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派别和解——历程与挑战

 　　作者系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科学学院博士候选人，全球化智库(CCG)特约研究员

　　10月3日上午，巴勒斯坦和解政府在加沙总理府召开政府每周例会，这标志着巴勒斯坦内部派别和解的重大突破。根据九月份巴勒斯坦重要派别、占据加沙地区的“哈马斯”与巴勒斯坦主流派别“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达成的协议，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总理拉米·哈姆达拉将会带领巴勒斯坦临时政府在10月初接管加沙政局，随后巴勒斯坦将会在全境举行大选，并选举产生新一届的巴勒斯坦民族政府。

　　不同的历程

　　巴勒斯坦两大政治派别的和解，无异于中东政坛的“重磅炸弹”。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的矛盾关系，可以追述到上世纪70年代，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巴勒斯坦争取民族独立斗争中的一个“尴尬”的议题：谁来代表巴勒斯坦人?长期以来领导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斗争的“法塔赫”，其成员大多数是流亡在海外尤其是阿拉伯世界的巴勒斯坦人，而法塔赫就是在上世纪50年代成立于科威特。法塔赫秉持的意识形态是“世俗主义”，力图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来“由外而内”，“解放巴勒斯坦”。

　　与法塔赫相反，哈马斯的成长轨迹则是“由内而外”，其组织的前身是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穆斯林兄弟会分支，第一任领导人亚辛，也是成长与加沙地区的伊斯兰学人。早期的伊斯兰穆斯林兄弟会分支，其主要政治理念也源于伊斯兰政治思想，通过慈善救助和社区服务等“宣教”方式，来帮助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民众。而以色列在上世纪70年代也曾经认可哈马斯，认为这些穆斯林“慈善机构”不同于打打杀杀的法塔赫，因此不仅纵容这些伊斯兰团体的发展，还亲自给一些穆斯林兄弟会下辖的机构颁发“执照”。

　　哈马斯对于法塔赫的挑战，集中体现在1987年开始的巴勒斯坦第一次“大起义”(Intifada)。在这一次“大起义”中，伊斯兰团体在凝聚被占领区巴勒斯坦人团结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哈马斯也在这一时期正式宣告成立。“大起义”的爆发，以及哈马斯的出现，对法塔赫主导的“民族解放组织”“代表巴勒斯坦人”的政治权威形成了巨大的挑战。有很多观点认为，90年代巴以和谈“奥斯陆协定”的签署，很大程度上源自于阿拉法特对于法塔赫可能被哈马斯“边缘化”的担心。

　　随着巴以和平进程的开始，法塔赫高层返回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接管政权，而如何处理与哈马斯的关系，也成为了一个非常敏感和棘手的问题。法塔赫希望能够将哈马斯融入到自己创立的政治架构之中，让哈马斯加入“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成为自己在巴勒斯坦政治架构内部的一个“小兄弟”;而哈马斯则希望能够与法塔赫“平起平坐”，共同创立新的政治局面。在随后多年的政治谈判中，法塔赫和哈马斯的立场大相径庭，矛盾也在时间中不断累积。尤其是法塔赫和哈马斯都在不断发展和扩充自己的“准军事组织”，比如法塔赫的“阿克萨烈士旅”，哈马斯的“卡桑旅”;在社会治理层面，哈马斯也拥有和保持着自己的社会管理和服务网络，与法塔赫的社会基层组织并驾齐驱。因此法塔赫和哈马斯的分裂，恐怕只是时间问题。

　　大选与内战

　　从2006年巴勒斯坦大选，尤其是2007年巴勒斯坦量大派别哈马斯和法塔赫“火并”以来，加沙地区和约旦河西岸地区就处于事实上的分裂状态。哈马斯认为自己阵营赢得了2006年的巴勒斯坦大选，应该主导未来的巴勒斯坦民族政府;而法塔赫则拒绝交出权力，并且将哈马斯在约旦河西岸的活动视为非法。

　　2006年巴勒斯坦举行的大选，是在美国和以色列的推动下举行的。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对于“民主化”十分痴迷，认为一个“民主化”的中东，将会从根本上削弱伊斯兰极端主义生存的土壤;而一个“民主化”的巴勒斯坦，也必然会削弱伊斯兰极端组织，如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吉哈德)在巴勒斯坦民众中的影响力。因此美国和以色列一起，极大的促成了2006年巴勒斯坦大选。

