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睿：三种主义与委内瑞拉危机

　　法律视角下的危机

　　现在，我们必须根据委内瑞拉的实际情况来思考门罗主义、埃斯特拉达主义和贝坦科尔特主义。

　　委内瑞拉是《美洲民主宪章》的签署国，也是联合国成员国，而联合国于1948年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这些条约都由委内瑞拉国家签署和批准。美洲国家组织或联合国内部做出的某项决议符合委内瑞拉宪法，所以并不是干预，而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意义的义务。因此，埃斯特拉达主义不宣布支持或反对政府合法性的原则不符合委内瑞拉宪法第23条所陈述的宪政框架，该框架赋予这些国际条约宪法上的效力。

　　委内瑞拉著名的宪法律师和总检察长迪亚兹表示，委内瑞拉正经历前所未有局面，即民主秩序遭到了违宪的中断，出现了宪法上的混乱(constitutional anomie)。

　　2015年底，反对派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2016年1月11日, 国家最高法院判决国民议会蔑视法庭。2017年，最高法院暂时剥夺了国民议会的宪法授权并将这一授权移交给行政当局。然而，因受到国内和国际压力，最高法院迅速撤销了这一判决并继续维持之前藐视法庭罪的判决，该判决废除了国民议会的所有法案。自2016年以来，由于最高法院和行政当局接管了国民议会的宪法授权，国民议会丧失了监督经济和立法的权力。这违反了委内瑞拉宪法第187条的规定。

　　一些宪法专家和总检察长指出，委内瑞拉法律不允许这种一个国家机关篡夺另一个国家机关职能的行为发生，因为这违反了分权原则。因而，据认为，司法权对立法权实施了一场政变。宪法学者认为，在篡夺立法权期间所作的所有决定都是无效的，这是委内瑞拉宪法第138条所规定的内容。

　　2018年5月20日，国民议会、总检察长和政治反对派共同谴责总统连任过程不合法，因为国际社会的很大一部分不承认这次连任，且主要反对派政党被禁止参加选举。在马杜罗于2019年1月10日宣誓就职总统前后，他的政府宣布了解散国民议会的意图。在激烈的政治对抗气氛中，所有这些因素汇聚在一起，为瓜伊多于2019年1月23日宣誓就任临时总统创造了条件。

　　瓜伊多成为临时总统是基于对委内瑞拉宪法若干条款的解读。委内瑞拉宪法第233条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在新总统任期开始时，如果存在致其无法长期履职的原因，其权力应该授予国民议会主席。解释这一宪法条款的困境在于，“篡夺”一词没有被明确提到。然而，委内瑞拉宪法第138条规定:“被篡夺的权力是无效的，其行为是无效的。”第350条规定，人民应拒绝任何侵犯民主价值和人权的行为。此外，第333条规定，在非法行为妨碍宪法的遵守时，每一位公民和政府公务员都有权恢复宪法效力。瓜伊多与承认其合法性的国家一道，在委内瑞拉宪法和《美洲民主宪章》框架内做出了寻求恢复委内瑞拉民主秩序的解释。

　　委内瑞拉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宪法危机，这场危机引发了经济危机、卫生危机以及所有你能想到的危机。西班牙政治家拉芒•豪雷(Ramón Jáuregui)曾经说过:“民主有一条黄金法则，那就是接受失败的可能性。”由于国家机关不再不偏不倚、独立自主，它们无法向参与选举进程的所有政党提供最低限度的民主条件。行政权和立法权处于绝对的偏执状态，害怕失去自己的权力。因此，任何试图解决这场危机的内外努力都必须把重点放在国家体制的改革上，而不是支持某个政党本身。

　　利马集团、欧盟部分成员国和美国政府正在根据贝坦科尔特主义的国际合作准则采取行动，以外交手段防止民主秩序受到干扰，从而保障委内瑞拉人民的人权。军事干预是一种不能完全忽略的可能性，但在目前，它更像是虚张声势的策略，而不是具体的思路。此外，美国和利马集团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达成共识。

