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沫沫：我在印度做实习生

 　　一意孤行的“冒险”

　　去印度实习这个决定，一开始遭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反对。

　　“为什么是印度?”“好危险啊。”

　　“据说女性地位特别低”，“卫生条件又不好”。

　　“去了干些什么?”“去多久?”“工资高不高?”“签合同吗，工作关系有保障吗?”“有人和你一块去吗?”

　　“去哪个城市?”“哪个城市都很害怕啊。”

　　去年九月刚从英国结束课业，回国走亲访友之际，难免被问到下一步的安排。在家里和爸妈试探性地说过这个打算，马上被怼了回来。

　　一开始还尝试解释——很难得的机会，是我想从事的行业，积累经验长见识。媒体报道难免有夸大博眼球的成分，不能全信。况且印度发展很快，班加罗尔不至于那么差，去看看总还是个很有意思的经历。

　　到后来，我只尽量避免和亲戚朋友谈到这个话题，一旦提及，便支支吾吾，“嗯。在找着呢，看嘛。”一旦透露出一点想去印度的苗头，大家依旧炸锅一般，或直言相劝，或旁敲侧击，说来说去不外乎那一套说辞。

　　在云南这个四五线小城里，气候宜人，生活节奏缓慢，老一辈的期待更多是稳当安逸。

　　我一直努力说服爸妈、让他们安心，但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要面对的是什么。直到最后签证到手，妈还是那句话，“能不去就别去”。

　　甚至还因为这事和好友闹了别扭。德国留学的好朋友Y，劝说无果，最后赌气一般扔下一句，“我就是偏见怎么了，偏见也比涉险好。”朋友的反对和质疑，更让我失望和动摇。

　　一名是少数几个没有立马否决我的人，“我不反对，但是也不支持。”

　　后来他告诉我，“其实是支持你去的，这是很多人得不到的机会，或者有心却没那个勇气和兴趣，而你都有，你还有很强的主见和行动力。尽管如此，还是没有表达出我的支持，说是顾虑安全问题，可能还是不敢担’怂恿’的责任吧。”他的话让我的行囊里多了一分勇气。

　　临行前，家人仍在替我担忧，仿佛我要去一个万分险恶的地方冒险。而我故作轻松地开玩笑说，我要去一个暖和的地方过冬啦。

　　印度人的中国迷思

　　初到印度，我对班加罗尔并不感冒。

　　上班路上的尘土飞扬，无孔不入的喧嚣鸣笛，横冲直撞的汽车司机，不由分说地冲击着你的所有感官。

班加罗尔

　　来班加罗尔之前，我在英国考文垂待了一年。班城的喧闹嘈杂和小村的宁静反差鲜明，但我渐渐也发现了它特有的直率，热烈，充满活力。

　　印度是一个很有存在感的地方，时刻提醒着你身在何处。一大早，邻居的印度风音乐隐隐约约地从窗口飘来，出租车上也总是在播放让人忍不住跟着摇头晃脑的宝莱坞歌曲，车窗还得用老式把手摇下来。

　　印度既传统又现代。街上艳丽的纱丽和牛仔T恤和谐共处，路边小吃摊站着三两个白领，托着一片芭蕉叶用手享用早餐，科技园区门口的车杆由保安手动升降，电信营业厅竟然也是人工排队叫号。

　　虽然印度的互联网大潮正风起云涌，网购、外卖、生鲜、电子支付纷纷涌现，但这些基本上都与当地银行卡绑定，无法一一体验，初到之日我时常感叹，没有支付宝的岁月举步维艰。

　　在印度四月有余，无数次被问到“从哪儿来”。交谈间我发现印度人对中国有着千奇百怪的想象，各种刻板印象与我此前对印度的想象相比，毫不逊色。

　　载我的突突车灵活穿梭在车流间，司机大叔不停地试图扭过头来和我聊天，“哈，中国，很难找工作吧，所以来印度了是吧?”看着大叔一副“没关系我都懂”的样子，我更担心的是他边扭头边驾驶的技能，只能忍俊不禁地接话，“可不就是嘛。”

　　服装店里一个佛教小哥，在得知我不信教后，也不着急卖衣服了，一再向我确认，怎么可能没有信仰呢?得知大部分中国人都没有宗教信仰后，更是有如世界观崩塌，久久感叹。科钦的基督教大婶在夸张地拖长语调重复了两遍“Oh! China!”之后，转而靠近我，神秘兮兮地问道，你知道耶稣吗?

