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聪：纳扎尔巴耶夫辞职后哈萨克斯坦如何发展

　　3月19日，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民族领袖”纳扎尔巴耶夫发表讲话，宣布决定提前结束自己的总统权力。第二天，哈议会上院议长托卡耶夫宣誓就任总统一职。这一重大消息立即传遍世界，引起诸多议论。纳扎尔巴耶夫在哈执政近30年，他的离职是否意味着这个中亚大国即将告别一个时代、开启另一个时代?

　　权力交接的“窗口期”

　　没有哪位国际评论家曾明确预言纳扎尔巴耶夫会突然辞职，但确有很多分析者推测他不会参加2020年总统选举。纳扎尔巴耶夫的辞职可谓“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事实上，哈萨克斯坦的权力交接早有迹象，如2018年《国家安全会议法》生效并明文规定主席终身制(注：哈国有两个国家安全机构，分别是国家安全会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前者综合掌管国家安全事务，纳扎尔巴耶夫担任终身主席;后者负责国内反恐、反间等事务，前总理马西莫夫任主席)、2019年宪法委员会对“总统辞职权”进行释宪。纳扎尔巴耶夫宣布辞职后，哈国汇率市场只发生了有限的波动，显示出人们对此并不太感意外。3月19日美元兑坚戈汇率是1∶375.9，3月20日是1∶376.4，3月31日则为1∶380.04，坚戈累计贬幅仅为1.1%，而这种贬值主要原因是美元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走强，与哈国内人心波动并无直接关联。同样，哈萨克斯坦证券市场的反应也很平淡，3月19日KASE指数收于2391点，20日平稳开盘，全天只微跌0.4%，成交量未见明显放大，而29日(3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又上涨2.7%。哈汇率和证券市场的参与者主要是机构投资者，这段时间的走势说明，其国内几无恐慌情绪产生。国际舆论对于纳扎尔巴耶夫辞职也基本上都是正面反应，俄、美等大国和中亚邻国均在第一时间发表看法，普遍认为纳扎尔巴耶夫自1991年12月执政以来为哈国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承认他把哈国成功引上现代化道路，并且相信在托卡耶夫总统领导下，哈与外部世界发展紧密合作前景可期。

　　那么，纳扎尔巴耶夫为何会选择2019年3月这个时间点辞职?笔者认为，现阶段启动权力交接进程对哈稳定发展最为有利，主要还是从防范“颜色革命”角度去考虑。一是，2020年大选临近，届时纳扎尔巴耶夫将年满80岁，再干一届的可能性较小。随着权力变更临界点的迫近，哈国政坛需要充分的缓冲期。二是，虽然纳扎尔巴耶夫在总统任上经常告诫国际社会重视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但现阶段国际局势总体有利于他在国内推进权力顺利交接。美国特朗普政府并不把民主自由当作与哈对话的主要议题。2020年美国也将迎来大选，下届美国政府是否会延续对哈现行政策尚未可知。欧盟将于今年5月出台对中亚新战略，难免会有推动中亚国家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这样的内容，但现在毕竟还处在“行而未成”的状态，尚无法立即转化为政治压力。此外，土耳其、伊朗等域外中等强国正不同程度地面临各种内外麻烦，染指中亚事务的能力处于历史低点。因此，从外部环境看，2019年是哈启动权力交替进程的较好“时间窗口”。

　　内外政策将保持延续

　　纳扎尔巴耶夫卸下总统职务后，哈国的内外政策将向何处去?恐怕这首先要看新总统托卡耶夫会执政多久。目前，哈国内外各种关于托卡耶夫任期的分析大致作出三种估计：一是2020年大选不参选;二是2020年参选并当选但不会参加2025年大选;三是2020和2025年均参选，长期执政。笔者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最小，第三种次之，第二种可能性最大。如果真是这样，就意味着托卡耶夫执政将是哈国历史上一段重要的过渡期，具体表现为政治体制和经济模式的双重过渡。由此可以推断，托卡耶夫的内外政策将以延续性为主、变革性为辅。

