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国”是如何在神学上构造自身合法性的？

 　　与“伊斯兰觉醒”的联系

　　许多被“伊斯兰国”提及的神职人员都来自于“伊斯兰觉醒”一代，或是与“伊斯兰觉醒”运动有着某种联系。这其中包括：易卜拉欣•法里斯(Ibrahim al-Fares)、穆赫辛•阿瓦吉(Muhsin al-Awaji)、穆罕默德•巴拉克(Mohammed al-Barrak)、哈穆德•奥马里(Hamoud al-Omari)、穆罕默德•诺贾伊米(Mohammed al-Nojaimi)、萨阿德•杜里希姆(Saad al-Durihim)，以及被称为“盲眼谢赫”的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Omar Abdulrahman)等来自埃及等地的同代人。

　　这些神职人员往往会非常直白地攻击什叶派。例如，法里斯曾撰写大量文章表示什叶派是“叛逆的象征”;还曾引用泰米亚的话：“所有叛乱和灾祸都源自什叶派及其盟友，许多针对伊斯兰的杀戮也是由他们所为。”不过，奥马里等人都强调，尽管他们将什叶派视为离经叛道的教派，但对什叶派平民采取暴力行为是不可接受的，这不同于“伊斯兰国”的信条。

　　来自巴林的图尔基•比纳利(Turki al-Binali)是“伊斯兰国”中影响力仅次于安巴里的神职人员。根据网上的资料，比纳利是“伊斯兰觉醒”一代重要人物萨勒曼•奥达(Salmanal-Awda)的门徒。比纳利声称，在奥达“堕落”——也就是变得更加温和——之前，两人的关系很密切。比纳利与哈贾杰•阿吉米(Hajjaj al-Ajmi)有着联系，后者是一名活跃的来自科威特的萨拉菲派神职人员，他为叙利亚叛军筹资的行为十分有名。比纳利还受到了著名的“伊斯兰觉醒”一代成员阿卜杜勒-阿齐兹•塔里菲(Abdul-Aziz al-Tarifi)的影响，后者于2016年4月因批评利雅得亲西方的宗教改革遭到了沙特当局的逮捕。比纳利仍然在称赞塔里菲，并推荐他的作品。

　　在于2013年前往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之前，比纳利与该地区14名著名的神职人员建立起了密切联系，从而赢得了身为圣战穆夫提的声誉。2009年时，迈格迪西准许他授课以及发布伊斯兰教令。他在著名的圣战论坛上以阿布-胡马姆•阿萨里(Abu Hummam al-Athari)为化名从事了此类活动。“伊斯兰国”成员重点强调了比纳利的讲学及教令，以反驳其他神职人员(包括迈格迪西在内)淡化其宗教影响力的努力。

　　尽管与其他神职人员相比，比纳利的分量较轻，但他早年的圣战行为使得“伊斯兰国”可以声称自己继承了圣战法学的悠久传统。因此，当其他圣战组织指责“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法学根据不足时，“伊斯兰国”便能够凭借比纳利来为自己辩护。一名“伊斯兰国”的神职人员指出，比纳利在加入该组织之前便已经获得了威望，这要么能够证明该组织的信誉，要么能够证明批评“伊斯兰国”的“基地”组织缺乏信誉，因为“基地”组织此前就认可了比纳利的声誉。

　　比纳利处于为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加强合法性的前线。“基地”组织前成员的身份有助于比纳利争取“基地”组织支持者的加盟。据说比纳利于2013年3月被派往利比亚城市苏尔特、于2014年被派往拉巴特清真寺，为“伊斯兰国”招募新成员。他还撰写了一本关于巴格达迪及其建国声明的小册子《张开双手，向巴格达迪效忠》。

