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埃利安：世界是否要为美国的“例外主义”买单?

　　毫无疑问，全球经济正深陷动荡。即便在最近的美国大选之前，地缘政治冲突的冲击尚未平息，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浪潮又已袭来。而如今，世界还必须承受来自全球最强大国家——美国——的剧烈政策摇摆。这不仅在债券和股票市场掀起惊涛骇浪，也让经济预测者和政策制定者们备受冲击。

　　从更深层次看，这场动荡正在瓦解人们对美国长期以来的共识。那些曾支撑着家庭、企业和投资者决策的根本性假设已不复存在，“经验法则”几乎失灵。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信心指数双双暴跌，与此同时，通胀预期飙升至1981年以来的最高点。

　　在如此高度不确定的背景下，预测美国经济的最终走向变得异常困难。然而，两种截然不同的未来图景，构成了当前五花八门的预测的两个基点。第一种是乐观的看法：美国正行走在一条崎岖但最终通向新生的道路上，它将迎来一场类似里根总统和撒切尔首相时期的经济重塑，最终拥有更低的债务、更高效的私营部门，并在一个更公平的国际体系中运行。第二种则是悲观的预测：美国正缓慢滑向滞胀的泥潭，最终可能像卡特总统时期那样，陷入一场伴随着严重金融动荡的深度衰退。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其影响都将是全球性的。二战以来，美国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始终是全球市场的核心。华盛顿在多边机构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并且长期以来都是全球经济增长唯一可靠的引擎。在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和机器人技术等多数能提升生产力的创新领域，美国也处于研发和应用的最前沿。得益于其金融市场的深度和稳健，许多外国投资者将储蓄和财富管理“外包”给了美国。美元更是全球的储备货币。因此，一旦美国陷入滞胀，世界其他地区也难逃厄运。

　　大多数国家政府对此心知肚明，并正竭力避免受到华盛顿政策波动的牵连。例如，欧洲正努力提升自身区域地位，并与非洲、亚洲和拉美建立更稳固的新型经济关系;中国则看到了将自己塑造为更可靠经济伙伴的机遇。然而，迄今为止，这些努力收效甚微。因为根本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拥有能与美国匹敌的财富、实力和影响力，足以取而代之。

　　由于稳定的前景渺茫，各国政府、企业和投资者必须采取更多措施，以防范潜在的损害。他们需要保持敏捷与灵活，储备充足的资本和人力，以抵御冲击并为新举措提供资金。同时，他们也需要对新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持开放态度。如果能够变得更加灵活，他们就能在这场动荡中生存下来，甚至可能因此变得更好。但如果他们停滞不前，固步自封，损害的将是当代人乃至子孙后代的福祉。

　　当“美国例外论”失灵

　　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最繁荣的国家，并拥有成熟的制度。但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美国当下的某些行径，反而更像一个发展中国家。它像一个税收体系不成熟、急需财政收入的国家一样，突然对大部分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随后又陷入了充满漏洞、随心所欲的豁免政策——以看似武断的方式将特定产品和行业排除在外。而这一切，都发生在美国财政赤字持续膨胀的背景之下。有时候，美国官员的决策方式，似乎更接近人们在拉丁美洲某些地区看到的景象，而非对世界头号经济体的预期。

　　这种行为持续的时间越长，美国经济就越有可能遭受那些通常在发展中国家出现的问题的困扰。资本外流的迹象已经显现，外部投资者变得更加犹豫，人们对央行独立性的担忧也与日俱增。在主导全球数十年之后，美国市场在2025年初表现不佳，曾经强势的美元正在贬值——即便其利率在上升。甚至连游客数量也急剧下降。

　　这场动荡不太可能很快平息。特朗普总统在2024年竞选时，就承诺要颠覆美国和全球经济，收回华盛顿的安全保护伞，并更公平地分摊全球公共产品的成本。他正在兑现这些承诺，而且没有理由认为他会很快停下脚步。真正的问题是：他会走多远?速度又有多快?