　　“延续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继续贯彻《哈萨克斯坦2050战略》。《2050战略》是纳扎尔巴耶夫在2012年12月正式提出的战略性文件，以“提高国力，实现赶超，服务全体国民”为核心思想，托卡耶夫将忠实继承这一“政治遗产”，不会进行路线调整。其次，继续推行以俄、中、美、欧为主要方向的大国平衡外交。托卡耶夫曾长期担任哈萨克斯坦外长，可被视作哈国平衡外交战略仅次于纳扎尔巴耶夫的“第二责任人”。关于这点，纳扎尔巴耶夫本人也是承认的，他在辞职讲话中特别指出“托卡耶夫曾在哈国外交政策的形成年代担任外交部长”。可以预见，托卡耶夫时期的哈国外交政策不会发生大的调整，这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看法。

　　“变革性”则主要体现在如何推动更有效落实《2025年前国家发展战略》(以下简称《2025战略》)。哈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定经历了一个复杂进程。2010年，纳扎尔巴耶夫曾颁布过一个《2020战略》。2012年他又颁布了《2050战略》，次年，为配合这个战略的实施，哈政府修订了《2020战略》，但由于哈外部环境趋于恶化基本不可能实现。于是，从新的世情、国情出发，纳扎尔巴耶夫于2018年2月签署颁布了《2025战略》。如果说《2050战略》是“大考”，那么《2025战略》就是“中考”，托卡耶夫成了这场“中考”的首位“考生”。根据《2025战略》，从现在起到2025年，哈年均GDP增速应为4.5%左右，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不计能源出口收入)应从9%(2016年数据)降至6%以下，中小企业产值占GDP比重从26.8%(2016年)增至35%。目前看，如果不能有效促成经济体制改革，“中考”结果不会太理想，托卡耶夫任内将着力推进有关改革。

　　“后2020时代”稳定可期，但也面临挑战

　　哈萨克斯坦政治权力的真正变迁，似将围绕2020年大选展开，由此可能产生“后2020时代”的历史命题。

　　纳扎尔巴耶夫仍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通过其领导的国家安全会议和“祖国之光”党处于“后2020时代”的绝对核心地位，但是这种治理具有“幕后”性质。受其领导和委托，托卡耶夫将处于“后2020时代”权力结构的“台前”平衡地位。“一府(总理领导的政府)两院(议会上下两院)一会(马西莫夫任主席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权力制衡也很重要。而在“一府两院一会”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将是议会下院，其次是上院，之后是对两院负责的政府，最后才是相对超脱但拥有一定实权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这四个机构间发挥“最终平衡者”作用的是总统。这种判断的依据是2017年3月通过的哈宪法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哈政府需同时对总统和议会负责;总统保留直接任命外长和防长的权力;内阁成员辞职时不再向总统提交辞呈，而是向议会提交;总统不再拥有废除或临时终止政府或总理制定的各项法令及规章制度的权限，但可以要求宪法法院审查有关法令和规章制度的合法性;总统审批国家计划的权力移交给内阁。也就是说，议会拥有了更多权力，而下院在制约行政和司法权方面起第一道“阀门”作用。这一切实践从托卡耶夫时代正式开始。

