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日本知识分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镜子

 　　明治维新是一场宏大的社会变革，知识分子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启蒙作用，代表人物就是福泽谕吉。他一生不入官场，“自己走自己的路，绝不依靠政府，也不拜托官员” 。他说，自己该做的事情是“尽最大的努力著书翻译，希望能将我国国民引导向文明之国迈进”。福泽谕吉翻译和写作了一系列著作，抨击封建社会的身份制度，提倡自由平等、婚姻自由等进步思想。他提出“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等主张，在那个时代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他的著作也不胫而走，启蒙了无数民众。

日元上的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还创办庆应大学，培养了无数具有新思想的人才。他创办报纸，秉持“独立不羁”的办报方针，撰写社论，引导舆论，启蒙大众。他还参与创办启蒙的学术团体“明六社”，和一批思想、立场相同的著名知识分子和官员一起，以“开启民智”、“文明开化”为己任，通过其机关刊物《明六杂志》引进欧美学说，向国民传播新知识、新思想。

　　没有思想解放，一场改革就不可能走多远。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知识分子，承担起启蒙的时代重任，破除旧思想、旧观念，学习和引进新文明，推动了明治维新的深入发展，为推动日本走向现代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反观清王朝，真正的启蒙思想家少之又少，而且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影响力。一直到19世纪末，中国的思想界几乎是死水一潭，知识分子们仍然埋首于四书五经，不想、不愿也不敢接受新思想。

　　可是，1880年代以后，从宫廷到精英阶层，日本的反启蒙力量开始抬头。许多知识分子在这时开始迷失方向，甚至成为思想的“变节者”。他们质疑“求知识于世界”的改革开放精神，鄙夷欧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主张日本应该保持自己的“特色”，自强自立。这种做法将日本引向了另一条道路：不再追求普世价值，而是强调“特殊国情”，鼓吹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

　　福泽谕吉的朋友、“明六社”创办人之一的森有礼就是这样的人。森有礼在欧美国留学工作多年，曾经是日本激进的“文明开化”运动的推动者和民主自由思想的启蒙者。可是，在担任伊藤博文内阁的文部大臣后，森有礼却倒向了保守主义，认为日本的国体深深植根于日本的历史和民众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不能动摇，教育要坚持和维护传统价值观。在森有礼看来，办教育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国家。教育的目标不是培养具有自主意识和独立精神的近代公民，而是要把学生培养成“尊王爱国”的忠顺臣民。在他的主导下，原本颇多自由主义色彩的教育体制遭到彻底否定，转而为国家、为政权服务。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合流，发展到最后一定会抗拒和敌视现代文明，将国家引向保守和反动。日本后来之所以走上侵略亚洲邻国道路，并最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教育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森有礼

　　就像历史学家雷颐说，“从著名的启蒙先锋、坚定的自由主义者遽变为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坚定信奉者和最初的施行者，这是森有礼个人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许多日本启蒙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悲剧。”

　　曾任东京大学校长的加藤弘之就是这样的悲剧人物。

　　加藤弘之是一位政治学家，出版过日本国内最早介绍欧美立宪思想的著作。他是日本“天赋人权”说的首倡者，曾深入研究了日本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如何建立现代政府的问题，主张建立立宪政府。作为思想启蒙运动中的一员健将，加藤弘之备受尊敬。但是，后来加藤弘之却与其它启蒙思想家产生了分歧。他认同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民主不适合日本国情，日本需要的是威权政体。他主张“国家有机体论”，国家最为重要，人权要服从于国家的需要，必须牺牲个人利益为国家服务。他反对在日本开设议会，反对“天赋人权”观念。曾高举“天赋人权”理论大旗的他不仅转向成为强权论的极力鼓吹者，主张国家主义、天皇专制主义，而且基于社会进化论的立场，对自由民权思想进行猛烈的批判。

