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的边疆：区分文明与野蛮的屏障

　　“边疆”，在不同语言和文化中有着并非完全一致的含义，在现代语系中也存在不同镜像与内涵。“边疆”与“边界”在概念上相近，但后者特指划定国界的一条线，前者则包含一个区域或地带。对于古代埃及人的边疆及其边疆观，西方学界曾进行过讨论。瑞士巴塞尔大学的埃里克·霍农(ErikHornung)和大卫·罗顿(DavidLorton)分别就其在王室文献和宗教文献中的运用归纳出埃及边疆的含义。乔斯·M.嘉兰(JoséM.Galán)也曾从具有边疆含义的语词来探讨埃及的边疆问题。先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边疆”概念的探讨上。近年来，古代埃及人的边疆研究逐渐开始关注埃及和努比亚、叙利亚、巴勒斯坦之间的交往。马里奥·利维拉尼(MarioLiverani)认为，古代埃及存在静态和动态的边疆，边疆的扩展是不断扩大文明中心和缩小边缘的过程，埃及国王对边疆的扩张是将埃及的中心地位扩展到其他边缘地区，使周边地区由混乱而变得井然有序，只有达到了埃及国王认为的秩序，世界才得以平衡。利维拉尼的研究把埃及边疆问题放到整个古代近东贸易体系中来考察，埃及的边疆是近东各国贸易往来的结果和具体反映。就目前的研究而言，虽然学界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但是对埃及人边疆观的发展和演变的研究仍存在很大空间。国内埃及学研究起步较晚，对古埃及的边疆观及其演变更是鲜有论述。基于边疆对于埃及文明发展的重要性，本文拟在吸收学界之前研究的基础上，从古埃及文本文献入手，通过梳理古代埃及人的边疆观及其演变过程，来探讨王权在边疆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边疆观对埃及文明发展产生的影响。

　　一

　　古代埃及人很早便对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疆域进行了描述和界定。在象形文字中，一词表达了“边疆”的含义。该词源于土地，指代一个区域，由代表土地和路障的符号组合而成，是古埃及人描述土地界限的方式。就其构词而言，该词首先区别了外族土地，但其词尾的限定符也并非为代表埃及的肥沃土地，而是使用尼罗河谷边缘的砂岩符号来指代边疆。埃及人在表达“边疆”概念时，常使用“划定边疆”()和“扩张边疆”()这两种方式。

　　“边疆”的含义并非一成不变，起初是用来划定埃及疆域内的区域,指代埃及内部地方势力对土地的控制范围。“边疆”一词最早出现在埃及第十一王朝官吏贾里(Djari)的自传铭文中，该铭文记录了埃及底比斯统治者因泰夫(Intef)与周边诺姆长争夺势力范围并最终扩张控制区域的情况。

　　从新王国时期开始，“边疆”频繁用于埃及国王划分埃及同外族疆域的界限。在埃及新王国时期的文献中，“边疆”大多出现在国王的战争铭文中。埃及国王对外战争后，竖立界碑成为一种国王宣扬疆域范围的表达方式。山丘、河流都成为划分边疆的主要依据。图特摩斯一世(ThutmoseI)在托姆博斯碑(TombosStela)中的记录称：“他的南部边疆到达这片土地的源头，北部边疆到达‘河水倒流之地’……”此外，第十九王朝国王塞提一世(SetyI)提及边疆时还曾使用过这样的表述方式：“国家的南部边疆最远到达风吹来的地方，北部边疆到达有海水的地方。”

　　与战争铭文相比，宗教文献关于边疆的描述更加丰富。在埃及的创世文学中，边疆等同于埃及人认知的世界极限。例如，在赫尔摩坡里斯(Hermopolis)的创世说中，埃及最初是一片混沌的水，创世神阿图姆(Atum)将埃及从水中托起，散落在两旁的山脉和土地组成了埃及的疆土，并进而构成了埃及人的世界。地平线阿赫特()是太阳升起和落下的地方，是埃及人观念中的世界尽头，埃及人认为世界的尽头便是埃及的边疆。此外，他们还认为边疆不仅存在于现世中，同样，在冥界中仍然存在一个与之相似的空间维度。《莱顿纸草》中的一首阿蒙神赞美诗赞美阿蒙神：“他的疆域比天空更为遥远，比冥界更为深邃。”古代埃及人认为他们生活的尼罗河河谷地带是世界的中心，而边缘则是太阳光芒照射所及的最远地方，边疆由4根巨型柱子支撑起来。

