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布尔汗：内外蒙古两大活佛的传奇兴衰史

　　1957年3月4日,台湾台北市，一位67岁的老僧安然圆寂。身边的弟子亲随详细记录了老僧的遗言：自己的遗体火化后，遗骨交由副官陈静轩、外甥贺永庆二人供养。自己的转世灵童，由陈静轩负责寻找，希望政府对陈、贺二人的生活予以照顾。

　　这位老僧，便是清代藏传佛教四大活佛之一章嘉系统的第七世转世者，法名罗桑般殿·丹毕蓉梅。

　　清代四大活佛——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与章嘉，唯有章嘉系统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

　　这对于以中国文化道统正宗自居的国民党政府来说，是弥足珍贵的。然而，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已经困守台湾一岛，藏传佛教地区，无论西藏、青海还是蒙古均鞭长莫及，寻访灵童一事根本无从措手。虽有传言八世章嘉将在台湾本地甚至美国出现，但终究只是传言而已。被尊为“国师”、对国民党政府最为亲善忠贞的章嘉系统无奈地在台湾宣布断绝。日后,虽然流亡印度达兰萨拉的十四世达赖曾指认了八世章嘉，但这位章嘉活佛从未能回到自己在内蒙古的法座，也未能承袭从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开始、延续了251年的“国师”尊号。

　　然而，与章嘉齐名、在清代掌管外蒙古教权的哲布尊丹巴系统则要幸运得多。2010年，一直不为蒙古国政府所承认的九世哲布尊丹巴索南达扎被授予蒙古国国籍，并在2011年正式被奉为蒙古国佛教领袖，在乌兰巴托甘丹寺举行了坐床仪式。虽然回到故地的九世哲布尊丹巴已经79岁，且在一年后便圆寂。但终究，被中断了87年的外蒙古佛教传统，从此可以回归正轨，福泽教民了。

　　那么，章嘉与哲布尊丹巴这对内外蒙古的最高宗教领袖，有着如何的过往，又是为何有着如此不同的结局呢?

　　两大活佛系统的来历

　　章嘉与哲布尊丹巴都只是简称，完整的称号是章嘉呼图克图、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呼图克图”是蒙古语，是在蒙古接受藏传佛教之后所衍生出来的尊号，本为“有福者”，后成为“圣者”和“获得佛果者”之意。

　　“呼图克图”的尊号在清代之前，是由达赖、班禅来颁给，仅是作为佛法上的至高荣誉，类似于学位;而入清之后，则要由大清皇帝册封，就不仅是宗教的尊号，还代表着政治权力。

　　哲布尊丹巴系统来自于西藏，原本是拉萨三大寺之一哲蚌寺建立者嘉央曲杰的转世系统。1614年(明万历四十二年)，哲蚌寺法台多罗那他应喀尔喀、也就是外蒙古诸部的邀请前往传经约20年，深得喀尔喀诸部信奉和支持，被尊称哲布尊丹巴，藏语意为“尊贵的圣人”。

　　回到西藏后，多罗那他被四世达赖认可为外蒙古地区的最高活佛。1634年(明崇祯七年)，多罗那他圆寂，次年，五世达赖认定土谢图汗衮布多尔吉之子札那巴札尔为其转世，法名罗桑丹贝坚赞，便是哲布尊丹巴一世。

　　哲布尊丹巴的前两世，都转世于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家族，在外蒙古诸部中极受崇信。

　　到1688年(清康熙二十七年)，喀尔喀遭到准噶尔汗国进攻，诸部汗王抵挡不住，发生了归附清朝还是俄罗斯的争论，而哲布尊丹巴一世力主往投清朝。因为他的至尊地位，喀尔喀数十万众归附清朝，宣告了外蒙古正式进入清朝版图。

