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力：河内“特金会”能令朝核取得突破性进展？too young too simple

　　第二次特金会2月底将在河内召开的消息，吸引了全球不少媒体的注意力。许多人希望，此次会议能有突破性进展，比如，在朝鲜“弃核”与美国“对朝提供安全保障”上做出具有约束力的、可操作的安排。

　　本人的观点是：“朝核问题”属于不好治疗的“顽固性牛皮癣”，不时发作是必然的，其彻底治愈需要“内外科联手加上一些辅助手段”，换句话说，彻底解决朝核问题，需要中美真正联手，再加上韩国、日本、俄罗斯的襄助。目前来看，这属于奢望。因此，对于即将举行的第二次特金会，不可寄望过高。长远来看，这不过是千回百转的“弃核进程”中形式大于实质的一场政治秀而已。朝美双方对此都心知肚明，但出于各自的需要，也乐意合作再演一场。仅此而已。

　　演戏是政客的首要职业任务，他们需要在公众场合随时入戏并演好、演真。因此，政客们的演技整体上冠于各行，堪称“技压群芳”。与他们相比，只在特定场合演出的职业演员，演技无疑属于二流。这一点政治学专业研究人员素来清楚，吃瓜群众也不可不察。

　　朝鲜发展核能技术，始于1950年代从苏联获得相关技术。核能属于军民两用技术，随着技术的普及，发展核武器的门槛大大降低，因而成为许多穷国、小国追求的“护身利器”。朝鲜在1990年代加速发展核武器，内部原因是经济困难，以及因此而导致的政权脆弱性增加。外部原因主要是：苏东剧变;来自美国的安全压力;中韩建交。三者使得朝鲜顿成“亚细亚弃儿”，唯有全力发展核武以求自保。

　　即使到了现在，对于自觉极度不安全的朝鲜来说，核武器依然是最佳护身利器，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可能放弃，“对朝鲜而言，核就是尊严和实力的绝对象征、最高利益”，“必须明白，不管是谁，决不能改变或摇动朝鲜为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拥核的路线。无论朝中友谊怎样宝贵，朝鲜也不会拿如同生命的核武作为代价乞求”(朝中社2017年5月7日社论)。

　　而在不得不“弃核”之前，以“弃核”为筹码换取最大的利益，也是朝鲜的必然选择。

　　朝鲜同意就“弃核”问题与美国谈判，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内部主要原因有二：已经拥有了核武器与相当的远程投送能力，“实现了完备国家核武力历史大业”，“把握了全体人民勒紧腰带长期盼望的维护和平之强有力的宝剑”，“美国本土全境已进入我们的核攻击射程内，核按钮始终放在我办公室办公桌上”，因而“我国的核武力足以粉碎和应付美国任何形式的核讹诈”;可以以此为筹码与美国直接谈判、缓解安全压力、为“经济战线各部门打开振兴的突破口”创造条件。

　　外部原因是“革命事业面临史无前例的严峻挑战”(引号中内容引自金正恩2018年1月1日新年讲话)。其实主要是两个，详后述。

　　美国首先在乎的是朝鲜核武器的远程投送能力，其次才是朝鲜是否拥有核武器。奥巴马的对朝“战略忍耐”已经被证明无法阻止朝鲜发展核武技术。朝鲜导弹运载技术的大幅度进展就是在奥巴马时期，这让美国感受到了压力，加上“交易型领导者”个性因素，使得特朗普在上台后转而对朝鲜施行“极限施压”政策。这是朝鲜同意进行“弃核”谈判的一大外部原因之一。有信心与底气、发展经济、外部环境严峻。

　　文在寅政府认为，自己的“对朝接触”政策是朝鲜同意与美国进行“弃核”谈判的主要原因，并有可能促成朝鲜“弃核”。这在逻辑上说不通。“对朝接触”显然与特朗普的“极限施压”不合拍。韩国素来有“保守派总统对朝强硬、进步派总统对朝友好”的特点。

