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法西斯主义的阴影

　　近年来，一般的社会科学家们突然表现出对卡尔·波兰尼《大转型》一书的兴趣;尤其对劳工研究者而言，情况更是如此。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因为波兰尼曾这样警告我们：被他称为“自由主义的信条”，可能会带来各种危险——相信并追逐自我调节的市场，会给现代文明带来经济上的灾难和文化上的荒芜。《大转型》一书写于1944年，该书追溯了自我调节的市场的兴起(以及观念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从18世纪、19世纪一直到20世纪，自我调节的市场导致了保护主义的反向运动，不仅带来了社会民主和罗斯福新政，还带来了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应对，可能与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诅咒一样糟糕;这使波兰尼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再也不能够沉溺于如此危险的实验之中了。但这种状况，正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局面。

　　和马克思一样，波兰尼不仅看到了市场的缺点，还看到了市场的各种可能性。事实上，在马克思的观点和波兰尼的观点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共鸣——波兰尼将马克思早期关于货币和异化的著作，作为自己从道义上对不受调节的商品化过程加以谴责的基础。不过，在二者各自的评论中存在着许多根本的差别。波兰尼常常指责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这些理论建立在历史上接替产生的各种生产模式的近乎规律的动力机制的基础之上。波兰尼对马克思的批评体现在这样的断言中：“商品化而非剥削，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核心经验。”《大转型》一书的第13章，基本上是针对马克思关于剥削的观点的连续论战。波兰尼认为，在工业革命的进程中，剥削的作用实际上被削弱了;因此，分析剥削并不能把握推动变迁的动力机制。对波兰尼而言，存在于19世纪欧洲斗争背后的，并非是剥削过程，而是因市场而造成的文化上的破坏。在其关于土地、货币和劳动力(所谓的“虚拟商品”)商品化过程的论述中，波兰尼认为这种商品化过程会使人类难以捉摸的基础——“社会”——遭到破坏的威胁，并产生各种自发的保卫社会的反向运动。在他的这一分析中，不同的阶级成为有效的行动者;这并非因为各个阶级追求自身的利益，而是因为他们在维持社会时捍卫着普遍的利益。因此，波兰尼将分析的焦点从剥削转换为商品化，从生产转换为市场，从阶级转换为社会。

　　波兰尼的分析饱受虚假乐观主义的困扰，原因有四：其一，他过于相信观念的力量，以至于认为名誉扫地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不会再次控制我们所在的地球;其二，他给出的关于社会的观念，意义含糊且理论化程度不足;于是在该书的最后部分，波兰尼如是宣称：在市场的攻击下，社会将鼓起勇气建立起自身的防御体系;其三，波兰尼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其中的历史理论及其对剥削的集中关注)持有敌意，这使他忽略了存在于市场复活背后的资本主义积累的必然性问题;最后，在关注市场及其反向运动的同时，他过于轻易地将国家化约为社会，忽略了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最近的劳工研究中，我们同样能够发现上述虚假乐观主义的四个要素：一方面，这些研究从波兰尼关于市场的批判性观点中汲取着养分;另一方面，又从其关于反向运动的论述中寻找希望。

　　搁浅的全球化

　　就揭示波兰尼的局限性及其观点与马克思观点的张力而言，近期出版的最为有趣的著作当属爱德华·韦伯斯特(Edward Webster)、罗伯·兰伯特(Rob Lambert)和安德瑞斯·贝泽登霍特(Andries Bezuidenhout)三人合著的《搁浅的全球化》一书。该书对三个国家白色家电工厂中的劳工反应进行了比较研究：即韩国昌原(Changwon)的LG公司，澳大利亚奥兰芝(Orange)的伊莱克斯公司，以及南非艾兹克赫力(Ezakheni)的迪槐(Defy)公司。无疑，这本著作的重要性在于超出工作场所的范围，聚焦于工人的体验，并将这些体验置于整体的社会环境中加以考量。不同国家的比较研究是重要的。不过，三位作者宣称在其案例研究中，发现了正在阻碍新自由主义浪潮的不同运动(马克思式运动和波兰尼式的运动);显然，此时三位作者的政治愿望压倒了其分析。反向运动成为一种海市蜃楼般的，拒绝为其希望全球化搁浅的意图负责的白日梦。

　　这本著作在其开篇就给出了颇为激动人心的承诺：希望探究“波兰尼的问题以及与波兰尼有关的问题”。它提出了与社会及反向运动相关的五大问题：第一，自发保卫自身免受市场破坏的社会，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第二，反抗市场化的反向运动，其性质是什么?其反抗市场的反应是什么?在什么条件下做出反抗?第三，在可能的情况下，劳工在这种反向运动中将持何种立场?第四，该如何对存在于这种反向运动中的力量加以定义?这种运动能够利用的权力资源将是什么?第五，应在何种层次去考量这种反向运动，是在地方层面、国家层面抑或是全球化的层面?遗憾的是，该书第三部分背离了对上述问题的探讨，它没有依据其初始的著述设计，去深入探究社会壕堑的内部情况和劳工面临威胁时的鲜活体验。

　　应该澄清的是，该著作的框架按照波兰尼式的结构完美地展开：第一部分的标题是“反抗社会的市场”;第二部分的标题是“反抗市场的社会”;第三部分的标题则是“支配市场的社会?”因此，在该书的第一部分，读者可以看到作者对全球化及其真实而不同后果的研究——概言之，对资本主义的默认，导致了韩国工人工作强度的提高、澳大利亚工厂面临倒闭的危险，以及南非人民采取各种不同的生计策略来维持生存。在该书的第二部分，三位作者对随之而来的工人应对资本主义的不同社会反应进行了确认：在韩国的昌原市，应对资本主义的是全国劳联(National Labor Federation)一家分支机构的秘密组织，以及一家面向发生意外事故的工人的服务中心(Center for Contingency Workers)的诞生。在澳大利亚的奥兰芝，则是一场反对工厂关闭的运动，在运动中劳工与农民结成了联盟，支持某位独立政治候选人;同时，他们尝试让受工厂关闭影响的社区与一家全球伊莱克斯行动委员会网络(Network of Electrolux Action Committees)机构建立联系，尽管这一尝试并不成功。在南非的艾兹克赫力，工人们要求建立具有社会运动性质的工会，以便将争取土地与工作的斗争联结起来;他们还要求在地方层面进行一场公开的预算编制实验，并建立一个基于不同组织的近乎正规的团体。

