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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对两岸的认知
5-1.韩国对华认知:跌宕起伏,当前为史上最冰点
总体上看,韩国民众对中国大陆的认知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冷战期间至1992年建交前,韩国民众对华认知为“反共冷战型思维”;1992 年到 2003 年的 10 年时间可称为“蜜月期”,中韩两国的顺利建交及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深入交流促成两国关系不断升温; 2008 年至 2009 年可称为“紧张期”,这主要是因为“东北工程”和“高句丽”历史问题等所引发的负面影响,使得韩国民众对中国的不信任和抵制渐趋加强,两国关系逐渐变冷; 2009 年2016年末可称为“转型期”,这段时间内,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的崛起、韩中贸易往来的日益紧密;2016年末韩国部署萨德以后至今为“剧烈震荡及低潮期”,朴槿惠执政初期中韩两国关系建交后史上最佳,韩国民众对华好感度达到历史最高点,执政后期围绕萨德部署问题两国关系及民众认知如过山车般跌入建交以来最低谷。文在寅执政初期至今,韩民众对华情感虽小幅恢复,但受中国大陆执政体制改革、香港问题及中美贸易战等问题影响,当前时期韩国对华认知始终处于建交后最冰点状态,2019年韩国韩民族新闻民意调查显示,在中美摩擦中韩国99%以上国民内心倾向美国。诸多因素的融合使得韩国民众对华情感中既存在着依存和期待,又饱含着不满和威胁,民众对华的心理认知复杂多变、起伏跌宕。
5-2. 韩国对台认知:好感与不关心并存
韩国对台湾的关注度在断交后逐渐减少并维持在现在较低水平。从韩国来看,当前台湾和韩国的关系可称之为“爱憎关系”及“合作与分歧”并存。
首先,“爱憎关系”是从历史的视角来看的。历史上台湾与韩国有着很多共同之处,这是双方有爱的重要铺垫,主要体现为:同属于儒家文化圈;同样经历过日本殖民侵略并且在二战日本退败后直至冷战期间台湾和韩国同为反共阵营;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阵营对立中都以美国为安保同盟;同样处于国家分裂状态,朝韩之间,两岸关系内部各自存在纠葛;短时间内达成民主化,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与价值观相通。自1927年以来国民党对韩国民族解放以及独立运动始终给予慷慨援助及支持,双方有着冷战期间伙伴与同志间的亲密合作。但同样出于历史的原因,双方又由爱生恨。韩国与台湾的断交与大陆的建交,在台湾来看是“背信弃义”不容原谅的,这是至今留在台湾民众内心深处的伤疤。然而随着中国的崛起,大陆对韩各领域影响比重的上升及台湾对韩影响力的相对下降,断交与建交又是历史的选择,不可避免。
其次,“合作与分歧”是从现实的角度上来看的。台湾和韩国在92年断交以来,除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交流以外,其他领域交流有限。相较于台湾,韩国政策更多向大陆倾斜,台湾以情绪化的态度看待韩国的同时,韩国国内对台湾更多的是来自于政治体制以及民主化同质性的好感。除此之外,经济上近年来由于双方在半导体、电子等产业化方面高度重合又存在竞争。
结论及政策建议
1.结论
中韩建交前,国民政府与韩民族为争取民族解放及政治独立彼此给予了持续援助,而由于中国的抗美援朝参战及冷战时期中韩意识形态敌对,相较于中国大陆,台韩双方在民主化政治体制、资本主义价值理念等拥有更多共通性和彼此认同感。92年的中韩建交与台韩断交是韩国与两岸之间关系出现根本变化的分水岭,建交后韩国在中国大陆与台湾两岸关系上官方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考虑到中国大陆因素,韩国在处理对台事务时在制度上有所约束,实际行动上较为谨慎;与此矛盾的是韩国社会从新闻媒体到国民舆论基本默认台湾是一个独立自治的国家。
