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金日成如何走上权力顶峰？

 　　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及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对金日成在朝鲜的统治产生了负面影响，从而遭到朝鲜劳动党(以下简称劳动党)的抵制。劳动党内部对金不满的干部，受到“非斯大林化”的刺激和鼓励，趁金在当年夏天出访苏联、东欧及蒙古之际纷纷串联，形成反对派，准备通过政治斗争的方式批判金，甚至迫使其下台。就在批金倒金的秘密政治斗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金日成于7月19日回国了{1}。本文利用最新解密的俄国档案及中方相关资料，再现1956年8月劳动党内政治斗争的全过程，并提出一些与以往研究者不同的判断和看法。

　　一　反对派积极活动

　　关于金是何时及如何得知反对派正在策划“阴谋”的，有当事人回忆说，金在国外时就已经从崔庸健或苏联外交官那里得到了消息{2}。而金本人在回忆录里说，是回国后他的副官长李乙雪和外务相南日向他报告的{3}。这里还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在回国途中，金于1956年7月13日离开莫斯科去蒙古，直到19日才返回朝鲜，就是说他在蒙古及回国途中整整耗费了六天{4}。如果这时金已经知道国内有人准备“篡党夺权”，很难想象他还会为几万头牛羊悠闲地与蒙古人谈判。俄国档案披露的情况也证实，金的确是在回国后才发现危机已经迫近，而南日就是向他通风报信并协助折解危机的主要人物之一。

金日成

　　7月20日，金日成会见了朝鲜党和政府的其他领导人，除向他们通报了出访情况外，还专门谈到“波兰事件”。金指出波兰危机的出现，就是因为领导人过于关注个人崇拜问题，而没有注意知识份子的“危险思潮”{5}。金显然是在提醒大家，事实证明，正是“非斯大林化”导致了政治上的不稳定，从而为自己的方针辩护。就在这一天，朝鲜政治不稳定的消息就传出来了。根据南日7月24日向苏联使馆临时代办彼得罗夫(А. М. Петров)通报的情况，7月20日“苏联派”干部朴昌玉来到南日家中，开门见山地告诉他，内阁副首相崔昌益、建设相金承化以及他本人等一批领导干部，打算在即将举行的中央全会上严厉批评金日成的领导方式、个人崇拜等错误。为了争取南日加盟，朴昌玉说，他们会取得多数领导干部的支持，甚至不排除崔庸健也会加入对金日成的批评。南日向苏联人表示，他个人认为这种做法不可取，会“导致不良后果”;在党员和人民中间“丑化金日成”，会引起政治混乱。而金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正在采取措施改正。随后南日表示，至于是否将此事告诉金，令他感到很为难。彼得罗夫表态说，联合批评金这件事值得高度关注，朴昌玉采取的立场明显是不正确的，这样做可能会在国内外引起不良反应。彼得罗夫建议南日应劝说朴昌玉、金承化放弃这种做法。至于是否向金日成通报，彼得罗夫说这是南日自己的事情，但又说如果这样做，最好不要提到具体人名。南日立即表示同意，并自告奋勇将帮助金准备自我批评的发言{6}。由此可知，朴此时已经参与了反对派的活动，并承担了联络苏籍朝鲜干部的任务。另外，毫无疑问，金马上就得知了全部消息。

　　随后几天，反对派的活动紧锣密鼓地展开了。7月21日，朴昌玉告诉苏联参赞菲拉托夫(С. Н. Филатов)，在下一次中央全会上，将对金日成进行集中批评{7}。7月23日，崔昌益拜访苏联使馆，也通知菲拉托夫，“在未来的中央全体会议上金日成将会受到尖锐批评”{8}。7月24日，金承化告诉菲拉托夫，他最近两次与“延安派”的精神领袖、最高人民会议议长金枓奉谈话，询问他对在中央全会批评金日成一事的看法。金枓奉表示很高兴看到这样的行动，因为金日成不想改正自己的错误;但他认为很少人会下决心反对金日成{9}。关于这些情况，后来逃亡中国的职业联盟委员长徐辉等人向中共中央报告说，金日成回国后不久，菲拉托夫曾通过金承化与崔昌益、李弼奎、徐辉、尹公钦等人见面，表示同意他们的观点和做法，甚至说“为了消除朝鲜劳动党内的个人崇拜及党的工作中的严重缺点，必须要很好地组织斗争”，并把苏共中央主席团在莫斯科与金日成会谈的内容以及金已承认错误的情况透露给他们。徐辉等人在报告中说，“我们很受鼓舞”，因为没有兄弟国家的支持，去批评大权在握的金日成只会导致无谓牺牲，但有了苏联的支持，就可以制止金的独裁{10}。然而，在俄罗斯著名朝鲜问题专家兰科夫(Andrei Lankov)引用的有关菲拉托夫的三次谈话纪要中，根本没有这些内容{11}。尽管笔者没有看到这些文件的原文，但相信如果文件中提到如此重要的信息，兰科夫一定不会放过。从前面所引彼得罗夫与南日谈话中的表态来看，苏联外交官中即使有人同情反对派，也不可能如此直白地表露出来。徐辉等人这样说，很可能是在“八月全会”斗争失败后为自己采取的鲁莽行动寻找理由，以便给中共中央一个合理的解释。

　　在反对派积极活动的时候，金日成及其支持者也没有闲着，他们对即将到来的挑战进行了充分准备，并且按部就班地展开了行动。首先，当然是要取得莫斯科的支持。与反对派相比，金日成、南日等人与苏联使馆保持着更加频繁、也更直接的联系。除了外交场合的见面和会谈，应朝方的邀请或要求，彼得罗夫7月24日到外务省会见南日，7月26日与金日成进行会谈，7月28日拜会南日和朴正爱，8月1日与南日进行会谈{12}。尽管这些已通过电报送交莫斯科的“特别会谈记录”目前尚未完全解密，但可以肯定其内容与朝鲜政治有关。很快，苏共中央就有了答复。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彼得罗夫8月2日约见金日成，并向他通报了莫斯科来电的内容，其主要精神是“在批评朝鲜劳动党中央工作和政府活动的失误的过程中，金日成应当主动地有所表现”{13}。

　　7月30日，劳动党中央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中央各部负责人及一些内阁成员出席。朴金哲和朴正爱分别在会上发言，内容大体相同。他们首先承认在劳动党内确实存在着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的现象，党在干部任免工作中也犯了一些错误。但他们一致认为，对金的崇拜并不像苏联对斯大林的崇拜那样已经发展到危险地步，而且党目前正在采取措施准备纠正错误。所以，对于个人崇拜的问题没有必要进行全面讨论，领袖和党不会允许出现任何可能削弱党的力量的分裂行为。他们在发言中还透露，实际上对于苏籍朝鲜干部的打击主要来自“延安派”干部;苏共领导人不会干预劳动党的行动{14}。这两个明显是金授意发表的讲话，自然是为了安抚受到排挤的“苏联派”干部，以分化反对派的队伍，同时也告诫那些不安分的人不要轻举妄动，莫斯科是不会支持他们的。为此，8月1日的《劳动新闻》还发表了长篇社论，中心意思是个人崇拜应该受到批判，但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序地进行，以免被阶级敌人所利用{15}。

　　二　金日成部署反击

　　为了控制局面，金日成还采取了两项措施：第一，要求正在苏联的内务相方学世迅速回国，采取措施防止可能发生的紧急状况;第二，推迟召开原计划于1956年8月2日举行的中央全会，以便做好更充分的准备。随后，金日成、金一、崔庸健和朴正爱分别找朴昌玉、崔昌益和金枓奉谈话，了解他们的意图。