　　上述分析预示着关于社会的诸多非凡洞见，譬如：社会的意义、社会的灵活性和反抗措施、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等等;不过，在该书的第三部分“支配市场的社会?”中，并没有看到对上述问题的论述。通过比较波兰尼关于英国19世纪和20世纪第一次大转型中反向运动的论述，三位作者构想出了关于第二次大转型的某些基本要素。在这里，再一次假设某个“初生的全球反向运动”的浮现，但是，证明其浮现的证据何在?我们再次走进了波兰尼式目的论的误区：先是构想一个同质的、糟糕的过去，然后将其颠倒过来，迈向某种激进的未来。这种关于历史同质性和地理同质性的错误假设(如南北之间的二元区分)，促成了某种关于劳工国际主义与乌托邦社会的幻想——其中一种是马克思式的幻想，另一种则是波兰尼式的幻想。让我们对这些幻想逐一加以分析。

　　该书的三位作者构建了两种形式的劳工国际主义。一种是旧的劳工国际主义，一种是新的劳工国际主义。一方面，存在着一种由职业官僚在集权的等级组织中进行运作的劳工国际主义，它很少引起争论，其行动具有外交取向，其关注的仅仅是工作场所和工会，其建立者是北半球的白种男性工人;另一方面，今天有望看到一种新的劳工国际主义，其驱动者是由坚定的积极分子们构成的政治化的一代，他们之间的联系网络是松散的，他们参与到公开的论战之中，具有动员和运动倾向;其所关注的是与各种新的社会运动及NGO建立联盟。这种新的劳工国际主义的主导者是来自南非、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工人们。

　　这一新的劳工国际主义的基础是什么?该书向读者呈现了南半球全球化和工会权利促进会(Southern Initiative on Globalization and Trade Union Rights)的各种杂乱无章的行动策略。不过，这些行动策略与艾兹克赫力、奥兰芝、昌原的工人们有什么关系呢?确实，要想对劳工国际主义进行考察，就应该认真考量上述工厂中工人的工作体验(但是，该书的最后部分让读者对这一问题受益甚少)、各工作场所之间的横向联系，包括各方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如外包关系所扮演的角色)和团结关系(通过共同的斗争而建立起来)。我们不仅需要考察商品链及其薄弱环节，还需要考察与其他工厂的劳动力成员建立联系的可能性(这些工厂与白色家电产业没有直接的关联)。一方面，我们需要对工人的不安全感予以更深刻的全面了解;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对新自由主义的局限性予以更深刻和更详尽的质疑。我们需要对家电产业全球重组背后的力量加以检视，审视这种重组给基于产业的工人组织所带来的各种障碍。不错，制造业或许对工人而言是一个重要的产业，但那种认为工业部门是将工人组织起来的适宜场所的想法，其推论的基础是什么呢?该书的三位作者是否将其洞察力投射到了正确的地方呢?

　　该著作的三位作者在各个垂直层次间自由穿梭，他们将工人的体验与对新自由主义的响应，置于各自的民族环境中加以考察;不过，他们并未对以下问题加以解释：为什么这些不同的民族环境，并未成为一国之内劳工团结的有力支撑条件(更遑论构成跨国劳工团结的有力支撑条件)?是否像赛德曼所认为的那样，劳工国际主义会消解每一个具有较大成功可能性的民族国家的规划?例如，正如韦伯斯特(Edward Webster)等人所颇为知晓的那样，南非的工会运动具有防御的性质，其成员的工作正在被外国人抢去，或被非正式部门的工作岗位所替代。代表雇佣劳工者的工会(其会员正在成为数量下降的劳工贵族)，是与其他国家的工会建立联系，还是与南非非正式部门的工人们建立更为广泛的团结?钢铁工人们是应该关注利用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劳工掮客们，还是帮助其他产业的工人们去反对发生在美国的工厂关闭行为?无论工会应该做什么，《搁浅的全球化》一书中所描述的工人，似乎在很大程度上陷入到了地方主义的陷阱之中。

　　如果说，马克思的劳工国际主义梦想在地方主义的磐石面前搁浅;那么，波兰尼式的社会反向运动，其命运又将如何?在这个问题上，三位作者谈到了一种新的愿景，它关系到自然、工作、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能动的民主社会、一种新的公平贸易体系，以及新的全球政治的性质。但是，至少就该书的上述章节所提供的证据而言，这种向往一个新世界的宣言和处于不安全时代的劳工并没有什么关系。

　　最后，在劳工国际主义的可能世界与反向社会运动之间，存在着一种未经考量的张力。一方面，马克思式的劳工国际主义规划，试图使不同工厂、地方、区域和世界领域的工人阶级建立联系，通过其所共同遭受剥削而团结起来;另一方面，波兰尼式的规划，则试图将反抗土地、货币和劳动力商品化的反向运动中的各参与者团结起来。这种反向运动的基础是参与者们的市场体验，而不是与之截然不同的生产体验。但是，究竟哪种体验是最突出的体验——是可能将处于不同地理区域、作为雇佣劳动者的工人们联系在一起的被剥削的体验，抑或是能够将工人、被剥夺土地的农民和那些为获得水源和电力而斗争的人们联系起来的被商品化的体验?

　　人们对上述问题持何种立场——是倾向于被剥削的体验还是被商品化的体验——将决定其在前进中所采用的战略：与不同国家的工人建立联盟，还是与那些遭遇商品化的人们建立地方联盟。无论遵循何种规划——这两种规划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们的理论构建工作，都需要详尽阐述导致争议的各种问题，而不是去关注所谓初生的全球反向运动或反霸权的全球化进程。为了寻找资本主义防护盔甲中的裂隙，需要在颂扬劳工国际主义或反向运动之前，首先对世界范围内的生产与市场化进程，进行更为现实的分析。

　　对波兰尼的重构

　　本论文的第二部分是提供一个对波兰尼进行不同透视的初步框架：波兰尼关于资本主义历史的叙述，其所关注的中心是劳动力、货币、自然的商品化过程，以及这些过程彼此间的内部关系。这一观点的前提在于：商品化构成了我们今天所处世界的关键体验;关于剥削的体验虽然对任何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析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却不如关于商品化的体验重要。

　　我论述的出发点，是认为波兰尼没有预计到随后而至的新一轮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到来。波兰尼宣称，人类已经汲取到了教训，自我调节的市场已给所有人带来了灾难。因此，这样的事情再也不会重复发生。波兰尼不能亲历此后的事实。从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开始，人类正面临另一波引发灾难的市场化浪潮;不过，有趣的例外在于：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一波市场化浪潮并未引发真正的、重大的反向运动。为什么波兰尼没有预计到另一波市场化浪潮的到来?我的观点是：波兰尼在拒绝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拒绝了资本主义必须确保积累的进行和寻求新的利润源泉的重要思想。在战后时期，对资本而言，将北半球的市场加以重新嵌入(re-embedding)，其代价显得过于昂贵;资本的反应是向劳工、环境和货币发动商品化的攻击，其最终目的是对利润无休止的追逐。

