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倭国”到“日本国”：从二千年演化史看中日关系

 　　今天讲座的题目显得有些大，叫“现代日本的起源”。那我们为什么要谈论“起源”的问题？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的认知非常容易被眼前的事物所局限，导致我们看待问题很容易停留在当下的表层现象与关系上，很难形成深入的认识，这可以说是人性的一个弱点。而探索事物的起源则是克服这个问题的一个相对高效的方法。当我们谈论日本的时候，也需要多层次、多角度的观察，只有这样才能更细致地看清楚问题形成的各种机制。

　　其实，“日本”这个话题不是很好谈，因为我们习惯于用我们熟知的几件事情——诸如政治、经济关系以及历史认识问题——给日本乃至中日关系下定义，而忽略了对象自身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由于我们不知道相关事物与事件的起源，所以我们又会形成相应的误解。

　　我记得三四年前在武汉，在人们赏樱花时，有个姑娘被误认为穿着日本的“和服”而引发了一些争议，那个姑娘澄清自己穿的不是“和服”而是“汉服”。虽然我一直怀疑这个事件有可能是好事者故意为之，但也说明了我们对日本事物的起源，以及对我们自身服饰的演变是缺乏认知的。

　　我们当下对日本的关心，无外乎集中在政治、经济、人员交往、历史认识这些话题上，而这些话题背后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比如，去年疫情爆发初期，日本社会为中国展开了积极的募捐，甚至出现了国会议员、也就是日本的政治家们集体捐款的现象，以至于“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个口号一时间成为中国媒体上的热门话题，这个现象就颇能说明问题。这些现象如果从单一的角度解读，那就会非常局限我们的认识。

　　我们知道，中华王朝的皇帝自称“天子”，秉天命治理“天下”，而日本同样也形成了“天下”观念。这就导致一个问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子”应该是独一无二的，既然中国已经有了天子，日本怎么能再有一个？从精神层面上分析，这是日本自我意识形成的第一步。这种与中华王朝分庭抗礼的自我意识就像一颗种子一样已经埋到土壤当中。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观察这颗种子如何破土，如何在自然雨露的滋润下一点点变形、发展、成长了。

　　第二个标志性的事件很快出现，那就是日本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大化改新”。从公元645年开始，日本天皇仿照唐制，也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进行改革，日本一举就从低水准的部落国家步入了制度文明的先进国家。说到这里，有些朋友可能会联想到在1945年日本战败后，美国主导日本进行了所谓的“民主化改革”。如果不知道日本历史的起源，很多人就会简单认为，美式民主能够改造一个文明，甚至能驯服“刺头国家”。这个看法和认识显然是过于简单了。

　　中日两国近二十年的交往忽冷忽热。比如，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日本捐献了善款、物资并派遣了救援队，此前数年间非常冷淡的中日关系得到了改善，但不久就又疏远开来。2011年日本东海大地震后，中国第一时刻捐赠物资，然后派遣人员进入状况不明的福岛核辐射灾区——那是非常勇敢的行为——双方关系又亲密了几分。然而，接下来2012年钓鱼岛事件爆发，双方马上怒目相向。过后，双边关系又进入拉锯状态。这个简短的回顾表明，中日双方在灾难面前容易彼此走近，而在平时容易疏远。知道这些历史细节后，我们就不能简单用几个标签将中日关系固化了。

　　很多人非常关心前一段时间日本的大选，想知道新首相上台会给中日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但学过国际关系的朋友们都知道，影响国际关系的层面非常多，只盯着政治家和领导人看是非常狭隘的。套用社会科学的说法，很多事情是由相对稳定的“结构”决定的。如果我们能回到起源思考，就能将自己从当下的认知局限中适当抽离出来，从而对现状形成另一种认识。这就是我们要关注事物的起源的原因。

　　我在书中提到的日本起源，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算起，按目前的记录大约有二千年。因为时间跨度非常长，所以我在书中只选取了一些标志性的节点事件。我在书中有一个说法，即“日本起源于中国”，其实有特殊含义，即关于日本最早的文字记录出现在古代中国的史书中。古代日本——当时称“倭国”——第一次出现在《汉书》中，接下来在《后汉书》《三国志》中都有相关的记载。在古代日本形成过程中，我关注的第一个事件就是“倭王受封”。

