重要的是邀请中国加入七国集团。

　　保证了欧亚大陆东西两侧的安全之后，剩下的就是南部的阵线。这里由三十多个小国构成了“暴力矩形”，从苏伊士一直延伸到新疆。这一地区可以被称为“全球的巴尔干”——充斥着种族与宗教仇恨、弱小的政府、幽灵般的青年潮，更不必说核扩散的危险了;不过这一地区富含石油、天然气和黄金。美国距离中亚过于遥远，无法支配该区域，但可以阻止俄罗斯重新掌控该区域的努力;另一方面，自海湾战争以来美国就独享着在中东的优势地位，但布热津斯基警告道，这种支配地位是脆弱的，在该地区缺乏政治或文化根基，过于依靠腐败的当地上层人士来遵从自己的吩咐。在世贸双塔和五角大楼遭受袭击之后，他批评反恐战争是过度反应，错误地将一项(在弱者之中由来已久的)策略当成了敌人，拒绝看清这背后存在的阿拉伯世界的政治问题，而美国也是这些问题的一部分。将民主制度强加给该地区同样不是好的解决办法。在中东需要的是耐心，进步的最佳方式是渐进的社会现代化，而不是人为的民主化。美国和欧盟应该阐明巴以之间和平条约的条款，对此国际共识是存在的：相互调整1967年的疆界，仅仅是象征性地返还难民，以及未来巴勒斯坦的非军事化。

　　在布热津斯基的后期作品中，这些主题中的许多都变得更加激进。《第二次机会》严厉批评了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的外交政策表现。老布什尽管足够高明地(如果说没能认识到支持乌克兰独立和分裂苏联的重要性)处理了冷战的终结，但他的失误却令海湾战争的结果不能令人满意，原本可通过用保存伊拉克军队换取强制流放萨达姆的方式避免这样的局面;此时他还错过了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接受和平解决方案的良机。他所谈论的新世界秩序并无实质内容，看上去就像是倒退回“旧的帝国秩序”。克林顿完成了一项伟大的成就——扩张北约;另一项也值得一提——建立WTO;并且至少恢复了国内的财政平衡。但他同样未能令中东获得和平解决，在戴维营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召集起来时为时已晚，此后又过于偏向巴勒斯坦。他对乏味的全球化咒语的信仰还导致了自鸣得意的经济决定论，从而在处理外交事务时显得随意而机会主义。

　　取而代之的新保守主义信条要更加糟糕，如果没有9•11事件，这些信条仍将只是边缘的现象。在小布什治下，这些信条引发了成本远超于收益的伊拉克战争，不仅仅转移了用于阿富汗斗争的资源，还导致了美国的世界声望遭受重大损失。与这一黯淡的表现相伴的，还有多哈回合的失败，以及冒着激怒中国风险与印度进行的不走运的核交易。[52]几乎在所有地方，重大的地缘政治走势都逆美国而行。“在加冕为全球领袖的十五年后，在这个政治上敌对的世界中，美国正成为一个令人不快的、孤独的民主国家。”[53]国内的情况同样不妙，他于1993年列出了20项美国的弊病，在可以衡量的14项指标中，有9项自那以后更加恶化了。美国亟需一场自己的文化革命和政权变革。

　　不过，五年之后的《战略远见》坚持认为，对于比以前更加需要负责任的美国领袖地位的世界而言，美国的衰落将是灾难。虽然在国内依旧被陈旧过时之物所包围，在国外似乎也失去了联系，但美国在保留着弱点的同时，依然拥有强大的实力。凭借这些实力，美国可以升级欧亚大陆的大战略。欧亚大陆大战略的目标应该有两点：应该将土耳其和俄罗斯彻底纳入西方的框架，将西方的边界扩张至凡城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几乎到达日本，欧洲青年可以增加西伯利亚的人口和活力;在东亚，当务之急是在该地区的不同势力之间建立平衡，如果不会损害这一目标，那么可以邀请中国与美国一道构成G2格局。不过中国需要记住的是，一旦自己让步于民族主义的诱惑，就将很快陷入孤立的境地，因为“与美国有利的地理位置不同，中国容易遭受战略包围。日本阻挡着中国通往太平洋的道路，俄罗斯将中国与欧洲分隔开来，印度则俯视着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大洋——这片海洋正是中国通往中东的主要通道”。这张地图弥补了美国缺席的影响。[54]

　　在地缘政治上，“美国应当承担起双重角色：在西方，它必须成为更大程度、更广泛的团结的‘推动者’和‘担保者’;在东方，它必须成为主要大国之间的‘平衡者’和‘协调者’”。[55]但美国永远不该忘记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曾写过的：“如果大国的强力不再服务于某个理念，那么强力将被削弱。”美国霸权(将不会永远持续)的更高目的，是以共享价值观的共同体——这能够克服“全球精神危机”——为基础，建立一个能够遏制潜在动荡的稳定框架。民主并非揭晓的答案：甚至在共产主义失败之际，对民主的需求都被高估了，当时还有许多其他的渴望牵涉其中。[56]答案在另一理想之中：“只有认同普世的人类尊严这一理念，以及这一基本要求——尊重在文化上多元的政治、社会与宗教发散物，美国才能克服全球政治觉醒引发的对抗自己的风险。”[57]

　　布热津斯基的全部文字——部分是地缘政治的，部分是元文化的——尽管奇特，但没有逃脱，而是复制了1945年以来美国外交意识形态的双重性。[58]用他的表述就是：“理想主义国际主义是坚决、实用的现实主义的常识性指令。”但在这一组合的后期版本中，两大成分都明显受到了欧洲的影响：源自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的基于地理算计的现实政治，源自阿诺德(Matthew Arnold)或尼采的对现代习俗的文化批判。作为一项传统，文化批判一直倾向于悲观主义，这与美国信条的乐观主义——贡纳尔•米达尔(Gunnar Myrdal)对此作出了经典的描述——有着根本的差异。布热津斯基不具有这一民族特征，这无疑也是他的一笔财富;他对于冷战后的亢奋持有冷静的观点，部分是由于对共产主义的崩溃被普遍归功于里根而不是卡特或是更早的政府感到不悦，而他对于此后历任总统的辛辣评判则是由于自己未能重回高级职位——尖锐的言辞既是未能获得晋升的原因，也是其结果。布热津斯基能够直率地表述关于自己的移居国及其盟友的真相——由“受保护国”和“属国”构成的欧洲依附于美国及其“帝国官僚”等“霸权精英”——这是他与同行的不同之处。他的缺点中并不包括和缓与绥靖。

　　布热津斯基背离了美国的规范，其作品的内容与风格都带有欧洲出身的印记。尤其是在共产主义失败和苏维埃敌人消失后依旧持续不断的俄罗斯恐惧症，源于波兰数世纪的历史。在二十年的时间里，他的欧亚战略所围绕的中心都是俄罗斯势力可能复苏这一幽灵。相比较之下，他仍然将中国视为美国对抗莫斯科共同敌人的盟友，这不仅仅是出于对自己过往经历的个人投入，还出于对自己成就的不合时宜的迷恋。当他终于意识到，中国已经成为对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更大的潜在威胁，他只是简单地调转了想象中的棋局：如今将俄罗斯想象为西方延伸的地缘政治手臂，将欧洲和日本连接起来，从而包围中国，而不再将中国视为美国在东方对抗俄罗斯的支柱。这些脱离现实的方案——最为突出的是从东京延伸至都柏林的跨欧亚安全体系——属于美国的自我投影：强硬的现实主义变成了一厢情愿的理想化。而在其他方面，布热津斯基的思想是与这一特点背道而驰的。

　　(三)

