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与土：《纽约客》万字长文起底莫迪种族主义黑幕

 　　编者按：针对近日通过的《公民身份修正法案》，印度国内掀起大规模抗议，已有20多人在冲突中身亡上千人被捕，目前冲突还在扩大。这份备受争议的法案被视为是边缘化穆斯林、制造宗教极端对立的举措。自莫迪政府废除宪法370条、取消印控克什米尔自治地位起，对其“极端民族主义” “法西斯分子”的指责就从未停止。印度怎么了?莫迪治下这片满目疮痍的国土将走向何方?我们编译了《纽约客》万字长文《血与土：莫迪的印度》，起底莫迪种族主义黑幕，为您带来最深度的解读。

　　注：Blood and soil意为血与土，这来源于二战时期纳粹德国的口号，他们声称民族的生存依靠血统和土地。直到今天，血与土仍有极强的种族主义色彩。

　　▎莫迪治下印度的极端民族主义——莫迪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府将两亿印度穆斯林视为内部敌人

　　作者：德克斯特·费尔金斯(Dexter Filkins)

　　德克斯特·费尔金斯(Dexter Filkins)是《纽约客》(The New Yorker)撰稿人，著有《永远的战争》(The Forever Forever War)，该书曾获得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本文发表于2019年12月9日《纽约客》杂志印刷版。全文共26000字，阅读时间约40分钟。部分英文名称由于没有对应中文翻译，故保留英文。

　　8月11日，就在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派士兵进入克什米尔邦稳定局势的两周后，一名记者出现在印度共和电视台(Republic TV)的报道中，她骑着摩托车穿行在斯里那加市。斯瑞塔·斯里瓦斯塔瓦此行的目的是让观众们相信：当地局势相当稳定，不管他们听说了什么。“你能看到这里是银行，还有商业中心，”这位记者说道，她正骑车穿过当地的地标建筑，“这里的局势让人安心，一切正在回归常态，当地人很快就会回归正常生活。”她没有做任何的采访，因为街上空无一人。

　　该电视台上的另一则报道中，人们开心地舞蹈，字幕是“印度人民热烈庆祝莫迪总理在克什米尔的英明决定”。此前一周，莫迪政府宣布将废除赋予克什米尔邦自治权利的宪法第370条。克什米尔是印度唯一一个穆斯林人口占大多数的邦，该条款通过禁止占印度人口大多数的印度教人在该邦定居，保护该邦的宗教和民族身份。莫迪说废除宪法370条的决定能够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打击长时间存在的游击暴乱，对克什米尔地区的人民是有好处的。但莫迪一路走来都被指控鼓励反穆斯林情绪发展。为了保证这一决定能够被顺利接受，莫迪向克什米尔派遣了大量驻军，并且拘留了几百名有影响力的穆斯林。共和电视台称，此举是将“会制造麻烦的领导人”安置在“政府招待所”。

　　这一决定颠覆了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印度谨慎的政治倾向，但是印度媒体几乎全部都对此表示赞许。自从 2014年莫迪第一次被选为总理，他就一直在促使印度转型：从一个包容十分多样化人口的世俗民主政体，转变为一个由占人口多数的印度教徒支配少数民族的民族国家，其中印度的两亿穆斯林人口尤其受到欺压。莫迪和他的支持者们不停给媒体施压，逼迫媒体支持他们所谓的“新印度”。

莫迪

　　克什米尔人民用抗议来迎接莫迪的决定，表示其真正目的是让印度教徒能不受限制地大批涌入克什米尔邦。然而最初的抗议平息后，印度时报和其他主流媒体却报道：大部分的克什米尔人其实在默默支持莫迪，他们只是害怕激进分子才不敢公开发声。刚从德里进入克什米尔的电视台记者架起他们的镜头，对准风景如画的达尔湖岸边，尽职尽责地重复政府要求他们说的话。

　　就在类似的报道充斥着新闻媒体时，记者拉娜·阿尤布在电话中告诉我她要去克什米尔了。

　　▎记者拉纳·阿尤布(Rana Ayyub)以追查莫迪及其助手而闻名

　　阿尤布今年36岁，是印度最出名的调查性新闻记者之一，以不懈追查莫迪和他的助手著称。她是来自孟买的穆斯林，所以她的生活一直深受印度宗教对立的影响。她怀疑政府关于克什米尔的报道都是别有目的的政治宣传。“我觉得克什米尔正遭到前所未有的压迫，”她说。她不知道自己过去后会有什么发现，但是她告诉我：“我想和那些无法发声的人们对话。”

　　不管是讲印度语还是英语，阿尤布的语速都很快，并且带着能感染人的热情。你很难拒绝回答她的问题，但往往你一个问题还没回答完她就又问了一个。虽然在这次平息暴乱期间，记者不被允许进入该地区，但在电话中，她还是邀请我在孟买和她见面，一起去克什米尔。我到后，她递给我围巾，让我买件库尔塔，一种典型的印度式束腰外衣。“我几乎可以确定你会被抓住，但是你还是该跟我一起去，”她说，“只要你别说话。”

　　我和阿尤布在莫迪颁布法令后的第二周到达斯利那加机场。航站楼有个服务台贴着“外国人注册”，她推着我快步走过，同时让我把头埋着。人群中有好多警察和士兵，但是我们一路走到马路上也没被发现。我们快速上了一辆出租车，驶向斯利那加。

　　就算是在一辆行驶的车上，我都能看出克什米尔的情况和主流媒体的报道相去甚远。每个街角都有士兵值守，旁边堆满机关枪。每个街区的商店都门窗紧闭。街上除了军队一个人都没有。建于18世纪的坎卡赫-穆拉清真寺里，连周五的礼拜都被禁止了。学校关了门，手机没有信号，也不能上网。

　　大家都认为印度的情报机关会监视酒店的入住名单，所以阿尤布和我还有一个叫Avani Rai的印度摄影师早作了安排，住在一位朋友的家里。我们到住处后，一位来访的克什米尔医生告诉我们可以去医院看看，很多年轻人被击伤以后正在接受治疗。警察和士兵用的是小口径猎枪，当地人叫霰弹枪，有的受伤者因此失明。医生告诉我们，“去眼科病房看看吧。”

　　在医院里，一片混乱。走廊里有站岗的警察，也有伤者和他们的家属。我站在角落里，努力使自己看起来不起眼，阿尤布却跑上了四楼和一位眼科医生交谈。几分钟后她回来了，让我和摄影师Rai跟上去。她说，“去八号病房”，里面有30名枪伤伤者。

　　我们向病房走去的时候，一个穿着时髦、留着短胡须的男人挡住了我们，抓住了阿尤布的肩膀。“你们在这干嘛?”他说。Rai看了我一眼，小声说：“快跑”。我转身就冲进人群里。那个留胡子的男人抓住了阿尤布和Rai，把他们带走了。

　　阿尤布是在Sahar长大的，那是一个孟买的中产阶级街区。她的父亲瓦基夫为左翼报纸《闪电战》供稿。后来，他父亲做了中学校长，也成为了一名乌尔都语学者。乌尔都语是印度北部穆斯林的语言。阿尤布还记得，深夜的诗歌朗诵会上，父亲的朋友会涌进家里客厅，背诵他们的诗。虽然她家是唯一的穆斯林家庭，但他们没有因此被孤立。拉娜家也会和邻居一起到街上庆祝胡里节(Holi)和排灯节(Diwali)等印度教节日。每年两次的穆斯林节日，他们也会打开家门，给大家提供丰盛的美食。“虽然宗教对立一直都在，但我们完全没有受到影响，”阿尤布说道，“我成长过程中所有的朋友都是印度教徒。”

　　在印度国父莫罕达斯·甘地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对印度成为一个世俗国家的构想中，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和谐共处占据中心地位。印度人口的14%是穆斯林。1947年，大英帝国准备撤出印度，穆斯林恐惧印度教徒会支配这个国家，所以要求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就是后来的巴基斯坦。这一南亚次大陆的分裂引发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潮，几千万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穿越这条新的国境线。随之而来的还有暴力，多达两百万人死亡。之后印度和巴基斯坦都久久不能忘怀过去的杀戮和失去故土的悲痛。克什米尔在两国的边境线上，就成了旷日持久的代理人战争的发生地。

　　留在印度的穆斯林与甘地和尼赫鲁的国大党结成联盟以自保。国大党掌控印度的政治长达50年，但是印度国父关于宗教和谐的愿景并没有得到所有人支持。1925年，来自印度中部的医生K.B.Hedgewar创立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R.S.S.)。该组织的宗旨是，印度应该成为印度教徒的国家，由印度教徒统治其他少数民族。

　　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成员相信，许多穆斯林是印度教徒的后裔，他们是被武力改变信仰的，所以这些穆斯林的信仰并不真实。(他们认为占印度人口约2%的基督教徒也是这样。印度其他主要宗教包括佛教和锡安教，他们认为这两者是更正宗的印度宗教。)

　　Hedgewar相信，印度教的男人在殖民统治下丧失了男子气概，所以需要经过军事化的训练才能够恢复。他还是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崇拜者，所以他借用了纳粹的卡其色军服。更重要的是，他和欧洲的法西斯一样，相信经过严格规训的男人能改变一个国家。Hedgewar认为甘地和尼赫鲁实施了危险的绥靖政策，因为他们想要保护穆斯林。在印度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他创立的国民志愿服务团(R.S.S)也基本上是在冷眼旁观。

　　1948年1月，印度独立后不久，甘地就被刺杀。刺杀者Nathuram VinayakGodse为前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成员，他公开支持印度教民族主义。因为这次刺杀，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被短暂封禁，消失在公众视野中，但该组织一直暗暗势力。1975年，在国民骚乱和经济停滞的情况下，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暂停了议会，实施紧急状态。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强烈反对她和她的国大党盟友。该组织的许多成员因此遭到逮捕，这次事件帮助国民志愿服务团获得支持，使其重新进入政治主流。

　　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成员最初只有高种姓男性，但为了发展壮大，它不得不扩大成员范围。在低种姓的成员中，有一位名叫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8岁男孩，他来自古吉拉特邦的瓦德纳加尔(Vadnagar)。莫迪属于地位较低的Ghanchi种姓，其成员历史上靠出售植物油为生。莫迪的父亲在火车站附近经营一家小茶馆，莫迪在那里帮忙。莫迪13岁时，他的父母安排他娶了一个当地女孩，但他们只短暂同居，他多年来都没有公开承认这段关系。莫迪很快就结束了这段婚姻，全身心地投入到Pracharak(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对年轻、纯洁的步兵的称呼)中。莫迪一开始负责打扫高级成员的生活区，但他很快就升职了。1987年，他加入了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Party)——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政治分支。

　　莫迪加入时，该党在议会中只有两个席位，需要制造一个大新闻吸引更多支持者。终于，他找上了一个还没被注意到的宗教争端。在北部城市阿约提亚有一座巴布里清真寺(Babri Masjid)，是莫卧儿王朝的巴布尔皇帝在1528年建造的。独立后，当地人把印度教的神像放在清真寺里，并相信它是建在一座印度教寺庙的旧址上。传说中，毗瑟奴的化身拉姆神(通常被形容具有蓝色的皮肤)就出生在那里。

　　1990年9月，一位名叫L·K·阿德瓦尼(L. K. Advani)的印度人民党高级成员开始呼吁摧毁巴布里清真寺，在其原址上建造一座印度教寺庙。为了支持这一想法，他穿越印度腹地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朝圣，名为“Ram Rath Yatra”。他乘坐改装得像马车的尼桑吉普车进行朝圣。在他看来，政府对穆斯林的偏袒让人们受尽委屈。随后发生了宗教冲突，造成数百人死亡。阿德瓦尼在抵达阿约提亚之前被捕，但其他人民党成员继续行动，沿途煽动支持者，收集捐款。1992年12月6日，由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游击队领导的一群人涌向Babri Masjid，用斧头和锤子拆毁这座清真寺。到傍晚时，它已被彻底夷平。

　　清真寺的破坏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印度教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规模最大、最血腥的一次发生在孟买。最开始，阿尤布的家人感到很安全;他们被朋友包围着。但是，经过几天的骚乱，一个锡克教的朋友巴戈叔叔，告诉瓦基夫一群男邻居要来抓走他的女儿，瓦基夫吓坏了。拉娜当时9岁，曾患小儿麻痹症，虽然她已基本康复，但疾病使她身体左侧无力。那天晚上，她和姐姐跟巴戈叔叔一起逃跑了，躲到Bagga叔叔的亲戚家。拉娜一家人三个月后才在几英里外的穆斯林聚居区迪奥纳尔团聚。“我感到无助，”拉娜告诉我。“我们就像玩具，被别人搬来搬去。”

　　迪奥纳尔是一个贫民窟，那里有充斥着恶臭的下水道，只有锡棚的房子。阿尤布一家习惯了中产阶级生活，无法适应他们处所的变化。“我们住在非常小又很脏的地方，街道拥挤且肮脏，”拉娜说。孟买也不一样了，当她在附近一所以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学校入学时，她的同学称她为“兰迪亚”，反穆斯林的蔑称。“那时我第一次真正思考我的身份，”她说。“我们周边的环境完全不一样了，我甚至担心我们的朋友会杀了我们。”

　　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在阿约提亚的行动获得了巨大的回报。党员人数激增，到1996年，印度人民党已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在对巴布里清真寺的争论中，著名的印度知识分子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对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成员进行了一系列采访。作为一名资深心理学家，他想研究崛起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心态。他采访过的人当中还包括纳伦德拉·莫迪，当时莫迪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印度人民党小官。南迪采访了莫迪几个小时，带着震惊离开。南迪告诉我，莫迪在采访中表现出了威权主义人格的所有特征：清教徒式的戒律、对情感生活的规制、对激情的恐惧，他还有强大的自我意识，如坐针毡的不安全感。在采访中，莫迪详细阐述了一个臆想出来的理论，即印度处在一个国际阴谋中，印度的每一个穆斯林都可能是同谋。“莫迪在任何意义上都是法西斯分子，”南迪说。“我并不是说批评他，他真的表现出了很多法西斯分子的特征。”

　　2002年2月27日，一列客运列车在古吉拉特邦的戈德拉市停了下来。它来自阿约提亚，许多乘客都是印度教徒，他们前往十年前巴布里清真寺被毁的地方，并主张在那里修建一座寺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属于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宗教分支——世界印度教大会(V.H.P.)。

　　当火车停靠车站时，站台上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开始吵架。火车开动后停了下来，口头冲突愈演愈烈。突然有人——可能是一个有火炉的穆斯林小贩，向其中一节车厢扔了什么东西。火车开动了，火势开始蔓延，但门打不开，乘客只能被困在车厢里。当门“终于被推开”时，氧气的冲击引发了更大的火势。约五十八人因窒息或烧伤而死。

　　随着这次事故的消息传开，邦政府允许V.H.P.的成员在古吉拉特最大的城市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游行展示焚烧的尸体。印度教徒被激怒了，开始在整个邦内大肆攻击穆斯林。

　　成群结队的印度教徒在街上徘徊，高喊：“报复穆斯林!屠杀穆斯林!”据目击者称，暴徒切开孕妇的肚子，杀死她们的孩子。还有妇女和女孩被轮奸。有一次，也可能不止一次，一名穆斯林男孩被迫喝下煤油并吞下一根点燃的火柴。年老的国大党党员Ehsan Jafri被裸体示众，然后被肢解，尸体被焚烧。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的人基本策划和指挥了所有的暴力事件，这些人手持棍棒、枪支和刀剑，在这个国家的穆斯林聚居地横冲直撞。骚乱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他们手中有选民名册和其他官方文件，其中的信息让暴徒直奔穆斯林的房屋和商店。

　　古吉拉特邦政府的首席部长是纳伦德拉·莫迪，他在五个月前被任命。随着骚乱愈演愈烈，莫迪却成了隐形人：他召集了军队，但在暴力失控时命令士兵留在营房里。在古吉拉特邦的许多地区，警察不仅袖手旁观，而且许多人权组织还说警察甚至参与了暴行。

　　暴乱开始时，拉胡尔·夏尔马(Rahul Sharma)是巴夫纳加尔区的高级警官，巴夫纳加尔穆斯林人口超过7万。夏尔马后来在宣誓证词中说，他没有从上级那里得到控制骚乱的指示。在第四天时，数千人聚集在穆斯林学校Akwada Madrassa周围，该校有大约400名学生。暴徒们挥舞着刀剑和火把。“他们的行动很有组织，”夏尔马说。“他们要杀了那些孩子。”夏尔马命令手下使用致命武力来阻止暴行;当鸣枪示警无效时，警察“开枪打死了两个人，打伤了几个人”。暴徒散开了，夏尔马把孩子们护送到了安全的地方。

　　然而，在几乎所有其他地区，暴力活动仍在肆无忌惮地进行。夏尔马没有被当作英雄得到颂扬，而是被调到办公室打杂。L·K·阿德瓦尼是破坏阿约提亚清真寺的倡导者，却升任印度内政部长。阿德瓦尼给夏尔马打了电话，表示他不该导致印度教徒死亡。

　　骚乱持续了近三个月。骚乱结束后，多达2000人死亡，近100万人流离失所。古吉拉特邦的民族分布发生了变化，大多数穆斯林都挤在贫民窟里。艾哈迈达巴德垃圾场内形成了一个贫民窟，垃圾混合着污水堆积如山，高达数百英尺。(这个被居民称为“市民村”的贫民区仍然住着1000人，他们住在棚屋里，呼吸着有毒的空气;雨季来临时，季风把街道和棚屋刮得满是垃圾。)

　　随着骚乱的恶化，当时19岁的阿尤布决定做些什么。在告诉母亲她要和朋友去喜马拉雅山徒步后，便坐上了去古吉拉特邦瓦杜达拉市的火车。因为动乱还在继续，她把自己打扮了一番，像印度妇女一样在前额上画了一个小点。

　　她在救济营待了三周，帮助强奸受害者报警。营地周围都是露天厕所，污水的气味难闻极了;孩子们躺在地上，苍蝇停在他们的身上。有时，暴徒手持刀剑和燃烧瓶来寻找穆斯林。在一次袭击中，阿尤布躲在一所房子里，向外张望，外面有大约60个人走来走去。“我心跳得厉害，”她说，“古吉拉特邦让我意识到孟买发生的事情其实是常态。”

　　暴乱之后，成千上万的穆斯林被迫离开家园，莫迪政府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帮助，援助几乎完全由志愿者提供。当被问及此事时，莫迪说：“救济营实际上是造人工厂。那些不断增加的人应该得到教训。”虽然一些印度教暴徒被逮捕，但最终只有几十人被定罪。人民党部长Mayaben Kodnani是唯一一位受到严厉惩罚的官员。她被判犯有谋杀罪、谋杀未遂和共谋罪。但当莫迪政府后来在德里掌权时，她被免除了一切指控。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有迹象表明政府有大量的共谋行为。独立调查显示，这些印度教暴徒在得到明确指示后果断行动。由前最高法院法官和一名前高级警官组成的公民调查小组得出结论：“袭击指令是由政府公然发布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除了少数的例外，都是由警察和印度行政部门有条不紊地执行的。”