　　加藤弘之仕途通畅，先后担任东京大学校长、帝国大学校长、教育调查会总裁等职务，被称为“明治时代官界和学界的总帅”。官越做越大，思想也越走越远。在他看来，“日本在全世界有无比优越的国体”，公然为日本向外侵略扩张制造理论根据。国粹主义一旦与国家主义相结合，就会自然而然地走向帝国主义。

　　苏格拉底说过，知识分子阶层并不是一群候补官员，而是一群牛虻，不停顿地叮咬着、刺激着政治国家——这头举止笨重的牲口。可是，许多知识分子和加藤弘之一样，从“牛虻”变成了为权力唱赞歌、“百啭度高枝”的“流莺”。随着他们的宣传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逐渐成为明治维新后期日本的思想主流，“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逻辑也开始被运用在国际政治上，成为日本侵略亚洲其他国家的舆论先导。

　　进入18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繁荣，国力强大，“富国强兵”的目标也越来越接近。作为东亚强国，下一步日本向何处去?成为知识分子们思考的时代命题，也引发了激烈争论。概而言之，知识分子里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和平膨胀”，也就是“和平崛起”，坚决反对将“爱国主义”作为侵占的基础。另一派则主张“武力膨胀”，也就是“武力崛起”，学列强做法，走侵略扩张道路。真正主张“和平崛起”的是少数，更多的人则主张“武力膨胀”。于是， “武力膨胀”占据上风，“爱国主义”成为当时日本社会的主旋律。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就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欢迎。在甲午战争中，福泽谕吉也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上为日本辩护。

　　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接连的胜利强化了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那种皇权至上、以军国主义为目标的国家“本位主义”战胜了追求国民平等的“民权运动”，成为日本的主流价值观。它对内维护天皇作为国家主权者权威的神圣性，对外追求扩张日本的国权，建设强权国家。这显然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它通向了1937年(侵华战争)和1941年(珍珠港事件)。虽然在明治时代之后，日本曾有过短暂的“大正民主”时代，可是随着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到来，日本迅速转向法西斯主义，滑向战争深渊。追索历史脉络，其实在明治维新后期就已经埋下了思想的祸根。

　　福泽谕吉晚年的自传里曾指出一种“雁奴”现象：群雁夜宿于江湖沙渚中，千百只聚集在一起。其中较大在中央，较小的在外围警戒，如果有野兽出现，它们就会大叫报警。这些报警的大雁就是“雁奴”。作为是明治维新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福泽谕吉倡导“学者雁奴论”，而且一生始终以“雁奴”自任。

　　在追赶型的后发国家里，知识分子应该成为时代的“雁奴”，不时地发出警告。可惜，自明治维新后期开始，大部分日本知识分子没有起到“雁奴”的作用，而是丧失独立思考，追随潮流，成为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吹鼓手。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合流，必然是法西斯主义。日本后来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知识分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自从19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都在现代化道路上竞走。追赶型国家里的知识分子，重要的历史使命就是衡量本国在这条道路上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不断地提醒国家要走在正确的道路。这就是思想启蒙的重要内容。日本如此，中国也是如此。

　　如果说，日本已经走出了明治维新的历史，那么中国至今还处在1840年以来的历史延长线上。启蒙思想家周有光先生曾指出，现在的中国大致相当于日本的明治维新时代。确实，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中国现在面临的诸多思想问题，和明治时代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这个意义上，明治维新是中国的镜子，日本知识分子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镜子。当我们回顾明治维新历史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审视我们自己走过的道路。

　　近代以来，中国有多次思想启蒙，可惜一次次无奈地被中断。启蒙需要时间和耐心。一些被强制省略的过程，常常会在后面某个历史时刻被历史逼着回头重走，而且可能更加费时费力。目前国粹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逆现代化思想泛滥，人们正在再次品尝启蒙中断的恶果。在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能不能坚持做时代的“雁奴”，坚持独立思考，提出警告，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考验。

　　明治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交上了一份不合格的答卷，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呢?