　　伊万诺夫(В. И. Иванов)大使从苏联返回平壤后，8月6至8日，金日成、南日和朴正爱相继要求会见，汇报情况。根据他们的报告，反对派的成员有金枓奉、崔昌益、徐辉、高峰起、李弼奎、尹公钦、金承化和朴昌玉，而将受到攻击的人有金日成、朴正爱、郑一龙、朴金哲和金昌满等。他们在谈话中承认工作有错误，并愿意承担责任。金日成甚至对金枓奉说，为了党的利益，如果需要的话，他准备辞去领导职务。但是，金枓奉、崔昌益坚持要他罢免朴正爱、朴金哲、郑一龙、金昌满、郑准泽等人的领导职务。朴正爱还指出，所有对党的不满和指责都是崔昌益鼓动的，背后的活动也是他一手策划的;金枓奉与崔昌益的老朋友朴昌玉也参与进来。金承化则充当崔昌益与其他反对派成员内部之间的联络人，中央已决定调他去莫斯科学习。在谈话的最后，伊万诺夫根据8月2日莫斯科来电的指示精神，分别对金日成、南日和朴正爱发表了内容大致相同的看法：劳动党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勇敢地、坚持原则地揭露党的领导层工作中的失误，主动地开展批评，正确地分析那些不满意见产生的客观原因，采取切实的措施在实际工作中逐步弥补不足，从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对那些揭露问题、提出意见的干部不能进行压制，更不能采取党纪处分的手段，以免激化矛盾，使党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伊万诺夫在日记中写到：与金日成的会谈表明，他对劳动党内部存在的不满情绪感到忧虑，并清楚地意识到这种不满情绪有着深刻的根源：“我认为，朝鲜朋友在全会开幕全面讨论前采取措施以取得中央常委会在这些问题上观点统一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只有这样，此次全会才能够在更广泛和更健康的党的基础上讨论朝鲜劳动党领导层的所有失误，并采取措施制订出清晰、明确的清除这些错误的行动计划。”{16}从伊万诺夫的日记可见，此时金日成已经取得苏联的支持;尽管督促他采取主动态度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但莫斯科明显不希望看到劳动党领导层出现不稳定的局面。

　　从1956年4至5月对金日成抵制苏共二十大路线的极度不满，到8月初对劳动党稳定局势种种措施的明确支持，莫斯科的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这种转变并不是因为对金的看法有了新的认识，而是受到了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因素的影响。4月5日，面对赫鲁晓夫(Н. С. Хрущев)“秘密报告”引发的冲击，中共中央政治局发表了长篇理论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既肯定了苏共二十大的历史功绩，特别是揭露个人崇拜问题的勇气，又明确主张对斯大林的功过应该作三七开评价，承认他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其目的就是替赫鲁晓夫“补台”，消除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思想混乱的局面{17}。苏共对此很重视，专门印发了二十万册单行本，让党员干部学习{18}。6月28日，波兹南爆发群众游行和工人罢工，波兰政府采取了武力镇压的措施。事件虽然平息下去，但在社会主义各国引起很大反响，也令苏联领导人感到十分担忧{19}。6月30日，苏共中央做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强调在批判个人崇拜错误的同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基本接受了中共的理论观点{20}。7月12日，面对匈牙利因“波兹南事件”引发的党内危机和抗议活动，苏共中央主席团不得不决定逼迫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总书记拉科西(Mátyás Rákosi)“退休”，以平息党内外的“激昂情绪”{21}。在如此多事之秋，莫斯科自然不希望再看到社会主义的东方发生危机和动乱。金日成又一次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

　　8月13日，伊万诺夫主动拜访金日成，向他介绍了刚收到的苏共中央来信的内容，主要是关于苏共二十大决议讨论和执行的情况。金在会谈中表示，经过他详细了解情况后发现，党内对领导层不满的只是个别人，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徐辉。在言谈中，金日成也流露出对金枓奉的不满。伊万诺夫注意到，金日成和南日对莫斯科来信中谴责苏共党内个别反党言论的内容颇感兴趣，金尤其感到满意的是信中的结论及相关内容，即“党内民主不应被用来作为工具以达到损害党、破坏和削弱党的纪律的目的，不应被用来传播对党的领导层及其机关和骨干不信任的情绪和言论”{22}。在这次会谈以后，金立即在朝鲜党内传达了这些信息{23}。劳动党内的局势也逐渐明朗了，金完全掌握了主动权，并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8月18日，金日成召集中央常委会，通报了苏共中央来信的内容，暗示苏联对批判个人崇拜的态度已有所改变。崔昌益的反应强烈，情绪有些激动;金枓奉发言比较克制，只是希望中央常委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党内问题。听了南日关于上述内容的通报后，伊万诺夫建议他应深刻领会苏共中央来信的指示精神，端正对批评者的态度。劳动党中央应该主动把问题摆出来，揭露错误，开展批评，找到产生错误的原因，而不要本末倒置，把主要精力用来调查反对派的活动{24}。

　　根据南日和朴义琓的报告，8月21至23日，劳动党中央常委会开会讨论党内存在的问题。在金日成的开幕词后，崔昌益首先发言。他指出在劳动党内部存在着个人崇拜现象，缺乏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干部选拔不是根据其业务素质和能力，而是对领导人是否忠诚。他建议解除朴金哲副委员长的职务，并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对郑一龙和金昌满进行审查。接着，朴金哲、金昌满、金一和林海先后发言，一致对崔昌益进行了严厉批判，他们都特别强调一点，即崔的行为是直接反对金日成的，企图在国家领导层内部制造纷争和削弱党的力量。金枓奉的发言比较平和，但也认为朴金哲等人不能胜任所担负的职责，在党内有必要开展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实现真正的集体领导。对于朴金哲等人的发言，金枓奉认为不应一味地指责批评者，而应对其所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会议期间，金日成找朴义琓进行了三个小时的单独谈话，要求他在会上保持中立，不要对党和政府进行批评，并希望他支持朴金哲。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南日发言对崔昌益进行了“彻底批判”，金枓奉则改变了态度，提出不要抓住一些干部的历史问题不放，还建议撤销崔昌益的职务(南日就此评论说，金枓奉已经退出崔昌益集团)。金日成最后发言表示，他认同这样的看法，劳动党领导层的确存在着错误和不足，并将采取措施予以清除，但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对于一些领导干部的职务问题，因证据不足不予撤换;会议决定8月30日召开中央全会。朴义琓还反映了一个情况，即国家安全部门已经对某些干部使用了“警察手段”，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遭到审问。伊万诺夫在分别听取南日和朴义琓的汇报后发表了意见，他认为会上对党的领导人提出的批评意见基本正确，绝不能对批评者采取任何过激手段，把批评人说成“怀有敌意的反党集团”也是不对的。伊万诺夫还建议朴义琓劝说金日成主动进行自我批评，采取措施改正错误，从而巩固劳动党的领导地位{25}。可以看出，此时苏联使馆的担心，已经不是反对派要采取过激行为，而是金要使用严厉手段排除异己。无论如何，其结果都会激化矛盾，酿成危机。

　　8月28日，朴义琓造访苏联使馆，通报了当天劳动党中央常委会开会的情况。会议通过了金日成将在中央全会所作报告的草稿，金枓奉和崔昌益认为，报告应该更多地谈到个人崇拜及其严重的危害，而压缩关于派别活动的内容。朴还说这些天来，金日成、朴正爱、金一、南日和方学世纷纷找他谈话，极力劝说他不要在中央全会上提出“那些已经十分紧迫的问题”，“不要掺和到这些烂事里”。朴指出，现在已经出现了要压制那些不服从的领导干部的苗头，如把金承化调去苏联学习。金日成还对朴威胁说，如果那些人还要在会上继续发言反对国家领导人，那么中央手里掌握的有关他们的材料就派上用场了，而且大家都清楚，金可是莫斯科支持的人啊{26}。

　　但金日成向伊万诺夫所谈8月28日常委会开会的情况却很不相同。他说报告草稿得到常委会一致称赞，崔昌益认为报告中关于个人崇拜问题提得很尖锐，金枓奉也同意报告的内容。常委会的核心是讨论干部问题，而非个人崇拜问题。研究表明，对朴正爱和朴金哲等人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金枓奉也同意这些问题不提交中央全会讨论。金日成还说，常委会的结论是，某些人指责中央领导人的目的是破坏党和国家的领导层。金日成甚至还暗中向苏联大使施加压力：金枓奉说他所提出的干部问题曾“得到兄弟党的支持”{27}。如果留意到金日成的谈话是在9月1日，即充满激烈斗争的中央全会已经闭幕，且金大获全胜，那么就可以理解他与伊万诺夫的谈话内容为何同朴义琓所说的情况存在如此差别，以及他为甚么敢于暗示苏联大使不要再干预朝鲜事务。

　　关于此期徐辉、李弼奎等反对派骨干份子的活动，档案材料中没有任何反映。不过可以判定，金日成及其支持者频繁与苏联使馆接触，反复找一些持中立态度的干部谈话，又对可疑人士采取监控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的活动空间已经十分狭小。即使他们想采取甚么行动，也是孤掌难鸣了。8月30至31日的中央全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反对派势单力薄，只能孤注一掷。会议的过程很简单，结局也是可以预料的。

