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雅加达恐袭到莫纳什大学课堂：我所了解的恐怖主义

　　2016年1月14日中午时分，我坐在印度尼西亚家里的沙发上，打开电视，屏幕上滚动着雅加达城中的最新消息：街头爆炸，枪击。地点：联合国大楼附近。

　　“恐怖袭击!”我的脑子里立马作出反应。紧接着，手机接连收到国内的父母和朋友发来的图片、消息和问候，几乎同样的内容：“你现在在哪儿?安全吗?看到新闻你们那里发生恐怖袭击了!”

　　彼时的我，正在联合国驻雅加达办公室实习，当天我恰好请病假在家。市区其中一处爆炸就发生在雅加达联合国大楼旁，我办公室的正对面。两个爆炸点，一个在大楼前的警察亭，一个在大楼对面的星巴克里。

　　虽然家离联合国大楼有15分钟车程，但是我仍感到离恐怖袭击如此之近。同事在电话里告诉我，爆炸声响起时，所有人都涌到窗前，只见对面街道浓烟四起，惶恐的人群从咖啡店里尖叫着跑出来。透过落地窗，整个爆炸过程同事们都看得清清楚楚，除了爆炸，还有蒙面者骑摩托车朝街面射击。机枪出膛的声音撕破安静的工作日，意识到枪声的人群一起涌向大楼里躲避。

　　此次恐怖袭击被报道称是当地与ISIS有紧密联系的极端圣战组织一手策划和实施的。这是紧接着2015年11月巴黎恐怖袭击后，恐怖分子向文明世界的又一次宣战。

　　恐怖袭击发生之后，事件的阴影继续在媒体的报道中、网上散发的视频和爆炸现场各种角度的图片中蔓延发酵。

　　事后的种种让我回想起曾经在课堂里，那些围绕恐怖主义背后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动机无数次的大讨论。

　　大学最后一年，由于接触的电影题材需要大量历史、战争、哲学等理论分析，我在博学严谨的导师引导下培养起对政治学科的浓厚兴趣。因此，怀着大学还没“吃饱”的如饥似渴，我申请了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政治科学系的国际关系学作为硕士的学习方向。

　　莫纳什大学是澳大利亚传统的八大名校之一，有浓郁和严谨的学术氛围。 国际关系专业主要分为三大板块：“Political Violence and Counter-Terrorism”(政治暴力和反恐)，“Governance and Security”(政府与国家安全)，“International Diplomacy and Trade”(国际外交与贸易)。社会学科内容不多但很专、精，给学生提供专研偏门学科的机会。

　　莫纳什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最王牌、也最具有挑战性的一门课，是全称为《诠释战争：恐怖主义和政治暴力》(War of Recognition: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的大课。这门课需要巨大的阅读量和多重知识的交叠，要条分缕析地对案例进行纯理论解构。听起来似乎很刻板，但是内容所覆盖的政治心理学、宗教学、哲学，都让我十分兴奋。

　　《诠释战争》的课堂设在一个很传统的阶梯教室，没有音响、多媒体设备和放映机，只有一个白板和几只白板笔。 讲师瓦利德(Waleed Aly)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伊斯兰学者之一，也是澳洲穆斯林学者的代表和澳大利亚安全与战略协会的会员。同时，他还是澳洲电视奖的获得者和时事新闻电视栏目“The Project”的主持人。瓦利德上课只携带三样东西：一支笔，一张本周的阅读单和点名册。每节课由他主持，带领我们一个议题一个议题延伸，发散和分析。

　　恐怖主义是现代战争、政治暴力中的一个极端现象。当远射程武器、生化武器被用到战争中，当地理地域的概念因全球政治和经济而变得模糊，当双方交战不再是在固定阵地双方对持争夺领地，当一个卫星定位就可以击落目标的今天，战场没有了界限，被平民化、大众化了。 恐怖组织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现状，在日常生活的场合暴力袭击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散播无孔不入的恐慌情绪，以此得到国际社会上政治敌人的关注，达到某种政治目的。