　　罗伯特•阿特(Robert Art)与之形成了显著的对比，他的写作更加严谨、冷静，所处的位置也更加远离威尔逊主义这一光谱的中心。其标志性的精确分析、缜密论证和清晰的理性判断，构成了更高分辨率的现实主义。[59]差异起始于阿特对自己目标的定义：“大战略不同于外交政策。”后者指的是构想一国国家利益的所有方式以及追求这些利益的工具。前者的范围更加狭隘，指的是一国运用自己的军事力量来支持其国家利益的方式：“外交政策涉及所有目标和治国的所有工具;大战略涉及所有目标，但仅与一种工具有关。”[60]阿特考虑的焦点始终是武装力量在美国在世界的行为中所起的作用。和其他同行相比，阿特不太受公众的注意，也没有畅销的著作，但自在布兰代斯大学任教时起，他便更为审慎地担任着五角大楼——作为卡斯珀•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手下长期规划办公室的一员——与中央情报局的顾问。

　　阿特的起点是军事力量的可替换性——这并非无限的，却是大量的——即兑换军事力量的各种政治与经济方式。强制外交，用武力威胁迫使另一国家遵从强国的吩咐——他指出，在1990至2006年间，华盛顿作出了十多次此类尝试——很少取得明显的成果：迄今为止的失败案例包括迫使伊朗或朝鲜放弃核计划的努力。另一方面，核武器要比人们常常认为的更加有用：除了能够对潜在的攻击进行威慑以外，核武器还可以为外交行动提供大片安全的空间;从可能依赖于核武器保护的国家那里获取收益;以及，核武器的高效率所省出的资源可以用于他处。一般来说，只要各国间仍处于无政府状态，武力不仅仅将仍然是各国争议的最终仲裁者，并且还将影响到在不动用武力的情况下解决争端的方式。

　　对于这一点，最为正面的例子莫过于1945年之后美国的军事力量所发挥的作用：为各国经济的逐渐交织创造政治条件，从而令自由世界的各个国家结合起来。“对于美国和强大盟友间的经济关系，作为政策工具的武力不可能是无关紧要的：美国军事的优势地位以政治的方式遍布于这些关系之中。这是经济相互依赖的强化剂。”[61]日本和西欧能够在美国核保护伞之下安全地发展和繁荣，他们付出的代价是听命于美国的货币与外交安排。由于“如果在涉及自身利益的政治和经济事务上，美国对这种依赖关系不加以利用，这将是反常的”，于是现实中美国就这么做了：早在原子弹问世之前，华盛顿就迫使盟友英国在布雷顿森林接受了固定汇率制;之后于1971年切断了美元与黄金的联系，此举不仅没有与盟友进行协商，还令它们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间面临着通货膨胀与衰退的不快选择。如果不具备军事优势地位和强大的工业实力，美国永远无法这样行事：“美国以政治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军事力量，来应对美元贬值的问题。”距离“众国之国”这一安慰剂，我们还相去甚远。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武装力量应该致力于哪些目标?阿特以非典型的方式，对这些目标的优先性明确地作出了排序，对更新了的地缘政治中真正必不可少的和仅仅是值得追求的利益进行了区分。按照重要性排序，必不可少的利益包括：本土处于免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的安全状态;防止欧亚大陆发生大国冲突;阿拉伯石油的稳定流入。按照重要性排序，值得追求的利益包括：维护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促进民主、保卫人权;保护全球环境。为追逐这些目标，阿特建议的方式是“选择性的接触”：这一战略优先考虑的是美国必不可少的利益，但也“坚持希望值得追求的利益也能部分实现”，在使用武力过度和不足之间达成平衡。[62]在行动上，选择性接触是前沿防卫性质的战略，允许从整体上缩减美国的部队规模，但要求维持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基地——它们不仅仅是政治稳定的卫士，还监视着经济民族主义。

　　同样的，大西洋联盟的东扩——从一开始就是克林顿政府的全盘计划——目的也不仅仅是填补安保真空，或是让北约重获新生，而是为了保持美国在欧洲的霸权。在中东，海湾地区的政策应该是“分化，而非征服”，让各个石油富国的统治者互相争斗，而不必尝试对它们进行更加密切的管理。在阿富汗，美国必须坚持到底。另一方面，攻击伊朗将是愚蠢的。以色列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美国利益，而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方案将是向切断对反美恐怖主义的支持迈出的最重要一步。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与以色列签订正式的防务条约，将美国部队驻扎在以色列的领土上，并迫使他们撤出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在东亚，韩国的安全同样是至关重要的美国利益，不过美国政策的目标应该是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和统一。如果随后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也是可以接受的。美韩联盟是可以牺牲的，而美日联盟——美国在东亚影响力的基石及海上优势地位的前提——则不能。

　　这一地区面临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不应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为与过去的苏联类似的潜在危险。对于欧洲和海湾地区而言，苏联都曾是地缘政治上的幽灵，中国则并非如此。如果中国最终支配了东南亚的大部分，就如同它可能支配朝鲜半岛一样，那又如何?考虑到美国在新加坡、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都拥有海军基地，同时欧洲、海湾地区、印度、俄罗斯和日本要么保持独立，要么与美国结盟，中国在东亚和东南亚的陆上霸权并不能打破全球的势力均衡。中华人民共和国永远不会像横跨广袤欧亚大陆的苏联那样，构成对美国影响力的威胁。除了有关台湾问题的摩擦之外——在适当的时候，这一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要么通过经济杠杆将台湾降格为大陆的附属地，要么在大陆实现民主化后实现两岸的政治统一——中美之间不存在战争基础。北京将建立强大的海军，但并不足以挑战美国对于太平洋的控制。事实上，要想“相互确保摧毁”生效，中国需要获得基于海洋的核威慑能力，对此美国不应该表示反对。

　　武力必须持续发挥作用，也的确持续发挥着作用。如果不是在海外投射军事力量来塑造事件而仅仅是对事件作出反应，如果不是来塑造环境而仅仅是在环境中存活，那么美国的政治与经济治国之术将无法取得成功。但这并不意味着应该鲁莽和肆意地运用武力。和许多在当时支持伊拉克战争、之后撇清自己的人士不同，阿特在战争开始前六个月就成为这场战争的著名反对者，[63]并在战争期间谴责其为一场灾难。“肌肉发达的威尔逊主义”导致的是不光彩与合法性的丧失。就连选择性接触也难免会受到帝国强权——在这里是指美国——进行过多而非过少尝试这一固有诱惑的影响。美国的全球优势地位只会延续数十年，此后，未来可能会转型为“介于美国支配的与以地区为基础、去中心化的之间的国际体系，这种悬而未决的状况将维持很长一段时间”。[64]美国将为此做好准备，同时重整国内的经济秩序。

　　作为国家安全的理论家，阿特仍处于外交政策的体制范围之内，共同持有不受质疑的假设，即如果想要避免混乱发生，就需要保持美国在世界上的优势地位。[65]不过，作品的思想品质令他从这一领域脱颖而出，他不仅没有运用具有煽动力的语言，还对其他非传统的立场表示了冷静与尊重，并且打破了某些正统的禁区。布热津斯基同样从一开始就反对伊拉克战争，对以色列的顽固感到不满，并接受中国的地区优势地位;但两人之间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截然不同的风格。阿特并不执着于俄罗斯——在他最近的思考中，俄罗斯的缺席尤为引人注目——他针对特拉维夫和北京提出的建议也更加尖锐：迫使一方签订不受欢迎的条约，同时对另一方陆上霸权的延伸和海上的打击能力作出让步。从技术的角度看，在这些方面，新现实主义的精神——阿特属于这一流派，该流派的最重要代表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可以以对和平有利为由，主张扩散核武器——彰显无遗。