　　有了这样的大功，哲布尊丹巴系统遂被清廷极为尊礼，康熙皇帝先后赐封“大喇嘛”、“启发哲布尊丹巴喇嘛”尊号。1725年(清雍正三年)，雍正皇帝颁给二世哲布尊丹巴金册金印，正式命其掌喀尔喀佛教教务，使哲布尊丹巴成为了与达赖、班禅平起平坐的大活佛。

　　如果说，哲布尊丹巴从一世起便是外蒙古地区的最高活佛，清朝皇帝对其的册封还是因时就势的话，那么章嘉系统则是清朝皇帝一手扶立起来的。

　　章嘉活佛的法座，在青海互助县的郭隆寺。郭隆寺是青海湟水北部流域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被誉为“湟北诸寺之母”，属寺众多，因此活佛也很多，有“五大囊活佛”和“九小囊活佛”等二十余位活佛。而章嘉活佛便是“五大囊活佛”之一，出身于青海互助县红崖子沟张家村，因此被称为“张家活佛”，后康熙皇帝因觉得“张家”二字不雅，钦赐改名为“章嘉”。

　　在一世章嘉扎巴鄂色时期，虽然出任过郭隆寺法台，并因精通佛典而受到推崇，但影响是不出青海的。到了二世章嘉阿旺洛桑却丹之时，因为辅助康熙皇帝安定蒙古各部有功，得到赏识，受命驻锡京城，从此成为驻京活佛之一。

　　从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到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章嘉系统屡受赐封，最后不但获得即使达赖、班禅都没有领受过的“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尊号，并被授予“黄教之事，由藏而东，均归尔一人掌管”的权力，正式成为掌管内蒙古、青海等地教权的大活佛。

　　章嘉与哲布尊丹巴两大活佛，在清代“敷教安众”，对于内外蒙古的安定都做出了不凡的贡献。辛亥革命爆发，清朝已经摇摇欲坠，内外蒙古虽地处边陲，但也迅速被时代洪流冲击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而作为两地最高宗教领袖，也开始了与历任前世完全不同的人生。 

　　国变与活佛之选择

　　庚子之变后，清廷开始推行“清末新政”，不仅在内地，在边疆地区尤其是蒙古地区，也全面展开。然而，新政虽“看起来很美”，但绝非清廷可以运用自如的。尤其在外蒙古，王公和百姓均怀怨愤，独立运动开始兴起。

　　作为最高活佛的八世哲布尊丹巴，虽是藏人，但自幼生活在蒙古，与蒙古血脉相连，很自然地坐上了争取独立的战车。

　　1911年(宣统三年)12月，在驱逐了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之后，蒙古库伦政府正式宣布成立“大蒙古国”，奉哲布尊丹巴八世为“博格达汗”。

　　在成为“博格达汗”后，八世哲布尊丹巴以“所有蒙古人皇帝”自居，颇有雄心，派兵南下内蒙古，欲图统一所有蒙古地区。但一度支持他的俄国不过是想要一块权益独享的殖民地和军事缓冲区，反而对他的“统一大业”不予支持，使得蒙古远征军“功亏一篑”。

　　八世哲布尊丹巴对俄国彻底失望，转而配合北洋政府在库伦设置办事大员，取消了独立，实行自治，并接受了袁世凯所授予的“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的尊号。

　　1919年，沙俄崩溃，北洋政府派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率军进入外蒙古，迫使库伦政府取消“自治”。徐树铮做事蛮横，在外蒙古积聚了极大的不满。八世哲布尊丹巴开始寻找其他出路，暗中支持1921年进入外蒙古的白俄“疯男爵”恩琴对中国军队的驱逐，并在恩琴的扶持下再次成为“博格达汗”。但恩琴行事残暴荒唐，八世哲布尊丹巴只得派人到北京，希望北洋政府派兵驱逐恩琴。可此时陷在内战泥淖的各派军阀互相掣肘，久不能出兵，终于导致苏联进入外蒙古，扶持“蒙古人民革命党”消灭了恩琴，建立了以八世哲布尊丹巴为名义首脑的独立政府。