　　这种新的商品化过程，给波兰尼关于历史的概念化方式带来了各种意义深远的问题。和波兰尼所批评的马克思主义一样，他自己的思想也具有目的论的倾向。《大转型》一书将复杂的历史解释化约为一种单一的循环：在市场带来灾难之后，是反向运动和被管制的去商品化过程。一旦这种目的论失效，一旦拒斥那种“将邪恶归咎过去、将美好交付未来”的观点，那么，我们就能将资本主义的历史看成是一系列的大转型，看成是市场化浪潮与反向运动的复杂交替过程，尽管我们还看不到其确切的尽头。即便是遵循波兰尼自己的叙述，我们也至少能够在18世纪末和20世纪中期之间，辨别出两种不同的市场化浪潮和两次大转型。

　　在波兰尼关于英国历史的叙述中，第一次市场化浪潮的标志是对斯品汉姆兰制度(Speenhamland system)的攻击。该制度于1795年颁布，目的是通过对面包价格的补贴而实现对工资的补助。对劳动力市场运转的明显干预，最终在1834年达到新的高度，《新济贫法》(New Poor Law)使未获救济的人群数量大为减少。此后，劳工成为代表自身利益的行动者，为反抗自身的商品化过程而战斗。在刚开始的时候(如宪章运动期间)，工人阶级的斗争并不成功;不过，一旦劳工在19世纪后半期(尤其是在大萧条时期，1873-1876年)放弃其激进的立场，它便获得了各种去商品化的妥协和让步——工会得到了承认、工作时间被缩短、禁止童工的法律得以颁布、失业获得补偿，甚至退休金制度也开始实行。这便是第一次大转型的基本情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市场化过程再次通过金本位支配下的国际贸易而得到复兴;同时给劳工运动带来新的攻击(劳工运动在一战后的许多欧洲国家，本来呈现出汹涌澎湃之势)。1930年以及其后席卷欧洲和北美的反向运动，首先通过保护本国的货币而使货币得以去商品化;然后，通过各种政治体制——从法西斯主义到斯大林主义、从罗斯福新政到社会民主党的兴起——来实现对劳工的社会保护。这一福利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二次大转型，以及国际货币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重组，其目的是对市场进行管制。这一过程同样是一个去殖民化的过程;其后，非洲和亚洲在国家的主导下得到发展。在苏联、东欧和中国，这是一个没有竞争的国家计划时期。整个世界的市场主义者们都处于潜伏状态或处于守势。人们普遍认为：为了社会的利益，市场必须得到管制。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然后，发生了一种非同寻常的逆转——在撒切尔和里根的意识形态革命中，在华盛顿共识中，在结构性调整过程中，在共产主义的改革以及其最终的崩溃过程中，市场这一灵丹妙药宣称自己无所不能。接下来便是石油危机的发生，国家的管制由此让位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第三波市场化浪潮。

　　面对第三波市场化浪潮，我们该做出何种评论?对于发生第三次大转型的可能性，我们应该做出何种估计?在笔者关于大转型的解释模式中，每一波市场化浪潮都具有这样的特征：它们都伴随着虚拟商品被商品化过程的不同组合。在第一波市场化浪潮中，是劳动力的商品化(和去商品化)处于引领者的位置。在第二波市场化浪潮中，我们看到的是劳动力和货币的商品化(和去商品化)过程的交织;其中，货币的商品化(和去商品化)过程处于引领者的位置。第三波的市场化浪潮，其特征是劳动力、货币和自然的商品化(和去商品化)过程的结合;其中，自然的商品化(和去商品化)过程将最终处于主导地位。

　　到目前为止，第三波市场化浪潮已经引发了货币商品化过程的新的疯狂形式，它使货币从交换媒介演变为一种牟利的工具，其运作的基础是各种金融衍生产品、期货和贷款的证券化;并且，其赖以运作的对冲基金的数量，远远超出了国家所能够控制的程度。这导致了劳工(labor)的新的再商品化过程——劳动力(labor power)从商品化过程中撤离，随着雇佣劳动者被迫到非正式部门就业，劳工面临着一个被动的去商品化过程。随着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的不断增长，被剥削越来越成为一种特权，而不是一件被诅咒的事情，这一点在南半球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北半球也同样存在)。共产主义在1989年和1991年的失败，发生在拉丁美洲、亚洲并最终在2008年蔓延到美国的金融危机，不过是使第三波市场化浪潮得到巩固;到目前为止，其状况在很多方面与第二波市场化浪潮颇为相似。实际上，我们甚至能够观察到类似的国家应对方式，无论其形式是穆斯林的复兴抑或社会主义的复活，都可以被视作是中东和拉丁美洲国家试图对市场加以管制而采取的各种措施;甚至是席卷整个欧洲(尤其是边陲国家)的财政紧缩方案，也可以看作是尝试对市场加以管制的举措。在《全球劳工研究》的第1卷中，约翰·哈瑞斯(John Harriss)也从上述国家的精心举措中看出了一种类似波兰尼式的“反向运动”。

　　不过，第三波市场化浪潮的真正特征，依然是不断加剧的自然的商品化过程，即土地、水和空气的商品化过程。当然，这一过程已正在世界上所有地方急剧进行着：在半边陲国家，如南非、中国、印度、巴西，情况尤为明显。在大多数南半球国家，都能够发现土地的被剥夺过程;或许，这种剥夺在印度发生得最为剧烈。在应对第二波市场化浪潮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主导的尼赫鲁式现代化时代的来临，那时候对土地的剥夺并不存在一个商品化的过程(最著名的是各种大坝的修建);而第三波市场化浪潮却带来了一系列带有商品化过程的剥夺，其缩影便是各类经济特区的建立。在其他地方，如遥远的南非和玻利维亚，水和电力的商品化已经引发了大量的民众抗争;而通过碳交易使空气成为商品，已经使得环境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受到了公众的关注。

　　上述关于自然的商品化过程，对人们的生存产生了深刻影响，由此也对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水资源和土地的私有化，给雇佣劳动者的需求带来了更大压力，使劳工愈加处于从属地位。各种新的金融工具使得能源供应不受管制的商品化过程变得容易起来，安然公司(Enron)的经营便说明了这一点;同样，这些商品化过程都不受国家的控制。或许，我们能够做出这样的推测：第三波市场化浪潮的危机，会通过一系列由于非自然灾难而产生的环境危机(之所以说它们是非自然性质的灾难，是因为无论就其起源抑或造成这些灾难的后果而言，它们都是人为性质的)——气候变化、海啸、地震、石油泄漏、核事件、有毒废料排放——而得到发展。