（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国际极端组织ISIS头目，法学博士）

　　对于“伊斯兰国”而言，比纳利的宗派主义观点和背景同样有价值。2007年时正在求学的他被逐出了迪拜，此后又因塔克菲尔派及宗派主义观点被科威特、埃及、卡塔尔和巴林等国禁止入境。他撰写了大量文章批评什叶派以及在他看来什叶派“扭曲的”意识形态。2015年7月，在“伊斯兰国”向科威特和沙特的什叶派清真寺发动自杀式袭击后，他威胁要向巴林的什叶派清真寺发动袭击。

　　比纳利往往关注“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两大中心主题：“伊斯兰的否定条件”以及“一神论”。他曾在利比亚举办关于“伊斯兰的否定条件”的讲座，并为“伊斯兰国”撰写了一本关于“一神论”的教科书。

　　“伊斯兰国”常常使用萨拉菲派和瓦哈比派的术语，它还会引用不属于传统教派的人士的布道及文章。例如，“伊斯兰国”会向新成员发布一份包含196项文章、视频和音频的推荐列表，其中绝大多数都出自上述神职人员之手。关于“忠于伊斯兰、否认非伊斯兰”这一教条，新成员被推荐观看与“伊斯兰觉醒”一代相关神职人员的布道，他们往往会对主流穆斯林普遍接受的宗教观点发表自己的意见。

　　当然，除了“伊斯兰觉醒”一代的影响外，萨拉菲派教义(尤其是沙特版本的)也有助于为“伊斯兰国”这样的组织提供合法性。萨拉菲派传统为“伊斯兰国”的话语提供了养料，有助于它建立与传统伊斯兰的联系。但该组织超出了传统的界限，而且“伊斯兰国”和传统萨拉菲派在宗教问题上也冲突不断。影响到今日圣战意识形态的现代宗教知识分子为了政治或革命目的，早已使用过泰米亚及瓦哈比派的许多极端观点。例如，在“伊斯兰觉醒”时期，“忠于伊斯兰、否认非伊斯兰”这一概念就成为了打击异端穆斯林以及西方的武器;这一思路对1990年代的圣战分子产生了深刻影响。

　　传统萨拉菲派不接受“伊斯兰国”的许多行为，例如自杀式袭击，理由是伊斯兰教禁止一切形式的自杀行为。优素福•卡拉达维(Yusuf al-Qaradawi)等伊斯兰主义神职人员曾批准自杀式袭击，不过他后来表示这一教令是针对以色列的。传统萨拉菲派拒绝接受的行为还包括反抗统治者、宣布什叶派普通民众为叛教者、对清真寺发动炸弹袭击等。

　　为暴行辩解

　　受到“伊斯兰国”青睐的神职人员为其残暴行为(尤其是针对穆斯林的)进行了辩解。然而，许多人是通过煽动极权主义和宗派主义仇恨的方式，而不是赤裸裸地拥护“伊斯兰国”的暴力行为。

　　拉希德以在涕泪横流地布道时发表激烈言论而出名。有一次他提到了7世纪时哈立德•本•苏菲安•哈兹利(Khalid binSufyan al-Hadhli)被斩首一事。据拉希德所言：由于哈兹利策划袭击了穆斯林，先知穆罕默德要求有人自告奋勇杀死哈兹利;阿卜杜拉•本•阿纳斯(Abdullah binAnas)站了出来，将哈兹利斩首;他提着哈兹利的首级归来时，得到了先知穆罕默德的赞扬和奖赏。尽管这种说法存在争议，但仍被“伊斯兰国”成员频繁提及。