　　对由苏联控制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八世哲布尊丹巴从一开始就表示出不信任和反对。新成立的蒙古政府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的背后，也都有八世哲布尊丹巴或明或暗的支持。但是，在苏联的铁拳之下，八世哲布尊丹巴的种种努力最终都流于失败。

　　1924年5月，54岁的八世哲布尊丹巴突然圆寂，虽被称为寿终正寝，但也有传言，他是被新政府用毒杀的方式秘密处决的。在他遇害6个月后，外蒙古君主制被废黜，“蒙古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而到5年后，蒙古国政府正式宣布中断哲布尊丹巴的转世。

　　当八世哲布尊丹巴在洪流中全力挣扎时，七世章嘉则相对顺风顺水。章嘉与哲布尊丹巴不同，他虽是内蒙古最高宗教领袖，但历世章嘉均以国师的身份常驻北京，并没有如哲布尊丹巴在外蒙古一般与内蒙古的教民有着割扯不断的紧密联系;而其地位的尊荣，完全在于中央政府的扶持，至于这个中央政府是清朝皇帝还是民国总统，都并不重要。

　　1912年，外蒙古库伦政府宣布“独立”，并传谕内蒙古、新疆及青海各蒙旗，要求他们“一体归顺”。七世章嘉早就发表声明“赞成共和”，见中央政府需要，立即不辞劳苦，出面劝导王公们放弃独立主张。袁世凯为酬其功，章嘉系统正式从大清帝国的国师转变为中华民国的国师。

　　待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为中国的中央政府，七世章嘉第一时间遣使致贺，表示拥护。而国民政府也投桃报李，1929年在南京设立“大国师章嘉呼图克图驻京办事处”。1930年更任命七世章嘉为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1932年4月,国民政府又任命七世章嘉为“蒙旗宣化使”，委以劝导内蒙古服从中央的重任。而随着日本的步步进逼，七世章嘉的“蒙旗宣化使”更进一步开始宣传民族团结、御侮图存。

　　“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进犯河北、山西，七世章嘉的驻锡地五台山也暴露在枪炮之下。日人对之多方威逼利诱，希图将之控制在手中。而七世章嘉不为所动，跟随国民政府辗转各地，宣传抗战。

　　抗战胜利后，为表彰七世章嘉的功绩，国民政府加封“护国净觉辅教大师”尊号，并继太虚法师之后当选为全国佛教会理事长。不但宗教地位登峰造极，政治地位也与日俱增：1947年行宪国民大会时当选为国大代表，1948年又被聘为总统府资政。

　　然而，抗战的结束并非动乱的结束，而是另一场大变革的开始，国共之战随之全面展开，已经元气耗尽的国民党政府节节败退，不过三年时间，江山易主已成定局。

　　七世章嘉也面临着八世哲布尊丹巴当年的困局，一向无论中央是谁都尊奉之的七世章嘉这一回却改变了“一定之规”，对国民党政府不离不弃，于1949年从成都乘机飞往台湾。

　　哲布尊丹巴世系的恢复.

　　按说，哲布尊丹巴系统的断绝比章嘉系统更早，境况也更为糟糕，为何在章嘉已无望重铸辉煌之时，哲布尊丹巴却能绝境逢生呢?而自1991年苏联解体后，曾是外蒙古的蒙古国已经宗教信仰自由，又为何迟到2011年，九世哲布尊丹巴才能回到自己的法座呢?

