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韩国的财阀阴影——骨子里的中国式企业

　　2.韩国财阀的阶级沿袭

　　尽管韩国企业规模很大，可是无论从外部看起来还是透过它们的行为，它们确实更像中国企业而非日本公司。在巨型企业(如现代和三星)气势恢宏的外表之下，隐含着家庭主义的底子——在适应专业型管理、公共持股、管理权与所有权的分离非个人化的等级制组织形式上，速度迟缓且不情不愿。

　　韩国的财阀都是从家族企业起始的，大多数仍属家族所有，其高层管理亦仍由家族把持。像大型的香港公司一样，巨型企业(如大宇和双龙)的规模很显然早就超过任何一个家族所能管理的了，因此，它们聘用大量中层职业经理。但在高层，家族的控制仍很牢固。1978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大型韩国企业的2797名执行官中，有12%的人在血缘或婚姻上与创始人有直接关系(这个数字不包括 76 名创始人本人)。另一份研究表明，在最大的20个财阀中，31% 的执行官是家族成员，40%从外面聘请，29%是从组织内部提升上来的。第三份研究显示，截至80年代初，所有大型公司的总裁中有26%是创始人，19%是创始人的儿子，21%是内部提 升上来的，35%是外聘过来的。

　　“现代”财阀的创始者郑周永有七个儿子，被称为“七王子”，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在现代的各家公司中担任领导职务。这种模式与日本的企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日本，只有很少的一部分领导是创始人或其亲属，很大一部分是由内部聘任的(且与创始家族没有关系)。财阀创始人的后代中还存在着比率较高的联姻现象。根据一份调查显示，前100家财阀的后代中有一半人的配偶有相似的社会背景，其余则与政府官员、军官等精英群体通婚。

　　韩国财阀形成的历史比日本财阀或经连会短，因此在80年代许多公司的创始人仍然在企业掌舵也就不足为奇。韩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于是我们可以预计，继承在韩国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远比在日本严重。大多数创始人希望将他们的企业传给长子。在一份对韩国企业继承情况的调查中发现，有65% 的企业已经是这样安排的。创始人子女是否接受良好教育变得极为重要， 这一要求与韩国儒家思想对教育的重视高度一致。然而，与华人社会一样，如果长子无力接管大权或对此毫无兴趣，那么家庭主义的继承原则会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韩国最大财阀，三星。其创始人李秉喆决定退休，而李氏有三个儿子，其中长子绝无可能接手，他显然是无法运营公司的。父亲不想将他的公司控制权交给长子，也不愿将其分成三份，因此他决定绕过长子和次子，把公司交给幼子李健熙。这样的决策在日本比较容易达成，但它违背了韩国家庭主义的做法。为了掩盖这一决定，李秉喆必须将自己绝大部分股份转移到两个家族基金会，以防止长子和次子夺权。一旦幼子安全接手后，其股份再通过这些基金会转给他。李秉喆避免了长子无力接管的问题， 维护了三星家族的财富不受分割，但其方法缺乏条理且毫无章法。

　　在其他不那么显眼的案例中，财阀像华人的家族企业一样分崩离析，原因就在于分割继承和家庭式继承。大韩纺织(Taehan Textile)和大韩电线(Taehan Wire)同属于Ke Dong Sol创立的财阀，但他的儿子在他死后将企业分割。同样，科健(Kukjae)和金阳(Chinyang)公司以前同属于一个财阀，现在由创始人的两个儿子分别持有。尽管韩国企业的规模庞大，但要在相当长时间内维持这样的规模，远比大型日本上市企业要困难。

　　3.韩国：骨子里的中国式企业

　　国家大规模扶助工业有其他经济上的缺陷。市场派经济学家的最普遍的批评是，韩国的投资是政府推动的，而不是市场力量推动的，所以韩国打造了一系列白象(译按：好看却无价值的)工业，诸如造船、石化等重工业。在小规模、灵活机制取胜的时候，韩国又建立了一系列集权、无弹性的企业，这些企业最终会失掉低薪这个最后的竞争优势。一些经济学家以台湾在战后时期出现的更高的整体经济发展速度为论据，来证明更小、更具竞争力的工业结构更加优越。