　　三　“八月全会”的召开

　　1956年8月30日中央全会开幕，金日成首先作报告。与以前党内文件或讲话相比，这个报告不同的地方是用很大篇幅讨论了个人崇拜问题，相同的地方是依然只谈苏联的个人崇拜和朝鲜对朴宪永的个人崇拜，而对领袖金日成的个人崇拜问题，只是在谈到宣传工作时顺带提了一下。报告强调，“最近几年党中央委员会对纠正与个人崇拜相关的现象极为重视”，还特别指出，“个人崇拜绝对不是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上产生的，也不是敌人喜欢断言的那样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弱点”。像以往一样，报告批评的重点是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以及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表现{28}。报告后进行大会讨论，在第二个发言以后整个会场马上就陷入一片混乱，还出现了很多激烈争斗的场面。关于“八月事件”的情况，档案文献中不同的人有不尽相同的说法，而当事人的回忆更是五花八门。档案材料有金日成、朴义琓分别与伊万诺夫的谈话，徐辉等人给中共中央的信，李相朝给劳动党中央的信，劳动党中央产业部部长高熙万与苏联驻朝使馆一等秘书萨姆索诺夫(Г. Е. Самсонов)的谈话，米高扬(А. И. Микоян)与劳动党代表团的谈话，以及伊万诺夫关于“八月事件”的报告{29}。学者经常引用的口述史料则来自原劳动党中央书记林隐(许真)、原金日成秘书室主任高峰起、原内务省副相姜相浩、原驻苏大使李相朝及苏联使馆朝文翻译金楚雄等人{30}。经过梳理和对比，笔者以为朴义琓对苏联使馆讲述的情况比较全面、客观，因而内容比较可靠。故以下所述，除特别说明外，主要取自朴的谈话。

　　在中央全会上，首两个发言者，即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长李钟玉和咸镜北道委员长金泰根的发言，除了歌功颂德，没有甚么实际内容。第三个站起来的是贸易相尹公钦，根据俄国档案中保存的发言稿，尹的发言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揭露党内生活及工作中严重的缺点和错误的问题：个人崇拜思想广泛蔓延，批评和自我批评遭到压制;有人溜须拍马，有人滥用职权，有人专横跋扈。接着，尹指名道姓地讲述了许多具体问题，金日成、金昌满、韩相斗、朴金哲、朴正爱、李一卿等人都在批评之列。发言是围绕着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展开的，涉及范围之广，具体内容之细，实为有关这一问题的文字材料中所罕见。尹最后向党中央提出两点建议：保障党内民主，制止以各种方式压制批评;将金日成个人崇拜问题交全党讨论{31}。

　　不过，尹公钦的发言并没有讲完。当他刚提到劳动党内的严重问题时，金日成就打断他的发言，指责尹是在诬蔑党。尹的随后发言不断被人插话、打断：“你是在诬蔑”，“难道朝鲜劳动党是法西斯或资产阶级政党”，等等。当尹点到崔庸健的名字时，崔站起来大骂尹是“狗崽子”，还使用了各种侮辱性的语言，甚至要上前揍他(徐辉语)。此时支持尹的崔昌益起身想发言，但没有得到允许。尹的发言讲到一半时，被迫中止(崔庸健语)。金提出，没有必要给反党份子和反革命份子继续发言的机会，应该立即停止讨论。随后大会对此建议进行表决，结果大部分同意，七票反对(徐辉语)，然后休会。复会以后，尹等人没有再回来。大会当场通过决议，开除尹的党籍(林海语)。

　　接下来的发言就是对尹公钦及其他反对派干部的严厉批判或为金日成辩护，依次发言的有财政相李周渊、南日、青年联盟委员长朴容国。随后崔昌益发言，他不否认党的政策的正确性，但认为个人崇拜也是党内的大问题。他的发言也数次遭到质疑。接着平安南道委员长金万金发言，提议对以崔昌益为首的反党集团展开调查，并把他们全部关进监狱。以后，金昌满、咸镜南道委员长玄正民、李一卿、崔庸健相继发言，不仅针对尹公钦，还点名揭露和批判崔昌益、朴昌玉、徐辉、李弼奎。朴昌玉最后要求发言，想为自己辩白，也被一片抗议声所打断。金日成在结束语中要求对崔昌益和朴昌玉采取组织措施，大家一致赞同。

　　当天休会后，徐辉、尹公钦、李弼奎三人回家，发现电话线路已被切断，形势不妙。他们找到时任文化省副相的金刚(原朝鲜义勇军鸭绿江支队政委)商议，于当晚驾驶一辆军车，直奔中朝边界的鸭绿江大桥，逃亡中国{32}。在第二天继续召开的会议上，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崔昌益、尹公钦、徐辉、李弼奎和朴昌玉等同志的派别和阴谋活动〉的决议，历数罪状后，宣布将他们开除出党，撤销党内一切职务，并建议内阁撤销他们的一切行政职务，又责成监察委员会对崔昌益、朴昌玉及其他有关人员进行调查{33}。按照朴义琓的说法，会后整个国家陷入大规模的搜捕和严厉镇压之中{34}。“八月事件”到此告一段落，金日成大获全胜。

　　笔者把上述过程和情况归纳起来，提出以下几点看法，与学界同仁商讨：

　　第一，以往关于“八月事件”的描述，多把发起者称为“延安派”，此议不妥。其一，劳动党内各派，除“南方派”以外，“延安派”和“苏联派”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派别，也没有组织活动{35};其二，原有各派干部内部即使有一些个人之间的联系，经过几次政治清洗和重新站队，到1956年初早已打乱了原来的干部结构，4月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劳动党三大)时领导机构的形成就很能说明问题;其三，反对金日成的骨干力量当中，固然“延安派”人数为多，但也有“苏联派”和“国内派”不少人，如朴昌玉、金承化、高峰起等;其四，金的支持者当中，也不乏原“苏联派”、“国内派”甚至“延安派”的干部。既然不能证明“延安派”在这次事件中单独成立了地下组织，或以该组织为核心发起了反对金的行动，那么就很难把这次政治斗争说成是“延安派”组织或指挥的。其实，这次政治斗争是所有对金及其支持者不满的干部策动的，所以将他们统称为党内“反对派”可能比较合适。

　　第二，反对派的核心人物的确是原“延安派”的干部，即徐辉、尹公钦和李弼奎。刚一发现苗头不对，首先逃跑的就是此三人(金刚只是协助逃亡者)，这很能说明问题。崔昌益、朴昌玉、金承化、李相朝都积极参与了这场斗争，但似乎还不是策划者或中心人物。金枓奉只是外围人物，是反对派积极争取的对象。最不合理的，是把崔庸健认定为反对派努力争取的中心人物，甚至把反对派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崔的“出卖”或“背叛”{36}。崔一直是金日成的追随者，特别是金在1955年力排众议，把他推上中央副委员长的宝座，1956年出国时又委托他镇守国内，这些情况所有干部都看在眼里，反对派怎么可能对崔寄予厚望，而把身家性命交与一个金的心腹?当事人的这种说法，不过是为了争取支持而壮大声势，或为斗争失败推脱责任。

　　第三，关于“八月事件”的性质，应该说是一次党内合法的政治斗争。首先这肯定不是后来劳动党给反对派定罪时所说的“军事政变”，反对派手里既没有军权，也不掌控警察，如何组织和发动武装政变?其次把反对派的活动说成是“反党阴谋”也没有根据，他们的活动几乎没有甚么秘密，一方面不断向苏联使馆报告，争取支持;另一方面到处游说，发动各种反金日成的力量，哪还有甚么“阴谋”?他们最初是希望通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最传统的党内斗争方式夺取金的领导权，或至少达到“清君侧”的目的，只是后来发现既没有足够的力量，也无法得到苏联的支持，于是只好孤注一掷，在中央全会上公开站出来指责金，试图在党内争取支持，做最后的拼搏。