　　“倭国”是古代中国人对当时日本列岛上的城邦的称呼；“倭王受封”指的是倭国接受中华王朝的册封，也就是成为中华王朝的附庸。这件事最初发生在西汉年间，当时中国的势力范围达到朝鲜半岛中南部，所以倭王自然而然地向汉朝请求册封他为统领日本列岛的王。从这个时刻开始，日本就不再是一个孤零零的岛国，而是被纳入到了东亚世界体系当中。讲到这里，各位朋友可能觉得这没什么特别的，但我们要注意了，这里面有个认知上的要点，即国家自我意识的形成——日本大约在公元4世纪左右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意识：天下意识。

　　我们长话短说，日本战后之所以能迅速接受新事物，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在日本历史上是存在先例的。日本愿意仿照先进文明进行改革，“大化改新”就是这样的先例；有了这样的先例和基础，之后像19世纪中后期的明治日本对近代西方制度文明的全面吸收，就不难理解了。文明的发展有先后，而日本这个族群非常乐于接受先进文明，这是日本人的一个优点。

　　大化改新后，日本就产生了新的国号，也就是从“倭国”改为“日本国”。日本使者为此特意上疏中国皇帝。当时是武则天当政，她特意下诏书，今后外交文书中一律使用“日本”这个称呼。“日本”的原意是“日出之国”，这背后实际上还包含着当时日本政治家的小心思——日本将自己视为“日出之国”，那太阳东升西落，所以位于日本西面的中华王朝自然就是“日落之国”了。另一方面，日本人也意识到了“倭”这个字不仅发音不美，字形也不美。这些将自身与中华世界进行的细致而微妙的对比，正好反映了日本自我意识的演化和形成。

　　日本既然已经形成了独立命名的自我意识，接下来的摩擦便难以避免。公元663年，日本与中国爆发了第一次战争——白村江之战。日本派出两万精锐部队到朝鲜半岛和唐朝打了一仗，虽然日本最终惨败而归，但整个事件还是显得有些不可思议。因为日本很清楚唐王朝是东亚大陆上非常强大的政权，它竟然会为了朝鲜半岛上百济这样一个小国的求救，就派出精锐部队与中华王朝开战。其实，这件事不是源于简单的冲动，而是有着与中国分庭抗礼的自我意识的深层支撑和激励。这一场战争后，我们可以在接下来中日两国的战争中注意到类似的精神与欲望机制。

　　白村江之战是中日两国因朝鲜问题爆发的热战，此后两国间的战争也都围绕朝鲜半岛展开；其中，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一场就是明朝万历年间抵抗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援朝战争。从1592年到1598年，双方断断续续打了七年，耗费无数人力物力。有人说正是这场战争导致了大明朝国库空虚，成为随后灭亡的导火索。接下来，就是我们熟知的甲午中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了。虽然抗美援朝表面上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战争，其实根源还是当年中日战争的遗留，而归根结底是重构东亚秩序体系的问题。

　　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在这里对中日关系只能进行一个非常简略的回顾，但即便如此，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发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变量：精神和欲望，它们是支持人类行为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机制。

　　今年六月，我在和日本朋友的一次闲谈中聊到当下中日关系。他说，当下的日本人还是担心会被中国“吞并”或“吞没”。我觉得当代日本人的想法和当代中国人的想法可以说完全不一样；中国致力追求的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全没有吞并任何国家的意图。双方在认知上的这个巨大分歧，就是一种我们要认真对待的“社会事实”；或者说它是一个认识上、心理上、观念上的事实。因为观念是一种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稳定的心理结构，日本对中国持有的被“吞并”或“吞没”的忧虑，就如同中国要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我意识一样，都有着深刻的历史与心理根源。

　　回到日本的历史记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文字问题。大概在8世纪后，日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字。我们知道，日文字母分为“平假名”和“片假名”；根据历史记载，片假名来源于抄写佛经的僧人，他们取汉字的一部分进行书写，笔画要工整端庄，以显示虔敬之心，而平假名来源于草书，用于日常书写和表达。从日本吸收汉字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人对待外来事物的特殊方法：他们会对外来事物做最为细致、彻底的分析，再加以改换为自己所用，最后彻底变为自己的一部分。