　　然而，恐怖组织是个复杂的体系，要在世界各地组织和实施一系列有计划的暴力袭击，背后有周密的阶级划分、人员分配、财物供给和实战训练。而研究这一系列的行为，认识恐怖分子的身份背景和所处的社会是核心。从有人类记录以来，社会就是一个系统，里面有组织，有团体，有个体。社会里的各个体系就好比一个个分子，在体系里面活动的组织、团体和个人则是原子，原子之间相互作用产生了新的分子即新的体系;新的体系互相作用又产生了新的元素：即社会现象与文化。因此社会是活跃，不断更新发展的体系，是一个进化的过程。而其中的分子原子，也就是组织和个人，在大环境进化的过程中也不断发生质的变化。

　　整个恐怖分子所处的社会就是这样一个演变的系统，由内外部环境(分子)和内部成员(原子)构成和推动。这个系统里的几个重要的因素：社会和自然环境(经济等)因素;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因素;以及民族和宗教因素。

　　从自然环境和社会上看，恐怖组织滋生的国家和地区大都地理位置偏僻，气候恶劣，水源与生物资源严重匮乏，生产力和经济生活相对落后。除了个别石油输出国之外，恐怖主义主要活动的中亚、西亚、北非、东非和南亚地区弱势群体比重高，文明教育程度低，而全球化更进一步加剧了贫富悬殊和社会分层。社会边缘和底层的人容易产生“仇恨心理”，容易被刺激产生暴力倾向和攻击性。

　　第二， 恐怖主义蔓延的地区在政治形态上落后国际，有的仍然内战不止，有的被军方独裁统治，民不聊生，没有基本人权和安全保证。面对不稳定，当权阶层不作为甚至联合国外势力敛财，被逼到无可退路的人民自然容易产生极端手段进行反抗，甚至牵连无辜平民。

　　第三，20世纪末在西方发起的各种人权女权运动和21世纪的全球化进程，使西方社会和伊斯兰社会的历史鸿沟加深。西方的开放自由和性解放下的两性观念和金钱观，与内敛保守的伊斯兰文明冲突，双方缺乏交流了解，互相排挤僵持，加速伊斯兰社会的反美、反西方情绪。除此之外，民族问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有的国家和地区实行不公正民族政策，对某些特定民族进行打压、歧视，导致不同种族之间关系紧张，不团结的局面为极端的恐怖主义提供了机会。

　　个体，即成员，是这个体系里最为活跃最有决定性的因素。瓦利德发明了一个有趣的阶段模板向我们解释《恐怖主义的阶梯性进化》这重要的一节。这个模版将恐怖主义的人员招募分成五个阶段：招募阶段，同化阶段，晋级阶段，身份稳定阶段和投身圣战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海选”。基地成员有专门的“人力资源部”，负责寻找潜在候选成员。通常他们会深入到前文所提到的饱受战争的落后地区，找到年轻力壮，失去家庭和没有组织关照的青少年，利用他们的无助感接近他们。这些孩子往往出生贫穷，或者亲眼目睹家破人亡，长期处于贫寒和流浪的社会边缘状态，本身对主流社会的不公平就有极深的仇恨和痛楚，渴望身份被认可。基地成员会首先接近他们，利用他们渴望被认同的弱势群体心理怂恿他们加入极端组织团体。当这些青少年被选入成员后，他们便来到了恐怖组织进化的第二阶段，但此时他们仍在处于新人和外部人员之间。

　　第三阶段便需要通过洗脑和思想灌输的双管齐下，让这些新人认同自己的新身份，接受组织的“兄弟情谊”。组织给予他们从未得到过的关注，建立兄弟情谊，从边缘变成主流，让他们从内心依附于组织。

　　等到“赢得民心”后，下一步就是集中地灌输组织的行动和目的——“摧毁西方和一切反对他们的力量”。这一阶段需要一定头脑和决心，为最后晋级做准备。所以大部分被招收的只停留在了第一二三阶段，而能进入此阶段的，“人性”已经泯灭了大部分，剩下的只有极端的“赤血忠胆”。