中韩建交后至今双方关系日趋紧密的同时台湾对韩影响力逐渐降低,韩国政策全面向中国大陆倾斜。首先,政治上,中韩双方高层互访频繁,两国关系形式上的紧密性与实质内容充实性存在悖论,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差异从根本上存在;台韩双方政治领域保持低水平的交流。其次,经济上,中韩双方从互补性竞争转向全面竞争关系,韩国对华贸易持续赤字逐渐减少,主要对华出口支柱产业逐渐丧失优势,对华经济依存度较高;台湾对韩贸易持续赤字,产业高度重合并竞争。再次,社会文化上,过去27年间中韩在教育人文等全面快速发展;台韩社会文化领域交流相较其他领域最为活跃,教育交流在断交后冲击严重,韩流在台有一定影响;最后,国民认知上,相对于韩国对美认知多年来始终处于最高水平,民众对华心理认知复杂多变、起伏跌宕,还未形成固定的对华认知形态,当前时期韩国对华好感度处于两国建交以来最冰点;台韩之间维系“爱憎关系”及“合作与分歧”并存的关系时,韩国对台民众认知更多的是来自于政治体制和价值观的认同感及断交后逐渐形成的不关心。
2.政策建议
本文从历史以及现实的角度上分析了韩国与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关系,为此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首先,增进包括韩国在内国家对中国政治体制和制度的理解。韩国在中美博弈之间一直寻求战略平衡,但韩美同盟做为外交政策核心从未改变;在两岸关系中,韩国从政策规定到实际行动始终较为克制,若未来关于两岸关系出现诸如萨德事件分歧,事前防御及怀柔政策效果大于大棒政策;
其次,重视民意,塑造正面国家形象,通过新闻媒体舆论宣传及学术交流等施加影响力。韩国官方的“一个中国”政策与实际国民认知之间存在严重悖论。整个社会包括新闻媒体舆论宣传、教育等领域民众对台湾的政体性的认知始终默认大陆和台湾是两个国家,即“两国两治”,因此在韩国的新闻媒体以及广告宣传中大多把台湾单独列为一个国家,对此出现过多次在韩中国大陆学生群体的抗议事件;
最后,通过加强公共外交填补价值观鸿沟,柔化外部对华威胁感知。
王星星,韩国外国语大学研究员,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SAIS访问学者
冷战时期,韩国外交主要以韩美关系为核心。目前,韩国外交基本形成了以韩美同盟为基轴,中美日俄四大国为主线,在中美博弈中谋求平衡的外交战略。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问题上,韩国奉行“一个中国”原则,中韩建交后无论在政治制度上还是实际操作中都较为克制和谨慎,这有其深厚历史渊源。
中韩建交前韩国与两岸之间关系的历史回顾
1.冷战时期的中韩关系
1945年朝鲜半岛分裂,中韩两国处于不同阵营,除了在朝鲜战争中直接对抗外,在黄海海域也多次发生海事冲突,关系紧张。与此相反,韩国在1948年建国后即被台湾承认,双方互设大使馆。20世纪80年代,韩国进一步加强了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
韩国与中国政府的正式接触始于1983年5月的中国民航劫机事件。当时全斗焕政府顶住来自台湾方面的压力,就劫机事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了帮助。1988年,卢泰愚政府积极推进“北方政策”,发表《为争取民族自尊和统一繁荣的特别宣言》,积极改善与苏联、中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此后,中韩两国在经济、文化、体育等各领域的交流日益频繁。
1988年参加汉城奥运会的中国代表队/图片来自网络
1986年和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分别派出体育代表团参加韩国主办的第10届亚运会和第24届夏季奥运会。1988年奥运会后,两国的双边经济交流迅速升温。1991年1月,韩国在北京设立“大韩贸易振兴公社驻北京代表处”。同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汉城建立“中国国际商会驻汉城代表处”。1991年9月17日,朝韩两国同时加入联合国,为中韩建交创造了有利条件。
1992年8月23日,韩国发表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台湾中止外交关系。中韩两国最终在1992年8月24日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结束了多年的敌对状态,开启了双边关系的新时代。
2. 中韩建交前的台韩关系
