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克：尹锡悦政府不会采取对中国和朝鲜强硬的政策

　　韩国领导人从自由派的文在寅转向保守派的尹锡悦，促使许多国际观察人士预测，韩国外交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这些分析人士认为，文在寅政府对朝鲜和中国的态度软弱，预计尹锡悦将对这两个共产主义邻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但是，我认为不要对尹锡悦的强硬抱太大希望。当然，尹政府也会做出一些改变。但从历史上看，韩国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相同的框架，无论哪个政党担任总统，对朝鲜和中国采取公开的敌对姿态都是不可能的。在尹锡悦政府执政期间发生的变化，与其说是在基础上，还不如说是在边缘上，尹锡悦的个性和政治理念都是影响变化的因素。

　　韩国国内政治在其外交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往往被淡化为一幅漫画。在国际评论中，韩国自由派通常被描述为反美和对朝鲜绥靖的，而保守派则被视为亲美和对朝鲜强硬的。随着中国的崛起，最新的刻板印象还将韩国的自由派描绘为向北京“卑躬屈膝”，而保守派则“昂首挺胸”。

　　最近，在韩国经济研究院的系列节目中，我解释了这幅刻板印象的形成过程以及它具有误导性的原因。韩国的自由主义者的政治遗产是反对军事独裁者的民主运动，从历史上看，他们几乎没有机会与美国领导人互动。另一方面，作为独裁者继承人的保守派与华盛顿交往已有数十年之久，他们可以自由地将民主活动人士描绘成激进的共产主义同情者。美国对韩国自由派人士的不信任程度达到了21世纪初卢武铉政府时期，华盛顿的外交政策智囊团经常将卢武铉的外交团队称为“塔利班”。

　　保守派和进步派的政治哲学和政策倾向不同，这对韩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同样重要或更重要的是，将这些本能调整为一套实际的、现实世界的政策举措的结构性因素，比如在选举政治中获胜的需要，以及尽管政府更迭，但基本保持不变的专业外交官队伍。尹锡悦政府也是如此：新任外交通商部第二次官李度勋(Lee Do-hoon)曾是文在寅政府的朝鲜问题特使。

　　正如韩国经济研究所(Korea Economic Institute)的Hae Kyung Ahn所描述的那样，最终结果是一种“明显的共识”，在这种共识下，韩国外交政策的大致框架基本上保持不变，不管“总统”是谁:(1)与美国的密切关系;(2)对朝鲜采取双重政策，即在避免战争的同时强烈回应军事挑衅;(3)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以贸易为重点，同时避免敌对姿态。

　　因此，在1999年和2002年的延坪岛事件中，金大中政府时期的韩国海军击沉了攻击朝鲜的军舰，并取得了重大的军事胜利。另一方面，所谓的“强硬”保守派往往努力与朝鲜合作。总统卢泰愚发表在1988年7月7日声明,呼吁朝韩两国之间的交流和自由贸易,与韩国总统李明博据称寻求一个南北峰会承诺现金后不久,朝鲜潜艇显然袭击并沉没2010年韩国海军“天安号”事件导致46名水兵丧生。

　　卢武铉政府的官员们因反美而被称为“塔利班”，但主要的亲美政策是由卢武铉实施的。韩美同盟等政策。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派遣韩国军队参加伊拉克战争。

　　对于所有亲中国的指控，自由派的文在寅监督了韩国军队的大规模扩张，扩大了韩美同盟的范围。这使得韩国成为第一个加入北约网络防御中心的亚洲国家。

　　尽管他在竞选中发表了一些言论，但他不太可能改变这种模式。在总统竞选期间，他沉迷于鹰派的夸夸其谈，声称要“重建韩美同盟”。“不顾中国的反对，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并部署萨德——这曾在2017年引发了对韩国毁灭性的经济抵制。”

　　尹锡悦是认真的可能性很小。在电视辩论中，当被问及新的“萨德”系统将被放置在哪里时，他一再表示犹豫，因为他知道如果他选择了一个特定的地点，他肯定会面临反对(和选票损失)。当尹锡悦在Instagram上隐晦地写了“消灭共产主义”的文字时，他的竞选团队费尽心思地解释说，“共产主义”并不是指中国。“中国是我们的朋友;他的意思是，朝鲜是我们的敌人，”金在原议员表示，“人民力量党”与中国共产党是20多年的姊妹党。

　　从他经过深思熟虑的发言中，没有迹象表明他准备背离两党外交政策共识。在选举前不久，他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概述了他的外交政策原则。尹锡悦对文在寅政府“为了安抚中国而做出的过分迁就的姿态”表示了不满，但同时表示，“不会损害与中国的重要贸易关系，也不会损害中国在朝鲜无核化方面的合作潜力”，“韩中合作的新时代”即将到来。尹锡悦在就职演说中表示，“对话的大门将继续敞开，以便我们能够和平解决朝鲜核计划的威胁”;他没有提及先发制人打击等对朝鲜的威胁。