　　还有其他一些问题与文化更为相关。大规模与韩国家庭主义倾向不匹配，因此阻碍了效率的提升。韩国在迫切需要职业经理的时候(跟小规模华人企业相比)，文化延缓了这种体制的引入。而且，韩国文化的信任程度相对低下，于是韩国的财阀无法像日本的经连会那样在网络组织中充分利用同等规模和多元经济。也就是说，财阀更像传统的美国联合企业而不像日本的经连会网络：整个财阀设有一个总部机构和一个集权的决策机构。在韩国工业化早期，有些经济原则尚有逻辑可言，财阀可以横向发展进入不熟悉的行业，因为这确实可以将现代管理技巧带入传统经济。但是随着经济的成熟， 跨行业公司连接在一起，其背后的逻辑性不断受到质疑。财阀的规模在融资和跨领域行业占有了一定优势，但问题在于，一旦扣除中介和集权组织的其他费用，这是否仍构成韩国经济的净优势。

　　在任何情况下，财阀的大量资金都是由政府操纵利率提供的。事实上，财阀网络中更具竞争力的成员公司因为卷入发展迟缓的伙伴的事务而牵制了自己的发展。例如，三星联合企业的所有成员中，只有三星电子是真正有实力的全球玩家。然而，这一公司却在20世纪80年代的几年间，卷入了三星创始人向儿子传递集团领导权而引发的全集团管理层大调整。政治和社会领域存在不同类型的问题。韩国的财富比台湾更集中，财富的悬殊所造成的紧张局面从长期以来动荡的韩国劳雇关系中可窥见一斑。

　　尽管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两者的总增长相差无几，但是台湾工人的平均生活水平要高于韩国工人。从1981年开始，韩国政府官员又一改以往强调大规模公司的想法，从大公司身上抽回一部分补助给中小型企业。然而，到这个时候，大型公司在其市场领域的地位如此牢固，一时很难撤出。如果按照韩国自己的方式，文化本身可能倾向于小型家族企业，但现在，文化本身已经开始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与日本一样，在大型企业工作会给人带来一种荣耀感，这使大型企业一如既往地成为韩国最优秀的年轻人的首选。

　　财阀所有者手中掌握的高度集中的财富也带来了另一种后果，这也是台湾国民党政府早年所担心的：富有的实业家步入政界。这类事情首次发生在1993年总统大选时，现代公司创始人郑周永成为总统候选人。当然，一个罗斯·佩罗(Ross Perot，按：美国企业家，曾竞选美国总统)式的亿万富翁在民主体制中涉足政界无可厚非，但韩国企业界高度集中的财富让左右两派的政治人物都如坐针毡。

　　在竞选中败给金泳三后，77岁的郑周永于1993年末因经济罪嫌疑而锒铛入狱。这是对所有想成为政治家的商界人士的一个警告，他们是不受政界欢迎的。尽管韩国的中国式家庭主义文化和它的大规模企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异常现象，但是韩国的情况仍然符合我的整体假设。与中国一样，韩国是家庭主义文化，在亲戚关系以外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相对较低。因为这种文化特性，韩国政府不得不介入大规模企业的创建，因为单靠私营部门是不可能达成的。大型的韩国财阀可能比法国、意大利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国有企业运营得更有效率，但是它们仍然是津贴、贸易保护、管理以及其他政府干预行为的产物。尽管大多数国家可能相当羡慕韩国的增长纪录，但倘若它们采用韩国的手段，是否能获得成功还是个未知数。

 　　韩国财阀到底有多大的权力?因为“李胜利事件”，与性侵和特权相关的“张紫妍案”重新被公众提及讨论，这位女演员2009年自杀身亡后，留下一份列有被逼向30多名企业、媒体高层提供性招待的名单，揭露韩国演艺圈“性接待”、“性上纳(性朝贡)”的不成文规定，震惊韩国及整个亚洲地区，然而当时检方却以无犯罪嫌疑结案。

　　今年3月8日，韩国总统文在寅指示要求警方和检方高层赌上命运彻查真相：“如果不能查明发生在社会特权阶层的这些事件的真相，我们就无法谈论正义的社会”。

　　政商勾结、特权横行，淹没真相、侵害平民利益，财阀阴影笼罩整个韩国。去年上映的电影《国家破产之日》，就讲述了韩国遭遇1997年经济危机时，政府高层断然舍弃小企业和国民利益，接受国际组织的援助，交出经济主权，来保障财阀的利益。尽管其后果是“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解雇变得容易，非正式职员增加，失业成为日常的世界”。

