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韬：从历史的终结到美国民主的衰败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已经尘埃落定。毫无疑问，唐纳德·特朗普是最大的赢家。不过希拉里·克林顿却不一定是最大的输家;美国人一直引以为豪的自由民主，恐怕才是最大的输家。

　　两位总统候选人之间的丑闻比赛，足以让世人对美国民主大跌眼镜。美国本来是有着悠久竞选历史的民主国家、其总统也是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最高级别的公职，然而此次大选却演变成了两个候选人之间比谁更烂。这两位候选人所提供的负面政治娱乐，可以说加深了美国民众对选举政治的失望和沮丧。对很多旁观者来说，这样的选举只会动摇他们对美国民主的向往。

　　既然西方民主的旗舰已经如此堕落，是不是可以宣告“历史终结论”的终结?或者说，“历史终结论”已经踏上了终结的历程?

　　历史的终结

　　世人所熟知的“历史的终结”，源于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1989年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同名文章。他认为，冷战的结束不仅仅意味着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之间意识形态对抗的结束，更意味着“人类意识形态演进的终点和作为人类最后的政府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尝试过无数种政治制度，包括君主专制、个人独裁、军人专政、法西斯主义、政教合一等等。然而历史演进表明，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将是所有国家的必然归宿。他的“历史终结论”，被认为是自由民主的胜利宣言，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全世界推广自由民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福山的文章发表后两年，他的老师塞缪尔?亨廷顿出版了《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尽管亨廷顿并没有在此书中鼓吹“历史终结论”(书后的索引里连福山的名字都没有)，但是在很多人看来，这本书从实证和政策的角度对“历史终结论”进行了重要补充。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似乎表明亨廷顿的思想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20世纪60年代宣扬威权政治到90年代推崇自由民主。亨廷顿在书中有这样一段经典之言，可以说是对民主最有力的辩护之一：“公开、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是民主的实质，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由选举产生的政府也许效率低下、腐败、短视、不负责任或者被特殊利益所操纵，而且不能采纳公共利益所要求的政策。这些特征也许使得民主政府不可取，但并不能使得这种政府不民主。民主是一种公共美德，但不是唯一的美德，只有把民主与政治体制的其他特征明确区分开来，民主与其他公共美德和罪恶的关系才能得到理解”。无论是福山还是亨廷顿，都必须面临一个共同的挑战：如果以选举为核心的自由民主的最终结果是“效率低下、腐败、短视、不负责任或被特殊利益所操纵，而且不能采纳公共利益所要求的政策”，那么这样的政治体制还能成为历史的终结点吗?

　　这并非一个假设性的问题，而是不少西方民主国家当前所面临的严峻现实。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巨著《21世纪资本论》英文版在2014年出版后，立刻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轰动。该书通过大量翔实的历史数据表明，不少西方民主国家正在经历20世纪初以来最严重的贫富悬殊，而美国的贫富悬殊又是这些国家中最为严峻的。就连最先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也不得不承认美国民主已经严重变质这一现实。在福山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的全球化》一书中，他认为美国的国家治理能力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益减弱。该书的第四部分“政治衰败”总共四章，其中有三章专门分析美国民主的衰败：“法院和政党所控制的国家”“国会以及美国政治的再家族化”以及“美国的否决民主”。不难看出，福山所说的政治衰败，主要是指美国民主的衰败。福山恐怕没有想到，25年后他面对的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的全面胜利，而是美国民主本身的全面衰败。

　　2016年7月25日，为期四天的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开幕。由于此前民主党高层涉嫌破坏党内总统竞选人伯尼·桑德斯预选活动的部分邮件被曝光，当天大批桑德斯支持者涌入费城举行抗议。图为伯尼·桑德斯出席民主党大会。希拉里用卑鄙手段打压桑德斯的行为成为此次大选的一大污点之一。

