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挺过“未遂政变”，哈萨克斯坦开启托卡耶夫时代

　　1月10日，是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建议的“全国哀悼日”。这一天，首都努尔苏丹的有线网络终于全面恢复，曾经作为动乱震中的阿拉木图共和国广场上的路障陆续被拆除，哈各地在重建“宪法秩序”后开始以不同形式哀悼在暴力骚扰中的遇难者。

　　和不时沸腾的格鲁吉亚、躁动不安的乌克兰、永远革命的吉尔吉斯斯坦、接连动荡的亚美尼亚以及由稳趋乱的白俄罗斯相比，哈萨克斯坦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后苏联空间最繁荣、最稳定的国家之一。

　　很难想象，曾经被视为中亚神话的哈萨克斯坦在刚刚庆祝完独立三十年后会迎来一场暴风骤雨式的“一月动荡”，以至于需要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紧急派驻维和部队后才得以重新安定。此次危机为何发生以及如何演变，迄今仍有许多未解之谜。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一波三折的危机演变

　　客观地看，哈萨克斯坦的稳定更多是基于其GDP总量及人均收入的一种想象。事实上，和中亚其他国家相比，后纳扎尔巴耶夫时代的哈萨克斯坦到底能否继续维持稳定一直广受质疑。支撑这一观点的核心依据恰恰在于，哈在苏联解体后三十年间建立的相对开明的多元化政治制度让外部势力更容易渗透。30年间深深嵌入到整个国家经济体系中的纳扎尔巴耶夫家族的影响在新政治力量稳固后必然需要再分配，超稳定结构和不稳定状态的一体两面随时可能翻转。

　　这种不安定因素的骤然爆发早有先例，毕竟民众的获得感与剥夺感仅靠GDP总量及人均收入的增长难以覆盖，而平均年龄不到32周岁的人口结构决定了整个社会更易冲动，贫富差距和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常常催生各种不满。2006年，哈萨克斯坦曾发生大规模抗议者与警察的正面冲突。2011年，对收入不满的石油工人在本次危机的始发地扎瑙津组织了抗议示威，最终演变为流血冲突。2016年，大批哈萨克人举行集会抗议本国土地被租赁和售卖给外国人。

　　相对宽松的制度环境让哈萨克人，尤其是城市居民有较多地维权和抗争空间。其中，作为经济中心的阿拉木图往往成为各类抗议活动的主要场所。这和其经济发达、居民受教育程度及自由度更高有明显的正相关性，当地人偏爱通过集会、游行、抗议等表达不满。统计数据显示，哈2018年至今共有大大小小1300多场抗议活动，其中绝大多数发生在阿拉木图。

　　本次危机同样源自一起偶然的液化天然气涨价决定。对于托卡耶夫政府而言，推行市场化改革早在2019年即已有定论。但超出政府预料的是，由于液化天然气直接关系到民众用车、做饭的日常生活，而具备了高度的敏感性。新冠疫情以来累计接近100万确诊病例以及由此伴生的周期性封城、通胀率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等大幅恶化的经济形势，将本就有多次抗争经验的扎瑙津民众的不满无限放大。托卡耶夫当局对此可能产生的破坏性影响预期不足。1月2日爆发街头抗议，1月4日哈政府才派遣代表前往扎瑙津开展对话，有分寸地承认当局存在过错并承诺回调天然气价格。

　　这种应对很常规，通常也很有效。在错过最佳反应时间后，抗议行动已经从一城一地蔓延至全国各地。但此时仍没有大量的暴力行为。民众的抗议口号逐渐聚焦到哈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身上，要求其彻底退出政坛的声音开始一浪高过一浪。至此，危机进入了第二阶段。

　　此前，首任总统已经将除被设定为终身制、形式上也是制约托卡耶夫最重要杠杆的国家安全会议主席外的所有政治头衔全部移交给后者。但实际上，纳扎尔巴耶夫依然可以通过自己嵌入到政府机关、强力部门、立法机构等各级权力部门的侧近亲信把握大局。

　　危机的第一个转折点发生在1月5日。

　　托卡耶夫当天解散了纳扎尔巴耶夫2019年在交权前夕任命的马明政府，指定在其任职外长期间作为其副手的斯马伊洛夫为代总理。托卡耶夫还在5日向全国公民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兼任本来由纳扎尔巴耶夫终身任职的国家安全会议主席。

　　也正是在这一声明过后，危机进入以政权争夺为核心的第三阶段。阿拉木图迅速成为暴力骚乱的中心，局势出现了匪夷所思的变化。强力部门和特警部队面对大批暴乱分子不仅战斗力低下，而且毫无斗志，大批武装分子攻占机场、国安委、市政府、电视台等关键基础设施。

