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东振：“民众主义”理论缺陷和实践教训的拉美样本，为何良好初衷却收获苦果？

　　拉美民众主义的深厚根源

　　拉美民众主义的发展之所以经久不衰，表现出特有的历史韧性，是因为其具有深厚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根源。

　　一、拉美民众主义的经济根源

　　长期以来拉美经济增长不稳定，危机频发;经济结构有明显弊端，抗击外部冲击能力弱;发展模式有严重缺陷，造成巨大和持续就业压力。拉美经济的上述缺陷及其后果反映出拉美精英阶层经济治理能力不足，成为拉美民众主义成长的经济根源。首先，拉美经济增长不够稳定且出现周期性衰退。拉美历史上也曾有较快增长阶段，一些国家甚至曾创造出增长的“奇迹”，但拉美经济增长总体上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继1950-1980年实现年均6%较快增长后，20世纪80年代拉美经济陷入“失去的十年”，1981-1989年人均GDP累计下降8.3%。90年代后经济虽有所恢复，但波动较大。在经历多年持续不断、此起彼伏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动荡后，2003年后拉美经济进入持续增长的“黄金十年”。2014年后拉美经济再次陷入下行渠道，2015和2016年连续两年负增长。此后虽实现低速增长，但不确定因素较多，受外部因素制约明显。其次，拉美经济结构有严重缺陷，依附性和脆弱性明显。长期以来拉美国家积累率低，资金、技术、市场对外依赖较重，易受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国际金融市场变化等外部因素冲击。在外部冲击面前，拉美国家应对能力相对有限，不合理经济结构的脆弱性通常会暴露无遗。再次，经济改革具有反中下社会阶层的倾向。如前所述，为克服危机，20世纪80年代后拉美普遍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但改革未充分考虑中下阶层承受力，致使改革过程中出现激烈社会动荡。改革设计者们认为，社会贫困将随经济增长而减少，其政策设计均以加快经济增长和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他们坚信改革可促进社会公平和就业增长，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和低技能劳动者获得就业，就会有更多的人增加收入，贫困业将随之减少。然而，改革并没按设计者们预想的轨迹进行。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小企业因外来竞争突然增加而大量破产或陷入困境，吸纳就业的能力下降;大企业为参与国际竞争普遍采用新技术新设备、优化管理，减少了对劳动力特别是低端劳动力的需求;新自由主义的劳动政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就业的不稳定性。在减少国家干预经济的同时，拉美国家没有通过社会政策为弱势群体提供相应保护，加剧了贫困和贫富分化，激化了社会矛盾，激发了民众的不满。

　　总之，经济增长不稳定、经济模式弊端及改革方案设计不合理，使广大民众对精英阶层的经济治理能力产生怀疑。美国学者爱德华兹认为，拉美“危机频繁发生摧毁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对民众主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拉美民众主义的政治根源

　　传统体制机制失灵，传统政党失去民众信任，传统政治家声誉扫地，为反传统政党、反传统体制、反传统政治家的民众主义提供了发展动力和空间。

　　(一)传统体制的缺陷为民众主义提供成长空间

　　拉美国家政治体制有严重缺陷和脆弱性，民众对其缺乏信任。20世纪70年代末拉美政治民主化进程开始后，人们普遍希望，随着政治民主化巩固和深化，经济获得持续增长，社会福利不断加强。然而人们的愿望即使在30多年后也并未完全实现。相关研究显示，多数拉美国家在政治权利方面取得较大进展，但民主制度缺乏对其他公民权利的保护。许多国家建立起选举民主或表面民主，但没有满足公民的社会需求或参与需求。民调显示，多数拉美人认为民主制度保障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但忽视了社会权利和经济权利;制度和体制缺乏对机会平等、社会保障、就业、财富分配和私有产权等社会权利的有效保护;半数以上的拉美人认为社会权利和经济权利没有保障;公共机构没有能力向公民提供基本服务;多数拉美人认为司法体系不能保证公正。许多拉美人对现行制度下国家的前途悲观或消极，世纪之交只有17%的人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将会实现，只有23%的人认为未来将更加民主;63%的人认为国家和社会越来越不安全，73%的人担心自己会成为暴力犯罪活动的牺牲品。此外，一些拉美国家的体制具有排斥性，助长了中下阶层的亲民众主义倾向。拉美一些脆弱群体(贫困阶层、土著人口、女性等)受到传统体制的排斥，其代表性在体制中没得到充分体现，容易被民众主义的许诺和蛊惑宣传吸引，为其提供大量选票。