　　哈议会下院采取政党比例选举制，执政党是“祖国之光”党，判断哈未来政治格局走向不能不提及它。“祖国之光”成立于1999年， 2005年改组，具有鲜明的纳扎尔巴耶夫色彩。“祖国之光”党在“后2020时代”会遇到一些难题，但并非无法克服，主要是因为：第一，“祖国之光”的存在并不只是纳扎尔巴耶夫个人权威的体现。在哈萨克斯坦经济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不是劳动和资本这种“流动要素”，而是能源、土地这种“特定要素”，因此这个国家的政党更像是以行业为主的社会联盟，而非阶级性政党。加之特殊的民族历史和三大“玉兹”(哈萨克语“部分”之意，16世纪初哈萨克汗国分大、中、小三个“玉兹”，其影响延续至今也就在同文同种之下形成了不同的地域特色)的存在，“祖国之光”党应运而生。它本身就是哈国错综复杂的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产物，哈政治生活的正常开展对其已经产生严重的“路径依赖”，其执政党地位和社会联盟属性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但也面临若干挑战，最主要的是必须克服其执政能力尚不能满足日益增长和多元化的社会需求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又外化为社会阶层固化和基层组织官僚化等问题。

　　2019年3月20日，哈萨克斯坦新任总统托卡耶夫与新任议会上院议长纳扎尔巴耶娃会面。

　　另一关键看点是哈国“后2020时代”的人事布局。一般而言，国家的政治代表与该国不同利益集团的分布大致吻合，同时，国家作为政治行为体会尽量确保自身免于被某个或某几个利益集团所把持，也即国家通过自身能力实现对利益集团的超越，哈萨克斯坦也是如此。如前所述，行业集团和地区(部落)集团在哈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比阶级阶层更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两大路径的影响又是相互交叉的，很多时候表现为“行业中的血缘关系”和“血缘中的行业关系”。对哈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行业大致包括金融、油气、矿产业和农业、互联网行业，而最具典型意义的地域划分则是三大“玉兹”。出于这些特点，再结合哈近年经济行业发展的基本状况，活跃在“后2020时代”哈政坛上的领导角色将会既包括显赫家族的血亲人物、也包括重要利益集团的代言者，同时还有相对超脱但执政能力很强的政治家。照此逻辑，哈新任总理马明、刚刚当选上院议长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女儿纳扎尔巴耶娃、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马西莫夫、下院议长尼格马图林将是其中最活跃的人物。这四人均在1960～1965年间出生，处于年富力强的阶段。纳扎尔巴耶夫家族成员会在哈政坛当中继续占据显赫地位。利用在议会的领导职位间接掌控“祖国之光”，对纳扎尔巴耶娃意义重大。纳扎尔巴耶夫的二侄子阿比什曾担任哈司法部执行秘书，现任国安委第一副主席，年轻有为，积极向上，深得纳扎尔巴耶夫喜爱，未来仕途不可小觑。纳扎尔耶夫的二女儿季娜拉和她的丈夫库利巴耶夫共同掌握着哈萨克斯坦最重要的金融集团，两人并称“哈萨克斯坦首富”，在哈保守派看来发挥着抵御外来资本侵袭的“堡垒”作用。但金融行业具有特殊性，今后如何发展尚需观察。新总理马明的前途广阔，能否领导哈国顺利实现《2025战略》确定的目标对其而言是巨大考验。马西莫夫与尼格马图林深受纳扎尔巴耶夫青睐，前者相对超脱于三大“玉兹”之外，后者则属于哈萨克斯坦的“政治职业经理人”(即能深刻领会领袖政治意图并作出精明决策的辅佐性人才)，两人也会在“后2020时代”发挥重要作用。此外，目前在哈萨克斯坦政坛上还活跃着不少经济专业素养很强的“70后”官员，他们同样是这个国家的“未来之星”。

　　任何权力交替都会有风险相伴，未来哈萨克斯坦的风险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某个利益集团试图解构权力，打破现有的平衡体制;二是执政者能力与地位不相匹配。当然，风险不意味着政治动荡，更不意味着“颜色革命”。以纳扎尔巴耶夫长期领导积累起来的可观经济实力和社会发展水平以及丰富的自然、人文资源为基础，以新老领导层在平稳过渡中携手稳步推进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并进行相应改革调整为保障，哈萨克斯坦即将走入更加光明的未来。从此意义上讲，纳扎尔巴耶夫辞职并不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是意味着他开创的时代将以新的方式向前延伸。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亚室助理研究员)

　　3月19日，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民族领袖”纳扎尔巴耶夫发表讲话，宣布决定提前结束自己的总统权力。第二天，哈议会上院议长托卡耶夫宣誓就任总统一职。这一重大消息立即传遍世界，引起诸多议论。纳扎尔巴耶夫在哈执政近30年，他的离职是否意味着这个中亚大国即将告别一个时代、开启另一个时代?

