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基督教海外传教风波频发的背后

　　传教风波频发

　　韩国海外传教模式基本是从旅居各国的韩侨教会开始，之后逐渐扩大至其他文化圈，自东向西扩展。但由于传教士对对象国文化理解不足，加之缺乏对宗教多元主义的包容，导致风波甚至危机频发。

　　2004年，韩国传教士金鲜一被伊拉克武装分子绑架并杀害。韩国民众对政府无能解救表达了强烈不满，使得韩国政府一度成为舆论攻击对象。2007年，23名韩国传教士在阿富汗被绑架。韩国政府吸取2004年的教训，不顾国际社会的指责投入营救，甚至还与传统盟友美国产生了意见分歧。在历经40多天的外交努力后，韩国政府最终与塔利班达成协议：韩国同意于当年底前从阿富汗撤出所有韩国部队，并停止在阿富汗的基督教民间传教活动;塔利班则同意释放扣押的全部19名韩国人质(此前已有两名人质遇害、两名人质被释放)。这一事件虽然最终以和平收场，但也暴露出韩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基督徒与非基督徒、韩国传教团体与当地社会等各方面的矛盾。而且多数韩国民众表示，无法理解教会为何不惜代价地向战乱的伊斯兰国家派遣传教士。

　　此后，韩国社会开始反思这种大规模海外传教活动，尤其是深入危险地区传教的意图和效果。韩国政府也公布了危险地区名单，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但宗教组织属于民间团体，韩国政府的建议并未产生太大约束力。近年来随着宗教人口的减少，各大教会为保持自身的生存和影响力纷纷展开信徒、资金等力量竞争，不惜代价赴伊斯兰国家以及战乱地区进行传教。对此，有学者批判指出，这并不是为了传教的传教，而是为了教会的传教。

　　转型迫在眉睫

　　当前，基督教已经是韩国最具影响力的宗教。韩国基督教不仅有大规模的教会和传教团体，还拥有独立的电视台、报社、大学等。韩国著名的延世大学、梨花女子大学都是具有基督教背景的大学。教会不仅与政府保持着密切联系，还与非政府组织联系广泛，是介于政治权力与宗教权力之间的一支重要力量。韩国国会议员中很大一部分是基督徒，基督教团体在韩国众多海外援助机构中也占据多数。宗教人士的纳税问题历来是韩国政府备受争议之处，也是韩国长期政经勾结的问题所在。不仅如此，基督教会在某些对外关系上的立场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韩国的外交决策。

　　进入2000年以后，韩国基督教会开始认识到传教的危机感。这一方面是由于国内宗教人口持续下滑的压力所迫;另一方面，韩国基督教的保守化、政治化倾向日渐凸显，公司化经营备受质疑。特别是2007年人质事件后，基督教的整体形象骤然急下。韩国基督教会不得不反思自身的组织管理问题以及海外传教面临的水土不服等问题。此次中国人质事件再次将韩国海外传教推向风口浪尖，韩国教会现代福音主义的全球化转型也迫在眉睫。

　　总之，海外传教是韩国社会存在已久的现象。传教士本应在理解对方文化的基础上，以包容的姿态、优秀的品质让对方顺其自然地去理解和接受。不惜违反对象国法律而进行大规模福音主义传教是否妥当，值得认真反思。如今，海外传教已经给韩国基督教的发展以及韩国的国家形象带来了巨大挑战。

　　(邢丽菊为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副教授，于婉莹为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博士)

　　6月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巴基斯坦有关方面称5月中旬被绑架的两名中国公民可能已经不幸遇难。据多家媒体了解，这两名中国公民很可能涉及韩国基督教海外传教活动。无独有偶，2007年7月，塔利班曾绑架在阿富汗传教的23名韩国人并提出咄咄逼人的要求，韩国政府经过一个多月的外交努力才换回人质。此事也曾引发国际社会对韩国海外传教活动的空前质疑。