　　1924年八世哲布尊丹巴圆寂后，虽然蒙古国政府宣布废除君主制，但僧团的喇嘛们仍然在博格达汗乌拉省(现色楞格省宗哈喇县)找到一个名为图德布·罗布桑道日吉的男孩，将之选定为八世哲布尊丹巴的转世灵童，并向达赖和班禅申请认定。

　　此时，九世班禅因为与十三世达赖关系破裂而流亡中国内地，在得到申请后，认定了灵童。

　　但十三世达赖则认为，按照前清旧制，哲布尊丹巴除一、二世外，其余六世都在藏区转世，因此没有认定。

　　蒙古僧团的活动，使得蒙古国政府颇为紧张。1925年发布通告，指出转世灵童的父亲是应该被消灭的世袭贵族，这等于宣布了灵童的不合法。1929年2月,蒙古国政府正式作出决定，宣布从即日起不承认任何活佛的转世。

　　到1930年，蒙古政府干脆将进行寻访和认定灵童的首脑人物判处死刑，参与者则判处徒刑，彻底封死了僧团恢复哲布尊丹巴系统的希望。及至1937年，蒙古进行了全国范围的肃反运动，大规模屠杀新政权的“反对者”，而喇嘛僧团更被作为主要目标予以消灭。据不完全统计，肃反中摧毁寺庙797座，处决喇嘛20356人，到1939年时，喇嘛阶层和寺庙组织被彻底消灭。

　　而在这腥风血雨中，那位被指认的灵童却奇迹般地幸免于难，直到1948年去世。

　　蒙古僧团被消灭，灵童泯于众人，但哲布尊丹巴系统不仅是外蒙古的宗教领袖，也是西藏哲蚌寺的法主传承者，西藏僧团自然不能袖手不管。

　　1936年，就在蒙古僧团的种种努力都已宣告破灭之时，西藏僧团选择1932年出生于拉萨的蒋巴南卓·确吉坚赞为哲布尊丹巴的转世灵童，但此时十三世达赖已经圆寂，九世班禅仍流亡在外，因此只能由摄政热振活佛进行了认定，法名索南达扎。因为不符合宗教仪轨，索南达扎被认定为九世哲布尊丹巴的消息并未对外宣布。

　　1947年，热振活佛在政争中失败，被拘禁后神秘死亡，其追随者遭到残酷镇压。恩师的死亡使得索南达扎失去庇护，为了避祸，他流亡印度。在印度期间，索南达扎生活拮据，为了生计被迫还俗，直到1986年才重入佛门。

　　1991年苏联解体，蒙古国也实现了民主化改革。是年9月20日，索南达扎在印度被确认为哲布尊丹巴的转世，并于第二年举行了坐床大典。

　　坐床典礼后，蒙古国政府获悉九世哲布尊丹巴在印度，反应不积极，但民间的各种活动却广泛展开，就有关九世哲布尊丹巴的真伪问题，举行了各种学术研讨会。一些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更组织了“博格多基金会”,筹资修缮哲布尊丹巴宫寝。

　　1995年,蒙古14个寺院联名向政府上书，要求允许九世哲布尊丹巴访问蒙古，没有得到批复。1996年，蒙古宗教界想邀请九世哲布尊丹巴访问蒙古，但被蒙古国家安全委员会以转世仪轨尚不清楚为由拒绝。1999年，九世哲布尊丹巴借访问卡尔梅克共和国之机，以普通游客身份取道进入蒙古，并在甘丹寺等地讲经，但很快被以签证过期为由强迫离境。

　　在返回蒙古屡屡受挫的情形下，九世哲布尊丹巴只能在俄罗斯的各藏传佛教地区布道，并获得巨大成功，仅在2003年，便给13万人进行了时轮金刚灌顶。这对蒙古的佛教徒来说是极大的鼓舞，而对蒙古政府，则是巨大的压力。

　　压力之下，蒙古国政府终于在2010年授予九世哲布尊丹巴蒙古国国籍，并在2011年承认其为蒙古国佛教领袖。

　　哲布尊丹巴系统回乡之路面对的问题相对简单，仍历经坎坷，而章嘉系统面临的问题要更为繁琐、复杂，要回归其法座，恐怕是难以期冀的，至于重新获得“国师”的称号，则更显得虚无缥缈，如天方夜谭一般了。

　　文/ 班布尔汗(历史学者)

