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咚：河内破局后，朝鲜高层大换血与金正恩保住拥核国地位的如意算盘

　　距朝美河内峰会破局不足两月之际，朝鲜中央两大权力机构——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最高人民会议相继召开会议，对中央权力结构进行了微妙调整，实现了领导中枢大面积的新老交替，并从法定程序上完成了对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充分“赋权”——其最新头衔是全体朝鲜人民的最高代表国务委员长，从而标志着该国最高权力在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和法律上完成了代际传承，由此，金正日时代全面谢幕，金正恩时代全面开启。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4月11日再次推选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为国务委员会委员长

　　在两场会议后，朝鲜最高领导层有四个重要变化：

　　第一个重要变化是，在逐步废弃国防委员会的领导中枢职能后，金正恩唯一领导下的新的劳动党中央+国务委员会的执政权力结构正式形成，进入稳健运行阶段，为确立金正恩的最高领导地位奠定了组织基础。

　　第二个重要变化是，自2011年12月开始执掌最高权力以来，经过多次内部权力重组，金正日的执政班底被全面清除，在中央中枢领导机构完成了新老交替，由金正恩亲自擢升的亲信全面主导了中央核心领导机构，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崔龙海、李万建和金才龙三人地位的提升，新一代执政班底形成。

　　第三个重要变化是，朝鲜最高领导人从前两代的“神化”和“神秘化”倾向，转向更注重掌握实际权力，从权力机构改组到最高领导人职位设置，都体现了年轻的金正恩希望全面走向前台发挥最高领导作用，逐步积累政绩、塑造威望，进而达到长期执政目标。

　　对金正恩富有意义的职位，除了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以外，在此次会议期间，他被推举为“全体朝鲜人民的最高代表和国务委员会委员长”。

　　联系到稍早前最高人民会议代议员选举罕见地未出现金正恩的名字，这一新称谓极有可能代表了两个意涵：

　　其一是，崔龙海担任的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的权限经缩减后，相当于原最高人民会议议长，而金正恩将正式履行国家元首职权;

　　其二是，金正恩的身份已不再局限于具体的国家公职人员，而是被赋予了“国家领袖”的特殊权力。

　　换言之，他的地位凌驾于中央领导机构之上，宪法修正案可能从形式上规定了他的新地位。

　　第四个重要变化是，处理对外关系的关键成员悉数进入中央权力中枢——国务委员会，包括金英哲、李洙庸、李勇浩及新提任的外务省第一副相崔善姬。

　　这样一个组合显示出，金英哲领导的系统尽管仍然在领导中枢具有发言权，但原有地位已经被李洙庸领衔的外交系统取代。引人注意的是，在国务委员会“全家福照片”里，外相和第一副外相位居第一排靠近金正恩的位置，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论据。

　　对外事务尤其是对美外交关键成员全部进入国务委员会说明了，处理外交特别是对美外交将是国务委员会的优先事项。

　　朝鲜在河内峰会破局后极少见地连续举行两大最高权力机关会议，至少表明两点：

　　在美国领导的全球极限施压下，外患引发了内忧，促使金正恩进行外交转圜、重返谈判桌，实现了从2018到2019年的多次高峰会谈，朝鲜国内对河内会谈能够部分解除制裁抱有厚望，但破局后外患不能消除的预期，严重冲击到朝鲜内部政局，不稳定因素增强，包括权力机构、军方以及精英阶层、普通民众的不满加剧，进而可能对最高权力形成威胁，因此金正恩急于对最高领导层大换血，通过法定程序将国家权力的结构性调整、亲信团队全面进入中枢和金正恩的特殊地位，在法律上予以确认。

　　更早前，朝鲜召集了基层宣传工作者会议，旨在为河内会议破局“统一思想”，消除或遮掩其负面影响。

　　在两大会议举行之际，金正恩还一口气提升了36名将领，包括3位上将，33名少将，巩固军内势力当是目的。

　　它们都体现出在河内会议破局背景下，金正恩着力构建危机管理体制，进行思想、舆论、政治、组织和军事上的充分准备，全面预应和防范风险，以确保领袖唯一领导体制，确保国内政局稳定。

　　第二点是，金正恩通过巩固权力基础、将对外事务关键成员引入中枢和全面的风险预应，准备好打外交持久战。

　　在美朝河内峰会破局后，笔者曾作出一个判断：第二次特金会是“朝鲜半岛新一轮无核化进程的一个分水岭，表明自美国对朝实施极限施压、金正恩被迫外交转圜并重返谈判桌以来，美朝双方谈判处境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逆转。”“朝鲜很显然试图通过新的会谈(指“第二次特金会”)重新掌握主动权，按照自己设定的议程往前推进。”

　　随后朝鲜以实际言行不断强化这一判断。在3月15日平壤召开的记者会中，朝鲜外务省副相崔善姬指责“由于美方诚意不足，错失了解决问题的良机”、“美方现在这种恶劣的态度，让事态朝着危险的方向发展”，并强调美方若一直保持这种态度，朝鲜最高领导人就要重新考虑是否继续维持目前不进行核试验、不试射弹道导弹的状态。