　　民粹主义: 必须吸取的教训

　　1958年签署的《菲霍角协议》(Puntofijo Pact)为当时的委内瑞拉三大主要政党之间达成共识奠定了基础。该共识是，所有政治力量都必须尊重选举结果，建立法治政府，防止一党专政。这项政治协议使委内瑞拉进入了拉丁美洲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繁荣时代。不幸的是，在1970年代油价处在历史高点期间，民粹主义政策得以推行。但是，1980年代中期油价下跌和主权债务危机以来，这些欺诈政策正在走向终结，委内瑞拉也正在启动步入市场经济的转型。[菲霍角(Puntofijo)，是签署该协议的委内瑞拉三大主要政党之一“社会基督教党”(COPEI)领袖位于首都加拉加斯一处居所的名字，也是协议签署的地点。——编注]

　　然而，自从政治体制转变为两党争霸以来，《菲霍角协议》开始失去效力。两党体制失去了与人民的联系，也失去了人民对经济增长进行结构性改革的支持。 发生在1989年2月27日的大规模社会抗议，以及随后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1954—2013)1992年的失败政变，将改革的实施推到了前途未卜的境地。这次抗议活动显示了人民对政治建制派的高度排斥，标志着一个没有坚实治理计划的新社会周期的开始。

　　21世纪早期，在委内瑞拉大肆挥霍其资源型经济，同时加剧了民粹主义的蔓延。政客们用不负责任的承诺引诱选民，最终导致公共财政崩溃，制度效力受到损害。结果是，原本为推动经济增长而应在三十年前实施的结构性改革，至今依旧悬而未决。

　　目前，委内瑞拉正进入另一个社会周期，危机的严重程度迫使该国开始实施现实政治。各方必须达成共识，遵守既定的法律和法规，比如1958年签署的《菲霍角协议》。本协议由委内瑞拉民主之父罗慕洛•贝坦科尔特制定，我们都在思考这位杰出政治家的伟大成就，并想知道当前这一代政治家是否能够效仿他的成就，将国家从民粹主义的诱惑中拯救出来。

 　　雷睿(Youseff Leonardo Carnevali Jaimes),委内瑞拉洛斯安第斯大学(ULA)非亚拉研究中心(CEAA)调研员

　　在美洲大陆，有三种主义在美洲国家组织(OAS)各国间的外交政策上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

　　第一种是门罗主义，1823年由美国总统门罗(James Monroe，1758—1831)首度阐述，主要原则是反对欧洲殖民主义干涉美洲大陆，以便把两个大陆的势力范围分开。门罗主义最终融入罗斯福推论(Roosevelt Corollary)，依罗斯福推论，倘若一个美洲国家具有公然的经济或政治越轨行为，那么欧洲列强就有进行军事干预的正当理由和合法性。(罗斯福推论，由1901至1909年在任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1904年国情咨文中提出。——编注)

　　第二种是埃斯特拉达主义，1930年由墨西哥外长埃斯特拉达(Genaro Estrada,1887—1937)提出，本质上是对墨西哥19世纪和20世纪部分国际关系的反思，因为墨西哥历史上充斥着战争和侵略，以及大国对墨西哥国内政治斗争的明显干涉。这一主义对其他政府的合法性问题保持中立的态度。

　　第三种是贝坦科尔特主义，1959年由委内瑞拉总统罗慕洛•贝坦科尔特(Rómulo Betancourt，1908—1981)提出。此主义试图通过做出一种大陆共同防御的承诺，即通过断绝外交关系和组织建立“封锁警戒线”(cordon sanitaire)，在发生合法政府遭篡夺或外国干预的情况下，维持民主的机制。贝坦科尔特主义反对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时期的干涉主义。可以看出，这一主义支持建立集体行动的外交机制，谴责美洲大陆的违宪冲突。

　　目前，我们正在见证一场关于如何解决委内瑞拉国际危机的激烈辩论。每一个卷入其中的美洲国家都以基于以上某一主义的框架或明或暗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其他大陆的很多国家也给出了它们的答案。无论这些国家是否意识到上述主义，它们的决断都将进入这三个主义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当前状态之中。因此，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事实上，必须考虑哪一个主义将来能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主导。

