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远梅：印巴矛盾及印度如何肢解巴基斯坦

　　最近，印巴克什米尔交界处再起硝烟，印巴矛盾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印巴矛盾缘何如此深厚?巴基斯坦为何仇恨印度?其实，从分治后的印巴矛盾及印度肢解巴基斯坦的历史中，不妨找到部分答案。

　　印度曾试图扼杀“襁褓”中的巴基斯坦

　　1947年8月，印巴分治(巴基斯坦由东巴和西巴组成)。分治后，原印度两大政党间的矛盾，演化为两个民族国家间的矛盾，存在巨大战略利益冲突，尤其是对英属印度帝国遗产继承问题上。对印度而言，巴基斯坦的“存在”，是对印度大国理想的重挫。因为尼赫鲁等国大党领导人一直想继承整个英属印度帝国遗产，从而实现印度的“大国梦”。1947年3月尼赫鲁勉强接受“巴基斯坦”建国，是基于英国人撤离后“巴基斯坦”不会长久的预判。如他所说：“新生儿巴基斯坦不会长期存在，穆斯林联盟将因巴基斯坦的出现而受到惩罚，巴基斯坦肯定在短期内垮台。”显然，扼杀“襁褓中”的巴基斯坦，符合印度战略利益。故此，印巴分治前后，在英属印度政府财产和军事武器分割过程中，国大党竭力让巴方少分一些，并拖延执行分割协议，以至于巴基斯坦建国基础尤为薄弱，不得不全部倚重英国扶持。也正因为此，自建国之日起，巴政府不得不积极向外求助，以平衡来自印度的威胁。

　　1947年印巴分治时地图(英国人按此图移交权力，而实际上手动蓝色、黑色和绿色斜线部分都存在主权争议)

　　就印巴对英属印度帝国遗产的争夺，这与英国殖民统治印度及撤退印度政策密切相关。英国人殖民印度时建立英属印度帝国，但一直“分而治之”。他们将英属印度帝国分为英属印度和印度土邦(560多个);对英属印度直接统治，而对印度土邦进行间接管理;英属印度与印度土邦共同效忠英王，但彼此互不干涉内政。就众多土邦，英国人借鉴东方藩属体系创建属于英国特色的“最高权威”体系(Paramountcy)，即英国与每个土邦国王签订和约，约定英国保护土邦的外部安全，而土邦接受英王的“最高权威”，土邦内部事务土邦国王自己管理。这套“最高权威”体系，国际法视角，英国对土邦拥有宗主权，而非主权。正是这些深层原因，移交权力谈判中，在国大党执意不接受自治领地位时，英国人敢于拿印度土邦的未来地位进行博弈。最终，三方达成《印巴分治方案》，但该方案只明确规定：英属印度将分裂为印巴两个自治领，而就560多个土邦只附带说明：基于地理联系，土邦王公自由选择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但不允许独立。显然，依据这一撤退方案，英国人撤离后，印巴势必争夺尚未决定归属的印度土邦。

　　印巴分治前，大部分土邦已选择自己的归属，但还有一小部分没有决定，如卡拉特土邦联盟(今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克什米尔、海德拉巴和朱那加德等。而就这些土邦，印巴政府均想兼并，故印巴分治后，这些土邦全部爆发归属危机。1947年10月，印巴克什米尔争端爆发。随后，印度政府曾试图联合卡拉特土邦王公(他倾向加入印度，1948年上半年被巴政府强力兼并)、西北边境省的普什图红杉党及阿富汗政府，四方联合围剿“襁褓”中的巴基斯坦。内外兼困的巴基斯坦不得不向英国求救，并极力挽留英国人继续担任巴基斯坦军官。碍于自己实力有限，英国主动邀请美国来帮助巴基斯坦，以防止后者被扼杀在摇篮中。由此，印巴矛盾卷入美苏冷战。

　　在美国尚未决定完全接手巴基斯坦前，英国全力捍卫巴基斯坦的“存在”，包括幕后推动克什米尔问题提交联合国、公开宣布杜兰德线为阿巴国际边界线、推迟移交西北边境省给巴政府至1955年等。1954年，美巴结盟。随之，美国领导巴格达条约组织及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国公开支持“杜兰德线为阿巴国际边界线”，并大力帮助巴基斯坦改善与印度和阿富汗的关系，如调解印巴克什米尔矛盾、美对巴经济援助覆盖阿富汗等。至此，巴基斯坦建国危机得到缓解，但印巴克什米尔矛盾继续。