　　全国大会会场内，桑德斯的支持者通过高举标语表达对民主党高层的不满。

　　自由民主与社会公平

　　要知道美国的民主出了什么问题，首先要辨析民主这个概念。一说到民主，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选举。选举固然重要，但它只不过是民主的要素之一，而不是唯一要素。西方学界所说的民主，一般来说还包括个人自由、政府问责、法制、社会公平等等。美国或许是世界上个人自由得到较充分保障的国家，但是在社会公平方面，却可能是西方民主国家中最糟糕的。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政治制度的不一样(如朝鲜和韩国)，或者发展水平的不一样(如美国和中国)，还包括社会公平的程度不一样。社会公平不仅包括各个群体之间的平等(如种族平等和就业机会平等)，也包括社会财富分配的平等。任何政府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通过税收等政策工具重新分配社会财富，从而实现一定程度的社会公平。衡量一个政府的好坏，不仅仅要看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还要看社会财富分配的平等。

　　《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详细描述了近十个西方民主国家在过去一百年的社会财富分配。皮凯蒂把这些国家分成了两类，第一类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即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第二类是欧洲国家(如法国和德国)和日本。从1910年到2010年，四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收入分配非常相似：收入最高的1%人群占全部收入的比例在20世纪初达到最高点，然后一直平稳下降，直到1980年左右又开始急剧上升，并且在有的国家(如美国)已经接近20世纪初的水平。相比之下，在欧洲国家和日本，虽然收入最高的1%人群占全部收入的比例也在1910年到1980年稳步下降，但是从1980年开始，该比例的上升幅度则远远小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

　　美国被广泛认为是西方自由民主的代表，因此它的收入分配值得认真研究。皮凯蒂提供的数据显示，1%的美国人所拥有的财富，在1810年占全国总财富的26%左右，并在1910年达到了历史最高点45%左右，此后明显下降，但是在2010年仍然维持在35%左右。相比之下，在1810年的欧洲，1%的人拥有高达50%以上的财富，并在1910年超过了60%;此后该比例急剧下降，在1970年达到历史最低点20%;到了2010年，这个比例上升到25%左右，不过也远远低于美国的35%。也就是说，美国的贫富悬殊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也属于例外。

　　一些具体数据更能说明当今美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新的“镀金时代”。纽约大学爱德华·沃尔夫(Edward Wolff)教授2012年的数据显示，按照2010年美元计算，收入前1%的美国家庭，他们的年平均收入为130万美元，而处于底层40%的家庭年平均收入只有1.7万美元。与此同时，前者的平均家庭净财产高达1600万美元，而后者的平均家庭净财产是负1万美元。他的数据还显示，在2010年，1%的美国家庭拥有35.4%的财产，而80%的家庭只拥有11.1%的财产。

　　美国中产阶级的困境

　　除了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平，美国民主的衰败，还体现在中产阶级的缩水。西方学界多年来的一个共识就是，占人口多数并且收入稳定增长的中产阶级是民主的必要条件。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有一句名言：“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No bourgeois, no democracy)。然而，尽管学界对中产阶级的重要性有共识，但是在如何定义中产阶级这个关键问题上却没有共识。绝大多数学者以家庭年收入来界定中产阶级，认为中等收入家庭(或个人)就是中产阶级，但是他们在如何界定中等收入这个问题上又存在较大分歧。不管如何界定中产阶级，在一个健康的民主国家，中产阶级应该占人口的多数，并且他们的收入应该超过总收入的一半。然而，大量数据表明，美国的中产阶级并非这样。

　　皮尤民意调查中心在2015年12月9日发布了《美国的中产阶级正在减少》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对中产阶级的收入是这样界定的：以2014年美元为基础并按照家庭人口进行加权，其下限为美国中位家庭收入的67%，上限则是中位家庭收入的两倍。以三口之家为例，2014年美国中位家庭的年收入为6.3万美元，因此中产阶级的年收入就在4.2万美元和12.6万美元之间。低于中产阶级下限的则属于低收入阶层，而高于上限的则属于高收入阶层。