　　委内瑞拉的多重危机，涉及激烈的权力斗争、社会关系的崩溃、政府执政的孱弱和腐败、来自其他国家地缘政治特权的干涉，以及跨国公司对委内瑞拉资源的觊觎。这场危机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表明，上述任何一种解读对委内瑞拉来说都是一场严重的灾难。

　　当地时间2019年4月30日，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小股军人在首都加拉加斯发动政变，政府出动士兵应对和挫败政变。 东方IC 图

　　国际迷宫

　　国际难题是这样: 欧洲联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丽卡莫盖里尼(Federica Mogherini)对欧盟旗下处理委内瑞拉事务的国际联络小组(ICG)采取了“软外交”态度，其行为和对策尽可能回避了加剧政治局势恶化的相关谴责。同样，在蒙得维的亚(乌拉圭)正在推行的“外交机制”是由墨西哥和乌拉圭提出的，并得到了玻利维亚和古巴的支持，目的是就如何根据埃斯特拉达主义解决政治危机达成一致。

　　然而，委内瑞拉国内对立派别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目前处于两极分化的状态。临时总统胡安•瓜伊多(Juan Guaidó)担心在乌拉圭推行的外交机制是一个诡计，有关协商解决问题的讨论只是在无限拖延时间，类似同圣多明哥(多米尼加共和国)对话，实际上是在桌子底下巩固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的行政权力。此外，一些参与这一外交策略的国家对马杜罗政府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也提出了谴责。

　　俄罗斯已展示，它能在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采取强硬外交策略，支持马杜罗的政权。欧盟和美国还没有就如何统一立场应对委内瑞拉危机达成一致。尽管如此，美国特别代表艾略特•艾布拉姆斯(Elliott Abrams)今年4月中旬在里斯本与葡萄牙和西班牙官员举行的会晤表明，一些欧洲国家可以为解决这些分歧提供补救办法，或提供国际协调的可能性，并向马杜罗政权提供政治庇护。

　　大多数西方国家承认瓜伊多是委内瑞拉合法的临时总统，但同时也心知肚明，马杜罗是实际上的执政者。瓜伊多在大约六十个国家的支持下继续巩固其合法性，这些国家包括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利马集团(14个美洲国家)、加勒比国家的一些成员国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已经接受了瓜伊多指定的大使与代办处。瓜伊多因此正在取得重要胜利。

　　然而，最重要的任务仍然悬而未决，即正式承认瓜伊多在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性。今年4月1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在委内瑞拉政府有明确的合法政府出现之前，所有来自委内瑞拉的金融交易请求都将暂停，这意味着马杜罗政权的合法性受到了挑战。

　　在联合国，委内瑞拉资深外交官迭戈•阿里亚(Diego Arria)与美国高级外交官正在进行艰难的谈判，但由于俄罗斯的干涉，谈判结果还不明朗。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导致俄罗斯与欧盟和美国之间外交关系紧张，这在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的严厉经济和外交制裁中得到了具体展示。同样，委内瑞拉在天然气和石油领域有自己的全球战略，如果马杜罗继续掌权，最可能的情况是委内瑞拉的天然气和石油产量永远无法恢复，这意味着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份额将流向俄罗斯和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

　　因此，对俄罗斯来讲，委内瑞拉的局势可能出现两个结果。首先，欧盟和美国继续利用外交和制裁手段就克里米亚问题向俄罗斯施压。其次，主导国际石油和天然气价格是俄罗斯软实力战略的重要一环，由于委内瑞拉是美国和欧盟在拉美能源计划和投资项目上的战略盟友，所以委内瑞拉将成为俄罗斯进行剥夺的工具。

　　在委内瑞拉的这场危机中，中国展现了一如既往的公正与耐心，表明了中国是委内瑞拉人民的朋友。然而，委内瑞拉人民正在失去时间和耐心，日益增加的不安全感和遍布全国的苦难是难以下咽的苦果。因此，这场危机引发的问题是:混乱的国内局势和混沌的国际势力博弈何时才能带来一个明确的结果和光明的未来?