　　1947印巴克什米尔战争

　　1965印巴战争

　　加剧印度肢解巴基斯坦的野心

　　1959年，中印关系陷入低谷，巴基斯坦看到时机。于是，巴政府率先向印度提议印巴联合应对中国的威胁，以换取印方在克什米尔问题做出让步。印方拒绝就克什米尔问题做出让步后，巴方掉头向中国提议和平解决巴控克什米尔与中国新疆接壤的边界争议，以铲除两国关系友好发展的障碍。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促进中巴和平划界的决心。中巴划界谈判中，印方竭力阻挠，并通过英美向巴基斯坦施压，以期实现这个目标，即：即使不能阻挠中巴划界，也要迫使巴方能够按照当年英国人构想印度“科学边界”线(印度立场)来划界。然而，巴政府没有完全屈服印度的“压力”，而是采取灵活务实之策。1963年，基于“互谅、互让、和平友好”原则，中巴和平划界。随后，两国全面友好。中巴和平划界且成为“朋友”，这严重冲击尼赫鲁的外交和边界政策。故1964年尼赫鲁病世时，坊间盛传他被“气死”之说。

　　南亚政治现状及中印巴边界争端图(1963年中巴和平划界，印方指责巴方将喀喇昆仑走廊割让给中国，实际上不是如此，手动黑色线为中国主张的边界线)

　　1965年，因克什米尔问题，印巴间再次爆发战争。这次战争没能解决克什米尔归属问题，相反，它证实克什米尔问题是印巴关系的症结。因为克什米尔问题触及印巴两国的建国根基。印度基于“一个民族”理论建国，如果印度政府不能兼并克什米尔，那将证明印度高尚、民主的政治制度是空洞、无能的;巴基斯坦基于“两个民族”理论建国，“若没有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国家就不完整，就会证明印度世俗主义的胜利”。故此，印巴双方均坚守克什米尔立场，互不让步，战后塔什干会谈没能达成有建设意义的成果。

　　然而，这次战争却带来深远影响。其一，战争中，印巴边境贸易关闭，使得东巴人民(孟加拉人)经济利益严重受损，无形中加剧孟加拉人的离心力。因为他们认识到克什米尔才是巴政府最为关心的问题。其二，这次战争加剧印度肢解巴基斯坦的野心。印度认为：“巴基斯坦一旦分裂，将是其对克什米尔声索要求的根本否定，因为西巴不能使其东巴同胞相信有维持同一政体的能力，何以基于‘两个民族理论’及克什米尔的宗教构成坚持对克什米尔的立场?”更为重要的是，此次战争中，中巴友好互助，印度安全面临严峻挑战，不得不考虑三面作战。故印度战略家评估说：“一旦巴基斯坦分裂了(指东巴独立)，印方至少不用再担心三线作战。”

　　无独有偶，1970年，巴基斯坦举行首次国家大选。大选结果，出人意料。巴基斯坦人民党在东巴一票未得，其得票数只占议会总席位的20%;东巴的人民同盟党，在西巴也一票未得，但其得票数却占总席位的38%。这样，穆吉布·拉赫曼领导的人民同盟大选获胜，将组建新一届巴中央政府。西巴害怕人民同盟组阁新政府及领导国家，会利用他们在议会中的优势提升东巴地位，从而削减西巴惯有优势地位和利益，故西巴主导的巴政府犹豫移交权力。这激化沉积已久的东、西巴间的矛盾。巴国民议会原定于1971年3月3 日在达卡召开，但到2月中旬，东、西巴就政府构成还存在巨大分歧。3月1日，巴总统叶海亚﹒汗宣布推迟召开国民议会。这激起东巴人民强烈不满。他们游行示威，抗议政府出尔反尔。与此同时，东巴激进民众高举穆吉布·拉赫曼的“六点纲领”，要求东巴自治。随即巴政府下令进行军法管制。这更加剧东巴人民的反叛情绪。叶海亚﹒汗与穆吉布谈判失败后，3月22日，叶海亚﹒汗宣布无限期地推迟国民议会，翌日，人民同盟宣布“独立”。由此，东巴危机爆发。

　　东巴反叛，无疑，给予印度千载难逢的肢解夙敌的机会。

　　印度“妙招”肢解巴基斯坦

　　东巴危机爆发后，巴方指责印度幕后指使人民同盟反叛，旨在分裂巴基斯坦。针对巴方的指责，印度没功夫去打“口水战”，而是有条不紊做自己该做的事情，直至巴基斯坦分裂。主要表现如下：