　　这些问题形形色色：

　　“你会武功吗?”“你们只准生两胎呀?”

　　“小米MI是中国牌子呀?”

　　“从你家到西藏要多久?”“内蒙古是蒙古的一部分吗?”

　　“不用WhatsApp怎么聊天?”

　　“给我推荐一本学汉语的书吧。”

　　不过总有那么几个必答题，一遍遍回答后，我和朋友开玩笑说，以后出门要挂个牌子——我来自中国，住在班加罗尔，做实习记者，待了几个月了，我喜欢印度，喜欢印度的人，也喜欢印度的食物。

　　带着爸妈游印度

　　印度的食物总让我喜忧掺半。

　　来印度之前，各式各样的咖喱在我看来都是一盆浓稠的黄色酱汁，我脱口而出把它们称为酱汁(sauce)，印度同事一脸严肃，“嘿，不要侮辱了我们的咖喱(curry)。”原来，咖喱是一类菜式的统称。

　　在印度，大大小小的餐馆饭店，洗手池都是必备。在尝试了手抓咖喱拌饭后，我不得不感叹手的耐烫度和灵巧性都是需要锻炼的。而同事依旧认真教育我，“上帝赋予了你手指，为什么要用筷子呢?”

　　三月份爸妈来印度玩，每顿吃啥对我来说是个大考验。

　　“点些清爽点的菜就行。”在尝试过一两次印度食物后，他们唯一的标准几乎否定了大部分选择。Butter chicken(黄油咖喱鸡),“奶油味太重”;Fish curry (鱼咖喱)，“汤不像汤，菜不是菜的”;Sambar(炖蔬菜)，“里边没东西啊?”Mutton biriyani(羊肉焖饭),“全是香料味”，“长粒的米太散”。就连点个omelet(煎蛋)，我爸都能挑剔，“一吃就是洋鸡蛋，不香，还是家里土鸡蛋好吃”。

　　但我依旧乐此不疲，给他们推荐各种印度小吃，印度人的日常却总是让他们诧异——酸奶拌米饭，辣椒拌水果，口嚼香料配薄荷孜然水，然后眉头一皱，“这不是十三香泡水么。”

　　稍微能讨得父母大人欢心的，只有那些和中餐似曾相识的食物——Dosa(印度煎饼)，Idly(印度米糕)，Paneer(印式豆腐)和正常的炒饭炒面。

　　似曾相识的还有对热水的执迷。我爸茶缸子不离身，我妈也只喝热水，记得去年在欧洲游玩时，几乎每到一个餐馆或酒店，第一件事儿就是窘迫地问前台，“有热水吗?”好在印度人爱喝热茶，宾馆里大都配备烧水壶，我暗自松了口气。

　　让爸妈来印度之前，我心里也打鼓。毕竟在市政建设好太多的欧洲，爸妈依旧嫌弃伦敦的街道不干净，巴黎好多流浪汉，食物全是凉的。

　　果不其然，德里机场到酒店的路上，爸妈一路念叨印度的交通“太可怕了”，摩托和三轮蹦蹦车横冲直撞，秩序全无，偶尔冲出一只行人，司机也只会按喇叭不减速，“我坐前排眼睛都不敢闭，司机技术也太好了吧，”妈妈叮嘱我，“你告诉他，开慢点都行，安全第一。”而我爸则开心地数着过往车身的划痕。

　　到德里的第二天早上，我爸六点多就醒了，早早出门溜达了一圈，回来用家乡话抱怨，“周围灰得很，小店都没开门，没得哪样阔以吃的。”

　　印象开始有改观，是在接触印度人以后。

　　司机因为妈妈用手遮了一下阳光，给她的座窗装上遮光板;住处总会有人主动帮忙提行李;前来合照的印度人也总是大大方方，很有礼貌;商店老板推销不停，但你不买东西，他也依旧笑着说再来。