　　韩国财阀为何能勾结、甚至钳持政府?这要从二战后韩国经济发展关键人物朴槿惠之父朴正熙说起。六十年代起，韩国政府在培养大规模工业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这种先让一部分企业富起来，再让国家发展起来的模式，在当时极大地推动了韩国发展，但在今天却弊端横出，使韩国陷入政治丑闻和经济结构的重叠困境。

　　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中写过一篇文章《韩国：骨子里的中国式企业》，详细分析了韩国的巨型企业发展之路及其背后的文化因素，下文为部分选摘，旨在解释财阀与政府的关系，及财阀背后的家庭主义。

　　1.朴正熙：“财阀游戏”的现充玩家

　　总统朴正熙，这位前军官从他 1961 年接任总统， 直到 1979 年被暗杀，一直主导着韩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崛起。

　　在东亚所有快速发展的国家中，韩国有着最为活跃的政府(共产主义国家除外)。1972 年，韩国国有企业，包括整个银行部门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占非农业产出的 13%。其他经济则在政府的高度监管之下，政府通过控制信贷和提供补助津贴、许可权以及抵制外国竞争等手段来奖励或惩罚私营企业。1962 年，韩国政府出台了正式的规划程序，制定了一系列五年计划，这些五年计划决定了总体投资的战略导向。由于韩国企业的负债率非常高， 信贷资金的发放是控制整个经济的关键，用一位观察家的话来说：

　　“韩国的所有商人，包括最有实力者，都一直非常小心翼翼地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确保持续获得信贷资金，同时避免税务官找麻烦。”

　　至此，韩国政府的行为看起来与台湾并没有什么不同。台湾有一个更庞大的“国有”部门，政府掌控所有的商业银行，但其经济的主导力量依旧是中小型的生产商。韩国和台湾之间的主要区别并不是政府参与的程度，而在主导方向：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不希望培养大型企业，生怕它们有一天成为党的竞争者，而朴正熙的韩国政府试图创造能够与日本财阀在国际市场上对抗的民族企业。

　　朴正熙以其他政治革命家为榜样，包括孙中山、阿塔图克(Ataturk，即凯末尔)、纳赛尔(Nasser)和日本明治时期的统治者。朴正熙显然有着列宁主义对规模的迷恋，并认为大规模是现代化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正如他在自传宣言中解释说，他最初想打造“推动经济改革的百万富翁”，因此希望鼓励“民族资本主义”。台湾政策制定者满足于创造适当的基础设施和快速增长所需的宏观经济条件，朴正熙政权则以干预微观经济的方式鼓励特定公司和特定投资项目。

　　韩国政府启用了许多机制来鼓励大规模经济。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它对信贷的控制：台湾的做法是利用高利率鼓励存款，而韩国的做法则是把大量资金投到大型财阀以提升它们的全球竞争力。信贷往往是以负利率给出，这一事实可以解释，不管这些财阀如何犹豫不决，即使在他们缺乏专业管理能力的情况下，仍然扩张成为庞大的企业集团。所谓的政策性贷款，即政府明确定向的贷款，从1970年的47%增加到1978年的60%。另外，政府还可以操作信贷市场，譬如1972年的紧急法令(EmergencyDecree)就控制市场上的贷款额度，使得大公司的受益超过中小企业。政府采用的第二种方法是只批准数量有限的企业参与营利丰厚的出口市场。

　　这样，政府根据资本、出口量、海外机构等最低限度设定了一个综合贸易公司资格标准。一旦获得资格，这个公司就可以在获得信贷、市场和执照方面享受特惠待遇。最后，通过高度指令性的规划，韩国政府最终建立了一个可合理预测的国内经济环境，以保证大企业的运作，这些企业明白它们在国内市场(虽然较小)中将受到政府保护，而免受外国竞争者的威胁，而且在向国外市场出口时，也能得到政府的支持。

　　韩国政府可以通过更直接的威权方法控制企业行为，譬如起诉失宠的企业家，让他们的生意垮掉。朴正熙认为他不仅需要韩国的百万富翁，还要有强大的国家来控制他们的行为。在1961 年上台后的一个月，朴氏政权通过《处理非法财富积累法》，并高调逮捕了一些李承晚时代的富商。如果他们在政府控制的工业领域设立企业，并且直接出售股票给政府，那么他们就可以免被起诉，他们的财产也不会被没收。政府和商界之间的紧密联系是基于恐惧和隐性的威胁，国家会利用强制力惩罚那些没有听从指挥的企业家，这比在日本程度更甚。