　　“边疆”，在不同语言和文化中有着并非完全一致的含义，在现代语系中也存在不同镜像与内涵。“边疆”与“边界”在概念上相近，但后者特指划定国界的一条线，前者则包含一个区域或地带。对于古代埃及人的边疆及其边疆观，西方学界曾进行过讨论。瑞士巴塞尔大学的埃里克·霍农(ErikHornung)和大卫·罗顿(DavidLorton)分别就其在王室文献和宗教文献中的运用归纳出埃及边疆的含义。乔斯·M.嘉兰(JoséM.Galán)也曾从具有边疆含义的语词来探讨埃及的边疆问题。先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边疆”概念的探讨上。近年来，古代埃及人的边疆研究逐渐开始关注埃及和努比亚、叙利亚、巴勒斯坦之间的交往。马里奥·利维拉尼(MarioLiverani)认为，古代埃及存在静态和动态的边疆，边疆的扩展是不断扩大文明中心和缩小边缘的过程，埃及国王对边疆的扩张是将埃及的中心地位扩展到其他边缘地区，使周边地区由混乱而变得井然有序，只有达到了埃及国王认为的秩序，世界才得以平衡。利维拉尼的研究把埃及边疆问题放到整个古代近东贸易体系中来考察，埃及的边疆是近东各国贸易往来的结果和具体反映。就目前的研究而言，虽然学界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但是对埃及人边疆观的发展和演变的研究仍存在很大空间。国内埃及学研究起步较晚，对古埃及的边疆观及其演变更是鲜有论述。基于边疆对于埃及文明发展的重要性，本文拟在吸收学界之前研究的基础上，从古埃及文本文献入手，通过梳理古代埃及人的边疆观及其演变过程，来探讨王权在边疆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边疆观对埃及文明发展产生的影响。

　　一

　　古代埃及人很早便对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疆域进行了描述和界定。在象形文字中，一词表达了“边疆”的含义。该词源于土地，指代一个区域，由代表土地和路障的符号组合而成，是古埃及人描述土地界限的方式。就其构词而言，该词首先区别了外族土地，但其词尾的限定符也并非为代表埃及的肥沃土地，而是使用尼罗河谷边缘的砂岩符号来指代边疆。埃及人在表达“边疆”概念时，常使用“划定边疆”()和“扩张边疆”()这两种方式。

　　“边疆”的含义并非一成不变，起初是用来划定埃及疆域内的区域,指代埃及内部地方势力对土地的控制范围。“边疆”一词最早出现在埃及第十一王朝官吏贾里(Djari)的自传铭文中，该铭文记录了埃及底比斯统治者因泰夫(Intef)与周边诺姆长争夺势力范围并最终扩张控制区域的情况。

　　从新王国时期开始，“边疆”频繁用于埃及国王划分埃及同外族疆域的界限。在埃及新王国时期的文献中，“边疆”大多出现在国王的战争铭文中。埃及国王对外战争后，竖立界碑成为一种国王宣扬疆域范围的表达方式。山丘、河流都成为划分边疆的主要依据。图特摩斯一世(ThutmoseI)在托姆博斯碑(TombosStela)中的记录称：“他的南部边疆到达这片土地的源头，北部边疆到达‘河水倒流之地’……”此外，第十九王朝国王塞提一世(SetyI)提及边疆时还曾使用过这样的表述方式：“国家的南部边疆最远到达风吹来的地方，北部边疆到达有海水的地方。”

　　与战争铭文相比，宗教文献关于边疆的描述更加丰富。在埃及的创世文学中，边疆等同于埃及人认知的世界极限。例如，在赫尔摩坡里斯(Hermopolis)的创世说中，埃及最初是一片混沌的水，创世神阿图姆(Atum)将埃及从水中托起，散落在两旁的山脉和土地组成了埃及的疆土，并进而构成了埃及人的世界。地平线阿赫特()是太阳升起和落下的地方，是埃及人观念中的世界尽头，埃及人认为世界的尽头便是埃及的边疆。此外，他们还认为边疆不仅存在于现世中，同样，在冥界中仍然存在一个与之相似的空间维度。《莱顿纸草》中的一首阿蒙神赞美诗赞美阿蒙神：“他的疆域比天空更为遥远，比冥界更为深邃。”古代埃及人认为他们生活的尼罗河河谷地带是世界的中心，而边缘则是太阳光芒照射所及的最远地方，边疆由4根巨型柱子支撑起来。