　　(一)危机初期，印方谨言慎行。东巴危机爆发后，巴政府判定印度是幕后最大支持者，故大力指责印方。为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巴政府请求美英提供帮助，进而联合国宣布：东巴危机是巴基斯坦内部事务，任何外国不得干涉。针对巴方的指责及联合国立场，印度政府知道：此时印方需谨言慎行，不能给外界留下任何印方拟削弱宿敌的印象，否则，印度将成为国际舆论众矢之的。故这一时期，印方低姿态处理。印度职能部门，如外交部、国防部等，在被问及东巴问题时，要么敷衍塞责(perfunctory)，要么回答说：印度也在忙于大选、无暇顾及别国事务。1971年3月上旬，英·甘地再次当选印度总理。此时，印度舆论强烈要求政府介入东巴危机，但英·甘地回答说：“事实上，正是由于我们深刻认识到当前时刻的重要性，所以我们意识到走错一步棋、说错一句话就会导致的与我们的愿望完全相反的严重形势……鉴于此，我们同情那些受难者，但在这关键时刻，我们政府说的越少越好，但我能向国会保证政府将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此外，印度政府还下令印度政治团体和媒体：“对巴方军事镇压的指责与批评，言语要字斟句酌，避免留下印度援助东巴人民同盟的印象”。此时，印度的谨言慎行，不但赢得国际好感，减轻巴基斯坦盟友对印度的防范，而且为其后面大打“难民牌”奠定基础。

　　(二)印大选后，加大支持东巴独立运动力度。1971年3月29日，印度国会通过支持东巴独立的一项提案。随之，印度政策由原先的谨言慎行，转变为公开支持，主要表现两方面：(1)渲染“难民”问题。印度政治团体及媒体大力渲染巴政府如何“暴力”对待东巴民众，并强烈要求印政府及早介入东巴事务。同时，英·甘地亲自去看望难民，并呼吁说：“你们不是印巴分治以来印方所理解的‘难民’意义上的难民，而是从发生在印度边界那边军事恐怖中寻求避难的战争受害者……东巴所发生的事情，已严重影响印度内部事务，故它已不是简单的巴基斯坦内部问题，而是印度的一个问题……”(2)支持东巴“独立”行动。早期，巴方一直指责印方幕后支持东巴反叛。就巴方的指责，依据国际惯例，印方很可能这么做，但这是高度机密的情报工作，只有印方解密相关档案，才能获得书面证据。进入4月份，印度支持东巴“独立”的行动浮出水面。4月初，人民同盟在加尔各答建立孟加拉流亡政府总部，4月17日，宣布孟加拉人民共和政府成立。同时，印度帮助人民同盟建立训练营和东巴自由电台，并在印度与东巴交界处为东巴“自由军”提供军事训练，训练好的“自由军”返回东巴，与巴政府军展开战斗。　　

　　(三)大打“难民牌”。自巴政府进行军事镇压后，大批东巴难民逃往印度。5月份雨季开始，难民问题显得尤为突显。英·甘地政府看到机会，于是，决定大打“难民牌”，为军事介入做准备。主要表现这几点：(1)“善待”难民，树立印度良好国际形象。大批难民主要居住在东巴与印度交界的西孟加拉帮。那里人口原本稠密，突然涌入这么多难民，显得格外拥挤。借此，印度花费巨资建立难民营、向难民提供单独衣食和医疗，并让媒体详尽报道。5月末，印度称难民数已达七百多万(巴方称印方故意夸大其词)。此外，印度还邀请国际媒体去难民营参观，以展示难民给印度带来严重经济负担。由此，国际舆论纷纷开始指责巴政府，美国甚至批评其盟友的军事镇压做法不可宽容，并准备停止对巴经济援助。藉此，随着国际舆论天平倒向印度，巴基斯坦日渐孤立。(2)派人出访，大力宣扬难民问题，同时摸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底牌。1971年11月份以前，英·甘地多次派人(包括她自己)赴欧美等地出访。所到之处，印度代表团都不厌其烦地解释难民问题，并传递这个信息：“要想南亚恢复和平与稳定，巴政府必须出台人民同盟可接受的政治解决方案。”此外，印度邀请联合国观察员、美英等国议员、国际组织及世界各国媒体记者，前来印度参观难民营，并向他们讲述难民的悲惨处境和印度所面临的困境，以赢得国际社会对印度的同情与支持。借此，印度扛着人道主义大旗，为下一步军事介入奠定国际舆论基础。与此同时，通过多次高层出访，英·甘地获悉：欧美国家不会出兵，唯有中国可能出兵帮助巴基斯坦，而中国正面临棘手的国内问题。(3)利用难民问题阻挠政治解决。针对印度“难民牌”外交，巴政府采取应对措施，如出台权力移交计划书、主动邀请联合国参与难民事务以及呼吁难民尽快回国等。6月10日，巴政府宣布大赦，东巴紧张局势得到缓解，有望政治解决。然而，这时印度却坚持：东巴危机政治解决必须优先保证难民人身、财产安全和赋予东巴自决，否则，免谈恢复巴基斯坦经济与社会秩序的谎言。当时联合国解决办法是：政治解决东巴危机前，先恢复巴基斯坦社会和经济秩序。碍于印度提出的前提条件，联合国不得不在印巴之间协商难民问题。而这个协商过程，无疑，为印方备战赢得时间。