　　该报告显示，在成年人当中，1971年达到中等收入的为8000万，而高收入和低收入总数为5160万。也就是说，中产阶级几乎占美国成年人口总数的61%。从1971年开始，中等收入人口的比例一直稳步下降，平均每10年下降2.5%。到了2015年，属于中等收入的成年人有1.2亿，而高收入和低收入加起来比前者多了500万，后者已经低于50%。与此同时，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在1971年为61%，但是这个比例在2014年已经下降到43%。然而就在同一时间段内，高收入家庭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从29%激增到49%，而低收入家庭收入的比例从10%降到了9%。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在这期间高收入家庭的中位收入增加了47%，中等收入家庭的中位收入增加了34%，而低收入家庭的中位收入只增加了28%。

　　美国国家统计局在2016年9月发布的《2015年美国家庭收入和贫困报告》也反映了中产阶级的没落。由于该报告并非专门分析美国中产阶级的境遇，因此没有对中等收入进行定义。此外，该报告把美国家庭按照收入进行五等分(quintile),因此无法对占总数50%的家庭的收入进行分析。即使这样，该报告的数据显示，在2015年前，20%家庭的收入已经占到了总收入的51.1%。相比之下，在1968年的时候，前20%家庭的收入只占总收入的42.6%。即使我们扩大中产阶级的数量，把它定义为介于收入最高的20%和收入最低20%之间的群体，那么占人口总数60%的中产阶级在2015年的收入只占到总收入的45.8%，比1968年的53.2%下降了近8%。

　　普通美国人看美国的民主

　　社会不公平的日渐加剧和中产阶级的日渐式微，并没有引起普通美国人的注意。他们或许认为，美国的民主依然充满了活力，并没有走向衰败。要了解普通美国人怎么看美国的民主，可以从民意调查数据一窥端倪。

　　从1948年开始，密歇根大学的社会研究所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下，一直在总统大选年和中期选举年(除了2006、2010、2014年的中期选举)进行全国性、大规模、随机抽样民意调查，以了解美国人的选举行为、政治态度、政策偏好、人口特征等等。这个横跨60多年的系列调查，为我们了解普通美国人如何评价他们自己国家的政治体制，提供了宝贵的时间序列数据。

　　在多年的调查中，有三组问题从三个维度测量受访者对美国政治体制的支持度。第一组的问题，涉及是否信任联邦政府、政府是否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政府官员是否腐败、政府是否浪费纳税人的钱。综合受访者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可以得知他们对政府的总体信任度。调查结果显示，在三个历史时期，美国人对政府的信任度较高，即20世纪60年代中期、80年代中期和21世纪初期，而这三个时期的最高点分别为1966年的61%，1986年的47%，以及2002年的43%。从2002年开始，美国人对政府的信任度急剧下降，到了2008年只有26%。这么低的比例，在此之前只出现过一次(1994年)。到了2012年，只有22%的美国人信任联邦政府，创有史以来最低。从1966年的历史最高点61%算起，美国人对政府信任度在46年里下降了近40个百分点，几乎就是每年一个百分点。

　　第二组有两个问题，测量的是政治效能(political efficacy)，也就是一个人认为自己的政治行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政府决策。一个问题是“像我这样的人”是否对政府决策有影响，另外一个是政府官员是否关注“像我这样的人”的政治诉求。在1984年之前的14次调查中，每次都至少有51%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具有政治效能，并且有调查以来的最高点也是在这个时期内(1960年的74%)。相比之下，从1986年到2012年的12次调查，只有两次超过了50%，即1992年的51%和2002年的61%。2002年之后，该比例一直下降;到了2012年，仅有36%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有政治效能，几乎接近有史以来的最低点(1994年的33%)。

　　最后一组的两个问题测量政府的回应性(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第一个问题是政府决策在多大程度上关注民众的诉求，第二个问题是选举在多大程度上让决策者关注民众的诉求。调查结果显示，1966年有创纪录的78%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决策反映了民意，而到了1982年，该比例急剧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点34%。此后该比例慢慢回升，在2002年达到了71%。但是到了2012年又降低到53%。这个比例表面上看不算低，然而在所有20次调查中，政府回应性低于53%只有四次：除了1982年，还有1980、1984和1988年，分别为51%、52%和51%。