　　在官吏铭文中，埃及人通常把三角洲地区作为北部的边疆，埃及人将这里描述为“沼泽”，并按照尼罗河的走向将三角洲地区称为“下游”和“北方”。在纳尔迈(Narmer)统一埃及之前的前王朝时期，上埃及由49个自治区域和8个大型中心地区组成，随后逐渐被阿比多斯(Abydos)、涅加达(Naqada)和赫拉康坡里斯(Hirerakonpolis)三个中心地区征服。与这三大中心相对，其余地区皆为边缘地带。古王国时期，埃及的首都位于北部的孟菲斯，厄勒凡汀(Elephantine)被认为是埃及同南部努比亚地区之间的边疆。埃及国王派遣官吏对努比亚地区进行考察，在描述前往埃及南部边疆地区时，大多使用“到上游去”或“到南部去”等语词来表达。厄勒凡汀地区在古王国时期处在南部疆域的尽头，这里也被誉为埃及南部的大门。守卫埃及南部大门的管理者、负责埃及同努比亚之间事务的官吏几乎都来自这里。同样，在北部的三角洲附近，考古人员发现了通往亚洲的贸易商路“荷鲁斯之路”。除南北地区之外，古代埃及人同样也把遥远的蓬特(Punt)作为埃及“神的领地”以及他们探索周边的极限。

　　从上述对边疆的记录可以发现，“边疆”的含义与土地、河流相关联，文献记载中既有虚构的想象，也有具体的事实陈述，是埃及地理环境、军事征战和宗教思想的融合。古代埃及的边疆是流动的，虽然我们无法在地域上对其早期边疆加以准确的界定，但应注意的是，古代埃及的边疆不仅局限于埃及尼罗河谷地带的边缘，也包括由上、下埃及与亚洲连接处乃至埃及国王控制的附属地区。边疆的存在导致埃及和外族之间产生了一个缓冲并受埃及文化辐射的区域。但是，边疆是如何从限定埃及内部的区域发展为埃及国王界定埃及同外族疆域的?边疆观又是如何演变的?边疆对埃及文明发展进程有何影响?上述这些问题则必须从埃及人对周边的认知与外族交往中去研究。

　　二

　　古代埃及人最初认为边疆是极为恐怖和危险的，他们将王室所在地作为文明和埃及自身的核心，并把到达边疆甚至是穿越国境作为一种心理上克服恐惧的方式。在中王国时期的一部文学作品中，一名埃及官吏对北部边疆做了记录与描述，他长途跋涉来到位于三角洲的边疆，在试图穿越边疆时遇到了令他畏惧的人企图阻止他穿过。在另一篇文学作品中，一个埃及人甚至称在三角洲地带企图穿越边疆是疯狂的举动，暗示边疆是危险的，穿越边疆可能会尝到死亡的味道。甚至埃及说教文中也告诫埃及人，不要做士兵，如果士兵穿越边疆去叙利亚地区，那将是极为恐怖的。显然，铭文表明埃及人此时对边疆持一种恐惧和谨慎的态度，埃及人都不应该穿越边疆，不能去往埃及神灵庇佑不到的地区。