　　几名观察人士指出，文在寅政府不愿面对新疆和香港的人权问题，或不参加四方防御组织，这是文在寅支持中国的一个迹象。但当选后会见中国驻韩大使邢海明时，也没有提及新疆和香港问题。日本媒体报道说，尹锡悦政府曾要求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四方首脑会谈，对此，接任委员会迅速予以否认。

　　可以肯定的是，尹锡悦将在某些方面给韩国的外交政策留下自己的印记。但更有可能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个性，而不是任何对国际事务的深刻见解。

　　不幸的是，没有迹象表明尹锡悦有任何调整过的外交政策愿景。作为职业检察官，他从去年6月开始进入政界，没有外交经验。最近在与美国总统乔·拜登会面时，尹锡悦在奏国歌时，不自觉地把手放在了胸前，这一幕在拜登的Instagram上被展示出来，更加令人尴尬。在大选期间被称为“一天失态”的尹锡悦，也不会被误认为是国际舞台上强有力的演说家。尹锡悦利用对房地产税的不满和激进的厌女症，赢得了选举，但他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外交权力。与逃北者的儿子文在寅不同，尹锡悦在南北关系中也没有利害关系。

　　由此看来，尽管尹锡悦对韩国成为“全球核心国家”的愿景夸夸其谈，但他的政府的外交将是被动的。尹锡悦的外交团队虽然是专业的、有能力的，但最终是由总统制定议程并做出决定。特别是在他任期的头几年，一个没有经验、不把外交政策放在首位的总统，将意味着被动的外交，在国际发展的潮流中随波逐流，而不是主动选择方向。

　　虽然尹锡悦只有几周的总统，但这种被动的早期迹象是可见的。韩国的新总统通常会在任期开始时发布一大堆政策任务。在尹锡悦的110个课题中，只有3个课题与朝鲜有关，比房地产领域的4个课题还少。(相比之下，文在寅的100项任务中有6项与朝鲜有关。)包括就职演说在内，尹锡悦的对朝鲜政策主张都是“以无核化换取经济援助”的模式，这是文在寅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说服朝鲜的时候，未能说服金正恩的模式。尹锡悦很可能正在实施首尔自己版本的“战略忍耐”:尽最大努力避免核战争，同时希望金氏政权发生不好的事情。

　　从“无害”的角度来看，这可能不是一个糟糕的结果;一个错失的机会是糟糕的，但它总比一个绝对糟糕的决定更糟糕。但是，如果尹锡悦被环境所迫，不得不做出有重大后果的二元选择，麻烦就来了。朝鲜可能不仅仅是试射导弹，而是发动一场夺去生命的攻击，就像它在天安号事件中所做的那样。在这样一个决定决定时代的时代，尹锡悦能否巧妙地引导韩国的道路?我们拭目以待。

　　韩国领导人从自由派的文在寅转向保守派的尹锡悦，促使许多国际观察人士预测，韩国外交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这些分析人士认为，文在寅政府对朝鲜和中国的态度软弱，预计尹锡悦将对这两个共产主义邻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但是，我认为不要对尹锡悦的强硬抱太大希望。当然，尹政府也会做出一些改变。但从历史上看，韩国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相同的框架，无论哪个政党担任总统，对朝鲜和中国采取公开的敌对姿态都是不可能的。在尹锡悦政府执政期间发生的变化，与其说是在基础上，还不如说是在边缘上，尹锡悦的个性和政治理念都是影响变化的因素。

　　韩国国内政治在其外交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往往被淡化为一幅漫画。在国际评论中，韩国自由派通常被描述为反美和对朝鲜绥靖的，而保守派则被视为亲美和对朝鲜强硬的。随着中国的崛起，最新的刻板印象还将韩国的自由派描绘为向北京“卑躬屈膝”，而保守派则“昂首挺胸”。

　　最近，在韩国经济研究院的系列节目中，我解释了这幅刻板印象的形成过程以及它具有误导性的原因。韩国的自由主义者的政治遗产是反对军事独裁者的民主运动，从历史上看，他们几乎没有机会与美国领导人互动。另一方面，作为独裁者继承人的保守派与华盛顿交往已有数十年之久，他们可以自由地将民主活动人士描绘成激进的共产主义同情者。美国对韩国自由派人士的不信任程度达到了21世纪初卢武铉政府时期，华盛顿的外交政策智囊团经常将卢武铉的外交团队称为“塔利班”。

　　保守派和进步派的政治哲学和政策倾向不同，这对韩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同样重要或更重要的是，将这些本能调整为一套实际的、现实世界的政策举措的结构性因素，比如在选举政治中获胜的需要，以及尽管政府更迭，但基本保持不变的专业外交官队伍。尹锡悦政府也是如此：新任外交通商部第二次官李度勋(Lee Do-hoon)曾是文在寅政府的朝鲜问题特使。

　　正如韩国经济研究所(Korea Economic Institute)的Hae Kyung Ahn所描述的那样，最终结果是一种“明显的共识”，在这种共识下，韩国外交政策的大致框架基本上保持不变，不管“总统”是谁:(1)与美国的密切关系;(2)对朝鲜采取双重政策，即在避免战争的同时强烈回应军事挑衅;(3)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以贸易为重点，同时避免敌对姿态。