　　作为进步派总统的文在寅自然偏好于通过对朝接触来改进南北关系甚至希望取得突破以便“青史留名”，因此投入了大量的政治资本，并推出了“朝鲜半岛新经济地图”、“新北方经济政策”。显然，他不可能同意对朝实施“极限施压”，哪怕他很清楚“弃核安排”是全面实施上述经济政策的前提条件。

　　这意味着他的对朝政策存在矛盾，并影响了“极限施压”的实施，客观上是在帮朝鲜而不是帮助特朗普。因此，过去一年多时间里，文在寅政府在朝美之间的周旋，为朝鲜所乐见，朝鲜也不时予以配合。但在特朗普那里，很难获得实质性支持。

　　2017年下半年中国以空前力度对朝鲜实施制裁措施，则是朝鲜同意进行“弃核”谈判的又一大外部原因。而中国这么做的原因有三：稳定中美关系;落实联合国决议，推进朝核问题解决进程，展示核大国在防止核扩散方面的责任;化解朝鲜核武器对自身的潜在威胁。中国无法排除朝鲜在极端情况下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也担心朝鲜核泄漏对周边地区的灾难性影响。

　　但中国也认为，在朝鲜的合理关切得到满足前，特朗普就要求“朝鲜在短时间内弃核”，显然不切实际。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基本政策始终是：通过谈判解决。“极限施压”属于特例。

　　问题在于，特朗普发现无法在短期内迫使朝鲜弃核之后，就把注意力转向“全力对付战略竞争对手”中国，除了发动贸易战，还在南海、台湾、新疆等问题上向中国“发难”。在特朗普看来，世界领导权、价值观、气候变化等等都是“浮云”，重要的是为美国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与好处，为此可以怼天怼地怼盟友。对中国，也采取“凡事皆可交易，端看条件如何”的立场。

　　在中国看来，南海问题的重要性大于朝核问题，台湾问题与新疆问题更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而特朗普却不管不顾，甚至连经贸关系这个中美关系的“压舱石”都可以动摇，完全是“既不给面子也不给里子”的“骚操作”。那么，中国又有什么必要继续在朝核问题上配合美国呢?你特朗普就“独骚”去吧。

　　金正恩作为精明的领导人，显然捕捉到了中美关系的变化，并对华采取了示弱、示好、示亲等举动。效果相当显著。去年中朝关系的改善有目共睹。

　　有了中国、韩国的“帮衬”，朝鲜又有什么必要向特朗普的“弃核”这一要求让步呢?充其量考虑“放弃导弹远程运载技术”，但这不大容易从外部进行监控。

　　所以，2018年6月在新加坡举行的首次特金会，双方虽然签署了文件，就四项内容达成协议，其中包括朝鲜方面承诺“完全无核化”，而美方也承诺向朝鲜提供安全保障(这一点不属于协议的“四项内容”)。但半年多过去了，并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而文在寅看重的“朝鲜半岛新经济地图”与“新北方政策”落实起来也举步维艰。这除了外部原因外，还因为一些政府部门(如国防部、情报院、统一部)等担心“大权旁落”而消极应对乃至不配合。

　　宋永吉这个负责落实“新北方政策”的总统北方经济合作委员会委员长辞职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竞选共同民主党主席，但如果他觉得委员长很有干头，也可能不会去竞选没有多大把握的党主席，事实上他也败给了前总理李海瓒。更有意思的是，接替宋永吉的是高盛公司常驻香港的资深经济学家权谷勋。一个在韩国没有什么政治背景的经济学家，在推动高度政治化的经济政策议题上能有什么作为，不难想见。所以，不少韩国学者也费解于文在寅的这一选择。

　　整体上，经过一年多的热闹之后，“朝核问题”并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基本上回到了起点，主要成果是朝美双方搭起了直接接触的平台。这是朝美双方都需要的。中国、韩国、日本、俄罗斯也不反对或者支持这种接触。因此，第二次特金会得以在河内“易地上演”。

　　但是，在目前的形势下，如果还有人认为，朝美双方此次有可能就“弃核”与“美国安全承诺”等关键问题取得实质性突破、并做出可操作的安排，笔者只能说：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原题《第二次特金会与“顽固性牛皮癣”》