　　(四)签订《印苏和平友好条约》。众所周知，建国后印度一直奉行“不结盟”政策，故被外界认为“印度与谁都不结盟”。而事实上，印度有过“结盟”经历，即1971年8月与苏联签订《印苏和平友好条约》。虽然和约条款没明确写“结盟”二字，而实际上，该条约富有同盟实质，只是措辞巧妙而已。例如，第九条款明确规定：“缔约国保证不向与缔约国发生武装冲突的任何第三方提供援助。在缔约国遭到进攻或受到进攻的威胁时，缔约双方应立即共同协商，以便消除这种威胁并采取适当有效措施来保证两国和平与安全……”印度选择这时与苏联“结盟”，明显与其准备军事介入东巴危机动机有关。试想在中巴友好、美巴结盟的国际背景下，若印度军事介入东巴危机并取得成功，它必须获得苏联的坚定支持(当时美苏冷战、中苏关系陷入低谷)。如印方评估所说：“发生一场苏联不赞成的战争，可能使苏联的供应中断，并且会鼓励中国进行干预”，“如果印度军事介入东巴危机而引发印巴战争，中国可能出面帮助巴基斯坦，美国则不会给予印度任何支持”。故此，1971年8月9日，印度与苏联签约，为期20年。条约签订后，苏联坚定支持印度，给印度提供大量的经济、军事援助。同时，安理会上，“苏联否决每一个可能导致巴基斯坦政治解决而印度坚决反对的解决方案，如对东巴人民自治方案予以否决”。有了这一盟约作保证，印度出兵干涉并获胜的信心增强。就这一点，印度国防部长贾格吉凡·拉姆直言不讳地说：“印度能够解放孟加拉国及其人民，部分是由于签订印苏条约后产生的信心。”

　　(五)速战速决，成功肢解巴基斯坦。做好上述外交工作的同时，当然，印度也在做军事方面的准备。如英﹒甘地挑选马内克肖将军负责军事介入的安排，并拟定“速战速决”作战计划等。至1971年11月，印方备战基本完成，只差合理开战借口。随之，印巴局势骤然紧张，边境冲突不断。内外皆困的巴基斯坦，1971年12月3日下令空袭印度，于是，第三次大规模印巴战争爆发。战争爆发后，印度两面夹击巴基斯坦。对于西巴，印度选择主要空袭。而对于东巴，在海、空掩护下(阻止西巴救援)，印军联合东巴“自由军”深入东巴，开展“多路向心突击”行动。毋庸置疑，巴军在这场战争打得十分艰难。西巴隔着印度与东巴相距几千公里，印度从海、空两方面封锁后，东巴、西巴连接中断。这种情况下，巴方最需要外援。然而，受制于印苏“盟约”，外界大国都未敢冒与苏联直接对抗的风险。外界大国无法给巴基斯坦提供有效援助、巴基斯坦内外皆困，而印度军事实力又优于巴基斯坦，故巴基斯坦无法逃避被印度肢解的命运。12月15日，印军联合东巴“自由军”向达卡(今孟加拉国首都)发起总进攻。海、空双重封锁情况下，巴军不敌印军和“自由军”的强势攻击，大批部队被俘。12月16日，巴驻东巴部队被迫向印军投降，东巴战场遂告结束。就西巴战场，双方展开空战，难分胜负。同日，联合国呼吁印巴尽快停火。印方见势就收，按照其“速战速决”作战计划，17日主动西线“单方面停火”。于是，为期两周的第三次印巴战争结束。12月16日，孟加拉流亡政府从加尔各答回到达卡，印度公开承认孟加拉国成立。随后，三方进入战后协调之中。1972年1月19日，穆吉布·拉赫曼获释出任孟加拉第一任总统。巴基斯坦被一分为二。

　　通过军事干涉，印度成功肢解巴基斯坦，东巴独立成立孟加拉国，由此奠定现在南亚政治格局。东巴独立，巴基斯坦失去近55%人口和约16%的国土，国家被印度肢解的仇恨，深深记在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的脑海中。从此以后，巴政府集中精力管理西巴，并不惜一切努力发展核武器，以更好平衡来自印度的威胁。因为这次战争让巴基斯坦清楚认识到：关键时刻，只有巴基斯坦才能救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必须掌握致命武器才能避免被印度“吃掉”的风险。再者，失去东巴的巴基斯坦，有更多精力关注克什米尔问题，故持更加强硬的立场，从此，印巴克什米尔争端再无和平解决的希望，直至今天。

　　值得一提的是：自巴基斯坦遭到印度肢解后，印巴克什米尔争端成为印度安全防御的软肋，每当合适时机出现，印巴克什米尔边境肯定发生冲突。正是如此，印度国防部评估说：“周边邻国中，唯有巴基斯坦会抓住每个时机袭击印度。”

　　本文为2015教育部青年项目“阿巴边界问题研究”(15YJCZH20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青年预研项目“中印巴克什米尔边界争端问题研究”(2017ECNU-YYJ005)。