　　每一波市场化浪潮之后，都会伴随着一波更深刻的市场化浪潮，以及一次更为剧烈的重组过程。这在部分程度上是因为商品化程度的加深，同时，还由于不同虚拟商品的商品化过程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并产生了各种协同效应。图1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自然、劳动力和货币这三种虚拟商品之后，是否还存在其他备选的虚拟商品?正如某些人所争辩的，“知识”能否成为一种虚拟商品?对波兰尼而言，虚拟商品是生产的一个基本要素，它是某种并非注定被商品化的要素，商品化的过程会破坏其本质的属性。简言之，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虚拟商品是这样一种生产要素，即将其转变为某种交换对象，会破坏其使用价值。将土地转换为一种商品，会破坏生活在土地之上并以土地谋生的共同体;将劳动力转变为商品，会破坏其生产能力;将货币转变为商品，会危及其作为交换媒介的功能。但是，如果将知识转变为商品呢?当知识成为一种交换对象的时候，其使用价值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无疑，知识一旦被商品化和买卖，它就不再是一种公共产品了。它会变成知识产权，为私人所有;但是，这会改变知识的特征吗?知识产权或许使得知识的生产发生转型，令其适应那些能够购买它的人;但那样做，会扭曲知识的性质吗?或许有人认为，市场的压力正驱使各大学与工业部门建立合作关系，这往往背离其初衷;但这样做，会不会使知识成为第四种虚拟商品呢?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本分析框架做出了这样的预设：市场化的浪潮正在席卷全球，改变着南半球和北半球。不过，即便得出这样的推论，该框架也并不能辨别出这一市场化过程对不同地理区域所造成的不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大转型》一书关注的是第一波市场化浪潮中的英国，波兰尼将其拓展到第二波市场化浪潮中的欧洲;今天，市场化浪潮已别无选择地席卷全球，这反过来迫使我们从全球化的角度，审视波兰尼关于第一波和第二波市场化浪潮及其反向运动的分析。波兰尼虽然确实论及南非的殖民主义，并将其看成是一种因市场化而导致的文化破坏的极端形式，但他实际上忽视了土地、劳动力和自然被商品化的范围，以及人们对这种商品化的反抗，忽视了发生于殖民世界中的第一波、第二波市场化浪潮的特殊性。这里，首先要认识到核心国家和边陲国家的差别，被殖民的边陲国家成为原材料的供给地，这导致土地和劳动力部分程度的商品化。之后，可以认为第二波市场化浪潮具有帝国主义的色彩，其中，核心国家和边陲国家之间的关系依然以原材料的获取为中心;但现在，这种关系还围绕着核心国家的生产过剩危机而展开，它要求核心国家进入边陲国家的市场。正如欧洲和北美的反向运动呼唤国家的自主性并对市场进行管制一样，我们在边陲国家中看到了相应的非殖民化进程;之后，是各种国家发展规划的出台(这构成了边陲国家的反向运动)，并通过被操控的贸易而造成自身的依附。

　　那么，该如何使用全球化的术语来描述第三波市场化浪潮的特点?我们可以将其看成是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劳动力、货币和自然的商品化进程——体现为劳工的流动、金融资本和环境的恶化——第一次真正具备了跨国的特点，且常常超出国家的控制范围。第二次大转型以国家调控市场为核心内容;不过，接踵而至的第三波市场化浪潮所具有的极为不同的效应，将取决于民族国家的历史及其所采取的战略。因此，苏联在第三波市场化浪潮面前缴械，迈向市场资本主义的市场化道路。随着国家和计划经济被轻易破坏，俄国新形成的统治阶级希望资本主义能够彻底从国家社会主义的灰烬中诞生。在那里即便出现了资本主义，也将是一种极其特殊的资本主义类型;其中，交换领域的扩张和不受管制的货币商品化过程破坏了工业经济，迫使劳工依赖最低生活费而生活。在那里发生的，并非革命或进化，而是一种内卷化过程(involution)。

　　这种反向运动将是什么类型的反向运动?显然，它绝非19世纪的英国或20世纪的欧洲所发生的反向运动。正如波兰尼将会描述的那样，这种反向运动将向着前资本主义经济撤退：从货币贸易向物物交换的撤退，从雇佣劳动向基于互惠的国内生产撤退，从集体农场向小农生产的撤退。中国的情况则相反，第三波市场化浪潮得到了国家强有力的调控。中国并没有发生破坏国家的尝试，它在国家的缝隙中培育市场。中国的支配阶级从波兰尼的教训中学会了这样一个道理：市场社会需要国家的调节。当然，中国的发展也伴有不平等的增长，但到目前为止，各种“蜂窝式”(cellular)的社会抗争被国家有效化解，因为人们利用市场的机会已经大为增加。

　　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反抗第三波市场化浪潮的反向运动，其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说，反抗第一波市场化浪潮的反向运动从地方层面开始发展，并拓展到民族国家的层面;反抗第二波市场化浪潮的反向运动从民族国家层面开始发展，并拓展到全球层面;那么，反抗第三波市场化浪潮的反向运动，必须从全球层面发动。因为只有从全球层面，才能够质疑这种对自然的破坏，更不用说应对金融资本的各种全球化的阴谋诡计了。尽管环境恶化的后果分布将是不均衡和不平等的，但最终所有人都将受其影响，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北半球抑或南半球。或许，对于人类的生存而言，某种全球范围的反向运动是必要的;但是，这种全球性反向运动的出现并没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不得不克服各种根深蒂固的地理上的局限(尤其是民族国家的局限)，克服各种现存的限制，尤其是因为市场而导致的各种短视行为。阻止生态灾难的反向运动，需要人们为了长期的不确定目标而做出当下的牺牲。或许，只有通过施加独裁统治(这意味着波兰尼式的噩梦——全球法西斯主义)才能够让人们对长远的问题有所考量。或许，存在着各种小型的反向运动(而不是带来大转型的反向运动)，这些运动在每次自然(非自然)灾难之后动员人们采取行动;但这一系列小转变是否会成为大转型，其前景却并不清晰。相反，治标不治本的忧虑，或许会阻碍任何控制资本主义贪婪趋势的集体努力。我们面临的选择，不再局限于“社会主义或野蛮时代”，而拓展为三种选择：社会主义、野蛮时代或毁灭。今天，乐观主义不得不让位于一种不妥协的悲观主义(uncompromising pessimism)，这并非一种危言耸听，而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仔细而详尽的分析基础之上：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自然、货币、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结合在一起，从而摧毁着“反向运动”可能得以建立的任何基础。