　　在南果阿，我们跟着地图找不到订的民宿，来到了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附近居民热情地帮我们打电话问，等待民宿老板来接我们的时候，还给我们拿来了椅子和水。

　　“原来印度人还是很友善的，纯朴，讲诚信。中国人遇到外地人，反而会想办法坑人家骗钱，你看这儿的人，对陌生人也不设防，还那么热情。”我妈说。

　　在斋普尔的那天，我陪妈妈去买感冒药。没找到药店，就去了一个附近小诊所。

　　走进诊所那刻起，我们就成了同样来看病的大爷大婶的目光焦点，目送我走完整个流程，稍微一露出疑惑的神色，他们马上就抓住机会来指点迷津。大爷拉着我到挂号的小窗口边，“啊，十卢比，挂号，看医生，取药，药不收钱”。见我没有十卢比的零钱挂号，给我塞了一个硬币。

　　医生问我名字，拼了两遍还没记下，大爷在旁边替我着急，“哎呀，Munjal，Munjal!” “噢!”医生顿悟，只剩一旁的我懵圈地看着自己的新印度名字。

　　妈妈在一旁看得好笑。语言不通，但我们也就这样凭借着简单的英文单词，看了病抓了药。

　　“印度也没他们说得那么差嘛。”

　　科技之城的春风

　　一次出门采访时，印度主编告诉我，在印度做记者最大的优势，在于这里的人很愿意和你聊天，你甚至可以随时上街拦下一个路人和他聊。

　　但这于我而言，并不是那么简单。来志象网之前，我没有过任何记者的实习经历。

　　在被一张外国面孔拦下后，很多时候对方都会默认我需要帮助。在共享单车停车点等到了来还车的用户，还没等我开口采访，他已经热心开始跟我说怎么开锁了。

　　还有，印度英语的普及率并没有我想象的高。印度混杂多样的语言，即使是印度人之间也不能保证沟通无碍，我也只能无奈地在对方说“English, neh, neh”(“不会英语”)的时候，同样摇头摆手地回一句，“Hindi, neh, neh”(“不会印地语”)。

　　但至少我学会了做记者的基本准则：主动向人张口，也慢慢接受被采访对象拒绝。这得益于编辑无时不刻的“唠叨”，“去找人聊!去约采访!打电话!发邮件!快去快去!”

　　商业记者的基本功，我也都是从头学起。在几百页密密麻麻的英文公司年报中找信息，跑新闻发布会，挣扎在营收、净营收、净收入、利润等基本概念之间。

　　短短的四个月，我感受到了自己飞快的成长，起码养成了每天早上起来读报刷一遍新闻的习惯。

　　班加罗尔不负“印度硅谷”的盛名。在外总能遇到和班加罗尔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前往班加罗尔的，多半是投资人，还有IT业的求职者，而从班加罗尔出来的，一半是工程师，一半是创业者。

　　一月份去英国参加毕业典礼，回程的飞机上，一觉醒来的我，发现本应该回到班加罗尔的飞机迫降到了钦奈，略感惊讶又滑稽。旁边的爷爷奶奶看我醒了，连忙安慰我别慌。和俩人一聊，一对花甲老夫妇，竟然人手一个创业公司，说起来轻描淡写，嗯，创个业嘛，多大点事儿。

　　当不可思议变成日常

　　爸妈来印度，一开始觉得此起彼伏的喇叭声简直不能忍，到后来发现了喇叭声中极具个性的声调和节奏，一听见嘀噜噜的喇叭声就笑。“跟唱歌一样，说不定以后会怀念这变着调调，随心情来的，司机的表演台。”

　　他们惊讶于路上漫步的牛，见缝插针的三轮车和摩托车，感叹头顶举水的妇女和小孩，仿佛看到了初到印度的自己。当不可思议变成日常，我也逐渐爱上了这里色彩鲜明的花裙子花裤子，早上起来煮一壶奶茶，说话的时候摇头晃脑面带微笑。