　　姚远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与周边国家研究院副教授

　　最近，印巴克什米尔交界处再起硝烟，印巴矛盾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印巴矛盾缘何如此深厚?巴基斯坦为何仇恨印度?其实，从分治后的印巴矛盾及印度肢解巴基斯坦的历史中，不妨找到部分答案。

　　印度曾试图扼杀“襁褓”中的巴基斯坦

　　1947年8月，印巴分治(巴基斯坦由东巴和西巴组成)。分治后，原印度两大政党间的矛盾，演化为两个民族国家间的矛盾，存在巨大战略利益冲突，尤其是对英属印度帝国遗产继承问题上。对印度而言，巴基斯坦的“存在”，是对印度大国理想的重挫。因为尼赫鲁等国大党领导人一直想继承整个英属印度帝国遗产，从而实现印度的“大国梦”。1947年3月尼赫鲁勉强接受“巴基斯坦”建国，是基于英国人撤离后“巴基斯坦”不会长久的预判。如他所说：“新生儿巴基斯坦不会长期存在，穆斯林联盟将因巴基斯坦的出现而受到惩罚，巴基斯坦肯定在短期内垮台。”显然，扼杀“襁褓中”的巴基斯坦，符合印度战略利益。故此，印巴分治前后，在英属印度政府财产和军事武器分割过程中，国大党竭力让巴方少分一些，并拖延执行分割协议，以至于巴基斯坦建国基础尤为薄弱，不得不全部倚重英国扶持。也正因为此，自建国之日起，巴政府不得不积极向外求助，以平衡来自印度的威胁。

　　1947年印巴分治时地图(英国人按此图移交权力，而实际上手动蓝色、黑色和绿色斜线部分都存在主权争议)

　　就印巴对英属印度帝国遗产的争夺，这与英国殖民统治印度及撤退印度政策密切相关。英国人殖民印度时建立英属印度帝国，但一直“分而治之”。他们将英属印度帝国分为英属印度和印度土邦(560多个);对英属印度直接统治，而对印度土邦进行间接管理;英属印度与印度土邦共同效忠英王，但彼此互不干涉内政。就众多土邦，英国人借鉴东方藩属体系创建属于英国特色的“最高权威”体系(Paramountcy)，即英国与每个土邦国王签订和约，约定英国保护土邦的外部安全，而土邦接受英王的“最高权威”，土邦内部事务土邦国王自己管理。这套“最高权威”体系，国际法视角，英国对土邦拥有宗主权，而非主权。正是这些深层原因，移交权力谈判中，在国大党执意不接受自治领地位时，英国人敢于拿印度土邦的未来地位进行博弈。最终，三方达成《印巴分治方案》，但该方案只明确规定：英属印度将分裂为印巴两个自治领，而就560多个土邦只附带说明：基于地理联系，土邦王公自由选择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但不允许独立。显然，依据这一撤退方案，英国人撤离后，印巴势必争夺尚未决定归属的印度土邦。

　　印巴分治前，大部分土邦已选择自己的归属，但还有一小部分没有决定，如卡拉特土邦联盟(今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克什米尔、海德拉巴和朱那加德等。而就这些土邦，印巴政府均想兼并，故印巴分治后，这些土邦全部爆发归属危机。1947年10月，印巴克什米尔争端爆发。随后，印度政府曾试图联合卡拉特土邦王公(他倾向加入印度，1948年上半年被巴政府强力兼并)、西北边境省的普什图红杉党及阿富汗政府，四方联合围剿“襁褓”中的巴基斯坦。内外兼困的巴基斯坦不得不向英国求救，并极力挽留英国人继续担任巴基斯坦军官。碍于自己实力有限，英国主动邀请美国来帮助巴基斯坦，以防止后者被扼杀在摇篮中。由此，印巴矛盾卷入美苏冷战。

　　在美国尚未决定完全接手巴基斯坦前，英国全力捍卫巴基斯坦的“存在”，包括幕后推动克什米尔问题提交联合国、公开宣布杜兰德线为阿巴国际边界线、推迟移交西北边境省给巴政府至1955年等。1954年，美巴结盟。随之，美国领导巴格达条约组织及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国公开支持“杜兰德线为阿巴国际边界线”，并大力帮助巴基斯坦改善与印度和阿富汗的关系，如调解印巴克什米尔矛盾、美对巴经济援助覆盖阿富汗等。至此，巴基斯坦建国危机得到缓解，但印巴克什米尔矛盾继续。