　　韩国政府通过这些手段来干预经济的愿望意味着，韩国1961年后经济发展的大方向是为经济官僚的构想所左右，而非市场的作用。

　　70年代，韩国规划者决定退出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业，转而进入重工业领域，如建筑、造船、钢铁、石化等等。1976 年，74%的制造业投资(政府的定向贷款仍占很大比重)进入了重工业;到1979年，这个数字超过了80%。十年之内，整个韩国的经济格局已发生转变。工业急行军导致了不可预测的后果，例如70年代初，总统朴正熙要求现代公司主席郑周永马上涉足造船业。以前，韩国的造船业从未建造过一万吨以上的船只，这时却突然跃到生产26 万吨的巨型油轮。1973 年，第一艘油轮刚刚造好，就遇到了石油危机，全球油轮容量过剩使市场对油轮的需求直线下跌。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石化工业，年代大幅新增了批量生产设备，出产能力大大超过国内需求，厂商被迫向国际市场倾销产品。

　　2.韩国财阀的阶级沿袭

　　尽管韩国企业规模很大，可是无论从外部看起来还是透过它们的行为，它们确实更像中国企业而非日本公司。在巨型企业(如现代和三星)气势恢宏的外表之下，隐含着家庭主义的底子——在适应专业型管理、公共持股、管理权与所有权的分离非个人化的等级制组织形式上，速度迟缓且不情不愿。

　　韩国的财阀都是从家族企业起始的，大多数仍属家族所有，其高层管理亦仍由家族把持。像大型的香港公司一样，巨型企业(如大宇和双龙)的规模很显然早就超过任何一个家族所能管理的了，因此，它们聘用大量中层职业经理。但在高层，家族的控制仍很牢固。1978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大型韩国企业的2797名执行官中，有12%的人在血缘或婚姻上与创始人有直接关系(这个数字不包括 76 名创始人本人)。另一份研究表明，在最大的20个财阀中，31% 的执行官是家族成员，40%从外面聘请，29%是从组织内部提升上来的。第三份研究显示，截至80年代初，所有大型公司的总裁中有26%是创始人，19%是创始人的儿子，21%是内部提 升上来的，35%是外聘过来的。

　　“现代”财阀的创始者郑周永有七个儿子，被称为“七王子”，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在现代的各家公司中担任领导职务。这种模式与日本的企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日本，只有很少的一部分领导是创始人或其亲属，很大一部分是由内部聘任的(且与创始家族没有关系)。财阀创始人的后代中还存在着比率较高的联姻现象。根据一份调查显示，前100家财阀的后代中有一半人的配偶有相似的社会背景，其余则与政府官员、军官等精英群体通婚。

　　韩国财阀形成的历史比日本财阀或经连会短，因此在80年代许多公司的创始人仍然在企业掌舵也就不足为奇。韩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于是我们可以预计，继承在韩国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远比在日本严重。大多数创始人希望将他们的企业传给长子。在一份对韩国企业继承情况的调查中发现，有65% 的企业已经是这样安排的。创始人子女是否接受良好教育变得极为重要， 这一要求与韩国儒家思想对教育的重视高度一致。然而，与华人社会一样，如果长子无力接管大权或对此毫无兴趣，那么家庭主义的继承原则会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韩国最大财阀，三星。其创始人李秉喆决定退休，而李氏有三个儿子，其中长子绝无可能接手，他显然是无法运营公司的。父亲不想将他的公司控制权交给长子，也不愿将其分成三份，因此他决定绕过长子和次子，把公司交给幼子李健熙。这样的决策在日本比较容易达成，但它违背了韩国家庭主义的做法。为了掩盖这一决定，李秉喆必须将自己绝大部分股份转移到两个家族基金会，以防止长子和次子夺权。一旦幼子安全接手后，其股份再通过这些基金会转给他。李秉喆避免了长子无力接管的问题， 维护了三星家族的财富不受分割，但其方法缺乏条理且毫无章法。