　　而巴勒斯坦在2006年能够举行大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当时著名的巴勒斯坦学者哈利勒·希卡基领导的“巴勒斯坦政策与研究中心”，出具的调研数据，认为如果根据2005年的多次“问卷调查”来看，巴勒斯坦主流政治派别法塔赫将会在大选中获得将近50%的选票，而哈马斯只能获得30%左右的选票。根据这一“乐观”的预测，巴勒斯坦大选在2006年如期举行。但是结果却让人大跌眼睛，哈马斯赢得了大选并且占据了132个议席中的74席(其中两个席位是以独立人士身份竞选的哈马斯成员)。

　　议会选举之后，哈马斯和法塔赫开始组建“联合政府”，而胜选的哈马斯则推出了温和派领导人哈尼亚担任政府总理。但是哈尼亚的政府很快面对诸多挑战，一方面哈马斯开始擅自组建自己的“警察部队”，希望能够通过新一届政府的方式来“另立门户”，在巴勒斯坦政府的门户下建立自己的独立武装;而另一方面，法塔赫并不愿意交出权力，尤其是基层的准军事组织“阿克萨烈士旅”经常与哈马斯的准军事团体“卡桑旅”发生冲突，导致局势失控。

　　而在随后的将近一年时间内，哈马斯和法塔赫之间矛盾开始升级，双方的派别间仇杀愈演愈烈。哈马斯和法塔赫的支持者往往啸聚人马，在公开场合对峙谩骂，最终升级为彼此直接冲突;而哈马斯和法塔赫之间的高层也面临安全威胁，比如哈尼亚就曾经在2006年遭到了来自于加沙地区法塔赫势力的暗杀，而这据称与法塔赫驻加沙地区领导人达赫兰关系密切。作为当时加沙地区军事和情报系统的负责人，达赫兰权势之大，以至于当时的西方媒体将加沙戏称为“达赫兰斯坦”。

　　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的矛盾不断积聚，最终促成了在2007两派的火并事件。作为高举“伊斯兰”旗帜的政治社会团体，哈马斯在加沙地区根植过年，因此拥有极强的社会影响力。当双方在加沙地区发生冲突之后，哈马斯很快全盘接管加沙政局，而法塔赫政治成员或是临阵倒戈，或是落荒而逃，加沙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了哈马斯的控制区，法塔赫控制下的约旦河西岸与哈马斯控制下的加沙地区也就分裂至今。

　　哈马斯的内部变动

　　巴勒斯坦内部的政治派别争端，使得巴勒斯坦陷入事实上的分裂。而相互敌视的两大阵营，也使得巴以和谈受到了巨大的阻碍。巴勒斯坦任何一方在巴以问题上做出一定的让步，必然伴随着另一派的激烈批评和抨击，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巴勒斯坦内部形成统一的意见，开启与以色列的和谈进程。

　　这次哈马斯决定单独做出巨大让步，是在埃及的斡旋下实现的。当然，这并不是巴勒斯坦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第一次出现“和解协议”。事实上从2007年开始，国际社会尤其是中东国家就开始不断的斡旋和调节巴勒斯坦内部矛盾。比如2007年沙特阿拉伯调解下的《麦加协议》，2008年在也门签署的《萨那协议》，2011年在埃及签订的《开罗协议》，2003年在卡塔尔签署的《多哈宣言》，以及在2014年签署的《加沙协议》等，一系列协议的核心思想，就是停止分裂状态，通过大选的方式来形成未来代表巴勒斯坦的新一届政府。但是过去的诸多协议，都最终以失败告终。

　　这一次在埃及斡旋下的协议，之所以会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且很有可能改变巴勒斯坦内部的分裂状态，主要是由于今年上半年哈马斯内部所经历的政治人员变动。领导哈马斯多年的政治局负责人马沙阿勒到任离职，而接替马沙阿勒的，是被外界视为哈马斯内部温和派的哈尼亚。与此同时，在2017年5月份，哈马斯发布了新的《纲领文件》，代替了1988年哈马斯刚刚成立时的《宪章》。《纲领》相较于《宪章》，剔除了诸多“伊斯兰极端主义”言辞，同时更加注意争取巴勒斯坦未来的政治独立，这也为巴勒斯坦内部政治和解带来了机遇。