　　第四，反对派失败的关键原因，是苏联对处理朝鲜党问题态度的转变。劳动党的个人崇拜问题，既是金日成的致命弱点，也是反对派的手中武器。起初苏联领导人出于对劳动党中央抵制苏共二十大方针的不满，支持对金的个人崇拜错误提出批评，同时也主动找金谈话。正是这一消息的走漏(尽管可能不是苏联人的责任)，给反对派发起行动增强了动力。后来由于担心社会主义阵营思想混乱、局势动荡，莫斯科在批判个人崇拜问题上的态度有所软化，又明确表态反对采取激烈方式批评金，其结果既为金鼓了劲，也给反对派泄了气，这场政治较量的天平便明显地一边倒了——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最后，关于这段历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在其中扮演了甚么角色?有一些说法笔者很难苟同。姜相浩回忆说，“密谋者与中国大使馆有一条秘密联络渠道”，有学者据此认为，反对派始终与中国大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甚至“整个事件有可能就是由中国煽动起来的”{37}。多年后金日成的一个说法更是自欺欺人，他说反对派“敢于闹，是因为彭德怀给他们撑腰”{38}。根据现有史料，可以确定的是，1956年7月苏联领导人与金会谈后，向中共中央通报了会谈情况。但具体内容不详，中共也没有做出反应{39}。另据俄国档案记载，8月3日中国驻朝使馆参赞曹克强拜会彼得罗夫时说，“在与中国使馆工作人员的会谈中，个别朝鲜同志对中国如何对待个人崇拜的问题颇感兴趣”，而使馆的答复都是遵循《人民日报》的口径{40}。这个说法与笔者采访金忠植的记录完全吻合。在回答“延安派”干部是否与中国使馆进行联系的问题时，金忠植说中国使馆的态度很冷淡，或者避而不见，或者含糊其辞{41}。8月17日伊万诺夫拜访中国使馆，从他挑选的这个会面时间来看，苏联人很可能是想了解一下中国对朝鲜政局的立场。但乔晓光大使只谈到了一个情况，即关于朝鲜希望中国在五年计划中提供何种援助，目前仍未向使馆做任何通报，有可能会在金日成率团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提出这个问题{42}。

　　看起来，中国对当时朝鲜党内斗争的详细情况似乎既不了解，也不关心{43}。不过，事情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反对派干部逃亡中国几天后，中共中央不仅卷入了劳动党“八月事件”，而且成为主要角色。于是，劳动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便演化为社会主义阵营里的一场政治斗争。

　　注释

　　1　由于版面限制，“金日成走上权力顶峰”按时间顺序分为五个专题六篇文章：“在党内排除异己”，“八月事件”(上、下)，“应对中苏共同干预”，“毛泽东转变对朝方针”，“志愿军撤离北朝鲜”。第一、二篇已经刊出，参见沈志华：〈金日成走上权力顶峰：在党内排除异己〉、〈金日成走上权力顶峰：“八月事件”序曲〉，《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15年10月号、12月号，页68-85、84-96。其余各篇将在《二十一世纪》陆续刊出。

　　2、11、37　Andrei Lankov, Crisis in North Korea: The Failure of De-Stalinization, 1956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87-88, 105-106; 79-83; 111.

　　3　金日成：《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第八卷(平壤：外文出版社，1998)，页269。

　　4　〈朝鲜代表团离苏赴蒙　平壤集会欢迎金日成回国〉，《人民日报》，1956年7月14日，第5版、7月20日，第5版。

　　5、8　菲拉托夫(С. Н. Филатов)与崔昌益谈话纪要，1956年7月23日，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102, оп.12, д.6, п.68。

　　6　彼得罗夫(А. М. Петров)与南日谈话纪要，1956年7月24日，РГАНИ(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ф.5, оп.28, д.410, л.301-303, CWIHP Bulletin, issue 16 (Fall 2007/Winter 2008), 480-81。

　　7　菲拉托夫与朴昌玉谈话纪要，1956年7月21日，АВПРФ, ф.102, оп.12, д.6, п.68。

　　9　菲拉托夫与金承化谈话纪要，1956年7月24日，АВПРФ, ф.102, оп.12, д.6, п.68。

　　10　徐辉等人给中共中央的信，1956年9月5日，ГАРФ(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ф.5446, оп.98, д.721, л.161-81。

　　12　彼得罗夫日记，1956年7月20至8月3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309-14。

　　13　彼得罗夫日记，1956年8月2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313;伊万诺夫(В. И. Иванов)日记，1956年8月6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 335-37。

　　14　菲拉托夫与尹公钦谈话纪要，1956年8月2日，АВПРФ, ф.102, оп.12, д.6, п.68。

　　15　〈国际工人运动的重新高涨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的威力〉，《劳动新闻》，1956年8月1日，第1版。

　　16　伊万诺夫日记，1956年8月6日、8月6至7日、8月7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335-41。

　　17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第1版。

　　18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苏联出版全文的小册子〉，《人民日报》，1956年7月6日，第6版。

　　19　详见Орехов А. М.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в Польше и кризис польско-совет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945-1985): новое прочтение,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95, c.217-40。

　　20　苏共中央主席团就〈苏共中央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草案〉的决议，1956年6月30日，РГАНИ, ф.3, оп.14, д.39, л1, 30-34; 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гла.ред.)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2, c.352-68。中文版参见〈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人民日报》，1956年7月6日，第1版。详细的分析参见沈志华：〈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根据俄国最近披露的档案文献〉，《国际冷战史研究》，第一辑(2004年冬季号)，页28-70。

　　21　详见Волков В. 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1998, c.28-30, 35-40, 85-87; В. Л. Мусатов СССР и венгерские события 1956г.: 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3г., No.1, c.4-6。

　　22　伊万诺夫日记，1956年8月13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 341-44。

　　23　波诺马廖夫(Б. Н. Пономарев)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6年9月12日，ЦХСД(当代文献保管中心), ф.5, оп.28, д.410, л.228-32。

　　24　伊万诺夫日记，1956年8月18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 347-48。

　　25　伊万诺夫日记，1956年8月23、24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354-56、356-59。

　　26　伊万诺夫日记，1956年8月29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317-19。

　　27　伊万诺夫日记，1956年9月1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319-21。朴义琓后来证实，关于“兄弟党”的说法，金日成完全歪曲了金枓奉的意见。金枓奉当时说，不应在常委会上研究证人的口供，而应委托金日成与这些证人交谈，这样的方式也是各兄弟党内部经常采用的。参见伊万诺夫日记，1956年9月1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321。

　　28　金日成在中央全会的报告，1956年8月30日，ГАРФ, ф.5446, оп.98, д.721, л.69-103。

　　29　伊万诺夫日记，1956年9月1日、9月6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319-21, 326-32;徐辉等人给中共中央的信，1956年9月5日，ГАРФ, ф.5446, оп.98, д.721, л.161-81;李相朝给朝鲜劳动党中央的信，1956年10月5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233-95;萨姆索诺夫(Г. Е. Самсонов)与高熙万谈话纪要，1956年8月31日，АВПРФ, ф.102, оп.12, д.6, п.68;米高扬(А. И. Микоян)与朝鲜劳动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16日，ГАРФ, ф.5446, оп.98c, д.718, л.48-57;伊万诺夫的报告：朝鲜劳动党八月事件及目前局势，1956年12月28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86, л.1-17。

　　30　参见林隐：《金日成正传》(首尔：沃村文化社，1989)，页276-77;高峰起：《金日成秘书室主任高峰起遗书》(首尔：天马出版社，1989)，页86、92-93、97-98;韩国日报社编：《关于金日成的证言——俞成哲、李相朝所揭示的北韩政权实体》(首尔：韩国日报社出版局，1991)，页118-19、183;Andrei Lankov, Crisis in North Korea, 124, 128-30。

　　31　尹公钦在中央八月全会的发言稿，ГАРФ, ф.5446, оп.98, д.721, л.182-202。尹之所以做如此激烈的发言，根据他们后来向中共中央所作的说明，似乎是因为事先得知金日成将在会上做自我批评，结果发现完全不是这样，故拍案而起。参见徐辉等人给中共中央的信，1956年9月5日，ГАРФ, ф.5446, оп.98, д.721, л.176-77。但实际上尹这个措辞严厉的发言稿是会前准备好的，所以应该有两种可能：如果金日成确实认真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个发言稿就收起不用了;如果金没有实现承诺，便以此对他发起进攻;又或者，无论如何都要公开揭露和批判金。

　　32　徐辉等人给中共中央的信，1956年9月5日，ГАРФ, ф.5446, оп.98, д.721, л.161-81;米高扬与朝鲜劳动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16日;笔者采访金刚记录，太原，2010年2月16日。

　　33　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决议，1956年8月31日，ГАРФ, ф.5446, оп.98, д.721, л.14-25。

　　34　伊万诺夫日记，1956年9月6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326-32。

　　35　沈志华：〈金日成走上权力顶峰：在党内排除异己〉，页68-85。

　　36　笔者采访金忠植记录，太原，2010年2月17日。金时任朝鲜劳动党平壤市委组织部部长，“八月事件”后逃往中国。

　　38　毛泽东会见金日成谈话记录，1960年5月21日，未刊。

　　39　毛泽东接见苏共中央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18日，未刊。

　　40　彼得罗夫日记，1956年8月3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313-14。

　　41　笔者采访金忠植记录，太原，2010年2月17日。

　　42　伊万诺夫日记，1956年8月17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 346-47。

　　43　1956年4月朝鲜劳动党三大，中共派遣在党内地位仅是中央委员的聂荣臻率团出席，就很能说明当时朝鲜问题在中共议事日程中的地位。

 　　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及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对金日成在朝鲜的统治产生了负面影响，从而遭到朝鲜劳动党(以下简称劳动党)的抵制。劳动党内部对金不满的干部，受到“非斯大林化”的刺激和鼓励，趁金在当年夏天出访苏联、东欧及蒙古之际纷纷串联，形成反对派，准备通过政治斗争的方式批判金，甚至迫使其下台。就在批金倒金的秘密政治斗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金日成于7月19日回国了{1}。本文利用最新解密的俄国档案及中方相关资料，再现1956年8月劳动党内政治斗争的全过程，并提出一些与以往研究者不同的判断和看法。