　　“伊斯兰国”在为自己的残暴行为辩解时，最常提到两名神职人员的名字：阿布-阿卜杜拉•穆哈吉尔(Abu Abdullah al-Muhajir)和阿布-贝克尔•纳吉(AbuBakr Naji)。纳吉和穆哈吉尔对于“伊斯兰国”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二人均曾撰文为斩首等残酷行为正名。埃及人穆哈吉尔著有《圣战法学的问题》(Questions about the Jurisprudence of Jihad)一书，“伊斯兰国”创建者扎卡维曾研读过并于阿富汗赫拉特省的圣战营地讲授过该书。纳吉曾是埃及圣战组织“伊斯兰主义团体”的一员，他著有在“伊斯兰国”成员中广为流传的《管理暴行》(TheManagement of Savagery)一书。该书的突出特点在于区分了圣战及其他宗教行为。该书作者表示，“书面”上所教授的圣战令年轻人难以领会其真正含义。他声称：“参与过圣战的人知道，这就意味着残忍、无情、恐怖、威慑和打击。我正在谈论的是圣战与战斗，而不是伊斯兰，所以不要将二者混为一谈。如果不先打击和威慑敌人，战斗将无法继续下去并进入下一阶段。”这两名理论家对“伊斯兰国”的影响早已有之，扎卡维就曾深受其影响。穆哈吉尔和纳吉均认为，斩首这一行为不仅仅在宗教上是被允许的，还是受到真主及先知推荐的。他们声称让异教徒血流成河“绝对是被允许的”，帮助异教徒打击穆斯林则是更加严重的无信仰行为，这样做的人无疑也成为了异教徒。

　　讲述故事与圣战

　　就灌输教条而言，“伊斯兰国”往往会避免让新成员接触并非直接来源于沙里亚法的材料。据“伊斯兰国”神职人员所言，新成员能够接触到的几乎都是宗教文本。资深成员或是战斗人员则能够学习纳吉等人的书籍。将新成员的阅读范围限定为宗教文本和历史传说，这一政策是与该组织的定位一致的：“伊斯兰国”是真正伊斯兰教的一项分支，而不是拥有自己教义的组织。

　　“伊斯兰国”还向新成员援引伊斯兰教创始初期的故事(通常是发生在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的“叛教者战争”时期)来为斩首、将人钉上十字架、大规模杀戮等暴行进行辩解。“伊斯兰国”神职人员阿布-阿萨德•萨曼(AbuAsaad al-Samaan)就曾援引先知穆罕默德时代一位名叫萨菲亚•宾特•阿卜杜勒-穆塔利布(Safiyya bint Abdulmutalib)的女人的故事来为斩首这一恐怖策略正名。据萨曼表示，在“壕沟之战”中，麦地那城的穆斯林女性与男性分隔开来，并被安置于一个安全的场所。可是一名男子(故事里称这名男子为犹太人)成功地潜入了这一场地，并向这些女性走去。萨菲亚请求一名老者杀死入侵者，但老者表示自己无力战斗。于是有过战斗经历的萨菲亚自己杀死了入侵者，将其斩首，并将其头颅掷向敌人以威慑对方。“伊斯兰国”成员还会提及《古兰经》中关于打击敌人的相关语句，不过主流穆斯林神职人员都认为这些语句必须放在当时的战斗语境中来理解。

　　“伊斯兰国”非常依赖历史传说和事件，原因在于这样的做法比引用伊斯兰教的原则更加强有力，当这些传说与事件符合圣训时，情况尤其如此。该组织充分利用能够找到的事例，还会借鉴一些不应被当作规则来遵守的孤立的偶然事件。利用历史传说的目的并不总在于进行关于宗教观点的辩论，有时还会起到激励对于暴行感到犹豫不决者的作用。

　　该组织还援引伊斯兰统帅哈立德•伊本•瓦利德(Khaled ibn al-Walid)的故事：他在乌来斯战役之后杀死了上千名俘虏，这种行为是和伊斯兰教的教诲相背的;瓦利德还向真主发誓，要让敌人血流成河;当敌人人数不足以“血流成河”时，他便杀死了众多俘虏，并命令打开河流的堤坝，冲刷流血的尸体。“伊斯兰国”指出首任哈里发阿布•伯克尔曾赞扬过凯旋的瓦利德，先知穆罕默德则称他为“安拉之剑”。“伊斯兰国”杀戮俘虏时就会提及这一故事，将所谓“动态沙里亚法”(传说和事件，而不仅仅是神学)作为依据。