　　印度的人们总给我一种开心的感觉。音乐一响，一群人便能自然而然跳起舞来。宝莱坞民族的名不虚传，还体现在商店老板的三寸不烂之舌和浮夸表演上。服饰，木雕，香薰，手工皂，不依不饶。颜色，尺寸，质感，款式，统统不是问题。

　　老板热情给我试用喷了香水后，把手推到我鼻子前，然后自己陶醉地深吸一口气，闭上眼感叹，多好闻啊。

　　这个热爱鲜花和色彩的地方，我遇到了太多想说声谢谢的人。一次公交车上，售票员没有给我找零，坐我旁边的奶奶，每到一个站都督促一遍售票员，“你还欠人家3卢比呢”。就连时常板着一张脸的检票员，也不止一次主动提醒我到站下车，“还有两站。” “下一站。”“下车。”

　　印度的公交和硬卧火车都不关门。一次火车行驶时，我站在门口吹风，下铺的老大爷打着手势让我回来，生怕我掉下去。

　　年初的一天，半夜忽然全身过敏起疹子，凌晨三点去看急诊。进去之后医生不由分说马上给我套上心率、血压全套测试设备，把我按在轮椅上，风风火火地推往病床前。一路上哭笑不得，我只是身上过敏，又不是不能走。早上，室友和同事纷纷说，“咋能一个人去呢，干嘛不叫上我?”

　　相比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父母的十天，亦或是我的四个月，都不过是走马观花，感受皮毛而已。然而，这种全新体验和遇到形形色色的人，经历新的事，交新朋友，也让我在已知的世界里发现了未知，开始有意识去反思自己。

　　在此之前，印度于我，或是世界的其他部分于我，甚至别人眼中的我们，可能更多是一个贴满了标签的整体。

　　当真正接触到每一个个体，我才更真切地意识到，他们并不是庞大分母中的一粒分子，他们有自己的悲欢喜乐和理想，他们性格迥异，个性鲜明，他们构成这里的多样性，同时也自在地过着自己的生活。

　　我也必须承认，只有亲身感受才能破除那些先入为主的偏见，亲自了解才能验证纸上得来是深是浅。

 　　一意孤行的“冒险”

　　去印度实习这个决定，一开始遭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反对。

　　“为什么是印度?”“好危险啊。”

　　“据说女性地位特别低”，“卫生条件又不好”。

　　“去了干些什么?”“去多久?”“工资高不高?”“签合同吗，工作关系有保障吗?”“有人和你一块去吗?”

　　“去哪个城市?”“哪个城市都很害怕啊。”

　　去年九月刚从英国结束课业，回国走亲访友之际，难免被问到下一步的安排。在家里和爸妈试探性地说过这个打算，马上被怼了回来。

　　一开始还尝试解释——很难得的机会，是我想从事的行业，积累经验长见识。媒体报道难免有夸大博眼球的成分，不能全信。况且印度发展很快，班加罗尔不至于那么差，去看看总还是个很有意思的经历。

　　到后来，我只尽量避免和亲戚朋友谈到这个话题，一旦提及，便支支吾吾，“嗯。在找着呢，看嘛。”一旦透露出一点想去印度的苗头，大家依旧炸锅一般，或直言相劝，或旁敲侧击，说来说去不外乎那一套说辞。

　　在云南这个四五线小城里，气候宜人，生活节奏缓慢，老一辈的期待更多是稳当安逸。

　　我一直努力说服爸妈、让他们安心，但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要面对的是什么。直到最后签证到手，妈还是那句话，“能不去就别去”。

　　甚至还因为这事和好友闹了别扭。德国留学的好朋友Y，劝说无果，最后赌气一般扔下一句，“我就是偏见怎么了，偏见也比涉险好。”朋友的反对和质疑，更让我失望和动摇。

　　一名是少数几个没有立马否决我的人，“我不反对，但是也不支持。”

　　后来他告诉我，“其实是支持你去的，这是很多人得不到的机会，或者有心却没那个勇气和兴趣，而你都有，你还有很强的主见和行动力。尽管如此，还是没有表达出我的支持，说是顾虑安全问题，可能还是不敢担’怂恿’的责任吧。”他的话让我的行囊里多了一分勇气。