　　权力交接的“窗口期”

　　没有哪位国际评论家曾明确预言纳扎尔巴耶夫会突然辞职，但确有很多分析者推测他不会参加2020年总统选举。纳扎尔巴耶夫的辞职可谓“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事实上，哈萨克斯坦的权力交接早有迹象，如2018年《国家安全会议法》生效并明文规定主席终身制(注：哈国有两个国家安全机构，分别是国家安全会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前者综合掌管国家安全事务，纳扎尔巴耶夫担任终身主席;后者负责国内反恐、反间等事务，前总理马西莫夫任主席)、2019年宪法委员会对“总统辞职权”进行释宪。纳扎尔巴耶夫宣布辞职后，哈国汇率市场只发生了有限的波动，显示出人们对此并不太感意外。3月19日美元兑坚戈汇率是1∶375.9，3月20日是1∶376.4，3月31日则为1∶380.04，坚戈累计贬幅仅为1.1%，而这种贬值主要原因是美元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走强，与哈国内人心波动并无直接关联。同样，哈萨克斯坦证券市场的反应也很平淡，3月19日KASE指数收于2391点，20日平稳开盘，全天只微跌0.4%，成交量未见明显放大，而29日(3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又上涨2.7%。哈汇率和证券市场的参与者主要是机构投资者，这段时间的走势说明，其国内几无恐慌情绪产生。国际舆论对于纳扎尔巴耶夫辞职也基本上都是正面反应，俄、美等大国和中亚邻国均在第一时间发表看法，普遍认为纳扎尔巴耶夫自1991年12月执政以来为哈国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承认他把哈国成功引上现代化道路，并且相信在托卡耶夫总统领导下，哈与外部世界发展紧密合作前景可期。

　　那么，纳扎尔巴耶夫为何会选择2019年3月这个时间点辞职?笔者认为，现阶段启动权力交接进程对哈稳定发展最为有利，主要还是从防范“颜色革命”角度去考虑。一是，2020年大选临近，届时纳扎尔巴耶夫将年满80岁，再干一届的可能性较小。随着权力变更临界点的迫近，哈国政坛需要充分的缓冲期。二是，虽然纳扎尔巴耶夫在总统任上经常告诫国际社会重视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但现阶段国际局势总体有利于他在国内推进权力顺利交接。美国特朗普政府并不把民主自由当作与哈对话的主要议题。2020年美国也将迎来大选，下届美国政府是否会延续对哈现行政策尚未可知。欧盟将于今年5月出台对中亚新战略，难免会有推动中亚国家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这样的内容，但现在毕竟还处在“行而未成”的状态，尚无法立即转化为政治压力。此外，土耳其、伊朗等域外中等强国正不同程度地面临各种内外麻烦，染指中亚事务的能力处于历史低点。因此，从外部环境看，2019年是哈启动权力交替进程的较好“时间窗口”。

　　内外政策将保持延续

　　纳扎尔巴耶夫卸下总统职务后，哈国的内外政策将向何处去?恐怕这首先要看新总统托卡耶夫会执政多久。目前，哈国内外各种关于托卡耶夫任期的分析大致作出三种估计：一是2020年大选不参选;二是2020年参选并当选但不会参加2025年大选;三是2020和2025年均参选，长期执政。笔者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最小，第三种次之，第二种可能性最大。如果真是这样，就意味着托卡耶夫执政将是哈国历史上一段重要的过渡期，具体表现为政治体制和经济模式的双重过渡。由此可以推断，托卡耶夫的内外政策将以延续性为主、变革性为辅。