　　在暴力期间，一位名叫哈什·曼德尔(Harsh Mander)的联邦高级官员前往古吉拉特邦，对官员的疏忽感到震惊。看到他的许多同事在这场大屠杀中串通一气，他从工作岗位上提早退了下来，到穆斯林难民聚集的临时营地工作。他用余生的大部分时间来提醒公众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暴行以及谁该为此负责。曼德尔告诉我：“除非政府纵容，否则印度不会发生宗派暴乱。”“这是国家支持的大屠杀。”

　　一些官员称，鼓励骚乱的决定来自莫迪本人。莫迪的竞争对手、内阁部长哈伦·潘迪亚(Haren Pandya)就骚乱发表了宣誓证词，并接受了《展望》(Outlook)周刊的采访。他说，骚乱开始的那天晚上，他在莫迪的别墅参加了会议，莫迪在会上命令高级警官允许“人们发泄他们的不满，不要妨碍印度教徒的复仇”。一名名叫桑吉夫·巴特(Sanjiv Bhatt)的警官回忆说，在当晚的另一次会议上，莫迪表示希望“给穆斯林一个教训，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但是出于政治考虑，很少人愿意追查针对莫迪的证据，而且他的指控者也没有在公众视线中停留太久。在巴特提供证词后不久，他被指控在一起警察办理的案件中杀死了一名嫌疑人，并被判处终身监禁。这起案件此前已经搁置了20多年。2003年，内阁部长潘迪亚被发现死在自己的车里。他的妻子确信有人在幕后操纵了这一切。“我丈夫的暗杀是一场政治谋杀，”她说。

　　暴乱对莫迪产生了显著影响。美国和英国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禁止他入境，他所在政党的高级领导人也对他避之不及。(2004年，印度人民党总理瓦杰帕伊在选举中下台。他指责莫迪造成了他的失利。)

　　然而，在古吉拉特邦，莫迪的声望越来越高。莫迪没有寻求和解，而是领导了一场遍及全州的“印度教大游行”，获得了大量支持。莫迪经常用毫不隐晦的语言向他的追随者表明，他和他们一样偏执。在游行期间的一次演讲中，他暗示印度的穆斯林是“需要克服的障碍”。他说，如果我们提高“五千万古吉拉特邦人的自尊和士气”，那么“穆斯林的计谋对我们根本不凑效。”人群爆发出了欢呼声。同年12月，在一次竞选活动中，他发表了几次煽动性的反穆斯林演讲。之后，他领导印度人民党在古吉拉特邦的选举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在印度的其他地方，印度人民党的机遇在减少。因此，莫迪的强硬派获得了党内领导权。他还开始在全国建立起自己领导经济快速发展的亲商领袖的形象。“印度人民党毫无希望，”阿尤布告诉我，“他们获得权力的唯一机会是莫迪，因为他有追随者，这些大商人都支持他，所以暴乱都被遗忘了。”

　　最终，最高法院的一个调查小组宣布，没有足够的证据指控莫迪在暴乱中失职。人权组织认为这个调查结果出于政治动机。一些坚持不懈的伸张正义者试图继续追查下去。2007年，当莫迪出现在印度新闻网络CNN-IBN上时，记者Karan Thapar问他：“你为什么就不能说一句自己对当年的杀戮感到抱歉呢?”

　　“我当时已经说了我应当说的话，”莫迪回答说，他脸色沉了下来。当萨帕尔不断施压时，莫迪变得焦躁不安。“我必须休息，”他说，“我需要喝点水。”然后他拿掉麦克风走开了。

　　2013年，当另一名记者问他是否对这么多穆斯林的死亡感到难过时，莫迪表示自己只是一个无助的旁观者。“如果别人在开车，而我们坐在后面。这时，如果一只小狗从车轮下经过，它会很痛吗?”莫迪说，“当然会。”

　　在许多观察家看来，莫迪的成功源于他愿意利用深刻的怨恨情绪。几十年来，这种怨恨一直被认为是对社会礼法的冒犯。尽管印度的穆斯林通常比他们的同胞更穷，但许多印度人觉得穆斯林受到中央政府的不公正偏爱。私下里，印度教徒抨击穆斯林有太多的孩子，和他们支持恐怖主义。甘地和尼赫鲁的政策让穆斯林在印度感到异乎寻常的安全，部分结果是，在克什米尔以外，很少有激进主义。尽管如此，许多印度人仍然认为穆斯林是长久的威胁。“莫迪成了印度所有印度教徒的英雄，”古吉拉特邦研究暴乱的科学家尼尔哈里·辛哈(Nirjhari Sinha)告诉我。“这是人们在聚会和宴会上告诉我的，他们真的觉得穆斯林是恐怖分子。因为莫迪，穆斯林才终于得到了控制。”

　　1993年，阿尤布的父亲写了一本关于孟买暴乱的书。他把它命名为“我还活着”——朋友们在动乱期间写信询问他近况时，这是他的惯常回复。当阿尤布开始考虑在新闻业的工作时，她表现出了同样争强好胜的自信。“我小时候，每个人都说，‘她是个柔弱的孩子，’”她告诉我，“你必须向每个人证明：不，我不是一个无力的孩子。”

　　最开始，她想通过加入公务员队伍来改变现状。但是，她说，“人们告诉我，‘作为一名警察，你不可能有任何作为，因为你必须遵从上级警察和腐败的政客的领导。’”从孟买的索菲亚学院获得英国文学学位后，阿尤布辗转于各个网站和电视台之间，最后在一本名为《泰赫尔卡》的杂志就职。《泰赫尔卡》以英文出版，发行量不大，但以严谨的调查性新闻著称。阿尤布开始工作后写出了一些关于警察杀人和孟买官员走私的报道。“我是在帮助别人，”她告诉我，“我试着弄清楚发生了什么，这让我感觉自己更有价值了。”

　　2010年，在《泰赫尔卡》的一期封面故事中，阿尤布将莫迪最亲密的顾问阿米特·沙阿(Amit Shah)与一起耸人听闻的罪行联系在一起。沙阿出身于高种姓家庭，曾学习生物化学，但却成为了一名出色政治谋士。他曾担任古吉拉特邦象棋协会主席，两次帮助策划了莫迪当选古吉拉特邦最高官员的选举。后来，他被任命为内政大臣。

　　阿尤布当时正在调查一桩始于5年前的案件。古吉拉特邦警方宣布，他们击毙了巴基斯坦派来刺杀莫迪的恐怖分子嫌疑人。在政界和新闻界，这一声明引发了怀疑。有传言说，警察杀死了罪犯，然后宣称他们是穆斯林刺客，在接近莫迪之际，被警察英勇击杀。聪明的印度人嘲笑警方经历了“假遭遇战”(“fake encounters” )，但是，在古吉拉特邦那些对暴乱感到震惊的人当中，这则新闻提升了莫迪作为印度教徒捍卫者的声誉。

　　事实证明，被指控的刺客是当地的一名勒索者，名叫索拉布丁•谢赫(Sohrabuddin Sheikh)，他没有成为伊斯兰武装分子的经历。不久，联邦调查人员确定他是被警察谋杀的。有目击者作证，包括谢赫的妻子和他的一名同伙。但是，在他被杀几天后，他的妻子被谋杀了，尸体被焚烧。一年后，这名同伙在被警察拘留期间被杀。

　　阿尤布不认为最终责任在于警察。“我从来不着眼于那些被逮捕的人和那些开枪的人，”她告诉我，“我在找主谋。”一名警察称阿米特·沙阿与谢赫案有关。阿尤布第一次见到这位警察是在乡下一所僻静的房子里。“他能看到我的手在颤抖，”她告诉我，“他说，‘如果你要报道这件事，就必须停止害怕。’”他们下次见面时在墓地，是凌晨3点。他给了她一张CD，藏在一束玫瑰花里，其中有沙阿6年以来的电话记录，包括他的通话时间和地点。

　　阿尤布说，记录表明沙阿在谢赫同伙死亡前后和三名警官涉嫌谋杀谢赫同伙的警察有过频繁接触。她的报道也解释了沙阿的动机：一名警官告诉她，被谋杀的罪犯“知道可能会对这位部长不利的消息”。

　　阿尤布并不是第一个揭露官方不当行为的记者，但是她提供的指控沙阿的证据是前所未有的。联邦探员要求她提供一份沙阿的电话记录，她答应了。几周后，沙阿因被控谋杀和勒索而被捕。据称，他与谢赫有非法交易。(沙阿的发言人否认称“沙阿被控涉及上述刑事犯罪是出于纯粹的政治考虑。”)最终联邦警察指控38人涉嫌参与谋杀，包括古吉拉特邦的警方高级官员，拉贾斯坦邦的前内政部长和二十多名其他官员。

　　沙阿被捕的那天早上，阿尤布醒来就发现她的报道成了头条新闻。一位国民主持人在电视中完整地朗读了她的作品。“我只是一个26岁的穆斯林女孩，”她说，“我觉得人们最终会看到我能做什么。”她的报道，连同其他一些报道，引发了对古吉拉特邦警方的一系列官方调查，他们被怀疑在“假遭遇战”中杀害了20多人。但是，她认为就连沙阿也不是最终的主谋。她的消息来源告诉她，警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要延后调查，并向联邦调查人员隐瞒记录——这表明有大人物在试图压制这起案件。她的一篇报道的标题是“为什么纳伦德拉·莫迪要保护阿米特·沙阿?”。

　　尽管针对莫迪周围人的证据越来越多，但莫迪只变得越来越强大。人们越来越多地提及莫迪是国家领导候选人。2007年，在竞选连任首席部长时，莫迪嘲笑国大党成员。“国会的人说莫迪沉迷于‘假遭遇战’——说莫迪杀死了索拉博丁，”他告诉他的支持者。“你告诉我，我该拿索拉博丁怎么办?”他问道。

　　“杀了他!”人群咆哮着，“杀了他!”

　　在沙阿被捕几周后，阿尤布想出了写一篇新报道的方向：“如果我能追查沙阿，为什么不能追查莫迪?”她告诉编辑她怀疑莫迪的罪行比之前报道的要严重得多。她说，如果她去做卧底，她就能潜入他的小圈子了解真相。在美国，记者不应在身份问题上撒谎，这是新闻业的一条基本原则。但在印度，这种做法更为普遍，尽管仍存在争议。2000年，《泰赫尔卡》派出一名前板球运动员，带着隐藏的摄像机，揭露了广泛存在于体育竞赛中的贿赂。那年晚些时候，两名记者假扮成一家不存在的公司的代表，提出向国防部出售红外摄像机，三十六名官员在采购过程中同意接受贿赂，因为此次报道国防部长辞职了。

　　《泰赫尔卡》的编辑塔伦·泰帕尔(Tarun Tejpal)告诉我，只有在没有其他途径获得报道的情况下，他才会授权使用卧底。在这种情况下，他说：“莫迪和沙阿是当权者。真相永远不会大白。”因此他允许阿尤布开始卧底行动。

　　当她开始报道时，阿尤布精心设计了一个假身份，以迎合古吉拉特邦政治圈子的虚荣。她说：“印度人有一个弱点，就是想被美国人认可。一想到他们会在美国出名，他们就无法抗拒。”所以她伪装成了梅蒂利·泰吉(Maithili Tyagi)，一名在洛杉矶美国电影学院(American Film Institute Conservatory)学习的印度裔美国学生，前往印度拍摄一部纪录片。她编造了一个家庭背景，说她父亲是一位梵语教授，是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的信徒。阿尤布有一头独特的卷发，所以她还把头发拉直，然后卷成一个印度妇女的发髻。她模仿了美国口音，为了更逼真还雇了一个叫迈克的法国助手。只有她的父母知道她在做什么，她用另一部手机和父母保持联系。

　　2010年秋天，阿尤布在艾哈迈达巴德租了一个小房间。在八个月的时间里，她声称她的纪录片将“聚焦在莫迪任期内繁荣发展的古吉拉特邦”，努力跻身当地精英阶层。“莫迪最大的支持来自古吉拉特邦的印度教徒”，她告诉我，“我最想遇见的人都在那，那些能告诉我古吉拉特邦故事的人，那些能告诉我莫迪先生在过去15年里所做事情的秘密的人。”

　　最初，阿尤布和迈克只出现在非政治的社交活动中，让当地人习惯于看到他们。当她走进圈子时，她开始戴上隐藏的照相机和麦克风——藏在她的手表里、她的头巾里、她的手机里。(当她在新德里的一家间谍商店买这些迷你设备时，她告诉销售员，她是想监视自己出轨的丈夫。)阿尤布几乎在哪儿都受到欢迎。她披露了古吉拉特邦高级官员的录音，其中一些人直接指控莫迪和沙阿有不当行为。甚至莫迪也同意在他的办公室与她进行简短的交谈，他的工作人员向她提供了他的传记供她阅读。莫迪给她看了奥巴马的自传。“他说，‘梅蒂利，看看这个。我希望有一天能像他一样’”，她回忆道。她被莫迪的狡猾所震惊：“我以为莫迪要么会成为总理，要么会坐牢。”

　　阿尤布把她的证据带回给她的编辑。但是，在检查了文字记录后，泰帕尔决定不发表报道。这些对话大多是官员在背后议论其他人，通常是莫迪和沙阿。泰帕尔告诉我，他需要人们承认自己的罪行。他说：“最基本道德准则是，如果一个人不亲口承认自己的罪行，别人说是没有用的。如果你来跟我说，‘我和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他告诉我汤姆、迪克和哈里是混蛋，他知道汤姆偷东西，迪克借钱不还，哈利还跟谁上过床’。那都是些无聊的闲话。”

　　阿尤布确信泰帕尔屈服于印度人民党的压力。“他屈服了”，她告诉我，“我在莫迪和沙阿的核心圈子里，尽可能地接近他们。”(泰帕尔对此予以否认，其他编辑也发表了支持他的言论。)

　　阿尤布决心把她的故事写出来。阿尤布写了书稿，并把它尝试推荐给给英语报纸、杂志和出版社。所有公司都拒绝了她。有人说这本书太偏激了;大多数人认为她的调查方法可能使他们被告上法庭。几位编辑私下告诉我，他们认为阿尤布的作品很有料，但不可能发表。“我们想把这本书摘编成杂志的封面故事，但消息传开了，很多电话打来，”《展望》杂志的编辑克里希纳·普拉萨德(Krishna Prasad)告诉我，“我们根本不可能出版这篇报道。”

　　到2012年，莫迪已经成为印度最知名的人民党领导人，很可能竞选总理。“每个人都看到了不祥之兆，”阿尤布说，“莫迪会赢，没有人想要跟他对着干。”阿尤布一直想找家愿意出版她书出版商，但一无所获。她告诉我，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她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一直在服用抗抑郁药。2013年，她在《特赫尔卡》的编辑泰帕尔被控性侵，在监狱里待了7个月，才获准保释。(他坚称自己无罪，此案仍在审理中。)那本杂志几乎全垮了。“我以为一切都结束了”，她说。

　　2013年秋天，莫迪开始竞选总理，他不是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而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管理者，领导古吉拉特邦实现了经济繁荣。他的竞选口号是“好日子要来了”。仔细研究数据就会发现，在他的领导下，古吉拉特邦的经济增长并不快。前任编辑普拉萨德说，与前几任政府相比，经济的加速增长是“一项精心策划的”计划。即便如此，许多印度最大的企业仍向他的竞选活动慷慨捐款。

　　公众普遍认为，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掌权的国大党变得傲慢和腐败，这对莫迪十分有利。它的自满情绪体现在甘地家族身上。甘地家族的成员控制着该党，但他们显得缺乏自信，与外界脱节。该党领袖拉胡尔•甘地(也是尼赫鲁的曾孙)被印度媒体称为“不情愿的王子”。

　　相比之下，莫迪和他的团队纪律严明，时刻在线，反应迅速。“甘地家族会让那些走过大半个印度来拜访他们的首席部长们等上几天——他们根本不在乎，”一位既见过甘地家族、也见过莫迪的印度政治评论员告诉我，“和莫迪的人见面，你根本不需要等待。”国大党领导人的行为常常显露出他们觉得自己本就有权统治，但印度人民党却不这样。人民党领袖们把自己塑造成清心寡欲、忠贞不渝的形象。据说莫迪每天都要做几个小时的瑜伽，他通常穿着简单的印度长衫，他的直系亲属从事的是普通工作，不在政府高级职位上，不管说他什么，都不能说他贪财。

　　人民党赢得了相对多数选票，让莫迪成为了执政联盟的领袖。作为总理，他让许多印度人感到惊讶，因为他直面那些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一个是在随地大小便，这是疾病传播的原因。在德里的一次早期演讲中，他宣布了一项在每一所学校修建公共厕所的全国性计划。这种平淡无奇的政策让许多印度人感到高兴，甚至包括那些建得起厕所的人。莫迪还使用令人眼前一亮的现代用语，在对一系列被广泛报道的轮奸案发表讲话时，他说：“父母会不断质问他们的女儿。可是有谁敢问他们的儿子要去做什么呢?”