　　但作为国际关系研究中一种范式的纯理论的新现实主义是一回事，作为美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话语的新现实主义，就是另一回事了。无人伴其左右的话，它是无法登堂入室的;阿特也无法逃避这一规则。他解释道，选择性接触是一项“现实政治+”战略。加号意味着什么?这就相当于让所有奶牛都变成黑色的夜晚(译注：来自于黑格尔的讽刺，比喻某物抹去了事物的所有差异)一样：“现实主义兼自由主义。”前者的目标是“保持美国的安全与繁荣”，后者的目标是“推动世界逐步向美国珍视的价值——民主、自由市场、人权和国际开放性——前进”。[66]二者的区别对应了美国利益的不同等级：现实主义保证了必不可少的利益，自由主义的目标则只是值得追求的利益。后者只是附加物——前者在阿特的写作中占据着压倒性的地位——但并非只是对其概念的整体结构毫无影响的点缀。由于必不可少和值得追求之间的界限从根本上就是模糊的，阿特自己列出的清单也随着时间而不断波动。“国际经济开放性”——经典的门户开放政策，人们可能会认为这属于现实主义——在1991年的“可以防御的国防”(A Defensible Defense)中位居五大美国利益的第二位，在1998年的“更新版地缘政治”(Geopolitics Updated)中被降到了六大美国利益的第四位，理由是美国GDP的90%来自国内。《美国大战略》(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2003)一书中仅有一项必不可少的美国利益(防卫本土)以及两项非常重要的利益(欧亚大陆的和平与海湾地区的石油)。[67]进一步促进民主或是保护人权(在没有支持理由的情况下，这一条的排名位居全球气候变化之前)不应成为发动战争的理由，但当需要通过军事干涉来建立民主或是制止杀戮时，也会有例外。阿特足够坦率地承认，选择性接触也存在问题，因为除非非常谨慎，否则“投入就可能变得无穷”。而他自己就犯了这样的错误：在阿富汗“坚持到底”(到哪里?);[68]对于在东亚、东南亚、欧洲、波斯湾和中亚——“总体上”只除去了南美和非洲——保持“永久前方作战基地”的要求，选择性又体现在何处?[69]为解释该版本大战略的价值，阿特多次重复了这一说明性公式，告诉美国人美国力量的投射可以“塑造事件和环境”，“令其更加符合美国利益”。[70]但雄心如此宏大、模糊、过度开放，以至于现实主义本身溶为了可能无所不包的理由，为任何在自由主义之名下进行的冒险进行辩护。

　　四、经济优先

　　(一)

　　在美国外交政策的话语中，是否存在着避开了这一法定二分法的重要作品?也许存在着一种。托马斯•巴尼特(Thomas P. M. Barnett)的背景和目标都属于大战略家的行列，但观点却与他们不同。他在哈佛被训练成为苏联问题专家，在海军军事学院任教，在拉姆斯菲尔德建立的国防部军力转型办公室工作，曾投票给克里，如今经营着一家咨询公司，为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等地区提供与外界的技术与金融联系。《大国：布什之后的美国与世界》(Great Powers: America and the World After Bush)一书是他个人轨迹的产物，在风格与内容上都不同于其他任何外交政策作品。凭借推销员式的轻快风格，加之取之不尽的简练口号的储备，本书展现了乐观的、但远非常规的全球化见解，以此作为把握美国力量的性质与未来的主体叙事。这一判断是如此自信与得意洋洋，不加以许多惯常的修饰，以至于同时令陈腔滥调的克林顿主义的提倡者和责难者(如布热津斯基)感到不安。

　　巴尼特的论证如下。在意图良好、但进展得令人绝望的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没有理由感到怀疑或是沮丧，美国的地位并未下降：“这仍然是美国的世界。”因为作为地球上首个同时也是最为成功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和多种族政治联盟，美国的进化预兆着人性总体的进化：“我们是现代全球化的源代码、DNA。”这有何影响?“美国不会陷入糟糕的结局，反而会迎来良好的开端——我们的美国制度成功地投射到了世界。”[71]在正确的理解下，这种投射既不包括、也不要求美国在总体上促进民主。巴尼特毫无顾虑地宣称自己是一个经济决定论者，对他而言，资本主义才是美国孕育的真正的革命性力量;资本主义的扩张令在全世界推行议会和选举的尝试变得不必要了。冷战之所以能获胜，是由于美国军事实力的运用为西方在经济上压倒苏联赢得了时间;在后冷战时代同样如此，和平优先于正义：在那些既不知道、也不接受自由民主制的地区，如果美国愿意放缓政治要求，转而努力实现对它们的经济要求，那么在适当的时候，美国将会看到自己的理想在这些地区得以实现。“美国需要自问：是实现真正的全球化，同时保持大国和平，并打败未来数十年可能出现的任何反全球化暴动更加重要呢?还是说我们要把对推进全球化的支持与这一直率的要求——世界首先应该在政治上与我们更加相似——捆绑在一起?”[72]

　　因此，今天应当呼吁的不是民主国家联盟，而是致力于令资本秩序在世界范围内可行的资本主义强国联盟。可以用林肯的语言将它重新命名为“竞争对手组成的团队”，将中国、俄罗斯与日本、欧洲、印度和巴西一道纳入其内。对于接纳冷战中曾经的敌国，美国人没有理由逡巡不前。美国在革命后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才建立起了大众的多党民主制，而妇女和奴隶还被排除在外;之后它又实行保护工业的政策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凭借汉密尔顿和克莱的方法，中国正在缩小与美国的差距，不过如今中国需要进行类似于美国进步时代的监管改革(如今的华尔街同样如此);而中国的民族主义外交政策已经类似于老罗斯福的政策了。至于俄罗斯，具有经济上的粗犷主义和原始的物质主义，混合了粗糙的个人主义和集体的沙文主义，目前正处于自己的镀金时代——此外，美国还可能遭遇许多其他众多版本的年轻的自己，不过它们自己的评判可能并非如此：“莫斯科实用主义地将美国视作是军事上过度扩张、金融上过度开支、意识形态上过度紧张的;美国现在也的确如此。”不过俄罗斯的反美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做做样子。考虑到俄罗斯的过去，美国很难求得比普京更好的伙伴了，普京的政权是民族主义的——这和中国一样——但并不是扩张主义的，“二者都并非系统性的威胁，因为二者都支持推进全球化，于是也以和我们相似的方式判断什么对于世界是危险的”，并没有挑战处于支配地位的自由贸易秩序的愿望，而只是希望从中赚取尽可能多的私利。[73]这些崛起中的竞争者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的不同种类，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笔财富，各种形式的实验与对冲只会加强资本主义的力量。

　　在发达的核心地区和更加落后的地区之间，一道历史鸿沟依然有待克服，不过资本主义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在这个意义上，“非洲是初级的印度，印度是初级的中国，中国是初级的韩国，韩国是初级的日本;半个世纪之前，我们把日本建设成了初级的美国。这可谓是全球化的‘六步复制’”。[74]如果说在经济意义上，“历史真的‘终结了’”，但在传统人口流离失所，惯常的生活方式被毁灭，中产阶级繁荣尚未到来之时，跨越这道鸿沟的转型将引发史无前例的社会动荡。作为应对骚乱的一种方式，宗教将永远是跨越这道鸿沟的最重要桥梁;随着全球化的扩展，符合逻辑的结论是将出现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宗教觉醒，因为全球化带来的是前所未见的横扫一切的经济状况的变革。在这一翻搅过程中，社会变得越混合、越多元主义，在没有共同文化的情况下，个人就会越认同于自己的宗教身份。在这一方面，美国的多元文化信仰模式同样在引领着这一普世进程。