　　其他国家或许寄望于华盛顿当前的政策最终只是对经济秩序的轻微扰动。但关税、美元贬值、金融不稳定的风险，以及美国可能试图迫使其外部债权人延长债务期限的暗示，已经让世界紧张不安。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观察家，也难以预见未来。简而言之，华盛顿此举，已然动摇了全球秩序的根基。而今天，世界缺少一个值得信赖的领导者来引导各国和企业，度过这场无论结果如何都注定复杂的过渡期。

　　众多不确定性令人望而生畏。例如，华盛顿能否在不扰乱全球资本流动的前提下颠覆全球贸易?关税对价格的影响是昙花一现，还是会加剧通胀螺旋?各国央行，尤其是美联储，将如何在抑制通胀和避免经济衰退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特朗普与美联P储主席鲍威尔之间的紧张关系，只会加剧这种不确定性，并危及美联储的独立性、有效性和信誉。)此外，疫情导致的全球供应链中断的长期后果，以及因地缘政治紧张而加剧的脱钩风险，同样无人能够准确预测。

　　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让各国政府处境艰难，也让企业和投资者的决策变得异常复杂。长期以来作为投资策略基石的不同资产类别(尤其是股票和债券)之间的相关性，如今变得既反常又不稳定。与此同时，传统的避风港资产也几乎不再安全。任何投资方法的基本要素——预期回报、波动性和相关性——都充满了不确定性。投资者在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上举步维艰。他们知道需要调整策略，但如何调整却远未明朗。

　　两种截然不同的未来剧本

　　在预测未来时，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往往被拉向两个极端。

　　第一种是乐观的剧本。根据这一构想，特朗普政府将成功精简官僚机构、废除不必要的监管并削减开支，从而创建一个更高效的政府。随着经济增长反弹，其债务负担也将随之减轻。经济将摆脱当前的动荡，私营部门的活力将被释放，从而更好地抓住美国已处于领先地位的创新机遇，如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和机器人技术等。华盛顿的关税或许仍会保持在较高水平，但这些关税可能催生一个更公平的贸易体系，促使其他国家取消其更高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并承担更多全球公共产品的成本。这不仅让人联想到里根与撒切尔夫人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更是一场波及全球的经济秩序重置。

　　当然，要实现这一结果，许多条件都必须满足。最重要的是，经济需要迅速实现更高增长，以化解日益累积的债务压力。金融市场需要保持耐心，消化美元和美国国债的不确定性。在国际上，各国需要相信华盛顿会遵守其达成的任何贸易协议，并对它们仍然持有的大量美元资产感到放心。

　　第二种则是悲观的剧本。在这种情景下，华盛顿未能有效控制其不断膨胀的赤字，而随着人们对法治和行政权力过度扩张的担忧加剧，对制度的信任持续下滑。美国对参与制定全球规则的兴趣日益减弱，其他国家则被迫重新考虑自身在全球秩序中的角色。它们不得不采取更多自我保护措施，寻求增强国内的韧性。最终，它们甚至可能组建多国联盟，这不仅会在经济上，更会在国家安全上对美国构成挑战。

　　这几乎是上世纪70年代全球滞胀危机的重演，当时全球经济同样面临着供给冲击、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政策失误的多重打击。对所有参与者而言，这都将是严峻的考验。企业将挣扎于成本上升和需求疲软之间，投资者将难以在脆弱的股债市场中获得回报，家庭的购买力和工作保障也将下降。届时，整个世界可能陷入一场深度衰退，给本已缺乏财务和人力韧性的一代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创伤。

　　目前，这两种情景都有可能发生。2025年初，市场价格指标显示，乐观情景的可能性约为80%。但随着特朗普宣布的关税远超预期，这一可能性在4月初降至50%以下，随后又因关税延期而有所回升。这种组合本身就是不稳定的，在短期内很可能持续波动。