　　面对如此恐怖的边疆，埃及经历了第一中间期的混乱后，王权重新巩固，对边疆的防御问题开始引起埃及国王的重视。中王国时期，埃及国王在南部和北部设立防御要塞来保护自己的疆土。这些要塞一方面是防御外族的工事，另一方面也是埃及人同外族经济贸易往来及文化传播的场所。其中以尼罗河第二瀑布的要塞规模最为宏大，埃及王国将这些要塞变成埃及边界的象征。国王塞索斯特里斯三世(SesostrisⅢ)在南部的塞姆纳(Semna)要塞附近竖立了界碑，其中有这样的表述：“我使我的边界向南推进，已经超越我父亲的时代……我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我的每个儿子都应确保我作为君主所设定的边界……我真正的儿子会拥护他的父亲，守卫他父亲创立的边界。如果他遗弃边界，或失败了，那他就不是我的儿子，他也不是我所亲生的。”这段铭文反映了埃及国王对南部边疆的重视程度。塞索斯特里斯三世统治时期，埃及把南部边疆推向了一个极点，并明确向外界宣告埃及的势力范围：“上、下埃及之王，君主哈考瑞(塞索斯特里斯三世)统治的第8年竖立此界碑，愿他得到永生;为了防止任何努比亚人经过，杜绝他们从陆路或者乘船通过，只有前往伊肯(Ikn)地区进行贸易或者完成出使任务的埃及人除外。所有上好物品都随他们(努比亚人)而来，但是却绝不允许他们的船只通过亥何(Heh)，来到下游地区。”显而易见，埃及国王明确把塞姆纳地区作为埃及与努比亚之间的边疆，以阻止努比亚人北上。在同一时期的《美里卡拉王说教文》中，老国王劝诫王子：“加强你的边界，加强你的边界巡逻……”这是我们第一次发现埃及国王对边界和疆域做出的明确记录。埃及边疆的形成主要是通过军事行动在边疆地区建立大量的堡垒和工事来完成的。在边疆地区建立大量要塞是埃及人在中王国时期对边疆防御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

　　第二中间期，来自亚洲的喜克索斯人(Hyksos)盘踞在边疆三角洲地区并建立了政权。埃及面临外族入侵。此时，埃及人对边疆的恐惧更上升到对外族人的厌恶上，卡摩斯(Kamose)率领埃及军队穿越边疆对喜克索斯人进行进攻，表达了对疆域的担忧：“我应该知道我力量的来源，一个王子在阿瓦利斯，另一个在库什地区，而我却慵懒地坐在这里与西亚人和黑人为伴，每个人都拥有一小片埃及的土地，他们都在和我分享埃及的土地……”

　　随着对喜克索斯人的驱逐，埃及人在战术战法上有很大提升。埃及人认识到将边疆扩展到本土之外的可能性，对边疆的态度也在新王国初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关于边疆的描述变得不再谨小慎微，反而在王室文献中出现了许多国王扩展边疆的豪言壮语。随着第十八王朝的建立，埃及国王不再以边界要塞和防御工事作为分割埃及与外族的手段，而是在对外族武力征服后，通过竖立界碑来表现埃及与外族之间的疆域划分。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期，埃及的疆域达到鼎盛，其南部边疆扩展到了尼罗河第五瀑布，并于此处竖立起象征胜利的界碑——纳帕塔石碑(NapataStela)。在亚洲，图特摩斯三世征战到了幼发拉底河地区，同样竖立了一块界碑来宣示对那里的控制。阿蒙霍特普三世(AmenhotepⅢ)描绘埃及的疆域称：“埃及的边疆南抵卡罗伊,北达纳哈林……”可见东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地区当时业已处于埃及国王的控制之下。埃及国王不仅极力扩展自己的边疆，还在界碑上刻写威胁外族的铭文来宣誓自己的疆土所有权。图特摩斯一世继征服努比亚地区之后，在尼罗河第四和第五瀑布之间的库古斯(Kurgus)地区竖立的界碑中写道：“倘若任何努比亚人敢越过此石碑……他的首领将被屠杀，他将被我囚禁，天空将不会降雨，他的牲畜将不能繁衍，他也将不会有任何子孙后代。”

　　在新王国时期，最能体现埃及人边疆观的是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Ⅱ)为维护埃及在边疆的利益在卡迭什(Kadesh)战役之后与赫梯国王签订的条约。这份迄今为止最早的“国际”条约明确注明，双方约定永远不允许任何一方踏入本国领土并带走财产。埃及国王出兵巴勒斯坦表明他已把巴勒斯坦地区作为埃及的重要边疆。