　　“延续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继续贯彻《哈萨克斯坦2050战略》。《2050战略》是纳扎尔巴耶夫在2012年12月正式提出的战略性文件，以“提高国力，实现赶超，服务全体国民”为核心思想，托卡耶夫将忠实继承这一“政治遗产”，不会进行路线调整。其次，继续推行以俄、中、美、欧为主要方向的大国平衡外交。托卡耶夫曾长期担任哈萨克斯坦外长，可被视作哈国平衡外交战略仅次于纳扎尔巴耶夫的“第二责任人”。关于这点，纳扎尔巴耶夫本人也是承认的，他在辞职讲话中特别指出“托卡耶夫曾在哈国外交政策的形成年代担任外交部长”。可以预见，托卡耶夫时期的哈国外交政策不会发生大的调整，这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看法。

　　“变革性”则主要体现在如何推动更有效落实《2025年前国家发展战略》(以下简称《2025战略》)。哈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定经历了一个复杂进程。2010年，纳扎尔巴耶夫曾颁布过一个《2020战略》。2012年他又颁布了《2050战略》，次年，为配合这个战略的实施，哈政府修订了《2020战略》，但由于哈外部环境趋于恶化基本不可能实现。于是，从新的世情、国情出发，纳扎尔巴耶夫于2018年2月签署颁布了《2025战略》。如果说《2050战略》是“大考”，那么《2025战略》就是“中考”，托卡耶夫成了这场“中考”的首位“考生”。根据《2025战略》，从现在起到2025年，哈年均GDP增速应为4.5%左右，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不计能源出口收入)应从9%(2016年数据)降至6%以下，中小企业产值占GDP比重从26.8%(2016年)增至35%。目前看，如果不能有效促成经济体制改革，“中考”结果不会太理想，托卡耶夫任内将着力推进有关改革。

　　“后2020时代”稳定可期，但也面临挑战

　　哈萨克斯坦政治权力的真正变迁，似将围绕2020年大选展开，由此可能产生“后2020时代”的历史命题。

　　纳扎尔巴耶夫仍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通过其领导的国家安全会议和“祖国之光”党处于“后2020时代”的绝对核心地位，但是这种治理具有“幕后”性质。受其领导和委托，托卡耶夫将处于“后2020时代”权力结构的“台前”平衡地位。“一府(总理领导的政府)两院(议会上下两院)一会(马西莫夫任主席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权力制衡也很重要。而在“一府两院一会”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将是议会下院，其次是上院，之后是对两院负责的政府，最后才是相对超脱但拥有一定实权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这四个机构间发挥“最终平衡者”作用的是总统。这种判断的依据是2017年3月通过的哈宪法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哈政府需同时对总统和议会负责;总统保留直接任命外长和防长的权力;内阁成员辞职时不再向总统提交辞呈，而是向议会提交;总统不再拥有废除或临时终止政府或总理制定的各项法令及规章制度的权限，但可以要求宪法法院审查有关法令和规章制度的合法性;总统审批国家计划的权力移交给内阁。也就是说，议会拥有了更多权力，而下院在制约行政和司法权方面起第一道“阀门”作用。这一切实践从托卡耶夫时代正式开始。

　　哈议会下院采取政党比例选举制，执政党是“祖国之光”党，判断哈未来政治格局走向不能不提及它。“祖国之光”成立于1999年， 2005年改组，具有鲜明的纳扎尔巴耶夫色彩。“祖国之光”党在“后2020时代”会遇到一些难题，但并非无法克服，主要是因为：第一，“祖国之光”的存在并不只是纳扎尔巴耶夫个人权威的体现。在哈萨克斯坦经济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不是劳动和资本这种“流动要素”，而是能源、土地这种“特定要素”，因此这个国家的政党更像是以行业为主的社会联盟，而非阶级性政党。加之特殊的民族历史和三大“玉兹”(哈萨克语“部分”之意，16世纪初哈萨克汗国分大、中、小三个“玉兹”，其影响延续至今也就在同文同种之下形成了不同的地域特色)的存在，“祖国之光”党应运而生。它本身就是哈国错综复杂的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产物，哈政治生活的正常开展对其已经产生严重的“路径依赖”，其执政党地位和社会联盟属性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但也面临若干挑战，最主要的是必须克服其执政能力尚不能满足日益增长和多元化的社会需求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又外化为社会阶层固化和基层组织官僚化等问题。