　　未雨绸缪：如何应对冲击

　　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几乎都无法完全幸免于这场持续的经济动荡。不过，他们可以采取一些策略来渡过难关。

　　一种策略是“以不变应万变”，坚信世界最终不会有太大不同。毕竟，市场已经从最初的冲击中恢复，主要股指甚至创下新高。或许随着总统与各国展开谈判，局势会缓和下来。无论如何，美国私营部门的活力、创新和创业精神依然存在，它仍将在科技领域引领世界。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动荡的国债市场不一定会损害强大的企业部门。对他们而言，即使身处动荡的街区，一栋房子依然可以是好资产。

　　与此同时，其他国家或许会着手解决自身问题。例如，欧洲可以通过精简其复杂的监管体系、鼓励创新来刺激增长。在亚洲，中国可以从根本上改革其增长模式，用国内私人消费和投资来取代传统的出口和国家投资引擎。

　　然而，鉴于巨大的不确定性，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不太可能将所有赌注押在如此美好的结果上。如果美国在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中的角色本身变得更加混乱，决策者就需要为一个更加碎片化、风险更加剧烈的世界做好准备。在这个世界里，政策引发的波动性居高不下，全球供应链脆弱，金融市场紧张。各国可能会进一步降低风险，开启更深层次的“脱钩”。

　　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来重新掌握自身的经济命运。在德国的带领下，欧洲必须克服其在发行联合债券上的长期犹豫，并推进区域一体化。中国必须更坚定地推动经济转型。巴西和印度等主要发展中国家也需要更大力度地推动改革。幸运的是，华盛顿的行为恰恰为这些改变提供了动力。

　　在这些不同的路线之间做出选择并非易事。每个参与者都必须决定哪种选择对自己最有意义。但在这个日益混乱的星球上，所有人都必须学会快速适应，努力建立强大的财务、人力和运营韧性。

　　例如，企业和投资者应持有更多现金，增强资产负债表，实现供应链和投资组合的多元化，并利用创新工具加大对员工发展的投入。决策者必须更好地进行情景模拟，对战略进行压力测试，并识别潜在的脆弱性。

　　最后，决策者必须避免落入行为陷阱。在不确定的时期，人们更容易受到认知偏差的影响，做出错误的决策。其中一种是行为科学家所说的“主动惰性”：明明意识到需要改变，但最终还是会固守熟悉的模式和方法。IBM的命运就是前车之鉴。上世纪80年代，当个人电脑崛起时，IBM虽然制定了正确的转型战略，却因无法将资源和人力从熟悉的大型机业务中果断转移出来而失败，最终被新兴公司超越，再也未能恢复其行业主导地位。

　　呼唤勇气与远见

　　世界正面临巨大的不安全感。官员和投资者几乎找不到可以信赖的原则、规则或机构。美国经济正变得愈发不稳定，而全球贸易体系正面临近80年来首次分裂的风险。未来将走向何方，尚无定论。

　　这一事实本身并非坏事，但它确实意味着决策者需要高度警惕。未来几个月人们做出的选择，将对全球经济的未来和数十亿人的福祉产生深远影响。政府官员必须保持谦逊，然而，这恰恰不是畏缩不前的时候。相反，世界需要的是勇气、创造力、富有想象力的情景规划，以及挑战传统智慧的决心。

　　未来的任务是艰巨的，它们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如何管理经济、企业和投资。但如果领导者能够迎接挑战——在即将涌现的激动人心的创新浪潮的鼓舞下——世界不仅能安然渡过眼前的风暴，更有望走向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繁荣的未来。