　　一个双头元首国家中的魔幻现实主义

　　在委内瑞拉的内部权力斗争中，如果瓜伊多不履行政治承诺(即在今年年内组织一个过渡政府)，那么他作为反对派领袖的地位将受到严重损害，进而可能瓦解反对派联盟。马杜罗政权可能会借此操纵反对派内部的少数政治力量，并与他们达成协议，通过这些政治力量来巩固自己执政的合法性。

　　因而，瓜伊多要想取得政治斗争的胜利，必须获得军方对其临时总统身份合法性的认可。据说，为分裂执政联盟，瓜伊多与军方达成了一项正式安排，非但确保实行特赦(已由国民大会批准，但就如何在国际法以及禁止对侵犯人权行为实施特赦和豁免总统的委内瑞拉宪法第29条框架之内操作，具体细节尚待厘清)，同时确保军方参与过渡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收益。此外，马杜罗统治集团的一些成员遭到美国司法部、委内瑞拉国民议会和总检察长路易莎•奥尔特加•迪亚兹(Luisa Ortega Díaz，目前流亡)的谴责和正式起诉，罪名包括贿赂、共谋洗钱和贩毒。这些指控和正式起诉的严重性可能使马杜罗的执政联盟无法破裂，因为要达成一项让所有相关党派都满意的法律协议十分困难。

　　这是委内瑞拉的难题，也是委内瑞拉反对派现在最大的危机。因为，在瓜伊多的反对党联盟内，就是否允许军方参与过渡政府，是否全面特赦腐败指控和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目前尚无一致意见。

　　为解决这一棘手难题，两位政治竞争者都必须展示出自己最大的真诚。然而，过渡是有代价的:争端中的失败一方必须接受结果，并承担随之而来的政治代价。但这一代价没有人愿意且准备好承担。

　　在国内，时间对马杜罗政权比对瓜伊多更有利。如人们经常提到的那样，马杜罗政府不得不继续指责美国(非常嫌疑犯)是这个国家现在所有问题的根源。对瓜伊多来说，他必须尽快实现他的政治承诺，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军方的承认。

　　但是从外部情况看，时间却不那么青睐马杜罗政权，因为对石油收入和金融业的制裁正在从经济上扼杀他所领导的政权。同样，他也面临越来越多的国际围攻，包括逮捕令、没收个人金融资产和房地产，并且，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禁止马杜罗政权的人员进入它们的领土。从外部看，时间对瓜伊多更为有利，因为他没有面临任何制裁，而且几乎获得了所有西方国家的支持，委内瑞拉在这些国家建立和发展了大部分的外交、经济和私人关系。

　　法律视角下的危机

　　现在，我们必须根据委内瑞拉的实际情况来思考门罗主义、埃斯特拉达主义和贝坦科尔特主义。

　　委内瑞拉是《美洲民主宪章》的签署国，也是联合国成员国，而联合国于1948年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这些条约都由委内瑞拉国家签署和批准。美洲国家组织或联合国内部做出的某项决议符合委内瑞拉宪法，所以并不是干预，而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意义的义务。因此，埃斯特拉达主义不宣布支持或反对政府合法性的原则不符合委内瑞拉宪法第23条所陈述的宪政框架，该框架赋予这些国际条约宪法上的效力。

　　委内瑞拉著名的宪法律师和总检察长迪亚兹表示，委内瑞拉正经历前所未有局面，即民主秩序遭到了违宪的中断，出现了宪法上的混乱(constitutional anomie)。

　　2015年底，反对派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2016年1月11日, 国家最高法院判决国民议会蔑视法庭。2017年，最高法院暂时剥夺了国民议会的宪法授权并将这一授权移交给行政当局。然而，因受到国内和国际压力，最高法院迅速撤销了这一判决并继续维持之前藐视法庭罪的判决，该判决废除了国民议会的所有法案。自2016年以来，由于最高法院和行政当局接管了国民议会的宪法授权，国民议会丧失了监督经济和立法的权力。这违反了委内瑞拉宪法第187条的规定。

　　一些宪法专家和总检察长指出，委内瑞拉法律不允许这种一个国家机关篡夺另一个国家机关职能的行为发生，因为这违反了分权原则。因而，据认为，司法权对立法权实施了一场政变。宪法学者认为，在篡夺立法权期间所作的所有决定都是无效的，这是委内瑞拉宪法第138条所规定的内容。