　　巴尼特本人也置身其中的战争又如何呢?尽管为发动战争提出的借口都是虚假的，但入侵伊拉克的决定并非不理性：尽管处理不当，但伊拉克战争仍然动摇了中东的停滞状态，开始将这一地区与全球化的动力联系起来。相比之下，阿富汗战争则是一条死胡同，只可能引发与巴基斯坦之间更大的麻烦。小布什最大的失败在于，尽管推翻了伊朗的两大逊尼派敌人——萨达姆和塔利班——他却从伊朗一无所获;此外在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压力之下，他还继续坚持遏制而非拉拢伊朗。于是，毛拉们得出结论，认为核武器将保护自己免受美国的颠覆，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这一点上，他们绝对是正确的，伊朗应该被接纳进核俱乐部，因为唯一能够阻止他们取得核能力的方法将是对他们使用核武器，常规轰炸将无法奏效。在中东，需要的不是由以色列或美国对伊朗进行徒劳的攻击，而是由中国和印度等比美国更加依赖海湾石油的亚洲大国与美国合作，实行一套地区安全体系，而伊朗——该地区唯一一个可以通过投票让政府下台的国家——也将发挥与其面积和文化相称的作用。[75]

　　至于其他地区，美国军事力量将防止大国战争的标准提升得如此之高，可谓是人类的一大笔财富，不过如今五角大楼需要将海外兵力缩减至少四分之一，可能达三分之一。对于曾给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和彼得•斯库梅克(Peter Schoomaker)上过课的巴尼特而言，反暴动的未来在于美国非洲司令部(AFRICOM)这一新颖的模式，和五角大楼在其他地区——中央、太平洋、欧洲、北方、南方——的司令部不同，该司令部在非洲保持着轻足迹的“应急行动点”网络，将军事警戒与民事援助结合了起来：“对有些人而言是帝国主义，但对我而言只不过是带着手枪的和平队。”[76]中国的投资将更有助于缩小黑暗大陆的差距，但美国非洲司令部同样在发挥自己的作用。

　　以更加广阔的视角来看，美国对恐怖主义、民主和核武器的痴迷都是无关紧要的，真正重要的是宏大的全球化的开展，这就类似于互联网的创办者对网络所下的定义：“没有人拥有它，所有人都使用它，任何人都可以对它添加服务。”如今这二者正在构成同一个单一的进程。如果说全球化成为了“所有登录者虚拟的赫尔辛基协议”，那么维基解密就是——在这位离开国防部不久的规划者看来——“监控时代的自由欧洲电台”。[77]要想加入其中，某个社会并非一定要建立代议民主制、减少碳排放或是停止对本国产业的保护;关于成员资格的规则很简单：“保持原样，在可能的时候加入。”到2020年时，中产阶级人口将上升到世界人口的半数，因此美国没必要害怕失去优势地位。只要美国依旧是全球经济的头号风险承担者，“就永远不会出现后美国的世界，只会有后高加索的世界”。[78]

　　《大国》一书的开头和结尾都以莱蒙托夫(Mikhail Lermontov)的诗作为题记，在后记中则向威尔斯(H. G. Wells)表达了敬意;作为一部关于大战略的作品，本书与《上帝与黄金》一样具有异国风情。可以将这两本书作为这一领域的分隔符：米德的文字令美式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以突发奇想的方式联姻，巴尼特则回避了这二者的结合;但他们得出的结论——至少在形式上——并没有很大的差别。尽管巴尼特向威尔逊致以了敬意，但在他对新世纪美国权力的构想中，几乎没有威尔逊主义的痕迹。就连“自由国际秩序”也不过只是装饰，而并非试金石，因为他使用这词时并不介意经济保护。如果说在这种局部用法里，理想主义几乎是缺席的，那么现实主义的元素要明显得多。老罗斯福——不仅仅是最年轻的，还是“取得了最广泛成就、最有经验”的美国总统——被选为令美国国内和海外政治转型的伟大人物，卡根的《危险的国家》则被敬为促使巴尼特思考如何将美国历史与全球化联系起来的作品;但《大国》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年轻版本的美国，并兴高采烈地欢迎这些专制国家，这与卡根的态度截然相反;巴尼特对待普京的方式也足以让布热津斯基感到毛骨悚然;对伊朗核武器的欣然接受则越过了阿特的红线。

　　这些捣毁圣像的行为不仅仅是性情上的差异(尽管性情显然也是因素之一：难怪海军军事学院觉得没有巴尼特也行)所致。原因在于，潜在问题与军事力量作用(这是现实主义传统主要关注的对象)甚或经济扩张(作为一项民族主义动力)的关系非常有限。巴尼特脱离了美国例外论的传统叙事，同时却又发表了最大化的美国例外论;之所以有此转折，是因为巴尼特将美国在世界上的重要性简化成了资本主义的纯粹原则：作为全球化基因密码的供应者，既不依赖、也不需要十四点和平原则或是大西洋宪章，需要的仅仅是市场与大众消费的力量，辅以对手出现时用于平定的少许力量。这种泰然自若的经济决定论的结论类似于街垒另一端哈特(Michael Hardt)与内格里(Antonio Negri)的《帝国》(Empire)对美国持有的唯物主义观点。不过，哈特和内格里所否定的更加传统意义上的帝国并未完全从《大国》中消失，该书对非洲司令部的赞歌就是明证;在那里，足迹越来越频繁地出现。2007年才建立的非洲司令部如今在该大洲55个国家中的49个部署着军队。[79]不是美国统治着世界，而是世界成为了美国。这就是《大国》所直接传达的信息。在间歇期，这二者之间的差异并不像预期的那么多。

　　(二)

　　此后出现了另一种经济观点，它既是对立性的，也是总结性的;见解更为传统，但在奥巴马第二任政府内更为时兴。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任教于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曾在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任职——的《西方的复兴》(The Resurgence of the West, 2013)一书将相对于中国和印度崛起的美国经济的衰落作为出发点。这些社会依然受益于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或是服务业的转移以及外国技术的引进，这使得非常快速的增长成为可能。和其他以中产阶级为人口主流的成熟经济体一样，美国不能指望维持类似的增长率，但通过与欧洲建立跨大西洋联盟，建立起面积超过美国两倍的、掌握着超过半数的全球GDP的庞大市场，时间上的损失可以在空间上获得补偿。这一扩充将释放出更高的投资与增长率，创造出一支举世无双的经济力量。因为尽管目前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税已经很低，但还存在着大量的非关税壁垒——在服务业和食品行业尤其如此——非关税壁垒的废除将为双方注入活力。此外，建立关税联盟，并将两种货币联系起来，将起到惩戒其他大国的效果，就如同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ly)担任财政部长期间尼克松让美元与黄金脱钩的效果一样。[80]

　　向低工资的亚洲国家的外包(目前，美国公司对此感到心满意足，但美国国家并不感到满意;公司可以裁掉员工，但国家无法裁掉公民;此外，如果工作岗位消失的话，国家也可能面临惩罚)将减少，西方先进技术与科学群落的内在优势将彻底进入黄金时期。中国比其他任何大国都更加依赖于海外的原材料和市场，其制造业根基大部分由生产链中的部分单元构成，而这些生产链往往开始和终结于他处;因此，中国并没有挑战这位跨大西洋巨人(如果日本也加入其中的话，还可能同时是跨太平洋的)的资格。西方联盟的益处也不会仅限于美国和欧洲。历史上，霸权转移永远伴随着崛起大国和衰落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风险;如今很多人担心，中国之于美国会如同威廉德国之于爱德华英国。不过，历史的教训还在于，和平的最好保证不是不稳定的势力均衡——正是这一点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是超越一切、无法被平衡的“过平衡”势力：威慑住一切挑战自己的企图，反而吸引其他势力加入自己的行列。达成西方复兴的欧美协议就将实现这一目标：“持久的势力‘过平衡’的可能性就在我们面前。我们只需要抓住它。”此外，一旦就位，“这一过于傲慢的势力将发挥磁铁一般的作用”。[81]的确，谁能够说有朝一日中国自己不会也加入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从而确保永久的和平呢?