　　这篇演讲为莫迪的总理任期定下了基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作为一个年轻的印度教人，他曾发誓要过禁欲的独身生活。由于没有家庭负担，他经常工作。看到他的人说，他散发出一种活力，似乎弥补了他的孤独。“当你拥有那种力量，你就不需要恋爱。”这位印度政治评论员告诉我。在古吉拉特邦，莫迪把重点放在了大型项目上，吸引汽车制造商，为村庄提供电力;作为总理，他对破产法进行了全面改革，并启动了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公路建设项目。

　　莫迪改变形象的努力在西方也取得了成功。在美国，报纸专栏作家称赞他对市场和效率的重视。此外，莫迪还吸引了庞大的印裔美国人群体的支持，他们为他将印度推向世界舞台的成功而欢呼。奥巴马政府悄然取消了签证禁令。莫迪就职后不久就会见了奥巴马，两人一起参观了马丁·路德·金纪念馆，莫迪称他很崇拜马丁·路德·金。在印度期间，莫迪与奥巴马共进晚餐，但他让白宫厨师们进退两难：他要为印度教节日纳瓦拉特里(Navaratri)禁食，在会上他只喝水。

　　一位在莫迪第一任期内接受会见的印度政治评论员告诉我，莫迪工作起来孜孜不倦，精益求精，但也不是完全不休息。莫迪那次还开玩笑说有一群猴子在他的花园里搞破坏，并愉快地讨论着那些他心心念念的大项目。其中最主要的是水：印度的地下水储量正在迅速下降(在过去10年里下降了61%)，而莫迪正努力为这个国家可能干涸的未来做准备。在会议期间，他还展示了一份详细的国家名单，这些国家需要各种各样的专业人员——律师、工程师、医生，而印度拥有庞大的毕业生人口，可以提供这些专业人员。“他很聪明，非常专注”，这名评论员说，“是的，有点清教徒的味道。”

　　莫迪上台后不久，他的老朋友阿米特·沙阿(Amit Shah)卷入的索拉博丁·谢赫(SohrabuddinSheikh)案调查就陷入了停滞。到了2014年，即使当法官命令沙阿出庭时，沙阿也基本上不再出现在听证会上。根据最高法院的判决，这个案子撤销了。新法官罗亚(Brijgopal Loya)也对沙阿未能出庭表示抗议。他告诉他的家人和朋友，他在“巨大的压力下”驳回了这个案子，孟买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给了他1600万美元来撤销这个案子。(记者未能联系到首席大法官对此进行评论。)不久之后，Loya忽然去世了。验尸报告说他死于心脏病发作，但据印度一家主流新闻杂志《大篷车》(The Caravan)报道，报告中的细节似乎是假的。将Loya的遗体送还给他的家人的人员不是政府官员而是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的一名成员，他的遗体被送回时浑身是血。Loya的家人要求对他的死亡进行官方调查，但至今未立案。

　　沙阿的案子交给了第三名法官M. B. 戈萨维(M. B. Gosavi)审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戈萨维驳回了所有指控，称他“没有足够的理由继续审理”。随后，任何追究沙阿对谢赫之死责任的努力都无果而终。随着对其余被告的审判临近，92名证人转而反对控方，有些人说他们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被告沙阿被判无罪。负责调查沙阿的警官Rajnish Rai被调离了这个案子。当他申请提前退休时，他发现自己已经被停职了。指控被撤销的同时，莫迪已经任命沙阿为印度人民党主席和执政联盟主席，这实际上使他成为印度权势第二大的人。

　　2016年，经过四年寻找出版商的努力，阿尤布决定自己出版这本书。为了支付这笔钱，她卖掉了她母亲为她的婚礼准备的黄金首饰。“反正我也不会很快结婚，”她笑着对我说。她找到了一个愿意在不删节原稿的情况下印制原稿的印刷商，并与一家图书经销商达成了协议，分享了所有的版税。她说服一位艺术家朋友设计了一个不祥的封面。《古吉拉特邦档案》作为一本英文书，只会被印度的精英阶层阅读，这也让该书得以出版。

　　《古吉拉特邦档案》讲述了阿尤布与高级官员的谈话，她试图“弄清莫迪和沙阿统治古吉拉特邦期间发生了什么”。它不是精雕细琢的作品，它读起来就像一本政治内幕人士随手写的小册子，没有时间检查标点符号或拼写缩写，也没有深入研究案件的历史背景。“我没有足够的资源来考虑这些，”阿尤布告诉我。“我只是想把故事讲出来。这本书的优点在于，它给人的感觉就像置身于一群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鸡尾酒会上，坦率地谈论长期被压下来的秘密。”“事情是这样的，”阿尤布说，“每个人都听到了真相——但你不能肯定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有了我的书，你可以从可靠的人那里听到真实的故事。”

　　在阿尤布刺探的人当中，有一位名叫阿肖克·纳拉扬的人，他在暴乱期间担任古吉拉特邦的内政部长。据阿尤布报道，纳拉扬说莫迪已经决定允许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展示火车袭击遇难者的遗体。纳拉扬说，他曾警告过莫迪“事情会失去控制”，但没用。　当他反对时，莫迪就在他身边无动于衷。他说：“把尸体运到艾哈迈达巴德是整件事的开始，但做决定的是莫迪。”

　　纳拉扬补充说，世界印度教大会，即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宗教分支，曾为针对穆斯林社区的大规模袭击做过准备，他们终于有了一个契机。“这一切都是由世界印度教大会策划的，这太可怕了。”他补充说，他相信莫迪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这个计划，“他知道一切。”

　　高级警官G. C.莱加尔(G. C. Raigar)告诉阿尤布，最初的计划是允许印度教徒对袭击者进行有限的报复。他说，可暴力蔓延得如此之快，以致于莫迪政府也无法阻止。“他们不想对暴徒使用武力——这就是事情失控的原因。”

　　莱加尔等人告诉阿尤布，允许对穆斯林实施报复的决定是在正常的指挥系统之外做出的，从莫迪身边的官员直接传达给被认为怀有宗派仇恨情绪的警察。“他们会把这件事告诉过去欠他们人情的人，”莱加尔说，“他们知道谁会帮助他们。”

　　一些官员以一种非常随意的方式谈论这些杀戮，似乎穆斯林活该被杀。艾哈迈达巴德前警察局长P·C·潘德(P.C.Pande)说：“85年、87年、89年、92年都发生了骚乱，大多数时候，印度教徒被打，穆斯林占了上风。所以这一次，在2002年，这次事件必须发生，这是印度教徒的报复。”

　　潘德引导阿尤布明白他这话的道理：“一群穆斯林去火车上纵火，所以你会有什么反应?”

　　“你回击他们?””她说。

　　“是的，你回击他们。”潘德说，“机会来了，可以报复他们……为什么有人会介意呢?”阿尤布写道，像这样的对话让她相信，骚乱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当权者希望它们发生，“就好像拼图里缺失的那块终于出现了。”

　　几名警官还说，沙阿主持了法外处决，包括杀死谢赫的嫌疑犯和谋杀的目击者。关于沙阿的对话使阿尤布愈发相信，还有更多的犯罪嫌疑人以类似的方式被处决。“很明显，这些遭遇只是冰山一角”，她写道。

　　起初，人们对阿尤布的书反应平平。在新德里举办了一个新书招待会，印度大多数重要政治作家和编辑都参加了，但是第二天阿尤布在任何报纸上都找不到一个字的报道。报纸上这本书的评论迟迟不出现。但在阿尤布作为记者的声誉的帮助下，这本书靠自己取得了成功，尤其是在亚马逊上。2017年，该书被译为印度语出版，触达巨大的潜在受众。

　　阿尤布说，到目前为止，《古吉拉特邦档案》已经卖出了60万份，并被翻译成13种语言。阿尤布被邀请在联合国和世界各地的新闻会议上发言。《大篷车》的政治编辑哈尔托什·辛格·巴尔(Hartosh Singh Bal)对我说，“这本书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让我们知道谁才是这些事件中最重要的参与者。这些大人物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毫无防备，他们帮我们验证我们从其他渠道获知的消息是否为真，并且告诉我们很多我们以前不知道的事情。我们终于可以得知内部消息，就好像到了一群什么都知道的大人物当中，听他们其中的一个人娓娓道来。”

　　《古吉拉特邦档案》引起轰动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当时的整体环境。到2016年，也就是莫迪第一任期的第二年，他正在打击任何挑战新秩序的声音。

　　2018年4月，阿尤布和朋友坐在德里的一家餐馆里，一位消息人士提醒她，注意一段出现在印度人民党支持者在线聊天群中的视频。他把视频发给她，她按了播放键。在她的屏幕上出现的是一段色情影片，展示据称是阿尤布的女子进行各种性行为。“我哭了起来，忍不住吐了出来”，她说。

　　这段视频迅速走红，从WhatsApp到Facebook再到Twitter，被转发和分享了无数次。阿尤布被辱骂她的信息淹没，有的还附有视频。一名叫希曼苏·维尔马(Himanshu Verma)的男子在Facebook上直接写道，“你好，婊子，请也为我口交。”

　　这段视频是阿尤布的书出版后不久最粗鲁的攻击，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针对她的社交媒体暴力。有一条关于她的假推文说阿尤布要求对强奸儿童的穆斯林宽大处理，这条推文在网上疯传。随后，又有好几条假推文出现了，其中一条中阿尤布表达了对印度的仇恨。一个名叫维杰·辛格·乔汗的人在回复中写道，“永远别让我再看到你，否则我会告诉全世界我们对你这样的妓女会做什么。收拾行李滚回巴基斯坦去!”

　　印度女记者受到特别恶劣的对待是常态。阿尤布受到的威胁几乎与施加给来自印度南部卡纳塔克(Karnataka)的记者兼图书出版商高里·兰凯什(Gauri Lankesh)的威胁一模一样。像阿尤布一样，兰凯什积极报道印度教民族主义和针对妇女和低种姓人群的暴力。她还用该州的主要语言卡纳达语出版了阿尤布的书。“我们就像姐妹一样，”阿尤布告诉我。2017年9月，在兰凯什遭受了长时间的网络攻击后，两名男子在她家外枪杀了她并骑摩托车逃离。

　　▎联合国人权专家呼吁保护遭遇死亡威胁的印度女记者拉娜·阿尤布

　　尼哈·迪克西特(Neha Dixit)对印度人民党进行了爆炸性的报道。她告诉我，她经常收到死亡威胁和性侮辱：“每天，我都会收到三百多条消息，里面有老二的照片，有用一根钢棍或玫瑰刺之类的东西来强奸我之类的话。”对于迪克西特和这些网络暴力的其他受害者来说，尤其令人害怕的是，这种网暴显然得到了莫迪的重要盟友的支持。阿尤布给我看了一条Vaibhav Aggarwal对她色情视频的推文，Vaibhav Aggarwal是一位媒体名人，他经常代表印度人民党发言，他的推文中写道：“你想在雨中跳舞，全身湿透却不想得肺炎。”今年6月，一位名为阿肖克·潘迪特(Ashoke Pandit)的印度人民党知名成员转发了有关强奸儿童的假阿尤布言论。这句话原是英文，后来被印度教徒翻译成印度语，出现在所谓的“印度瑜伽军”(Army of Yogi Adityanatha)的脸书页面上，印度瑜伽军即印度北方邦内莫迪崇拜者的组织。

　　普拉提科·辛哈(Pratik Sinha)曾是软件工程师，也是追踪网络虚假信息的Alt News的创始人。域名为Hindutva.info的网站发布了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杀戮视频，作为穆斯林在喀拉拉邦杀害印度教徒的证据，这段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莫迪在Twitter上关注的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官员普尼特·夏尔马(Puneet Sharma)扩散了这段视频，称它应该让印度人“热血沸腾”。然而，当Alt News追踪视频的来源时，发现其实是墨西哥的一场黑帮血拼。

　　辛哈告诉我，他认为一些最具攻击性的社交媒体帖子是由非一个官方的“信息小组”发起的，其人员和资金都来自于人民党的支持者。他说，人民党下属的人维护着一些网站，对莫迪进行政治鼓吹，并攻击他的敌人。“他们很有组织，行动迅速，”他说，“他们很久以前就在古吉拉特邦开始行动了。”

　　当莫迪巩固他对政府的控制时，他利用了政府的力量让主流媒体噤声。2016年，莫迪政府开始迫害电视新闻网络NDTV。自1988年开播以来，NDTV一直是最及时可靠的新闻频道之一;今年春天，在大选计票时，其网站在一天之内就获得了165亿的点击量。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莫迪政府已经把几乎所有政府的广告从NDTV撤出，而这是NDTV的主要收入。莫迪政府还对内阁官员到私人公司施加了压力,要求停止购买NDTV广告。NDTV最近精简了约四百名员工,占其雇员的四分之一。留下来的记者说，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这是艰难的时候”，其中一位记者告诉我。

　　那一年，记者卡兰·塔帕(Karan Thapar)问莫迪是否想对古吉拉特邦的骚乱表示难过，结果印度人民党再也没有人愿意上他的晚间节目了。虽然他是印度最著名的电视记者之一，塔帕尔却突然发现自己无法获得任何有价值的政治信息。而且，莫迪的内阁官员正在催促他的老板把他从电视台撤下来。“他们让你成为人人避之不及的毒药”，塔帕告诉我，“他们不需要书面文件，只要说一句就好了——‘我们认为塔帕在不太好’”。(他的电视台“今日印度”India Today否认被“外部压力”影响)。2017年，他的雇主表示不愿与他续约，因此他离开了这家电视台。

　　莫迪政府也针对了有进取心的编辑。去年，印度最受尊敬的报纸之一《印度斯坦时报》(Hindustan Times)的编辑鲍比·高希(Bobby Ghosh)对针对穆斯林的暴力进行了一系列追踪报道。莫迪私下会见了《印度斯坦时报》的老板，第二天高希就被要求离职。2016年，《展望》杂志对妮哈·迪克西特进行了一项采访，其中透露的信息令人不安。采访内容显示，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曾在阿萨姆邦为数十名贫困儿童提供教育，然后把他们送到印度另一边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营地接受教化。一名知情者说，《展望》杂志的所有者是印度最富有的家族之一，他们的生意依赖政府许可，很快也遭到了来自莫迪政府的压力。“莫迪政府威胁毁掉他们的商业帝国，”这位知情者说。不久之后，长期担任《展望》编辑的克里希纳•普拉萨德(Krishna Prasad)辞职。

　　阿尤布和迪克西特都表示，没有主流出版物会支持他们的作品。阿尤布告诉我：“在印度，很多真正优秀的记者都是自由职业者。因为他们没有地方可去。”即使是应该引发丑闻的新闻也没有什么效力。今年6月，《商业标准报》(The Business Standard)报道称，莫迪政府报告的GDP增速比实际数据虚高了近两倍。该报道引发了公众的强烈抗议，但莫迪没有道歉，也没有官员被迫辞职。

　　只有少数小媒体定期进行富有攻击性的报道。其中最著名的是《大篷车》(The Caravan)和一家名为“每日电讯报”(The Wire)的新闻网站，他们总共雇佣了大约70名记者，仅够报道一个大城市的新闻，根本不可能覆盖一个人口超过10亿的国家。2017年，在每日电讯报报道了阿米特·沙阿的儿子进行不当商业交易后，莫迪的部长们开始向每日电讯报的捐赠者施压，要求他们停止提供资金。沙阿的儿子否认了这些指控，他还发起了一场官司，辩护费用高昂。该网站的创始编辑SiddharthVaradarajan告诉我，他不仅要与政府对抗，还要与顺从的媒体对抗。他说：“我们认为，这个国家的人民非常重视他们的自由和民主，当他们的自由受到侵蚀时，他们就会有感觉。但很多媒体正忙着告诉人民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

　　莫迪的支持者经常看印度共和电视台的新闻，该电视台总是播放无礼的争论，公开羞辱所有人，只有最奴性的莫迪支持者才能不被攻击。跟印度共和电视台比起来，一贯以偏见著称的福克斯新闻都像是极其客观的BBC“新闻一小时”。共和电视台于2017年在印度人民党的支持下成立，一位明星主持是阿纳布·戈斯瓦米(Arnab Goswami)，他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一头蓬松的头发，公开谴责莫迪的反对者。在2017年的一次他的典型节目中，戈斯瓦米提到了要求电影院播放国歌的法律，并问人们是否应该被要求起立;他的嘉宾瓦利斯·帕桑(Waris Pathan)是一名穆斯林议员，他认为这应该是人们的自由选择。“你为什么不能站起来?”戈斯瓦米冲着帕桑喊道。没等帕森回答，他又大喊：“你为什么不能站起来?你对此有什么不满吗?”帕桑不停地试着解释，但戈斯瓦米气的头发都飞了起来，声音完全盖过了帕桑：“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来告诉你为什么!我来告诉你!我来告诉你为什么!我能告诉你吗?那你为什么不停下来，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别反国家!别反国家!不要反国家!”

　　新闻审查的缺位给了莫迪巨大的自由来进行政治宣传。这一点在他2019年连任之前的几个月里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商界盟友的支持下，莫迪发起了据称耗资约50亿美元的竞选活动(确切成本未知，由于没有严格的竞选资金监察法规)。然而，随着投票的临近，莫迪因经济表现不佳而失去了支持上涨的势头。2月14日，在克什米尔，一名自杀式爆炸者驾驶一辆装满炸药的汽车撞向印度军方车队，造成40名士兵死亡。这次袭击给了莫迪助力，他发表了一系列好战的演讲，坚称“人民的热血沸腾!”。他把这次袭击归咎于印度的主要对手巴基斯坦，并向克什米尔派遣了数千名士兵。人民党中他的支持者发起了一场社交媒体闪电战，攻击巴基斯坦，称莫迪是“一只老虎”。社交媒体上疯传莫迪安慰一位印度教徒寡妇的电话录音，而事实上这段录音是2013年录制的。

　　2月26日，莫迪下令空袭巴拉科特镇，他声称那里是武装分子的训练营。支持他的媒体将此次行动报道成一场重大胜利。媒体用大量图片描绘了一片满目疮痍的景象，并援引官方消息称，有300名武装分子被杀。但是，访问现场的西方记者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没有任何人死亡;只有几个弹坑，一间轻微受损的房子和几颗倒下的树。许多亲莫迪的帖子都是批量假造的。Alt新闻的辛哈指出，那些声称是死亡的巴基斯坦武装分子的照片实际上是热浪的受害者;其他的图片，表面上看是打战，其实是抄袭了一款叫做Arma 2的游戏。

　　但是，在一个几亿人都是文盲或者半文盲的国家，这种宣传办法十分凑效。莫迪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上升，并顺利获胜。人民党赢得了议会下院的多数席位，使莫迪成为几十年来最有权势的总理。莫迪的副手阿米特·沙阿对一群选举工作人员说，该党的社交媒体网络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说，“我们有能力向公众传达任何我们想要传达的信息，不管是好还是坏，是真还是假。”

　　对许多人来说，莫迪的连任揭示了印度社会一个可怕的秘密：国家的领导人可以通过发表恶毒的宗派言论，说服印度教徒给他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莫迪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巩固印度教徒统治的重大举措。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撤销克什米尔特殊地位的措施，剥夺阿萨姆邦多达200万居民的公民身份，其中许多人几十年前就从穆斯林国家孟加拉国越境而来。9月，政府开始为这些一夜之间成为非法居民的穆斯林建造拘留中心。

　　一种绝望的感觉已经在许多印度人心中扎下了根基，他们仍然信奉印度国父建立一个包容的世俗国家愿景。前《展望》杂志编辑普拉萨德告诉我：“甘地和尼赫鲁是伟大的人，青史留名，但我认为他们并不是社会主流。现在已经很不一样了，很多机构都已经崩裂了：大学，调查机关，法院，媒体，行政机构，公共服务机构。我认为，对于已经发生的一切，没有理性的解释，我们只是假装时代还和五六十年之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又开始了我们一直想做的事情，那就是打击少数民族，把他们逼到角落里，让他们看清自己的位置。我们征服克什米尔，摧毁媒体，让企业成为国家的公仆。所有这些都是在印度教复兴的情况下发生的。印度正在成为它一直想要成为的国家。”