　　作者简介：穆罕默德·A·埃尔-埃利安(Mohamed A. El-Erian) 是剑桥大学皇后学院院长，同时也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蕾妮·科恩斯实践教授。他曾在2007年至2014年间担任全球最大的债券基金管理公司之一——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的首席执行官。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毫无疑问，全球经济正深陷动荡。即便在最近的美国大选之前，地缘政治冲突的冲击尚未平息，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浪潮又已袭来。而如今，世界还必须承受来自全球最强大国家——美国——的剧烈政策摇摆。这不仅在债券和股票市场掀起惊涛骇浪，也让经济预测者和政策制定者们备受冲击。

　　从更深层次看，这场动荡正在瓦解人们对美国长期以来的共识。那些曾支撑着家庭、企业和投资者决策的根本性假设已不复存在，“经验法则”几乎失灵。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信心指数双双暴跌，与此同时，通胀预期飙升至1981年以来的最高点。

　　在如此高度不确定的背景下，预测美国经济的最终走向变得异常困难。然而，两种截然不同的未来图景，构成了当前五花八门的预测的两个基点。第一种是乐观的看法：美国正行走在一条崎岖但最终通向新生的道路上，它将迎来一场类似里根总统和撒切尔首相时期的经济重塑，最终拥有更低的债务、更高效的私营部门，并在一个更公平的国际体系中运行。第二种则是悲观的预测：美国正缓慢滑向滞胀的泥潭，最终可能像卡特总统时期那样，陷入一场伴随着严重金融动荡的深度衰退。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其影响都将是全球性的。二战以来，美国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始终是全球市场的核心。华盛顿在多边机构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并且长期以来都是全球经济增长唯一可靠的引擎。在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和机器人技术等多数能提升生产力的创新领域，美国也处于研发和应用的最前沿。得益于其金融市场的深度和稳健，许多外国投资者将储蓄和财富管理“外包”给了美国。美元更是全球的储备货币。因此，一旦美国陷入滞胀，世界其他地区也难逃厄运。

　　大多数国家政府对此心知肚明，并正竭力避免受到华盛顿政策波动的牵连。例如，欧洲正努力提升自身区域地位，并与非洲、亚洲和拉美建立更稳固的新型经济关系;中国则看到了将自己塑造为更可靠经济伙伴的机遇。然而，迄今为止，这些努力收效甚微。因为根本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拥有能与美国匹敌的财富、实力和影响力，足以取而代之。

　　由于稳定的前景渺茫，各国政府、企业和投资者必须采取更多措施，以防范潜在的损害。他们需要保持敏捷与灵活，储备充足的资本和人力，以抵御冲击并为新举措提供资金。同时，他们也需要对新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持开放态度。如果能够变得更加灵活，他们就能在这场动荡中生存下来，甚至可能因此变得更好。但如果他们停滞不前，固步自封，损害的将是当代人乃至子孙后代的福祉。

　　当“美国例外论”失灵

　　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最繁荣的国家，并拥有成熟的制度。但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美国当下的某些行径，反而更像一个发展中国家。它像一个税收体系不成熟、急需财政收入的国家一样，突然对大部分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随后又陷入了充满漏洞、随心所欲的豁免政策——以看似武断的方式将特定产品和行业排除在外。而这一切，都发生在美国财政赤字持续膨胀的背景之下。有时候，美国官员的决策方式，似乎更接近人们在拉丁美洲某些地区看到的景象，而非对世界头号经济体的预期。

　　这种行为持续的时间越长，美国经济就越有可能遭受那些通常在发展中国家出现的问题的困扰。资本外流的迹象已经显现，外部投资者变得更加犹豫，人们对央行独立性的担忧也与日俱增。在主导全球数十年之后，美国市场在2025年初表现不佳，曾经强势的美元正在贬值——即便其利率在上升。甚至连游客数量也急剧下降。

　　这场动荡不太可能很快平息。特朗普总统在2024年竞选时，就承诺要颠覆美国和全球经济，收回华盛顿的安全保护伞，并更公平地分摊全球公共产品的成本。他正在兑现这些承诺，而且没有理由认为他会很快停下脚步。真正的问题是：他会走多远?速度又有多快?