　　由于不看好欧洲的经济和人口状况，在《大国》一书中，任何将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视为恢复美国财富的秘诀的观点都是嘲讽的对象：“每当我听到美国政客宣称需要加强西方联盟，我就知道这位领袖在承诺用历史遗迹来引导我们，而不是制定向前看的战略。重拾往日的光荣不是要回归我们的青春时代，而是要否定这个世界——我们如今如此不安地栖息其中——的源头。”[82]该书将欧洲人视为领退休金者;拒绝他们是错误的，但指望他们是没有意义的。最后，巴尼特和善地评论道，在全球化的高速公路上，无论是谁坐在副驾驶位置上，老爷爷都可以一道同行。

　　五、城堡之外

　　(一)

　　司机还得是美国。自克林顿时代以来，外交政策的话语就回归了美国所面临的一系列常见问题：本土的混乱、恐怖主义的幽灵、东方势力的兴起。关于这对美国意味着何种程度的危险，诊断各异：米德和卡根是乐观的，曼德尔鲍姆和库普钱表示担忧，布热津斯基则是危言耸听。尽管表述各异，不变的是都将美国领袖地位视为公理。美国霸权继续服务于国家的特殊利益和人类的普遍利益。美国霸权固然需要与时俱进，有时还会处置不当，但不会有人真的怀疑它对世界的益处。的确，如今再无法像七十年前的亨利•卢斯(Henry Luce)那般自信，视美国生活方式为受人模仿的榜样了，国内的病症和海外的失策削弱了它的说服力。然而，如果说如今虽不能放弃传统的美国力量之恩赐的正面维度，但需要加以调整的话，现在需要更加努力地从反面为其正名。即使不无道理，美国的优势地位仍时常惹恼他国，但谁又会否认任何替代者都会更加糟糕得多呢?如果没有美国霸权，灾难性的全球混乱——战争、种族灭绝、大萧条、饥荒——将接踵而至。毕竟，地球的和平与安全最终还是要依靠美国。现在没有必要再仰慕美国，而只需要简单地接受它，以避免更糟糕的局面。

　　几乎所有关于外交政策的作品都认定，无论如何美国都亟需修复。一个接一个作者不停地重申着需要进行内部改革的细节：不平等已然失控，学校系统正在失败，医疗保障过于昂贵，基础设施陈旧过时，能源被浪费，研发不足，劳动力缺乏技能，金融管制不够，福利权利失控，预算出现赤字，政治制度过于两极分化。他们几乎全部认为，美国需要的是一项“中间派”议程：增加对科学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改善交通与通信设施，控制医疗保障的成本，收缩财政，更加现实地执行社会保障，节约能源，更新城市，等等。这一菜单可能会被忽视——卡根和巴尼特就是如此——但几乎从未被直接拒绝。

　　对于如何补救外部挫折或是即将来临的风险，则是众说纷纭。比前任更具争议的2000至2008年共和党政府获得了卡根(一以贯之的)、米德和巴尼特(最初的)支持，但也招致了来自伊肯伯里和库普钱、阿特和布热津斯基的批评，这些批评大都十分激烈。在此之后，普遍重复的教训是，如果想恢复合法性，从美国霸权利益本身出发，也应该比小布什和切尼更多地考虑盟友与外人的感受。多边主义是威尔逊主义者的魔力词汇，然而，虽然提出的要求是同一个，但各人所考虑的困难事例各不相同：卡根要求更加老练地应对欧洲人;米德呼吁在和伊斯兰打交道时，进行“文明之间的外交”;阿特希望美国霸权“看起来更加和善”;福山敦促“至少在言语上对贫穷者和被排除在外者表示关心”。[83]

　　另一方面，直到昨天在任何有自尊的外交政策中，民主的传播都是不可放弃的一大目标，但如今却被搁置一旁。库普钱、巴尼特和布热津斯基公开地放弃了民主的传播，不再将之视为指导方针;阿特降低了它的重要性;对于曼德尔鲍姆而言，这仅仅相当于园艺工作，而非一项工程;只有伊肯伯里和卡根还在伤感地寻找能把世界引上正途的民主国家联盟。美国最近一次推行民主的举动是令人沮丧的，然而，尽管很少有人对美国在中东的表现表示满意，却没有人提议对美国在当地的安排作出重大变革。毫无例外的，对所有人而言，对海湾地区的军事控制是美国全球力量的必要条件。甚至对阿特而言，与以色列的关系也仍然是重大的“国家利益”;只有布热津斯基对特拉维夫在华盛顿的过度影响力发出了谨慎的牢骚。最大胆的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方案，是为克林顿协调下提出的班图斯坦方案——占前巴勒斯坦托管地四分之一面积的非军事化的破碎地带，保留了所有主要的犹太人定居点——配上装甲：美国部队支持以色列国防军，并与以色列缔结正式的防务条约。如果伊朗拒绝服从西方的命令停止核计划，在紧急关头，它将——当然没人希望这一前景成真——不得不受到攻击;届时希望莫斯科和北京能够伸出援手，或是友好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有巴尼特突破了这一以核不扩散之名保护以色列核垄断的禁忌。

　　那么，在世界政治的竞技场上——大国及其现实的或潜在的冲突的场所——应该如何保持美国的支配地位呢?在大国之中，欧盟是最不会引起争议的，因为它们显然没有对美国霸权构成威胁。伊肯伯里和库普钱虔诚地、阿特冷淡地、布热津斯基和卡根轻蔑地强调或是重提了西方凝聚力的必要性，对此，罗斯克兰斯建议建立一个总体性的机构。日本依旧安安稳稳地是美国的受监护人;印度目前还算不上是主要角色;引发争端的主要是俄罗斯和中国。对这两国的立场均可区分为遏制政策的主张者和拉拢政策的倡导者。布热津斯基不仅仅希望用分别位于欧洲和中国的两座美国堡垒来束缚住俄罗斯，更愿意让这个国家彻底分裂;另一方面，对曼德尔鲍姆而言，北约扩张至俄罗斯边界是无谓的挑衅行为，只会令西方遭到报复;库普钱则希望在北约内部拥抱俄罗斯;对卡根而言，中国和俄罗斯都是敌对的政权，它们充分意识到西方希望颠覆自己，对此唯一的应对之策只能是展现更胜一筹的实力;相反，对曼德尔鲍姆和伊肯伯里而言，中国是最值得争取的对象，它加入自由国际秩序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并将令自由国际秩序再也无法被逆转;而对巴尼特而言，他所设想的自由国际秩序更加宽松，从哪个方面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都已经身处其中了;阿特愿意将从东北亚到东南亚的一长片地域的优势地位让与中国，只要美国继续主宰太平洋：布热津斯基最初将中国想象为美国强行插入的从东边包围俄罗斯的前沿基地，如今却设想让俄罗斯从北边包围中国。

　　(二)

　　当代的这些建议有三大引人注目的特征。首先，所有对国内问题的关注——在外交政策的话语中，这是很新鲜的——都仅仅局限于肤浅的药方。产量、中位收入和生产力的增速长期放缓，与此同时，公共、公司和家庭的债务在上升，这些现象不仅仅出现在美国，而是遍布整个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对于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建言者没有进行丝毫的调查或是反思。外交政策圈子对探究了这些问题的学者——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理查德•邓肯(Richard Duncan)、热拉尔•迪梅尼尔和多米尼克•莱维(Gérard Duménil and Dominique Lévy)、米歇尔•阿列塔(Michel Aglietta)——的作品毫不了解。诚然，不应期望国际关系专家熟知经济史学家的作品;然而，这方面的无知令衰退——对此，许多人感到痛惜并试图补救——的根源依旧无法显现。