　　托勒密埃及时期，埃及人与外族的接触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频繁。希腊人、利比亚人、努比亚人均活跃在埃及边疆地区，不同语言、宗教相互融合，构成了复杂的社会群体。与此前不同的是，除士兵外，埃及居民开始来到边疆地区生活，埃及人此时更加重视边疆，对边疆的认识也因此更为清晰。最能反映埃及中心和边疆状况的图像是来自托勒密时期萨卡拉(Saqqara)出土的维尔什涅菲尔(Wereshnefer)石棺。该石棺展示了古埃及宗教思想中的世界面貌。图像分为三层，最外面一层由天空之神努特(Nut)的躯干包裹，中间一层则是埃及对世界边缘和边疆的描绘，北方是地中海，南方是代表努比亚的区域。图像的左、右分别站立着来自东、西部沙漠的外族人。图像最核心一层则同样由圆环组成，里面被分成了42个单元，分别代表埃及的42个诺姆(州)。三层结构的构图不仅展现了世界是圆形的图像，更是古代埃及人对自己疆域和世界的认知的最好证据。

　　但是，应该注意的是，随着埃及文明晚期国力的衰落，埃及已经无力对边疆进行有效的控制，边疆地区大量的外族人盘踞在埃及的南部和北部，埃及不可避免的最终遭到来自亚述、波斯、希腊和罗马人的征服。埃及王权逐渐失去了对边疆乃至尼罗河谷的统治力，这一时期埃及人对边疆的观念逐渐变得明晰起来，但古埃及的疆域却逐渐被周边的外族文明所蚕食。虽然此时的埃及人对待文明中心和边缘的看法并未改变，但讽刺的是，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埃及被罗马人纳入自己的疆域之中，成为罗马帝国边疆的一部分。

　　三

　　应该说，古埃及人的边疆观是随着埃及人对地理环境的认知和王权统治的变化而演变的。地理环境是古代埃及人描述边疆的直接依据。地中海、尼罗河瀑布和东、西部沙漠是保护埃及文明的屏障，也成为埃及人天然的边疆。一直以来，尼罗河谷被埃及人视为他们生活的中心，他们将埃及的土地称为“黑土地”，意为“肥沃、充满生命力”，而与此同时，外族地区则被称为“红土地”，意为“贫瘠”。在埃及王朝国家建立的早期，埃及文献对埃及边缘地区的描述大多为官吏对尼罗河周边探索时记录的一些地名，这些地区的方位十分模糊。亚姆(Yam)、蓬特(Punt)和毕布勒(Byblos)等地已经是埃及人到达的极限，甚至古王国埃及官员在自传铭文中夸耀自己是唯一到达过尼罗河上游亚姆地区的官员。但是，随着埃及人对地理环境的认知变化，在埃及官吏铭文中可以发现埃及人对亚洲的描述也开始逐渐增多。《能言善辩的农夫》(TheEloquentPeasant)记载了埃及人从边疆纳图恩(WadiNatrun)谷地来到埃及中心的旅途，而目的地则是当时的埃及行政中心赫拉克奥坡里斯(Herakleopolis)。不仅如此，在埃及文学作品《受诅咒的王子》(TheDoomedPrince)和《遇难的水手》(TheShipwreckedSailor)中还描述了亚洲地区的地名、地貌。虽然这些文学作品所勾勒的世界有一定的虚幻成分，但却是埃及人对当时埃及最远距离的描述。

　　如果中王国时期以前埃及人对其边缘或边疆的地理环境的描述还比较模糊，那么随着新王国时期疆域的不断扩展，埃及人疆域以外的地区开始变得逐渐清晰。卡尔纳克(Karnak)、麦地纳哈布(MedinetHabu)考古发现了新王国时期埃及国王图特摩斯三世、阿蒙霍特普三世、拉美西斯二世和拉美西斯三世统治时期的地名表。最为重要的是图特摩斯三世在卡尔纳克神庙廊柱上的地名表，这份地名表中按照埃及的四个方位分别刻有周边不同地区的地名，包含努比亚、巴勒斯坦等119个地名，清晰地标注了埃及人对当时世界的地理认知状况。埃及文明晚期，随着大量外族人来到埃及，埃及人对边疆和世界的认知范围也越来越广。当亚述入侵埃及时还记述了穿越埃及边界的情况。古代埃及人对地理环境的不断探索为扩张疆域提供了基础。