 　　明治维新是一场宏大的社会变革，知识分子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启蒙作用，代表人物就是福泽谕吉。他一生不入官场，“自己走自己的路，绝不依靠政府，也不拜托官员” 。他说，自己该做的事情是“尽最大的努力著书翻译，希望能将我国国民引导向文明之国迈进”。福泽谕吉翻译和写作了一系列著作，抨击封建社会的身份制度，提倡自由平等、婚姻自由等进步思想。他提出“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等主张，在那个时代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他的著作也不胫而走，启蒙了无数民众。

日元上的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还创办庆应大学，培养了无数具有新思想的人才。他创办报纸，秉持“独立不羁”的办报方针，撰写社论，引导舆论，启蒙大众。他还参与创办启蒙的学术团体“明六社”，和一批思想、立场相同的著名知识分子和官员一起，以“开启民智”、“文明开化”为己任，通过其机关刊物《明六杂志》引进欧美学说，向国民传播新知识、新思想。

　　没有思想解放，一场改革就不可能走多远。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知识分子，承担起启蒙的时代重任，破除旧思想、旧观念，学习和引进新文明，推动了明治维新的深入发展，为推动日本走向现代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反观清王朝，真正的启蒙思想家少之又少，而且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影响力。一直到19世纪末，中国的思想界几乎是死水一潭，知识分子们仍然埋首于四书五经，不想、不愿也不敢接受新思想。

　　可是，1880年代以后，从宫廷到精英阶层，日本的反启蒙力量开始抬头。许多知识分子在这时开始迷失方向，甚至成为思想的“变节者”。他们质疑“求知识于世界”的改革开放精神，鄙夷欧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主张日本应该保持自己的“特色”，自强自立。这种做法将日本引向了另一条道路：不再追求普世价值，而是强调“特殊国情”，鼓吹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

　　福泽谕吉的朋友、“明六社”创办人之一的森有礼就是这样的人。森有礼在欧美国留学工作多年，曾经是日本激进的“文明开化”运动的推动者和民主自由思想的启蒙者。可是，在担任伊藤博文内阁的文部大臣后，森有礼却倒向了保守主义，认为日本的国体深深植根于日本的历史和民众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不能动摇，教育要坚持和维护传统价值观。在森有礼看来，办教育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国家。教育的目标不是培养具有自主意识和独立精神的近代公民，而是要把学生培养成“尊王爱国”的忠顺臣民。在他的主导下，原本颇多自由主义色彩的教育体制遭到彻底否定，转而为国家、为政权服务。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合流，发展到最后一定会抗拒和敌视现代文明，将国家引向保守和反动。日本后来之所以走上侵略亚洲邻国道路，并最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教育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森有礼

　　就像历史学家雷颐说，“从著名的启蒙先锋、坚定的自由主义者遽变为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坚定信奉者和最初的施行者，这是森有礼个人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许多日本启蒙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悲剧。”

　　曾任东京大学校长的加藤弘之就是这样的悲剧人物。

　　加藤弘之是一位政治学家，出版过日本国内最早介绍欧美立宪思想的著作。他是日本“天赋人权”说的首倡者，曾深入研究了日本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如何建立现代政府的问题，主张建立立宪政府。作为思想启蒙运动中的一员健将，加藤弘之备受尊敬。但是，后来加藤弘之却与其它启蒙思想家产生了分歧。他认同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民主不适合日本国情，日本需要的是威权政体。他主张“国家有机体论”，国家最为重要，人权要服从于国家的需要，必须牺牲个人利益为国家服务。他反对在日本开设议会，反对“天赋人权”观念。曾高举“天赋人权”理论大旗的他不仅转向成为强权论的极力鼓吹者，主张国家主义、天皇专制主义，而且基于社会进化论的立场，对自由民权思想进行猛烈的批判。