　　近年来，一般的社会科学家们突然表现出对卡尔·波兰尼《大转型》一书的兴趣;尤其对劳工研究者而言，情况更是如此。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因为波兰尼曾这样警告我们：被他称为“自由主义的信条”，可能会带来各种危险——相信并追逐自我调节的市场，会给现代文明带来经济上的灾难和文化上的荒芜。《大转型》一书写于1944年，该书追溯了自我调节的市场的兴起(以及观念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从18世纪、19世纪一直到20世纪，自我调节的市场导致了保护主义的反向运动，不仅带来了社会民主和罗斯福新政，还带来了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应对，可能与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诅咒一样糟糕;这使波兰尼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再也不能够沉溺于如此危险的实验之中了。但这种状况，正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局面。

　　和马克思一样，波兰尼不仅看到了市场的缺点，还看到了市场的各种可能性。事实上，在马克思的观点和波兰尼的观点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共鸣——波兰尼将马克思早期关于货币和异化的著作，作为自己从道义上对不受调节的商品化过程加以谴责的基础。不过，在二者各自的评论中存在着许多根本的差别。波兰尼常常指责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这些理论建立在历史上接替产生的各种生产模式的近乎规律的动力机制的基础之上。波兰尼对马克思的批评体现在这样的断言中：“商品化而非剥削，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核心经验。”《大转型》一书的第13章，基本上是针对马克思关于剥削的观点的连续论战。波兰尼认为，在工业革命的进程中，剥削的作用实际上被削弱了;因此，分析剥削并不能把握推动变迁的动力机制。对波兰尼而言，存在于19世纪欧洲斗争背后的，并非是剥削过程，而是因市场而造成的文化上的破坏。在其关于土地、货币和劳动力(所谓的“虚拟商品”)商品化过程的论述中，波兰尼认为这种商品化过程会使人类难以捉摸的基础——“社会”——遭到破坏的威胁，并产生各种自发的保卫社会的反向运动。在他的这一分析中，不同的阶级成为有效的行动者;这并非因为各个阶级追求自身的利益，而是因为他们在维持社会时捍卫着普遍的利益。因此，波兰尼将分析的焦点从剥削转换为商品化，从生产转换为市场，从阶级转换为社会。

　　波兰尼的分析饱受虚假乐观主义的困扰，原因有四：其一，他过于相信观念的力量，以至于认为名誉扫地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不会再次控制我们所在的地球;其二，他给出的关于社会的观念，意义含糊且理论化程度不足;于是在该书的最后部分，波兰尼如是宣称：在市场的攻击下，社会将鼓起勇气建立起自身的防御体系;其三，波兰尼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其中的历史理论及其对剥削的集中关注)持有敌意，这使他忽略了存在于市场复活背后的资本主义积累的必然性问题;最后，在关注市场及其反向运动的同时，他过于轻易地将国家化约为社会，忽略了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最近的劳工研究中，我们同样能够发现上述虚假乐观主义的四个要素：一方面，这些研究从波兰尼关于市场的批判性观点中汲取着养分;另一方面，又从其关于反向运动的论述中寻找希望。

　　搁浅的全球化

　　就揭示波兰尼的局限性及其观点与马克思观点的张力而言，近期出版的最为有趣的著作当属爱德华·韦伯斯特(Edward Webster)、罗伯·兰伯特(Rob Lambert)和安德瑞斯·贝泽登霍特(Andries Bezuidenhout)三人合著的《搁浅的全球化》一书。该书对三个国家白色家电工厂中的劳工反应进行了比较研究：即韩国昌原(Changwon)的LG公司，澳大利亚奥兰芝(Orange)的伊莱克斯公司，以及南非艾兹克赫力(Ezakheni)的迪槐(Defy)公司。无疑，这本著作的重要性在于超出工作场所的范围，聚焦于工人的体验，并将这些体验置于整体的社会环境中加以考量。不同国家的比较研究是重要的。不过，三位作者宣称在其案例研究中，发现了正在阻碍新自由主义浪潮的不同运动(马克思式运动和波兰尼式的运动);显然，此时三位作者的政治愿望压倒了其分析。反向运动成为一种海市蜃楼般的，拒绝为其希望全球化搁浅的意图负责的白日梦。

　　这本著作在其开篇就给出了颇为激动人心的承诺：希望探究“波兰尼的问题以及与波兰尼有关的问题”。它提出了与社会及反向运动相关的五大问题：第一，自发保卫自身免受市场破坏的社会，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第二，反抗市场化的反向运动，其性质是什么?其反抗市场的反应是什么?在什么条件下做出反抗?第三，在可能的情况下，劳工在这种反向运动中将持何种立场?第四，该如何对存在于这种反向运动中的力量加以定义?这种运动能够利用的权力资源将是什么?第五，应在何种层次去考量这种反向运动，是在地方层面、国家层面抑或是全球化的层面?遗憾的是，该书第三部分背离了对上述问题的探讨，它没有依据其初始的著述设计，去深入探究社会壕堑的内部情况和劳工面临威胁时的鲜活体验。

　　应该澄清的是，该著作的框架按照波兰尼式的结构完美地展开：第一部分的标题是“反抗社会的市场”;第二部分的标题是“反抗市场的社会”;第三部分的标题则是“支配市场的社会?”因此，在该书的第一部分，读者可以看到作者对全球化及其真实而不同后果的研究——概言之，对资本主义的默认，导致了韩国工人工作强度的提高、澳大利亚工厂面临倒闭的危险，以及南非人民采取各种不同的生计策略来维持生存。在该书的第二部分，三位作者对随之而来的工人应对资本主义的不同社会反应进行了确认：在韩国的昌原市，应对资本主义的是全国劳联(National Labor Federation)一家分支机构的秘密组织，以及一家面向发生意外事故的工人的服务中心(Center for Contingency Workers)的诞生。在澳大利亚的奥兰芝，则是一场反对工厂关闭的运动，在运动中劳工与农民结成了联盟，支持某位独立政治候选人;同时，他们尝试让受工厂关闭影响的社区与一家全球伊莱克斯行动委员会网络(Network of Electrolux Action Committees)机构建立联系，尽管这一尝试并不成功。在南非的艾兹克赫力，工人们要求建立具有社会运动性质的工会，以便将争取土地与工作的斗争联结起来;他们还要求在地方层面进行一场公开的预算编制实验，并建立一个基于不同组织的近乎正规的团体。