　　2014年11月27日，韩国儿童和基督教救世军成员一起参加为首尔贫困家庭筹集善款的慈善活动。

　　基督教在韩国已是主流宗教

　　基督教自19世纪初传入朝鲜半岛。在不过两百多年的时间里，韩国成为了亚洲最大的基督教国家，并且基督教人口还在不断增长。韩国统计厅调查数据显示，1995年韩国宗教人口为50.7%，其中佛教人口占45.7%，基督教(含天主教和新教)人口占51.9%;2005年韩国宗教人口总体比例虽然下降，但基督教人口比例上升为55.1%，佛教人口则下滑至43%。到2015年，韩国宗教人口比例下滑至43.9%，佛教和天主教人口持续减少，而基督教新教人口不减反增，总数已超过967万人，占宗教人口的44.9%。在短短十年间，佛教人口骤减300万，而基督教新教人口却上升125万，一跃成为韩国信徒最多的宗教，相当于五名韩国人中就有一名基督教新教徒。随着信徒与日俱增，基督教在韩国形成一股巨大的社会力量，对韩国的政治、经济乃至对外关系发挥了重要影响。

　　基督教为何能在韩国迅速扩展并成为主流宗教?首先，韩国本土固有思想中早就存在和谐、包容、共生的文化基因，象征朝鲜民族起源的檀君神话以及韩国本土思想之“花郎道”都包含这些因素。因此，无论是东方的儒释道还是西方的基督教，在韩国都实现了平稳过渡和和平发展。其次，历史上屡遭战争和侵略的经历使得基督教福音主义在韩国具有生根发芽的土壤，而且基督教曾在韩国近代民族启蒙运动、民主化运动中做出过突出贡献，深刻影响着韩国人的精神世界。再次，宪法规定韩国是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这为基督教在韩国的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此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韩文(Hangul)是表音文字，这一特性使得韩国是全世界文盲率最低的国家。因此，翻译成韩文的《圣经》能够较为容易地被韩国人理解和传播，这就为传教活动带来了极大便利。

　　海外传教势头猛烈

　　韩国目前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传教国。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韩国海外传教开始正式活跃起来。据统计，1979年韩国只有93名传教士;到了2009年，韩国传教士已达2万人，短短30年增长了200余倍。

　　根据韩国世界传教协会(KWMA)最新统计报告，2016年韩国向海外172个国家派出的传教士共计27205人，其中15217名集中在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地区，占韩国海外传教士总数的56%。与2015年的情况相比，2016年韩国传教士人数首次出现零增长，传教格局也略有调整，向东南亚、中东、非洲、东欧等地区派遣的人数有所增加。该报告将这一变化评价为“令人鼓舞”。因为韩国教会曾在2006年发表“目标2030”，强调要向“前方开拓区域”派遣传教士。而对于2016年首次出现海外传教士零增长的现象，该报告称韩国传教已经进入质的增长阶段，并将此评价为“积极现象”。

　　KWMA的最新统计报告还显示，传统意义上韩国派遣传教士人数最多的十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是东北亚X国、美国、菲律宾、日本、西亚、泰国、柬埔寨、东南亚、俄罗斯、T国，其中X、T国是为了保护传教士安全不便公开的国家。按照教徒和教会的开拓指数来看，只有美国与菲律宾被划为“普通地区”，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属于“前方开拓区域”。此外，就去年韩国传教士的海外传教类型来看，进行教会开拓活动的人数最多，约为14096人(51%);其次是教徒培训，约为9533人(35%);再次是从事福利、教育、医疗的人(11.8%);而从事文化、体育活动的人数最少(2.2%)。

