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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美国为了防止新型流感流行,实施了为超过2亿的全体国民接种疫苗的史上最大的疫苗项目。不过,由于副作用频发等原因,项目被迫中止,最后也没有发生流感的大流行。这一事件在公共卫生史上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也在听取专家意见和政策决断方式等方面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与眼下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政策有相通之处。
1976年1月,在美国新泽西州的陆军训练基地,很多士兵自称患上了呼吸系统疾病。当年2月,一名18岁的新兵死亡。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经过调查,从这名士兵身上检测出了新型猪流感病毒。
该病毒的抗原性与1918年在全世界造成史无前例损失的“西班牙流感”十分相似。当时的人们因为从父母那一代听说过西班牙流感,潜意识里仍对约60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心有余悸,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相关人员也感到惊恐万分。“抗原循环”一说认为,病毒在变异后,会以一定周期发生大流行(Pandemic),还曾发出警告称,几年内会发生疾病大流行。
鉴于1918年的那段历史,从秋天到冬天可能会有毁灭性的第二波流感来袭。在此之前,必须给全体国民接种疫苗,以防止悲剧的发生——1976年3月22日,美国公共卫生部门向时任总统福特建议启动规模空前的疫苗项目。总统于24日宣布将为2亿多全体国民接种疫苗。
疫苗接种从当年的10月1日开始,不过是在萦绕着诸多问题的情况下匆忙做出的决定。首先,还没弄清楚流行的概率。后来调查发现,当时探讨是否接种疫苗的咨询委员会的各成员内心估计概率为2~20%,并没有人预测会出现像1918年那样的大灾难。
不过,在公众卫生部门,“可能会有100万人死亡”、“会飞速流行起来”、“必须在3个月以内给全体国民接种疫苗”等超前的意见占据主流。
“概率不为零”是“有可能”、“也许可能”,专家的意见就像传话游戏一样在不断变化,否定性的意见根本未被考虑就报告给了总统。加上考虑到研制疫苗需要时间,当时的状况是“要在1周以内做出决定”。
福特在白宫接种疫苗
总统身边的人回忆说“专家的建议就像顶在脑门上的枪”。考虑到可能招来“虽然预测到要发生大灾难却什么都没做”的批评,当时相当于政治上别无选择。
另一个问题是疫苗并非对所有人有效。临床试验结果表明,18岁以下的年轻人接种一次并不能产生足够的抗体,需要接种2次。考虑到接种规模,接种两次并不现实,因此一开始接种时排除了3~18岁群体。“全民接种”构想从一开始就遇到了挫折。
最大的问题是疫苗的副作用。即使出现副作用的概率是10万人中1人,但如果2亿人接种,就会有2000人出现由副作用引发的疾病。在害怕被起诉的疫苗制造商及保险公司的压力下,美国于8月匆忙通过了政府承担赔偿责任的法案。
新型流感疫苗接种项目于1976年10月1日启动,不过当月11日就发生了首例事故。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有3位老年人在接种疫苗不久后死亡。
但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情。疫苗接种期间出现的发病、死亡事故,即使在医学上没有因果关系也被认为与疫苗有关。接种人数越多,这种“混淆事故”就越多。据称,当时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主张出现了“偶然同时发生”的状况,认为不是疫苗的副作用。
为了消除美国民众的不安心理,福特总统在当月14日与家人一同接种了疫苗,并在电视上播放了接种时的场景。但11月12日疫苗项目刮起了一股起到决定作用的逆风。在明尼苏达州接种疫苗的人群中出现了格林·巴利综合症患者。其他州也接连报告相关病例,到12月中旬,数量已超过50例。
格林·巴利综合症因末梢神经发生障碍,导致四肢、面部、呼吸器官出现麻痹等症状。一般每10万人中有1~2人发病,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疾病。关于疫苗和这种病的因果关系,当时存在争议,但公共卫生当局于12月16日建议暂停接种项目。福特总统同意了这一建议。尽管如此,2个半月的时间里,仍有4000多万人接种疫苗,接种人数为史上最多。
之后,接种项目未再重启,而是于第二年即1977年3月正式取消。调查显示,接种者的格林·巴利综合症发病率为非接种者的11倍,疫苗和这种病被认为存在因果关系。最终接到报告的格林·巴利综合症发病病例共有约530例。
另一方面,曾被警告会暴发的新型流感并未流行起来。当时,美国政府受到严厉的批评。《纽约时报》甚至评论称“这是应对猪流感很不体面的重大失败”等。最后留给美国政府的是已经无法使用的大量疫苗和约4000起针对“副作用”的损害赔偿诉讼。
并不是“往最坏处打算就能应付不算最糟的情况”,后来,受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委托,两名学者拿出了调查该事件的报告(标题是《猪流感事件与政策决断》)。该报告提出的问题是对于不确定事情进行决策的难度。专家与身为外行的决策者(政治家和官僚)的关系也令人担忧。
其中一个问题是专家的意见是主观的且具有不确定性,并未明确公布客观数据。为此“相当于决策方根本不知道胜算概率有多大,就加入到赌博中”。报告还指出,由于当时根本没想到不会流行,一味强调最严重的事态,掩盖了“对‘发生概率’有各种各样看法的事实”。
报告指出,推行疫苗接种和不推行疫苗接种,哪个给国民健康造成的伤害更大?在评估得失、评估经济成本等做政策决策时,公众卫生以外的价值观也应得到体现。
今后,为防止新冠病毒卷土重来,要加快疫苗开发,但疫苗副作用及接种优先顺序等问题无法回避。决策不仅要科学,还应该尊重各种各样的价值观,这也许是1976年的疫苗事件带给我们的教训。