　　在此阶段是升级版的“同化”和“洗脑”，借用包括Youtube、Facebook的视频和社交媒体，让他们跟外界沟通，传递恐怖信息。让他们看到“敌人” 舒适、奢华的生活，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土地”被西方反恐战争的炮火侵占，家园被轰炸摧毁。同时用“兄弟们”的战斗视频刺激他们的“英雄精神”，让他们意识到最神圣的死是死于圣战，成为圣战英雄是最高的奖励。

　　最后一阶段，成员思想和行为基本固化，已经完成了从“人”到“圣战士”的转变。成员已经全盘把自己交付于组织，在思想上经过了重塑。这阶段的训练强化技术上的训练，如何运用武器，怎样行动，把他们自己准备好随时做“行走的炸弹”。 在这阶段里，成员受到至高的尊敬，也是底下成员仰望的榜样。

　　齐格蒙特(Zygmunt Buman) 的著名文献《现代化的流动性》进一步对恐怖组织发展和扩张作出了诠释：“社会团体，时间和空间都是互相牵连流动发散的。社会分子可以流动，产生新的机制新的体系或凝聚核心，扩大影响力。”这种液体流动似的发展，放在当今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再恰当不过。ISIS 的进展因高科技、现代化的交通和传播系统将分散在不同地区的恐怖组织分支聚集联络起来， 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庞大的系统组织。

　　我在雅加达经历的那场爆炸和枪击便是恐怖主义全球化的一个典型。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 有89%的人口信仰伊斯兰教，大部分穆斯林追随逊尼派。虽然印尼在政治上是个民主国家也不以伊斯兰教立法，并且拥有全球最专业的反恐团队，但因为其穆斯林基数和四面环海四通八达连接西方腹地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自然被ISIS作为海外招募的重要一站。在2016年初雅加达袭击发生后，ISIS主动承认此行动与其相关联。据调查显示，2015年末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受到了大约500-700名在叙利亚参加ISIS 圣战的印度尼西亚籍成员的积极响应和赞赏。在印尼一些偏远的地区，仍有大数量教育程度低、与现代经济社会脱节、容易被蛊惑的无业人士支持宗教圣战，在一些更激进的极端分子带领下通过网络、视频等现代方式学习恐怖袭击，学习如何组织、计划、确定目标，定时、配合和行动。而直到日前，印尼境内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ISIS的基地和规律活动，但有一部分深受组织影响的已经漂洋过海到ISIS的基地特别是叙利亚的印尼籍ISIS成员。例如Bahrum Syah 和 Abu Jandal ，则被指出应为雅加达的恐怖袭击负责，并有潜在将恐怖主义在印尼边缘群体发展起来的可能性。

　　全球化大系统下ISIS 成员大部分依靠海外招募， 高效的交通和跨国贸易等机会加大了组织人员的流动性，增大了招募的广度和便利;互联网，社交媒体和先进的通讯工具对外为ISIS 全球恐怖行为向全世界宣传散播，对内为成员进行集中的思想洗脑。多管齐下，ISIS既成为全球化的一个极端产物，又是全球化驱动下的得利者。

　　虽然恐怖主义这个词早就存在并且源于西方国家，但ISIS 这个从约旦和伊拉克本土发展起，在内外条件下刺激发酵一步步壮大的组织，却成了恐怖主义的代名词。打着黑色怪异宣称圣战的旗帜，在西方乃至全世界掀起腥风血雨。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的反恐措施却不及恐怖主义发展的速度。越滚越大的雪团，其实有迹可循。也许政治家们更需要像瓦利德教授那样，换一个角度看问题。长期的反恐到底是减少还是增加了文明社会的暴力?是不是应该从问题根源着手，解决贫困，修复国内问题开始呢?了解恐怖主义背后一系列的社会、历史、宗教、民族和国际社会因素，可以防止盲目冲动地“以暴制暴”。全面梳理西方和中东世界长期争端的渊源和世界文明分裂的多重原因，可以帮助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秩序和机构，消除强烈的民族和宗教中非理性的因素，最大化降低和消灭恐怖分子的扩张和持续暴力。

　　2016年1月14日中午时分，我坐在印度尼西亚家里的沙发上，打开电视，屏幕上滚动着雅加达城中的最新消息：街头爆炸，枪击。地点：联合国大楼附近。

　　“恐怖袭击!”我的脑子里立马作出反应。紧接着，手机接连收到国内的父母和朋友发来的图片、消息和问候，几乎同样的内容：“你现在在哪儿?安全吗?看到新闻你们那里发生恐怖袭击了!”