　　加藤弘之仕途通畅，先后担任东京大学校长、帝国大学校长、教育调查会总裁等职务，被称为“明治时代官界和学界的总帅”。官越做越大，思想也越走越远。在他看来，“日本在全世界有无比优越的国体”，公然为日本向外侵略扩张制造理论根据。国粹主义一旦与国家主义相结合，就会自然而然地走向帝国主义。

　　苏格拉底说过，知识分子阶层并不是一群候补官员，而是一群牛虻，不停顿地叮咬着、刺激着政治国家——这头举止笨重的牲口。可是，许多知识分子和加藤弘之一样，从“牛虻”变成了为权力唱赞歌、“百啭度高枝”的“流莺”。随着他们的宣传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逐渐成为明治维新后期日本的思想主流，“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逻辑也开始被运用在国际政治上，成为日本侵略亚洲其他国家的舆论先导。

　　进入18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繁荣，国力强大，“富国强兵”的目标也越来越接近。作为东亚强国，下一步日本向何处去?成为知识分子们思考的时代命题，也引发了激烈争论。概而言之，知识分子里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和平膨胀”，也就是“和平崛起”，坚决反对将“爱国主义”作为侵占的基础。另一派则主张“武力膨胀”，也就是“武力崛起”，学列强做法，走侵略扩张道路。真正主张“和平崛起”的是少数，更多的人则主张“武力膨胀”。于是， “武力膨胀”占据上风，“爱国主义”成为当时日本社会的主旋律。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就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欢迎。在甲午战争中，福泽谕吉也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上为日本辩护。

　　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接连的胜利强化了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那种皇权至上、以军国主义为目标的国家“本位主义”战胜了追求国民平等的“民权运动”，成为日本的主流价值观。它对内维护天皇作为国家主权者权威的神圣性，对外追求扩张日本的国权，建设强权国家。这显然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它通向了1937年(侵华战争)和1941年(珍珠港事件)。虽然在明治时代之后，日本曾有过短暂的“大正民主”时代，可是随着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到来，日本迅速转向法西斯主义，滑向战争深渊。追索历史脉络，其实在明治维新后期就已经埋下了思想的祸根。

　　福泽谕吉晚年的自传里曾指出一种“雁奴”现象：群雁夜宿于江湖沙渚中，千百只聚集在一起。其中较大在中央，较小的在外围警戒，如果有野兽出现，它们就会大叫报警。这些报警的大雁就是“雁奴”。作为是明治维新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福泽谕吉倡导“学者雁奴论”，而且一生始终以“雁奴”自任。

　　在追赶型的后发国家里，知识分子应该成为时代的“雁奴”，不时地发出警告。可惜，自明治维新后期开始，大部分日本知识分子没有起到“雁奴”的作用，而是丧失独立思考，追随潮流，成为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吹鼓手。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合流，必然是法西斯主义。日本后来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知识分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自从19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都在现代化道路上竞走。追赶型国家里的知识分子，重要的历史使命就是衡量本国在这条道路上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不断地提醒国家要走在正确的道路。这就是思想启蒙的重要内容。日本如此，中国也是如此。

　　如果说，日本已经走出了明治维新的历史，那么中国至今还处在1840年以来的历史延长线上。启蒙思想家周有光先生曾指出，现在的中国大致相当于日本的明治维新时代。确实，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中国现在面临的诸多思想问题，和明治时代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这个意义上，明治维新是中国的镜子，日本知识分子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镜子。当我们回顾明治维新历史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审视我们自己走过的道路。

　　近代以来，中国有多次思想启蒙，可惜一次次无奈地被中断。启蒙需要时间和耐心。一些被强制省略的过程，常常会在后面某个历史时刻被历史逼着回头重走，而且可能更加费时费力。目前国粹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逆现代化思想泛滥，人们正在再次品尝启蒙中断的恶果。在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能不能坚持做时代的“雁奴”，坚持独立思考，提出警告，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考验。

　　明治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交上了一份不合格的答卷，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