原题《史上最大疫苗事件留下的教训》
1976年,美国为了防止新型流感流行,实施了为超过2亿的全体国民接种疫苗的史上最大的疫苗项目。不过,由于副作用频发等原因,项目被迫中止,最后也没有发生流感的大流行。这一事件在公共卫生史上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也在听取专家意见和政策决断方式等方面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与眼下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政策有相通之处。
1976年1月,在美国新泽西州的陆军训练基地,很多士兵自称患上了呼吸系统疾病。当年2月,一名18岁的新兵死亡。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经过调查,从这名士兵身上检测出了新型猪流感病毒。
该病毒的抗原性与1918年在全世界造成史无前例损失的“西班牙流感”十分相似。当时的人们因为从父母那一代听说过西班牙流感,潜意识里仍对约60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心有余悸,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相关人员也感到惊恐万分。“抗原循环”一说认为,病毒在变异后,会以一定周期发生大流行(Pandemic),还曾发出警告称,几年内会发生疾病大流行。
鉴于1918年的那段历史,从秋天到冬天可能会有毁灭性的第二波流感来袭。在此之前,必须给全体国民接种疫苗,以防止悲剧的发生——1976年3月22日,美国公共卫生部门向时任总统福特建议启动规模空前的疫苗项目。总统于24日宣布将为2亿多全体国民接种疫苗。
疫苗接种从当年的10月1日开始,不过是在萦绕着诸多问题的情况下匆忙做出的决定。首先,还没弄清楚流行的概率。后来调查发现,当时探讨是否接种疫苗的咨询委员会的各成员内心估计概率为2~20%,并没有人预测会出现像1918年那样的大灾难。
不过,在公众卫生部门,“可能会有100万人死亡”、“会飞速流行起来”、“必须在3个月以内给全体国民接种疫苗”等超前的意见占据主流。
“概率不为零”是“有可能”、“也许可能”,专家的意见就像传话游戏一样在不断变化,否定性的意见根本未被考虑就报告给了总统。加上考虑到研制疫苗需要时间,当时的状况是“要在1周以内做出决定”。
福特在白宫接种疫苗
总统身边的人回忆说“专家的建议就像顶在脑门上的枪”。考虑到可能招来“虽然预测到要发生大灾难却什么都没做”的批评,当时相当于政治上别无选择。
另一个问题是疫苗并非对所有人有效。临床试验结果表明,18岁以下的年轻人接种一次并不能产生足够的抗体,需要接种2次。考虑到接种规模,接种两次并不现实,因此一开始接种时排除了3~18岁群体。“全民接种”构想从一开始就遇到了挫折。
最大的问题是疫苗的副作用。即使出现副作用的概率是10万人中1人,但如果2亿人接种,就会有2000人出现由副作用引发的疾病。在害怕被起诉的疫苗制造商及保险公司的压力下,美国于8月匆忙通过了政府承担赔偿责任的法案。
新型流感疫苗接种项目于1976年10月1日启动,不过当月11日就发生了首例事故。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有3位老年人在接种疫苗不久后死亡。
但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情。疫苗接种期间出现的发病、死亡事故,即使在医学上没有因果关系也被认为与疫苗有关。接种人数越多,这种“混淆事故”就越多。据称,当时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主张出现了“偶然同时发生”的状况,认为不是疫苗的副作用。
为了消除美国民众的不安心理,福特总统在当月14日与家人一同接种了疫苗,并在电视上播放了接种时的场景。但11月12日疫苗项目刮起了一股起到决定作用的逆风。在明尼苏达州接种疫苗的人群中出现了格林·巴利综合症患者。其他州也接连报告相关病例,到12月中旬,数量已超过50例。
格林·巴利综合症因末梢神经发生障碍,导致四肢、面部、呼吸器官出现麻痹等症状。一般每10万人中有1~2人发病,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疾病。关于疫苗和这种病的因果关系,当时存在争议,但公共卫生当局于12月16日建议暂停接种项目。福特总统同意了这一建议。尽管如此,2个半月的时间里,仍有4000多万人接种疫苗,接种人数为史上最多。
之后,接种项目未再重启,而是于第二年即1977年3月正式取消。调查显示,接种者的格林·巴利综合症发病率为非接种者的11倍,疫苗和这种病被认为存在因果关系。最终接到报告的格林·巴利综合症发病病例共有约530例。
另一方面,曾被警告会暴发的新型流感并未流行起来。当时,美国政府受到严厉的批评。《纽约时报》甚至评论称“这是应对猪流感很不体面的重大失败”等。最后留给美国政府的是已经无法使用的大量疫苗和约4000起针对“副作用”的损害赔偿诉讼。
并不是“往最坏处打算就能应付不算最糟的情况”,后来,受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委托,两名学者拿出了调查该事件的报告(标题是《猪流感事件与政策决断》)。该报告提出的问题是对于不确定事情进行决策的难度。专家与身为外行的决策者(政治家和官僚)的关系也令人担忧。
其中一个问题是专家的意见是主观的且具有不确定性,并未明确公布客观数据。为此“相当于决策方根本不知道胜算概率有多大,就加入到赌博中”。报告还指出,由于当时根本没想到不会流行,一味强调最严重的事态,掩盖了“对‘发生概率’有各种各样看法的事实”。
报告指出,推行疫苗接种和不推行疫苗接种,哪个给国民健康造成的伤害更大?在评估得失、评估经济成本等做政策决策时,公众卫生以外的价值观也应得到体现。
今后,为防止新冠病毒卷土重来,要加快疫苗开发,但疫苗副作用及接种优先顺序等问题无法回避。决策不仅要科学,还应该尊重各种各样的价值观,这也许是1976年的疫苗事件带给我们的教训。
原题《史上最大疫苗事件留下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