　　因此，在1999年和2002年的延坪岛事件中，金大中政府时期的韩国海军击沉了攻击朝鲜的军舰，并取得了重大的军事胜利。另一方面，所谓的“强硬”保守派往往努力与朝鲜合作。总统卢泰愚发表在1988年7月7日声明,呼吁朝韩两国之间的交流和自由贸易,与韩国总统李明博据称寻求一个南北峰会承诺现金后不久,朝鲜潜艇显然袭击并沉没2010年韩国海军“天安号”事件导致46名水兵丧生。

　　卢武铉政府的官员们因反美而被称为“塔利班”，但主要的亲美政策是由卢武铉实施的。韩美同盟等政策。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派遣韩国军队参加伊拉克战争。

　　对于所有亲中国的指控，自由派的文在寅监督了韩国军队的大规模扩张，扩大了韩美同盟的范围。这使得韩国成为第一个加入北约网络防御中心的亚洲国家。

　　尽管他在竞选中发表了一些言论，但他不太可能改变这种模式。在总统竞选期间，他沉迷于鹰派的夸夸其谈，声称要“重建韩美同盟”。“不顾中国的反对，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并部署萨德——这曾在2017年引发了对韩国毁灭性的经济抵制。”

　　尹锡悦是认真的可能性很小。在电视辩论中，当被问及新的“萨德”系统将被放置在哪里时，他一再表示犹豫，因为他知道如果他选择了一个特定的地点，他肯定会面临反对(和选票损失)。当尹锡悦在Instagram上隐晦地写了“消灭共产主义”的文字时，他的竞选团队费尽心思地解释说，“共产主义”并不是指中国。“中国是我们的朋友;他的意思是，朝鲜是我们的敌人，”金在原议员表示，“人民力量党”与中国共产党是20多年的姊妹党。

　　从他经过深思熟虑的发言中，没有迹象表明他准备背离两党外交政策共识。在选举前不久，他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概述了他的外交政策原则。尹锡悦对文在寅政府“为了安抚中国而做出的过分迁就的姿态”表示了不满，但同时表示，“不会损害与中国的重要贸易关系，也不会损害中国在朝鲜无核化方面的合作潜力”，“韩中合作的新时代”即将到来。尹锡悦在就职演说中表示，“对话的大门将继续敞开，以便我们能够和平解决朝鲜核计划的威胁”;他没有提及先发制人打击等对朝鲜的威胁。

　　几名观察人士指出，文在寅政府不愿面对新疆和香港的人权问题，或不参加四方防御组织，这是文在寅支持中国的一个迹象。但当选后会见中国驻韩大使邢海明时，也没有提及新疆和香港问题。日本媒体报道说，尹锡悦政府曾要求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四方首脑会谈，对此，接任委员会迅速予以否认。

　　可以肯定的是，尹锡悦将在某些方面给韩国的外交政策留下自己的印记。但更有可能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个性，而不是任何对国际事务的深刻见解。

　　不幸的是，没有迹象表明尹锡悦有任何调整过的外交政策愿景。作为职业检察官，他从去年6月开始进入政界，没有外交经验。最近在与美国总统乔·拜登会面时，尹锡悦在奏国歌时，不自觉地把手放在了胸前，这一幕在拜登的Instagram上被展示出来，更加令人尴尬。在大选期间被称为“一天失态”的尹锡悦，也不会被误认为是国际舞台上强有力的演说家。尹锡悦利用对房地产税的不满和激进的厌女症，赢得了选举，但他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外交权力。与逃北者的儿子文在寅不同，尹锡悦在南北关系中也没有利害关系。

　　由此看来，尽管尹锡悦对韩国成为“全球核心国家”的愿景夸夸其谈，但他的政府的外交将是被动的。尹锡悦的外交团队虽然是专业的、有能力的，但最终是由总统制定议程并做出决定。特别是在他任期的头几年，一个没有经验、不把外交政策放在首位的总统，将意味着被动的外交，在国际发展的潮流中随波逐流，而不是主动选择方向。

　　虽然尹锡悦只有几周的总统，但这种被动的早期迹象是可见的。韩国的新总统通常会在任期开始时发布一大堆政策任务。在尹锡悦的110个课题中，只有3个课题与朝鲜有关，比房地产领域的4个课题还少。(相比之下，文在寅的100项任务中有6项与朝鲜有关。)包括就职演说在内，尹锡悦的对朝鲜政策主张都是“以无核化换取经济援助”的模式，这是文在寅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说服朝鲜的时候，未能说服金正恩的模式。尹锡悦很可能正在实施首尔自己版本的“战略忍耐”:尽最大努力避免核战争，同时希望金氏政权发生不好的事情。

　　从“无害”的角度来看，这可能不是一个糟糕的结果;一个错失的机会是糟糕的，但它总比一个绝对糟糕的决定更糟糕。但是，如果尹锡悦被环境所迫，不得不做出有重大后果的二元选择，麻烦就来了。朝鲜可能不仅仅是试射导弹，而是发动一场夺去生命的攻击，就像它在天安号事件中所做的那样。在这样一个决定决定时代的时代，尹锡悦能否巧妙地引导韩国的道路?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