　　临行前，家人仍在替我担忧，仿佛我要去一个万分险恶的地方冒险。而我故作轻松地开玩笑说，我要去一个暖和的地方过冬啦。

　　印度人的中国迷思

　　初到印度，我对班加罗尔并不感冒。

　　上班路上的尘土飞扬，无孔不入的喧嚣鸣笛，横冲直撞的汽车司机，不由分说地冲击着你的所有感官。

班加罗尔

　　来班加罗尔之前，我在英国考文垂待了一年。班城的喧闹嘈杂和小村的宁静反差鲜明，但我渐渐也发现了它特有的直率，热烈，充满活力。

　　印度是一个很有存在感的地方，时刻提醒着你身在何处。一大早，邻居的印度风音乐隐隐约约地从窗口飘来，出租车上也总是在播放让人忍不住跟着摇头晃脑的宝莱坞歌曲，车窗还得用老式把手摇下来。

　　印度既传统又现代。街上艳丽的纱丽和牛仔T恤和谐共处，路边小吃摊站着三两个白领，托着一片芭蕉叶用手享用早餐，科技园区门口的车杆由保安手动升降，电信营业厅竟然也是人工排队叫号。

　　虽然印度的互联网大潮正风起云涌，网购、外卖、生鲜、电子支付纷纷涌现，但这些基本上都与当地银行卡绑定，无法一一体验，初到之日我时常感叹，没有支付宝的岁月举步维艰。

　　在印度四月有余，无数次被问到“从哪儿来”。交谈间我发现印度人对中国有着千奇百怪的想象，各种刻板印象与我此前对印度的想象相比，毫不逊色。

　　载我的突突车灵活穿梭在车流间，司机大叔不停地试图扭过头来和我聊天，“哈，中国，很难找工作吧，所以来印度了是吧?”看着大叔一副“没关系我都懂”的样子，我更担心的是他边扭头边驾驶的技能，只能忍俊不禁地接话，“可不就是嘛。”

　　服装店里一个佛教小哥，在得知我不信教后，也不着急卖衣服了，一再向我确认，怎么可能没有信仰呢?得知大部分中国人都没有宗教信仰后，更是有如世界观崩塌，久久感叹。科钦的基督教大婶在夸张地拖长语调重复了两遍“Oh! China!”之后，转而靠近我，神秘兮兮地问道，你知道耶稣吗?

　　这些问题形形色色：

　　“你会武功吗?”“你们只准生两胎呀?”

　　“小米MI是中国牌子呀?”

　　“从你家到西藏要多久?”“内蒙古是蒙古的一部分吗?”

　　“不用WhatsApp怎么聊天?”

　　“给我推荐一本学汉语的书吧。”

　　不过总有那么几个必答题，一遍遍回答后，我和朋友开玩笑说，以后出门要挂个牌子——我来自中国，住在班加罗尔，做实习记者，待了几个月了，我喜欢印度，喜欢印度的人，也喜欢印度的食物。

　　带着爸妈游印度

　　印度的食物总让我喜忧掺半。

　　来印度之前，各式各样的咖喱在我看来都是一盆浓稠的黄色酱汁，我脱口而出把它们称为酱汁(sauce)，印度同事一脸严肃，“嘿，不要侮辱了我们的咖喱(curry)。”原来，咖喱是一类菜式的统称。

　　在印度，大大小小的餐馆饭店，洗手池都是必备。在尝试了手抓咖喱拌饭后，我不得不感叹手的耐烫度和灵巧性都是需要锻炼的。而同事依旧认真教育我，“上帝赋予了你手指，为什么要用筷子呢?”