中韩建交前,在双方贸易往来日趋频繁的背景下中韩双方关系日益升温,同时台韩关系开始出现动摇。中韩建交前的台韩关系可以追溯至1912年,以国民党退守台湾为基点分为大陆时期和台韩邦交时期。
首先,在大陆时期,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在时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半岛首府京城设有领事馆。在朝鲜半岛被日本并吞后,许多朝鲜爱国志士转往中国继续从事抗日独立运动,于1919年在上海成立临时政府。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诞生地旧址 上海法租界金神路22号(今上海市黄浦区瑞金二路50号)/图片来自网络
1921年11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代国务总理申圭植到访孙中山在广州刚刚成立的广州中华民国政府,双方相互承认,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对于朝鲜半岛独立运动给予了许多实际的援助和支持。中国国民党当时秉持“三民主义”原则援助韩国革命,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主张韩国独立。
其次,在台韩邦交时期始于1949年1月1日台湾承认大韩民国国家地位及韩国在首都汉城设立中华民国驻大韩民国大使馆并派驻大使,止于1992年中韩建交及台韩断交。
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延迟或阻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台统一祖国的步伐,美国护卫台湾,中国大陆失去攻占台湾的机会。解放军参战后中国大陆和美国的交流机会破灭,此后中国大陆被长期孤立;美国同时认识到台湾对牵制大陆战略重要性,将台湾重新纳入防御体系。日后签订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即是基于朝鲜战争的影响。美国也因此改变了对台湾的态度,继续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为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支持其在联合国的席位。台湾因为朝鲜战争获得美援,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当时台湾政府有意出兵韩国协助抵御解放军南下,虽遭美国拒绝但仍进行过物资援助。
1980年代至台韩断交前两岸对峙期间,韩国常扮演中介者角色,许多逃离中国大陆的反共人士皆是在朝鲜战争之后通过韩国领土而后转往台湾的。198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形势的缓和以及韩国对于朝鲜政策的改变,汉城方面开始与北京进行交流与接触,与台北的邦交关系出现变化。1983年5月5日发生的民航劫机事件促成了中韩官方的第一次接触,双方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大韩民国”互称。该事件是中国与韩国关系正常化的开端,也为台湾及韩国的邦交动摇揭开了序幕。
当前时期两岸与韩国交流现状及特征
中韩自1992年8月24日建交以来,政治上双方高层互访频繁,经贸、文化、人员往来上迅猛发展。台湾与韩国自92年断交以后,主要在经济和社会文化等非政治领域展开交流,政治领域交流程度最低,经贸领域竞争与合作并存。
1.政治关系及高层互访
1-1.中韩:政治往来密切,共同利益与分歧并存
中韩关系在政治领域形式上的紧密性与实质内容存在悖论。1997年12月,金大中总统访华期间,中韩两国关系被提升为“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2003年,两国关系被提升为“面向21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8年5月,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访华时,两国关系被再次提升为“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边关系走向成熟;2013年朴槿惠在执政初期破例把中国定为总统首次出访对象国,中韩关系重温建交时蜜月状态,处于两国建交后最好时期。