　　这些是内部事务，关于外部事务的建议则是另一种情况，理所当然地更加丰富和有雄心。对此的专业投入绝不是贫瘠的，热情与创造力源源不断地投入到矫正美国当前的地位、畅想世界未来的任务之中。然而，引人关注的却是这方面的文字一再表现出的幻想性。在欧亚大陆大棋局上进行规模宏大的重新排列，巨大的国家就如同车和兵等棋子一样在棋盘上移动;将北约延伸至白令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沙特阿拉伯石油公司的钻井巡逻;穆巴拉克和本•阿里位列其中的民主国家联盟;从摩尔多瓦到俄勒冈(如果说还没到神户的话)的关税同盟;将历史的终结视为上帝的和平。太多的建议几乎完全脱离现实——就连其中最为平淡的令美国和欧盟结成西方联盟的建议，也完全没有提及何种政治手段能够使其实现——从中不难发现无意识的绝望所引发的忧虑，就仿佛令美国领袖地位在这个世界上重新满怀美德与力量(无论时间多么有限)的唯一方法，是想象出一个全新的世界。

　　最后也是最具决定性的是，在制订令自己的敌人与朋友变身的各种华丽计划的同时，却鲜见值得一提的有关大帝国本身收缩的观点。不是回收，而是调整——这就是共同的底线。对正在进行中的调整(进一步地在非洲、中亚和澳大利亚扩张影响力;随总统的意愿，从空中进行暗杀;普世的监控;网络战争)所言甚少。谈及这些话题的作者不属于这一圈子。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曾写道：“在国际政治中，仁慈的霸权国家就如同独角兽——根本不存在这种动物。霸权国家彼此相爱，但其他人不信任并恐惧它们——这有充分的理由。”[84]莱恩所代表的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异见传统仍是生机勃勃的。和旧的大英帝国时期的异见分子一样，他们曾一直是、也仍然处于全国争论的边缘地位，在国家事务中不见其踪影，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们思想的锐利程度。在这里，才能找到真正的现实主义——不是作为国家间关系的一种立场，或是关于这种立场的理论，而是不自我欺骗、直面现实，并直率地描述现实的能力。值得尊重的名字包括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安德鲁•巴切维奇(Andrew Bacevich)、克里斯托弗•莱恩、戴维•卡莱奥(David Calleo)，更不用提加布里埃尔•科尔科(Gabriel Kolko)和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了。约翰逊最后一部著作呼吁关闭中央情报局以及五角大楼的大量基地，该书书名《解散帝国》(Dismantling the Empire)代表着他们作品的主旨以及一个依旧遥远的时刻。

　　(相关简介：Perry Anderson，英国历史学家、政论家，现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本文首发于英国《新左派评论》杂志2013年9/10月刊(第83期)。)

　　注释

　　[1] 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内部人士的说法是：“和在其他国家一样，在美国，只有一小部分人对外交政策感兴趣。但任何美国外交政策的执行都需要获得更广泛的公众支持。对于外交政策精英而言，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是确定的信念，但对于一般公众而言，全球领导地位这一信念则没有那么强烈。这并不令人吃惊。这一信念有赖于对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影响以及这一地位的缺席可能造成的后果的认识。对于多数美国人而言，正如对于多数国家的多数人而言，与这些观点相关的信息是不足的，因为他们一般都不会对此感兴趣到去收集此类信息的程度。因此，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活动就类似于一家公司：管理层(外交政策精英)必须说服股东(公众)来授权开支。”见Michael Mandelbaum，‘The Inadequacy of American Power’, Foreign Affairs, Sept-Oct 2002, p. 67. 问问有多少公司会向股东咨询有关开支(这里当然是指军事)的意见，就能明白这一比喻有多恰当了。

　　[2] Walter Russell Mead, Special Provide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2001, pp. 34～39 ff. 《天意》不接受基辛格标志性的现实主义，称其为非美国的，但这并没有妨碍米德因本书的成功被任命为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基辛格资深研究员。之后他又在巴德学院担任了教职。

　　[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五个月里，美国的轰炸造成了超过90万日本平民死亡，这一数字还未包括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造成的伤亡。这一数字比美国在所有对外战争中战斗死亡人数(441513)的两倍还要多”，同时，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平民相对于士兵的伤亡比率甚至要比德国入侵俄国还要高。当然，米德向他的读者保证，两种情况在道德上没有可比性：Special Providence, pp. 218～219.

　　[4] Mead, Special Providence, pp. 95～96, 311～312.

　　[5] 有关杰斐逊的真实经历，见Robert W. Tucker and David C. Hendrickson, Empire of Liberty: The Statecraft of Thomas Jefferson, New York 1990.

　　[6] 一旦“战后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为美国所创造”，美国将“扮演威尔逊为它设想的角色——他人所追寻的灯塔，所争取实现的希望”。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1994, pp. 52, 55.

　　[7] 正如威尔逊本人在1923年透露的：“世界令民主感到安全了。但民主还未能让世界面对非理性的革命时感到安全。民主如今不断面临着这一相当于拯救文明的迫切的最高任务。对此我们无从逃避，除非我们建立的一切都立刻变成废墟。作为最伟大民主国家的美国必须接受这一任务。”有关这些反思，见‘The Road Away from Revolution’, c. 8 April 1923,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 68, Princeton 1993, p. 323.

　　[8] Melvyn Leffler and Jeffrey Legro, eds, To Lead the World: American Strategy after the Bush Doctrine, New York 2008, pp. 250～252. 撰稿人包括福山、查尔斯·梅尔(Charles Maier)、约翰·伊肯伯里、詹姆斯·库尔思(James Kurth)、大卫·肯尼迪(David Kennedy)、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罗伯特·卡根、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奥巴马政府中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Leffler本人曾在其他地方解释过，“如果二战后形成的共同体”想要幸存下去，“美国的霸权地位必须被再次合法化”;或者用威尔逊的话来说就是，“必须用有组织的人类的道德力量来保证和平”。 Leffler, ‘9/11 and The Past and Futur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October 2003, pp. 1062～1063.

　　[9] 下文中排除在外的这些人物，生涯仅局限于媒体或是学界。前一类的著名人物有《新闻周刊》记者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和《时代》记者彼得·贝纳特(Peter Beinart)，他们分别是《后美国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 2008)和《伊卡鲁斯综合症》(The Icarus Syndrome, 2010)的作者。在学界，国际关系或曰“安全研究”领域和国内政治学一样，包括了致力于博弈论和理性选择理论等专业技术的作品，这不可能获得更多读者的青睐，不过也包括了某些能免于公职诱惑的具有独立心灵的卓越理论家。芝加哥大学的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就是一个杰出的例子，有关他的《大国政治的悲剧》(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2001)一书，见Peter Gowan的文章，‘A Calculus of Power’, NLR 16, July-Aug 2002。这类人物还有很多，下文中将略过的往返于学界和政界的重要人物中，约瑟夫·奈[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卡特政府中的副国务卿，克林顿政府中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注定领导》(Bound to Lead, 1990)和《美国权力的悖论》(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2002)的作者]原创性不够，只有软实力等陈词滥调，不必过多考虑;菲利普·博比特(Philip Bobbitt)[现任哥伦比亚大学国家安全中心主任;卡特政府时期在中央情报局任职，克林顿政府时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小布什政府时期在国务院任职;《阿喀琉斯之盾》(The Shield of Achilles, 2003)和《恐怖与同意》(Terror and Consent, 2008)的作者]远不是乏味的，但这里已经对他进行了深入探讨：Gopal Balakrishnan, ‘Algorithms of War’, NLR 23, Sept-Oct 2003.