　　制度执行力差甚至失灵，不能满足民众的基本预期。拉美的制度体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各自国家面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难题，加剧政治和社会不稳定，致使政治危机和突发性事件频发，失业、贫困、分配不公平和贫富分化现象严重，犯罪和社会暴力司空见惯。拉美人对体制信任度本来就低，随着体制应对经济、社会、政治难题的能力下降，越来越多的人对政府和执政党的能力和政绩不满，对制度和体制不信任，对国家前途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冷漠。拉美知名智库“拉美晴雨表”1996前后年的民调显示，虽然多数拉美人赞成民主政府的原则(61%)，但只有少数人(30%)对民主运行状况表示满意;对司法机构和立法机构的信任度仅20-40%。人们更信任新闻媒体而不信任法官和警察，宁肯相信民众主义领导人而不信任体制。

　　制度性腐败屡禁不止，加重了人们对体制的不信任。透明国际认为，在拉美只有智利、哥斯达黎加、乌拉圭等少数国家腐败程度较低或程度中等，多数国家腐败程度高或较高。拉美学者认为，拉美国家腐败频发主要是由政治体制的脆弱性、制约机制不健全、司法不独立或独立性差、对公共部门监督不力所致。腐败不仅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物质损失，而且进一步增加民主体制的脆弱性，危及政治社会稳定，增强民众对体制的不信任。

　　(二)传统政党失去民众信任为民众主义大开方便之门

　　拉美政党政治相对成熟和完备，政党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民主化巩固、民主体制塑造和维护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然而拉美传统政党在理论、制度和组织上有严重缺陷,有些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未能有效化解困扰国家发展的各种难题，逐渐失去民众信任，影响力和动员能力下降。许多党缺乏与时俱进的观念，缺乏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不能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提出符合时代特征和符合民众诉求的主张，逐渐失去对一般党员的凝聚力和对民众的感召力。许多传统政党特别是曾长期执政的老牌大党，长期忽视自身建设，党内缺乏民主，党的上层日益脱离群众;缺乏必要自我监督，外部监督机制不健全，党务工作不透明。许多传统政党内部派系斗争激烈，严重损害党的形象，削弱党的影响力。随着传统政党各种缺陷及其后果不断发酵，民众逐渐对其丧失信任。不少民众认为，“如果没有政党的存在，情况会更好”，正直的公民应远离政党。民调显示，2007年前后拉美人对政党信任度不足20%，排在教会(74%)、媒体(47-56%)、军队(51%)、私人企业(41%)、司法机构(30%)和议会(29%)之后。政党成为公众信任度最低的组织，只有3个拉美国家对政党信任度超过30%(多米尼加30%、乌拉圭34%、委内瑞拉36%)。许多国家对政党的信任度低于20%，如哥伦比亚(18%)，巴西(16%)，阿根廷、秘鲁、玻利维亚(均为14%)，巴拿马(13%)和巴拉圭(12%)等等。即使像智利这样政党制度相对稳定的拉美国家，对政党的信任度也仅有20%。在“政党危机”的环境下，声称与传统政党划清界限的民众主义者可轻易赢得众多民众的支持和响应。

　　(三)传统政治家名声狼藉为民众主义领袖崛起提供时机

　　随着传统政党名誉扫地，传统政治家也遭遇信任危机，受到民众鄙视。一些政治家在长期执政期间业绩不佳，令民众大失所望。有些政治家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不兑现诺言，失去民众信任，失去了号召民众的能力。在一些拉美国家，政治家甚至成为腐败和缺乏诚信的代名词。一些政治家频繁陷入各种丑闻，其不良表现遭到人们反感和鄙视。与传统政治家不同，民众主义领袖的诱人口号和动员方式令人耳目一新，给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和发展带来清新的氛围。人们期盼民众主义领袖能取代传统政治家，带领国家摆脱发展的各种羁绊，解决困扰国家发展的各种难题。