但自2016年韩国决定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后中韩关系极度恶化,朴槿惠执政后期两国关系陷入建交以来最差境遇。韩国因中国对韩实行针对萨德的经济反制措施,民众反华情绪相较于中国对韩民愤有过之而无不及,陷入史上最冰点。2017年12月,进步党出身总统文在寅访华,双方就推动中韩关系改善发展、加强在朝鲜半岛等国际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合作达成重要共识,两国关系得到一定改善,但当前中韩关系还未完全恢复,萨德问题未来仍将是影响双方关系的隐患。
韩国在经济上与中国高度依存,在解决朝核问题上拥有诸多共同利益,但韩美同盟始终是其外交核心,且战时作战指挥权在美。当前韩国在中美贸易战中又一次面临着平衡、选边站队和夹缝生存的两难困境。
1-2.台韩:政治领域交流低水平徘徊
1992年台韩断交是双方关系分水岭。
断交之时,韩国政府要求台湾驻韩国大使馆人员于24小时内离境,原属台湾资产和土地均被韩国政府接收并转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新的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同时要求旅韩汉城侨团、侨校停止悬挂中华民国国旗等。韩国与台湾断交匆促,台湾深感背叛及羞辱,这被认为是导致台湾民间反韩情绪及至今影响台韩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多年来韩国国内精英阶层中对这段历史一直存在自我反省的声音,尤其是目前在韩国从事对华事务的知识精英,很多人早期有过留学台湾的经历,对台湾具有深厚情感。尽管与台湾的断交在当时是大势所趋,相比中国在与韩国建交过程中对于朝鲜的安抚所作出的不懈努力,韩国对台断交方式和方法确显有失关怀,这与韩国千百年来秉承的“事大主义”及韩国性格急切的民族性特质不无关系。
中韩建交后,韩国政府不论是保守抑或进步政党执政时期官方层面遵循“一个中国”的原则。根据韩国政府制定的“韩国对台交流合作基本方针”以及“韩国对台人士主要接触准则”,政府人员与台湾人士接触皆需遵循此方针原则。该规定不仅适用于韩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在与台开展业务时也同样必须遵守。韩国亚太新闻在2009年5月曾经公开过该政策的内容:青瓦台、总理室所属公务员原则上与台湾公务员不得接触;外交通商部、统一部、国防部所属公务员次官以上官员原则上不允许与台接触(局级以下允许进行非正式接触活动);其他部门公务员中次官以上级别在涉及国家安全事宜时可根据具体事宜进行非官方接触(次官以下级别人员可以进行非正式接触);韩国国内其他政治人士与台湾政客接触并无特别限制。另外,国会议长、在野党党代表应尽量避免访问台湾,台湾国民党党代表、立法院院长以及在野党等原则上不允许访韩;韩国在WTO、APEC等国际机构机制内就相关议题可与台湾方面进行接触。“韩国对台交流合作基本方针”以及“韩国对台人士主要接触准则”是韩国无法强化对台关系的主要约束机制。
2、经济合作与贸易关系
2-1.中韩经贸;从合作竞争转为多方竞争
92年建交以来经济上中韩两国互利合作不断深化。当前中国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进口来源国,韩国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
2014年7月中韩宣布在韩国先行建立人民币对韩元直接交易机制,在韩国首尔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选择在首尔的中国交通银行作为人民币业务清算行,同年11月该清算行业务启动。2015年3月韩国正式加入亚投行。2016年6月人民币对韩元直接交易在中国正式启动。2017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和韩国银行续签本币互换协议,协议延长3年,规模为3600亿元人民币。