　　一　反对派积极活动

　　关于金是何时及如何得知反对派正在策划“阴谋”的，有当事人回忆说，金在国外时就已经从崔庸健或苏联外交官那里得到了消息{2}。而金本人在回忆录里说，是回国后他的副官长李乙雪和外务相南日向他报告的{3}。这里还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在回国途中，金于1956年7月13日离开莫斯科去蒙古，直到19日才返回朝鲜，就是说他在蒙古及回国途中整整耗费了六天{4}。如果这时金已经知道国内有人准备“篡党夺权”，很难想象他还会为几万头牛羊悠闲地与蒙古人谈判。俄国档案披露的情况也证实，金的确是在回国后才发现危机已经迫近，而南日就是向他通风报信并协助折解危机的主要人物之一。

金日成

　　7月20日，金日成会见了朝鲜党和政府的其他领导人，除向他们通报了出访情况外，还专门谈到“波兰事件”。金指出波兰危机的出现，就是因为领导人过于关注个人崇拜问题，而没有注意知识份子的“危险思潮”{5}。金显然是在提醒大家，事实证明，正是“非斯大林化”导致了政治上的不稳定，从而为自己的方针辩护。就在这一天，朝鲜政治不稳定的消息就传出来了。根据南日7月24日向苏联使馆临时代办彼得罗夫(А. М. Петров)通报的情况，7月20日“苏联派”干部朴昌玉来到南日家中，开门见山地告诉他，内阁副首相崔昌益、建设相金承化以及他本人等一批领导干部，打算在即将举行的中央全会上严厉批评金日成的领导方式、个人崇拜等错误。为了争取南日加盟，朴昌玉说，他们会取得多数领导干部的支持，甚至不排除崔庸健也会加入对金日成的批评。南日向苏联人表示，他个人认为这种做法不可取，会“导致不良后果”;在党员和人民中间“丑化金日成”，会引起政治混乱。而金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正在采取措施改正。随后南日表示，至于是否将此事告诉金，令他感到很为难。彼得罗夫表态说，联合批评金这件事值得高度关注，朴昌玉采取的立场明显是不正确的，这样做可能会在国内外引起不良反应。彼得罗夫建议南日应劝说朴昌玉、金承化放弃这种做法。至于是否向金日成通报，彼得罗夫说这是南日自己的事情，但又说如果这样做，最好不要提到具体人名。南日立即表示同意，并自告奋勇将帮助金准备自我批评的发言{6}。由此可知，朴此时已经参与了反对派的活动，并承担了联络苏籍朝鲜干部的任务。另外，毫无疑问，金马上就得知了全部消息。

　　随后几天，反对派的活动紧锣密鼓地展开了。7月21日，朴昌玉告诉苏联参赞菲拉托夫(С. Н. Филатов)，在下一次中央全会上，将对金日成进行集中批评{7}。7月23日，崔昌益拜访苏联使馆，也通知菲拉托夫，“在未来的中央全体会议上金日成将会受到尖锐批评”{8}。7月24日，金承化告诉菲拉托夫，他最近两次与“延安派”的精神领袖、最高人民会议议长金枓奉谈话，询问他对在中央全会批评金日成一事的看法。金枓奉表示很高兴看到这样的行动，因为金日成不想改正自己的错误;但他认为很少人会下决心反对金日成{9}。关于这些情况，后来逃亡中国的职业联盟委员长徐辉等人向中共中央报告说，金日成回国后不久，菲拉托夫曾通过金承化与崔昌益、李弼奎、徐辉、尹公钦等人见面，表示同意他们的观点和做法，甚至说“为了消除朝鲜劳动党内的个人崇拜及党的工作中的严重缺点，必须要很好地组织斗争”，并把苏共中央主席团在莫斯科与金日成会谈的内容以及金已承认错误的情况透露给他们。徐辉等人在报告中说，“我们很受鼓舞”，因为没有兄弟国家的支持，去批评大权在握的金日成只会导致无谓牺牲，但有了苏联的支持，就可以制止金的独裁{10}。然而，在俄罗斯著名朝鲜问题专家兰科夫(Andrei Lankov)引用的有关菲拉托夫的三次谈话纪要中，根本没有这些内容{11}。尽管笔者没有看到这些文件的原文，但相信如果文件中提到如此重要的信息，兰科夫一定不会放过。从前面所引彼得罗夫与南日谈话中的表态来看，苏联外交官中即使有人同情反对派，也不可能如此直白地表露出来。徐辉等人这样说，很可能是在“八月全会”斗争失败后为自己采取的鲁莽行动寻找理由，以便给中共中央一个合理的解释。

　　在反对派积极活动的时候，金日成及其支持者也没有闲着，他们对即将到来的挑战进行了充分准备，并且按部就班地展开了行动。首先，当然是要取得莫斯科的支持。与反对派相比，金日成、南日等人与苏联使馆保持着更加频繁、也更直接的联系。除了外交场合的见面和会谈，应朝方的邀请或要求，彼得罗夫7月24日到外务省会见南日，7月26日与金日成进行会谈，7月28日拜会南日和朴正爱，8月1日与南日进行会谈{12}。尽管这些已通过电报送交莫斯科的“特别会谈记录”目前尚未完全解密，但可以肯定其内容与朝鲜政治有关。很快，苏共中央就有了答复。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彼得罗夫8月2日约见金日成，并向他通报了莫斯科来电的内容，其主要精神是“在批评朝鲜劳动党中央工作和政府活动的失误的过程中，金日成应当主动地有所表现”{13}。

　　7月30日，劳动党中央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中央各部负责人及一些内阁成员出席。朴金哲和朴正爱分别在会上发言，内容大体相同。他们首先承认在劳动党内确实存在着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的现象，党在干部任免工作中也犯了一些错误。但他们一致认为，对金的崇拜并不像苏联对斯大林的崇拜那样已经发展到危险地步，而且党目前正在采取措施准备纠正错误。所以，对于个人崇拜的问题没有必要进行全面讨论，领袖和党不会允许出现任何可能削弱党的力量的分裂行为。他们在发言中还透露，实际上对于苏籍朝鲜干部的打击主要来自“延安派”干部;苏共领导人不会干预劳动党的行动{14}。这两个明显是金授意发表的讲话，自然是为了安抚受到排挤的“苏联派”干部，以分化反对派的队伍，同时也告诫那些不安分的人不要轻举妄动，莫斯科是不会支持他们的。为此，8月1日的《劳动新闻》还发表了长篇社论，中心意思是个人崇拜应该受到批判，但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序地进行，以免被阶级敌人所利用{15}。

　　二　金日成部署反击

　　为了控制局面，金日成还采取了两项措施：第一，要求正在苏联的内务相方学世迅速回国，采取措施防止可能发生的紧急状况;第二，推迟召开原计划于1956年8月2日举行的中央全会，以便做好更充分的准备。随后，金日成、金一、崔庸健和朴正爱分别找朴昌玉、崔昌益和金枓奉谈话，了解他们的意图。