　　“伊斯兰国”故意通过超乎寻常的惩罚措施来震慑旁观者，并强调历史上曾发生过的类似事件，如1970年代时沙特极端分子乌泰比的追随者的所作所为。这方面的例子包括：2014年12月时，“伊斯兰国”成员将一名被控有同性恋行为的20岁男子从代尔祖尔市最高的建筑物掷下，“伊斯兰国”的声明表示，这“就如同阿布•伯克尔哈里发所做的一样”。该组织的神职人员常常深入挖掘伊斯兰历史中不为人熟知的故事或圣训，从而令新成员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且向他们证明社会中已经不存在真正的伊斯兰教了。“伊斯兰国”成员穆萨纳•阿卜杜勒-萨塔尔(Muthanna Abdulsattar)解释称：“当你倾听神职人员的讲话时，你会感到震惊：绝大多数伊斯兰社会都已经背离了真正的伊斯兰教。他们所信奉的宗教是在二十年前——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创设的。”

　　主流神职人员也许难以应对“伊斯兰教”所引用的这些关于极端暴力行为的故事。在公共场合，他们往往会对此闭口不谈，从而为“伊斯兰国”利用和改造这些故事创造了空间。此外，主流神职人员常常发现，若要对这些故事展开讨论，就难免会冒引发宗派主义冲突的风险。例如，逊尼派很尊敬瓦利德，但什叶派却不喜欢他;因此，批评瓦利德会将神职人员置于尴尬的境地。

　　结论

　　无论未来一段时间内“伊斯兰国”在军事上表现如何，其意识形态都将构成一项长期挑战。这其实是长期以来遭到忽视的复杂问题的征兆：萨拉菲派的重组没有受到约束，进而催生了源自萨拉菲派和伊斯兰主义的新型运动。只有认识到萨拉菲派与伊斯兰主义观念的互动，才能够正确地诊断“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该组织在公开话语中强调的是伊斯兰神学，但这掩盖了其革命性质，也令人们误认为其意识形态应该追溯至萨拉菲派教义而不是原教旨主义与革命观念的混合。

　　在“伊斯兰国”支持者中十分流行的一句话能够很好地体现伊斯兰主义观念的核心地位。这句话出自也门记者阿卜杜勒-埃拉•海德尔•沙亚(Abdulelah Haider Shaye)之口：“库特布为‘伊斯兰国’打下了草稿，阿扎姆对它进行了教育，本•拉登实现了它的全球化，扎卡维令它成为现实，最后由两个巴格达迪完成了这项工作。”

　　“伊斯兰国”在极端观念之外，又加入了宗派主义的元素。它尤其强调自己与脱胎于阿富汗圣战运动的萨拉菲派圣战运动的联系。这种联系有助于该组织强化自己的正统性，免于离经叛道这一指责或是嘲讽。当前的地区环境有助于“伊斯兰国”式宗派主义的肆虐：宗派主义的两极分化，类似的宗派主义武装在伊拉克、叙利亚等地兴起，缺少宗教和政治领袖人物——这些因素都有助于“伊斯兰国”吸引、招募人员并维持下去。宗派主义的媒体与政治言论继续煽动着各个群体之间的仇恨，从而为该组织提供弹药。

　　与此同时，主流神职人员未能与民众产生共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与专制政权的关联。阿拉伯之春后，温和派机构被削弱了，主流宗教人士被视作专制政权的同谋，人们认为他们未能呼应革命青年的渴望。“伊斯兰国”及其他组织立刻填补了这一真空，该组织似乎已经做好了准备，要像“基地”组织在过去几年间所做的那样，将原本不为人熟知的教义转变为获得认可的教派，甚至还会造成更加重大的影响。

　　(全文完。相关简介：Hassan Hassan，英国查塔姆研究所副研究员、美国塔赫里尔中东政策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本文原文为英文，首发于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网站。)