　　[10] 米德坚持认为：“改革必须远远超越小罗斯福时期。下一波改革将具有更多社会主义色彩、更少自由派色彩。”Mortal Splendor: The American Empire in Transition, New York 1987, pp. 336～338.

　　[11] Mead, Special Providence, pp. 323～324, 333～334.

　　[12] Mead, Power, Terror, Peace and War, New York, 2004, pp. 26～55.

　　[13] Mead, Power, Terror, Peace and War, pp. 73～103. 此时基辛格本人——另一位入侵伊拉克的支持者——采纳了米德的分类法，用来批评美国在尼克松政府及他自己任职之前对于冷战的处理：认为过于僵化地融合了威尔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遗忘了汉密尔顿的原则。见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2002, pp. 245～256;本书的学术质量罕见地远高于标题的水平。

　　[14] Mead, God and Gold: Britain, Americ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2007, pp. 378, 387～402, 409, 411, 412.

　　[15] 在得出了他的大多数新保守主义同事在将民主带给伊拉克一事上表现出了过于热情的威尔逊主义这一结论后，福山又觉得另外一些同事在进行脱离了民主价值的权力算计方面成为了过于冷酷的基辛格主义者。达到正确的意识形态温度并不是简单的任务，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健康与否就仰仗于此。笔者此前曾撰文评论过福山当时发表的一部作品《十字路口的美国：民主、权力与新保守主义遗产》(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Democracy, Power 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 2006)，故不将其纳入本文所考虑的对象之列，不过这仍是其中一部杰出的代表性作品。关于笔者的评论，见The Nation, 24 April 2006。福山和米德在《美国利益》上对当下的国内和国际问题进行了持续的评论。这本由《国家利益》的前编辑负责的杂志称自己关注的领域较之《国家利益》更广阔，尤其是在“宗教、身份、种族和人口学”方面。

　　[16] 在里根第一任期内，曼德尔鲍姆曾在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和舒尔茨手下工作;伊肯伯里曾在老布什政府内贝克手下工作。此类“往返者”的特点就是不涉及党派归属：这两位都是民主党人，而非共和党人。

　　[17] ‘Foreign Policy as Social Work’, Foreign Affairs, Jan-Feb 1996; 之后的内容引自The Dawn of Peace in Europe, New York 1996, pp. 61～63: “对于1990年代的俄罗斯人而言，北约东扩就相当于1930年代德国人面临的战争罪责条款。他们曾相信与西方的冲突结束了，但这违背了这一点。这是对他们与前敌人达成的谅解的背叛”，这将“制造出后冷战时代最糟糕的噩梦：魏玛俄罗斯”。

　　[18] Thomas Friedman and Michael Mandelbaum, That Used To Be Us: What Went Wrong with America—and How It Can Come Back, New York 2011, p. 10.

　　[19] Mandelbaum, The Ideas That Conquered the World, New York 2002, p. 412; Democracy’s Good Name, New York 2007, p. 231. 他反思道，如果美国在19世纪就掌控了伊拉克，将能够像英国在印度所做的那样，建立起民主必需的制度与价值观，令当地涌现出自己的尼赫鲁。The Frugal Superpower, New York 2010, pp. 76～77, 153. 在本书中他继续希望“美国在伊拉克的努力某天能被认为是成功的”。这种立场的改变不是曼德尔鲍姆特有的，而是在这一领域中普遍存在的。

　　[20] Mandelbaum, The Frugal Superpower, pp. 98, 189～190.

　　[21] 《新世界秩序》(A New World Order, 2004)和《美国的理念：在危险的世界里忠于我们的价值观》(The Idea That Is America: Keeping Faith with Our Values in a Dangerous World, 2007)的作者斯劳特可以被认为是仅次于伊肯伯里的第二号人物。她曾于2009至2011年在希拉里手下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并积极主张干涉利比亚和叙利亚。

　　[22] 一个谨慎的脚注告诉我们，“这项研究关注的主要是美国及其他大国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并未完整地描绘包括美国与较为弱小、不发达和边缘国家关系在内的世界秩序的更为广泛的特征”。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 Princeton 2011, p. 27.

　　[23] 用所有人轻易能够想到的隐喻来说就是：“如果说旧的战后霸权秩序是一家企业，那它的名字就是美利坚公司。重要的是，这一秩序是由美国拥有和操作的。今天的危机实际上是关于这家公司的所有权：事实上，正处于从半私有的公司向公共拥有和操作的公司——股东数量增加了，新成员进入了董事会——转型过程中。”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p. 335. 人们也许要说，这就如同新闻集团(News Corp)的变形过程一样。

　　[24]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p. xi; ‘Liberal Order Building’, in Leffler and Legro, eds, To Lead the World, p. 103.

　　[25]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pp. 343～344 ff; ‘Liberal Order Building’, p. 105.

　　[26]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p. 299.

　　[27] Charles Kupchan and Peter Trubowitz, ‘The Illusion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s Reviva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mmer 2010. 本文对自满情绪提出了警告：认为自由国际主义在美国仍然状态良好是错误的;需要通过一项有活力的项目来修复它，令它恢复健康。

　　[28] 库普钱警觉到，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已经形成了金融泡沫，但这并没有妨碍他这样表示：“国会的经济方面不可能掌握在更好的人手中了。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将作为汉密尔顿之后光耀财政部的最为杰出与有才华的个人之一载入史册。”The End of the America Era: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Geopolitic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2002, p. 25.

　　[29]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pp. 296, 244. 库普钱对于祖国担任全球领袖所需的政治信誉的信心依然没有受损。2002年时他对读者表示：由于美国“并非具有掠夺意图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包括中东在内的世界大多数地区，人们肯定还是更需要美国，而非憎恨美国”。

　　[30] Kupchan, No One’s World: The West, the Rising Rest and the Coming Global Turn, New York 2012, p. 189.

　　[31] Kupchan, No One’s World, pp. 171, 111; ‘NATO’s Final Frontier: Why Russia Should Join the Atlantic Alliance’,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0.

　　[32] Kupchan, No One’s World, p. 204.

　　[33] Kupchan, No One’s World, pp. 7, 179, 203; ‘Grand Strategy: The Four Pillars of the Future’, Democracy—A Journal of Ideas, Winter 2012, pp. 13～24. 在后文中库普钱评论道，“美国必须避免无所作为”，尤其是在波斯湾和东亚地区，在那里“与紧缩开支相伴的必须是令盟友对美国的持久力安心的言行”。大体上，由于“应对迫在眉睫的威胁除了动用武力别无他法”，美国需要“翻新武装力量，并做好执行一切可能任务的准备”。

　　[34] 维多利亚·纽兰(Victoria Nuland)先后担任的职务有：克林顿政府时期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的幕僚长;小布什政府时期切尼的副外交政策顾问，之后担任驻布鲁塞尔的使节;目前在奥巴马政府中担任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35] Kagan, Of Paradise and Power: 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2003, pp. 7～11.

　　[36] Kagan, Of Paradise and Power, pp. 95～96.

　　[37] Kagan, Dangerous Nation: America and the World 1600-1900, London 2006, pp. 269～270.

　　[38] Kagan, The Return of History and the End of Dreams, New York 2008, pp. 78～80. 随后库普钱正是就对专制大国的此种描述与卡根发生了争论。

　　[39] Kagan, The World America Made, New York 2012, p. 98.