　　伊万诺夫(В. И. Иванов)大使从苏联返回平壤后，8月6至8日，金日成、南日和朴正爱相继要求会见，汇报情况。根据他们的报告，反对派的成员有金枓奉、崔昌益、徐辉、高峰起、李弼奎、尹公钦、金承化和朴昌玉，而将受到攻击的人有金日成、朴正爱、郑一龙、朴金哲和金昌满等。他们在谈话中承认工作有错误，并愿意承担责任。金日成甚至对金枓奉说，为了党的利益，如果需要的话，他准备辞去领导职务。但是，金枓奉、崔昌益坚持要他罢免朴正爱、朴金哲、郑一龙、金昌满、郑准泽等人的领导职务。朴正爱还指出，所有对党的不满和指责都是崔昌益鼓动的，背后的活动也是他一手策划的;金枓奉与崔昌益的老朋友朴昌玉也参与进来。金承化则充当崔昌益与其他反对派成员内部之间的联络人，中央已决定调他去莫斯科学习。在谈话的最后，伊万诺夫根据8月2日莫斯科来电的指示精神，分别对金日成、南日和朴正爱发表了内容大致相同的看法：劳动党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勇敢地、坚持原则地揭露党的领导层工作中的失误，主动地开展批评，正确地分析那些不满意见产生的客观原因，采取切实的措施在实际工作中逐步弥补不足，从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对那些揭露问题、提出意见的干部不能进行压制，更不能采取党纪处分的手段，以免激化矛盾，使党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伊万诺夫在日记中写到：与金日成的会谈表明，他对劳动党内部存在的不满情绪感到忧虑，并清楚地意识到这种不满情绪有着深刻的根源：“我认为，朝鲜朋友在全会开幕全面讨论前采取措施以取得中央常委会在这些问题上观点统一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只有这样，此次全会才能够在更广泛和更健康的党的基础上讨论朝鲜劳动党领导层的所有失误，并采取措施制订出清晰、明确的清除这些错误的行动计划。”{16}从伊万诺夫的日记可见，此时金日成已经取得苏联的支持;尽管督促他采取主动态度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但莫斯科明显不希望看到劳动党领导层出现不稳定的局面。

　　从1956年4至5月对金日成抵制苏共二十大路线的极度不满，到8月初对劳动党稳定局势种种措施的明确支持，莫斯科的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这种转变并不是因为对金的看法有了新的认识，而是受到了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因素的影响。4月5日，面对赫鲁晓夫(Н. С. Хрущев)“秘密报告”引发的冲击，中共中央政治局发表了长篇理论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既肯定了苏共二十大的历史功绩，特别是揭露个人崇拜问题的勇气，又明确主张对斯大林的功过应该作三七开评价，承认他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其目的就是替赫鲁晓夫“补台”，消除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思想混乱的局面{17}。苏共对此很重视，专门印发了二十万册单行本，让党员干部学习{18}。6月28日，波兹南爆发群众游行和工人罢工，波兰政府采取了武力镇压的措施。事件虽然平息下去，但在社会主义各国引起很大反响，也令苏联领导人感到十分担忧{19}。6月30日，苏共中央做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强调在批判个人崇拜错误的同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基本接受了中共的理论观点{20}。7月12日，面对匈牙利因“波兹南事件”引发的党内危机和抗议活动，苏共中央主席团不得不决定逼迫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总书记拉科西(Mátyás Rákosi)“退休”，以平息党内外的“激昂情绪”{21}。在如此多事之秋，莫斯科自然不希望再看到社会主义的东方发生危机和动乱。金日成又一次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

　　8月13日，伊万诺夫主动拜访金日成，向他介绍了刚收到的苏共中央来信的内容，主要是关于苏共二十大决议讨论和执行的情况。金在会谈中表示，经过他详细了解情况后发现，党内对领导层不满的只是个别人，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徐辉。在言谈中，金日成也流露出对金枓奉的不满。伊万诺夫注意到，金日成和南日对莫斯科来信中谴责苏共党内个别反党言论的内容颇感兴趣，金尤其感到满意的是信中的结论及相关内容，即“党内民主不应被用来作为工具以达到损害党、破坏和削弱党的纪律的目的，不应被用来传播对党的领导层及其机关和骨干不信任的情绪和言论”{22}。在这次会谈以后，金立即在朝鲜党内传达了这些信息{23}。劳动党内的局势也逐渐明朗了，金完全掌握了主动权，并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8月18日，金日成召集中央常委会，通报了苏共中央来信的内容，暗示苏联对批判个人崇拜的态度已有所改变。崔昌益的反应强烈，情绪有些激动;金枓奉发言比较克制，只是希望中央常委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党内问题。听了南日关于上述内容的通报后，伊万诺夫建议他应深刻领会苏共中央来信的指示精神，端正对批评者的态度。劳动党中央应该主动把问题摆出来，揭露错误，开展批评，找到产生错误的原因，而不要本末倒置，把主要精力用来调查反对派的活动{24}。

　　根据南日和朴义琓的报告，8月21至23日，劳动党中央常委会开会讨论党内存在的问题。在金日成的开幕词后，崔昌益首先发言。他指出在劳动党内部存在着个人崇拜现象，缺乏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干部选拔不是根据其业务素质和能力，而是对领导人是否忠诚。他建议解除朴金哲副委员长的职务，并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对郑一龙和金昌满进行审查。接着，朴金哲、金昌满、金一和林海先后发言，一致对崔昌益进行了严厉批判，他们都特别强调一点，即崔的行为是直接反对金日成的，企图在国家领导层内部制造纷争和削弱党的力量。金枓奉的发言比较平和，但也认为朴金哲等人不能胜任所担负的职责，在党内有必要开展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实现真正的集体领导。对于朴金哲等人的发言，金枓奉认为不应一味地指责批评者，而应对其所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会议期间，金日成找朴义琓进行了三个小时的单独谈话，要求他在会上保持中立，不要对党和政府进行批评，并希望他支持朴金哲。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南日发言对崔昌益进行了“彻底批判”，金枓奉则改变了态度，提出不要抓住一些干部的历史问题不放，还建议撤销崔昌益的职务(南日就此评论说，金枓奉已经退出崔昌益集团)。金日成最后发言表示，他认同这样的看法，劳动党领导层的确存在着错误和不足，并将采取措施予以清除，但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对于一些领导干部的职务问题，因证据不足不予撤换;会议决定8月30日召开中央全会。朴义琓还反映了一个情况，即国家安全部门已经对某些干部使用了“警察手段”，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遭到审问。伊万诺夫在分别听取南日和朴义琓的汇报后发表了意见，他认为会上对党的领导人提出的批评意见基本正确，绝不能对批评者采取任何过激手段，把批评人说成“怀有敌意的反党集团”也是不对的。伊万诺夫还建议朴义琓劝说金日成主动进行自我批评，采取措施改正错误，从而巩固劳动党的领导地位{25}。可以看出，此时苏联使馆的担心，已经不是反对派要采取过激行为，而是金要使用严厉手段排除异己。无论如何，其结果都会激化矛盾，酿成危机。

　　8月28日，朴义琓造访苏联使馆，通报了当天劳动党中央常委会开会的情况。会议通过了金日成将在中央全会所作报告的草稿，金枓奉和崔昌益认为，报告应该更多地谈到个人崇拜及其严重的危害，而压缩关于派别活动的内容。朴还说这些天来，金日成、朴正爱、金一、南日和方学世纷纷找他谈话，极力劝说他不要在中央全会上提出“那些已经十分紧迫的问题”，“不要掺和到这些烂事里”。朴指出，现在已经出现了要压制那些不服从的领导干部的苗头，如把金承化调去苏联学习。金日成还对朴威胁说，如果那些人还要在会上继续发言反对国家领导人，那么中央手里掌握的有关他们的材料就派上用场了，而且大家都清楚，金可是莫斯科支持的人啊{26}。

　　但金日成向伊万诺夫所谈8月28日常委会开会的情况却很不相同。他说报告草稿得到常委会一致称赞，崔昌益认为报告中关于个人崇拜问题提得很尖锐，金枓奉也同意报告的内容。常委会的核心是讨论干部问题，而非个人崇拜问题。研究表明，对朴正爱和朴金哲等人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金枓奉也同意这些问题不提交中央全会讨论。金日成还说，常委会的结论是，某些人指责中央领导人的目的是破坏党和国家的领导层。金日成甚至还暗中向苏联大使施加压力：金枓奉说他所提出的干部问题曾“得到兄弟党的支持”{27}。如果留意到金日成的谈话是在9月1日，即充满激烈斗争的中央全会已经闭幕，且金大获全胜，那么就可以理解他与伊万诺夫的谈话内容为何同朴义琓所说的情况存在如此差别，以及他为甚么敢于暗示苏联大使不要再干预朝鲜事务。

　　关于此期徐辉、李弼奎等反对派骨干份子的活动，档案材料中没有任何反映。不过可以判定，金日成及其支持者频繁与苏联使馆接触，反复找一些持中立态度的干部谈话，又对可疑人士采取监控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的活动空间已经十分狭小。即使他们想采取甚么行动，也是孤掌难鸣了。8月30至31日的中央全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反对派势单力薄，只能孤注一掷。会议的过程很简单，结局也是可以预料的。