　　1947印巴克什米尔战争

　　1965印巴战争

　　加剧印度肢解巴基斯坦的野心

　　1959年，中印关系陷入低谷，巴基斯坦看到时机。于是，巴政府率先向印度提议印巴联合应对中国的威胁，以换取印方在克什米尔问题做出让步。印方拒绝就克什米尔问题做出让步后，巴方掉头向中国提议和平解决巴控克什米尔与中国新疆接壤的边界争议，以铲除两国关系友好发展的障碍。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促进中巴和平划界的决心。中巴划界谈判中，印方竭力阻挠，并通过英美向巴基斯坦施压，以期实现这个目标，即：即使不能阻挠中巴划界，也要迫使巴方能够按照当年英国人构想印度“科学边界”线(印度立场)来划界。然而，巴政府没有完全屈服印度的“压力”，而是采取灵活务实之策。1963年，基于“互谅、互让、和平友好”原则，中巴和平划界。随后，两国全面友好。中巴和平划界且成为“朋友”，这严重冲击尼赫鲁的外交和边界政策。故1964年尼赫鲁病世时，坊间盛传他被“气死”之说。

　　南亚政治现状及中印巴边界争端图(1963年中巴和平划界，印方指责巴方将喀喇昆仑走廊割让给中国，实际上不是如此，手动黑色线为中国主张的边界线)

　　1965年，因克什米尔问题，印巴间再次爆发战争。这次战争没能解决克什米尔归属问题，相反，它证实克什米尔问题是印巴关系的症结。因为克什米尔问题触及印巴两国的建国根基。印度基于“一个民族”理论建国，如果印度政府不能兼并克什米尔，那将证明印度高尚、民主的政治制度是空洞、无能的;巴基斯坦基于“两个民族”理论建国，“若没有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国家就不完整，就会证明印度世俗主义的胜利”。故此，印巴双方均坚守克什米尔立场，互不让步，战后塔什干会谈没能达成有建设意义的成果。

　　然而，这次战争却带来深远影响。其一，战争中，印巴边境贸易关闭，使得东巴人民(孟加拉人)经济利益严重受损，无形中加剧孟加拉人的离心力。因为他们认识到克什米尔才是巴政府最为关心的问题。其二，这次战争加剧印度肢解巴基斯坦的野心。印度认为：“巴基斯坦一旦分裂，将是其对克什米尔声索要求的根本否定，因为西巴不能使其东巴同胞相信有维持同一政体的能力，何以基于‘两个民族理论’及克什米尔的宗教构成坚持对克什米尔的立场?”更为重要的是，此次战争中，中巴友好互助，印度安全面临严峻挑战，不得不考虑三面作战。故印度战略家评估说：“一旦巴基斯坦分裂了(指东巴独立)，印方至少不用再担心三线作战。”

　　无独有偶，1970年，巴基斯坦举行首次国家大选。大选结果，出人意料。巴基斯坦人民党在东巴一票未得，其得票数只占议会总席位的20%;东巴的人民同盟党，在西巴也一票未得，但其得票数却占总席位的38%。这样，穆吉布·拉赫曼领导的人民同盟大选获胜，将组建新一届巴中央政府。西巴害怕人民同盟组阁新政府及领导国家，会利用他们在议会中的优势提升东巴地位，从而削减西巴惯有优势地位和利益，故西巴主导的巴政府犹豫移交权力。这激化沉积已久的东、西巴间的矛盾。巴国民议会原定于1971年3月3 日在达卡召开，但到2月中旬，东、西巴就政府构成还存在巨大分歧。3月1日，巴总统叶海亚﹒汗宣布推迟召开国民议会。这激起东巴人民强烈不满。他们游行示威，抗议政府出尔反尔。与此同时，东巴激进民众高举穆吉布·拉赫曼的“六点纲领”，要求东巴自治。随即巴政府下令进行军法管制。这更加剧东巴人民的反叛情绪。叶海亚﹒汗与穆吉布谈判失败后，3月22日，叶海亚﹒汗宣布无限期地推迟国民议会，翌日，人民同盟宣布“独立”。由此，东巴危机爆发。

　　东巴反叛，无疑，给予印度千载难逢的肢解夙敌的机会。

　　印度“妙招”肢解巴基斯坦

　　东巴危机爆发后，巴方指责印度幕后指使人民同盟反叛，旨在分裂巴基斯坦。针对巴方的指责，印度没功夫去打“口水战”，而是有条不紊做自己该做的事情，直至巴基斯坦分裂。主要表现如下：