　　2019年3月20日，哈萨克斯坦新任总统托卡耶夫与新任议会上院议长纳扎尔巴耶娃会面。

　　另一关键看点是哈国“后2020时代”的人事布局。一般而言，国家的政治代表与该国不同利益集团的分布大致吻合，同时，国家作为政治行为体会尽量确保自身免于被某个或某几个利益集团所把持，也即国家通过自身能力实现对利益集团的超越，哈萨克斯坦也是如此。如前所述，行业集团和地区(部落)集团在哈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比阶级阶层更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两大路径的影响又是相互交叉的，很多时候表现为“行业中的血缘关系”和“血缘中的行业关系”。对哈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行业大致包括金融、油气、矿产业和农业、互联网行业，而最具典型意义的地域划分则是三大“玉兹”。出于这些特点，再结合哈近年经济行业发展的基本状况，活跃在“后2020时代”哈政坛上的领导角色将会既包括显赫家族的血亲人物、也包括重要利益集团的代言者，同时还有相对超脱但执政能力很强的政治家。照此逻辑，哈新任总理马明、刚刚当选上院议长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女儿纳扎尔巴耶娃、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马西莫夫、下院议长尼格马图林将是其中最活跃的人物。这四人均在1960～1965年间出生，处于年富力强的阶段。纳扎尔巴耶夫家族成员会在哈政坛当中继续占据显赫地位。利用在议会的领导职位间接掌控“祖国之光”，对纳扎尔巴耶娃意义重大。纳扎尔巴耶夫的二侄子阿比什曾担任哈司法部执行秘书，现任国安委第一副主席，年轻有为，积极向上，深得纳扎尔巴耶夫喜爱，未来仕途不可小觑。纳扎尔耶夫的二女儿季娜拉和她的丈夫库利巴耶夫共同掌握着哈萨克斯坦最重要的金融集团，两人并称“哈萨克斯坦首富”，在哈保守派看来发挥着抵御外来资本侵袭的“堡垒”作用。但金融行业具有特殊性，今后如何发展尚需观察。新总理马明的前途广阔，能否领导哈国顺利实现《2025战略》确定的目标对其而言是巨大考验。马西莫夫与尼格马图林深受纳扎尔巴耶夫青睐，前者相对超脱于三大“玉兹”之外，后者则属于哈萨克斯坦的“政治职业经理人”(即能深刻领会领袖政治意图并作出精明决策的辅佐性人才)，两人也会在“后2020时代”发挥重要作用。此外，目前在哈萨克斯坦政坛上还活跃着不少经济专业素养很强的“70后”官员，他们同样是这个国家的“未来之星”。

　　任何权力交替都会有风险相伴，未来哈萨克斯坦的风险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某个利益集团试图解构权力，打破现有的平衡体制;二是执政者能力与地位不相匹配。当然，风险不意味着政治动荡，更不意味着“颜色革命”。以纳扎尔巴耶夫长期领导积累起来的可观经济实力和社会发展水平以及丰富的自然、人文资源为基础，以新老领导层在平稳过渡中携手稳步推进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并进行相应改革调整为保障，哈萨克斯坦即将走入更加光明的未来。从此意义上讲，纳扎尔巴耶夫辞职并不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是意味着他开创的时代将以新的方式向前延伸。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亚室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