　　我们知道汉字是象形文字，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文字之一，古代日本人同时利用汉字表意和表音，做到这一点其实非常不容易。日本有个非常著名的汉学家叫白川静，他专门研究汉字，他就注意到了汉字对日本民族精神造成的影响。从起源来看，这种影响可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对于一个还没有文字的民族而言，当他们突然间看到汉字时，会觉得它像天书，像符咒，甚至会将其神化，就像我们今天看甲骨文一样，可想而知这种冲击是巨大的。经过数个世纪的消化后，日本人开始对汉字进行编辑，并将其彻底转化为自己的文字。这一过程塑造了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此后当他们再次面对发达文明时，他们就会按照同样的方法进行操作，对其吸收转化，变为自己文明的一部分。比如，日本对儒学思想和佛教思想的吸收是相当顺畅的。从外部视角来看，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让人惊异的过程；但如果从日本的起源来看，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这就是我对“现代日本的起源”的一个理解。

　　既然提到了语言问题，我还想顺便说一下日本文字对中国的逆影响。我们知道，古汉语的特点之一是使用单字，而现代汉语中有大量二字词语，而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来源于明治维新前后日本人的创造。学者的相关研究表明，现代汉语从日文中借用的二字词语，有三种类型；其中一种完全是近代日本人的创造，另外一种是中国古汉语中有类似的字样，但近代日本人赋予了它们新的含义和用法。典型例子就是“社会”二字；此前中国古代典籍中就有这两个字的组合，但含义和如今完全不同。还有很多词语会让我们感到出乎意料，比如说“正确”和“优秀”这两个日常用语，我本来以为这两个词是我们自古以来就有的，但其实它们也源自日本。当我们用语言表述我们的认知时，语言会对我们的思维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说汉字影响了古代日本人看待世界的方式，那我们如今看待世界的方式同样也有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影响。

　　最后，我想再次说明的是，拙作《变异：日本二千年》这本书的副标题容易让人误解为本书是在讲日本历史，但其实并非如此；这本书的主题是分析当下日本事物的历史起源，是对日本民族、日本文化进行一种精神分析的尝试。一方面，我希望这种工作能帮助我们厘清我们所见的“现代日本社会”的起源，我们借此能更客观地审视中日两国关系；另一方面，通过分析中日两国在长期的演化进程中形成的彼此互为“分身”的关系，我也期待我们借此能反观自身，从而能对自己、对文明形成新的认识。

 　　今天讲座的题目显得有些大，叫“现代日本的起源”。那我们为什么要谈论“起源”的问题？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的认知非常容易被眼前的事物所局限，导致我们看待问题很容易停留在当下的表层现象与关系上，很难形成深入的认识，这可以说是人性的一个弱点。而探索事物的起源则是克服这个问题的一个相对高效的方法。当我们谈论日本的时候，也需要多层次、多角度的观察，只有这样才能更细致地看清楚问题形成的各种机制。

　　其实，“日本”这个话题不是很好谈，因为我们习惯于用我们熟知的几件事情——诸如政治、经济关系以及历史认识问题——给日本乃至中日关系下定义，而忽略了对象自身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由于我们不知道相关事物与事件的起源，所以我们又会形成相应的误解。

　　我记得三四年前在武汉，在人们赏樱花时，有个姑娘被误认为穿着日本的“和服”而引发了一些争议，那个姑娘澄清自己穿的不是“和服”而是“汉服”。虽然我一直怀疑这个事件有可能是好事者故意为之，但也说明了我们对日本事物的起源，以及对我们自身服饰的演变是缺乏认知的。

　　我们当下对日本的关心，无外乎集中在政治、经济、人员交往、历史认识这些话题上，而这些话题背后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比如，去年疫情爆发初期，日本社会为中国展开了积极的募捐，甚至出现了国会议员、也就是日本的政治家们集体捐款的现象，以至于“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个口号一时间成为中国媒体上的热门话题，这个现象就颇能说明问题。这些现象如果从单一的角度解读，那就会非常局限我们的认识。

　　我们知道，中华王朝的皇帝自称“天子”，秉天命治理“天下”，而日本同样也形成了“天下”观念。这就导致一个问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子”应该是独一无二的，既然中国已经有了天子，日本怎么能再有一个？从精神层面上分析，这是日本自我意识形成的第一步。这种与中华王朝分庭抗礼的自我意识就像一颗种子一样已经埋到土壤当中。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观察这颗种子如何破土，如何在自然雨露的滋润下一点点变形、发展、成长了。