　　(一)危机初期，印方谨言慎行。东巴危机爆发后，巴政府判定印度是幕后最大支持者，故大力指责印方。为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巴政府请求美英提供帮助，进而联合国宣布：东巴危机是巴基斯坦内部事务，任何外国不得干涉。针对巴方的指责及联合国立场，印度政府知道：此时印方需谨言慎行，不能给外界留下任何印方拟削弱宿敌的印象，否则，印度将成为国际舆论众矢之的。故这一时期，印方低姿态处理。印度职能部门，如外交部、国防部等，在被问及东巴问题时，要么敷衍塞责(perfunctory)，要么回答说：印度也在忙于大选、无暇顾及别国事务。1971年3月上旬，英·甘地再次当选印度总理。此时，印度舆论强烈要求政府介入东巴危机，但英·甘地回答说：“事实上，正是由于我们深刻认识到当前时刻的重要性，所以我们意识到走错一步棋、说错一句话就会导致的与我们的愿望完全相反的严重形势……鉴于此，我们同情那些受难者，但在这关键时刻，我们政府说的越少越好，但我能向国会保证政府将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此外，印度政府还下令印度政治团体和媒体：“对巴方军事镇压的指责与批评，言语要字斟句酌，避免留下印度援助东巴人民同盟的印象”。此时，印度的谨言慎行，不但赢得国际好感，减轻巴基斯坦盟友对印度的防范，而且为其后面大打“难民牌”奠定基础。

　　(二)印大选后，加大支持东巴独立运动力度。1971年3月29日，印度国会通过支持东巴独立的一项提案。随之，印度政策由原先的谨言慎行，转变为公开支持，主要表现两方面：(1)渲染“难民”问题。印度政治团体及媒体大力渲染巴政府如何“暴力”对待东巴民众，并强烈要求印政府及早介入东巴事务。同时，英·甘地亲自去看望难民，并呼吁说：“你们不是印巴分治以来印方所理解的‘难民’意义上的难民，而是从发生在印度边界那边军事恐怖中寻求避难的战争受害者……东巴所发生的事情，已严重影响印度内部事务，故它已不是简单的巴基斯坦内部问题，而是印度的一个问题……”(2)支持东巴“独立”行动。早期，巴方一直指责印方幕后支持东巴反叛。就巴方的指责，依据国际惯例，印方很可能这么做，但这是高度机密的情报工作，只有印方解密相关档案，才能获得书面证据。进入4月份，印度支持东巴“独立”的行动浮出水面。4月初，人民同盟在加尔各答建立孟加拉流亡政府总部，4月17日，宣布孟加拉人民共和政府成立。同时，印度帮助人民同盟建立训练营和东巴自由电台，并在印度与东巴交界处为东巴“自由军”提供军事训练，训练好的“自由军”返回东巴，与巴政府军展开战斗。　　

　　(三)大打“难民牌”。自巴政府进行军事镇压后，大批东巴难民逃往印度。5月份雨季开始，难民问题显得尤为突显。英·甘地政府看到机会，于是，决定大打“难民牌”，为军事介入做准备。主要表现这几点：(1)“善待”难民，树立印度良好国际形象。大批难民主要居住在东巴与印度交界的西孟加拉帮。那里人口原本稠密，突然涌入这么多难民，显得格外拥挤。借此，印度花费巨资建立难民营、向难民提供单独衣食和医疗，并让媒体详尽报道。5月末，印度称难民数已达七百多万(巴方称印方故意夸大其词)。此外，印度还邀请国际媒体去难民营参观，以展示难民给印度带来严重经济负担。由此，国际舆论纷纷开始指责巴政府，美国甚至批评其盟友的军事镇压做法不可宽容，并准备停止对巴经济援助。藉此，随着国际舆论天平倒向印度，巴基斯坦日渐孤立。(2)派人出访，大力宣扬难民问题，同时摸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底牌。1971年11月份以前，英·甘地多次派人(包括她自己)赴欧美等地出访。所到之处，印度代表团都不厌其烦地解释难民问题，并传递这个信息：“要想南亚恢复和平与稳定，巴政府必须出台人民同盟可接受的政治解决方案。”此外，印度邀请联合国观察员、美英等国议员、国际组织及世界各国媒体记者，前来印度参观难民营，并向他们讲述难民的悲惨处境和印度所面临的困境，以赢得国际社会对印度的同情与支持。借此，印度扛着人道主义大旗，为下一步军事介入奠定国际舆论基础。与此同时，通过多次高层出访，英·甘地获悉：欧美国家不会出兵，唯有中国可能出兵帮助巴基斯坦，而中国正面临棘手的国内问题。(3)利用难民问题阻挠政治解决。针对印度“难民牌”外交，巴政府采取应对措施，如出台权力移交计划书、主动邀请联合国参与难民事务以及呼吁难民尽快回国等。6月10日，巴政府宣布大赦，东巴紧张局势得到缓解，有望政治解决。然而，这时印度却坚持：东巴危机政治解决必须优先保证难民人身、财产安全和赋予东巴自决，否则，免谈恢复巴基斯坦经济与社会秩序的谎言。当时联合国解决办法是：政治解决东巴危机前，先恢复巴基斯坦社会和经济秩序。碍于印度提出的前提条件，联合国不得不在印巴之间协商难民问题。而这个协商过程，无疑，为印方备战赢得时间。