　　哈马斯提出主动和解，其实是背负了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压力。2007年占据加沙之后，埃及和以色列长期对于加沙地区实施封锁，这让哈马斯遭受了极大的社会经济压力。2011年阿拉伯动荡之后，随着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上台以及伊斯兰政治力量在诸多阿拉伯国家影响力上升，哈马斯曾经享受了短暂的“优待”，其影响力甚至远超约旦河西岸的法塔赫;但是随着2013年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政府倒台，以及伊斯兰政治力量在中东世界遭受挫折，哈马斯又重新恢复到了以色列和埃及的双重封锁之中。今年以来，法塔赫主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更是停止向以色列缴纳加沙地区的水电费，加剧了加沙地区的社会危机。

　　未来危机仍存

　　哈马斯主动提出政治和解，而且在事实上做出巨大让步，比如承认了当前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总理哈姆达拉的合法身份，以及同意法塔赫接管加沙局面，从很大程度上讲，就是宣布放弃2006年大选胜利的结果，以此博得法塔赫主流派别的支持，重新融入巴勒斯坦政治主流之中。

　　哈马斯的巨大让步，并不代表着未来哈马斯与法塔赫之间的裂隙会完全消除，更不代表着巴勒斯坦派别纷争就此会结束。实际上尽管同意法塔赫进驻加沙，但是加沙未来哈马斯控制下的准军事派别“卡桑旅”，以及这些年建立起来的加沙军事警察系统，如何安置这些隶属于派别而不是政府控制下的军事势力和组织，将会成为考验未来巴勒斯坦派别和解的重要难题。

　　此外加沙地区公务员工资与待遇问题，也会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在哈马斯单独控制加沙之前，大约有58000名公务员在加沙的公共机构工作。哈马斯和法塔赫的联合政府分裂后，法塔赫退出加沙地带，要求加沙的公务员停止工作，但仍然为他们提供薪水。为维持加沙政府的正常运转，哈马斯任命了自己的公务员，雇佣了大约5万名员工，建立起了与西岸平行的行政系统。而未来“和解”之后，加沙地区的公务员如何安置，工资如何妥善解决，这些都将成为非常棘手的难题。

　　当然，巴勒斯坦内部关系在未来并不会因为哈马斯此次主动和解而“一路坦途”，法塔赫十分抵触再次举行大选，长期以来巴勒斯坦民众中对于哈马斯的支持率要高于法塔赫;加沙地区长期面临以色列和埃及的封锁，社会经济发展负担沉重，如何弥合分歧，消除隐患，将会极大的考验未来巴勒斯坦两大政治派别的和解努力。

 　　作者系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科学学院博士候选人，全球化智库(CCG)特约研究员

　　10月3日上午，巴勒斯坦和解政府在加沙总理府召开政府每周例会，这标志着巴勒斯坦内部派别和解的重大突破。根据九月份巴勒斯坦重要派别、占据加沙地区的“哈马斯”与巴勒斯坦主流派别“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达成的协议，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总理拉米·哈姆达拉将会带领巴勒斯坦临时政府在10月初接管加沙政局，随后巴勒斯坦将会在全境举行大选，并选举产生新一届的巴勒斯坦民族政府。

　　不同的历程

　　巴勒斯坦两大政治派别的和解，无异于中东政坛的“重磅炸弹”。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的矛盾关系，可以追述到上世纪70年代，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巴勒斯坦争取民族独立斗争中的一个“尴尬”的议题：谁来代表巴勒斯坦人?长期以来领导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斗争的“法塔赫”，其成员大多数是流亡在海外尤其是阿拉伯世界的巴勒斯坦人，而法塔赫就是在上世纪50年代成立于科威特。法塔赫秉持的意识形态是“世俗主义”，力图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来“由外而内”，“解放巴勒斯坦”。

　　与法塔赫相反，哈马斯的成长轨迹则是“由内而外”，其组织的前身是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穆斯林兄弟会分支，第一任领导人亚辛，也是成长与加沙地区的伊斯兰学人。早期的伊斯兰穆斯林兄弟会分支，其主要政治理念也源于伊斯兰政治思想，通过慈善救助和社区服务等“宣教”方式，来帮助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民众。而以色列在上世纪70年代也曾经认可哈马斯，认为这些穆斯林“慈善机构”不同于打打杀杀的法塔赫，因此不仅纵容这些伊斯兰团体的发展，还亲自给一些穆斯林兄弟会下辖的机构颁发“执照”。

　　哈马斯对于法塔赫的挑战，集中体现在1987年开始的巴勒斯坦第一次“大起义”(Intifada)。在这一次“大起义”中，伊斯兰团体在凝聚被占领区巴勒斯坦人团结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哈马斯也在这一时期正式宣告成立。“大起义”的爆发，以及哈马斯的出现，对法塔赫主导的“民族解放组织”“代表巴勒斯坦人”的政治权威形成了巨大的挑战。有很多观点认为，90年代巴以和谈“奥斯陆协定”的签署，很大程度上源自于阿拉法特对于法塔赫可能被哈马斯“边缘化”的担心。

