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兴杰：日韩对立与东北亚灵活三角外交时代

　　韩国总理李洛渊应邀出席了日本德仁天皇即位庆典，期间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会谈，双方表现出了改善关系的意愿。虽然双边关系处于非常严峻的状况，但是不能放任恶化下去。

　　日韩关系恶化始于强征劳工的问题，但两国政府都没有表达出解决劳工问题的意愿，双方的分歧依然巨大。日韩关系对立看起来是因劳工问题引发的事故，但是从半个世纪以来日韩关系的发展来看，日韩关系经历着历史性的裂变，并且会对东北亚的冷战结构带来潜在而重大的冲击。

　　从7月份开始，日韩之间的经济战乍起，相互将对方从自己的出口“白名单”中剔除出去。两国的对立从经济领域延伸到安全合作领域，韩国出人意料地宣布中止2016年签署《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在李洛渊访日期间，也透露出，如果日方撤回对韩贸易规制措施，《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有可能得到延长。

　　可以看到，经济和防务问题已经联系和缠绕在了一起。日韩两国曾在同一天举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而韩国将演习命名为“东海领土守护演习”，彰显韩国保护包括独岛在内的东海领土的军心，而日本的演习内容则是防止敌军攻占离岛。

　　日韩关系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进入了急剧对抗的阶段，这是自1965年日韩签署《日韩请求权协定》以来所没有经历过的。因此，日韩关系的“严峻”态势并不是偶然，而是历史性的裂变。

　　回顾最近一年来的事态可以看到，日韩贸易战源于历史问题，去年10月韩国最高法院就战时强征劳工诉讼做出裁决，判决日本企业做出赔偿。对于这一判决，日方反应非常激烈，要求与韩方组建独立仲裁委员会来裁断，韩国坚决反对。从7月1日开始，日本对韩国进行出口管制。于是，一轮轮管制将双方推向了贸易战的方向，文在寅总统将日方的出口管制视同“经济侵略”。

　　日韩关系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剧烈的变化呢?仅仅是因为劳工诉讼的判决吗?并非如此，根本原因在于日韩关系出现了重大的裂解与重构，东北亚的冷战冰川在消融，可能是新秩序的开始，也可能是无序的开始。

　　首先，日韩关系的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日韩关系在1965年正常化的基础是韩国需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必须融入到东亚经济发展潮流之中。半个多世纪以来，韩国现代化一直处于赶超阶段。当然，在9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低迷，韩国经受住了97年金融风暴，保持了经济增长的态势，加入到了发达国家的俱乐部之中。在新世纪，日韩之间的产业竞争性增强，韩国某些产业超过了日本。日韩经济竞争性明显，日韩关系的“初心”已经变了，在经济合作压舱石之下的矛盾就迸发出来了。

　　历史问题的要害并不是赔偿的问题，而是当年的殖民历史的遗产是不是已经清算了，这关系到日韩两国作为“正常国家”的认同问题。日本迫切想解决劳工问题、慰安妇问题，超脱既往的殖民历史;而韩国则要清理当年为了经济而压制下来的屈辱经历。

　　其次，东北亚的地缘结构出现第二次重大调整，阵营化的地缘安全结构可能瓦解。冷战时期形成了阵营对垒的政治经济结构，1972年尼克逊访华，1979年中美建交实现了东北亚的“外交革命”，中国超越了冷战的阵营对垒，融入到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加入到了东亚模式之中。冷战结束之后，东北亚的安全结构依然如故，美日、美韩同盟依然存在，且不断强化，奥巴马政府时期不断撮合日韩合作，推动美日韩三边同盟。

　　特朗普上台之后，从多边转向双边，“美国优先”之下，美国不再关心美日韩合作，而是要从日韩身上赚更多的钱，重新商谈双边贸易协议，重新商定两国承担的美国驻军的军费。更重要的是，美朝领导人三次会晤，尤其是特朗普跨过了三八线;三八线曾经代表着两大阵营的分界线。