　　三月份爸妈来印度玩，每顿吃啥对我来说是个大考验。

　　“点些清爽点的菜就行。”在尝试过一两次印度食物后，他们唯一的标准几乎否定了大部分选择。Butter chicken(黄油咖喱鸡),“奶油味太重”;Fish curry (鱼咖喱)，“汤不像汤，菜不是菜的”;Sambar(炖蔬菜)，“里边没东西啊?”Mutton biriyani(羊肉焖饭),“全是香料味”，“长粒的米太散”。就连点个omelet(煎蛋)，我爸都能挑剔，“一吃就是洋鸡蛋，不香，还是家里土鸡蛋好吃”。

　　但我依旧乐此不疲，给他们推荐各种印度小吃，印度人的日常却总是让他们诧异——酸奶拌米饭，辣椒拌水果，口嚼香料配薄荷孜然水，然后眉头一皱，“这不是十三香泡水么。”

　　稍微能讨得父母大人欢心的，只有那些和中餐似曾相识的食物——Dosa(印度煎饼)，Idly(印度米糕)，Paneer(印式豆腐)和正常的炒饭炒面。

　　似曾相识的还有对热水的执迷。我爸茶缸子不离身，我妈也只喝热水，记得去年在欧洲游玩时，几乎每到一个餐馆或酒店，第一件事儿就是窘迫地问前台，“有热水吗?”好在印度人爱喝热茶，宾馆里大都配备烧水壶，我暗自松了口气。

　　让爸妈来印度之前，我心里也打鼓。毕竟在市政建设好太多的欧洲，爸妈依旧嫌弃伦敦的街道不干净，巴黎好多流浪汉，食物全是凉的。

　　果不其然，德里机场到酒店的路上，爸妈一路念叨印度的交通“太可怕了”，摩托和三轮蹦蹦车横冲直撞，秩序全无，偶尔冲出一只行人，司机也只会按喇叭不减速，“我坐前排眼睛都不敢闭，司机技术也太好了吧，”妈妈叮嘱我，“你告诉他，开慢点都行，安全第一。”而我爸则开心地数着过往车身的划痕。

　　到德里的第二天早上，我爸六点多就醒了，早早出门溜达了一圈，回来用家乡话抱怨，“周围灰得很，小店都没开门，没得哪样阔以吃的。”

　　印象开始有改观，是在接触印度人以后。

　　司机因为妈妈用手遮了一下阳光，给她的座窗装上遮光板;住处总会有人主动帮忙提行李;前来合照的印度人也总是大大方方，很有礼貌;商店老板推销不停，但你不买东西，他也依旧笑着说再来。

　　在南果阿，我们跟着地图找不到订的民宿，来到了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附近居民热情地帮我们打电话问，等待民宿老板来接我们的时候，还给我们拿来了椅子和水。

　　“原来印度人还是很友善的，纯朴，讲诚信。中国人遇到外地人，反而会想办法坑人家骗钱，你看这儿的人，对陌生人也不设防，还那么热情。”我妈说。

　　在斋普尔的那天，我陪妈妈去买感冒药。没找到药店，就去了一个附近小诊所。

　　走进诊所那刻起，我们就成了同样来看病的大爷大婶的目光焦点，目送我走完整个流程，稍微一露出疑惑的神色，他们马上就抓住机会来指点迷津。大爷拉着我到挂号的小窗口边，“啊，十卢比，挂号，看医生，取药，药不收钱”。见我没有十卢比的零钱挂号，给我塞了一个硬币。

　　医生问我名字，拼了两遍还没记下，大爷在旁边替我着急，“哎呀，Munjal，Munjal!” “噢!”医生顿悟，只剩一旁的我懵圈地看着自己的新印度名字。

　　妈妈在一旁看得好笑。语言不通，但我们也就这样凭借着简单的英文单词，看了病抓了药。

　　“印度也没他们说得那么差嘛。”

　　科技之城的春风

　　一次出门采访时，印度主编告诉我，在印度做记者最大的优势，在于这里的人很愿意和你聊天，你甚至可以随时上街拦下一个路人和他聊。

　　但这于我而言，并不是那么简单。来志象网之前，我没有过任何记者的实习经历。

　　在被一张外国面孔拦下后，很多时候对方都会默认我需要帮助。在共享单车停车点等到了来还车的用户，还没等我开口采访，他已经热心开始跟我说怎么开锁了。

　　还有，印度英语的普及率并没有我想象的高。印度混杂多样的语言，即使是印度人之间也不能保证沟通无碍，我也只能无奈地在对方说“English, neh, neh”(“不会英语”)的时候，同样摇头摆手地回一句，“Hindi, neh, neh”(“不会印地语”)。

　　但至少我学会了做记者的基本准则：主动向人张口，也慢慢接受被采访对象拒绝。这得益于编辑无时不刻的“唠叨”，“去找人聊!去约采访!打电话!发邮件!快去快去!”