截止2018年底,中国对韩国实际投资累计76.4亿美元,韩国对华实际投资累计770.4亿美元。其中2018年韩国对华实际投资46.7亿美元,较上年增长27.1%,韩国是中国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中国是韩国第二大海外投资对象国。据中国海关统计,2018年中韩双边贸易总额3134.3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1.8%。其中,中方出口1087.4亿美元,增长5.9%;进口2046.4亿美元,增长5.3%。
中韩经贸关系紧密的同时,中韩贸易关系逐渐由互补性、合作性、竞争性并存向全方位竞争转变。韩国智能手机、电动汽车电池、芯片半导体、OLED面板等支柱产业主导权面临中国强势挑战。钢铁等传统制造业已被中国赶超,尖端科技领域面临即将被超越境遇。韩国对华出口产品竞争力继续下滑,到2021年将仅剩船舶为优势出口产品。
2-2.台韩经贸:台对韩贸易持续赤字,产业高度重合及竞争
首先,在贸易方面,台湾与韩国均缺乏自然资源,发展经济均依赖出口。韩国主要是财阀经济、有政府背景的大企业主导全力发展重化工业;台湾主要扶植中小企业,双方产业结构不同,但双方贸易持续增长。自1989年以来,台湾对韩国的贸易均呈现赤字的状态。2018年,韩国是台湾第五大贸易伙伴、第四大进口伙伴、第六大出口伙伴。台湾出口至韩国的金额为159亿8,127万0,122美元,年增8.475%;自韩国进口的金额为195亿3,021万6,109美元,年增15.605%。贸易呈现赤字35亿4,894万5,987美元,年增64.205%。
台韩虽然经贸关系密切,但在半导体、液晶面板生产及手机等产品领域,双方处于高度竞争。双方消费品的产业结构相似,产品相似度高达80%以上,台湾产品不仅要与大陆产品在价格上形成竞争,并且要在产品品质、功能及包装设计上不亚于甚至优于韩国商品,才有可能进入韩国市场。
其次,在投资方面,台湾的产业结构主要以中小企业、消费性产品为主,与韩国的生产成本类似。在台湾与韩国产品处于高度竞争的情况下,由于韩国市场保护限制较多、工会强势加之韩语障碍,台企对于前往韩国投资设厂生产的意愿较低。
3.社会文化领域
3-1.中韩社会文化领域:全面快速发展
中韩建交后两国教育交流与合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2018年,中韩人员往来897万人次,韩国在华留学生约6.7万名,中国在韩国留学生约6万人,均居对方国家留学生人数之首。
两国留学生交流成果丰硕,目前中韩两国互为对方外国留学生的最大生源国。从韩国赴华留学方面来看,截止2014年,累计接收中国政府奖学金生2,866人。2016年全年在华学习的韩国学生总数为70,540名,其中中国政府奖学金生1,279名,自费留学生61,401名。从中国大陆学生赴韩留学情况来看,根据中国驻韩使馆统计,截止2016年底,在韩中国学生约为67,252人,占在韩外国留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二。其中博士生2,393人、硕士9,846人、本科生27,920人、大专生1,052人、预科19,361人。
另外,中韩语言教学蓬勃发展,截至2016年2月,国家汉办已派遣992名汉语教师志愿者赴韩开展汉语教学,韩方已派遣96名韩语教师来华开展韩语教学。自2004年全球第一家孔子学院在首尔揭牌以来,截至目前,韩国已成为亚洲孔子学院数量最多的国家,建有23所孔子学院和5所孔子课堂,为韩国青年学生和广大民众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提供了窗口和平台。2016年,韩国参加汉语水平考试的人数超过15万人,位列全球应试总人数第一。上述中韩社会文化方面的交流促使韩国对于中华文化的正统性的理解逐渐从台湾转向了中国大陆。
3-2.台韩社会文化领域:最活跃领域
台湾与韩国关系中社会文化领域在各领域交流中占据最大比重。台韩之间的文化、教育、艺术等领域交流中比较瞩目的当属台湾是韩流的发源地。台湾对于韩剧具有着持续的关注度,台湾与韩国教育部于2015年12月分别在两地设立了韩国“建国大学台湾教育中心”以及台湾“韩国文化教育中心”。韩国的金九财团向国立台湾大学捐赠200万美元设立“金九讲席教授”,2017年10月26日在台北召开的第一届 “金九论坛”成为增进与深化台湾同韩国青年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教育方面来看,92年台韩断交后,双方教育领域受到冲击最大。尤其是在韩国早期研究中华文化的人员大部分人选择去了台湾。中韩关系建交后韩国一度兴起“中国热”,随后去台湾留学的韩国学生大幅减少。2017年统计数据显示,韩国在台留学生共计2014名,其中博士45人,硕士91名,本科596名,语言研修生2070名,交换学生708名,三个月短期留学生248名。另外,截止2017年,台湾有113所本科与专科大学同韩国的198所大学签署了攻击988个学术交流协议。