　　三　“八月全会”的召开

　　1956年8月30日中央全会开幕，金日成首先作报告。与以前党内文件或讲话相比，这个报告不同的地方是用很大篇幅讨论了个人崇拜问题，相同的地方是依然只谈苏联的个人崇拜和朝鲜对朴宪永的个人崇拜，而对领袖金日成的个人崇拜问题，只是在谈到宣传工作时顺带提了一下。报告强调，“最近几年党中央委员会对纠正与个人崇拜相关的现象极为重视”，还特别指出，“个人崇拜绝对不是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上产生的，也不是敌人喜欢断言的那样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弱点”。像以往一样，报告批评的重点是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以及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表现{28}。报告后进行大会讨论，在第二个发言以后整个会场马上就陷入一片混乱，还出现了很多激烈争斗的场面。关于“八月事件”的情况，档案文献中不同的人有不尽相同的说法，而当事人的回忆更是五花八门。档案材料有金日成、朴义琓分别与伊万诺夫的谈话，徐辉等人给中共中央的信，李相朝给劳动党中央的信，劳动党中央产业部部长高熙万与苏联驻朝使馆一等秘书萨姆索诺夫(Г. Е. Самсонов)的谈话，米高扬(А. И. Микоян)与劳动党代表团的谈话，以及伊万诺夫关于“八月事件”的报告{29}。学者经常引用的口述史料则来自原劳动党中央书记林隐(许真)、原金日成秘书室主任高峰起、原内务省副相姜相浩、原驻苏大使李相朝及苏联使馆朝文翻译金楚雄等人{30}。经过梳理和对比，笔者以为朴义琓对苏联使馆讲述的情况比较全面、客观，因而内容比较可靠。故以下所述，除特别说明外，主要取自朴的谈话。

　　在中央全会上，首两个发言者，即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长李钟玉和咸镜北道委员长金泰根的发言，除了歌功颂德，没有甚么实际内容。第三个站起来的是贸易相尹公钦，根据俄国档案中保存的发言稿，尹的发言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揭露党内生活及工作中严重的缺点和错误的问题：个人崇拜思想广泛蔓延，批评和自我批评遭到压制;有人溜须拍马，有人滥用职权，有人专横跋扈。接着，尹指名道姓地讲述了许多具体问题，金日成、金昌满、韩相斗、朴金哲、朴正爱、李一卿等人都在批评之列。发言是围绕着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展开的，涉及范围之广，具体内容之细，实为有关这一问题的文字材料中所罕见。尹最后向党中央提出两点建议：保障党内民主，制止以各种方式压制批评;将金日成个人崇拜问题交全党讨论{31}。

　　不过，尹公钦的发言并没有讲完。当他刚提到劳动党内的严重问题时，金日成就打断他的发言，指责尹是在诬蔑党。尹的随后发言不断被人插话、打断：“你是在诬蔑”，“难道朝鲜劳动党是法西斯或资产阶级政党”，等等。当尹点到崔庸健的名字时，崔站起来大骂尹是“狗崽子”，还使用了各种侮辱性的语言，甚至要上前揍他(徐辉语)。此时支持尹的崔昌益起身想发言，但没有得到允许。尹的发言讲到一半时，被迫中止(崔庸健语)。金提出，没有必要给反党份子和反革命份子继续发言的机会，应该立即停止讨论。随后大会对此建议进行表决，结果大部分同意，七票反对(徐辉语)，然后休会。复会以后，尹等人没有再回来。大会当场通过决议，开除尹的党籍(林海语)。

　　接下来的发言就是对尹公钦及其他反对派干部的严厉批判或为金日成辩护，依次发言的有财政相李周渊、南日、青年联盟委员长朴容国。随后崔昌益发言，他不否认党的政策的正确性，但认为个人崇拜也是党内的大问题。他的发言也数次遭到质疑。接着平安南道委员长金万金发言，提议对以崔昌益为首的反党集团展开调查，并把他们全部关进监狱。以后，金昌满、咸镜南道委员长玄正民、李一卿、崔庸健相继发言，不仅针对尹公钦，还点名揭露和批判崔昌益、朴昌玉、徐辉、李弼奎。朴昌玉最后要求发言，想为自己辩白，也被一片抗议声所打断。金日成在结束语中要求对崔昌益和朴昌玉采取组织措施，大家一致赞同。

　　当天休会后，徐辉、尹公钦、李弼奎三人回家，发现电话线路已被切断，形势不妙。他们找到时任文化省副相的金刚(原朝鲜义勇军鸭绿江支队政委)商议，于当晚驾驶一辆军车，直奔中朝边界的鸭绿江大桥，逃亡中国{32}。在第二天继续召开的会议上，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崔昌益、尹公钦、徐辉、李弼奎和朴昌玉等同志的派别和阴谋活动〉的决议，历数罪状后，宣布将他们开除出党，撤销党内一切职务，并建议内阁撤销他们的一切行政职务，又责成监察委员会对崔昌益、朴昌玉及其他有关人员进行调查{33}。按照朴义琓的说法，会后整个国家陷入大规模的搜捕和严厉镇压之中{34}。“八月事件”到此告一段落，金日成大获全胜。

　　笔者把上述过程和情况归纳起来，提出以下几点看法，与学界同仁商讨：

　　第一，以往关于“八月事件”的描述，多把发起者称为“延安派”，此议不妥。其一，劳动党内各派，除“南方派”以外，“延安派”和“苏联派”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派别，也没有组织活动{35};其二，原有各派干部内部即使有一些个人之间的联系，经过几次政治清洗和重新站队，到1956年初早已打乱了原来的干部结构，4月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劳动党三大)时领导机构的形成就很能说明问题;其三，反对金日成的骨干力量当中，固然“延安派”人数为多，但也有“苏联派”和“国内派”不少人，如朴昌玉、金承化、高峰起等;其四，金的支持者当中，也不乏原“苏联派”、“国内派”甚至“延安派”的干部。既然不能证明“延安派”在这次事件中单独成立了地下组织，或以该组织为核心发起了反对金的行动，那么就很难把这次政治斗争说成是“延安派”组织或指挥的。其实，这次政治斗争是所有对金及其支持者不满的干部策动的，所以将他们统称为党内“反对派”可能比较合适。

　　第二，反对派的核心人物的确是原“延安派”的干部，即徐辉、尹公钦和李弼奎。刚一发现苗头不对，首先逃跑的就是此三人(金刚只是协助逃亡者)，这很能说明问题。崔昌益、朴昌玉、金承化、李相朝都积极参与了这场斗争，但似乎还不是策划者或中心人物。金枓奉只是外围人物，是反对派积极争取的对象。最不合理的，是把崔庸健认定为反对派努力争取的中心人物，甚至把反对派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崔的“出卖”或“背叛”{36}。崔一直是金日成的追随者，特别是金在1955年力排众议，把他推上中央副委员长的宝座，1956年出国时又委托他镇守国内，这些情况所有干部都看在眼里，反对派怎么可能对崔寄予厚望，而把身家性命交与一个金的心腹?当事人的这种说法，不过是为了争取支持而壮大声势，或为斗争失败推脱责任。

　　第三，关于“八月事件”的性质，应该说是一次党内合法的政治斗争。首先这肯定不是后来劳动党给反对派定罪时所说的“军事政变”，反对派手里既没有军权，也不掌控警察，如何组织和发动武装政变?其次把反对派的活动说成是“反党阴谋”也没有根据，他们的活动几乎没有甚么秘密，一方面不断向苏联使馆报告，争取支持;另一方面到处游说，发动各种反金日成的力量，哪还有甚么“阴谋”?他们最初是希望通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最传统的党内斗争方式夺取金的领导权，或至少达到“清君侧”的目的，只是后来发现既没有足够的力量，也无法得到苏联的支持，于是只好孤注一掷，在中央全会上公开站出来指责金，试图在党内争取支持，做最后的拼搏。