　　第二个标志性的事件很快出现，那就是日本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大化改新”。从公元645年开始，日本天皇仿照唐制，也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进行改革，日本一举就从低水准的部落国家步入了制度文明的先进国家。说到这里，有些朋友可能会联想到在1945年日本战败后，美国主导日本进行了所谓的“民主化改革”。如果不知道日本历史的起源，很多人就会简单认为，美式民主能够改造一个文明，甚至能驯服“刺头国家”。这个看法和认识显然是过于简单了。

　　中日两国近二十年的交往忽冷忽热。比如，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日本捐献了善款、物资并派遣了救援队，此前数年间非常冷淡的中日关系得到了改善，但不久就又疏远开来。2011年日本东海大地震后，中国第一时刻捐赠物资，然后派遣人员进入状况不明的福岛核辐射灾区——那是非常勇敢的行为——双方关系又亲密了几分。然而，接下来2012年钓鱼岛事件爆发，双方马上怒目相向。过后，双边关系又进入拉锯状态。这个简短的回顾表明，中日双方在灾难面前容易彼此走近，而在平时容易疏远。知道这些历史细节后，我们就不能简单用几个标签将中日关系固化了。

　　很多人非常关心前一段时间日本的大选，想知道新首相上台会给中日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但学过国际关系的朋友们都知道，影响国际关系的层面非常多，只盯着政治家和领导人看是非常狭隘的。套用社会科学的说法，很多事情是由相对稳定的“结构”决定的。如果我们能回到起源思考，就能将自己从当下的认知局限中适当抽离出来，从而对现状形成另一种认识。这就是我们要关注事物的起源的原因。

　　我在书中提到的日本起源，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算起，按目前的记录大约有二千年。因为时间跨度非常长，所以我在书中只选取了一些标志性的节点事件。我在书中有一个说法，即“日本起源于中国”，其实有特殊含义，即关于日本最早的文字记录出现在古代中国的史书中。古代日本——当时称“倭国”——第一次出现在《汉书》中，接下来在《后汉书》《三国志》中都有相关的记载。在古代日本形成过程中，我关注的第一个事件就是“倭王受封”。

　　“倭国”是古代中国人对当时日本列岛上的城邦的称呼；“倭王受封”指的是倭国接受中华王朝的册封，也就是成为中华王朝的附庸。这件事最初发生在西汉年间，当时中国的势力范围达到朝鲜半岛中南部，所以倭王自然而然地向汉朝请求册封他为统领日本列岛的王。从这个时刻开始，日本就不再是一个孤零零的岛国，而是被纳入到了东亚世界体系当中。讲到这里，各位朋友可能觉得这没什么特别的，但我们要注意了，这里面有个认知上的要点，即国家自我意识的形成——日本大约在公元4世纪左右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意识：天下意识。

　　我们长话短说，日本战后之所以能迅速接受新事物，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在日本历史上是存在先例的。日本愿意仿照先进文明进行改革，“大化改新”就是这样的先例；有了这样的先例和基础，之后像19世纪中后期的明治日本对近代西方制度文明的全面吸收，就不难理解了。文明的发展有先后，而日本这个族群非常乐于接受先进文明，这是日本人的一个优点。

　　大化改新后，日本就产生了新的国号，也就是从“倭国”改为“日本国”。日本使者为此特意上疏中国皇帝。当时是武则天当政，她特意下诏书，今后外交文书中一律使用“日本”这个称呼。“日本”的原意是“日出之国”，这背后实际上还包含着当时日本政治家的小心思——日本将自己视为“日出之国”，那太阳东升西落，所以位于日本西面的中华王朝自然就是“日落之国”了。另一方面，日本人也意识到了“倭”这个字不仅发音不美，字形也不美。这些将自身与中华世界进行的细致而微妙的对比，正好反映了日本自我意识的演化和形成。

　　日本既然已经形成了独立命名的自我意识，接下来的摩擦便难以避免。公元663年，日本与中国爆发了第一次战争——白村江之战。日本派出两万精锐部队到朝鲜半岛和唐朝打了一仗，虽然日本最终惨败而归，但整个事件还是显得有些不可思议。因为日本很清楚唐王朝是东亚大陆上非常强大的政权，它竟然会为了朝鲜半岛上百济这样一个小国的求救，就派出精锐部队与中华王朝开战。其实，这件事不是源于简单的冲动，而是有着与中国分庭抗礼的自我意识的深层支撑和激励。这一场战争后，我们可以在接下来中日两国的战争中注意到类似的精神与欲望机制。