　　上述分析预示着关于社会的诸多非凡洞见，譬如：社会的意义、社会的灵活性和反抗措施、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等等;不过，在该书的第三部分“支配市场的社会?”中，并没有看到对上述问题的论述。通过比较波兰尼关于英国19世纪和20世纪第一次大转型中反向运动的论述，三位作者构想出了关于第二次大转型的某些基本要素。在这里，再一次假设某个“初生的全球反向运动”的浮现，但是，证明其浮现的证据何在?我们再次走进了波兰尼式目的论的误区：先是构想一个同质的、糟糕的过去，然后将其颠倒过来，迈向某种激进的未来。这种关于历史同质性和地理同质性的错误假设(如南北之间的二元区分)，促成了某种关于劳工国际主义与乌托邦社会的幻想——其中一种是马克思式的幻想，另一种则是波兰尼式的幻想。让我们对这些幻想逐一加以分析。

　　该书的三位作者构建了两种形式的劳工国际主义。一种是旧的劳工国际主义，一种是新的劳工国际主义。一方面，存在着一种由职业官僚在集权的等级组织中进行运作的劳工国际主义，它很少引起争论，其行动具有外交取向，其关注的仅仅是工作场所和工会，其建立者是北半球的白种男性工人;另一方面，今天有望看到一种新的劳工国际主义，其驱动者是由坚定的积极分子们构成的政治化的一代，他们之间的联系网络是松散的，他们参与到公开的论战之中，具有动员和运动倾向;其所关注的是与各种新的社会运动及NGO建立联盟。这种新的劳工国际主义的主导者是来自南非、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工人们。

　　这一新的劳工国际主义的基础是什么?该书向读者呈现了南半球全球化和工会权利促进会(Southern Initiative on Globalization and Trade Union Rights)的各种杂乱无章的行动策略。不过，这些行动策略与艾兹克赫力、奥兰芝、昌原的工人们有什么关系呢?确实，要想对劳工国际主义进行考察，就应该认真考量上述工厂中工人的工作体验(但是，该书的最后部分让读者对这一问题受益甚少)、各工作场所之间的横向联系，包括各方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如外包关系所扮演的角色)和团结关系(通过共同的斗争而建立起来)。我们不仅需要考察商品链及其薄弱环节，还需要考察与其他工厂的劳动力成员建立联系的可能性(这些工厂与白色家电产业没有直接的关联)。一方面，我们需要对工人的不安全感予以更深刻的全面了解;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对新自由主义的局限性予以更深刻和更详尽的质疑。我们需要对家电产业全球重组背后的力量加以检视，审视这种重组给基于产业的工人组织所带来的各种障碍。不错，制造业或许对工人而言是一个重要的产业，但那种认为工业部门是将工人组织起来的适宜场所的想法，其推论的基础是什么呢?该书的三位作者是否将其洞察力投射到了正确的地方呢?

　　该著作的三位作者在各个垂直层次间自由穿梭，他们将工人的体验与对新自由主义的响应，置于各自的民族环境中加以考察;不过，他们并未对以下问题加以解释：为什么这些不同的民族环境，并未成为一国之内劳工团结的有力支撑条件(更遑论构成跨国劳工团结的有力支撑条件)?是否像赛德曼所认为的那样，劳工国际主义会消解每一个具有较大成功可能性的民族国家的规划?例如，正如韦伯斯特(Edward Webster)等人所颇为知晓的那样，南非的工会运动具有防御的性质，其成员的工作正在被外国人抢去，或被非正式部门的工作岗位所替代。代表雇佣劳工者的工会(其会员正在成为数量下降的劳工贵族)，是与其他国家的工会建立联系，还是与南非非正式部门的工人们建立更为广泛的团结?钢铁工人们是应该关注利用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劳工掮客们，还是帮助其他产业的工人们去反对发生在美国的工厂关闭行为?无论工会应该做什么，《搁浅的全球化》一书中所描述的工人，似乎在很大程度上陷入到了地方主义的陷阱之中。

　　如果说，马克思的劳工国际主义梦想在地方主义的磐石面前搁浅;那么，波兰尼式的社会反向运动，其命运又将如何?在这个问题上，三位作者谈到了一种新的愿景，它关系到自然、工作、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能动的民主社会、一种新的公平贸易体系，以及新的全球政治的性质。但是，至少就该书的上述章节所提供的证据而言，这种向往一个新世界的宣言和处于不安全时代的劳工并没有什么关系。

　　最后，在劳工国际主义的可能世界与反向社会运动之间，存在着一种未经考量的张力。一方面，马克思式的劳工国际主义规划，试图使不同工厂、地方、区域和世界领域的工人阶级建立联系，通过其所共同遭受剥削而团结起来;另一方面，波兰尼式的规划，则试图将反抗土地、货币和劳动力商品化的反向运动中的各参与者团结起来。这种反向运动的基础是参与者们的市场体验，而不是与之截然不同的生产体验。但是，究竟哪种体验是最突出的体验——是可能将处于不同地理区域、作为雇佣劳动者的工人们联系在一起的被剥削的体验，抑或是能够将工人、被剥夺土地的农民和那些为获得水源和电力而斗争的人们联系起来的被商品化的体验?

　　人们对上述问题持何种立场——是倾向于被剥削的体验还是被商品化的体验——将决定其在前进中所采用的战略：与不同国家的工人建立联盟，还是与那些遭遇商品化的人们建立地方联盟。无论遵循何种规划——这两种规划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们的理论构建工作，都需要详尽阐述导致争议的各种问题，而不是去关注所谓初生的全球反向运动或反霸权的全球化进程。为了寻找资本主义防护盔甲中的裂隙，需要在颂扬劳工国际主义或反向运动之前，首先对世界范围内的生产与市场化进程，进行更为现实的分析。

　　对波兰尼的重构

　　本论文的第二部分是提供一个对波兰尼进行不同透视的初步框架：波兰尼关于资本主义历史的叙述，其所关注的中心是劳动力、货币、自然的商品化过程，以及这些过程彼此间的内部关系。这一观点的前提在于：商品化构成了我们今天所处世界的关键体验;关于剥削的体验虽然对任何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析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却不如关于商品化的体验重要。

　　我论述的出发点，是认为波兰尼没有预计到随后而至的新一轮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到来。波兰尼宣称，人类已经汲取到了教训，自我调节的市场已给所有人带来了灾难。因此，这样的事情再也不会重复发生。波兰尼不能亲历此后的事实。从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开始，人类正面临另一波引发灾难的市场化浪潮;不过，有趣的例外在于：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一波市场化浪潮并未引发真正的、重大的反向运动。为什么波兰尼没有预计到另一波市场化浪潮的到来?我的观点是：波兰尼在拒绝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拒绝了资本主义必须确保积累的进行和寻求新的利润源泉的重要思想。在战后时期，对资本而言，将北半球的市场加以重新嵌入(re-embedding)，其代价显得过于昂贵;资本的反应是向劳工、环境和货币发动商品化的攻击，其最终目的是对利润无休止的追逐。