　　政府的回应性危机，最明显地体现在美国人对国会的评价上。国会是美国联邦政府的立法机构，议员来自各个选区，按理说最能反映民意。然而，来自全国选举研究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人对国会的支持率在2002年达到了有史以来最高点64%，此后直线下降，到2008年只有26%，已经低于之前的最低点(1992年的28%)。到了2012年，国会的支持率更是降到有史以来的最低点21%。

　　其实，早在皮凯蒂和福山之前，已经有大量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美国民主正在经历一场衰败，其具体表现为贫富差距扩大、中产阶级缩小、普通民众对政府决策影响甚微、富人的政策偏好对公共政策有着显著影响、普通民众对美国政治体制的认同感越来越弱等等。很多观察者认为，2016年总统大选表明，美国的政治精英和民众之间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脱节(disconnect)。在共和党内，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亿万富豪特朗普，高举反自由贸易、反全球化、反移民三大旗帜，轻松击败其他建制派候选人。在民主党内，年过70的桑德斯高举民主社会主义的大旗获得了选民的强烈支持，差点让希拉里与民主党提名失之交臂。如果说2016年的美国大选有一个主旋律的话，那就是反建制。反建制就是反对现状，反对两党主流精英多年来对选民利益的漠视，反对选举之后“换汤不换药”的局面。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特朗普的胜利其实是美国草根民众的胜利，反映了“沉默的大多数”对美国民主现状的失望和不满。不过在很多政治精英看来，愤怒的美国选民似乎“病急乱投医”，让一个浑身充满了“政治不正确”的候选人成为美国总统。福山在2016年11月份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更广泛地说，特朗普担任总统将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在那个时代，美国对世界各地生活在腐败威权政府统治之下的人们而言就是民主的象征。”

　　如果特朗普的当选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那么他所带来的新时代会是什么样呢?特朗普到底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者，抑或是美国民主重新焕发活力的催化剂?只有时间才能给我们答案。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已经尘埃落定。毫无疑问，唐纳德·特朗普是最大的赢家。不过希拉里·克林顿却不一定是最大的输家;美国人一直引以为豪的自由民主，恐怕才是最大的输家。

　　两位总统候选人之间的丑闻比赛，足以让世人对美国民主大跌眼镜。美国本来是有着悠久竞选历史的民主国家、其总统也是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最高级别的公职，然而此次大选却演变成了两个候选人之间比谁更烂。这两位候选人所提供的负面政治娱乐，可以说加深了美国民众对选举政治的失望和沮丧。对很多旁观者来说，这样的选举只会动摇他们对美国民主的向往。

　　既然西方民主的旗舰已经如此堕落，是不是可以宣告“历史终结论”的终结?或者说，“历史终结论”已经踏上了终结的历程?

　　历史的终结

　　世人所熟知的“历史的终结”，源于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1989年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同名文章。他认为，冷战的结束不仅仅意味着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之间意识形态对抗的结束，更意味着“人类意识形态演进的终点和作为人类最后的政府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尝试过无数种政治制度，包括君主专制、个人独裁、军人专政、法西斯主义、政教合一等等。然而历史演进表明，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将是所有国家的必然归宿。他的“历史终结论”，被认为是自由民主的胜利宣言，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全世界推广自由民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福山的文章发表后两年，他的老师塞缪尔?亨廷顿出版了《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尽管亨廷顿并没有在此书中鼓吹“历史终结论”(书后的索引里连福山的名字都没有)，但是在很多人看来，这本书从实证和政策的角度对“历史终结论”进行了重要补充。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似乎表明亨廷顿的思想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20世纪60年代宣扬威权政治到90年代推崇自由民主。亨廷顿在书中有这样一段经典之言，可以说是对民主最有力的辩护之一：“公开、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是民主的实质，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由选举产生的政府也许效率低下、腐败、短视、不负责任或者被特殊利益所操纵，而且不能采纳公共利益所要求的政策。这些特征也许使得民主政府不可取，但并不能使得这种政府不民主。民主是一种公共美德，但不是唯一的美德，只有把民主与政治体制的其他特征明确区分开来，民主与其他公共美德和罪恶的关系才能得到理解”。无论是福山还是亨廷顿，都必须面临一个共同的挑战：如果以选举为核心的自由民主的最终结果是“效率低下、腐败、短视、不负责任或被特殊利益所操纵，而且不能采纳公共利益所要求的政策”，那么这样的政治体制还能成为历史的终结点吗?