　　总之，民众主义在拉美持续蔓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地区民众对现存政治体制、传统政党、传统政治家的信任危机。由于现存体制、传统政党和传统政治家不能满足民众诉求，人民宁愿相信民众主义领袖的蛊惑，而不再信任国家机构、传统政党和传统政治家的允诺。

　　三、拉美民众主义的社会根源

　　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经济增长利益不能为各阶层合理分享，贫困阶层长期不能摆脱被排斥地位，缺乏就业保障及其所导致的安全感缺失，容易使中下社会阶层滋生反现存秩序的情绪，为拉美民众主义成长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

　　不公平和不合理的财富占有制度长期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为拉美民众主义提供了重要社会基础。格拉迪乌斯指出，收入、土地和公共福利高度集中，以及教育水平低，是分配性质的民众主义及其领袖反复出现的社会根源。拉美财产占有不公现象由来已久。19世纪上半叶拉美各国独立后，殖民时期的大地产制被原封不动保留下来，甚至还进一步发展。土地是当时最主要的财富。爱德华兹认为，19世纪中叶60%的美国农民拥有土地，而同期拉美拥有土地的农民只有5%，智利只有1%，最高的哥斯达黎加也不过25%。20世纪初拉美土地所有者比率略有提高，但仍远低于美国和加拿大的水平。随着财产占有形式多样化，社会财富占有高度不合理的局面扩展到金融、资本和工业等领域和部门。拉美国家虽试图进行过土地改革等各种社会改革，但改革规模、力度小、效果差，土地和财产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状况没得到根本改变。由于财富占有高度不平等，中下阶层有高度不公平感和被边缘化感，甚至有被排斥的自卑感。民众主义领袖进行社会政治变革，把边缘群体融入国家发展进程、提高其经济社会地位的承诺，通常会激起中下阶层民众的广泛回应。有学者指出，立即满足贫困阶层需求的承诺是理解拉美民众主义出现的关键，“民众主义恰恰是建立在立即满足人民需求承诺的基础上”，通过收入再分配，把资源从传统精英手中转给中下阶层。

　　在经济增长利益不能被各阶层合理分享的情况下，民众主义公平分配的主张容易赢得广泛支持。除了财产占有严重不公外，拉美分配制度极不合理，社会分化现象严重。由于收入分配自20世纪50年代后一直呈持续恶化趋势，拉美成为世界收入分配最不合理的地区。资料显示，20世纪50-60年代多数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其中巴西0.57，智利0.46，墨西哥0.59。1970年前后拉美10个主要国家20%最高收入层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高达50.3%-73.1%，20%最低收入层所仅占有1.5%-4.4%;基尼系数在0.44-0.66之间，普遍高于国际警戒线，其中巴西(由0.57增加到)0.63，智利0.47，哥伦比亚0.52，哥斯达黎加0.44，委内瑞拉0.49。此后拉美人均收入虽迅速增长，但收入分配格局没有多大改变。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衰退期间，20%低收入者所得份额进一步减少，20%高收入者份额则有所增加。90年代后多数拉美国家收入分配更加不公平了。2000年前后巴西城市地区基尼系数高达0.62，阿根廷0.54，智利0.55，哥伦比亚0.56，厄瓜多尔0.52，墨西哥0.50，巴拿马0.53，尼加拉瓜0.55，危地马拉0.54，洪都拉斯0.52。按照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统计，新世纪以来该地区贫困人口显著下降，但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变化不大;2016年地区平均基尼系数0.467，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巴拿马超过0.5;20%最富人口占有总收入的45%，巴西和危地马拉达到50%，而20%最贫困人口只占有6%。