台韩文化交流领域方面,目前在韩国电影海外输出国家和地区份额中,台湾占据第五位,尤其是在2015年的占比5.9%,2016年达到9%,增幅将近一倍。与之相反,韩国向中国大陆输出电影份额在2015年为第一位,但是在2016年下降至第二位,两者鲜明对比。韩国认为这是由于中国大陆因萨德事件对于台湾实行“限韩令”所致,因此在中韩关系出现波折时,韩国通过积极推动同台湾的文化产业交流寻求突破口。
4.其他领域关系
4-1.中韩:各领域全面发展
中韩在其他领域交流与合作日益活跃。双方共建立184对友好省市关系。双方友好团体包括中韩友好协会、韩中友好协会等。中韩军方保持高层交往,就舰艇互访、军事留学生、灾害救援、反恐、联合国维和行动等保持交流合作。中国在韩国釜山、光州、济州设有总领事馆,韩国在中国上海、青岛、广州、沈阳、成都、西安、武汉和香港设有总领事馆,在大连设立驻沈阳总领馆驻大连领事办公室。两国主要城市之间有约60条定期客运航线,每周近1200个班次。中国天津、青岛、大连、烟台、威海与韩国仁川、釜山、平泽等地有定期客货轮航线。
4-2.台韩:有限的多领域发展
交通(航空)领域方面,在韩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台北-首尔之间的定期航班停飞,韩国籍航空器一度被禁止飞越台北飞航情报区,十二年后两个城市之间仅开通包机。由于直航停飞,1992年双方尚有42万人次的双边往来数量,1993年下降至22万人次,而直到2003年恢复至36万人次。2004年9月1日“台北驻首尔非官方代表团”成员与“首尔驻台北非官方代表团”签订《台韩空运协定》,允许双方的飞机进入对方领空。这一协议不仅重新开通了台湾与韩国之间的直航,还使得从韩国到东南亚的航线可以直接过境台北飞航情报区,而不需要绕道中国或者菲律宾,韩国的航空公司在燃油以及其它费用上节省330亿韩圆(折合当时的2,900万美元)。2005年台韩双方往来人数约54万人次,已恢复到断交前的高峰。在2014年首度突破100万,达到115万人次,至2017年增至194万人次。
除此以外,台湾在韩国不动产历经退出联合国、中美断交、台韩断交成为历史遗留问题。台湾称在韩国登记所有的土地共27笔,座落首尔、仁川、釜山等处,有些土地被无权占用,有些则签订“委托管理契约”,台湾对此至今束手无策。
韩国对两岸的认知
5-1.韩国对华认知:跌宕起伏,当前为史上最冰点
总体上看,韩国民众对中国大陆的认知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冷战期间至1992年建交前,韩国民众对华认知为“反共冷战型思维”;1992 年到 2003 年的 10 年时间可称为“蜜月期”,中韩两国的顺利建交及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深入交流促成两国关系不断升温; 2008 年至 2009 年可称为“紧张期”,这主要是因为“东北工程”和“高句丽”历史问题等所引发的负面影响,使得韩国民众对中国的不信任和抵制渐趋加强,两国关系逐渐变冷; 2009 年2016年末可称为“转型期”,这段时间内,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的崛起、韩中贸易往来的日益紧密;2016年末韩国部署萨德以后至今为“剧烈震荡及低潮期”,朴槿惠执政初期中韩两国关系建交后史上最佳,韩国民众对华好感度达到历史最高点,执政后期围绕萨德部署问题两国关系及民众认知如过山车般跌入建交以来最低谷。文在寅执政初期至今,韩民众对华情感虽小幅恢复,但受中国大陆执政体制改革、香港问题及中美贸易战等问题影响,当前时期韩国对华认知始终处于建交后最冰点状态,2019年韩国韩民族新闻民意调查显示,在中美摩擦中韩国99%以上国民内心倾向美国。诸多因素的融合使得韩国民众对华情感中既存在着依存和期待,又饱含着不满和威胁,民众对华的心理认知复杂多变、起伏跌宕。
5-2. 韩国对台认知:好感与不关心并存
韩国对台湾的关注度在断交后逐渐减少并维持在现在较低水平。从韩国来看,当前台湾和韩国的关系可称之为“爱憎关系”及“合作与分歧”并存。