　　这并非一个假设性的问题，而是不少西方民主国家当前所面临的严峻现实。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巨著《21世纪资本论》英文版在2014年出版后，立刻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轰动。该书通过大量翔实的历史数据表明，不少西方民主国家正在经历20世纪初以来最严重的贫富悬殊，而美国的贫富悬殊又是这些国家中最为严峻的。就连最先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也不得不承认美国民主已经严重变质这一现实。在福山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的全球化》一书中，他认为美国的国家治理能力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益减弱。该书的第四部分“政治衰败”总共四章，其中有三章专门分析美国民主的衰败：“法院和政党所控制的国家”“国会以及美国政治的再家族化”以及“美国的否决民主”。不难看出，福山所说的政治衰败，主要是指美国民主的衰败。福山恐怕没有想到，25年后他面对的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的全面胜利，而是美国民主本身的全面衰败。

　　2016年7月25日，为期四天的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开幕。由于此前民主党高层涉嫌破坏党内总统竞选人伯尼·桑德斯预选活动的部分邮件被曝光，当天大批桑德斯支持者涌入费城举行抗议。图为伯尼·桑德斯出席民主党大会。希拉里用卑鄙手段打压桑德斯的行为成为此次大选的一大污点之一。

　　全国大会会场内，桑德斯的支持者通过高举标语表达对民主党高层的不满。

　　自由民主与社会公平

　　要知道美国的民主出了什么问题，首先要辨析民主这个概念。一说到民主，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选举。选举固然重要，但它只不过是民主的要素之一，而不是唯一要素。西方学界所说的民主，一般来说还包括个人自由、政府问责、法制、社会公平等等。美国或许是世界上个人自由得到较充分保障的国家，但是在社会公平方面，却可能是西方民主国家中最糟糕的。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政治制度的不一样(如朝鲜和韩国)，或者发展水平的不一样(如美国和中国)，还包括社会公平的程度不一样。社会公平不仅包括各个群体之间的平等(如种族平等和就业机会平等)，也包括社会财富分配的平等。任何政府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通过税收等政策工具重新分配社会财富，从而实现一定程度的社会公平。衡量一个政府的好坏，不仅仅要看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还要看社会财富分配的平等。

　　《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详细描述了近十个西方民主国家在过去一百年的社会财富分配。皮凯蒂把这些国家分成了两类，第一类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即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第二类是欧洲国家(如法国和德国)和日本。从1910年到2010年，四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收入分配非常相似：收入最高的1%人群占全部收入的比例在20世纪初达到最高点，然后一直平稳下降，直到1980年左右又开始急剧上升，并且在有的国家(如美国)已经接近20世纪初的水平。相比之下，在欧洲国家和日本，虽然收入最高的1%人群占全部收入的比例也在1910年到1980年稳步下降，但是从1980年开始，该比例的上升幅度则远远小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

　　美国被广泛认为是西方自由民主的代表，因此它的收入分配值得认真研究。皮凯蒂提供的数据显示，1%的美国人所拥有的财富，在1810年占全国总财富的26%左右，并在1910年达到了历史最高点45%左右，此后明显下降，但是在2010年仍然维持在35%左右。相比之下，在1810年的欧洲，1%的人拥有高达50%以上的财富，并在1910年超过了60%;此后该比例急剧下降，在1970年达到历史最低点20%;到了2010年，这个比例上升到25%左右，不过也远远低于美国的35%。也就是说，美国的贫富悬殊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也属于例外。