　　本文节选自《内外蒙古两大活佛的兴衰》，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总第560期

　　1957年3月4日,台湾台北市，一位67岁的老僧安然圆寂。身边的弟子亲随详细记录了老僧的遗言：自己的遗体火化后，遗骨交由副官陈静轩、外甥贺永庆二人供养。自己的转世灵童，由陈静轩负责寻找，希望政府对陈、贺二人的生活予以照顾。

　　这位老僧，便是清代藏传佛教四大活佛之一章嘉系统的第七世转世者，法名罗桑般殿·丹毕蓉梅。

　　清代四大活佛——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与章嘉，唯有章嘉系统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

　　这对于以中国文化道统正宗自居的国民党政府来说，是弥足珍贵的。然而，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已经困守台湾一岛，藏传佛教地区，无论西藏、青海还是蒙古均鞭长莫及，寻访灵童一事根本无从措手。虽有传言八世章嘉将在台湾本地甚至美国出现，但终究只是传言而已。被尊为“国师”、对国民党政府最为亲善忠贞的章嘉系统无奈地在台湾宣布断绝。日后,虽然流亡印度达兰萨拉的十四世达赖曾指认了八世章嘉，但这位章嘉活佛从未能回到自己在内蒙古的法座，也未能承袭从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开始、延续了251年的“国师”尊号。

　　然而，与章嘉齐名、在清代掌管外蒙古教权的哲布尊丹巴系统则要幸运得多。2010年，一直不为蒙古国政府所承认的九世哲布尊丹巴索南达扎被授予蒙古国国籍，并在2011年正式被奉为蒙古国佛教领袖，在乌兰巴托甘丹寺举行了坐床仪式。虽然回到故地的九世哲布尊丹巴已经79岁，且在一年后便圆寂。但终究，被中断了87年的外蒙古佛教传统，从此可以回归正轨，福泽教民了。

　　那么，章嘉与哲布尊丹巴这对内外蒙古的最高宗教领袖，有着如何的过往，又是为何有着如此不同的结局呢?

　　两大活佛系统的来历

　　章嘉与哲布尊丹巴都只是简称，完整的称号是章嘉呼图克图、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呼图克图”是蒙古语，是在蒙古接受藏传佛教之后所衍生出来的尊号，本为“有福者”，后成为“圣者”和“获得佛果者”之意。

　　“呼图克图”的尊号在清代之前，是由达赖、班禅来颁给，仅是作为佛法上的至高荣誉，类似于学位;而入清之后，则要由大清皇帝册封，就不仅是宗教的尊号，还代表着政治权力。

　　哲布尊丹巴系统来自于西藏，原本是拉萨三大寺之一哲蚌寺建立者嘉央曲杰的转世系统。1614年(明万历四十二年)，哲蚌寺法台多罗那他应喀尔喀、也就是外蒙古诸部的邀请前往传经约20年，深得喀尔喀诸部信奉和支持，被尊称哲布尊丹巴，藏语意为“尊贵的圣人”。

　　回到西藏后，多罗那他被四世达赖认可为外蒙古地区的最高活佛。1634年(明崇祯七年)，多罗那他圆寂，次年，五世达赖认定土谢图汗衮布多尔吉之子札那巴札尔为其转世，法名罗桑丹贝坚赞，便是哲布尊丹巴一世。

　　哲布尊丹巴的前两世，都转世于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家族，在外蒙古诸部中极受崇信。

　　到1688年(清康熙二十七年)，喀尔喀遭到准噶尔汗国进攻，诸部汗王抵挡不住，发生了归附清朝还是俄罗斯的争论，而哲布尊丹巴一世力主往投清朝。因为他的至尊地位，喀尔喀数十万众归附清朝，宣告了外蒙古正式进入清朝版图。