　　在其他不那么显眼的案例中，财阀像华人的家族企业一样分崩离析，原因就在于分割继承和家庭式继承。大韩纺织(Taehan Textile)和大韩电线(Taehan Wire)同属于Ke Dong Sol创立的财阀，但他的儿子在他死后将企业分割。同样，科健(Kukjae)和金阳(Chinyang)公司以前同属于一个财阀，现在由创始人的两个儿子分别持有。尽管韩国企业的规模庞大，但要在相当长时间内维持这样的规模，远比大型日本上市企业要困难。

　　3.韩国：骨子里的中国式企业

　　国家大规模扶助工业有其他经济上的缺陷。市场派经济学家的最普遍的批评是，韩国的投资是政府推动的，而不是市场力量推动的，所以韩国打造了一系列白象(译按：好看却无价值的)工业，诸如造船、石化等重工业。在小规模、灵活机制取胜的时候，韩国又建立了一系列集权、无弹性的企业，这些企业最终会失掉低薪这个最后的竞争优势。一些经济学家以台湾在战后时期出现的更高的整体经济发展速度为论据，来证明更小、更具竞争力的工业结构更加优越。

　　还有其他一些问题与文化更为相关。大规模与韩国家庭主义倾向不匹配，因此阻碍了效率的提升。韩国在迫切需要职业经理的时候(跟小规模华人企业相比)，文化延缓了这种体制的引入。而且，韩国文化的信任程度相对低下，于是韩国的财阀无法像日本的经连会那样在网络组织中充分利用同等规模和多元经济。也就是说，财阀更像传统的美国联合企业而不像日本的经连会网络：整个财阀设有一个总部机构和一个集权的决策机构。在韩国工业化早期，有些经济原则尚有逻辑可言，财阀可以横向发展进入不熟悉的行业，因为这确实可以将现代管理技巧带入传统经济。但是随着经济的成熟， 跨行业公司连接在一起，其背后的逻辑性不断受到质疑。财阀的规模在融资和跨领域行业占有了一定优势，但问题在于，一旦扣除中介和集权组织的其他费用，这是否仍构成韩国经济的净优势。

　　在任何情况下，财阀的大量资金都是由政府操纵利率提供的。事实上，财阀网络中更具竞争力的成员公司因为卷入发展迟缓的伙伴的事务而牵制了自己的发展。例如，三星联合企业的所有成员中，只有三星电子是真正有实力的全球玩家。然而，这一公司却在20世纪80年代的几年间，卷入了三星创始人向儿子传递集团领导权而引发的全集团管理层大调整。政治和社会领域存在不同类型的问题。韩国的财富比台湾更集中，财富的悬殊所造成的紧张局面从长期以来动荡的韩国劳雇关系中可窥见一斑。

　　尽管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两者的总增长相差无几，但是台湾工人的平均生活水平要高于韩国工人。从1981年开始，韩国政府官员又一改以往强调大规模公司的想法，从大公司身上抽回一部分补助给中小型企业。然而，到这个时候，大型公司在其市场领域的地位如此牢固，一时很难撤出。如果按照韩国自己的方式，文化本身可能倾向于小型家族企业，但现在，文化本身已经开始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与日本一样，在大型企业工作会给人带来一种荣耀感，这使大型企业一如既往地成为韩国最优秀的年轻人的首选。

　　财阀所有者手中掌握的高度集中的财富也带来了另一种后果，这也是台湾国民党政府早年所担心的：富有的实业家步入政界。这类事情首次发生在1993年总统大选时，现代公司创始人郑周永成为总统候选人。当然，一个罗斯·佩罗(Ross Perot，按：美国企业家，曾竞选美国总统)式的亿万富翁在民主体制中涉足政界无可厚非，但韩国企业界高度集中的财富让左右两派的政治人物都如坐针毡。

　　在竞选中败给金泳三后，77岁的郑周永于1993年末因经济罪嫌疑而锒铛入狱。这是对所有想成为政治家的商界人士的一个警告，他们是不受政界欢迎的。尽管韩国的中国式家庭主义文化和它的大规模企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异常现象，但是韩国的情况仍然符合我的整体假设。与中国一样，韩国是家庭主义文化，在亲戚关系以外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相对较低。因为这种文化特性，韩国政府不得不介入大规模企业的创建，因为单靠私营部门是不可能达成的。大型的韩国财阀可能比法国、意大利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国有企业运营得更有效率，但是它们仍然是津贴、贸易保护、管理以及其他政府干预行为的产物。尽管大多数国家可能相当羡慕韩国的增长纪录，但倘若它们采用韩国的手段，是否能获得成功还是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