　　(四)签订《印苏和平友好条约》。众所周知，建国后印度一直奉行“不结盟”政策，故被外界认为“印度与谁都不结盟”。而事实上，印度有过“结盟”经历，即1971年8月与苏联签订《印苏和平友好条约》。虽然和约条款没明确写“结盟”二字，而实际上，该条约富有同盟实质，只是措辞巧妙而已。例如，第九条款明确规定：“缔约国保证不向与缔约国发生武装冲突的任何第三方提供援助。在缔约国遭到进攻或受到进攻的威胁时，缔约双方应立即共同协商，以便消除这种威胁并采取适当有效措施来保证两国和平与安全……”印度选择这时与苏联“结盟”，明显与其准备军事介入东巴危机动机有关。试想在中巴友好、美巴结盟的国际背景下，若印度军事介入东巴危机并取得成功，它必须获得苏联的坚定支持(当时美苏冷战、中苏关系陷入低谷)。如印方评估所说：“发生一场苏联不赞成的战争，可能使苏联的供应中断，并且会鼓励中国进行干预”，“如果印度军事介入东巴危机而引发印巴战争，中国可能出面帮助巴基斯坦，美国则不会给予印度任何支持”。故此，1971年8月9日，印度与苏联签约，为期20年。条约签订后，苏联坚定支持印度，给印度提供大量的经济、军事援助。同时，安理会上，“苏联否决每一个可能导致巴基斯坦政治解决而印度坚决反对的解决方案，如对东巴人民自治方案予以否决”。有了这一盟约作保证，印度出兵干涉并获胜的信心增强。就这一点，印度国防部长贾格吉凡·拉姆直言不讳地说：“印度能够解放孟加拉国及其人民，部分是由于签订印苏条约后产生的信心。”

　　(五)速战速决，成功肢解巴基斯坦。做好上述外交工作的同时，当然，印度也在做军事方面的准备。如英﹒甘地挑选马内克肖将军负责军事介入的安排，并拟定“速战速决”作战计划等。至1971年11月，印方备战基本完成，只差合理开战借口。随之，印巴局势骤然紧张，边境冲突不断。内外皆困的巴基斯坦，1971年12月3日下令空袭印度，于是，第三次大规模印巴战争爆发。战争爆发后，印度两面夹击巴基斯坦。对于西巴，印度选择主要空袭。而对于东巴，在海、空掩护下(阻止西巴救援)，印军联合东巴“自由军”深入东巴，开展“多路向心突击”行动。毋庸置疑，巴军在这场战争打得十分艰难。西巴隔着印度与东巴相距几千公里，印度从海、空两方面封锁后，东巴、西巴连接中断。这种情况下，巴方最需要外援。然而，受制于印苏“盟约”，外界大国都未敢冒与苏联直接对抗的风险。外界大国无法给巴基斯坦提供有效援助、巴基斯坦内外皆困，而印度军事实力又优于巴基斯坦，故巴基斯坦无法逃避被印度肢解的命运。12月15日，印军联合东巴“自由军”向达卡(今孟加拉国首都)发起总进攻。海、空双重封锁情况下，巴军不敌印军和“自由军”的强势攻击，大批部队被俘。12月16日，巴驻东巴部队被迫向印军投降，东巴战场遂告结束。就西巴战场，双方展开空战，难分胜负。同日，联合国呼吁印巴尽快停火。印方见势就收，按照其“速战速决”作战计划，17日主动西线“单方面停火”。于是，为期两周的第三次印巴战争结束。12月16日，孟加拉流亡政府从加尔各答回到达卡，印度公开承认孟加拉国成立。随后，三方进入战后协调之中。1972年1月19日，穆吉布·拉赫曼获释出任孟加拉第一任总统。巴基斯坦被一分为二。

　　通过军事干涉，印度成功肢解巴基斯坦，东巴独立成立孟加拉国，由此奠定现在南亚政治格局。东巴独立，巴基斯坦失去近55%人口和约16%的国土，国家被印度肢解的仇恨，深深记在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的脑海中。从此以后，巴政府集中精力管理西巴，并不惜一切努力发展核武器，以更好平衡来自印度的威胁。因为这次战争让巴基斯坦清楚认识到：关键时刻，只有巴基斯坦才能救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必须掌握致命武器才能避免被印度“吃掉”的风险。再者，失去东巴的巴基斯坦，有更多精力关注克什米尔问题，故持更加强硬的立场，从此，印巴克什米尔争端再无和平解决的希望，直至今天。

　　值得一提的是：自巴基斯坦遭到印度肢解后，印巴克什米尔争端成为印度安全防御的软肋，每当合适时机出现，印巴克什米尔边境肯定发生冲突。正是如此，印度国防部评估说：“周边邻国中，唯有巴基斯坦会抓住每个时机袭击印度。”

　　本文为2015教育部青年项目“阿巴边界问题研究”(15YJCZH20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青年预研项目“中印巴克什米尔边界争端问题研究”(2017ECNU-YYJ005)。

　　姚远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与周边国家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