　　2018年5月20日，国民议会、总检察长和政治反对派共同谴责总统连任过程不合法，因为国际社会的很大一部分不承认这次连任，且主要反对派政党被禁止参加选举。在马杜罗于2019年1月10日宣誓就职总统前后，他的政府宣布了解散国民议会的意图。在激烈的政治对抗气氛中，所有这些因素汇聚在一起，为瓜伊多于2019年1月23日宣誓就任临时总统创造了条件。

　　瓜伊多成为临时总统是基于对委内瑞拉宪法若干条款的解读。委内瑞拉宪法第233条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在新总统任期开始时，如果存在致其无法长期履职的原因，其权力应该授予国民议会主席。解释这一宪法条款的困境在于，“篡夺”一词没有被明确提到。然而，委内瑞拉宪法第138条规定:“被篡夺的权力是无效的，其行为是无效的。”第350条规定，人民应拒绝任何侵犯民主价值和人权的行为。此外，第333条规定，在非法行为妨碍宪法的遵守时，每一位公民和政府公务员都有权恢复宪法效力。瓜伊多与承认其合法性的国家一道，在委内瑞拉宪法和《美洲民主宪章》框架内做出了寻求恢复委内瑞拉民主秩序的解释。

　　委内瑞拉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宪法危机，这场危机引发了经济危机、卫生危机以及所有你能想到的危机。西班牙政治家拉芒•豪雷(Ramón Jáuregui)曾经说过:“民主有一条黄金法则，那就是接受失败的可能性。”由于国家机关不再不偏不倚、独立自主，它们无法向参与选举进程的所有政党提供最低限度的民主条件。行政权和立法权处于绝对的偏执状态，害怕失去自己的权力。因此，任何试图解决这场危机的内外努力都必须把重点放在国家体制的改革上，而不是支持某个政党本身。

　　利马集团、欧盟部分成员国和美国政府正在根据贝坦科尔特主义的国际合作准则采取行动，以外交手段防止民主秩序受到干扰，从而保障委内瑞拉人民的人权。军事干预是一种不能完全忽略的可能性，但在目前，它更像是虚张声势的策略，而不是具体的思路。此外，美国和利马集团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达成共识。

　　民粹主义: 必须吸取的教训

　　1958年签署的《菲霍角协议》(Puntofijo Pact)为当时的委内瑞拉三大主要政党之间达成共识奠定了基础。该共识是，所有政治力量都必须尊重选举结果，建立法治政府，防止一党专政。这项政治协议使委内瑞拉进入了拉丁美洲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繁荣时代。不幸的是，在1970年代油价处在历史高点期间，民粹主义政策得以推行。但是，1980年代中期油价下跌和主权债务危机以来，这些欺诈政策正在走向终结，委内瑞拉也正在启动步入市场经济的转型。[菲霍角(Puntofijo)，是签署该协议的委内瑞拉三大主要政党之一“社会基督教党”(COPEI)领袖位于首都加拉加斯一处居所的名字，也是协议签署的地点。——编注]

　　然而，自从政治体制转变为两党争霸以来，《菲霍角协议》开始失去效力。两党体制失去了与人民的联系，也失去了人民对经济增长进行结构性改革的支持。 发生在1989年2月27日的大规模社会抗议，以及随后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1954—2013)1992年的失败政变，将改革的实施推到了前途未卜的境地。这次抗议活动显示了人民对政治建制派的高度排斥，标志着一个没有坚实治理计划的新社会周期的开始。

　　21世纪早期，在委内瑞拉大肆挥霍其资源型经济，同时加剧了民粹主义的蔓延。政客们用不负责任的承诺引诱选民，最终导致公共财政崩溃，制度效力受到损害。结果是，原本为推动经济增长而应在三十年前实施的结构性改革，至今依旧悬而未决。

　　目前，委内瑞拉正进入另一个社会周期，危机的严重程度迫使该国开始实施现实政治。各方必须达成共识，遵守既定的法律和法规，比如1958年签署的《菲霍角协议》。本协议由委内瑞拉民主之父罗慕洛•贝坦科尔特制定，我们都在思考这位杰出政治家的伟大成就，并想知道当前这一代政治家是否能够效仿他的成就，将国家从民粹主义的诱惑中拯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