　　而在近日的一场施政演说中，金正恩在讲话中总共27次提到“自力更生”，声称“高举自力更生的旗帜，更加蓬勃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从而给误以为制裁能够使朝鲜屈服并为此品名的敌对势力以沉重打击”。这些论调不啻为对大力推动美朝直接谈判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场示威。

　　与此同时，金正恩亲自向美方发出威胁称，朝鲜与美国之间的谈判破裂，令他对踏上国际交流与经济发展的道路，产生了质疑，并提高了两国出现过去紧张关系的风险。

　　他说，美国需要的是停止目前的算计，只有在美国当局愿意以正确态度对待朝鲜，才会与美国总统再度会面。金正恩为美国改变态度、实现新的首脑会晤设定了最后期限——到今年底。这是朝鲜试图继续主导谈判态势的一个新证据。

　　朝鲜态度和立场变化的主要原因可能是，通过2018年以来的外交，金正恩逐步打开了外交局面，改善了处境，重新居于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得到了更多选择机会和筹码。包括与中国领导人举行的四次最高级别会谈以及即将举行的朝俄峰会，都为其开展对美外交提供了并将继续提供更多的底气。不排除普京强力介入朝鲜半岛事务，对抗美国在地区的努力，这样就必将使形势进一步复杂化，扩大金正恩的回旋余地。

　　基于此，以河内会议为驱动力，金正恩连续召开两大最高权力机关会议，旨在稳定国内政治，稳定军心民心，稳定唯一领导体制，立足于打持久战和朝核问题长期化，为开展周边斡旋外交、对美外交奠定基础。

　　但另一方面，金正恩并未封死朝美外交的通道。对于美国极限施压下处于严重内忧外患中的朝鲜政权来说，缓和直至解除制裁仍然是迫在眉睫的目标，仍是主要诉求。

　　因此金正恩在施政演说中仍然呼应川普，强调了他们之间的“友谊”，以减轻两国关系紧张的压力，并为新的会谈开辟道路。可以说，新的朝美峰会势在必行。

　　只不过，金正恩已经从最初的毫无底气、被迫重返谈判桌，转变成掌握一定主动，获得了一些外在筹码，其立场随之实质性地出现了倒退，保住拥核国地位重新成为其内心打的如意算盘。

 　　原题《朝鲜高层大换血意味着什么?》

　　距朝美河内峰会破局不足两月之际，朝鲜中央两大权力机构——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最高人民会议相继召开会议，对中央权力结构进行了微妙调整，实现了领导中枢大面积的新老交替，并从法定程序上完成了对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充分“赋权”——其最新头衔是全体朝鲜人民的最高代表国务委员长，从而标志着该国最高权力在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和法律上完成了代际传承，由此，金正日时代全面谢幕，金正恩时代全面开启。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4月11日再次推选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为国务委员会委员长

　　在两场会议后，朝鲜最高领导层有四个重要变化：

　　第一个重要变化是，在逐步废弃国防委员会的领导中枢职能后，金正恩唯一领导下的新的劳动党中央+国务委员会的执政权力结构正式形成，进入稳健运行阶段，为确立金正恩的最高领导地位奠定了组织基础。

　　第二个重要变化是，自2011年12月开始执掌最高权力以来，经过多次内部权力重组，金正日的执政班底被全面清除，在中央中枢领导机构完成了新老交替，由金正恩亲自擢升的亲信全面主导了中央核心领导机构，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崔龙海、李万建和金才龙三人地位的提升，新一代执政班底形成。

　　第三个重要变化是，朝鲜最高领导人从前两代的“神化”和“神秘化”倾向，转向更注重掌握实际权力，从权力机构改组到最高领导人职位设置，都体现了年轻的金正恩希望全面走向前台发挥最高领导作用，逐步积累政绩、塑造威望，进而达到长期执政目标。

　　对金正恩富有意义的职位，除了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以外，在此次会议期间，他被推举为“全体朝鲜人民的最高代表和国务委员会委员长”。

　　联系到稍早前最高人民会议代议员选举罕见地未出现金正恩的名字，这一新称谓极有可能代表了两个意涵：

　　其一是，崔龙海担任的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的权限经缩减后，相当于原最高人民会议议长，而金正恩将正式履行国家元首职权;

　　其二是，金正恩的身份已不再局限于具体的国家公职人员，而是被赋予了“国家领袖”的特殊权力。

　　换言之，他的地位凌驾于中央领导机构之上，宪法修正案可能从形式上规定了他的新地位。

　　第四个重要变化是，处理对外关系的关键成员悉数进入中央权力中枢——国务委员会，包括金英哲、李洙庸、李勇浩及新提任的外务省第一副相崔善姬。

　　这样一个组合显示出，金英哲领导的系统尽管仍然在领导中枢具有发言权，但原有地位已经被李洙庸领衔的外交系统取代。引人注意的是，在国务委员会“全家福照片”里，外相和第一副外相位居第一排靠近金正恩的位置，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论据。