首先,“爱憎关系”是从历史的视角来看的。历史上台湾与韩国有着很多共同之处,这是双方有爱的重要铺垫,主要体现为:同属于儒家文化圈;同样经历过日本殖民侵略并且在二战日本退败后直至冷战期间台湾和韩国同为反共阵营;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阵营对立中都以美国为安保同盟;同样处于国家分裂状态,朝韩之间,两岸关系内部各自存在纠葛;短时间内达成民主化,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与价值观相通。自1927年以来国民党对韩国民族解放以及独立运动始终给予慷慨援助及支持,双方有着冷战期间伙伴与同志间的亲密合作。但同样出于历史的原因,双方又由爱生恨。韩国与台湾的断交与大陆的建交,在台湾来看是“背信弃义”不容原谅的,这是至今留在台湾民众内心深处的伤疤。然而随着中国的崛起,大陆对韩各领域影响比重的上升及台湾对韩影响力的相对下降,断交与建交又是历史的选择,不可避免。
其次,“合作与分歧”是从现实的角度上来看的。台湾和韩国在92年断交以来,除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交流以外,其他领域交流有限。相较于台湾,韩国政策更多向大陆倾斜,台湾以情绪化的态度看待韩国的同时,韩国国内对台湾更多的是来自于政治体制以及民主化同质性的好感。除此之外,经济上近年来由于双方在半导体、电子等产业化方面高度重合又存在竞争。
结论及政策建议
1.结论
中韩建交前,国民政府与韩民族为争取民族解放及政治独立彼此给予了持续援助,而由于中国的抗美援朝参战及冷战时期中韩意识形态敌对,相较于中国大陆,台韩双方在民主化政治体制、资本主义价值理念等拥有更多共通性和彼此认同感。92年的中韩建交与台韩断交是韩国与两岸之间关系出现根本变化的分水岭,建交后韩国在中国大陆与台湾两岸关系上官方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考虑到中国大陆因素,韩国在处理对台事务时在制度上有所约束,实际行动上较为谨慎;与此矛盾的是韩国社会从新闻媒体到国民舆论基本默认台湾是一个独立自治的国家。
中韩建交后至今双方关系日趋紧密的同时台湾对韩影响力逐渐降低,韩国政策全面向中国大陆倾斜。首先,政治上,中韩双方高层互访频繁,两国关系形式上的紧密性与实质内容充实性存在悖论,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差异从根本上存在;台韩双方政治领域保持低水平的交流。其次,经济上,中韩双方从互补性竞争转向全面竞争关系,韩国对华贸易持续赤字逐渐减少,主要对华出口支柱产业逐渐丧失优势,对华经济依存度较高;台湾对韩贸易持续赤字,产业高度重合并竞争。再次,社会文化上,过去27年间中韩在教育人文等全面快速发展;台韩社会文化领域交流相较其他领域最为活跃,教育交流在断交后冲击严重,韩流在台有一定影响;最后,国民认知上,相对于韩国对美认知多年来始终处于最高水平,民众对华心理认知复杂多变、起伏跌宕,还未形成固定的对华认知形态,当前时期韩国对华好感度处于两国建交以来最冰点;台韩之间维系“爱憎关系”及“合作与分歧”并存的关系时,韩国对台民众认知更多的是来自于政治体制和价值观的认同感及断交后逐渐形成的不关心。
2.政策建议
本文从历史以及现实的角度上分析了韩国与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关系,为此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首先,增进包括韩国在内国家对中国政治体制和制度的理解。韩国在中美博弈之间一直寻求战略平衡,但韩美同盟做为外交政策核心从未改变;在两岸关系中,韩国从政策规定到实际行动始终较为克制,若未来关于两岸关系出现诸如萨德事件分歧,事前防御及怀柔政策效果大于大棒政策;
其次,重视民意,塑造正面国家形象,通过新闻媒体舆论宣传及学术交流等施加影响力。韩国官方的“一个中国”政策与实际国民认知之间存在严重悖论。整个社会包括新闻媒体舆论宣传、教育等领域民众对台湾的政体性的认知始终默认大陆和台湾是两个国家,即“两国两治”,因此在韩国的新闻媒体以及广告宣传中大多把台湾单独列为一个国家,对此出现过多次在韩中国大陆学生群体的抗议事件;
最后,通过加强公共外交填补价值观鸿沟,柔化外部对华威胁感知。
王星星,韩国外国语大学研究员,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SAIS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