　　这种新的商品化过程，给波兰尼关于历史的概念化方式带来了各种意义深远的问题。和波兰尼所批评的马克思主义一样，他自己的思想也具有目的论的倾向。《大转型》一书将复杂的历史解释化约为一种单一的循环：在市场带来灾难之后，是反向运动和被管制的去商品化过程。一旦这种目的论失效，一旦拒斥那种“将邪恶归咎过去、将美好交付未来”的观点，那么，我们就能将资本主义的历史看成是一系列的大转型，看成是市场化浪潮与反向运动的复杂交替过程，尽管我们还看不到其确切的尽头。即便是遵循波兰尼自己的叙述，我们也至少能够在18世纪末和20世纪中期之间，辨别出两种不同的市场化浪潮和两次大转型。

　　在波兰尼关于英国历史的叙述中，第一次市场化浪潮的标志是对斯品汉姆兰制度(Speenhamland system)的攻击。该制度于1795年颁布，目的是通过对面包价格的补贴而实现对工资的补助。对劳动力市场运转的明显干预，最终在1834年达到新的高度，《新济贫法》(New Poor Law)使未获救济的人群数量大为减少。此后，劳工成为代表自身利益的行动者，为反抗自身的商品化过程而战斗。在刚开始的时候(如宪章运动期间)，工人阶级的斗争并不成功;不过，一旦劳工在19世纪后半期(尤其是在大萧条时期，1873-1876年)放弃其激进的立场，它便获得了各种去商品化的妥协和让步——工会得到了承认、工作时间被缩短、禁止童工的法律得以颁布、失业获得补偿，甚至退休金制度也开始实行。这便是第一次大转型的基本情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市场化过程再次通过金本位支配下的国际贸易而得到复兴;同时给劳工运动带来新的攻击(劳工运动在一战后的许多欧洲国家，本来呈现出汹涌澎湃之势)。1930年以及其后席卷欧洲和北美的反向运动，首先通过保护本国的货币而使货币得以去商品化;然后，通过各种政治体制——从法西斯主义到斯大林主义、从罗斯福新政到社会民主党的兴起——来实现对劳工的社会保护。这一福利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二次大转型，以及国际货币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重组，其目的是对市场进行管制。这一过程同样是一个去殖民化的过程;其后，非洲和亚洲在国家的主导下得到发展。在苏联、东欧和中国，这是一个没有竞争的国家计划时期。整个世界的市场主义者们都处于潜伏状态或处于守势。人们普遍认为：为了社会的利益，市场必须得到管制。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然后，发生了一种非同寻常的逆转——在撒切尔和里根的意识形态革命中，在华盛顿共识中，在结构性调整过程中，在共产主义的改革以及其最终的崩溃过程中，市场这一灵丹妙药宣称自己无所不能。接下来便是石油危机的发生，国家的管制由此让位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第三波市场化浪潮。

　　面对第三波市场化浪潮，我们该做出何种评论?对于发生第三次大转型的可能性，我们应该做出何种估计?在笔者关于大转型的解释模式中，每一波市场化浪潮都具有这样的特征：它们都伴随着虚拟商品被商品化过程的不同组合。在第一波市场化浪潮中，是劳动力的商品化(和去商品化)处于引领者的位置。在第二波市场化浪潮中，我们看到的是劳动力和货币的商品化(和去商品化)过程的交织;其中，货币的商品化(和去商品化)过程处于引领者的位置。第三波的市场化浪潮，其特征是劳动力、货币和自然的商品化(和去商品化)过程的结合;其中，自然的商品化(和去商品化)过程将最终处于主导地位。

　　到目前为止，第三波市场化浪潮已经引发了货币商品化过程的新的疯狂形式，它使货币从交换媒介演变为一种牟利的工具，其运作的基础是各种金融衍生产品、期货和贷款的证券化;并且，其赖以运作的对冲基金的数量，远远超出了国家所能够控制的程度。这导致了劳工(labor)的新的再商品化过程——劳动力(labor power)从商品化过程中撤离，随着雇佣劳动者被迫到非正式部门就业，劳工面临着一个被动的去商品化过程。随着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的不断增长，被剥削越来越成为一种特权，而不是一件被诅咒的事情，这一点在南半球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北半球也同样存在)。共产主义在1989年和1991年的失败，发生在拉丁美洲、亚洲并最终在2008年蔓延到美国的金融危机，不过是使第三波市场化浪潮得到巩固;到目前为止，其状况在很多方面与第二波市场化浪潮颇为相似。实际上，我们甚至能够观察到类似的国家应对方式，无论其形式是穆斯林的复兴抑或社会主义的复活，都可以被视作是中东和拉丁美洲国家试图对市场加以管制而采取的各种措施;甚至是席卷整个欧洲(尤其是边陲国家)的财政紧缩方案，也可以看作是尝试对市场加以管制的举措。在《全球劳工研究》的第1卷中，约翰·哈瑞斯(John Harriss)也从上述国家的精心举措中看出了一种类似波兰尼式的“反向运动”。

　　不过，第三波市场化浪潮的真正特征，依然是不断加剧的自然的商品化过程，即土地、水和空气的商品化过程。当然，这一过程已正在世界上所有地方急剧进行着：在半边陲国家，如南非、中国、印度、巴西，情况尤为明显。在大多数南半球国家，都能够发现土地的被剥夺过程;或许，这种剥夺在印度发生得最为剧烈。在应对第二波市场化浪潮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主导的尼赫鲁式现代化时代的来临，那时候对土地的剥夺并不存在一个商品化的过程(最著名的是各种大坝的修建);而第三波市场化浪潮却带来了一系列带有商品化过程的剥夺，其缩影便是各类经济特区的建立。在其他地方，如遥远的南非和玻利维亚，水和电力的商品化已经引发了大量的民众抗争;而通过碳交易使空气成为商品，已经使得环境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受到了公众的关注。

　　上述关于自然的商品化过程，对人们的生存产生了深刻影响，由此也对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水资源和土地的私有化，给雇佣劳动者的需求带来了更大压力，使劳工愈加处于从属地位。各种新的金融工具使得能源供应不受管制的商品化过程变得容易起来，安然公司(Enron)的经营便说明了这一点;同样，这些商品化过程都不受国家的控制。或许，我们能够做出这样的推测：第三波市场化浪潮的危机，会通过一系列由于非自然灾难而产生的环境危机(之所以说它们是非自然性质的灾难，是因为无论就其起源抑或造成这些灾难的后果而言，它们都是人为性质的)——气候变化、海啸、地震、石油泄漏、核事件、有毒废料排放——而得到发展。