　　托卡耶夫在解除马西莫夫等强力部门关键人物职务后发现没有确保其掌控整个局势，于是直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本人及集安条约组织求援。

　　普京本人的派兵决定成为危机减缓的最大外生动力。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城市奥什爆发流血冲突，吉临时总统奥通巴耶娃曾向集安条约组织求援。2020年，亚美尼亚面临阿塞拜疆和土耳其的联手军事行动也曾援引相关条款请求俄根据集安条约履行盟友义务。但普京对此均以不干涉内政为由置之不理。在本次哈萨克斯坦“一月动荡”爆发之初，普京也曾表态由哈自行解决。但在阿拉木图局势急转直下及托卡耶夫将暴乱分子定性为“在境外受训的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并向俄求助后，普京一反常态，未像2015年叙利亚危机那样根据宪法经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批准，而是在极短时间里作出联合亚美尼亚等国派出维和部队的决定。俄高层智囊、国防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认为，对照白俄罗斯2020年8月开始的权力危机，普京出于担心托卡耶夫丧失政权的担忧决定不等火焰充分燃烧，而提前采取行动。

　　俄罗斯及集安条约组织的快速决策成为了哈萨克斯坦政权危机的第二个转折点。俄罗斯出兵释放出清晰信号，对托卡耶夫是莫大的政治支持。在俄军抵达并取代哈军警力量守卫包括总统府在内等关键设施后，托卡耶夫加大了对强力部门的清洗并下令对恐怖分子、极端分子无预警开枪，启动危机原因调查。此后，哈“一月动荡”的至暗时刻逐渐过去，各地态势开始平息。1月10日，托卡耶夫在集安组织峰会发表讲话称，哈萨克斯坦挺过了近日发生的未遂政变。

　　托卡耶夫时代揭幕

　　从哈萨克斯坦驻俄罗斯大使的最新访谈看，本次危机和以往的颜色革命并不相同，外来干涉并无充分证据。集安条约组织的派兵声明也充满着玄机，一方面强调应托卡耶夫之邀派兵，但另一方面并没有直接使用后者定性的“恐怖分子”话语。

　　值得关注的是，纳扎尔巴耶夫本人在此次危机中几乎一直处于缺失的状态，迄今也没有正式露面。有关其仍在首都及呼吁国民团结在托卡耶夫周围的声明均是通过其新闻秘书发出，唯一明确显示他和外界通话的对象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后者曾经接纳过在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第二次“革命”时弃国的总统巴基耶夫。

　　更为关键的是，1月9日在事态已经平息后，纳扎尔巴耶夫对外宣称自愿将国家安全会议主席一职移交给早已在1月5日自行宣布自即日起担任该职的托卡耶夫。

　　国家安全会议主席一职是首任总统精心设计、确保权力平稳过渡的核心机制。在这种“双头政治”框架内，托卡耶夫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既来自于选举，又源于纳扎尔巴耶夫的信任。纳扎尔巴耶夫不需要再参加选举，但可以通过宪法和《首任总统法》赋予的特权以国父和民族领袖的身份确保终身对事关国家主权和安全等核心的内政外交议题的话语权。

　　然而，双头执政模式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已经日益彰显出其脆弱性。哈累积的社会经济问题不在少数，相对更为开放的环境使得西方的渗透很重，国家构建与民族构建的推进又强化了部落部族意识，进而催生了较为危险的民族主义情绪，托卡耶夫亟需通过深层改革突破困境，时间拖得越久对其可能的长期执政反而越为不利。但在双头执政模式之下，面对哈萨克斯坦民众在苏联解体后所积累起来的大量不满和愤怒，无论选择改革或不改革，托卡耶夫都会面临巨大困境。

　　当本次危机在第二阶段过渡到针对纳扎尔巴耶夫本人时，纳扎尔巴耶夫无法在此时利用国家安全会议主席身份将权力收回，无法以“国家需要”的名义重新直接领导哈萨克斯坦。当托卡耶夫接过国家安全会议主席一职，并得到纳扎尔巴耶夫哪怕是事后追加的“自愿”认可时，哈萨克斯坦终于完成了从“双头政治”向一元统治的过渡。从这一刻起，托卡耶夫自2019年继任以来，其合法性和正当性得到了完整的确认。这场惊心动魄的变局标志着长达三十多年的纳扎尔巴耶夫时代已经终结，以托卡耶夫为主体的新时代正式拉开了帷幕。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