　　商业记者的基本功，我也都是从头学起。在几百页密密麻麻的英文公司年报中找信息，跑新闻发布会，挣扎在营收、净营收、净收入、利润等基本概念之间。

　　短短的四个月，我感受到了自己飞快的成长，起码养成了每天早上起来读报刷一遍新闻的习惯。

　　班加罗尔不负“印度硅谷”的盛名。在外总能遇到和班加罗尔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前往班加罗尔的，多半是投资人，还有IT业的求职者，而从班加罗尔出来的，一半是工程师，一半是创业者。

　　一月份去英国参加毕业典礼，回程的飞机上，一觉醒来的我，发现本应该回到班加罗尔的飞机迫降到了钦奈，略感惊讶又滑稽。旁边的爷爷奶奶看我醒了，连忙安慰我别慌。和俩人一聊，一对花甲老夫妇，竟然人手一个创业公司，说起来轻描淡写，嗯，创个业嘛，多大点事儿。

　　当不可思议变成日常

　　爸妈来印度，一开始觉得此起彼伏的喇叭声简直不能忍，到后来发现了喇叭声中极具个性的声调和节奏，一听见嘀噜噜的喇叭声就笑。“跟唱歌一样，说不定以后会怀念这变着调调，随心情来的，司机的表演台。”

　　他们惊讶于路上漫步的牛，见缝插针的三轮车和摩托车，感叹头顶举水的妇女和小孩，仿佛看到了初到印度的自己。当不可思议变成日常，我也逐渐爱上了这里色彩鲜明的花裙子花裤子，早上起来煮一壶奶茶，说话的时候摇头晃脑面带微笑。

　　印度的人们总给我一种开心的感觉。音乐一响，一群人便能自然而然跳起舞来。宝莱坞民族的名不虚传，还体现在商店老板的三寸不烂之舌和浮夸表演上。服饰，木雕，香薰，手工皂，不依不饶。颜色，尺寸，质感，款式，统统不是问题。

　　老板热情给我试用喷了香水后，把手推到我鼻子前，然后自己陶醉地深吸一口气，闭上眼感叹，多好闻啊。

　　这个热爱鲜花和色彩的地方，我遇到了太多想说声谢谢的人。一次公交车上，售票员没有给我找零，坐我旁边的奶奶，每到一个站都督促一遍售票员，“你还欠人家3卢比呢”。就连时常板着一张脸的检票员，也不止一次主动提醒我到站下车，“还有两站。” “下一站。”“下车。”

　　印度的公交和硬卧火车都不关门。一次火车行驶时，我站在门口吹风，下铺的老大爷打着手势让我回来，生怕我掉下去。

　　年初的一天，半夜忽然全身过敏起疹子，凌晨三点去看急诊。进去之后医生不由分说马上给我套上心率、血压全套测试设备，把我按在轮椅上，风风火火地推往病床前。一路上哭笑不得，我只是身上过敏，又不是不能走。早上，室友和同事纷纷说，“咋能一个人去呢，干嘛不叫上我?”

　　相比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父母的十天，亦或是我的四个月，都不过是走马观花，感受皮毛而已。然而，这种全新体验和遇到形形色色的人，经历新的事，交新朋友，也让我在已知的世界里发现了未知，开始有意识去反思自己。

　　在此之前，印度于我，或是世界的其他部分于我，甚至别人眼中的我们，可能更多是一个贴满了标签的整体。

　　当真正接触到每一个个体，我才更真切地意识到，他们并不是庞大分母中的一粒分子，他们有自己的悲欢喜乐和理想，他们性格迥异，个性鲜明，他们构成这里的多样性，同时也自在地过着自己的生活。

　　我也必须承认，只有亲身感受才能破除那些先入为主的偏见，亲自了解才能验证纸上得来是深是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