　　有了这样的大功，哲布尊丹巴系统遂被清廷极为尊礼，康熙皇帝先后赐封“大喇嘛”、“启发哲布尊丹巴喇嘛”尊号。1725年(清雍正三年)，雍正皇帝颁给二世哲布尊丹巴金册金印，正式命其掌喀尔喀佛教教务，使哲布尊丹巴成为了与达赖、班禅平起平坐的大活佛。

　　如果说，哲布尊丹巴从一世起便是外蒙古地区的最高活佛，清朝皇帝对其的册封还是因时就势的话，那么章嘉系统则是清朝皇帝一手扶立起来的。

　　章嘉活佛的法座，在青海互助县的郭隆寺。郭隆寺是青海湟水北部流域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被誉为“湟北诸寺之母”，属寺众多，因此活佛也很多，有“五大囊活佛”和“九小囊活佛”等二十余位活佛。而章嘉活佛便是“五大囊活佛”之一，出身于青海互助县红崖子沟张家村，因此被称为“张家活佛”，后康熙皇帝因觉得“张家”二字不雅，钦赐改名为“章嘉”。

　　在一世章嘉扎巴鄂色时期，虽然出任过郭隆寺法台，并因精通佛典而受到推崇，但影响是不出青海的。到了二世章嘉阿旺洛桑却丹之时，因为辅助康熙皇帝安定蒙古各部有功，得到赏识，受命驻锡京城，从此成为驻京活佛之一。

　　从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到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章嘉系统屡受赐封，最后不但获得即使达赖、班禅都没有领受过的“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尊号，并被授予“黄教之事，由藏而东，均归尔一人掌管”的权力，正式成为掌管内蒙古、青海等地教权的大活佛。

　　章嘉与哲布尊丹巴两大活佛，在清代“敷教安众”，对于内外蒙古的安定都做出了不凡的贡献。辛亥革命爆发，清朝已经摇摇欲坠，内外蒙古虽地处边陲，但也迅速被时代洪流冲击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而作为两地最高宗教领袖，也开始了与历任前世完全不同的人生。 

　　国变与活佛之选择

　　庚子之变后，清廷开始推行“清末新政”，不仅在内地，在边疆地区尤其是蒙古地区，也全面展开。然而，新政虽“看起来很美”，但绝非清廷可以运用自如的。尤其在外蒙古，王公和百姓均怀怨愤，独立运动开始兴起。

　　作为最高活佛的八世哲布尊丹巴，虽是藏人，但自幼生活在蒙古，与蒙古血脉相连，很自然地坐上了争取独立的战车。

　　1911年(宣统三年)12月，在驱逐了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之后，蒙古库伦政府正式宣布成立“大蒙古国”，奉哲布尊丹巴八世为“博格达汗”。

　　在成为“博格达汗”后，八世哲布尊丹巴以“所有蒙古人皇帝”自居，颇有雄心，派兵南下内蒙古，欲图统一所有蒙古地区。但一度支持他的俄国不过是想要一块权益独享的殖民地和军事缓冲区，反而对他的“统一大业”不予支持，使得蒙古远征军“功亏一篑”。

　　八世哲布尊丹巴对俄国彻底失望，转而配合北洋政府在库伦设置办事大员，取消了独立，实行自治，并接受了袁世凯所授予的“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的尊号。

　　1919年，沙俄崩溃，北洋政府派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率军进入外蒙古，迫使库伦政府取消“自治”。徐树铮做事蛮横，在外蒙古积聚了极大的不满。八世哲布尊丹巴开始寻找其他出路，暗中支持1921年进入外蒙古的白俄“疯男爵”恩琴对中国军队的驱逐，并在恩琴的扶持下再次成为“博格达汗”。但恩琴行事残暴荒唐，八世哲布尊丹巴只得派人到北京，希望北洋政府派兵驱逐恩琴。可此时陷在内战泥淖的各派军阀互相掣肘，久不能出兵，终于导致苏联进入外蒙古，扶持“蒙古人民革命党”消灭了恩琴，建立了以八世哲布尊丹巴为名义首脑的独立政府。