　　随着巴以和平进程的开始，法塔赫高层返回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接管政权，而如何处理与哈马斯的关系，也成为了一个非常敏感和棘手的问题。法塔赫希望能够将哈马斯融入到自己创立的政治架构之中，让哈马斯加入“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成为自己在巴勒斯坦政治架构内部的一个“小兄弟”;而哈马斯则希望能够与法塔赫“平起平坐”，共同创立新的政治局面。在随后多年的政治谈判中，法塔赫和哈马斯的立场大相径庭，矛盾也在时间中不断累积。尤其是法塔赫和哈马斯都在不断发展和扩充自己的“准军事组织”，比如法塔赫的“阿克萨烈士旅”，哈马斯的“卡桑旅”;在社会治理层面，哈马斯也拥有和保持着自己的社会管理和服务网络，与法塔赫的社会基层组织并驾齐驱。因此法塔赫和哈马斯的分裂，恐怕只是时间问题。

　　大选与内战

　　从2006年巴勒斯坦大选，尤其是2007年巴勒斯坦量大派别哈马斯和法塔赫“火并”以来，加沙地区和约旦河西岸地区就处于事实上的分裂状态。哈马斯认为自己阵营赢得了2006年的巴勒斯坦大选，应该主导未来的巴勒斯坦民族政府;而法塔赫则拒绝交出权力，并且将哈马斯在约旦河西岸的活动视为非法。

　　2006年巴勒斯坦举行的大选，是在美国和以色列的推动下举行的。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对于“民主化”十分痴迷，认为一个“民主化”的中东，将会从根本上削弱伊斯兰极端主义生存的土壤;而一个“民主化”的巴勒斯坦，也必然会削弱伊斯兰极端组织，如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吉哈德)在巴勒斯坦民众中的影响力。因此美国和以色列一起，极大的促成了2006年巴勒斯坦大选。

　　而巴勒斯坦在2006年能够举行大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当时著名的巴勒斯坦学者哈利勒·希卡基领导的“巴勒斯坦政策与研究中心”，出具的调研数据，认为如果根据2005年的多次“问卷调查”来看，巴勒斯坦主流政治派别法塔赫将会在大选中获得将近50%的选票，而哈马斯只能获得30%左右的选票。根据这一“乐观”的预测，巴勒斯坦大选在2006年如期举行。但是结果却让人大跌眼睛，哈马斯赢得了大选并且占据了132个议席中的74席(其中两个席位是以独立人士身份竞选的哈马斯成员)。

　　议会选举之后，哈马斯和法塔赫开始组建“联合政府”，而胜选的哈马斯则推出了温和派领导人哈尼亚担任政府总理。但是哈尼亚的政府很快面对诸多挑战，一方面哈马斯开始擅自组建自己的“警察部队”，希望能够通过新一届政府的方式来“另立门户”，在巴勒斯坦政府的门户下建立自己的独立武装;而另一方面，法塔赫并不愿意交出权力，尤其是基层的准军事组织“阿克萨烈士旅”经常与哈马斯的准军事团体“卡桑旅”发生冲突，导致局势失控。

　　而在随后的将近一年时间内，哈马斯和法塔赫之间矛盾开始升级，双方的派别间仇杀愈演愈烈。哈马斯和法塔赫的支持者往往啸聚人马，在公开场合对峙谩骂，最终升级为彼此直接冲突;而哈马斯和法塔赫之间的高层也面临安全威胁，比如哈尼亚就曾经在2006年遭到了来自于加沙地区法塔赫势力的暗杀，而这据称与法塔赫驻加沙地区领导人达赫兰关系密切。作为当时加沙地区军事和情报系统的负责人，达赫兰权势之大，以至于当时的西方媒体将加沙戏称为“达赫兰斯坦”。

　　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的矛盾不断积聚，最终促成了在2007两派的火并事件。作为高举“伊斯兰”旗帜的政治社会团体，哈马斯在加沙地区根植过年，因此拥有极强的社会影响力。当双方在加沙地区发生冲突之后，哈马斯很快全盘接管加沙政局，而法塔赫政治成员或是临阵倒戈，或是落荒而逃，加沙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了哈马斯的控制区，法塔赫控制下的约旦河西岸与哈马斯控制下的加沙地区也就分裂至今。