　　第二次特金会2月底将在河内召开的消息，吸引了全球不少媒体的注意力。许多人希望，此次会议能有突破性进展，比如，在朝鲜“弃核”与美国“对朝提供安全保障”上做出具有约束力的、可操作的安排。

　　本人的观点是：“朝核问题”属于不好治疗的“顽固性牛皮癣”，不时发作是必然的，其彻底治愈需要“内外科联手加上一些辅助手段”，换句话说，彻底解决朝核问题，需要中美真正联手，再加上韩国、日本、俄罗斯的襄助。目前来看，这属于奢望。因此，对于即将举行的第二次特金会，不可寄望过高。长远来看，这不过是千回百转的“弃核进程”中形式大于实质的一场政治秀而已。朝美双方对此都心知肚明，但出于各自的需要，也乐意合作再演一场。仅此而已。

　　演戏是政客的首要职业任务，他们需要在公众场合随时入戏并演好、演真。因此，政客们的演技整体上冠于各行，堪称“技压群芳”。与他们相比，只在特定场合演出的职业演员，演技无疑属于二流。这一点政治学专业研究人员素来清楚，吃瓜群众也不可不察。

　　朝鲜发展核能技术，始于1950年代从苏联获得相关技术。核能属于军民两用技术，随着技术的普及，发展核武器的门槛大大降低，因而成为许多穷国、小国追求的“护身利器”。朝鲜在1990年代加速发展核武器，内部原因是经济困难，以及因此而导致的政权脆弱性增加。外部原因主要是：苏东剧变;来自美国的安全压力;中韩建交。三者使得朝鲜顿成“亚细亚弃儿”，唯有全力发展核武以求自保。

　　即使到了现在，对于自觉极度不安全的朝鲜来说，核武器依然是最佳护身利器，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可能放弃，“对朝鲜而言，核就是尊严和实力的绝对象征、最高利益”，“必须明白，不管是谁，决不能改变或摇动朝鲜为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拥核的路线。无论朝中友谊怎样宝贵，朝鲜也不会拿如同生命的核武作为代价乞求”(朝中社2017年5月7日社论)。

　　而在不得不“弃核”之前，以“弃核”为筹码换取最大的利益，也是朝鲜的必然选择。

　　朝鲜同意就“弃核”问题与美国谈判，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内部主要原因有二：已经拥有了核武器与相当的远程投送能力，“实现了完备国家核武力历史大业”，“把握了全体人民勒紧腰带长期盼望的维护和平之强有力的宝剑”，“美国本土全境已进入我们的核攻击射程内，核按钮始终放在我办公室办公桌上”，因而“我国的核武力足以粉碎和应付美国任何形式的核讹诈”;可以以此为筹码与美国直接谈判、缓解安全压力、为“经济战线各部门打开振兴的突破口”创造条件。

　　外部原因是“革命事业面临史无前例的严峻挑战”(引号中内容引自金正恩2018年1月1日新年讲话)。其实主要是两个，详后述。

　　美国首先在乎的是朝鲜核武器的远程投送能力，其次才是朝鲜是否拥有核武器。奥巴马的对朝“战略忍耐”已经被证明无法阻止朝鲜发展核武技术。朝鲜导弹运载技术的大幅度进展就是在奥巴马时期，这让美国感受到了压力，加上“交易型领导者”个性因素，使得特朗普在上台后转而对朝鲜施行“极限施压”政策。这是朝鲜同意进行“弃核”谈判的一大外部原因之一。有信心与底气、发展经济、外部环境严峻。

　　文在寅政府认为，自己的“对朝接触”政策是朝鲜同意与美国进行“弃核”谈判的主要原因，并有可能促成朝鲜“弃核”。这在逻辑上说不通。“对朝接触”显然与特朗普的“极限施压”不合拍。韩国素来有“保守派总统对朝强硬、进步派总统对朝友好”的特点。