　　1月10日，是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建议的“全国哀悼日”。这一天，首都努尔苏丹的有线网络终于全面恢复，曾经作为动乱震中的阿拉木图共和国广场上的路障陆续被拆除，哈各地在重建“宪法秩序”后开始以不同形式哀悼在暴力骚扰中的遇难者。

　　和不时沸腾的格鲁吉亚、躁动不安的乌克兰、永远革命的吉尔吉斯斯坦、接连动荡的亚美尼亚以及由稳趋乱的白俄罗斯相比，哈萨克斯坦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后苏联空间最繁荣、最稳定的国家之一。

　　很难想象，曾经被视为中亚神话的哈萨克斯坦在刚刚庆祝完独立三十年后会迎来一场暴风骤雨式的“一月动荡”，以至于需要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紧急派驻维和部队后才得以重新安定。此次危机为何发生以及如何演变，迄今仍有许多未解之谜。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一波三折的危机演变

　　客观地看，哈萨克斯坦的稳定更多是基于其GDP总量及人均收入的一种想象。事实上，和中亚其他国家相比，后纳扎尔巴耶夫时代的哈萨克斯坦到底能否继续维持稳定一直广受质疑。支撑这一观点的核心依据恰恰在于，哈在苏联解体后三十年间建立的相对开明的多元化政治制度让外部势力更容易渗透。30年间深深嵌入到整个国家经济体系中的纳扎尔巴耶夫家族的影响在新政治力量稳固后必然需要再分配，超稳定结构和不稳定状态的一体两面随时可能翻转。

　　这种不安定因素的骤然爆发早有先例，毕竟民众的获得感与剥夺感仅靠GDP总量及人均收入的增长难以覆盖，而平均年龄不到32周岁的人口结构决定了整个社会更易冲动，贫富差距和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常常催生各种不满。2006年，哈萨克斯坦曾发生大规模抗议者与警察的正面冲突。2011年，对收入不满的石油工人在本次危机的始发地扎瑙津组织了抗议示威，最终演变为流血冲突。2016年，大批哈萨克人举行集会抗议本国土地被租赁和售卖给外国人。

　　相对宽松的制度环境让哈萨克人，尤其是城市居民有较多地维权和抗争空间。其中，作为经济中心的阿拉木图往往成为各类抗议活动的主要场所。这和其经济发达、居民受教育程度及自由度更高有明显的正相关性，当地人偏爱通过集会、游行、抗议等表达不满。统计数据显示，哈2018年至今共有大大小小1300多场抗议活动，其中绝大多数发生在阿拉木图。

　　本次危机同样源自一起偶然的液化天然气涨价决定。对于托卡耶夫政府而言，推行市场化改革早在2019年即已有定论。但超出政府预料的是，由于液化天然气直接关系到民众用车、做饭的日常生活，而具备了高度的敏感性。新冠疫情以来累计接近100万确诊病例以及由此伴生的周期性封城、通胀率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等大幅恶化的经济形势，将本就有多次抗争经验的扎瑙津民众的不满无限放大。托卡耶夫当局对此可能产生的破坏性影响预期不足。1月2日爆发街头抗议，1月4日哈政府才派遣代表前往扎瑙津开展对话，有分寸地承认当局存在过错并承诺回调天然气价格。

　　这种应对很常规，通常也很有效。在错过最佳反应时间后，抗议行动已经从一城一地蔓延至全国各地。但此时仍没有大量的暴力行为。民众的抗议口号逐渐聚焦到哈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身上，要求其彻底退出政坛的声音开始一浪高过一浪。至此，危机进入了第二阶段。

　　此前，首任总统已经将除被设定为终身制、形式上也是制约托卡耶夫最重要杠杆的国家安全会议主席外的所有政治头衔全部移交给后者。但实际上，纳扎尔巴耶夫依然可以通过自己嵌入到政府机关、强力部门、立法机构等各级权力部门的侧近亲信把握大局。

　　危机的第一个转折点发生在1月5日。

　　托卡耶夫当天解散了纳扎尔巴耶夫2019年在交权前夕任命的马明政府，指定在其任职外长期间作为其副手的斯马伊洛夫为代总理。托卡耶夫还在5日向全国公民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兼任本来由纳扎尔巴耶夫终身任职的国家安全会议主席。

　　也正是在这一声明过后，危机进入以政权争夺为核心的第三阶段。阿拉木图迅速成为暴力骚乱的中心，局势出现了匪夷所思的变化。强力部门和特警部队面对大批暴乱分子不仅战斗力低下，而且毫无斗志，大批武装分子攻占机场、国安委、市政府、电视台等关键基础设施。