　　2017年3月31日，一位名叫皮赫鲁·可汗( Pehlu Khan)的穆斯林奶农和几个亲戚开车来到斋浦尔市，为他的牛奶生意买了一对奶牛。在回家的路上，一群人挡住了路，包围了他的卡车，指责他计划把牛卖了吃肉。印度教徒认为牛是神圣的，印度大多数州禁止宰杀牛。但一般来说，食用自然死亡的牛的肉是合法的，用牛皮制革也是合法的，这些工作通常由穆斯林和低种姓印度教徒完成，这使他们容易受到不实指控。这群人把可汗和他的亲戚从卡车上拖下来，开始殴打他们，并高喊反穆斯林的口号。“我们给他们看了购买奶牛的文件，但这根本没用，”可汗的侄子说。可汗被送往医院，不久就去世了。

　　可汗的亲戚指认出9名袭击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的一个分支组织巴让达尔(Bajrang Dal)的成员。巴让达尔表面上是个青年组织，实际上是人民党的保镖和打手。该组织还涉嫌在全国各地对穆斯林进行的一系列谋杀。

　　在斋浦尔，我见到了阿肖克·辛格(Ashok Singh)，他是巴让达尔邦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分会的负责人。辛格告诉我，他和他的人有责任保护奶牛，使它们免遭盗窃和杀戮。他谈了好几分钟牛有多么神圣。他说，每一种动物都有三亿六千万神灵，甚至它们的粪便都有对人类有益的灵丹妙药。“那些人砍牛杀牛”，辛格谈到穆斯林时说，“这是一个阴谋。”他承认巴让达尔的成员参与了阻止可汗的行动，但他坚称是其他人实施了谋杀。“有一群暴徒，”他说，“我们无法阻止那群暴徒。”

　　可汗的亲戚指认了袭击者，他们被逮捕并受到指控，但当地人强烈支持这些凶手。在检察官拒绝接受任何目击者证词或手机视频作为证据后，所有袭击者都被判无罪。“该案被操纵了”，可汗家族的律师卡西姆·可汗(Kasim Khan)告诉我，“审判前就已经内定了判决结果。”

　　FactChecker是一个通过媒体报道来追踪集体暴力的组织。根据该组织的数据，在过去的十年里，已经发生了近300起由宗教引发的仇恨犯罪——几乎都是在莫迪成为总理后发生的。

　　印度教暴徒杀害了数十名穆斯林男子。这些谋杀通常是由巴让达尔的成员煽动的，被称为“私刑”，唤起了美国重建时期后席卷美国南部的恐怖。私刑发生在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及其同盟歇斯底里的大背景下，他们相信一个妄想症编出来的故事，将近10亿的印度教徒都被少数穆斯林所害。

　　当穆斯林被处以私刑时，莫迪通常什么也不说，而且由于他很少举行新闻发布会，他几乎从未被问及这些问题，但他的支持者经常向凶手致敬。2017年6月，一名名叫阿里穆丁·安萨里(Alimuddin Ansari)的穆斯林男子被控贩卖奶牛，在拉姆加尔村被打死。打人者有11人，包括一名当地人民党的领导人。去年7月，他们被释放，等待上诉。其中八人获释后，印度人民党民航部长贾扬特·辛哈(Jayant Sinha)会见了他们。辛哈毕业于哈佛大学，曾担任麦肯锡公司顾问。他给这些人戴上金盏花花环，并向他们献上糖果。“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尊重法律的正当程序”，他当时说。

　　在印度北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制造了一场恐慌。他们认为穆斯林男子正在进行一场秘密运动，以引诱印度教妇女结婚和卖淫。与对杀牛事件的歇斯底里一样，愤怒的情绪主要是在社交媒体和WhatsApp等平台上形成的，谣言在这些平台上肆无忌惮地传播。这些民族主义者幻想有一场被称作“姑娘们爱圣战”的秘密运动，是由性欲旺盛的穆斯林男性发起的，这些男人食用牛肉，猎食有魅力的印度教女性。在许多地区，任何和印度教妇女在一起对穆斯林男子都有被袭击的危险。两年前，北方邦的人民党首席部长约吉·阿迪亚纳特(Yogi Adityanath)成立了“反罗密欧小组”，骚扰据传勾引印度教女性的穆斯林男子。在该团伙误打误撞地袭击了几个印度人之后，这个小组就解散了。

　　在哈里亚纳邦的一个村庄，我访谈了一位名叫阿伊莎(Ayesha)的年轻印度妇女。一年前，她遇到了一位名叫奥马尔(Omar)的穆斯林男子。奥马尔是一名精神治疗师，常到她家里给她母亲治病。他们相爱了，阿伊莎决定皈依伊斯兰教，并且与奥马尔结婚。阿伊莎说她的家人都吓坏了。一天晚上，阿伊莎和奥马尔私奔到几英里外的村庄去，在那里的一座清真寺里举行了婚礼，并搬去和他的亲戚们住在一起。阿伊莎说，那几个月她的家人一直试图说服她离婚;有一次，她的父亲给她带来了手枪，还有自杀遗书，让她在上面签字。“我很难过，我几乎同意了”，她说。

　　一天晚上，奥马尔骑着自行车时，两个男人骑着摩托车跟在后面。其中一人掏出枪把奥马尔打死了。阿耶莎仍然和奥马尔的家人住在一起，她说她再也不会回到自己的家了。她说：“我百分之百确定，我的家人促成了我丈夫的死。”

　　当阿尤布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每天早上都会有一群男人聚集在她家附近的街道上，进行祈祷和练习武术。这些人是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地方分会，有时他们还高喊口号，庆祝印度教至高无上的地位：“万岁，印度母亲!”阿尤布记得这些人还挺友好的，很想招揽穆斯林加入他们。但她在学校里得知，一名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成员杀害了甘地，所以她和她的兄弟阿雷夫(Aref)决定和这些人保持距离。“我们会很好奇地看着”，她说，“但我不喜欢和那些人待在一起。”

　　一天清晨，在艾哈迈达巴德第十二中学的操场上，我看到十几个男人拿出了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的藏红花旗。他们的年龄从18到63岁都有,看起来精瘦而且健壮，很多人都穿着国民志愿服务团标志性的卡其色短裤。他们从瑜伽姿势和健美操开始。然后，他们拿出长木棒，开始进行武术演习。(一位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的领导曾经说过，这个组织的干部集合起来“比印度军队还快”。)这些人一起走着，列队前进。“1-2-3-4, 1-2-3-4”，他们的领导人喊道，“不要认为你动作做到位了——我看到很多错误。”

　　这些人在地上排成半圆形，向印度太阳神祈祷：“啊，苏利亚，闪光的神灵，闪光的神灵，驱散黑暗，生命之源。”他们最后喊道：“印度必胜!”

　　之后，这些人笑着互相击掌，其中有工程师、律师、服装商人和警官。他们属于R.阿尤布帕尔迪(Paldi)分会。印度全国有3万多所这样的分会。帕尔迪绝大多数居民是印度教徒，但距离这里不到一英里穆斯林聚居区在2002年遭到袭击。今天早上，没有太多人谈论政治的讨论。“我只是来这里锻炼身体”，学生内哈尔·布拉辛(Nehal Burasin)告诉我。

　　为了进一步理解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的世界观，我和特里维迪(Sudhanshu Trivedi)进行了交谈。他是人民党的终身党员，现在是印度人民党的全国发言人。在德里的大使酒店(Ambassador Hotel)晚餐时，特里维迪告诉我，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致力于传播“Hindutva”：即印度“首先是印度教徒的国家”的理念。他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此类组织。在长达94年的历史中，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已经深入到印度社会的方方面面。

　　一边吃着沙拉，特里维迪一边滔滔不绝地说出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的主要信息。这个组织运营着大约3万所中小学;它管理着印度各地的医院，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医院;它维持着全国第二大工会网络，最大的农民组织，最大的贫民窟社会福利组织。在他的冗长演讲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才提到印度的主要政党，印度人民党。他说：“因此，你可以看到，从整体上看，与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相比，印度人民党做的事情微不足道。”事实上，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正在迅速成为一个国中之国，从内部夺取印度。今年夏天，该组织宣布将建立一所学校，培训年轻人成为武装部队的士兵。今年，一百五十多名前军官和士兵签署了一封公开信，谴责将军队用于政治目的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他们反对的是莫迪在巴基斯坦的跨境袭击中邀功，也反对一些印度人民党政客吹嘘那是“莫迪的军队”。

　　特里维迪告诉我，理解现代印度的关键是明白：“印度教基本上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任何出生在印度的人都是印度教的一部分。因此，在印度发现的所有其他宗教都因印度教而繁荣，并从属于印度教。伊斯兰文化在这里得以保存是因为印度教文明。”

　　作为Hindutva项目的一部分，印度人民党领导人一直在重写全国各地的教科书，抹去了很多伊斯兰历史，包括统治印度三个世纪的穆斯林皇帝莫卧儿(Mughals)的存在。印度人民党把和莫卧儿有关的地名改成了印度教的地名。去年，建于一个半世纪前的印度中部的Mughalsarai火车站被重新命名为迪恩·达亚尔·厄帕德哈亚(Deen Dayal Upadhyaya)，一名印度教右翼民族主义领导人的名字。

　　阿拉哈巴德，一座一百多万人口的城市，现在被称为Prayagraj，一个梵语单词，意思是献祭的地方。11月，阿约提亚事件再次出现在新闻中，同时印度最高法院作出判决，为在巴布里清真寺旧址上建造印度教寺庙扫清了障碍。在一份长达1000页的判决书中，法院提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清真寺建在一座印度寺庙的旧址上，并承认清真寺是被一群愤怒的暴徒推倒的。尽管如此，法院还是将土地的使用权交给了一个政府信托机构，这实际上让人民党建造印度教寺庙的行动得以开展。

　　特里维迪告诉我，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里没有人对伊斯兰教有任何敌意。但是他说，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穆斯林是自己堕落的。“在印度，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是帕西人，他们是少数民族。受教育程度第二高的是基督教徒，他们也是少数民族。最富有的是占人口少数的耆那教徒。最具创业精神的是锡克教徒，还是少数民族。印度第一个核科学家是帕西人，少数民族。那穆斯林有什么问题?我来告诉你。他们成了圣战意识形态的俘虏。”

　　当阿尤布和摄影师被拘留在斯利那加的医院时，我在街对面找到了一个藏身之处，有一堵墙还有一个水果商贩在前面挡着;如果阿尤布被发现偷偷带了一个外国人进来，她将面临严重的处罚。幸好大约一个小时后，他们出来了。阿尤布说，一名情报官员对他们进行了仔细的询问，然后释放了他们，并告诫他们“不要回来”。

　　第二天早上，我们开车去了帕里加姆村，就在自杀式袭击发生的地方附近，那次袭击促使莫迪对巴基斯坦发动了空袭。我们听说印度安全部队扫荡了这个城镇，拘留了几名男子。叛乱分子在邦首府外的村庄受到广泛支持，通往帕里加姆的路上布满了沙袋、铁丝网和印度军队检查站。在路上的大部分时间里，路上都是空荡荡的。

　　到了村子里，阿尤布停下车和当地人交谈。不出几分钟，她就知道谁是合适的访谈对象了。第一个受访者是当地一家面包店的老板沙比·艾哈迈德(Shabbir Ahmed)。我们发现他盘腿坐在门廊上，剥了一大堆杏仁。在采访中，阿尤布放慢了她平时的辩论队语速;她在走廊上找了个地方坐下，好像是顺道来拜访似的。五十五岁的艾哈迈德告诉她，在一次扫荡中，刚过午夜，一辆装甲车轰隆隆地开到他家。十几个Rashtrita Rifles——即印度军队中的精锐反叛乱部队——的士兵，下了车开始砸碎他家窗户。他和他两个儿子出去了，士兵把他的儿子拖到街上，开始殴打他们。“我大声呼救，但没人出来”，艾哈迈德说，“大家都太害怕了。”

　　艾哈迈德的儿子们和我们一起站在门廊上。兄弟中叫穆扎法的说，有年轻人向巡逻队扔石头，激怒了这些士兵。当时巡逻队拖着他沿街走向一座清真寺，一名士兵命令他：“向清真寺扔石头，就像你向我们扔石头一样。”

　　穆扎法说，他和他的兄弟阿里(Ali)被带到当地的一个军事基地，士兵们把他们绑在椅子上，用竹棒打他们。他说：“他们不停地问我，‘你认识扔石头的人吗?’我一直说我不认识，但他们一直打我。”他还说他昏倒时，一名士兵把电极接到他的腿和肚子上，电击他。穆扎法卷起他的裤子，露出了他腿后面一片片烧焦的皮肤。折磨持续了一段时间，有人说：“他会晕过去的。”但当他恢复知觉时，又开始挨打。“我的身体那时候都开始抽搐了”，他说着说着开始哭泣。

　　穆扎法和阿里被放出来后，父亲把他们送到当地医院。穆扎法说：“他们打断了我的骨头。我不能再拜倒在神面前了。”

　　要找到证据证实这对兄弟的故事是不可能的，但是就像我和阿尤布在山谷里听到的其他故事一样，其中的痛苦令人信服。“我和他们一样，只是我着眼于社会文化层面”，阿尤布告诉我，“我知道正在发生什么，我知道通过宣传和谎言，政府正在对人们做什么。但他们的面临的威胁比我要大，因为他们面临着生命的威胁。但是我和这些人有很多共同点。我对他们的痛苦感同身受。”

　　一天下午，阿尤布和我经过苏拉(Soura)，这是斯利那加老城区的一个贫困社区，这里曾发生过几次与部队的冲突。当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警察和军队已经撤退了，显然他们认为狭窄的街道中，他们的人太容易遭遇袭击了。当地人告诉我们，他们认为苏拉是被解放的领土，并发誓攻击任何试图进入这里的政府士兵。几乎每面墙都涂满了涂鸦，其中一面用潦草的字写着：“反对强制人口迁移”。

　　我们遇到的克什米尔人感觉自己被骗了，他们的声音被遏制了。商店老板尤努斯在谈到印度媒体时说：“新闻从来不播在这真正发生的事。”几天前，他13岁的儿子Ashiq被安全部队逮捕并殴打，就像他30年前经历的一样。他说：“没有人问过克什米尔人民他们想要什么——是留在印度还是加入巴基斯坦，还是独立。我们听到了很多承诺。我们亲手抬过尸体，拾起散落的头，拾起掉落的腿，将这些一起埋葬。”

　　许多克什米尔人仍然拒绝接受印度的主权，有些人还记得1948年联合国作出的承诺，即全民投票决定这个邦的未来。第370条赋予克什米尔特殊地位，赋予其重要的自治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条款从未实现。从80年代末开始，在巴基斯坦的支持下，一场武装叛乱将该地区变成了战场。在克什米尔的冲突很大程度上就是伏击和报复的反复;叛乱分子袭击了政府反叛乱部队，部队再打回去。人权观察(Human Rights)这类的组织对双方的不当行为都进行了详细的报告，但印度政府尤其滥用武力。

　　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和其他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声称，如果满足克什米尔人的这套要求，只能弄巧成拙。他们说，克什米尔经济发展之所以停滞，是因为暴乱频发，是因为第三百七十条限制投资和移民。莫迪撤销第三百七十条的决定似乎完全合乎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的逻辑：克什米尔的发展僵局将在印度教的统治下取得突破。

　　我和阿尤布开车在克什米尔转了一圈，不清楚印度政府打算如何进行下一步。经济活动已陷于停滞，学校被迫关闭。克什米尔人与外部世界和彼此之间被切断了通信。斯利那加的一位医生告诉我们：“得抑郁症的人太多了。”许多克什米尔人警告说，安全措施一解除，人们的不满就将爆发。“莫迪正在重复20年前他在古吉拉特邦做的事情，那时他开着一辆拖拉机碾过那里的穆斯林，”一位名叫杜什达亚(Dushdaya)的妇女说。

　　报纸专栏作家Pratap BhanuMehta写道，在克什米尔，“印度的民主正在失灵。”他表示，一直比较抵制极端化的印度穆斯林也会这么觉得：“克什米尔人别无选择”。他写道：“印度人民党认为自己将把克什米尔印度化。恰恰相反，我们将看到的可能是印度的克什米尔化：用鲜血和背叛书写的印度民主故事。”

　　在斯利那加，阿尤布和我还走访了迈赫朱·纳加尔(Mehju Nagar)社区。许多年轻人离开这里加入了武装分子。街上谈论的是一对名叫纳泽尔和菲米达的夫妇，他们的儿子莫敏(Momin)在镇压中被带走了。一天深夜，中央预备队的武装人员来到门口。一个显然是告密者的蒙面市民指认了莫敏，然后士兵们把他带走了。

　　我们在菲米达的家里找到了她，她跪在一间朴素的主屋的地板上。她告诉我们，第二天早上她就去了一个反恐行动部队基地，她的儿子就被关在那里。“我恳求他们把我儿子还给我，但他们不愿考虑我的请求，”她说。当菲米达第二天回来时，警察告诉她，莫明已经被转移到市中心监狱。但那里的警卫说，他已经被转移到印度另一边的北方邦的监狱。“姨妈，哭也没用”，她侄儿对她说。

　　费米达说，没人告诉她莫敏到底犯了什么罪。印度反恐法允许安全部队以任何理由或无理由拘留克什米尔人，最长可拘留两年。在克什米尔公开叛乱的30年里，成千上万的人失踪了，许多人没有回来。“我必须接受这个事实，我再也见不到我儿子了”，费米达说。

　　在费米达的家里，她的朋友们聚集在她身边，而邻居们则站在开着的窗户外面。阿尤布面对着她坐着，她们的膝盖碰在一起。费米达说话的时候，有的男人会打断她，每次阿尤布都叫他们别说了：“不要骂她，叔叔，她已经很惨了。”

　　费米达开始时很平静，但渐渐地她越来越激动。阿尤布抓住她的手说：“你的儿子会回到你身边的。神是非常强大的。”费米达没有被安抚。莫敏是一名建筑工人，儿子被抓走后，费米达承担起了整个家庭的开销，包括她自己的肾病药物。费米达伤心得说不出完整的话：“我告诉他，不要扔石头，有人抓走了他，有人被收买了。”阿尤布也哭了起来。“我再也受不了了，”她说，“这太过分了。”

　　阿尤布向费米达告别，承诺会带着肾病药回来。(几周后，她确实带着药回去了。)我们都被同一种感觉笼罩着：这是开端而已，同样的态势将持续多年。“作为一名穆斯林，我感觉得到”，阿尤布说，“同样的事情在印度到处都在发生。”

　　我们沉默地骑了一会儿。我建议阿尤布也许是时候离开印度了——穆斯林在印度没有未来。但阿尤布只顾着翻笔记本。“我不走，”她说，“我必须留下来。我要把这些都写下来，然后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