　　作为进步派总统的文在寅自然偏好于通过对朝接触来改进南北关系甚至希望取得突破以便“青史留名”，因此投入了大量的政治资本，并推出了“朝鲜半岛新经济地图”、“新北方经济政策”。显然，他不可能同意对朝实施“极限施压”，哪怕他很清楚“弃核安排”是全面实施上述经济政策的前提条件。

　　这意味着他的对朝政策存在矛盾，并影响了“极限施压”的实施，客观上是在帮朝鲜而不是帮助特朗普。因此，过去一年多时间里，文在寅政府在朝美之间的周旋，为朝鲜所乐见，朝鲜也不时予以配合。但在特朗普那里，很难获得实质性支持。

　　2017年下半年中国以空前力度对朝鲜实施制裁措施，则是朝鲜同意进行“弃核”谈判的又一大外部原因。而中国这么做的原因有三：稳定中美关系;落实联合国决议，推进朝核问题解决进程，展示核大国在防止核扩散方面的责任;化解朝鲜核武器对自身的潜在威胁。中国无法排除朝鲜在极端情况下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也担心朝鲜核泄漏对周边地区的灾难性影响。

　　但中国也认为，在朝鲜的合理关切得到满足前，特朗普就要求“朝鲜在短时间内弃核”，显然不切实际。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基本政策始终是：通过谈判解决。“极限施压”属于特例。

　　问题在于，特朗普发现无法在短期内迫使朝鲜弃核之后，就把注意力转向“全力对付战略竞争对手”中国，除了发动贸易战，还在南海、台湾、新疆等问题上向中国“发难”。在特朗普看来，世界领导权、价值观、气候变化等等都是“浮云”，重要的是为美国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与好处，为此可以怼天怼地怼盟友。对中国，也采取“凡事皆可交易，端看条件如何”的立场。

　　在中国看来，南海问题的重要性大于朝核问题，台湾问题与新疆问题更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而特朗普却不管不顾，甚至连经贸关系这个中美关系的“压舱石”都可以动摇，完全是“既不给面子也不给里子”的“骚操作”。那么，中国又有什么必要继续在朝核问题上配合美国呢?你特朗普就“独骚”去吧。

　　金正恩作为精明的领导人，显然捕捉到了中美关系的变化，并对华采取了示弱、示好、示亲等举动。效果相当显著。去年中朝关系的改善有目共睹。

　　有了中国、韩国的“帮衬”，朝鲜又有什么必要向特朗普的“弃核”这一要求让步呢?充其量考虑“放弃导弹远程运载技术”，但这不大容易从外部进行监控。

　　所以，2018年6月在新加坡举行的首次特金会，双方虽然签署了文件，就四项内容达成协议，其中包括朝鲜方面承诺“完全无核化”，而美方也承诺向朝鲜提供安全保障(这一点不属于协议的“四项内容”)。但半年多过去了，并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而文在寅看重的“朝鲜半岛新经济地图”与“新北方政策”落实起来也举步维艰。这除了外部原因外，还因为一些政府部门(如国防部、情报院、统一部)等担心“大权旁落”而消极应对乃至不配合。

　　宋永吉这个负责落实“新北方政策”的总统北方经济合作委员会委员长辞职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竞选共同民主党主席，但如果他觉得委员长很有干头，也可能不会去竞选没有多大把握的党主席，事实上他也败给了前总理李海瓒。更有意思的是，接替宋永吉的是高盛公司常驻香港的资深经济学家权谷勋。一个在韩国没有什么政治背景的经济学家，在推动高度政治化的经济政策议题上能有什么作为，不难想见。所以，不少韩国学者也费解于文在寅的这一选择。

　　整体上，经过一年多的热闹之后，“朝核问题”并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基本上回到了起点，主要成果是朝美双方搭起了直接接触的平台。这是朝美双方都需要的。中国、韩国、日本、俄罗斯也不反对或者支持这种接触。因此，第二次特金会得以在河内“易地上演”。

　　但是，在目前的形势下，如果还有人认为，朝美双方此次有可能就“弃核”与“美国安全承诺”等关键问题取得实质性突破、并做出可操作的安排，笔者只能说：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原题《第二次特金会与“顽固性牛皮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