　　韩国基督徒为何对海外传教如此热衷?首先，韩国直接继承了19世纪以来西方福音主义的传教观，认为应将福音传播到世界其他未曾接受福音之地，这就导致了韩国基督教以传教为中心的特征。韩国各大教会团体奖励海外传教，并由此掀起了一股热潮。其次，韩国基督教在本土化过程中形成了许多自身的文化特性，既融入了东方的佛教和儒教，又吸收了西方现代元素，如同韩流文化一样，具有东西通吃、老少咸宜的特征，这就使得韩国基督徒具有心理上的优越性。第三，韩国基督教具有“扩张主义”或“膨胀主义”倾向。韩国传教机构中的大型传教团体都把传教对象设定为全世界，并以在异质文化圈开展传教为荣。

　　传教风波频发

　　韩国海外传教模式基本是从旅居各国的韩侨教会开始，之后逐渐扩大至其他文化圈，自东向西扩展。但由于传教士对对象国文化理解不足，加之缺乏对宗教多元主义的包容，导致风波甚至危机频发。

　　2004年，韩国传教士金鲜一被伊拉克武装分子绑架并杀害。韩国民众对政府无能解救表达了强烈不满，使得韩国政府一度成为舆论攻击对象。2007年，23名韩国传教士在阿富汗被绑架。韩国政府吸取2004年的教训，不顾国际社会的指责投入营救，甚至还与传统盟友美国产生了意见分歧。在历经40多天的外交努力后，韩国政府最终与塔利班达成协议：韩国同意于当年底前从阿富汗撤出所有韩国部队，并停止在阿富汗的基督教民间传教活动;塔利班则同意释放扣押的全部19名韩国人质(此前已有两名人质遇害、两名人质被释放)。这一事件虽然最终以和平收场，但也暴露出韩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基督徒与非基督徒、韩国传教团体与当地社会等各方面的矛盾。而且多数韩国民众表示，无法理解教会为何不惜代价地向战乱的伊斯兰国家派遣传教士。

　　此后，韩国社会开始反思这种大规模海外传教活动，尤其是深入危险地区传教的意图和效果。韩国政府也公布了危险地区名单，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但宗教组织属于民间团体，韩国政府的建议并未产生太大约束力。近年来随着宗教人口的减少，各大教会为保持自身的生存和影响力纷纷展开信徒、资金等力量竞争，不惜代价赴伊斯兰国家以及战乱地区进行传教。对此，有学者批判指出，这并不是为了传教的传教，而是为了教会的传教。

　　转型迫在眉睫

　　当前，基督教已经是韩国最具影响力的宗教。韩国基督教不仅有大规模的教会和传教团体，还拥有独立的电视台、报社、大学等。韩国著名的延世大学、梨花女子大学都是具有基督教背景的大学。教会不仅与政府保持着密切联系，还与非政府组织联系广泛，是介于政治权力与宗教权力之间的一支重要力量。韩国国会议员中很大一部分是基督徒，基督教团体在韩国众多海外援助机构中也占据多数。宗教人士的纳税问题历来是韩国政府备受争议之处，也是韩国长期政经勾结的问题所在。不仅如此，基督教会在某些对外关系上的立场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韩国的外交决策。

　　进入2000年以后，韩国基督教会开始认识到传教的危机感。这一方面是由于国内宗教人口持续下滑的压力所迫;另一方面，韩国基督教的保守化、政治化倾向日渐凸显，公司化经营备受质疑。特别是2007年人质事件后，基督教的整体形象骤然急下。韩国基督教会不得不反思自身的组织管理问题以及海外传教面临的水土不服等问题。此次中国人质事件再次将韩国海外传教推向风口浪尖，韩国教会现代福音主义的全球化转型也迫在眉睫。

　　总之，海外传教是韩国社会存在已久的现象。传教士本应在理解对方文化的基础上，以包容的姿态、优秀的品质让对方顺其自然地去理解和接受。不惜违反对象国法律而进行大规模福音主义传教是否妥当，值得认真反思。如今，海外传教已经给韩国基督教的发展以及韩国的国家形象带来了巨大挑战。

　　(邢丽菊为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副教授，于婉莹为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