　　托卡耶夫在解除马西莫夫等强力部门关键人物职务后发现没有确保其掌控整个局势，于是直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本人及集安条约组织求援。

　　普京本人的派兵决定成为危机减缓的最大外生动力。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城市奥什爆发流血冲突，吉临时总统奥通巴耶娃曾向集安条约组织求援。2020年，亚美尼亚面临阿塞拜疆和土耳其的联手军事行动也曾援引相关条款请求俄根据集安条约履行盟友义务。但普京对此均以不干涉内政为由置之不理。在本次哈萨克斯坦“一月动荡”爆发之初，普京也曾表态由哈自行解决。但在阿拉木图局势急转直下及托卡耶夫将暴乱分子定性为“在境外受训的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并向俄求助后，普京一反常态，未像2015年叙利亚危机那样根据宪法经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批准，而是在极短时间里作出联合亚美尼亚等国派出维和部队的决定。俄高层智囊、国防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认为，对照白俄罗斯2020年8月开始的权力危机，普京出于担心托卡耶夫丧失政权的担忧决定不等火焰充分燃烧，而提前采取行动。

　　俄罗斯及集安条约组织的快速决策成为了哈萨克斯坦政权危机的第二个转折点。俄罗斯出兵释放出清晰信号，对托卡耶夫是莫大的政治支持。在俄军抵达并取代哈军警力量守卫包括总统府在内等关键设施后，托卡耶夫加大了对强力部门的清洗并下令对恐怖分子、极端分子无预警开枪，启动危机原因调查。此后，哈“一月动荡”的至暗时刻逐渐过去，各地态势开始平息。1月10日，托卡耶夫在集安组织峰会发表讲话称，哈萨克斯坦挺过了近日发生的未遂政变。

　　托卡耶夫时代揭幕

　　从哈萨克斯坦驻俄罗斯大使的最新访谈看，本次危机和以往的颜色革命并不相同，外来干涉并无充分证据。集安条约组织的派兵声明也充满着玄机，一方面强调应托卡耶夫之邀派兵，但另一方面并没有直接使用后者定性的“恐怖分子”话语。

　　值得关注的是，纳扎尔巴耶夫本人在此次危机中几乎一直处于缺失的状态，迄今也没有正式露面。有关其仍在首都及呼吁国民团结在托卡耶夫周围的声明均是通过其新闻秘书发出，唯一明确显示他和外界通话的对象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后者曾经接纳过在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第二次“革命”时弃国的总统巴基耶夫。

　　更为关键的是，1月9日在事态已经平息后，纳扎尔巴耶夫对外宣称自愿将国家安全会议主席一职移交给早已在1月5日自行宣布自即日起担任该职的托卡耶夫。

　　国家安全会议主席一职是首任总统精心设计、确保权力平稳过渡的核心机制。在这种“双头政治”框架内，托卡耶夫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既来自于选举，又源于纳扎尔巴耶夫的信任。纳扎尔巴耶夫不需要再参加选举，但可以通过宪法和《首任总统法》赋予的特权以国父和民族领袖的身份确保终身对事关国家主权和安全等核心的内政外交议题的话语权。

　　然而，双头执政模式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已经日益彰显出其脆弱性。哈累积的社会经济问题不在少数，相对更为开放的环境使得西方的渗透很重，国家构建与民族构建的推进又强化了部落部族意识，进而催生了较为危险的民族主义情绪，托卡耶夫亟需通过深层改革突破困境，时间拖得越久对其可能的长期执政反而越为不利。但在双头执政模式之下，面对哈萨克斯坦民众在苏联解体后所积累起来的大量不满和愤怒，无论选择改革或不改革，托卡耶夫都会面临巨大困境。

　　当本次危机在第二阶段过渡到针对纳扎尔巴耶夫本人时，纳扎尔巴耶夫无法在此时利用国家安全会议主席身份将权力收回，无法以“国家需要”的名义重新直接领导哈萨克斯坦。当托卡耶夫接过国家安全会议主席一职，并得到纳扎尔巴耶夫哪怕是事后追加的“自愿”认可时，哈萨克斯坦终于完成了从“双头政治”向一元统治的过渡。从这一刻起，托卡耶夫自2019年继任以来，其合法性和正当性得到了完整的确认。这场惊心动魄的变局标志着长达三十多年的纳扎尔巴耶夫时代已经终结，以托卡耶夫为主体的新时代正式拉开了帷幕。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