 　　与“伊斯兰觉醒”的联系

　　许多被“伊斯兰国”提及的神职人员都来自于“伊斯兰觉醒”一代，或是与“伊斯兰觉醒”运动有着某种联系。这其中包括：易卜拉欣•法里斯(Ibrahim al-Fares)、穆赫辛•阿瓦吉(Muhsin al-Awaji)、穆罕默德•巴拉克(Mohammed al-Barrak)、哈穆德•奥马里(Hamoud al-Omari)、穆罕默德•诺贾伊米(Mohammed al-Nojaimi)、萨阿德•杜里希姆(Saad al-Durihim)，以及被称为“盲眼谢赫”的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Omar Abdulrahman)等来自埃及等地的同代人。

　　这些神职人员往往会非常直白地攻击什叶派。例如，法里斯曾撰写大量文章表示什叶派是“叛逆的象征”;还曾引用泰米亚的话：“所有叛乱和灾祸都源自什叶派及其盟友，许多针对伊斯兰的杀戮也是由他们所为。”不过，奥马里等人都强调，尽管他们将什叶派视为离经叛道的教派，但对什叶派平民采取暴力行为是不可接受的，这不同于“伊斯兰国”的信条。

　　来自巴林的图尔基•比纳利(Turki al-Binali)是“伊斯兰国”中影响力仅次于安巴里的神职人员。根据网上的资料，比纳利是“伊斯兰觉醒”一代重要人物萨勒曼•奥达(Salmanal-Awda)的门徒。比纳利声称，在奥达“堕落”——也就是变得更加温和——之前，两人的关系很密切。比纳利与哈贾杰•阿吉米(Hajjaj al-Ajmi)有着联系，后者是一名活跃的来自科威特的萨拉菲派神职人员，他为叙利亚叛军筹资的行为十分有名。比纳利还受到了著名的“伊斯兰觉醒”一代成员阿卜杜勒-阿齐兹•塔里菲(Abdul-Aziz al-Tarifi)的影响，后者于2016年4月因批评利雅得亲西方的宗教改革遭到了沙特当局的逮捕。比纳利仍然在称赞塔里菲，并推荐他的作品。

　　在于2013年前往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之前，比纳利与该地区14名著名的神职人员建立起了密切联系，从而赢得了身为圣战穆夫提的声誉。2009年时，迈格迪西准许他授课以及发布伊斯兰教令。他在著名的圣战论坛上以阿布-胡马姆•阿萨里(Abu Hummam al-Athari)为化名从事了此类活动。“伊斯兰国”成员重点强调了比纳利的讲学及教令，以反驳其他神职人员(包括迈格迪西在内)淡化其宗教影响力的努力。

　　尽管与其他神职人员相比，比纳利的分量较轻，但他早年的圣战行为使得“伊斯兰国”可以声称自己继承了圣战法学的悠久传统。因此，当其他圣战组织指责“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法学根据不足时，“伊斯兰国”便能够凭借比纳利来为自己辩护。一名“伊斯兰国”的神职人员指出，比纳利在加入该组织之前便已经获得了威望，这要么能够证明该组织的信誉，要么能够证明批评“伊斯兰国”的“基地”组织缺乏信誉，因为“基地”组织此前就认可了比纳利的声誉。

　　比纳利处于为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加强合法性的前线。“基地”组织前成员的身份有助于比纳利争取“基地”组织支持者的加盟。据说比纳利于2013年3月被派往利比亚城市苏尔特、于2014年被派往拉巴特清真寺，为“伊斯兰国”招募新成员。他还撰写了一本关于巴格达迪及其建国声明的小册子《张开双手，向巴格达迪效忠》。