　　对由苏联控制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八世哲布尊丹巴从一开始就表示出不信任和反对。新成立的蒙古政府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的背后，也都有八世哲布尊丹巴或明或暗的支持。但是，在苏联的铁拳之下，八世哲布尊丹巴的种种努力最终都流于失败。

　　1924年5月，54岁的八世哲布尊丹巴突然圆寂，虽被称为寿终正寝，但也有传言，他是被新政府用毒杀的方式秘密处决的。在他遇害6个月后，外蒙古君主制被废黜，“蒙古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而到5年后，蒙古国政府正式宣布中断哲布尊丹巴的转世。

　　当八世哲布尊丹巴在洪流中全力挣扎时，七世章嘉则相对顺风顺水。章嘉与哲布尊丹巴不同，他虽是内蒙古最高宗教领袖，但历世章嘉均以国师的身份常驻北京，并没有如哲布尊丹巴在外蒙古一般与内蒙古的教民有着割扯不断的紧密联系;而其地位的尊荣，完全在于中央政府的扶持，至于这个中央政府是清朝皇帝还是民国总统，都并不重要。

　　1912年，外蒙古库伦政府宣布“独立”，并传谕内蒙古、新疆及青海各蒙旗，要求他们“一体归顺”。七世章嘉早就发表声明“赞成共和”，见中央政府需要，立即不辞劳苦，出面劝导王公们放弃独立主张。袁世凯为酬其功，章嘉系统正式从大清帝国的国师转变为中华民国的国师。

　　待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为中国的中央政府，七世章嘉第一时间遣使致贺，表示拥护。而国民政府也投桃报李，1929年在南京设立“大国师章嘉呼图克图驻京办事处”。1930年更任命七世章嘉为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1932年4月,国民政府又任命七世章嘉为“蒙旗宣化使”，委以劝导内蒙古服从中央的重任。而随着日本的步步进逼，七世章嘉的“蒙旗宣化使”更进一步开始宣传民族团结、御侮图存。

　　“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进犯河北、山西，七世章嘉的驻锡地五台山也暴露在枪炮之下。日人对之多方威逼利诱，希图将之控制在手中。而七世章嘉不为所动，跟随国民政府辗转各地，宣传抗战。

　　抗战胜利后，为表彰七世章嘉的功绩，国民政府加封“护国净觉辅教大师”尊号，并继太虚法师之后当选为全国佛教会理事长。不但宗教地位登峰造极，政治地位也与日俱增：1947年行宪国民大会时当选为国大代表，1948年又被聘为总统府资政。

　　然而，抗战的结束并非动乱的结束，而是另一场大变革的开始，国共之战随之全面展开，已经元气耗尽的国民党政府节节败退，不过三年时间，江山易主已成定局。

　　七世章嘉也面临着八世哲布尊丹巴当年的困局，一向无论中央是谁都尊奉之的七世章嘉这一回却改变了“一定之规”，对国民党政府不离不弃，于1949年从成都乘机飞往台湾。

　　哲布尊丹巴世系的恢复.

　　按说，哲布尊丹巴系统的断绝比章嘉系统更早，境况也更为糟糕，为何在章嘉已无望重铸辉煌之时，哲布尊丹巴却能绝境逢生呢?而自1991年苏联解体后，曾是外蒙古的蒙古国已经宗教信仰自由，又为何迟到2011年，九世哲布尊丹巴才能回到自己的法座呢?