　　第四，反对派失败的关键原因，是苏联对处理朝鲜党问题态度的转变。劳动党的个人崇拜问题，既是金日成的致命弱点，也是反对派的手中武器。起初苏联领导人出于对劳动党中央抵制苏共二十大方针的不满，支持对金的个人崇拜错误提出批评，同时也主动找金谈话。正是这一消息的走漏(尽管可能不是苏联人的责任)，给反对派发起行动增强了动力。后来由于担心社会主义阵营思想混乱、局势动荡，莫斯科在批判个人崇拜问题上的态度有所软化，又明确表态反对采取激烈方式批评金，其结果既为金鼓了劲，也给反对派泄了气，这场政治较量的天平便明显地一边倒了——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最后，关于这段历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在其中扮演了甚么角色?有一些说法笔者很难苟同。姜相浩回忆说，“密谋者与中国大使馆有一条秘密联络渠道”，有学者据此认为，反对派始终与中国大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甚至“整个事件有可能就是由中国煽动起来的”{37}。多年后金日成的一个说法更是自欺欺人，他说反对派“敢于闹，是因为彭德怀给他们撑腰”{38}。根据现有史料，可以确定的是，1956年7月苏联领导人与金会谈后，向中共中央通报了会谈情况。但具体内容不详，中共也没有做出反应{39}。另据俄国档案记载，8月3日中国驻朝使馆参赞曹克强拜会彼得罗夫时说，“在与中国使馆工作人员的会谈中，个别朝鲜同志对中国如何对待个人崇拜的问题颇感兴趣”，而使馆的答复都是遵循《人民日报》的口径{40}。这个说法与笔者采访金忠植的记录完全吻合。在回答“延安派”干部是否与中国使馆进行联系的问题时，金忠植说中国使馆的态度很冷淡，或者避而不见，或者含糊其辞{41}。8月17日伊万诺夫拜访中国使馆，从他挑选的这个会面时间来看，苏联人很可能是想了解一下中国对朝鲜政局的立场。但乔晓光大使只谈到了一个情况，即关于朝鲜希望中国在五年计划中提供何种援助，目前仍未向使馆做任何通报，有可能会在金日成率团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提出这个问题{42}。

　　看起来，中国对当时朝鲜党内斗争的详细情况似乎既不了解，也不关心{43}。不过，事情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反对派干部逃亡中国几天后，中共中央不仅卷入了劳动党“八月事件”，而且成为主要角色。于是，劳动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便演化为社会主义阵营里的一场政治斗争。

　　注释

　　1　由于版面限制，“金日成走上权力顶峰”按时间顺序分为五个专题六篇文章：“在党内排除异己”，“八月事件”(上、下)，“应对中苏共同干预”，“毛泽东转变对朝方针”，“志愿军撤离北朝鲜”。第一、二篇已经刊出，参见沈志华：〈金日成走上权力顶峰：在党内排除异己〉、〈金日成走上权力顶峰：“八月事件”序曲〉，《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15年10月号、12月号，页68-85、84-96。其余各篇将在《二十一世纪》陆续刊出。

　　2、11、37　Andrei Lankov, Crisis in North Korea: The Failure of De-Stalinization, 1956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87-88, 105-106; 79-83; 111.

　　3　金日成：《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第八卷(平壤：外文出版社，1998)，页269。

　　4　〈朝鲜代表团离苏赴蒙　平壤集会欢迎金日成回国〉，《人民日报》，1956年7月14日，第5版、7月20日，第5版。

　　5、8　菲拉托夫(С. Н. Филатов)与崔昌益谈话纪要，1956年7月23日，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102, оп.12, д.6, п.68。

　　6　彼得罗夫(А. М. Петров)与南日谈话纪要，1956年7月24日，РГАНИ(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ф.5, оп.28, д.410, л.301-303, CWIHP Bulletin, issue 16 (Fall 2007/Winter 2008), 480-81。

　　7　菲拉托夫与朴昌玉谈话纪要，1956年7月21日，АВПРФ, ф.102, оп.12, д.6, п.68。

　　9　菲拉托夫与金承化谈话纪要，1956年7月24日，АВПРФ, ф.102, оп.12, д.6, п.68。

　　10　徐辉等人给中共中央的信，1956年9月5日，ГАРФ(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ф.5446, оп.98, д.721, л.161-81。

　　12　彼得罗夫日记，1956年7月20至8月3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309-14。

　　13　彼得罗夫日记，1956年8月2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313;伊万诺夫(В. И. Иванов)日记，1956年8月6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 335-37。

　　14　菲拉托夫与尹公钦谈话纪要，1956年8月2日，АВПРФ, ф.102, оп.12, д.6, п.68。

　　15　〈国际工人运动的重新高涨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的威力〉，《劳动新闻》，1956年8月1日，第1版。

　　16　伊万诺夫日记，1956年8月6日、8月6至7日、8月7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335-41。

　　17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第1版。

　　18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苏联出版全文的小册子〉，《人民日报》，1956年7月6日，第6版。

　　19　详见Орехов А. М.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в Польше и кризис польско-совет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945-1985): новое прочтение,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95, c.217-40。

　　20　苏共中央主席团就〈苏共中央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草案〉的决议，1956年6月30日，РГАНИ, ф.3, оп.14, д.39, л1, 30-34; 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гла.ред.)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2, c.352-68。中文版参见〈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人民日报》，1956年7月6日，第1版。详细的分析参见沈志华：〈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根据俄国最近披露的档案文献〉，《国际冷战史研究》，第一辑(2004年冬季号)，页28-70。

　　21　详见Волков В. 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1998, c.28-30, 35-40, 85-87; В. Л. Мусатов СССР и венгерские события 1956г.: 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3г., No.1, c.4-6。

　　22　伊万诺夫日记，1956年8月13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 341-44。

　　23　波诺马廖夫(Б. Н. Пономарев)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6年9月12日，ЦХСД(当代文献保管中心), ф.5, оп.28, д.410, л.228-32。

　　24　伊万诺夫日记，1956年8月18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 347-48。

　　25　伊万诺夫日记，1956年8月23、24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354-56、356-59。

　　26　伊万诺夫日记，1956年8月29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317-19。

　　27　伊万诺夫日记，1956年9月1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319-21。朴义琓后来证实，关于“兄弟党”的说法，金日成完全歪曲了金枓奉的意见。金枓奉当时说，不应在常委会上研究证人的口供，而应委托金日成与这些证人交谈，这样的方式也是各兄弟党内部经常采用的。参见伊万诺夫日记，1956年9月1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321。

　　28　金日成在中央全会的报告，1956年8月30日，ГАРФ, ф.5446, оп.98, д.721, л.69-103。

　　29　伊万诺夫日记，1956年9月1日、9月6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319-21, 326-32;徐辉等人给中共中央的信，1956年9月5日，ГАРФ, ф.5446, оп.98, д.721, л.161-81;李相朝给朝鲜劳动党中央的信，1956年10月5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233-95;萨姆索诺夫(Г. Е. Самсонов)与高熙万谈话纪要，1956年8月31日，АВПРФ, ф.102, оп.12, д.6, п.68;米高扬(А. И. Микоян)与朝鲜劳动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16日，ГАРФ, ф.5446, оп.98c, д.718, л.48-57;伊万诺夫的报告：朝鲜劳动党八月事件及目前局势，1956年12月28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86, л.1-17。

　　30　参见林隐：《金日成正传》(首尔：沃村文化社，1989)，页276-77;高峰起：《金日成秘书室主任高峰起遗书》(首尔：天马出版社，1989)，页86、92-93、97-98;韩国日报社编：《关于金日成的证言——俞成哲、李相朝所揭示的北韩政权实体》(首尔：韩国日报社出版局，1991)，页118-19、183;Andrei Lankov, Crisis in North Korea, 124, 128-30。

　　31　尹公钦在中央八月全会的发言稿，ГАРФ, ф.5446, оп.98, д.721, л.182-202。尹之所以做如此激烈的发言，根据他们后来向中共中央所作的说明，似乎是因为事先得知金日成将在会上做自我批评，结果发现完全不是这样，故拍案而起。参见徐辉等人给中共中央的信，1956年9月5日，ГАРФ, ф.5446, оп.98, д.721, л.176-77。但实际上尹这个措辞严厉的发言稿是会前准备好的，所以应该有两种可能：如果金日成确实认真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个发言稿就收起不用了;如果金没有实现承诺，便以此对他发起进攻;又或者，无论如何都要公开揭露和批判金。

　　32　徐辉等人给中共中央的信，1956年9月5日，ГАРФ, ф.5446, оп.98, д.721, л.161-81;米高扬与朝鲜劳动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16日;笔者采访金刚记录，太原，2010年2月16日。

　　33　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决议，1956年8月31日，ГАРФ, ф.5446, оп.98, д.721, л.14-25。

　　34　伊万诺夫日记，1956年9月6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326-32。

　　35　沈志华：〈金日成走上权力顶峰：在党内排除异己〉，页68-85。

　　36　笔者采访金忠植记录，太原，2010年2月17日。金时任朝鲜劳动党平壤市委组织部部长，“八月事件”后逃往中国。

　　38　毛泽东会见金日成谈话记录，1960年5月21日，未刊。

　　39　毛泽东接见苏共中央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18日，未刊。

　　40　彼得罗夫日记，1956年8月3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313-14。

　　41　笔者采访金忠植记录，太原，2010年2月17日。

　　42　伊万诺夫日记，1956年8月17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 346-47。

　　43　1956年4月朝鲜劳动党三大，中共派遣在党内地位仅是中央委员的聂荣臻率团出席，就很能说明当时朝鲜问题在中共议事日程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