　　除了对地理环境认知能力的增长外，古代埃及人边疆观的演变，其本质是埃及王权统治增强的结果。埃及王权在边疆观念的形成和演变中起到重要作用。需要强调的是，埃及文献中对扩展边疆的记录大多出现在王朝更迭之后，新继位的埃及国王都要重新明确自己的边疆。从建立国家开始，埃及国王便通过大型建筑、神庙或石碑等展示自己打击外族的形象。但是，在古王国时期，埃及并没有遭受到外族的侵扰，“边疆”概念比较模糊，国王仅仅派遣官员对尼罗河谷周边进行探索。然而，随着古王国末期的王权衰落，大量亚洲人的到来使埃及人第一次感受到来自异族的冲击和前所未有的安全感的缺失。埃及人对边疆充满了恐惧，成为中王国时期国王在边界地区建造要塞的原因。

　　新王国初期，埃及王权逐渐稳固，埃及国王开始更加重视边疆的发展。埃及国王在边界竖立的界碑是宣扬埃及战争胜利的结果，扩张是埃及国王治国理念的需要，埃及国王的统治是秩序的象征，向外扩张疆土是正义的，并且完全受到神祇的保护。在埃及新王国时期的王室铭文中，国王是埃及疆域的守卫者，他将向外扩张领土变成王权统治的必备条件，边疆如果并没有向外扩张则是埃及国王统治的失败。而古埃及的对外战争也并不是盲目地为了获得疆土，在古埃及人的疆域观念中，埃及的世界分为：埃及本土、周边受埃及控制的附属国和埃及的敌人三个层面。埃及的边疆由埃及本土边缘和附属国共同构成，埃及国王的征战是不断扩大埃及人观念中与敌人之间缓冲带的活动。尤其是在拉美西斯时代，当叙利亚地区被赫梯王国控制后，埃及国王果断出兵捍卫北部疆域。埃及国王战胜的形象至今保留在神庙墙壁上。

　　古埃及在新王国时期是一个帝国，埃及王权的统治中心也随着埃及与周边的关系往来和边疆政策而发生改变，但从中王国时期开始，埃及行政中心迁移到底比斯地区，进而加强了埃及对南部疆域的重视和管理。埃及国王的控制力以底比斯为中心向周围的尼罗河谷地带辐射。不仅如此，第十八王朝统治时期，埃及对地中海东岸地区的扩展是将该地区纳入其国境，并把其设定为埃及与地中海东岸各国的缓冲区域。这些地区的居民成为埃及国王的仆人，沦为埃及君主土地上的佃户，需要以埃及法老的名义进行宣誓。

　　埃及王权对边疆的控制显然也促进了埃及与边疆地区游牧民族之间的互动,国王对新征服的疆域区别对待，实施不同的管理策略。就埃及南部的努比亚地区而言，一直以来，埃及国王都将其视为埃及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征服努比亚地区之后，更是设立了“努比亚总督”这样的职位来管理南部的边疆。但是，位于埃及北部的附属势力范围则处于有边而无界的状态，埃及国王仅仅对其设立虚职来管理。对于东、西部的沙漠边疆，埃及国王更是只采用了吸纳游牧部落进入埃及政府管理机构的政策。除此之外，尼罗河两岸的游牧部落地区在新王国时期则成了由埃及警察进行治安管理的边塞。造成以上边疆政策不同的原因，在于埃及经过两次中间期的震荡之后，不同外族对埃及文明的冲击导致了埃及国王对边疆地带变得十分敏感。埃及国王对于边疆地区不同管理策略的实践，是埃及王权统治思想在边疆地区的反映。与此同时，埃及国王在边疆大量建造神庙，把征服地区完全纳入埃及统治范围之内。在这些神庙的建造过程中，埃及人有意识地将其崇拜的阿蒙神信仰传播给生活在与埃及接壤地区的外族人。一方面，力图使阿蒙神的保护与庇佑远达埃及的边疆地区，另一方面，也意在通过边疆地区的神庙来影响外族人的宗教观念，并使之最终在信仰上归顺埃及人的统治。埃及国王对边疆地区实施上述政策，使得边疆地区的外族人不同程度地完成了“埃及化”的过程。埃及对于边疆的扩展，处处体现出埃及国王统一尼罗河的决心。随着埃及国力的强盛，藩属国和殖民地的扩展，埃及国王的影响力不断辐射到近东地区的各个国度。