　　其他国家或许寄望于华盛顿当前的政策最终只是对经济秩序的轻微扰动。但关税、美元贬值、金融不稳定的风险，以及美国可能试图迫使其外部债权人延长债务期限的暗示，已经让世界紧张不安。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观察家，也难以预见未来。简而言之，华盛顿此举，已然动摇了全球秩序的根基。而今天，世界缺少一个值得信赖的领导者来引导各国和企业，度过这场无论结果如何都注定复杂的过渡期。

　　众多不确定性令人望而生畏。例如，华盛顿能否在不扰乱全球资本流动的前提下颠覆全球贸易?关税对价格的影响是昙花一现，还是会加剧通胀螺旋?各国央行，尤其是美联储，将如何在抑制通胀和避免经济衰退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特朗普与美联P储主席鲍威尔之间的紧张关系，只会加剧这种不确定性，并危及美联储的独立性、有效性和信誉。)此外，疫情导致的全球供应链中断的长期后果，以及因地缘政治紧张而加剧的脱钩风险，同样无人能够准确预测。

　　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让各国政府处境艰难，也让企业和投资者的决策变得异常复杂。长期以来作为投资策略基石的不同资产类别(尤其是股票和债券)之间的相关性，如今变得既反常又不稳定。与此同时，传统的避风港资产也几乎不再安全。任何投资方法的基本要素——预期回报、波动性和相关性——都充满了不确定性。投资者在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上举步维艰。他们知道需要调整策略，但如何调整却远未明朗。

　　两种截然不同的未来剧本

　　在预测未来时，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往往被拉向两个极端。

　　第一种是乐观的剧本。根据这一构想，特朗普政府将成功精简官僚机构、废除不必要的监管并削减开支，从而创建一个更高效的政府。随着经济增长反弹，其债务负担也将随之减轻。经济将摆脱当前的动荡，私营部门的活力将被释放，从而更好地抓住美国已处于领先地位的创新机遇，如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和机器人技术等。华盛顿的关税或许仍会保持在较高水平，但这些关税可能催生一个更公平的贸易体系，促使其他国家取消其更高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并承担更多全球公共产品的成本。这不仅让人联想到里根与撒切尔夫人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更是一场波及全球的经济秩序重置。

　　当然，要实现这一结果，许多条件都必须满足。最重要的是，经济需要迅速实现更高增长，以化解日益累积的债务压力。金融市场需要保持耐心，消化美元和美国国债的不确定性。在国际上，各国需要相信华盛顿会遵守其达成的任何贸易协议，并对它们仍然持有的大量美元资产感到放心。

　　第二种则是悲观的剧本。在这种情景下，华盛顿未能有效控制其不断膨胀的赤字，而随着人们对法治和行政权力过度扩张的担忧加剧，对制度的信任持续下滑。美国对参与制定全球规则的兴趣日益减弱，其他国家则被迫重新考虑自身在全球秩序中的角色。它们不得不采取更多自我保护措施，寻求增强国内的韧性。最终，它们甚至可能组建多国联盟，这不仅会在经济上，更会在国家安全上对美国构成挑战。

　　这几乎是上世纪70年代全球滞胀危机的重演，当时全球经济同样面临着供给冲击、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政策失误的多重打击。对所有参与者而言，这都将是严峻的考验。企业将挣扎于成本上升和需求疲软之间，投资者将难以在脆弱的股债市场中获得回报，家庭的购买力和工作保障也将下降。届时，整个世界可能陷入一场深度衰退，给本已缺乏财务和人力韧性的一代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创伤。

　　目前，这两种情景都有可能发生。2025年初，市场价格指标显示，乐观情景的可能性约为80%。但随着特朗普宣布的关税远超预期，这一可能性在4月初降至50%以下，随后又因关税延期而有所回升。这种组合本身就是不稳定的，在短期内很可能持续波动。