　　彼时的我，正在联合国驻雅加达办公室实习，当天我恰好请病假在家。市区其中一处爆炸就发生在雅加达联合国大楼旁，我办公室的正对面。两个爆炸点，一个在大楼前的警察亭，一个在大楼对面的星巴克里。

　　虽然家离联合国大楼有15分钟车程，但是我仍感到离恐怖袭击如此之近。同事在电话里告诉我，爆炸声响起时，所有人都涌到窗前，只见对面街道浓烟四起，惶恐的人群从咖啡店里尖叫着跑出来。透过落地窗，整个爆炸过程同事们都看得清清楚楚，除了爆炸，还有蒙面者骑摩托车朝街面射击。机枪出膛的声音撕破安静的工作日，意识到枪声的人群一起涌向大楼里躲避。

　　此次恐怖袭击被报道称是当地与ISIS有紧密联系的极端圣战组织一手策划和实施的。这是紧接着2015年11月巴黎恐怖袭击后，恐怖分子向文明世界的又一次宣战。

　　恐怖袭击发生之后，事件的阴影继续在媒体的报道中、网上散发的视频和爆炸现场各种角度的图片中蔓延发酵。

　　事后的种种让我回想起曾经在课堂里，那些围绕恐怖主义背后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动机无数次的大讨论。

　　大学最后一年，由于接触的电影题材需要大量历史、战争、哲学等理论分析，我在博学严谨的导师引导下培养起对政治学科的浓厚兴趣。因此，怀着大学还没“吃饱”的如饥似渴，我申请了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政治科学系的国际关系学作为硕士的学习方向。

　　莫纳什大学是澳大利亚传统的八大名校之一，有浓郁和严谨的学术氛围。 国际关系专业主要分为三大板块：“Political Violence and Counter-Terrorism”(政治暴力和反恐)，“Governance and Security”(政府与国家安全)，“International Diplomacy and Trade”(国际外交与贸易)。社会学科内容不多但很专、精，给学生提供专研偏门学科的机会。

　　莫纳什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最王牌、也最具有挑战性的一门课，是全称为《诠释战争：恐怖主义和政治暴力》(War of Recognition: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的大课。这门课需要巨大的阅读量和多重知识的交叠，要条分缕析地对案例进行纯理论解构。听起来似乎很刻板，但是内容所覆盖的政治心理学、宗教学、哲学，都让我十分兴奋。

　　《诠释战争》的课堂设在一个很传统的阶梯教室，没有音响、多媒体设备和放映机，只有一个白板和几只白板笔。 讲师瓦利德(Waleed Aly)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伊斯兰学者之一，也是澳洲穆斯林学者的代表和澳大利亚安全与战略协会的会员。同时，他还是澳洲电视奖的获得者和时事新闻电视栏目“The Project”的主持人。瓦利德上课只携带三样东西：一支笔，一张本周的阅读单和点名册。每节课由他主持，带领我们一个议题一个议题延伸，发散和分析。

　　恐怖主义是现代战争、政治暴力中的一个极端现象。当远射程武器、生化武器被用到战争中，当地理地域的概念因全球政治和经济而变得模糊，当双方交战不再是在固定阵地双方对持争夺领地，当一个卫星定位就可以击落目标的今天，战场没有了界限，被平民化、大众化了。 恐怖组织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现状，在日常生活的场合暴力袭击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散播无孔不入的恐慌情绪，以此得到国际社会上政治敌人的关注，达到某种政治目的。