　　对外事务尤其是对美外交关键成员全部进入国务委员会说明了，处理外交特别是对美外交将是国务委员会的优先事项。

　　朝鲜在河内峰会破局后极少见地连续举行两大最高权力机关会议，至少表明两点：

　　在美国领导的全球极限施压下，外患引发了内忧，促使金正恩进行外交转圜、重返谈判桌，实现了从2018到2019年的多次高峰会谈，朝鲜国内对河内会谈能够部分解除制裁抱有厚望，但破局后外患不能消除的预期，严重冲击到朝鲜内部政局，不稳定因素增强，包括权力机构、军方以及精英阶层、普通民众的不满加剧，进而可能对最高权力形成威胁，因此金正恩急于对最高领导层大换血，通过法定程序将国家权力的结构性调整、亲信团队全面进入中枢和金正恩的特殊地位，在法律上予以确认。

　　更早前，朝鲜召集了基层宣传工作者会议，旨在为河内会议破局“统一思想”，消除或遮掩其负面影响。

　　在两大会议举行之际，金正恩还一口气提升了36名将领，包括3位上将，33名少将，巩固军内势力当是目的。

　　它们都体现出在河内会议破局背景下，金正恩着力构建危机管理体制，进行思想、舆论、政治、组织和军事上的充分准备，全面预应和防范风险，以确保领袖唯一领导体制，确保国内政局稳定。

　　第二点是，金正恩通过巩固权力基础、将对外事务关键成员引入中枢和全面的风险预应，准备好打外交持久战。

　　在美朝河内峰会破局后，笔者曾作出一个判断：第二次特金会是“朝鲜半岛新一轮无核化进程的一个分水岭，表明自美国对朝实施极限施压、金正恩被迫外交转圜并重返谈判桌以来，美朝双方谈判处境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逆转。”“朝鲜很显然试图通过新的会谈(指“第二次特金会”)重新掌握主动权，按照自己设定的议程往前推进。”

　　随后朝鲜以实际言行不断强化这一判断。在3月15日平壤召开的记者会中，朝鲜外务省副相崔善姬指责“由于美方诚意不足，错失了解决问题的良机”、“美方现在这种恶劣的态度，让事态朝着危险的方向发展”，并强调美方若一直保持这种态度，朝鲜最高领导人就要重新考虑是否继续维持目前不进行核试验、不试射弹道导弹的状态。

　　而在近日的一场施政演说中，金正恩在讲话中总共27次提到“自力更生”，声称“高举自力更生的旗帜，更加蓬勃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从而给误以为制裁能够使朝鲜屈服并为此品名的敌对势力以沉重打击”。这些论调不啻为对大力推动美朝直接谈判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场示威。

　　与此同时，金正恩亲自向美方发出威胁称，朝鲜与美国之间的谈判破裂，令他对踏上国际交流与经济发展的道路，产生了质疑，并提高了两国出现过去紧张关系的风险。

　　他说，美国需要的是停止目前的算计，只有在美国当局愿意以正确态度对待朝鲜，才会与美国总统再度会面。金正恩为美国改变态度、实现新的首脑会晤设定了最后期限——到今年底。这是朝鲜试图继续主导谈判态势的一个新证据。

　　朝鲜态度和立场变化的主要原因可能是，通过2018年以来的外交，金正恩逐步打开了外交局面，改善了处境，重新居于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得到了更多选择机会和筹码。包括与中国领导人举行的四次最高级别会谈以及即将举行的朝俄峰会，都为其开展对美外交提供了并将继续提供更多的底气。不排除普京强力介入朝鲜半岛事务，对抗美国在地区的努力，这样就必将使形势进一步复杂化，扩大金正恩的回旋余地。

　　基于此，以河内会议为驱动力，金正恩连续召开两大最高权力机关会议，旨在稳定国内政治，稳定军心民心，稳定唯一领导体制，立足于打持久战和朝核问题长期化，为开展周边斡旋外交、对美外交奠定基础。

　　但另一方面，金正恩并未封死朝美外交的通道。对于美国极限施压下处于严重内忧外患中的朝鲜政权来说，缓和直至解除制裁仍然是迫在眉睫的目标，仍是主要诉求。

　　因此金正恩在施政演说中仍然呼应川普，强调了他们之间的“友谊”，以减轻两国关系紧张的压力，并为新的会谈开辟道路。可以说，新的朝美峰会势在必行。

　　只不过，金正恩已经从最初的毫无底气、被迫重返谈判桌，转变成掌握一定主动，获得了一些外在筹码，其立场随之实质性地出现了倒退，保住拥核国地位重新成为其内心打的如意算盘。

 　　原题《朝鲜高层大换血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