　　未雨绸缪：如何应对冲击

　　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几乎都无法完全幸免于这场持续的经济动荡。不过，他们可以采取一些策略来渡过难关。

　　一种策略是“以不变应万变”，坚信世界最终不会有太大不同。毕竟，市场已经从最初的冲击中恢复，主要股指甚至创下新高。或许随着总统与各国展开谈判，局势会缓和下来。无论如何，美国私营部门的活力、创新和创业精神依然存在，它仍将在科技领域引领世界。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动荡的国债市场不一定会损害强大的企业部门。对他们而言，即使身处动荡的街区，一栋房子依然可以是好资产。

　　与此同时，其他国家或许会着手解决自身问题。例如，欧洲可以通过精简其复杂的监管体系、鼓励创新来刺激增长。在亚洲，中国可以从根本上改革其增长模式，用国内私人消费和投资来取代传统的出口和国家投资引擎。

　　然而，鉴于巨大的不确定性，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不太可能将所有赌注押在如此美好的结果上。如果美国在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中的角色本身变得更加混乱，决策者就需要为一个更加碎片化、风险更加剧烈的世界做好准备。在这个世界里，政策引发的波动性居高不下，全球供应链脆弱，金融市场紧张。各国可能会进一步降低风险，开启更深层次的“脱钩”。

　　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来重新掌握自身的经济命运。在德国的带领下，欧洲必须克服其在发行联合债券上的长期犹豫，并推进区域一体化。中国必须更坚定地推动经济转型。巴西和印度等主要发展中国家也需要更大力度地推动改革。幸运的是，华盛顿的行为恰恰为这些改变提供了动力。

　　在这些不同的路线之间做出选择并非易事。每个参与者都必须决定哪种选择对自己最有意义。但在这个日益混乱的星球上，所有人都必须学会快速适应，努力建立强大的财务、人力和运营韧性。

　　例如，企业和投资者应持有更多现金，增强资产负债表，实现供应链和投资组合的多元化，并利用创新工具加大对员工发展的投入。决策者必须更好地进行情景模拟，对战略进行压力测试，并识别潜在的脆弱性。

　　最后，决策者必须避免落入行为陷阱。在不确定的时期，人们更容易受到认知偏差的影响，做出错误的决策。其中一种是行为科学家所说的“主动惰性”：明明意识到需要改变，但最终还是会固守熟悉的模式和方法。IBM的命运就是前车之鉴。上世纪80年代，当个人电脑崛起时，IBM虽然制定了正确的转型战略，却因无法将资源和人力从熟悉的大型机业务中果断转移出来而失败，最终被新兴公司超越，再也未能恢复其行业主导地位。

　　呼唤勇气与远见

　　世界正面临巨大的不安全感。官员和投资者几乎找不到可以信赖的原则、规则或机构。美国经济正变得愈发不稳定，而全球贸易体系正面临近80年来首次分裂的风险。未来将走向何方，尚无定论。

　　这一事实本身并非坏事，但它确实意味着决策者需要高度警惕。未来几个月人们做出的选择，将对全球经济的未来和数十亿人的福祉产生深远影响。政府官员必须保持谦逊，然而，这恰恰不是畏缩不前的时候。相反，世界需要的是勇气、创造力、富有想象力的情景规划，以及挑战传统智慧的决心。

　　未来的任务是艰巨的，它们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如何管理经济、企业和投资。但如果领导者能够迎接挑战——在即将涌现的激动人心的创新浪潮的鼓舞下——世界不仅能安然渡过眼前的风暴，更有望走向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繁荣的未来。

　　作者简介：穆罕默德·A·埃尔-埃利安(Mohamed A. El-Erian) 是剑桥大学皇后学院院长，同时也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蕾妮·科恩斯实践教授。他曾在2007年至2014年间担任全球最大的债券基金管理公司之一——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的首席执行官。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