 　　编者按：针对近日通过的《公民身份修正法案》，印度国内掀起大规模抗议，已有20多人在冲突中身亡上千人被捕，目前冲突还在扩大。这份备受争议的法案被视为是边缘化穆斯林、制造宗教极端对立的举措。自莫迪政府废除宪法370条、取消印控克什米尔自治地位起，对其“极端民族主义” “法西斯分子”的指责就从未停止。印度怎么了?莫迪治下这片满目疮痍的国土将走向何方?我们编译了《纽约客》万字长文《血与土：莫迪的印度》，起底莫迪种族主义黑幕，为您带来最深度的解读。

　　注：Blood and soil意为血与土，这来源于二战时期纳粹德国的口号，他们声称民族的生存依靠血统和土地。直到今天，血与土仍有极强的种族主义色彩。

　　▎莫迪治下印度的极端民族主义——莫迪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府将两亿印度穆斯林视为内部敌人

　　作者：德克斯特·费尔金斯(Dexter Filkins)

　　德克斯特·费尔金斯(Dexter Filkins)是《纽约客》(The New Yorker)撰稿人，著有《永远的战争》(The Forever Forever War)，该书曾获得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本文发表于2019年12月9日《纽约客》杂志印刷版。全文共26000字，阅读时间约40分钟。部分英文名称由于没有对应中文翻译，故保留英文。

　　8月11日，就在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派士兵进入克什米尔邦稳定局势的两周后，一名记者出现在印度共和电视台(Republic TV)的报道中，她骑着摩托车穿行在斯里那加市。斯瑞塔·斯里瓦斯塔瓦此行的目的是让观众们相信：当地局势相当稳定，不管他们听说了什么。“你能看到这里是银行，还有商业中心，”这位记者说道，她正骑车穿过当地的地标建筑，“这里的局势让人安心，一切正在回归常态，当地人很快就会回归正常生活。”她没有做任何的采访，因为街上空无一人。

　　该电视台上的另一则报道中，人们开心地舞蹈，字幕是“印度人民热烈庆祝莫迪总理在克什米尔的英明决定”。此前一周，莫迪政府宣布将废除赋予克什米尔邦自治权利的宪法第370条。克什米尔是印度唯一一个穆斯林人口占大多数的邦，该条款通过禁止占印度人口大多数的印度教人在该邦定居，保护该邦的宗教和民族身份。莫迪说废除宪法370条的决定能够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打击长时间存在的游击暴乱，对克什米尔地区的人民是有好处的。但莫迪一路走来都被指控鼓励反穆斯林情绪发展。为了保证这一决定能够被顺利接受，莫迪向克什米尔派遣了大量驻军，并且拘留了几百名有影响力的穆斯林。共和电视台称，此举是将“会制造麻烦的领导人”安置在“政府招待所”。

　　这一决定颠覆了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印度谨慎的政治倾向，但是印度媒体几乎全部都对此表示赞许。自从 2014年莫迪第一次被选为总理，他就一直在促使印度转型：从一个包容十分多样化人口的世俗民主政体，转变为一个由占人口多数的印度教徒支配少数民族的民族国家，其中印度的两亿穆斯林人口尤其受到欺压。莫迪和他的支持者们不停给媒体施压，逼迫媒体支持他们所谓的“新印度”。

莫迪

　　克什米尔人民用抗议来迎接莫迪的决定，表示其真正目的是让印度教徒能不受限制地大批涌入克什米尔邦。然而最初的抗议平息后，印度时报和其他主流媒体却报道：大部分的克什米尔人其实在默默支持莫迪，他们只是害怕激进分子才不敢公开发声。刚从德里进入克什米尔的电视台记者架起他们的镜头，对准风景如画的达尔湖岸边，尽职尽责地重复政府要求他们说的话。

　　就在类似的报道充斥着新闻媒体时，记者拉娜·阿尤布在电话中告诉我她要去克什米尔了。

　　▎记者拉纳·阿尤布(Rana Ayyub)以追查莫迪及其助手而闻名

　　阿尤布今年36岁，是印度最出名的调查性新闻记者之一，以不懈追查莫迪和他的助手著称。她是来自孟买的穆斯林，所以她的生活一直深受印度宗教对立的影响。她怀疑政府关于克什米尔的报道都是别有目的的政治宣传。“我觉得克什米尔正遭到前所未有的压迫，”她说。她不知道自己过去后会有什么发现，但是她告诉我：“我想和那些无法发声的人们对话。”

　　不管是讲印度语还是英语，阿尤布的语速都很快，并且带着能感染人的热情。你很难拒绝回答她的问题，但往往你一个问题还没回答完她就又问了一个。虽然在这次平息暴乱期间，记者不被允许进入该地区，但在电话中，她还是邀请我在孟买和她见面，一起去克什米尔。我到后，她递给我围巾，让我买件库尔塔，一种典型的印度式束腰外衣。“我几乎可以确定你会被抓住，但是你还是该跟我一起去，”她说，“只要你别说话。”

　　我和阿尤布在莫迪颁布法令后的第二周到达斯利那加机场。航站楼有个服务台贴着“外国人注册”，她推着我快步走过，同时让我把头埋着。人群中有好多警察和士兵，但是我们一路走到马路上也没被发现。我们快速上了一辆出租车，驶向斯利那加。

　　就算是在一辆行驶的车上，我都能看出克什米尔的情况和主流媒体的报道相去甚远。每个街角都有士兵值守，旁边堆满机关枪。每个街区的商店都门窗紧闭。街上除了军队一个人都没有。建于18世纪的坎卡赫-穆拉清真寺里，连周五的礼拜都被禁止了。学校关了门，手机没有信号，也不能上网。

　　大家都认为印度的情报机关会监视酒店的入住名单，所以阿尤布和我还有一个叫Avani Rai的印度摄影师早作了安排，住在一位朋友的家里。我们到住处后，一位来访的克什米尔医生告诉我们可以去医院看看，很多年轻人被击伤以后正在接受治疗。警察和士兵用的是小口径猎枪，当地人叫霰弹枪，有的受伤者因此失明。医生告诉我们，“去眼科病房看看吧。”

　　在医院里，一片混乱。走廊里有站岗的警察，也有伤者和他们的家属。我站在角落里，努力使自己看起来不起眼，阿尤布却跑上了四楼和一位眼科医生交谈。几分钟后她回来了，让我和摄影师Rai跟上去。她说，“去八号病房”，里面有30名枪伤伤者。

　　我们向病房走去的时候，一个穿着时髦、留着短胡须的男人挡住了我们，抓住了阿尤布的肩膀。“你们在这干嘛?”他说。Rai看了我一眼，小声说：“快跑”。我转身就冲进人群里。那个留胡子的男人抓住了阿尤布和Rai，把他们带走了。

　　阿尤布是在Sahar长大的，那是一个孟买的中产阶级街区。她的父亲瓦基夫为左翼报纸《闪电战》供稿。后来，他父亲做了中学校长，也成为了一名乌尔都语学者。乌尔都语是印度北部穆斯林的语言。阿尤布还记得，深夜的诗歌朗诵会上，父亲的朋友会涌进家里客厅，背诵他们的诗。虽然她家是唯一的穆斯林家庭，但他们没有因此被孤立。拉娜家也会和邻居一起到街上庆祝胡里节(Holi)和排灯节(Diwali)等印度教节日。每年两次的穆斯林节日，他们也会打开家门，给大家提供丰盛的美食。“虽然宗教对立一直都在，但我们完全没有受到影响，”阿尤布说道，“我成长过程中所有的朋友都是印度教徒。”

　　在印度国父莫罕达斯·甘地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对印度成为一个世俗国家的构想中，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和谐共处占据中心地位。印度人口的14%是穆斯林。1947年，大英帝国准备撤出印度，穆斯林恐惧印度教徒会支配这个国家，所以要求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就是后来的巴基斯坦。这一南亚次大陆的分裂引发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潮，几千万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穿越这条新的国境线。随之而来的还有暴力，多达两百万人死亡。之后印度和巴基斯坦都久久不能忘怀过去的杀戮和失去故土的悲痛。克什米尔在两国的边境线上，就成了旷日持久的代理人战争的发生地。

　　留在印度的穆斯林与甘地和尼赫鲁的国大党结成联盟以自保。国大党掌控印度的政治长达50年，但是印度国父关于宗教和谐的愿景并没有得到所有人支持。1925年，来自印度中部的医生K.B.Hedgewar创立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R.S.S.)。该组织的宗旨是，印度应该成为印度教徒的国家，由印度教徒统治其他少数民族。

　　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成员相信，许多穆斯林是印度教徒的后裔，他们是被武力改变信仰的，所以这些穆斯林的信仰并不真实。(他们认为占印度人口约2%的基督教徒也是这样。印度其他主要宗教包括佛教和锡安教，他们认为这两者是更正宗的印度宗教。)

　　Hedgewar相信，印度教的男人在殖民统治下丧失了男子气概，所以需要经过军事化的训练才能够恢复。他还是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崇拜者，所以他借用了纳粹的卡其色军服。更重要的是，他和欧洲的法西斯一样，相信经过严格规训的男人能改变一个国家。Hedgewar认为甘地和尼赫鲁实施了危险的绥靖政策，因为他们想要保护穆斯林。在印度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他创立的国民志愿服务团(R.S.S)也基本上是在冷眼旁观。

　　1948年1月，印度独立后不久，甘地就被刺杀。刺杀者Nathuram VinayakGodse为前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成员，他公开支持印度教民族主义。因为这次刺杀，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被短暂封禁，消失在公众视野中，但该组织一直暗暗势力。1975年，在国民骚乱和经济停滞的情况下，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暂停了议会，实施紧急状态。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强烈反对她和她的国大党盟友。该组织的许多成员因此遭到逮捕，这次事件帮助国民志愿服务团获得支持，使其重新进入政治主流。

　　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成员最初只有高种姓男性，但为了发展壮大，它不得不扩大成员范围。在低种姓的成员中，有一位名叫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8岁男孩，他来自古吉拉特邦的瓦德纳加尔(Vadnagar)。莫迪属于地位较低的Ghanchi种姓，其成员历史上靠出售植物油为生。莫迪的父亲在火车站附近经营一家小茶馆，莫迪在那里帮忙。莫迪13岁时，他的父母安排他娶了一个当地女孩，但他们只短暂同居，他多年来都没有公开承认这段关系。莫迪很快就结束了这段婚姻，全身心地投入到Pracharak(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对年轻、纯洁的步兵的称呼)中。莫迪一开始负责打扫高级成员的生活区，但他很快就升职了。1987年，他加入了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Party)——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政治分支。

　　莫迪加入时，该党在议会中只有两个席位，需要制造一个大新闻吸引更多支持者。终于，他找上了一个还没被注意到的宗教争端。在北部城市阿约提亚有一座巴布里清真寺(Babri Masjid)，是莫卧儿王朝的巴布尔皇帝在1528年建造的。独立后，当地人把印度教的神像放在清真寺里，并相信它是建在一座印度教寺庙的旧址上。传说中，毗瑟奴的化身拉姆神(通常被形容具有蓝色的皮肤)就出生在那里。

　　1990年9月，一位名叫L·K·阿德瓦尼(L. K. Advani)的印度人民党高级成员开始呼吁摧毁巴布里清真寺，在其原址上建造一座印度教寺庙。为了支持这一想法，他穿越印度腹地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朝圣，名为“Ram Rath Yatra”。他乘坐改装得像马车的尼桑吉普车进行朝圣。在他看来，政府对穆斯林的偏袒让人们受尽委屈。随后发生了宗教冲突，造成数百人死亡。阿德瓦尼在抵达阿约提亚之前被捕，但其他人民党成员继续行动，沿途煽动支持者，收集捐款。1992年12月6日，由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游击队领导的一群人涌向Babri Masjid，用斧头和锤子拆毁这座清真寺。到傍晚时，它已被彻底夷平。

　　清真寺的破坏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印度教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规模最大、最血腥的一次发生在孟买。最开始，阿尤布的家人感到很安全;他们被朋友包围着。但是，经过几天的骚乱，一个锡克教的朋友巴戈叔叔，告诉瓦基夫一群男邻居要来抓走他的女儿，瓦基夫吓坏了。拉娜当时9岁，曾患小儿麻痹症，虽然她已基本康复，但疾病使她身体左侧无力。那天晚上，她和姐姐跟巴戈叔叔一起逃跑了，躲到Bagga叔叔的亲戚家。拉娜一家人三个月后才在几英里外的穆斯林聚居区迪奥纳尔团聚。“我感到无助，”拉娜告诉我。“我们就像玩具，被别人搬来搬去。”

　　迪奥纳尔是一个贫民窟，那里有充斥着恶臭的下水道，只有锡棚的房子。阿尤布一家习惯了中产阶级生活，无法适应他们处所的变化。“我们住在非常小又很脏的地方，街道拥挤且肮脏，”拉娜说。孟买也不一样了，当她在附近一所以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学校入学时，她的同学称她为“兰迪亚”，反穆斯林的蔑称。“那时我第一次真正思考我的身份，”她说。“我们周边的环境完全不一样了，我甚至担心我们的朋友会杀了我们。”

　　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在阿约提亚的行动获得了巨大的回报。党员人数激增，到1996年，印度人民党已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在对巴布里清真寺的争论中，著名的印度知识分子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对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成员进行了一系列采访。作为一名资深心理学家，他想研究崛起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心态。他采访过的人当中还包括纳伦德拉·莫迪，当时莫迪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印度人民党小官。南迪采访了莫迪几个小时，带着震惊离开。南迪告诉我，莫迪在采访中表现出了威权主义人格的所有特征：清教徒式的戒律、对情感生活的规制、对激情的恐惧，他还有强大的自我意识，如坐针毡的不安全感。在采访中，莫迪详细阐述了一个臆想出来的理论，即印度处在一个国际阴谋中，印度的每一个穆斯林都可能是同谋。“莫迪在任何意义上都是法西斯分子，”南迪说。“我并不是说批评他，他真的表现出了很多法西斯分子的特征。”

　　2002年2月27日，一列客运列车在古吉拉特邦的戈德拉市停了下来。它来自阿约提亚，许多乘客都是印度教徒，他们前往十年前巴布里清真寺被毁的地方，并主张在那里修建一座寺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属于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宗教分支——世界印度教大会(V.H.P.)。

　　当火车停靠车站时，站台上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开始吵架。火车开动后停了下来，口头冲突愈演愈烈。突然有人——可能是一个有火炉的穆斯林小贩，向其中一节车厢扔了什么东西。火车开动了，火势开始蔓延，但门打不开，乘客只能被困在车厢里。当门“终于被推开”时，氧气的冲击引发了更大的火势。约五十八人因窒息或烧伤而死。

　　随着这次事故的消息传开，邦政府允许V.H.P.的成员在古吉拉特最大的城市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游行展示焚烧的尸体。印度教徒被激怒了，开始在整个邦内大肆攻击穆斯林。

　　成群结队的印度教徒在街上徘徊，高喊：“报复穆斯林!屠杀穆斯林!”据目击者称，暴徒切开孕妇的肚子，杀死她们的孩子。还有妇女和女孩被轮奸。有一次，也可能不止一次，一名穆斯林男孩被迫喝下煤油并吞下一根点燃的火柴。年老的国大党党员Ehsan Jafri被裸体示众，然后被肢解，尸体被焚烧。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的人基本策划和指挥了所有的暴力事件，这些人手持棍棒、枪支和刀剑，在这个国家的穆斯林聚居地横冲直撞。骚乱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他们手中有选民名册和其他官方文件，其中的信息让暴徒直奔穆斯林的房屋和商店。

　　古吉拉特邦政府的首席部长是纳伦德拉·莫迪，他在五个月前被任命。随着骚乱愈演愈烈，莫迪却成了隐形人：他召集了军队，但在暴力失控时命令士兵留在营房里。在古吉拉特邦的许多地区，警察不仅袖手旁观，而且许多人权组织还说警察甚至参与了暴行。

　　暴乱开始时，拉胡尔·夏尔马(Rahul Sharma)是巴夫纳加尔区的高级警官，巴夫纳加尔穆斯林人口超过7万。夏尔马后来在宣誓证词中说，他没有从上级那里得到控制骚乱的指示。在第四天时，数千人聚集在穆斯林学校Akwada Madrassa周围，该校有大约400名学生。暴徒们挥舞着刀剑和火把。“他们的行动很有组织，”夏尔马说。“他们要杀了那些孩子。”夏尔马命令手下使用致命武力来阻止暴行;当鸣枪示警无效时，警察“开枪打死了两个人，打伤了几个人”。暴徒散开了，夏尔马把孩子们护送到了安全的地方。

　　然而，在几乎所有其他地区，暴力活动仍在肆无忌惮地进行。夏尔马没有被当作英雄得到颂扬，而是被调到办公室打杂。L·K·阿德瓦尼是破坏阿约提亚清真寺的倡导者，却升任印度内政部长。阿德瓦尼给夏尔马打了电话，表示他不该导致印度教徒死亡。

　　骚乱持续了近三个月。骚乱结束后，多达2000人死亡，近100万人流离失所。古吉拉特邦的民族分布发生了变化，大多数穆斯林都挤在贫民窟里。艾哈迈达巴德垃圾场内形成了一个贫民窟，垃圾混合着污水堆积如山，高达数百英尺。(这个被居民称为“市民村”的贫民区仍然住着1000人，他们住在棚屋里，呼吸着有毒的空气;雨季来临时，季风把街道和棚屋刮得满是垃圾。)

　　随着骚乱的恶化，当时19岁的阿尤布决定做些什么。在告诉母亲她要和朋友去喜马拉雅山徒步后，便坐上了去古吉拉特邦瓦杜达拉市的火车。因为动乱还在继续，她把自己打扮了一番，像印度妇女一样在前额上画了一个小点。

　　她在救济营待了三周，帮助强奸受害者报警。营地周围都是露天厕所，污水的气味难闻极了;孩子们躺在地上，苍蝇停在他们的身上。有时，暴徒手持刀剑和燃烧瓶来寻找穆斯林。在一次袭击中，阿尤布躲在一所房子里，向外张望，外面有大约60个人走来走去。“我心跳得厉害，”她说，“古吉拉特邦让我意识到孟买发生的事情其实是常态。”

　　暴乱之后，成千上万的穆斯林被迫离开家园，莫迪政府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帮助，援助几乎完全由志愿者提供。当被问及此事时，莫迪说：“救济营实际上是造人工厂。那些不断增加的人应该得到教训。”虽然一些印度教暴徒被逮捕，但最终只有几十人被定罪。人民党部长Mayaben Kodnani是唯一一位受到严厉惩罚的官员。她被判犯有谋杀罪、谋杀未遂和共谋罪。但当莫迪政府后来在德里掌权时，她被免除了一切指控。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有迹象表明政府有大量的共谋行为。独立调查显示，这些印度教暴徒在得到明确指示后果断行动。由前最高法院法官和一名前高级警官组成的公民调查小组得出结论：“袭击指令是由政府公然发布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除了少数的例外，都是由警察和印度行政部门有条不紊地执行的。”