　　四

　　古代埃及边疆的变动和边疆观的演变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埃及的内部发展和对外扩张，其结果影响了埃及同外族间的经济贸易、疆域版图和族群意识。首先，边疆观的演变影响了埃及同其他外族的贸易往来。在埃及人对边疆恐惧的中王国时期，埃及对边疆的经济往来一度呈现保守的状态，埃及人同努比亚人在南部边疆的贸易仅限于第二瀑布的埃及要塞地区，埃及文献对北部边疆贸易的记录并不丰富。但是，随着新王国时期对南北边疆的扩张，埃及人获得尼罗河流域贸易往来的统治权。获取来自努比亚的黄金、亚洲的木材乃至用于建筑的石料都是埃及边疆地区官员的重要职责。埃及南部的边疆重镇厄勒凡汀，向来是埃及人从努比亚获取象牙的地区，而埃及北部边疆的“荷鲁斯之路”的开发同样成为埃及同亚洲贸易的重要通道。南部边疆的要塞，一方面充当了埃及和外族的缓冲地带，另一方面在新王国时期还发展为埃及人运送黄金和炼铜的重要地区，成为埃及与外族经济往来的重要桥梁，其实质是埃及国王用来垄断贸易的一种表现。

　　征服努比亚和叙利亚巴勒斯坦后，负责边疆要塞的官员给埃及国王带来了贡品。应该强调的是，对外征战后，埃及从亚洲和努比亚地区得到的物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朝贡与纳贡，而是作为一种官方礼物，是埃及国王对其他地区影响力的展现。因此，埃及边疆是由埃及在其边界地区形成的一系列定居点构成的，是埃及王室政治、经济活动的延伸。埃及国王拉美西斯二世曾在铭文中写道：“所有的外族首领都为埃及带来上好的物品。”可以说，埃及边疆地区及其周边的贸易区域和贸易商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埃及与外族经济往来的方式。

　　其次，古代埃及人的边疆观更多存在于宗教与文化中，对边疆的认识影响了埃及文化的传播和埃及版图。埃及人在同外族的交往过程中，形成了疆域的文化圈，这个文化圈便是埃及人的疆域。埃及的边疆地区则是埃及同其他文化的交融地区。在埃及疆域内，埃及人所在的周边地区都被纳入埃及中心文化圈之内。努比亚、利比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被迫接受埃及的文化影响，与埃及的交往也必须遵循埃及人的传统和礼仪。然而，埃及文化中的边疆并非无极限地延展。这一定程度上也受埃及宗教的影响，埃及人的神祇只庇佑生活在埃及土地上的埃及人。换句话说，当埃及人生活在埃及之外，那么他将不再受到埃及神的庇佑。在埃及文学作品中，关于埃及人穿越边疆、走出埃及的探险行为，其最终极力刻画的都是主人公返回埃及之后的成功与荣耀。《辛努西的故事》(TheStoryofSinuhe)和《遇难的水手》也都着重展现的是埃及人回归埃及的一种文化上的“向心性”，渗透着“埃及疆域之外的地区都是埃及人不屑之地”的观念。

　　努比亚是埃及文化传播最为有效的地区。征服努比亚后，努比亚王子被胁迫到埃及王宫接受埃及文化的洗礼。这一方面使得埃及能够更好地控制努比亚，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埃及文化在努比亚地区的传播和吸收。其中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埃及第二十五王朝的努比亚国王在面临亚述人的入侵时，率领埃及人守卫自己的疆域。虽然这位埃及国王是努比亚人，但由于他崇尚埃及古王国时期的文化，将自己视为埃及的国王，由此肩负起了守卫埃及边疆的责任。

　　但是，埃及并非把所有征服的地区都视为自己的疆域。埃及国王扩张的是自己的疆域和“敌人的疆域”之间的缓冲地，并非埃及人认知中的所有地区。虽然埃及人在新王国时期已成为古代近东地区的强国，但当埃及国王图特摩斯三世远征亚洲时，看到自北向南流淌的幼发拉底河时，仍不由惊叹于这条“倒流”的河流，而埃及的军队亦止步于此，不再继续扩张。因为这里已经不再是埃及人观念中的埃及世界，也不再属于埃及神祇庇佑的地区。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同样表明，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在公元前两千纪曾出现一定程度的埃及化，一方面说明了埃及文化在当地的繁荣，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埃及人对自身疆域存在一定极限的认知，边疆是埃及“秩序”和外族“混乱”的分界地带。