　　然而，恐怖组织是个复杂的体系，要在世界各地组织和实施一系列有计划的暴力袭击，背后有周密的阶级划分、人员分配、财物供给和实战训练。而研究这一系列的行为，认识恐怖分子的身份背景和所处的社会是核心。从有人类记录以来，社会就是一个系统，里面有组织，有团体，有个体。社会里的各个体系就好比一个个分子，在体系里面活动的组织、团体和个人则是原子，原子之间相互作用产生了新的分子即新的体系;新的体系互相作用又产生了新的元素：即社会现象与文化。因此社会是活跃，不断更新发展的体系，是一个进化的过程。而其中的分子原子，也就是组织和个人，在大环境进化的过程中也不断发生质的变化。

　　整个恐怖分子所处的社会就是这样一个演变的系统，由内外部环境(分子)和内部成员(原子)构成和推动。这个系统里的几个重要的因素：社会和自然环境(经济等)因素;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因素;以及民族和宗教因素。

　　从自然环境和社会上看，恐怖组织滋生的国家和地区大都地理位置偏僻，气候恶劣，水源与生物资源严重匮乏，生产力和经济生活相对落后。除了个别石油输出国之外，恐怖主义主要活动的中亚、西亚、北非、东非和南亚地区弱势群体比重高，文明教育程度低，而全球化更进一步加剧了贫富悬殊和社会分层。社会边缘和底层的人容易产生“仇恨心理”，容易被刺激产生暴力倾向和攻击性。

　　第二， 恐怖主义蔓延的地区在政治形态上落后国际，有的仍然内战不止，有的被军方独裁统治，民不聊生，没有基本人权和安全保证。面对不稳定，当权阶层不作为甚至联合国外势力敛财，被逼到无可退路的人民自然容易产生极端手段进行反抗，甚至牵连无辜平民。

　　第三，20世纪末在西方发起的各种人权女权运动和21世纪的全球化进程，使西方社会和伊斯兰社会的历史鸿沟加深。西方的开放自由和性解放下的两性观念和金钱观，与内敛保守的伊斯兰文明冲突，双方缺乏交流了解，互相排挤僵持，加速伊斯兰社会的反美、反西方情绪。除此之外，民族问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有的国家和地区实行不公正民族政策，对某些特定民族进行打压、歧视，导致不同种族之间关系紧张，不团结的局面为极端的恐怖主义提供了机会。

　　个体，即成员，是这个体系里最为活跃最有决定性的因素。瓦利德发明了一个有趣的阶段模板向我们解释《恐怖主义的阶梯性进化》这重要的一节。这个模版将恐怖主义的人员招募分成五个阶段：招募阶段，同化阶段，晋级阶段，身份稳定阶段和投身圣战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海选”。基地成员有专门的“人力资源部”，负责寻找潜在候选成员。通常他们会深入到前文所提到的饱受战争的落后地区，找到年轻力壮，失去家庭和没有组织关照的青少年，利用他们的无助感接近他们。这些孩子往往出生贫穷，或者亲眼目睹家破人亡，长期处于贫寒和流浪的社会边缘状态，本身对主流社会的不公平就有极深的仇恨和痛楚，渴望身份被认可。基地成员会首先接近他们，利用他们渴望被认同的弱势群体心理怂恿他们加入极端组织团体。当这些青少年被选入成员后，他们便来到了恐怖组织进化的第二阶段，但此时他们仍在处于新人和外部人员之间。

　　第三阶段便需要通过洗脑和思想灌输的双管齐下，让这些新人认同自己的新身份，接受组织的“兄弟情谊”。组织给予他们从未得到过的关注，建立兄弟情谊，从边缘变成主流，让他们从内心依附于组织。

　　等到“赢得民心”后，下一步就是集中地灌输组织的行动和目的——“摧毁西方和一切反对他们的力量”。这一阶段需要一定头脑和决心，为最后晋级做准备。所以大部分被招收的只停留在了第一二三阶段，而能进入此阶段的，“人性”已经泯灭了大部分，剩下的只有极端的“赤血忠胆”。