　　一些具体数据更能说明当今美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新的“镀金时代”。纽约大学爱德华·沃尔夫(Edward Wolff)教授2012年的数据显示，按照2010年美元计算，收入前1%的美国家庭，他们的年平均收入为130万美元，而处于底层40%的家庭年平均收入只有1.7万美元。与此同时，前者的平均家庭净财产高达1600万美元，而后者的平均家庭净财产是负1万美元。他的数据还显示，在2010年，1%的美国家庭拥有35.4%的财产，而80%的家庭只拥有11.1%的财产。

　　美国中产阶级的困境

　　除了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平，美国民主的衰败，还体现在中产阶级的缩水。西方学界多年来的一个共识就是，占人口多数并且收入稳定增长的中产阶级是民主的必要条件。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有一句名言：“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No bourgeois, no democracy)。然而，尽管学界对中产阶级的重要性有共识，但是在如何定义中产阶级这个关键问题上却没有共识。绝大多数学者以家庭年收入来界定中产阶级，认为中等收入家庭(或个人)就是中产阶级，但是他们在如何界定中等收入这个问题上又存在较大分歧。不管如何界定中产阶级，在一个健康的民主国家，中产阶级应该占人口的多数，并且他们的收入应该超过总收入的一半。然而，大量数据表明，美国的中产阶级并非这样。

　　皮尤民意调查中心在2015年12月9日发布了《美国的中产阶级正在减少》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对中产阶级的收入是这样界定的：以2014年美元为基础并按照家庭人口进行加权，其下限为美国中位家庭收入的67%，上限则是中位家庭收入的两倍。以三口之家为例，2014年美国中位家庭的年收入为6.3万美元，因此中产阶级的年收入就在4.2万美元和12.6万美元之间。低于中产阶级下限的则属于低收入阶层，而高于上限的则属于高收入阶层。

　　该报告显示，在成年人当中，1971年达到中等收入的为8000万，而高收入和低收入总数为5160万。也就是说，中产阶级几乎占美国成年人口总数的61%。从1971年开始，中等收入人口的比例一直稳步下降，平均每10年下降2.5%。到了2015年，属于中等收入的成年人有1.2亿，而高收入和低收入加起来比前者多了500万，后者已经低于50%。与此同时，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在1971年为61%，但是这个比例在2014年已经下降到43%。然而就在同一时间段内，高收入家庭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从29%激增到49%，而低收入家庭收入的比例从10%降到了9%。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在这期间高收入家庭的中位收入增加了47%，中等收入家庭的中位收入增加了34%，而低收入家庭的中位收入只增加了28%。

　　美国国家统计局在2016年9月发布的《2015年美国家庭收入和贫困报告》也反映了中产阶级的没落。由于该报告并非专门分析美国中产阶级的境遇，因此没有对中等收入进行定义。此外，该报告把美国家庭按照收入进行五等分(quintile),因此无法对占总数50%的家庭的收入进行分析。即使这样，该报告的数据显示，在2015年前，20%家庭的收入已经占到了总收入的51.1%。相比之下，在1968年的时候，前20%家庭的收入只占总收入的42.6%。即使我们扩大中产阶级的数量，把它定义为介于收入最高的20%和收入最低20%之间的群体，那么占人口总数60%的中产阶级在2015年的收入只占到总收入的45.8%，比1968年的53.2%下降了近8%。

　　普通美国人看美国的民主

　　社会不公平的日渐加剧和中产阶级的日渐式微，并没有引起普通美国人的注意。他们或许认为，美国的民主依然充满了活力，并没有走向衰败。要了解普通美国人怎么看美国的民主，可以从民意调查数据一窥端倪。

　　从1948年开始，密歇根大学的社会研究所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下，一直在总统大选年和中期选举年(除了2006、2010、2014年的中期选举)进行全国性、大规模、随机抽样民意调查，以了解美国人的选举行为、政治态度、政策偏好、人口特征等等。这个横跨60多年的系列调查，为我们了解普通美国人如何评价他们自己国家的政治体制，提供了宝贵的时间序列数据。