　　[40] 字面上的意思是“外表是儒家，内里是法家”。古代中国的法家代表的是用强力进行统治，儒家则是故作仁爱来进行统治。

　　[41] 这一概念的第一个版本是奥尔布赖特于2000年提出的“民主国家共同体”，被邀请者包括：穆巴拉克的埃及、阿利耶夫的阿塞拜疆和哈利法王朝的巴林。成立更强力的民主国家联盟的主要宣言来自达尔德和詹姆斯·林赛(James Lindsay)：‘Democracies of the World, Unite’, The American Interest, Jan-Feb 2007. 他们提议的顾问团中包括的老牌政治家有：菲舍尔、梅内姆、小泉纯一郎和辛格。紧随其后的文章有：Daalder and Kagan, ‘The Next Intervention’, Washington Post, 6 August 2007, Kagan, ‘The Case for a League of Democracies’, Financial Times, 13 May 2008.

　　[42] 据《外交政策》报道：“在与大牌新闻主播的不公开会议上，奥巴马用卡根发表在《新共和》(New Republic)上的一篇题为‘美国衰落的神话’(The Myth of American Decline)的文章来阐明自己的观点。奥巴马如此喜爱卡根的文章，以至于在会上用了超过10分钟的时间谈论它，逐段地审视其论据。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汤米·维托(Tommy Vietor)确认了这一点。”这篇文章是在《美国制造的世界》出版前节选自该书的内容。

　　[43] Weekly Standard, 28 March 2011.

　　[44] 布热津斯基来到北美的方式并非是在1938年作为难民，而是作为波兰驻加拿大总领事的后代。

　　[45] 正如可以从这样的时间安排中揣测到的一样，布热津斯基与民主党的联系要比基辛格与共和党的联系更为密切，不过这种情况并不绝对。例如他与老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友好的对话，见：America and the World: Conversations on the Futur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2008. 他对于奥巴马的评论基本都是赞誉性的：“真正的战略方向感，卓越地把握了今日世界的要旨”;同时也敦促总统更加无畏：见‘From Hope to Audacity: Appraising Obama’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Jan-Feb 2010。

　　[46] Brzezinski, Out of Control, New York 1993, p. xii.

　　[47]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New York 1997, p. 29.

　　[48]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p. 58.

　　[49] Brzezinski, The Choice, New York 2004, pp. 91, 96.

　　[50]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pp. 54, 193, 207.

　　[51]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p. 54.

　　[52] 布热津斯基此后同样批评了奥巴马向印度出售先进武器的行为，并基于同样理由对与德里建立更加密切联系的建议提出了警告。提出这种建议的著名人士包括扎卡里亚，他热情地表示，美国将不可避免地与印度建立比战略关系更为密切的联系，不仅仅因为印度人也许是地球上最亲美的民族，还因为两个民族如此相似：“印度人理解美国。这是一个吵闹、开放的社会，具有混乱的民主制度，这与他们自己是一样的。印度的资本主义看起来显然和美国的‘对所有人都开放’的资本主义很相似”;正如同“美国人理解印度”，“对在美国的印度人有着非常正面的体会”一样。扎卡里亚预测，两个国家的关系将变得如同美国与英国或是以色列的关系：“广阔、深刻，在政府官员和外交谈判之外也进展良好。”见The Post-American World, New York 2008, pp. 150～152。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曾评价道，本书更应该取名为“如今和永远的美国世界”(The Now and Forever American World)，见Sean Clark and Sabrina Hoque, eds, Debating a Post-American World: What Lies Ahead?, New York 2012, p. 42.

　　[53] Brzezinski, Second Chance, New York 2007, p. 181.

　　[54] Brzezinski, Strategic Vision, New York 2012, pp. 85～86.

　　[55] Brzezinski, Strategic Vision, p. 185.

　　[56] Brzezinski, Out of Control, pp. 54, 60～61. 事实上，在共产主义失败之后，民主成为可疑的普遍性意识形态，“大多数政府和政治参与者在口头上敷衍着同样的事实，依赖同样的陈腔滥调”。

　　[57] Brzezinski, Second Chance, p. 204.

　　[58] 关于“元文化”及其亚种“文化批判”，见Francis Mulhern, Culture/Metaculture, London 2000, 及‘Beyond Metaculture’, NLR 16, July-Aug 2002.

　　[59] 阿特曾解释道，他的三大榜样分别是尼古拉斯·斯派克曼(Nicholas J. Spykman)、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和罗伯特·塔克(Robert W. Tucker)，这三位“也许是过去半世纪有关美国大战略的最佳书籍”的作者。阿特试图追随的正是他们的地缘政治传统，见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New York 2003, p. xv。

　　[60] Art, America’s Grand Strategy and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2008, p. 1.

　　[61] Art, America’s Grand Strategy, p. 132.

　　[62] Art, America’s Grand Strategy, p. 235.

　　[63] 见‘War with Iraq is Not in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 New York Times, 26 September 2002. 三十多位“国际安全事务学者”在这则广告上签了名，其中还包括：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约翰·米尔斯海默、罗伯特·佩普(Robert Pape)、巴里·波森(Barry Posen)、理查德·罗斯克兰斯、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和肯尼思·华尔兹。

　　[64] Art, America’s Grand Strategy, p. 387.

　　[65] 阿特试图区分“支配”(dominion)与“优势地位”(primacy)。前者将“建立全球范围内的美利坚大帝国”，允许美国“将自己的命令强加于他人”;他承认，虽然“美国从未追求过完备的支配政策”，但自1945年以来“其表象已经出现了四次”：冷战开始时(未声明的推回(roll-back)政策);里根治下;海湾战争结束后(1992年的国防规划指南);以及小布什治下。“对美国这样的强国而言，支配是巨大的诱惑。”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任何迹象都只不过是自我欺骗。另一方面，“优势地位”指的是“优越的影响力”，而非“绝对统治”。这也并非一项大战略，而只不过是指令美国成为最具影响力行为者的额外的军事实力，见A Grand Strategy, pp. 87～92。但正如亨廷顿曾注意到的，正因为根据定义在国家间体系里就不可能存在绝对权力，因此，任何国家的权力都是与其他国家的权力相关的;于是，对这两个术语的区分不可避免地具有了漏洞。

　　[66] Art, America’s Grand Strategy, p. 235.

　　[67] Art, A Grand Strategy, p. 46; America’s Grand Strategy, pp. 190, 235, 237.

　　[68] Art, America’s Grand Strategy, pp. 254, 379.

　　[69] Art, America’s Grand Strategy, p. 374.

　　[70] Art, America’s Grand Strategy, pp. 373, 235.

　　[71] Thomas P. M. Barnett, Great Powers: America and the World After Bush, New York 2009, pp. 1～2, 4.

　　[72] Barnett, Great Powers, p. 30.

　　[73] Barnett, Great Powers, pp. 184～185, 227～231.

　　[74] Barnett, Great Powers, p. 248.

　　[75] Barnett, Great Powers, pp. 10～11, 26～27.

　　[76] Barnett, Great Powers, pp. 286～289.

　　[77] Barnett, Great Powers, pp. 301, 318.

　　[78] Barnett, Great Powers, pp. 413, 251.

　　[79] 见Nick Turse的惊人记录：‘The Pivot to Africa’, TomDispatch.com, 5 September 2013.

　　[80] Richard Rosecrance, The Resurgence of the West: How a Transatlantic Union Can Prevent War and Restore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New Haven 2013, p. 79.

　　[81] Rosecrance, The Resurgence of the West, pp. 108, 163, 173, 175.

　　[82] Barnett, Great Powers, p. 369.

　　[83] Mead: God and Gold, pp. 378 ff. 阿特：“美国领导人的任务是艰巨的：让美国看起来更加和善，同时运用美国所掌握的巨大权力来增进美国的国家利益。”见America’s Grand Strategy, p. 381。Fukuyama: ‘Soft Talk, Big Stick’, in Leffler and Legro, eds, To Lead the World, p. 215.

　　[84] Layne, Peace of Illusions, p.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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