　　在此阶段是升级版的“同化”和“洗脑”，借用包括Youtube、Facebook的视频和社交媒体，让他们跟外界沟通，传递恐怖信息。让他们看到“敌人” 舒适、奢华的生活，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土地”被西方反恐战争的炮火侵占，家园被轰炸摧毁。同时用“兄弟们”的战斗视频刺激他们的“英雄精神”，让他们意识到最神圣的死是死于圣战，成为圣战英雄是最高的奖励。

　　最后一阶段，成员思想和行为基本固化，已经完成了从“人”到“圣战士”的转变。成员已经全盘把自己交付于组织，在思想上经过了重塑。这阶段的训练强化技术上的训练，如何运用武器，怎样行动，把他们自己准备好随时做“行走的炸弹”。 在这阶段里，成员受到至高的尊敬，也是底下成员仰望的榜样。

　　齐格蒙特(Zygmunt Buman) 的著名文献《现代化的流动性》进一步对恐怖组织发展和扩张作出了诠释：“社会团体，时间和空间都是互相牵连流动发散的。社会分子可以流动，产生新的机制新的体系或凝聚核心，扩大影响力。”这种液体流动似的发展，放在当今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再恰当不过。ISIS 的进展因高科技、现代化的交通和传播系统将分散在不同地区的恐怖组织分支聚集联络起来， 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庞大的系统组织。

　　我在雅加达经历的那场爆炸和枪击便是恐怖主义全球化的一个典型。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 有89%的人口信仰伊斯兰教，大部分穆斯林追随逊尼派。虽然印尼在政治上是个民主国家也不以伊斯兰教立法，并且拥有全球最专业的反恐团队，但因为其穆斯林基数和四面环海四通八达连接西方腹地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自然被ISIS作为海外招募的重要一站。在2016年初雅加达袭击发生后，ISIS主动承认此行动与其相关联。据调查显示，2015年末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受到了大约500-700名在叙利亚参加ISIS 圣战的印度尼西亚籍成员的积极响应和赞赏。在印尼一些偏远的地区，仍有大数量教育程度低、与现代经济社会脱节、容易被蛊惑的无业人士支持宗教圣战，在一些更激进的极端分子带领下通过网络、视频等现代方式学习恐怖袭击，学习如何组织、计划、确定目标，定时、配合和行动。而直到日前，印尼境内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ISIS的基地和规律活动，但有一部分深受组织影响的已经漂洋过海到ISIS的基地特别是叙利亚的印尼籍ISIS成员。例如Bahrum Syah 和 Abu Jandal ，则被指出应为雅加达的恐怖袭击负责，并有潜在将恐怖主义在印尼边缘群体发展起来的可能性。

　　全球化大系统下ISIS 成员大部分依靠海外招募， 高效的交通和跨国贸易等机会加大了组织人员的流动性，增大了招募的广度和便利;互联网，社交媒体和先进的通讯工具对外为ISIS 全球恐怖行为向全世界宣传散播，对内为成员进行集中的思想洗脑。多管齐下，ISIS既成为全球化的一个极端产物，又是全球化驱动下的得利者。

　　虽然恐怖主义这个词早就存在并且源于西方国家，但ISIS 这个从约旦和伊拉克本土发展起，在内外条件下刺激发酵一步步壮大的组织，却成了恐怖主义的代名词。打着黑色怪异宣称圣战的旗帜，在西方乃至全世界掀起腥风血雨。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的反恐措施却不及恐怖主义发展的速度。越滚越大的雪团，其实有迹可循。也许政治家们更需要像瓦利德教授那样，换一个角度看问题。长期的反恐到底是减少还是增加了文明社会的暴力?是不是应该从问题根源着手，解决贫困，修复国内问题开始呢?了解恐怖主义背后一系列的社会、历史、宗教、民族和国际社会因素，可以防止盲目冲动地“以暴制暴”。全面梳理西方和中东世界长期争端的渊源和世界文明分裂的多重原因，可以帮助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秩序和机构，消除强烈的民族和宗教中非理性的因素，最大化降低和消灭恐怖分子的扩张和持续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