　　在多年的调查中，有三组问题从三个维度测量受访者对美国政治体制的支持度。第一组的问题，涉及是否信任联邦政府、政府是否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政府官员是否腐败、政府是否浪费纳税人的钱。综合受访者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可以得知他们对政府的总体信任度。调查结果显示，在三个历史时期，美国人对政府的信任度较高，即20世纪60年代中期、80年代中期和21世纪初期，而这三个时期的最高点分别为1966年的61%，1986年的47%，以及2002年的43%。从2002年开始，美国人对政府的信任度急剧下降，到了2008年只有26%。这么低的比例，在此之前只出现过一次(1994年)。到了2012年，只有22%的美国人信任联邦政府，创有史以来最低。从1966年的历史最高点61%算起，美国人对政府信任度在46年里下降了近40个百分点，几乎就是每年一个百分点。

　　第二组有两个问题，测量的是政治效能(political efficacy)，也就是一个人认为自己的政治行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政府决策。一个问题是“像我这样的人”是否对政府决策有影响，另外一个是政府官员是否关注“像我这样的人”的政治诉求。在1984年之前的14次调查中，每次都至少有51%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具有政治效能，并且有调查以来的最高点也是在这个时期内(1960年的74%)。相比之下，从1986年到2012年的12次调查，只有两次超过了50%，即1992年的51%和2002年的61%。2002年之后，该比例一直下降;到了2012年，仅有36%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有政治效能，几乎接近有史以来的最低点(1994年的33%)。

　　最后一组的两个问题测量政府的回应性(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第一个问题是政府决策在多大程度上关注民众的诉求，第二个问题是选举在多大程度上让决策者关注民众的诉求。调查结果显示，1966年有创纪录的78%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决策反映了民意，而到了1982年，该比例急剧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点34%。此后该比例慢慢回升，在2002年达到了71%。但是到了2012年又降低到53%。这个比例表面上看不算低，然而在所有20次调查中，政府回应性低于53%只有四次：除了1982年，还有1980、1984和1988年，分别为51%、52%和51%。

　　政府的回应性危机，最明显地体现在美国人对国会的评价上。国会是美国联邦政府的立法机构，议员来自各个选区，按理说最能反映民意。然而，来自全国选举研究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人对国会的支持率在2002年达到了有史以来最高点64%，此后直线下降，到2008年只有26%，已经低于之前的最低点(1992年的28%)。到了2012年，国会的支持率更是降到有史以来的最低点21%。

　　其实，早在皮凯蒂和福山之前，已经有大量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美国民主正在经历一场衰败，其具体表现为贫富差距扩大、中产阶级缩小、普通民众对政府决策影响甚微、富人的政策偏好对公共政策有着显著影响、普通民众对美国政治体制的认同感越来越弱等等。很多观察者认为，2016年总统大选表明，美国的政治精英和民众之间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脱节(disconnect)。在共和党内，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亿万富豪特朗普，高举反自由贸易、反全球化、反移民三大旗帜，轻松击败其他建制派候选人。在民主党内，年过70的桑德斯高举民主社会主义的大旗获得了选民的强烈支持，差点让希拉里与民主党提名失之交臂。如果说2016年的美国大选有一个主旋律的话，那就是反建制。反建制就是反对现状，反对两党主流精英多年来对选民利益的漠视，反对选举之后“换汤不换药”的局面。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特朗普的胜利其实是美国草根民众的胜利，反映了“沉默的大多数”对美国民主现状的失望和不满。不过在很多政治精英看来，愤怒的美国选民似乎“病急乱投医”，让一个浑身充满了“政治不正确”的候选人成为美国总统。福山在2016年11月份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更广泛地说，特朗普担任总统将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在那个时代，美国对世界各地生活在腐败威权政府统治之下的人们而言就是民主的象征。”

　　如果特朗普的当选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那么他所带来的新时代会是什么样呢?特朗普到底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者，抑或是美国民主重新焕发活力的催化剂?只有时间才能给我们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