　　白村江之战是中日两国因朝鲜问题爆发的热战，此后两国间的战争也都围绕朝鲜半岛展开；其中，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一场就是明朝万历年间抵抗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援朝战争。从1592年到1598年，双方断断续续打了七年，耗费无数人力物力。有人说正是这场战争导致了大明朝国库空虚，成为随后灭亡的导火索。接下来，就是我们熟知的甲午中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了。虽然抗美援朝表面上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战争，其实根源还是当年中日战争的遗留，而归根结底是重构东亚秩序体系的问题。

　　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在这里对中日关系只能进行一个非常简略的回顾，但即便如此，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发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变量：精神和欲望，它们是支持人类行为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机制。

　　今年六月，我在和日本朋友的一次闲谈中聊到当下中日关系。他说，当下的日本人还是担心会被中国“吞并”或“吞没”。我觉得当代日本人的想法和当代中国人的想法可以说完全不一样；中国致力追求的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全没有吞并任何国家的意图。双方在认知上的这个巨大分歧，就是一种我们要认真对待的“社会事实”；或者说它是一个认识上、心理上、观念上的事实。因为观念是一种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稳定的心理结构，日本对中国持有的被“吞并”或“吞没”的忧虑，就如同中国要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我意识一样，都有着深刻的历史与心理根源。

　　回到日本的历史记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文字问题。大概在8世纪后，日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字。我们知道，日文字母分为“平假名”和“片假名”；根据历史记载，片假名来源于抄写佛经的僧人，他们取汉字的一部分进行书写，笔画要工整端庄，以显示虔敬之心，而平假名来源于草书，用于日常书写和表达。从日本吸收汉字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人对待外来事物的特殊方法：他们会对外来事物做最为细致、彻底的分析，再加以改换为自己所用，最后彻底变为自己的一部分。

　　我们知道汉字是象形文字，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文字之一，古代日本人同时利用汉字表意和表音，做到这一点其实非常不容易。日本有个非常著名的汉学家叫白川静，他专门研究汉字，他就注意到了汉字对日本民族精神造成的影响。从起源来看，这种影响可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对于一个还没有文字的民族而言，当他们突然间看到汉字时，会觉得它像天书，像符咒，甚至会将其神化，就像我们今天看甲骨文一样，可想而知这种冲击是巨大的。经过数个世纪的消化后，日本人开始对汉字进行编辑，并将其彻底转化为自己的文字。这一过程塑造了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此后当他们再次面对发达文明时，他们就会按照同样的方法进行操作，对其吸收转化，变为自己文明的一部分。比如，日本对儒学思想和佛教思想的吸收是相当顺畅的。从外部视角来看，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让人惊异的过程；但如果从日本的起源来看，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这就是我对“现代日本的起源”的一个理解。

　　既然提到了语言问题，我还想顺便说一下日本文字对中国的逆影响。我们知道，古汉语的特点之一是使用单字，而现代汉语中有大量二字词语，而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来源于明治维新前后日本人的创造。学者的相关研究表明，现代汉语从日文中借用的二字词语，有三种类型；其中一种完全是近代日本人的创造，另外一种是中国古汉语中有类似的字样，但近代日本人赋予了它们新的含义和用法。典型例子就是“社会”二字；此前中国古代典籍中就有这两个字的组合，但含义和如今完全不同。还有很多词语会让我们感到出乎意料，比如说“正确”和“优秀”这两个日常用语，我本来以为这两个词是我们自古以来就有的，但其实它们也源自日本。当我们用语言表述我们的认知时，语言会对我们的思维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说汉字影响了古代日本人看待世界的方式，那我们如今看待世界的方式同样也有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影响。

　　最后，我想再次说明的是，拙作《变异：日本二千年》这本书的副标题容易让人误解为本书是在讲日本历史，但其实并非如此；这本书的主题是分析当下日本事物的历史起源，是对日本民族、日本文化进行一种精神分析的尝试。一方面，我希望这种工作能帮助我们厘清我们所见的“现代日本社会”的起源，我们借此能更客观地审视中日两国关系；另一方面，通过分析中日两国在长期的演化进程中形成的彼此互为“分身”的关系，我也期待我们借此能反观自身，从而能对自己、对文明形成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