（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国际极端组织ISIS头目，法学博士）

　　对于“伊斯兰国”而言，比纳利的宗派主义观点和背景同样有价值。2007年时正在求学的他被逐出了迪拜，此后又因塔克菲尔派及宗派主义观点被科威特、埃及、卡塔尔和巴林等国禁止入境。他撰写了大量文章批评什叶派以及在他看来什叶派“扭曲的”意识形态。2015年7月，在“伊斯兰国”向科威特和沙特的什叶派清真寺发动自杀式袭击后，他威胁要向巴林的什叶派清真寺发动袭击。

　　比纳利往往关注“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两大中心主题：“伊斯兰的否定条件”以及“一神论”。他曾在利比亚举办关于“伊斯兰的否定条件”的讲座，并为“伊斯兰国”撰写了一本关于“一神论”的教科书。

　　“伊斯兰国”常常使用萨拉菲派和瓦哈比派的术语，它还会引用不属于传统教派的人士的布道及文章。例如，“伊斯兰国”会向新成员发布一份包含196项文章、视频和音频的推荐列表，其中绝大多数都出自上述神职人员之手。关于“忠于伊斯兰、否认非伊斯兰”这一教条，新成员被推荐观看与“伊斯兰觉醒”一代相关神职人员的布道，他们往往会对主流穆斯林普遍接受的宗教观点发表自己的意见。

　　当然，除了“伊斯兰觉醒”一代的影响外，萨拉菲派教义(尤其是沙特版本的)也有助于为“伊斯兰国”这样的组织提供合法性。萨拉菲派传统为“伊斯兰国”的话语提供了养料，有助于它建立与传统伊斯兰的联系。但该组织超出了传统的界限，而且“伊斯兰国”和传统萨拉菲派在宗教问题上也冲突不断。影响到今日圣战意识形态的现代宗教知识分子为了政治或革命目的，早已使用过泰米亚及瓦哈比派的许多极端观点。例如，在“伊斯兰觉醒”时期，“忠于伊斯兰、否认非伊斯兰”这一概念就成为了打击异端穆斯林以及西方的武器;这一思路对1990年代的圣战分子产生了深刻影响。

　　传统萨拉菲派不接受“伊斯兰国”的许多行为，例如自杀式袭击，理由是伊斯兰教禁止一切形式的自杀行为。优素福•卡拉达维(Yusuf al-Qaradawi)等伊斯兰主义神职人员曾批准自杀式袭击，不过他后来表示这一教令是针对以色列的。传统萨拉菲派拒绝接受的行为还包括反抗统治者、宣布什叶派普通民众为叛教者、对清真寺发动炸弹袭击等。

　　为暴行辩解

　　受到“伊斯兰国”青睐的神职人员为其残暴行为(尤其是针对穆斯林的)进行了辩解。然而，许多人是通过煽动极权主义和宗派主义仇恨的方式，而不是赤裸裸地拥护“伊斯兰国”的暴力行为。

　　拉希德以在涕泪横流地布道时发表激烈言论而出名。有一次他提到了7世纪时哈立德•本•苏菲安•哈兹利(Khalid binSufyan al-Hadhli)被斩首一事。据拉希德所言：由于哈兹利策划袭击了穆斯林，先知穆罕默德要求有人自告奋勇杀死哈兹利;阿卜杜拉•本•阿纳斯(Abdullah binAnas)站了出来，将哈兹利斩首;他提着哈兹利的首级归来时，得到了先知穆罕默德的赞扬和奖赏。尽管这种说法存在争议，但仍被“伊斯兰国”成员频繁提及。