　　在暴力期间，一位名叫哈什·曼德尔(Harsh Mander)的联邦高级官员前往古吉拉特邦，对官员的疏忽感到震惊。看到他的许多同事在这场大屠杀中串通一气，他从工作岗位上提早退了下来，到穆斯林难民聚集的临时营地工作。他用余生的大部分时间来提醒公众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暴行以及谁该为此负责。曼德尔告诉我：“除非政府纵容，否则印度不会发生宗派暴乱。”“这是国家支持的大屠杀。”

　　一些官员称，鼓励骚乱的决定来自莫迪本人。莫迪的竞争对手、内阁部长哈伦·潘迪亚(Haren Pandya)就骚乱发表了宣誓证词，并接受了《展望》(Outlook)周刊的采访。他说，骚乱开始的那天晚上，他在莫迪的别墅参加了会议，莫迪在会上命令高级警官允许“人们发泄他们的不满，不要妨碍印度教徒的复仇”。一名名叫桑吉夫·巴特(Sanjiv Bhatt)的警官回忆说，在当晚的另一次会议上，莫迪表示希望“给穆斯林一个教训，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但是出于政治考虑，很少人愿意追查针对莫迪的证据，而且他的指控者也没有在公众视线中停留太久。在巴特提供证词后不久，他被指控在一起警察办理的案件中杀死了一名嫌疑人，并被判处终身监禁。这起案件此前已经搁置了20多年。2003年，内阁部长潘迪亚被发现死在自己的车里。他的妻子确信有人在幕后操纵了这一切。“我丈夫的暗杀是一场政治谋杀，”她说。

　　暴乱对莫迪产生了显著影响。美国和英国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禁止他入境，他所在政党的高级领导人也对他避之不及。(2004年，印度人民党总理瓦杰帕伊在选举中下台。他指责莫迪造成了他的失利。)

　　然而，在古吉拉特邦，莫迪的声望越来越高。莫迪没有寻求和解，而是领导了一场遍及全州的“印度教大游行”，获得了大量支持。莫迪经常用毫不隐晦的语言向他的追随者表明，他和他们一样偏执。在游行期间的一次演讲中，他暗示印度的穆斯林是“需要克服的障碍”。他说，如果我们提高“五千万古吉拉特邦人的自尊和士气”，那么“穆斯林的计谋对我们根本不凑效。”人群爆发出了欢呼声。同年12月，在一次竞选活动中，他发表了几次煽动性的反穆斯林演讲。之后，他领导印度人民党在古吉拉特邦的选举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在印度的其他地方，印度人民党的机遇在减少。因此，莫迪的强硬派获得了党内领导权。他还开始在全国建立起自己领导经济快速发展的亲商领袖的形象。“印度人民党毫无希望，”阿尤布告诉我，“他们获得权力的唯一机会是莫迪，因为他有追随者，这些大商人都支持他，所以暴乱都被遗忘了。”

　　最终，最高法院的一个调查小组宣布，没有足够的证据指控莫迪在暴乱中失职。人权组织认为这个调查结果出于政治动机。一些坚持不懈的伸张正义者试图继续追查下去。2007年，当莫迪出现在印度新闻网络CNN-IBN上时，记者Karan Thapar问他：“你为什么就不能说一句自己对当年的杀戮感到抱歉呢?”

　　“我当时已经说了我应当说的话，”莫迪回答说，他脸色沉了下来。当萨帕尔不断施压时，莫迪变得焦躁不安。“我必须休息，”他说，“我需要喝点水。”然后他拿掉麦克风走开了。

　　2013年，当另一名记者问他是否对这么多穆斯林的死亡感到难过时，莫迪表示自己只是一个无助的旁观者。“如果别人在开车，而我们坐在后面。这时，如果一只小狗从车轮下经过，它会很痛吗?”莫迪说，“当然会。”

　　在许多观察家看来，莫迪的成功源于他愿意利用深刻的怨恨情绪。几十年来，这种怨恨一直被认为是对社会礼法的冒犯。尽管印度的穆斯林通常比他们的同胞更穷，但许多印度人觉得穆斯林受到中央政府的不公正偏爱。私下里，印度教徒抨击穆斯林有太多的孩子，和他们支持恐怖主义。甘地和尼赫鲁的政策让穆斯林在印度感到异乎寻常的安全，部分结果是，在克什米尔以外，很少有激进主义。尽管如此，许多印度人仍然认为穆斯林是长久的威胁。“莫迪成了印度所有印度教徒的英雄，”古吉拉特邦研究暴乱的科学家尼尔哈里·辛哈(Nirjhari Sinha)告诉我。“这是人们在聚会和宴会上告诉我的，他们真的觉得穆斯林是恐怖分子。因为莫迪，穆斯林才终于得到了控制。”

　　1993年，阿尤布的父亲写了一本关于孟买暴乱的书。他把它命名为“我还活着”——朋友们在动乱期间写信询问他近况时，这是他的惯常回复。当阿尤布开始考虑在新闻业的工作时，她表现出了同样争强好胜的自信。“我小时候，每个人都说，‘她是个柔弱的孩子，’”她告诉我，“你必须向每个人证明：不，我不是一个无力的孩子。”

　　最开始，她想通过加入公务员队伍来改变现状。但是，她说，“人们告诉我，‘作为一名警察，你不可能有任何作为，因为你必须遵从上级警察和腐败的政客的领导。’”从孟买的索菲亚学院获得英国文学学位后，阿尤布辗转于各个网站和电视台之间，最后在一本名为《泰赫尔卡》的杂志就职。《泰赫尔卡》以英文出版，发行量不大，但以严谨的调查性新闻著称。阿尤布开始工作后写出了一些关于警察杀人和孟买官员走私的报道。“我是在帮助别人，”她告诉我，“我试着弄清楚发生了什么，这让我感觉自己更有价值了。”

　　2010年，在《泰赫尔卡》的一期封面故事中，阿尤布将莫迪最亲密的顾问阿米特·沙阿(Amit Shah)与一起耸人听闻的罪行联系在一起。沙阿出身于高种姓家庭，曾学习生物化学，但却成为了一名出色政治谋士。他曾担任古吉拉特邦象棋协会主席，两次帮助策划了莫迪当选古吉拉特邦最高官员的选举。后来，他被任命为内政大臣。

　　阿尤布当时正在调查一桩始于5年前的案件。古吉拉特邦警方宣布，他们击毙了巴基斯坦派来刺杀莫迪的恐怖分子嫌疑人。在政界和新闻界，这一声明引发了怀疑。有传言说，警察杀死了罪犯，然后宣称他们是穆斯林刺客，在接近莫迪之际，被警察英勇击杀。聪明的印度人嘲笑警方经历了“假遭遇战”(“fake encounters” )，但是，在古吉拉特邦那些对暴乱感到震惊的人当中，这则新闻提升了莫迪作为印度教徒捍卫者的声誉。

　　事实证明，被指控的刺客是当地的一名勒索者，名叫索拉布丁•谢赫(Sohrabuddin Sheikh)，他没有成为伊斯兰武装分子的经历。不久，联邦调查人员确定他是被警察谋杀的。有目击者作证，包括谢赫的妻子和他的一名同伙。但是，在他被杀几天后，他的妻子被谋杀了，尸体被焚烧。一年后，这名同伙在被警察拘留期间被杀。

　　阿尤布不认为最终责任在于警察。“我从来不着眼于那些被逮捕的人和那些开枪的人，”她告诉我，“我在找主谋。”一名警察称阿米特·沙阿与谢赫案有关。阿尤布第一次见到这位警察是在乡下一所僻静的房子里。“他能看到我的手在颤抖，”她告诉我，“他说，‘如果你要报道这件事，就必须停止害怕。’”他们下次见面时在墓地，是凌晨3点。他给了她一张CD，藏在一束玫瑰花里，其中有沙阿6年以来的电话记录，包括他的通话时间和地点。

　　阿尤布说，记录表明沙阿在谢赫同伙死亡前后和三名警官涉嫌谋杀谢赫同伙的警察有过频繁接触。她的报道也解释了沙阿的动机：一名警官告诉她，被谋杀的罪犯“知道可能会对这位部长不利的消息”。

　　阿尤布并不是第一个揭露官方不当行为的记者，但是她提供的指控沙阿的证据是前所未有的。联邦探员要求她提供一份沙阿的电话记录，她答应了。几周后，沙阿因被控谋杀和勒索而被捕。据称，他与谢赫有非法交易。(沙阿的发言人否认称“沙阿被控涉及上述刑事犯罪是出于纯粹的政治考虑。”)最终联邦警察指控38人涉嫌参与谋杀，包括古吉拉特邦的警方高级官员，拉贾斯坦邦的前内政部长和二十多名其他官员。

　　沙阿被捕的那天早上，阿尤布醒来就发现她的报道成了头条新闻。一位国民主持人在电视中完整地朗读了她的作品。“我只是一个26岁的穆斯林女孩，”她说，“我觉得人们最终会看到我能做什么。”她的报道，连同其他一些报道，引发了对古吉拉特邦警方的一系列官方调查，他们被怀疑在“假遭遇战”中杀害了20多人。但是，她认为就连沙阿也不是最终的主谋。她的消息来源告诉她，警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要延后调查，并向联邦调查人员隐瞒记录——这表明有大人物在试图压制这起案件。她的一篇报道的标题是“为什么纳伦德拉·莫迪要保护阿米特·沙阿?”。

　　尽管针对莫迪周围人的证据越来越多，但莫迪只变得越来越强大。人们越来越多地提及莫迪是国家领导候选人。2007年，在竞选连任首席部长时，莫迪嘲笑国大党成员。“国会的人说莫迪沉迷于‘假遭遇战’——说莫迪杀死了索拉博丁，”他告诉他的支持者。“你告诉我，我该拿索拉博丁怎么办?”他问道。

　　“杀了他!”人群咆哮着，“杀了他!”

　　在沙阿被捕几周后，阿尤布想出了写一篇新报道的方向：“如果我能追查沙阿，为什么不能追查莫迪?”她告诉编辑她怀疑莫迪的罪行比之前报道的要严重得多。她说，如果她去做卧底，她就能潜入他的小圈子了解真相。在美国，记者不应在身份问题上撒谎，这是新闻业的一条基本原则。但在印度，这种做法更为普遍，尽管仍存在争议。2000年，《泰赫尔卡》派出一名前板球运动员，带着隐藏的摄像机，揭露了广泛存在于体育竞赛中的贿赂。那年晚些时候，两名记者假扮成一家不存在的公司的代表，提出向国防部出售红外摄像机，三十六名官员在采购过程中同意接受贿赂，因为此次报道国防部长辞职了。

　　《泰赫尔卡》的编辑塔伦·泰帕尔(Tarun Tejpal)告诉我，只有在没有其他途径获得报道的情况下，他才会授权使用卧底。在这种情况下，他说：“莫迪和沙阿是当权者。真相永远不会大白。”因此他允许阿尤布开始卧底行动。

　　当她开始报道时，阿尤布精心设计了一个假身份，以迎合古吉拉特邦政治圈子的虚荣。她说：“印度人有一个弱点，就是想被美国人认可。一想到他们会在美国出名，他们就无法抗拒。”所以她伪装成了梅蒂利·泰吉(Maithili Tyagi)，一名在洛杉矶美国电影学院(American Film Institute Conservatory)学习的印度裔美国学生，前往印度拍摄一部纪录片。她编造了一个家庭背景，说她父亲是一位梵语教授，是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的信徒。阿尤布有一头独特的卷发，所以她还把头发拉直，然后卷成一个印度妇女的发髻。她模仿了美国口音，为了更逼真还雇了一个叫迈克的法国助手。只有她的父母知道她在做什么，她用另一部手机和父母保持联系。

　　2010年秋天，阿尤布在艾哈迈达巴德租了一个小房间。在八个月的时间里，她声称她的纪录片将“聚焦在莫迪任期内繁荣发展的古吉拉特邦”，努力跻身当地精英阶层。“莫迪最大的支持来自古吉拉特邦的印度教徒”，她告诉我，“我最想遇见的人都在那，那些能告诉我古吉拉特邦故事的人，那些能告诉我莫迪先生在过去15年里所做事情的秘密的人。”

　　最初，阿尤布和迈克只出现在非政治的社交活动中，让当地人习惯于看到他们。当她走进圈子时，她开始戴上隐藏的照相机和麦克风——藏在她的手表里、她的头巾里、她的手机里。(当她在新德里的一家间谍商店买这些迷你设备时，她告诉销售员，她是想监视自己出轨的丈夫。)阿尤布几乎在哪儿都受到欢迎。她披露了古吉拉特邦高级官员的录音，其中一些人直接指控莫迪和沙阿有不当行为。甚至莫迪也同意在他的办公室与她进行简短的交谈，他的工作人员向她提供了他的传记供她阅读。莫迪给她看了奥巴马的自传。“他说，‘梅蒂利，看看这个。我希望有一天能像他一样’”，她回忆道。她被莫迪的狡猾所震惊：“我以为莫迪要么会成为总理，要么会坐牢。”

　　阿尤布把她的证据带回给她的编辑。但是，在检查了文字记录后，泰帕尔决定不发表报道。这些对话大多是官员在背后议论其他人，通常是莫迪和沙阿。泰帕尔告诉我，他需要人们承认自己的罪行。他说：“最基本道德准则是，如果一个人不亲口承认自己的罪行，别人说是没有用的。如果你来跟我说，‘我和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他告诉我汤姆、迪克和哈里是混蛋，他知道汤姆偷东西，迪克借钱不还，哈利还跟谁上过床’。那都是些无聊的闲话。”

　　阿尤布确信泰帕尔屈服于印度人民党的压力。“他屈服了”，她告诉我，“我在莫迪和沙阿的核心圈子里，尽可能地接近他们。”(泰帕尔对此予以否认，其他编辑也发表了支持他的言论。)

　　阿尤布决心把她的故事写出来。阿尤布写了书稿，并把它尝试推荐给给英语报纸、杂志和出版社。所有公司都拒绝了她。有人说这本书太偏激了;大多数人认为她的调查方法可能使他们被告上法庭。几位编辑私下告诉我，他们认为阿尤布的作品很有料，但不可能发表。“我们想把这本书摘编成杂志的封面故事，但消息传开了，很多电话打来，”《展望》杂志的编辑克里希纳·普拉萨德(Krishna Prasad)告诉我，“我们根本不可能出版这篇报道。”

　　到2012年，莫迪已经成为印度最知名的人民党领导人，很可能竞选总理。“每个人都看到了不祥之兆，”阿尤布说，“莫迪会赢，没有人想要跟他对着干。”阿尤布一直想找家愿意出版她书出版商，但一无所获。她告诉我，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她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一直在服用抗抑郁药。2013年，她在《特赫尔卡》的编辑泰帕尔被控性侵，在监狱里待了7个月，才获准保释。(他坚称自己无罪，此案仍在审理中。)那本杂志几乎全垮了。“我以为一切都结束了”，她说。

　　2013年秋天，莫迪开始竞选总理，他不是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而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管理者，领导古吉拉特邦实现了经济繁荣。他的竞选口号是“好日子要来了”。仔细研究数据就会发现，在他的领导下，古吉拉特邦的经济增长并不快。前任编辑普拉萨德说，与前几任政府相比，经济的加速增长是“一项精心策划的”计划。即便如此，许多印度最大的企业仍向他的竞选活动慷慨捐款。

　　公众普遍认为，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掌权的国大党变得傲慢和腐败，这对莫迪十分有利。它的自满情绪体现在甘地家族身上。甘地家族的成员控制着该党，但他们显得缺乏自信，与外界脱节。该党领袖拉胡尔•甘地(也是尼赫鲁的曾孙)被印度媒体称为“不情愿的王子”。

　　相比之下，莫迪和他的团队纪律严明，时刻在线，反应迅速。“甘地家族会让那些走过大半个印度来拜访他们的首席部长们等上几天——他们根本不在乎，”一位既见过甘地家族、也见过莫迪的印度政治评论员告诉我，“和莫迪的人见面，你根本不需要等待。”国大党领导人的行为常常显露出他们觉得自己本就有权统治，但印度人民党却不这样。人民党领袖们把自己塑造成清心寡欲、忠贞不渝的形象。据说莫迪每天都要做几个小时的瑜伽，他通常穿着简单的印度长衫，他的直系亲属从事的是普通工作，不在政府高级职位上，不管说他什么，都不能说他贪财。

　　人民党赢得了相对多数选票，让莫迪成为了执政联盟的领袖。作为总理，他让许多印度人感到惊讶，因为他直面那些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一个是在随地大小便，这是疾病传播的原因。在德里的一次早期演讲中，他宣布了一项在每一所学校修建公共厕所的全国性计划。这种平淡无奇的政策让许多印度人感到高兴，甚至包括那些建得起厕所的人。莫迪还使用令人眼前一亮的现代用语，在对一系列被广泛报道的轮奸案发表讲话时，他说：“父母会不断质问他们的女儿。可是有谁敢问他们的儿子要去做什么呢?”