　　最后，边疆观的演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埃及人的族群意识。埃及人对族群认识形成的基础是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埃及文化。古埃及人区别自我和他者的方式是通过地域进行区分，同样地，在表明自己身份的时候，埃及人一般是通过告知自己来自何方，以此表达自己的族群身份认同。对于埃及人来说，凡是生长在埃及土地上，说埃及语，穿着埃及服饰并信仰埃及神祇，死后葬在埃及的，那么他就是埃及人。经过此前对边疆的探索、防御乃至扩张，埃及在新王国时期结束后基本形成了其国家版图的整体面貌。在埃及疆域变化的过程中，埃及人与边疆地区的族群往来也不断发生变化，对外族的描述亦存在明显的区分。如前文所述，埃及人在区分自我和外族时，除了使用地理环境来区分和指代埃及和边疆之外的地区外，还使用各种动物形象来区分埃及人和外族，埃及国王的形象往往是强大的公牛，外族人往往是河滩上的鳄鱼和豺狗，而水鸟、鱼和蝗虫等弱小动物则用于指代埃及的敌人。此外，狮子或公牛搏杀敌人的场景展示的是埃及国王的强大，而鱼或蝗虫被猎捕的场景则寓意埃及敌人的失败，强大的公牛和狮子征服蝗虫十分自然。埃及人使用不同动物形象来区分族群的方式一方面表现了埃及王权的强大，另一方面也区分了埃及人和其他外族。埃及人的族群冲突观念在边疆的扩张中同样得到体现。在第一中间期之前，埃及从未受到外族入侵，有关外族的记录大多是以埃及国王打击其他外族为主题的。埃及人的危机意识体现在第一中间期的文学作品中。《伊普味陈辞》(AdmonitionsofIpuwer)中这样描写道:“野蛮人都来到埃及，埃及的土地上不再有真正意义上的埃及人了……”第二中间期来自亚洲的喜克索斯人在三角洲地区建立政权，埃及语中将这些喜克索斯人称为“外族统治者”。

　　随着边疆扩张在新王国时期达到顶峰，埃及人对族群的认识更加清晰。埃及国王埃赫那吞(Akhenaten)统治时期献给阿吞神的赞美诗写道：“在叙利亚、努比亚和埃及地区,你(阿吞神)使每个人各司其职，你满足他们生活所需，赐予他们食物，决定他们生命的长短，他们说不同的语言，他们的特点不同，肤色不同，因为是你将他们区分开。”埃及南部努比亚和北部三角洲乃至西奈半岛都是埃及人观念中的边疆和需要不断强化控制的地区。虽然埃及在希腊、罗马统治时期已丧失对这些地区的实际控制权，但在托勒密时期却并未放弃对这些地区征服的努力。埃及文明晚期，埃及的疆域陆续受到利比亚人、努比亚人、希腊人、罗马人等外族的统治，在面临外族统治的时期，埃及人对边疆的观念促使其对外族的认识发生变化，从坚决排斥，到有条件地接受与融合。

　　综上所述，古代埃及人的边疆和边疆观蕴含埃及人对当时世界和外族的看法，埃及的边疆观展现的是埃及和外族文化上的碰撞，它包含了埃及人相对独立、稳定的生活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伴生的族群意识乃至价值观念。埃及文化有其自身的地域中心,凡在这个中心之外或这种文化难以辐射和影响到的地区皆被视为外部世界。外部世界之外是与这一特定文化截然不同的外族文化，埃及的边疆是用来区分文明与野蛮的屏障。在这样的中心观念下滋生出埃及以外的地区都是野蛮的认识，埃及国王在新王国时期不断扩充疆域而形成帝国并传播宗教思想来扩充边疆的方式无形中又赋予边疆以文化上的内涵。古代埃及人的边疆观念虽然比较朦胧但含义却是丰富的，他们的边疆是一种政治、文化和族群之间的边疆。

    （原标题：《古代埃及人边疆观的演变及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