　　1924年八世哲布尊丹巴圆寂后，虽然蒙古国政府宣布废除君主制，但僧团的喇嘛们仍然在博格达汗乌拉省(现色楞格省宗哈喇县)找到一个名为图德布·罗布桑道日吉的男孩，将之选定为八世哲布尊丹巴的转世灵童，并向达赖和班禅申请认定。

　　此时，九世班禅因为与十三世达赖关系破裂而流亡中国内地，在得到申请后，认定了灵童。

　　但十三世达赖则认为，按照前清旧制，哲布尊丹巴除一、二世外，其余六世都在藏区转世，因此没有认定。

　　蒙古僧团的活动，使得蒙古国政府颇为紧张。1925年发布通告，指出转世灵童的父亲是应该被消灭的世袭贵族，这等于宣布了灵童的不合法。1929年2月,蒙古国政府正式作出决定，宣布从即日起不承认任何活佛的转世。

　　到1930年，蒙古政府干脆将进行寻访和认定灵童的首脑人物判处死刑，参与者则判处徒刑，彻底封死了僧团恢复哲布尊丹巴系统的希望。及至1937年，蒙古进行了全国范围的肃反运动，大规模屠杀新政权的“反对者”，而喇嘛僧团更被作为主要目标予以消灭。据不完全统计，肃反中摧毁寺庙797座，处决喇嘛20356人，到1939年时，喇嘛阶层和寺庙组织被彻底消灭。

　　而在这腥风血雨中，那位被指认的灵童却奇迹般地幸免于难，直到1948年去世。

　　蒙古僧团被消灭，灵童泯于众人，但哲布尊丹巴系统不仅是外蒙古的宗教领袖，也是西藏哲蚌寺的法主传承者，西藏僧团自然不能袖手不管。

　　1936年，就在蒙古僧团的种种努力都已宣告破灭之时，西藏僧团选择1932年出生于拉萨的蒋巴南卓·确吉坚赞为哲布尊丹巴的转世灵童，但此时十三世达赖已经圆寂，九世班禅仍流亡在外，因此只能由摄政热振活佛进行了认定，法名索南达扎。因为不符合宗教仪轨，索南达扎被认定为九世哲布尊丹巴的消息并未对外宣布。

　　1947年，热振活佛在政争中失败，被拘禁后神秘死亡，其追随者遭到残酷镇压。恩师的死亡使得索南达扎失去庇护，为了避祸，他流亡印度。在印度期间，索南达扎生活拮据，为了生计被迫还俗，直到1986年才重入佛门。

　　1991年苏联解体，蒙古国也实现了民主化改革。是年9月20日，索南达扎在印度被确认为哲布尊丹巴的转世，并于第二年举行了坐床大典。

　　坐床典礼后，蒙古国政府获悉九世哲布尊丹巴在印度，反应不积极，但民间的各种活动却广泛展开，就有关九世哲布尊丹巴的真伪问题，举行了各种学术研讨会。一些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更组织了“博格多基金会”,筹资修缮哲布尊丹巴宫寝。

　　1995年,蒙古14个寺院联名向政府上书，要求允许九世哲布尊丹巴访问蒙古，没有得到批复。1996年，蒙古宗教界想邀请九世哲布尊丹巴访问蒙古，但被蒙古国家安全委员会以转世仪轨尚不清楚为由拒绝。1999年，九世哲布尊丹巴借访问卡尔梅克共和国之机，以普通游客身份取道进入蒙古，并在甘丹寺等地讲经，但很快被以签证过期为由强迫离境。

　　在返回蒙古屡屡受挫的情形下，九世哲布尊丹巴只能在俄罗斯的各藏传佛教地区布道，并获得巨大成功，仅在2003年，便给13万人进行了时轮金刚灌顶。这对蒙古的佛教徒来说是极大的鼓舞，而对蒙古政府，则是巨大的压力。

　　压力之下，蒙古国政府终于在2010年授予九世哲布尊丹巴蒙古国国籍，并在2011年承认其为蒙古国佛教领袖。

　　哲布尊丹巴系统回乡之路面对的问题相对简单，仍历经坎坷，而章嘉系统面临的问题要更为繁琐、复杂，要回归其法座，恐怕是难以期冀的，至于重新获得“国师”的称号，则更显得虚无缥缈，如天方夜谭一般了。

　　文/ 班布尔汗(历史学者)

　　本文节选自《内外蒙古两大活佛的兴衰》，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总第56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