　　“伊斯兰国”在为自己的残暴行为辩解时，最常提到两名神职人员的名字：阿布-阿卜杜拉•穆哈吉尔(Abu Abdullah al-Muhajir)和阿布-贝克尔•纳吉(AbuBakr Naji)。纳吉和穆哈吉尔对于“伊斯兰国”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二人均曾撰文为斩首等残酷行为正名。埃及人穆哈吉尔著有《圣战法学的问题》(Questions about the Jurisprudence of Jihad)一书，“伊斯兰国”创建者扎卡维曾研读过并于阿富汗赫拉特省的圣战营地讲授过该书。纳吉曾是埃及圣战组织“伊斯兰主义团体”的一员，他著有在“伊斯兰国”成员中广为流传的《管理暴行》(TheManagement of Savagery)一书。该书的突出特点在于区分了圣战及其他宗教行为。该书作者表示，“书面”上所教授的圣战令年轻人难以领会其真正含义。他声称：“参与过圣战的人知道，这就意味着残忍、无情、恐怖、威慑和打击。我正在谈论的是圣战与战斗，而不是伊斯兰，所以不要将二者混为一谈。如果不先打击和威慑敌人，战斗将无法继续下去并进入下一阶段。”这两名理论家对“伊斯兰国”的影响早已有之，扎卡维就曾深受其影响。穆哈吉尔和纳吉均认为，斩首这一行为不仅仅在宗教上是被允许的，还是受到真主及先知推荐的。他们声称让异教徒血流成河“绝对是被允许的”，帮助异教徒打击穆斯林则是更加严重的无信仰行为，这样做的人无疑也成为了异教徒。

　　讲述故事与圣战

　　就灌输教条而言，“伊斯兰国”往往会避免让新成员接触并非直接来源于沙里亚法的材料。据“伊斯兰国”神职人员所言，新成员能够接触到的几乎都是宗教文本。资深成员或是战斗人员则能够学习纳吉等人的书籍。将新成员的阅读范围限定为宗教文本和历史传说，这一政策是与该组织的定位一致的：“伊斯兰国”是真正伊斯兰教的一项分支，而不是拥有自己教义的组织。

　　“伊斯兰国”还向新成员援引伊斯兰教创始初期的故事(通常是发生在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的“叛教者战争”时期)来为斩首、将人钉上十字架、大规模杀戮等暴行进行辩解。“伊斯兰国”神职人员阿布-阿萨德•萨曼(AbuAsaad al-Samaan)就曾援引先知穆罕默德时代一位名叫萨菲亚•宾特•阿卜杜勒-穆塔利布(Safiyya bint Abdulmutalib)的女人的故事来为斩首这一恐怖策略正名。据萨曼表示，在“壕沟之战”中，麦地那城的穆斯林女性与男性分隔开来，并被安置于一个安全的场所。可是一名男子(故事里称这名男子为犹太人)成功地潜入了这一场地，并向这些女性走去。萨菲亚请求一名老者杀死入侵者，但老者表示自己无力战斗。于是有过战斗经历的萨菲亚自己杀死了入侵者，将其斩首，并将其头颅掷向敌人以威慑对方。“伊斯兰国”成员还会提及《古兰经》中关于打击敌人的相关语句，不过主流穆斯林神职人员都认为这些语句必须放在当时的战斗语境中来理解。

　　“伊斯兰国”非常依赖历史传说和事件，原因在于这样的做法比引用伊斯兰教的原则更加强有力，当这些传说与事件符合圣训时，情况尤其如此。该组织充分利用能够找到的事例，还会借鉴一些不应被当作规则来遵守的孤立的偶然事件。利用历史传说的目的并不总在于进行关于宗教观点的辩论，有时还会起到激励对于暴行感到犹豫不决者的作用。

　　该组织还援引伊斯兰统帅哈立德•伊本•瓦利德(Khaled ibn al-Walid)的故事：他在乌来斯战役之后杀死了上千名俘虏，这种行为是和伊斯兰教的教诲相背的;瓦利德还向真主发誓，要让敌人血流成河;当敌人人数不足以“血流成河”时，他便杀死了众多俘虏，并命令打开河流的堤坝，冲刷流血的尸体。“伊斯兰国”指出首任哈里发阿布•伯克尔曾赞扬过凯旋的瓦利德，先知穆罕默德则称他为“安拉之剑”。“伊斯兰国”杀戮俘虏时就会提及这一故事，将所谓“动态沙里亚法”(传说和事件，而不仅仅是神学)作为依据。