　　再次，美朝关系变化带来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名义上提升了韩国的外交地位和角色，同时刺激了日本。韩国促成了美朝领导人会晤，但是美韩不对等的同盟关系限制了韩国外交的空间。如果没有相对独立的外交权力，韩国就无法在半岛巨变中扮演核心角色。文在寅的外交政策焦点是对朝政策，日韩失去了一个共同的敌人，吊诡的是，日韩彼此成了敌人;就像亨廷顿说的，国家需要敌人。

　　最后，大国博弈打破东北亚的既有秩序，赋予中等国家更多的外交空间。美国退出了《中导条约》，不仅是东北亚，全球战略稳定的基础受到重大冲击，军备竞赛有可能成为常态。中美贸易战不断螺旋升级，牵动着全球经济，基于产业链的全球化秩序面临巨大的挑战，“脱钩”既是一种趋势，也成了经济战略，安倍从特朗普那里学会了“极限施压”的战略。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日本对韩国的“命脉”产品进行管制，都会对产业链造成冲击，全球经济向国家经济倒退。

　　在以上重大情势变化之下，东北亚走向“混沌”阶段，为灵活的三角外交创造了条件。三角关系，简单来说，没有任何两方关系是刚性同盟，也没有两方是敌对关系，双边关系基于利益和议题，也就是说，打破了敌-友的界线。当然，灵活三角关系并不是混沌无序，而是为各方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重大问题提供了条件。

　　比如中日韩三方的合作与会晤可以超越经济议题，将半岛无核化也纳入其中，毕竟那关系到中日韩三方切身的安全;从地区秩序构建角度吸纳朝鲜加入到东北亚经济合作之中，等等。灵活三角关系既是一种过渡状态，也是构建新秩序的契机，更是区域内各个国家外交智慧的考验。从近代以来，东北亚国家还没有机会和空间，通过外交自主构建起地区秩序，而现在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窗口。

　　作者是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

　　韩国总理李洛渊应邀出席了日本德仁天皇即位庆典，期间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会谈，双方表现出了改善关系的意愿。虽然双边关系处于非常严峻的状况，但是不能放任恶化下去。

　　日韩关系恶化始于强征劳工的问题，但两国政府都没有表达出解决劳工问题的意愿，双方的分歧依然巨大。日韩关系对立看起来是因劳工问题引发的事故，但是从半个世纪以来日韩关系的发展来看，日韩关系经历着历史性的裂变，并且会对东北亚的冷战结构带来潜在而重大的冲击。

　　从7月份开始，日韩之间的经济战乍起，相互将对方从自己的出口“白名单”中剔除出去。两国的对立从经济领域延伸到安全合作领域，韩国出人意料地宣布中止2016年签署《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在李洛渊访日期间，也透露出，如果日方撤回对韩贸易规制措施，《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有可能得到延长。

　　可以看到，经济和防务问题已经联系和缠绕在了一起。日韩两国曾在同一天举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而韩国将演习命名为“东海领土守护演习”，彰显韩国保护包括独岛在内的东海领土的军心，而日本的演习内容则是防止敌军攻占离岛。

　　日韩关系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进入了急剧对抗的阶段，这是自1965年日韩签署《日韩请求权协定》以来所没有经历过的。因此，日韩关系的“严峻”态势并不是偶然，而是历史性的裂变。

　　回顾最近一年来的事态可以看到，日韩贸易战源于历史问题，去年10月韩国最高法院就战时强征劳工诉讼做出裁决，判决日本企业做出赔偿。对于这一判决，日方反应非常激烈，要求与韩方组建独立仲裁委员会来裁断，韩国坚决反对。从7月1日开始，日本对韩国进行出口管制。于是，一轮轮管制将双方推向了贸易战的方向，文在寅总统将日方的出口管制视同“经济侵略”。