　　这篇演讲为莫迪的总理任期定下了基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作为一个年轻的印度教人，他曾发誓要过禁欲的独身生活。由于没有家庭负担，他经常工作。看到他的人说，他散发出一种活力，似乎弥补了他的孤独。“当你拥有那种力量，你就不需要恋爱。”这位印度政治评论员告诉我。在古吉拉特邦，莫迪把重点放在了大型项目上，吸引汽车制造商，为村庄提供电力;作为总理，他对破产法进行了全面改革，并启动了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公路建设项目。

　　莫迪改变形象的努力在西方也取得了成功。在美国，报纸专栏作家称赞他对市场和效率的重视。此外，莫迪还吸引了庞大的印裔美国人群体的支持，他们为他将印度推向世界舞台的成功而欢呼。奥巴马政府悄然取消了签证禁令。莫迪就职后不久就会见了奥巴马，两人一起参观了马丁·路德·金纪念馆，莫迪称他很崇拜马丁·路德·金。在印度期间，莫迪与奥巴马共进晚餐，但他让白宫厨师们进退两难：他要为印度教节日纳瓦拉特里(Navaratri)禁食，在会上他只喝水。

　　一位在莫迪第一任期内接受会见的印度政治评论员告诉我，莫迪工作起来孜孜不倦，精益求精，但也不是完全不休息。莫迪那次还开玩笑说有一群猴子在他的花园里搞破坏，并愉快地讨论着那些他心心念念的大项目。其中最主要的是水：印度的地下水储量正在迅速下降(在过去10年里下降了61%)，而莫迪正努力为这个国家可能干涸的未来做准备。在会议期间，他还展示了一份详细的国家名单，这些国家需要各种各样的专业人员——律师、工程师、医生，而印度拥有庞大的毕业生人口，可以提供这些专业人员。“他很聪明，非常专注”，这名评论员说，“是的，有点清教徒的味道。”

　　莫迪上台后不久，他的老朋友阿米特·沙阿(Amit Shah)卷入的索拉博丁·谢赫(SohrabuddinSheikh)案调查就陷入了停滞。到了2014年，即使当法官命令沙阿出庭时，沙阿也基本上不再出现在听证会上。根据最高法院的判决，这个案子撤销了。新法官罗亚(Brijgopal Loya)也对沙阿未能出庭表示抗议。他告诉他的家人和朋友，他在“巨大的压力下”驳回了这个案子，孟买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给了他1600万美元来撤销这个案子。(记者未能联系到首席大法官对此进行评论。)不久之后，Loya忽然去世了。验尸报告说他死于心脏病发作，但据印度一家主流新闻杂志《大篷车》(The Caravan)报道，报告中的细节似乎是假的。将Loya的遗体送还给他的家人的人员不是政府官员而是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的一名成员，他的遗体被送回时浑身是血。Loya的家人要求对他的死亡进行官方调查，但至今未立案。

　　沙阿的案子交给了第三名法官M. B. 戈萨维(M. B. Gosavi)审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戈萨维驳回了所有指控，称他“没有足够的理由继续审理”。随后，任何追究沙阿对谢赫之死责任的努力都无果而终。随着对其余被告的审判临近，92名证人转而反对控方，有些人说他们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被告沙阿被判无罪。负责调查沙阿的警官Rajnish Rai被调离了这个案子。当他申请提前退休时，他发现自己已经被停职了。指控被撤销的同时，莫迪已经任命沙阿为印度人民党主席和执政联盟主席，这实际上使他成为印度权势第二大的人。

　　2016年，经过四年寻找出版商的努力，阿尤布决定自己出版这本书。为了支付这笔钱，她卖掉了她母亲为她的婚礼准备的黄金首饰。“反正我也不会很快结婚，”她笑着对我说。她找到了一个愿意在不删节原稿的情况下印制原稿的印刷商，并与一家图书经销商达成了协议，分享了所有的版税。她说服一位艺术家朋友设计了一个不祥的封面。《古吉拉特邦档案》作为一本英文书，只会被印度的精英阶层阅读，这也让该书得以出版。

　　《古吉拉特邦档案》讲述了阿尤布与高级官员的谈话，她试图“弄清莫迪和沙阿统治古吉拉特邦期间发生了什么”。它不是精雕细琢的作品，它读起来就像一本政治内幕人士随手写的小册子，没有时间检查标点符号或拼写缩写，也没有深入研究案件的历史背景。“我没有足够的资源来考虑这些，”阿尤布告诉我。“我只是想把故事讲出来。这本书的优点在于，它给人的感觉就像置身于一群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鸡尾酒会上，坦率地谈论长期被压下来的秘密。”“事情是这样的，”阿尤布说，“每个人都听到了真相——但你不能肯定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有了我的书，你可以从可靠的人那里听到真实的故事。”

　　在阿尤布刺探的人当中，有一位名叫阿肖克·纳拉扬的人，他在暴乱期间担任古吉拉特邦的内政部长。据阿尤布报道，纳拉扬说莫迪已经决定允许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展示火车袭击遇难者的遗体。纳拉扬说，他曾警告过莫迪“事情会失去控制”，但没用。　当他反对时，莫迪就在他身边无动于衷。他说：“把尸体运到艾哈迈达巴德是整件事的开始，但做决定的是莫迪。”

　　纳拉扬补充说，世界印度教大会，即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宗教分支，曾为针对穆斯林社区的大规模袭击做过准备，他们终于有了一个契机。“这一切都是由世界印度教大会策划的，这太可怕了。”他补充说，他相信莫迪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这个计划，“他知道一切。”

　　高级警官G. C.莱加尔(G. C. Raigar)告诉阿尤布，最初的计划是允许印度教徒对袭击者进行有限的报复。他说，可暴力蔓延得如此之快，以致于莫迪政府也无法阻止。“他们不想对暴徒使用武力——这就是事情失控的原因。”

　　莱加尔等人告诉阿尤布，允许对穆斯林实施报复的决定是在正常的指挥系统之外做出的，从莫迪身边的官员直接传达给被认为怀有宗派仇恨情绪的警察。“他们会把这件事告诉过去欠他们人情的人，”莱加尔说，“他们知道谁会帮助他们。”

　　一些官员以一种非常随意的方式谈论这些杀戮，似乎穆斯林活该被杀。艾哈迈达巴德前警察局长P·C·潘德(P.C.Pande)说：“85年、87年、89年、92年都发生了骚乱，大多数时候，印度教徒被打，穆斯林占了上风。所以这一次，在2002年，这次事件必须发生，这是印度教徒的报复。”

　　潘德引导阿尤布明白他这话的道理：“一群穆斯林去火车上纵火，所以你会有什么反应?”

　　“你回击他们?””她说。

　　“是的，你回击他们。”潘德说，“机会来了，可以报复他们……为什么有人会介意呢?”阿尤布写道，像这样的对话让她相信，骚乱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当权者希望它们发生，“就好像拼图里缺失的那块终于出现了。”

　　几名警官还说，沙阿主持了法外处决，包括杀死谢赫的嫌疑犯和谋杀的目击者。关于沙阿的对话使阿尤布愈发相信，还有更多的犯罪嫌疑人以类似的方式被处决。“很明显，这些遭遇只是冰山一角”，她写道。

　　起初，人们对阿尤布的书反应平平。在新德里举办了一个新书招待会，印度大多数重要政治作家和编辑都参加了，但是第二天阿尤布在任何报纸上都找不到一个字的报道。报纸上这本书的评论迟迟不出现。但在阿尤布作为记者的声誉的帮助下，这本书靠自己取得了成功，尤其是在亚马逊上。2017年，该书被译为印度语出版，触达巨大的潜在受众。

　　阿尤布说，到目前为止，《古吉拉特邦档案》已经卖出了60万份，并被翻译成13种语言。阿尤布被邀请在联合国和世界各地的新闻会议上发言。《大篷车》的政治编辑哈尔托什·辛格·巴尔(Hartosh Singh Bal)对我说，“这本书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让我们知道谁才是这些事件中最重要的参与者。这些大人物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毫无防备，他们帮我们验证我们从其他渠道获知的消息是否为真，并且告诉我们很多我们以前不知道的事情。我们终于可以得知内部消息，就好像到了一群什么都知道的大人物当中，听他们其中的一个人娓娓道来。”

　　《古吉拉特邦档案》引起轰动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当时的整体环境。到2016年，也就是莫迪第一任期的第二年，他正在打击任何挑战新秩序的声音。

　　2018年4月，阿尤布和朋友坐在德里的一家餐馆里，一位消息人士提醒她，注意一段出现在印度人民党支持者在线聊天群中的视频。他把视频发给她，她按了播放键。在她的屏幕上出现的是一段色情影片，展示据称是阿尤布的女子进行各种性行为。“我哭了起来，忍不住吐了出来”，她说。

　　这段视频迅速走红，从WhatsApp到Facebook再到Twitter，被转发和分享了无数次。阿尤布被辱骂她的信息淹没，有的还附有视频。一名叫希曼苏·维尔马(Himanshu Verma)的男子在Facebook上直接写道，“你好，婊子，请也为我口交。”

　　这段视频是阿尤布的书出版后不久最粗鲁的攻击，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针对她的社交媒体暴力。有一条关于她的假推文说阿尤布要求对强奸儿童的穆斯林宽大处理，这条推文在网上疯传。随后，又有好几条假推文出现了，其中一条中阿尤布表达了对印度的仇恨。一个名叫维杰·辛格·乔汗的人在回复中写道，“永远别让我再看到你，否则我会告诉全世界我们对你这样的妓女会做什么。收拾行李滚回巴基斯坦去!”

　　印度女记者受到特别恶劣的对待是常态。阿尤布受到的威胁几乎与施加给来自印度南部卡纳塔克(Karnataka)的记者兼图书出版商高里·兰凯什(Gauri Lankesh)的威胁一模一样。像阿尤布一样，兰凯什积极报道印度教民族主义和针对妇女和低种姓人群的暴力。她还用该州的主要语言卡纳达语出版了阿尤布的书。“我们就像姐妹一样，”阿尤布告诉我。2017年9月，在兰凯什遭受了长时间的网络攻击后，两名男子在她家外枪杀了她并骑摩托车逃离。

　　▎联合国人权专家呼吁保护遭遇死亡威胁的印度女记者拉娜·阿尤布

　　尼哈·迪克西特(Neha Dixit)对印度人民党进行了爆炸性的报道。她告诉我，她经常收到死亡威胁和性侮辱：“每天，我都会收到三百多条消息，里面有老二的照片，有用一根钢棍或玫瑰刺之类的东西来强奸我之类的话。”对于迪克西特和这些网络暴力的其他受害者来说，尤其令人害怕的是，这种网暴显然得到了莫迪的重要盟友的支持。阿尤布给我看了一条Vaibhav Aggarwal对她色情视频的推文，Vaibhav Aggarwal是一位媒体名人，他经常代表印度人民党发言，他的推文中写道：“你想在雨中跳舞，全身湿透却不想得肺炎。”今年6月，一位名为阿肖克·潘迪特(Ashoke Pandit)的印度人民党知名成员转发了有关强奸儿童的假阿尤布言论。这句话原是英文，后来被印度教徒翻译成印度语，出现在所谓的“印度瑜伽军”(Army of Yogi Adityanatha)的脸书页面上，印度瑜伽军即印度北方邦内莫迪崇拜者的组织。

　　普拉提科·辛哈(Pratik Sinha)曾是软件工程师，也是追踪网络虚假信息的Alt News的创始人。域名为Hindutva.info的网站发布了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杀戮视频，作为穆斯林在喀拉拉邦杀害印度教徒的证据，这段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莫迪在Twitter上关注的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官员普尼特·夏尔马(Puneet Sharma)扩散了这段视频，称它应该让印度人“热血沸腾”。然而，当Alt News追踪视频的来源时，发现其实是墨西哥的一场黑帮血拼。

　　辛哈告诉我，他认为一些最具攻击性的社交媒体帖子是由非一个官方的“信息小组”发起的，其人员和资金都来自于人民党的支持者。他说，人民党下属的人维护着一些网站，对莫迪进行政治鼓吹，并攻击他的敌人。“他们很有组织，行动迅速，”他说，“他们很久以前就在古吉拉特邦开始行动了。”

　　当莫迪巩固他对政府的控制时，他利用了政府的力量让主流媒体噤声。2016年，莫迪政府开始迫害电视新闻网络NDTV。自1988年开播以来，NDTV一直是最及时可靠的新闻频道之一;今年春天，在大选计票时，其网站在一天之内就获得了165亿的点击量。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莫迪政府已经把几乎所有政府的广告从NDTV撤出，而这是NDTV的主要收入。莫迪政府还对内阁官员到私人公司施加了压力,要求停止购买NDTV广告。NDTV最近精简了约四百名员工,占其雇员的四分之一。留下来的记者说，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这是艰难的时候”，其中一位记者告诉我。

　　那一年，记者卡兰·塔帕(Karan Thapar)问莫迪是否想对古吉拉特邦的骚乱表示难过，结果印度人民党再也没有人愿意上他的晚间节目了。虽然他是印度最著名的电视记者之一，塔帕尔却突然发现自己无法获得任何有价值的政治信息。而且，莫迪的内阁官员正在催促他的老板把他从电视台撤下来。“他们让你成为人人避之不及的毒药”，塔帕告诉我，“他们不需要书面文件，只要说一句就好了——‘我们认为塔帕在不太好’”。(他的电视台“今日印度”India Today否认被“外部压力”影响)。2017年，他的雇主表示不愿与他续约，因此他离开了这家电视台。

　　莫迪政府也针对了有进取心的编辑。去年，印度最受尊敬的报纸之一《印度斯坦时报》(Hindustan Times)的编辑鲍比·高希(Bobby Ghosh)对针对穆斯林的暴力进行了一系列追踪报道。莫迪私下会见了《印度斯坦时报》的老板，第二天高希就被要求离职。2016年，《展望》杂志对妮哈·迪克西特进行了一项采访，其中透露的信息令人不安。采访内容显示，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曾在阿萨姆邦为数十名贫困儿童提供教育，然后把他们送到印度另一边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营地接受教化。一名知情者说，《展望》杂志的所有者是印度最富有的家族之一，他们的生意依赖政府许可，很快也遭到了来自莫迪政府的压力。“莫迪政府威胁毁掉他们的商业帝国，”这位知情者说。不久之后，长期担任《展望》编辑的克里希纳•普拉萨德(Krishna Prasad)辞职。

　　阿尤布和迪克西特都表示，没有主流出版物会支持他们的作品。阿尤布告诉我：“在印度，很多真正优秀的记者都是自由职业者。因为他们没有地方可去。”即使是应该引发丑闻的新闻也没有什么效力。今年6月，《商业标准报》(The Business Standard)报道称，莫迪政府报告的GDP增速比实际数据虚高了近两倍。该报道引发了公众的强烈抗议，但莫迪没有道歉，也没有官员被迫辞职。

　　只有少数小媒体定期进行富有攻击性的报道。其中最著名的是《大篷车》(The Caravan)和一家名为“每日电讯报”(The Wire)的新闻网站，他们总共雇佣了大约70名记者，仅够报道一个大城市的新闻，根本不可能覆盖一个人口超过10亿的国家。2017年，在每日电讯报报道了阿米特·沙阿的儿子进行不当商业交易后，莫迪的部长们开始向每日电讯报的捐赠者施压，要求他们停止提供资金。沙阿的儿子否认了这些指控，他还发起了一场官司，辩护费用高昂。该网站的创始编辑SiddharthVaradarajan告诉我，他不仅要与政府对抗，还要与顺从的媒体对抗。他说：“我们认为，这个国家的人民非常重视他们的自由和民主，当他们的自由受到侵蚀时，他们就会有感觉。但很多媒体正忙着告诉人民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

　　莫迪的支持者经常看印度共和电视台的新闻，该电视台总是播放无礼的争论，公开羞辱所有人，只有最奴性的莫迪支持者才能不被攻击。跟印度共和电视台比起来，一贯以偏见著称的福克斯新闻都像是极其客观的BBC“新闻一小时”。共和电视台于2017年在印度人民党的支持下成立，一位明星主持是阿纳布·戈斯瓦米(Arnab Goswami)，他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一头蓬松的头发，公开谴责莫迪的反对者。在2017年的一次他的典型节目中，戈斯瓦米提到了要求电影院播放国歌的法律，并问人们是否应该被要求起立;他的嘉宾瓦利斯·帕桑(Waris Pathan)是一名穆斯林议员，他认为这应该是人们的自由选择。“你为什么不能站起来?”戈斯瓦米冲着帕桑喊道。没等帕森回答，他又大喊：“你为什么不能站起来?你对此有什么不满吗?”帕桑不停地试着解释，但戈斯瓦米气的头发都飞了起来，声音完全盖过了帕桑：“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来告诉你为什么!我来告诉你!我来告诉你为什么!我能告诉你吗?那你为什么不停下来，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别反国家!别反国家!不要反国家!”

　　新闻审查的缺位给了莫迪巨大的自由来进行政治宣传。这一点在他2019年连任之前的几个月里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商界盟友的支持下，莫迪发起了据称耗资约50亿美元的竞选活动(确切成本未知，由于没有严格的竞选资金监察法规)。然而，随着投票的临近，莫迪因经济表现不佳而失去了支持上涨的势头。2月14日，在克什米尔，一名自杀式爆炸者驾驶一辆装满炸药的汽车撞向印度军方车队，造成40名士兵死亡。这次袭击给了莫迪助力，他发表了一系列好战的演讲，坚称“人民的热血沸腾!”。他把这次袭击归咎于印度的主要对手巴基斯坦，并向克什米尔派遣了数千名士兵。人民党中他的支持者发起了一场社交媒体闪电战，攻击巴基斯坦，称莫迪是“一只老虎”。社交媒体上疯传莫迪安慰一位印度教徒寡妇的电话录音，而事实上这段录音是2013年录制的。

　　2月26日，莫迪下令空袭巴拉科特镇，他声称那里是武装分子的训练营。支持他的媒体将此次行动报道成一场重大胜利。媒体用大量图片描绘了一片满目疮痍的景象，并援引官方消息称，有300名武装分子被杀。但是，访问现场的西方记者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没有任何人死亡;只有几个弹坑，一间轻微受损的房子和几颗倒下的树。许多亲莫迪的帖子都是批量假造的。Alt新闻的辛哈指出，那些声称是死亡的巴基斯坦武装分子的照片实际上是热浪的受害者;其他的图片，表面上看是打战，其实是抄袭了一款叫做Arma 2的游戏。

　　但是，在一个几亿人都是文盲或者半文盲的国家，这种宣传办法十分凑效。莫迪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上升，并顺利获胜。人民党赢得了议会下院的多数席位，使莫迪成为几十年来最有权势的总理。莫迪的副手阿米特·沙阿对一群选举工作人员说，该党的社交媒体网络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说，“我们有能力向公众传达任何我们想要传达的信息，不管是好还是坏，是真还是假。”

　　对许多人来说，莫迪的连任揭示了印度社会一个可怕的秘密：国家的领导人可以通过发表恶毒的宗派言论，说服印度教徒给他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莫迪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巩固印度教徒统治的重大举措。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撤销克什米尔特殊地位的措施，剥夺阿萨姆邦多达200万居民的公民身份，其中许多人几十年前就从穆斯林国家孟加拉国越境而来。9月，政府开始为这些一夜之间成为非法居民的穆斯林建造拘留中心。

　　一种绝望的感觉已经在许多印度人心中扎下了根基，他们仍然信奉印度国父建立一个包容的世俗国家愿景。前《展望》杂志编辑普拉萨德告诉我：“甘地和尼赫鲁是伟大的人，青史留名，但我认为他们并不是社会主流。现在已经很不一样了，很多机构都已经崩裂了：大学，调查机关，法院，媒体，行政机构，公共服务机构。我认为，对于已经发生的一切，没有理性的解释，我们只是假装时代还和五六十年之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又开始了我们一直想做的事情，那就是打击少数民族，把他们逼到角落里，让他们看清自己的位置。我们征服克什米尔，摧毁媒体，让企业成为国家的公仆。所有这些都是在印度教复兴的情况下发生的。印度正在成为它一直想要成为的国家。”