　　“伊斯兰国”故意通过超乎寻常的惩罚措施来震慑旁观者，并强调历史上曾发生过的类似事件，如1970年代时沙特极端分子乌泰比的追随者的所作所为。这方面的例子包括：2014年12月时，“伊斯兰国”成员将一名被控有同性恋行为的20岁男子从代尔祖尔市最高的建筑物掷下，“伊斯兰国”的声明表示，这“就如同阿布•伯克尔哈里发所做的一样”。该组织的神职人员常常深入挖掘伊斯兰历史中不为人熟知的故事或圣训，从而令新成员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且向他们证明社会中已经不存在真正的伊斯兰教了。“伊斯兰国”成员穆萨纳•阿卜杜勒-萨塔尔(Muthanna Abdulsattar)解释称：“当你倾听神职人员的讲话时，你会感到震惊：绝大多数伊斯兰社会都已经背离了真正的伊斯兰教。他们所信奉的宗教是在二十年前——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创设的。”

　　主流神职人员也许难以应对“伊斯兰教”所引用的这些关于极端暴力行为的故事。在公共场合，他们往往会对此闭口不谈，从而为“伊斯兰国”利用和改造这些故事创造了空间。此外，主流神职人员常常发现，若要对这些故事展开讨论，就难免会冒引发宗派主义冲突的风险。例如，逊尼派很尊敬瓦利德，但什叶派却不喜欢他;因此，批评瓦利德会将神职人员置于尴尬的境地。

　　结论

　　无论未来一段时间内“伊斯兰国”在军事上表现如何，其意识形态都将构成一项长期挑战。这其实是长期以来遭到忽视的复杂问题的征兆：萨拉菲派的重组没有受到约束，进而催生了源自萨拉菲派和伊斯兰主义的新型运动。只有认识到萨拉菲派与伊斯兰主义观念的互动，才能够正确地诊断“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该组织在公开话语中强调的是伊斯兰神学，但这掩盖了其革命性质，也令人们误认为其意识形态应该追溯至萨拉菲派教义而不是原教旨主义与革命观念的混合。

　　在“伊斯兰国”支持者中十分流行的一句话能够很好地体现伊斯兰主义观念的核心地位。这句话出自也门记者阿卜杜勒-埃拉•海德尔•沙亚(Abdulelah Haider Shaye)之口：“库特布为‘伊斯兰国’打下了草稿，阿扎姆对它进行了教育，本•拉登实现了它的全球化，扎卡维令它成为现实，最后由两个巴格达迪完成了这项工作。”

　　“伊斯兰国”在极端观念之外，又加入了宗派主义的元素。它尤其强调自己与脱胎于阿富汗圣战运动的萨拉菲派圣战运动的联系。这种联系有助于该组织强化自己的正统性，免于离经叛道这一指责或是嘲讽。当前的地区环境有助于“伊斯兰国”式宗派主义的肆虐：宗派主义的两极分化，类似的宗派主义武装在伊拉克、叙利亚等地兴起，缺少宗教和政治领袖人物——这些因素都有助于“伊斯兰国”吸引、招募人员并维持下去。宗派主义的媒体与政治言论继续煽动着各个群体之间的仇恨，从而为该组织提供弹药。

　　与此同时，主流神职人员未能与民众产生共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与专制政权的关联。阿拉伯之春后，温和派机构被削弱了，主流宗教人士被视作专制政权的同谋，人们认为他们未能呼应革命青年的渴望。“伊斯兰国”及其他组织立刻填补了这一真空，该组织似乎已经做好了准备，要像“基地”组织在过去几年间所做的那样，将原本不为人熟知的教义转变为获得认可的教派，甚至还会造成更加重大的影响。

　　(全文完。相关简介：Hassan Hassan，英国查塔姆研究所副研究员、美国塔赫里尔中东政策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本文原文为英文，首发于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