　　每一波市场化浪潮之后，都会伴随着一波更深刻的市场化浪潮，以及一次更为剧烈的重组过程。这在部分程度上是因为商品化程度的加深，同时，还由于不同虚拟商品的商品化过程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并产生了各种协同效应。图1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自然、劳动力和货币这三种虚拟商品之后，是否还存在其他备选的虚拟商品?正如某些人所争辩的，“知识”能否成为一种虚拟商品?对波兰尼而言，虚拟商品是生产的一个基本要素，它是某种并非注定被商品化的要素，商品化的过程会破坏其本质的属性。简言之，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虚拟商品是这样一种生产要素，即将其转变为某种交换对象，会破坏其使用价值。将土地转换为一种商品，会破坏生活在土地之上并以土地谋生的共同体;将劳动力转变为商品，会破坏其生产能力;将货币转变为商品，会危及其作为交换媒介的功能。但是，如果将知识转变为商品呢?当知识成为一种交换对象的时候，其使用价值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无疑，知识一旦被商品化和买卖，它就不再是一种公共产品了。它会变成知识产权，为私人所有;但是，这会改变知识的特征吗?知识产权或许使得知识的生产发生转型，令其适应那些能够购买它的人;但那样做，会扭曲知识的性质吗?或许有人认为，市场的压力正驱使各大学与工业部门建立合作关系，这往往背离其初衷;但这样做，会不会使知识成为第四种虚拟商品呢?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本分析框架做出了这样的预设：市场化的浪潮正在席卷全球，改变着南半球和北半球。不过，即便得出这样的推论，该框架也并不能辨别出这一市场化过程对不同地理区域所造成的不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大转型》一书关注的是第一波市场化浪潮中的英国，波兰尼将其拓展到第二波市场化浪潮中的欧洲;今天，市场化浪潮已别无选择地席卷全球，这反过来迫使我们从全球化的角度，审视波兰尼关于第一波和第二波市场化浪潮及其反向运动的分析。波兰尼虽然确实论及南非的殖民主义，并将其看成是一种因市场化而导致的文化破坏的极端形式，但他实际上忽视了土地、劳动力和自然被商品化的范围，以及人们对这种商品化的反抗，忽视了发生于殖民世界中的第一波、第二波市场化浪潮的特殊性。这里，首先要认识到核心国家和边陲国家的差别，被殖民的边陲国家成为原材料的供给地，这导致土地和劳动力部分程度的商品化。之后，可以认为第二波市场化浪潮具有帝国主义的色彩，其中，核心国家和边陲国家之间的关系依然以原材料的获取为中心;但现在，这种关系还围绕着核心国家的生产过剩危机而展开，它要求核心国家进入边陲国家的市场。正如欧洲和北美的反向运动呼唤国家的自主性并对市场进行管制一样，我们在边陲国家中看到了相应的非殖民化进程;之后，是各种国家发展规划的出台(这构成了边陲国家的反向运动)，并通过被操控的贸易而造成自身的依附。

　　那么，该如何使用全球化的术语来描述第三波市场化浪潮的特点?我们可以将其看成是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劳动力、货币和自然的商品化进程——体现为劳工的流动、金融资本和环境的恶化——第一次真正具备了跨国的特点，且常常超出国家的控制范围。第二次大转型以国家调控市场为核心内容;不过，接踵而至的第三波市场化浪潮所具有的极为不同的效应，将取决于民族国家的历史及其所采取的战略。因此，苏联在第三波市场化浪潮面前缴械，迈向市场资本主义的市场化道路。随着国家和计划经济被轻易破坏，俄国新形成的统治阶级希望资本主义能够彻底从国家社会主义的灰烬中诞生。在那里即便出现了资本主义，也将是一种极其特殊的资本主义类型;其中，交换领域的扩张和不受管制的货币商品化过程破坏了工业经济，迫使劳工依赖最低生活费而生活。在那里发生的，并非革命或进化，而是一种内卷化过程(involution)。

　　这种反向运动将是什么类型的反向运动?显然，它绝非19世纪的英国或20世纪的欧洲所发生的反向运动。正如波兰尼将会描述的那样，这种反向运动将向着前资本主义经济撤退：从货币贸易向物物交换的撤退，从雇佣劳动向基于互惠的国内生产撤退，从集体农场向小农生产的撤退。中国的情况则相反，第三波市场化浪潮得到了国家强有力的调控。中国并没有发生破坏国家的尝试，它在国家的缝隙中培育市场。中国的支配阶级从波兰尼的教训中学会了这样一个道理：市场社会需要国家的调节。当然，中国的发展也伴有不平等的增长，但到目前为止，各种“蜂窝式”(cellular)的社会抗争被国家有效化解，因为人们利用市场的机会已经大为增加。

　　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反抗第三波市场化浪潮的反向运动，其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说，反抗第一波市场化浪潮的反向运动从地方层面开始发展，并拓展到民族国家的层面;反抗第二波市场化浪潮的反向运动从民族国家层面开始发展，并拓展到全球层面;那么，反抗第三波市场化浪潮的反向运动，必须从全球层面发动。因为只有从全球层面，才能够质疑这种对自然的破坏，更不用说应对金融资本的各种全球化的阴谋诡计了。尽管环境恶化的后果分布将是不均衡和不平等的，但最终所有人都将受其影响，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北半球抑或南半球。或许，对于人类的生存而言，某种全球范围的反向运动是必要的;但是，这种全球性反向运动的出现并没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不得不克服各种根深蒂固的地理上的局限(尤其是民族国家的局限)，克服各种现存的限制，尤其是因为市场而导致的各种短视行为。阻止生态灾难的反向运动，需要人们为了长期的不确定目标而做出当下的牺牲。或许，只有通过施加独裁统治(这意味着波兰尼式的噩梦——全球法西斯主义)才能够让人们对长远的问题有所考量。或许，存在着各种小型的反向运动(而不是带来大转型的反向运动)，这些运动在每次自然(非自然)灾难之后动员人们采取行动;但这一系列小转变是否会成为大转型，其前景却并不清晰。相反，治标不治本的忧虑，或许会阻碍任何控制资本主义贪婪趋势的集体努力。我们面临的选择，不再局限于“社会主义或野蛮时代”，而拓展为三种选择：社会主义、野蛮时代或毁灭。今天，乐观主义不得不让位于一种不妥协的悲观主义(uncompromising pessimism)，这并非一种危言耸听，而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仔细而详尽的分析基础之上：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自然、货币、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结合在一起，从而摧毁着“反向运动”可能得以建立的任何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