　　日韩关系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剧烈的变化呢?仅仅是因为劳工诉讼的判决吗?并非如此，根本原因在于日韩关系出现了重大的裂解与重构，东北亚的冷战冰川在消融，可能是新秩序的开始，也可能是无序的开始。

　　首先，日韩关系的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日韩关系在1965年正常化的基础是韩国需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必须融入到东亚经济发展潮流之中。半个多世纪以来，韩国现代化一直处于赶超阶段。当然，在9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低迷，韩国经受住了97年金融风暴，保持了经济增长的态势，加入到了发达国家的俱乐部之中。在新世纪，日韩之间的产业竞争性增强，韩国某些产业超过了日本。日韩经济竞争性明显，日韩关系的“初心”已经变了，在经济合作压舱石之下的矛盾就迸发出来了。

　　历史问题的要害并不是赔偿的问题，而是当年的殖民历史的遗产是不是已经清算了，这关系到日韩两国作为“正常国家”的认同问题。日本迫切想解决劳工问题、慰安妇问题，超脱既往的殖民历史;而韩国则要清理当年为了经济而压制下来的屈辱经历。

　　其次，东北亚的地缘结构出现第二次重大调整，阵营化的地缘安全结构可能瓦解。冷战时期形成了阵营对垒的政治经济结构，1972年尼克逊访华，1979年中美建交实现了东北亚的“外交革命”，中国超越了冷战的阵营对垒，融入到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加入到了东亚模式之中。冷战结束之后，东北亚的安全结构依然如故，美日、美韩同盟依然存在，且不断强化，奥巴马政府时期不断撮合日韩合作，推动美日韩三边同盟。

　　特朗普上台之后，从多边转向双边，“美国优先”之下，美国不再关心美日韩合作，而是要从日韩身上赚更多的钱，重新商谈双边贸易协议，重新商定两国承担的美国驻军的军费。更重要的是，美朝领导人三次会晤，尤其是特朗普跨过了三八线;三八线曾经代表着两大阵营的分界线。

　　再次，美朝关系变化带来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名义上提升了韩国的外交地位和角色，同时刺激了日本。韩国促成了美朝领导人会晤，但是美韩不对等的同盟关系限制了韩国外交的空间。如果没有相对独立的外交权力，韩国就无法在半岛巨变中扮演核心角色。文在寅的外交政策焦点是对朝政策，日韩失去了一个共同的敌人，吊诡的是，日韩彼此成了敌人;就像亨廷顿说的，国家需要敌人。

　　最后，大国博弈打破东北亚的既有秩序，赋予中等国家更多的外交空间。美国退出了《中导条约》，不仅是东北亚，全球战略稳定的基础受到重大冲击，军备竞赛有可能成为常态。中美贸易战不断螺旋升级，牵动着全球经济，基于产业链的全球化秩序面临巨大的挑战，“脱钩”既是一种趋势，也成了经济战略，安倍从特朗普那里学会了“极限施压”的战略。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日本对韩国的“命脉”产品进行管制，都会对产业链造成冲击，全球经济向国家经济倒退。

　　在以上重大情势变化之下，东北亚走向“混沌”阶段，为灵活的三角外交创造了条件。三角关系，简单来说，没有任何两方关系是刚性同盟，也没有两方是敌对关系，双边关系基于利益和议题，也就是说，打破了敌-友的界线。当然，灵活三角关系并不是混沌无序，而是为各方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重大问题提供了条件。

　　比如中日韩三方的合作与会晤可以超越经济议题，将半岛无核化也纳入其中，毕竟那关系到中日韩三方切身的安全;从地区秩序构建角度吸纳朝鲜加入到东北亚经济合作之中，等等。灵活三角关系既是一种过渡状态，也是构建新秩序的契机，更是区域内各个国家外交智慧的考验。从近代以来，东北亚国家还没有机会和空间，通过外交自主构建起地区秩序，而现在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窗口。

　　作者是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