　　2017年3月31日，一位名叫皮赫鲁·可汗( Pehlu Khan)的穆斯林奶农和几个亲戚开车来到斋浦尔市，为他的牛奶生意买了一对奶牛。在回家的路上，一群人挡住了路，包围了他的卡车，指责他计划把牛卖了吃肉。印度教徒认为牛是神圣的，印度大多数州禁止宰杀牛。但一般来说，食用自然死亡的牛的肉是合法的，用牛皮制革也是合法的，这些工作通常由穆斯林和低种姓印度教徒完成，这使他们容易受到不实指控。这群人把可汗和他的亲戚从卡车上拖下来，开始殴打他们，并高喊反穆斯林的口号。“我们给他们看了购买奶牛的文件，但这根本没用，”可汗的侄子说。可汗被送往医院，不久就去世了。

　　可汗的亲戚指认出9名袭击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的一个分支组织巴让达尔(Bajrang Dal)的成员。巴让达尔表面上是个青年组织，实际上是人民党的保镖和打手。该组织还涉嫌在全国各地对穆斯林进行的一系列谋杀。

　　在斋浦尔，我见到了阿肖克·辛格(Ashok Singh)，他是巴让达尔邦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分会的负责人。辛格告诉我，他和他的人有责任保护奶牛，使它们免遭盗窃和杀戮。他谈了好几分钟牛有多么神圣。他说，每一种动物都有三亿六千万神灵，甚至它们的粪便都有对人类有益的灵丹妙药。“那些人砍牛杀牛”，辛格谈到穆斯林时说，“这是一个阴谋。”他承认巴让达尔的成员参与了阻止可汗的行动，但他坚称是其他人实施了谋杀。“有一群暴徒，”他说，“我们无法阻止那群暴徒。”

　　可汗的亲戚指认了袭击者，他们被逮捕并受到指控，但当地人强烈支持这些凶手。在检察官拒绝接受任何目击者证词或手机视频作为证据后，所有袭击者都被判无罪。“该案被操纵了”，可汗家族的律师卡西姆·可汗(Kasim Khan)告诉我，“审判前就已经内定了判决结果。”

　　FactChecker是一个通过媒体报道来追踪集体暴力的组织。根据该组织的数据，在过去的十年里，已经发生了近300起由宗教引发的仇恨犯罪——几乎都是在莫迪成为总理后发生的。

　　印度教暴徒杀害了数十名穆斯林男子。这些谋杀通常是由巴让达尔的成员煽动的，被称为“私刑”，唤起了美国重建时期后席卷美国南部的恐怖。私刑发生在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及其同盟歇斯底里的大背景下，他们相信一个妄想症编出来的故事，将近10亿的印度教徒都被少数穆斯林所害。

　　当穆斯林被处以私刑时，莫迪通常什么也不说，而且由于他很少举行新闻发布会，他几乎从未被问及这些问题，但他的支持者经常向凶手致敬。2017年6月，一名名叫阿里穆丁·安萨里(Alimuddin Ansari)的穆斯林男子被控贩卖奶牛，在拉姆加尔村被打死。打人者有11人，包括一名当地人民党的领导人。去年7月，他们被释放，等待上诉。其中八人获释后，印度人民党民航部长贾扬特·辛哈(Jayant Sinha)会见了他们。辛哈毕业于哈佛大学，曾担任麦肯锡公司顾问。他给这些人戴上金盏花花环，并向他们献上糖果。“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尊重法律的正当程序”，他当时说。

　　在印度北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制造了一场恐慌。他们认为穆斯林男子正在进行一场秘密运动，以引诱印度教妇女结婚和卖淫。与对杀牛事件的歇斯底里一样，愤怒的情绪主要是在社交媒体和WhatsApp等平台上形成的，谣言在这些平台上肆无忌惮地传播。这些民族主义者幻想有一场被称作“姑娘们爱圣战”的秘密运动，是由性欲旺盛的穆斯林男性发起的，这些男人食用牛肉，猎食有魅力的印度教女性。在许多地区，任何和印度教妇女在一起对穆斯林男子都有被袭击的危险。两年前，北方邦的人民党首席部长约吉·阿迪亚纳特(Yogi Adityanath)成立了“反罗密欧小组”，骚扰据传勾引印度教女性的穆斯林男子。在该团伙误打误撞地袭击了几个印度人之后，这个小组就解散了。

　　在哈里亚纳邦的一个村庄，我访谈了一位名叫阿伊莎(Ayesha)的年轻印度妇女。一年前，她遇到了一位名叫奥马尔(Omar)的穆斯林男子。奥马尔是一名精神治疗师，常到她家里给她母亲治病。他们相爱了，阿伊莎决定皈依伊斯兰教，并且与奥马尔结婚。阿伊莎说她的家人都吓坏了。一天晚上，阿伊莎和奥马尔私奔到几英里外的村庄去，在那里的一座清真寺里举行了婚礼，并搬去和他的亲戚们住在一起。阿伊莎说，那几个月她的家人一直试图说服她离婚;有一次，她的父亲给她带来了手枪，还有自杀遗书，让她在上面签字。“我很难过，我几乎同意了”，她说。

　　一天晚上，奥马尔骑着自行车时，两个男人骑着摩托车跟在后面。其中一人掏出枪把奥马尔打死了。阿耶莎仍然和奥马尔的家人住在一起，她说她再也不会回到自己的家了。她说：“我百分之百确定，我的家人促成了我丈夫的死。”

　　当阿尤布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每天早上都会有一群男人聚集在她家附近的街道上，进行祈祷和练习武术。这些人是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地方分会，有时他们还高喊口号，庆祝印度教至高无上的地位：“万岁，印度母亲!”阿尤布记得这些人还挺友好的，很想招揽穆斯林加入他们。但她在学校里得知，一名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成员杀害了甘地，所以她和她的兄弟阿雷夫(Aref)决定和这些人保持距离。“我们会很好奇地看着”，她说，“但我不喜欢和那些人待在一起。”

　　一天清晨，在艾哈迈达巴德第十二中学的操场上，我看到十几个男人拿出了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的藏红花旗。他们的年龄从18到63岁都有,看起来精瘦而且健壮，很多人都穿着国民志愿服务团标志性的卡其色短裤。他们从瑜伽姿势和健美操开始。然后，他们拿出长木棒，开始进行武术演习。(一位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的领导曾经说过，这个组织的干部集合起来“比印度军队还快”。)这些人一起走着，列队前进。“1-2-3-4, 1-2-3-4”，他们的领导人喊道，“不要认为你动作做到位了——我看到很多错误。”

　　这些人在地上排成半圆形，向印度太阳神祈祷：“啊，苏利亚，闪光的神灵，闪光的神灵，驱散黑暗，生命之源。”他们最后喊道：“印度必胜!”

　　之后，这些人笑着互相击掌，其中有工程师、律师、服装商人和警官。他们属于R.阿尤布帕尔迪(Paldi)分会。印度全国有3万多所这样的分会。帕尔迪绝大多数居民是印度教徒，但距离这里不到一英里穆斯林聚居区在2002年遭到袭击。今天早上，没有太多人谈论政治的讨论。“我只是来这里锻炼身体”，学生内哈尔·布拉辛(Nehal Burasin)告诉我。

　　为了进一步理解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的世界观，我和特里维迪(Sudhanshu Trivedi)进行了交谈。他是人民党的终身党员，现在是印度人民党的全国发言人。在德里的大使酒店(Ambassador Hotel)晚餐时，特里维迪告诉我，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致力于传播“Hindutva”：即印度“首先是印度教徒的国家”的理念。他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此类组织。在长达94年的历史中，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已经深入到印度社会的方方面面。

　　一边吃着沙拉，特里维迪一边滔滔不绝地说出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的主要信息。这个组织运营着大约3万所中小学;它管理着印度各地的医院，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医院;它维持着全国第二大工会网络，最大的农民组织，最大的贫民窟社会福利组织。在他的冗长演讲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才提到印度的主要政党，印度人民党。他说：“因此，你可以看到，从整体上看，与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相比，印度人民党做的事情微不足道。”事实上，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正在迅速成为一个国中之国，从内部夺取印度。今年夏天，该组织宣布将建立一所学校，培训年轻人成为武装部队的士兵。今年，一百五十多名前军官和士兵签署了一封公开信，谴责将军队用于政治目的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他们反对的是莫迪在巴基斯坦的跨境袭击中邀功，也反对一些印度人民党政客吹嘘那是“莫迪的军队”。

　　特里维迪告诉我，理解现代印度的关键是明白：“印度教基本上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任何出生在印度的人都是印度教的一部分。因此，在印度发现的所有其他宗教都因印度教而繁荣，并从属于印度教。伊斯兰文化在这里得以保存是因为印度教文明。”

　　作为Hindutva项目的一部分，印度人民党领导人一直在重写全国各地的教科书，抹去了很多伊斯兰历史，包括统治印度三个世纪的穆斯林皇帝莫卧儿(Mughals)的存在。印度人民党把和莫卧儿有关的地名改成了印度教的地名。去年，建于一个半世纪前的印度中部的Mughalsarai火车站被重新命名为迪恩·达亚尔·厄帕德哈亚(Deen Dayal Upadhyaya)，一名印度教右翼民族主义领导人的名字。

　　阿拉哈巴德，一座一百多万人口的城市，现在被称为Prayagraj，一个梵语单词，意思是献祭的地方。11月，阿约提亚事件再次出现在新闻中，同时印度最高法院作出判决，为在巴布里清真寺旧址上建造印度教寺庙扫清了障碍。在一份长达1000页的判决书中，法院提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清真寺建在一座印度寺庙的旧址上，并承认清真寺是被一群愤怒的暴徒推倒的。尽管如此，法院还是将土地的使用权交给了一个政府信托机构，这实际上让人民党建造印度教寺庙的行动得以开展。

　　特里维迪告诉我，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里没有人对伊斯兰教有任何敌意。但是他说，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穆斯林是自己堕落的。“在印度，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是帕西人，他们是少数民族。受教育程度第二高的是基督教徒，他们也是少数民族。最富有的是占人口少数的耆那教徒。最具创业精神的是锡克教徒，还是少数民族。印度第一个核科学家是帕西人，少数民族。那穆斯林有什么问题?我来告诉你。他们成了圣战意识形态的俘虏。”

　　当阿尤布和摄影师被拘留在斯利那加的医院时，我在街对面找到了一个藏身之处，有一堵墙还有一个水果商贩在前面挡着;如果阿尤布被发现偷偷带了一个外国人进来，她将面临严重的处罚。幸好大约一个小时后，他们出来了。阿尤布说，一名情报官员对他们进行了仔细的询问，然后释放了他们，并告诫他们“不要回来”。

　　第二天早上，我们开车去了帕里加姆村，就在自杀式袭击发生的地方附近，那次袭击促使莫迪对巴基斯坦发动了空袭。我们听说印度安全部队扫荡了这个城镇，拘留了几名男子。叛乱分子在邦首府外的村庄受到广泛支持，通往帕里加姆的路上布满了沙袋、铁丝网和印度军队检查站。在路上的大部分时间里，路上都是空荡荡的。

　　到了村子里，阿尤布停下车和当地人交谈。不出几分钟，她就知道谁是合适的访谈对象了。第一个受访者是当地一家面包店的老板沙比·艾哈迈德(Shabbir Ahmed)。我们发现他盘腿坐在门廊上，剥了一大堆杏仁。在采访中，阿尤布放慢了她平时的辩论队语速;她在走廊上找了个地方坐下，好像是顺道来拜访似的。五十五岁的艾哈迈德告诉她，在一次扫荡中，刚过午夜，一辆装甲车轰隆隆地开到他家。十几个Rashtrita Rifles——即印度军队中的精锐反叛乱部队——的士兵，下了车开始砸碎他家窗户。他和他两个儿子出去了，士兵把他的儿子拖到街上，开始殴打他们。“我大声呼救，但没人出来”，艾哈迈德说，“大家都太害怕了。”

　　艾哈迈德的儿子们和我们一起站在门廊上。兄弟中叫穆扎法的说，有年轻人向巡逻队扔石头，激怒了这些士兵。当时巡逻队拖着他沿街走向一座清真寺，一名士兵命令他：“向清真寺扔石头，就像你向我们扔石头一样。”

　　穆扎法说，他和他的兄弟阿里(Ali)被带到当地的一个军事基地，士兵们把他们绑在椅子上，用竹棒打他们。他说：“他们不停地问我，‘你认识扔石头的人吗?’我一直说我不认识，但他们一直打我。”他还说他昏倒时，一名士兵把电极接到他的腿和肚子上，电击他。穆扎法卷起他的裤子，露出了他腿后面一片片烧焦的皮肤。折磨持续了一段时间，有人说：“他会晕过去的。”但当他恢复知觉时，又开始挨打。“我的身体那时候都开始抽搐了”，他说着说着开始哭泣。

　　穆扎法和阿里被放出来后，父亲把他们送到当地医院。穆扎法说：“他们打断了我的骨头。我不能再拜倒在神面前了。”

　　要找到证据证实这对兄弟的故事是不可能的，但是就像我和阿尤布在山谷里听到的其他故事一样，其中的痛苦令人信服。“我和他们一样，只是我着眼于社会文化层面”，阿尤布告诉我，“我知道正在发生什么，我知道通过宣传和谎言，政府正在对人们做什么。但他们的面临的威胁比我要大，因为他们面临着生命的威胁。但是我和这些人有很多共同点。我对他们的痛苦感同身受。”

　　一天下午，阿尤布和我经过苏拉(Soura)，这是斯利那加老城区的一个贫困社区，这里曾发生过几次与部队的冲突。当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警察和军队已经撤退了，显然他们认为狭窄的街道中，他们的人太容易遭遇袭击了。当地人告诉我们，他们认为苏拉是被解放的领土，并发誓攻击任何试图进入这里的政府士兵。几乎每面墙都涂满了涂鸦，其中一面用潦草的字写着：“反对强制人口迁移”。

　　我们遇到的克什米尔人感觉自己被骗了，他们的声音被遏制了。商店老板尤努斯在谈到印度媒体时说：“新闻从来不播在这真正发生的事。”几天前，他13岁的儿子Ashiq被安全部队逮捕并殴打，就像他30年前经历的一样。他说：“没有人问过克什米尔人民他们想要什么——是留在印度还是加入巴基斯坦，还是独立。我们听到了很多承诺。我们亲手抬过尸体，拾起散落的头，拾起掉落的腿，将这些一起埋葬。”

　　许多克什米尔人仍然拒绝接受印度的主权，有些人还记得1948年联合国作出的承诺，即全民投票决定这个邦的未来。第370条赋予克什米尔特殊地位，赋予其重要的自治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条款从未实现。从80年代末开始，在巴基斯坦的支持下，一场武装叛乱将该地区变成了战场。在克什米尔的冲突很大程度上就是伏击和报复的反复;叛乱分子袭击了政府反叛乱部队，部队再打回去。人权观察(Human Rights)这类的组织对双方的不当行为都进行了详细的报告，但印度政府尤其滥用武力。

　　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和其他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声称，如果满足克什米尔人的这套要求，只能弄巧成拙。他们说，克什米尔经济发展之所以停滞，是因为暴乱频发，是因为第三百七十条限制投资和移民。莫迪撤销第三百七十条的决定似乎完全合乎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的逻辑：克什米尔的发展僵局将在印度教的统治下取得突破。

　　我和阿尤布开车在克什米尔转了一圈，不清楚印度政府打算如何进行下一步。经济活动已陷于停滞，学校被迫关闭。克什米尔人与外部世界和彼此之间被切断了通信。斯利那加的一位医生告诉我们：“得抑郁症的人太多了。”许多克什米尔人警告说，安全措施一解除，人们的不满就将爆发。“莫迪正在重复20年前他在古吉拉特邦做的事情，那时他开着一辆拖拉机碾过那里的穆斯林，”一位名叫杜什达亚(Dushdaya)的妇女说。

　　报纸专栏作家Pratap BhanuMehta写道，在克什米尔，“印度的民主正在失灵。”他表示，一直比较抵制极端化的印度穆斯林也会这么觉得：“克什米尔人别无选择”。他写道：“印度人民党认为自己将把克什米尔印度化。恰恰相反，我们将看到的可能是印度的克什米尔化：用鲜血和背叛书写的印度民主故事。”

　　在斯利那加，阿尤布和我还走访了迈赫朱·纳加尔(Mehju Nagar)社区。许多年轻人离开这里加入了武装分子。街上谈论的是一对名叫纳泽尔和菲米达的夫妇，他们的儿子莫敏(Momin)在镇压中被带走了。一天深夜，中央预备队的武装人员来到门口。一个显然是告密者的蒙面市民指认了莫敏，然后士兵们把他带走了。

　　我们在菲米达的家里找到了她，她跪在一间朴素的主屋的地板上。她告诉我们，第二天早上她就去了一个反恐行动部队基地，她的儿子就被关在那里。“我恳求他们把我儿子还给我，但他们不愿考虑我的请求，”她说。当菲米达第二天回来时，警察告诉她，莫明已经被转移到市中心监狱。但那里的警卫说，他已经被转移到印度另一边的北方邦的监狱。“姨妈，哭也没用”，她侄儿对她说。

　　费米达说，没人告诉她莫敏到底犯了什么罪。印度反恐法允许安全部队以任何理由或无理由拘留克什米尔人，最长可拘留两年。在克什米尔公开叛乱的30年里，成千上万的人失踪了，许多人没有回来。“我必须接受这个事实，我再也见不到我儿子了”，费米达说。

　　在费米达的家里，她的朋友们聚集在她身边，而邻居们则站在开着的窗户外面。阿尤布面对着她坐着，她们的膝盖碰在一起。费米达说话的时候，有的男人会打断她，每次阿尤布都叫他们别说了：“不要骂她，叔叔，她已经很惨了。”

　　费米达开始时很平静，但渐渐地她越来越激动。阿尤布抓住她的手说：“你的儿子会回到你身边的。神是非常强大的。”费米达没有被安抚。莫敏是一名建筑工人，儿子被抓走后，费米达承担起了整个家庭的开销，包括她自己的肾病药物。费米达伤心得说不出完整的话：“我告诉他，不要扔石头，有人抓走了他，有人被收买了。”阿尤布也哭了起来。“我再也受不了了，”她说，“这太过分了。”

　　阿尤布向费米达告别，承诺会带着肾病药回来。(几周后，她确实带着药回去了。)我们都被同一种感觉笼罩着：这是开端而已，同样的态势将持续多年。“作为一名穆斯林，我感觉得到”，阿尤布说，“同样的事情在印度到处都在发生。”

　　我们沉默地骑了一会儿。我建议阿尤布也许是时候离开印度了——穆斯林在印度没有未来。但阿尤布只顾着翻笔记本。“我不走，”她说，“我必须留下来。我要把这些都写下来，然后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