　　哈马斯的内部变动

　　巴勒斯坦内部的政治派别争端，使得巴勒斯坦陷入事实上的分裂。而相互敌视的两大阵营，也使得巴以和谈受到了巨大的阻碍。巴勒斯坦任何一方在巴以问题上做出一定的让步，必然伴随着另一派的激烈批评和抨击，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巴勒斯坦内部形成统一的意见，开启与以色列的和谈进程。

　　这次哈马斯决定单独做出巨大让步，是在埃及的斡旋下实现的。当然，这并不是巴勒斯坦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第一次出现“和解协议”。事实上从2007年开始，国际社会尤其是中东国家就开始不断的斡旋和调节巴勒斯坦内部矛盾。比如2007年沙特阿拉伯调解下的《麦加协议》，2008年在也门签署的《萨那协议》，2011年在埃及签订的《开罗协议》，2003年在卡塔尔签署的《多哈宣言》，以及在2014年签署的《加沙协议》等，一系列协议的核心思想，就是停止分裂状态，通过大选的方式来形成未来代表巴勒斯坦的新一届政府。但是过去的诸多协议，都最终以失败告终。

　　这一次在埃及斡旋下的协议，之所以会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且很有可能改变巴勒斯坦内部的分裂状态，主要是由于今年上半年哈马斯内部所经历的政治人员变动。领导哈马斯多年的政治局负责人马沙阿勒到任离职，而接替马沙阿勒的，是被外界视为哈马斯内部温和派的哈尼亚。与此同时，在2017年5月份，哈马斯发布了新的《纲领文件》，代替了1988年哈马斯刚刚成立时的《宪章》。《纲领》相较于《宪章》，剔除了诸多“伊斯兰极端主义”言辞，同时更加注意争取巴勒斯坦未来的政治独立，这也为巴勒斯坦内部政治和解带来了机遇。

　　哈马斯提出主动和解，其实是背负了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压力。2007年占据加沙之后，埃及和以色列长期对于加沙地区实施封锁，这让哈马斯遭受了极大的社会经济压力。2011年阿拉伯动荡之后，随着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上台以及伊斯兰政治力量在诸多阿拉伯国家影响力上升，哈马斯曾经享受了短暂的“优待”，其影响力甚至远超约旦河西岸的法塔赫;但是随着2013年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政府倒台，以及伊斯兰政治力量在中东世界遭受挫折，哈马斯又重新恢复到了以色列和埃及的双重封锁之中。今年以来，法塔赫主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更是停止向以色列缴纳加沙地区的水电费，加剧了加沙地区的社会危机。

　　未来危机仍存

　　哈马斯主动提出政治和解，而且在事实上做出巨大让步，比如承认了当前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总理哈姆达拉的合法身份，以及同意法塔赫接管加沙局面，从很大程度上讲，就是宣布放弃2006年大选胜利的结果，以此博得法塔赫主流派别的支持，重新融入巴勒斯坦政治主流之中。

　　哈马斯的巨大让步，并不代表着未来哈马斯与法塔赫之间的裂隙会完全消除，更不代表着巴勒斯坦派别纷争就此会结束。实际上尽管同意法塔赫进驻加沙，但是加沙未来哈马斯控制下的准军事派别“卡桑旅”，以及这些年建立起来的加沙军事警察系统，如何安置这些隶属于派别而不是政府控制下的军事势力和组织，将会成为考验未来巴勒斯坦派别和解的重要难题。

　　此外加沙地区公务员工资与待遇问题，也会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在哈马斯单独控制加沙之前，大约有58000名公务员在加沙的公共机构工作。哈马斯和法塔赫的联合政府分裂后，法塔赫退出加沙地带，要求加沙的公务员停止工作，但仍然为他们提供薪水。为维持加沙政府的正常运转，哈马斯任命了自己的公务员，雇佣了大约5万名员工，建立起了与西岸平行的行政系统。而未来“和解”之后，加沙地区的公务员如何安置，工资如何妥善解决，这些都将成为非常棘手的难题。

　　当然，巴勒斯坦内部关系在未来并不会因为哈马斯此次主动和解而“一路坦途”，法塔赫十分抵触再次举行大选，长期以来巴勒斯坦民众中对于哈马斯的支持率要高于法塔赫;加沙地区长期面临以色列和埃及的封锁，社会经济发展负担沉重，如何弥合分歧，消除隐患，将会极大的考验未来巴勒斯坦两大政治派别的和解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