　　拉美地区一直存在庞大的核心贫困阶层，该阶层成为民众主义的强大群众基础。1970年前后拉美贫困家庭占总家庭40%;赤贫家庭占总家庭19%。20世纪70年代在巴西、哥伦比亚和秘鲁有一半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洪都拉斯达到65%。受经济危机影响，20世纪80年代拉美贫困人口净增0.613亿，增幅45%，赤贫人口净增0.295亿，增幅47%。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形势改善、社会支出增加和扶贫政策实施，贫困现象缓解，但降幅不大。2003年后拉美经济进入“金色十年”，贫困和赤贫人口都有明显下降，但贫困人口总规模仍十分可观。2014年贫困和赤贫率分别下降到28.5%和8.2%，但贫困和赤贫人口仍分别高达1.68亿和0.48亿。2014年后贫困又有反弹。“2013年拉美有68% 的人自认为是低收入者，30%的人自认为是中等收入者，2%的人自认为是高收入者。在68%的低收入者中，一半人口地位不稳定，其中一些人食不果腹。”2016年拉美贫困人口和赤贫人口高达1.86亿和0.61亿。拉美民众主义亲穷人的社会政策、给予中下层福利的许诺以及各种蛊惑性口号，对长期处于被排斥和边缘化地位的贫困阶层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缺乏就业保障及其所导致的安全感缺失，激发中下阶层对民众主义的亲近感。20世纪上半叶进口替代战略实施过程中，拉美国家普遍实行保护主义，造成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两元性。一个是先进、现代和受到保护的公共部门和制造业部门(正规或正式部门)，另一个低效率和未受到保护的部门(非正式或非正规部门)，包括微小企业、修理、餐饮、家政等行业和自我就业部门。正规部门具有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特点，吸纳就业能力有限。20世纪50-70年代，拉美地区公开失业率虽不很高，但有不断上升趋势，1950年为3.4%，1970年3.8%,1980年约4%，90年代初约6%，2000年上升到10.4%，此后在8%-11%高位徘徊。2003年后的10年间，随着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失业率下降，2011-2015年城市公开失业率在7.0%-7.8%之间;2015年后失业率又有所回升，2016和2017年分别达8.9%和9.4%。拉美就业压力不仅表现为公开失业率不断上升，还表现为“严重的就业不足”。由于不能在正规部门就业，越来越多的人被迫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处于就业不足状态。大量非正规部门劳动者就业既不充分也不稳定，没有劳动正式合同，收入和福利水平低，没有养老保险或退休金。1950年处于就业不足状况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46%,1980年为42%，1990年为52%;20世纪90年代后每新增10个就业，8个以上在非正规部门。许多失业者和非正规部门劳动者长期生活在贫困和失望中，承受着贫困代际相传的命运，缺乏安全感，容易接受民众主义的许诺和主张。

　　四、拉美民众主义的思想文化根源

　　拉美人崇拜魅力领袖的心理以及对政治幻想的偏爱，为民众主义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肥沃土壤和重要推动力。首先，考迪罗主义传统和弥赛亚(Frases Mesianicas)情结是拉美民众主义产生的重要思想文化根源。许多拉美人偏爱魅力型政治领袖，坚信只有克里斯玛式的领导人才有能力推进变革。一些夸夸其谈、有蛊惑能力、能提出诱惑力口号、做出慷慨许诺、提出美好梦想的政治家、政客或领导人，通常容易受到大众追捧和支持，这些人所具有的专制、独裁缺陷通常被民众容忍;而不具备这些特点的领导者反而被视为软弱、缺乏魅力或能力不足。马拉穆德认为，拉美人“仍对弥赛亚主义有无尽渴望”，对救世主式的考迪罗寄托着无限希望，认为“只有他们才能带来和平、繁荣，才能消除困扰这些国家的主要的冲突”。其次，拉美人偏爱政治幻想的心态容易转化为对民众主义的追捧。拉美人偏爱政治幻想，容易接受民众主义的煽动和迷惑。几乎所有民众主义领导人都宣称代表民众意志和诉求，对中下阶层人民做出各种允诺，煽动爱国主义情绪，支持甚至鼓动民众街头抗议活动。马拉穆德注意到，许多拉美民众宁可偏爱不切实际的政治幻想，却不信任国家机构和民主体制。拉美人偏爱政治幻想的心态，为民众主义者利用民众对现存体制的不满,以反体制“身份”取代传统政党上台执政提供了机会。再次，重视人际关系而轻视法律的思想惯性为民众主义提供了极大激励。一方面，拉美人重视人际关系。由于拉美长期存在社会不平等现象，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成为重要的文化特征。陌生人之间缺少信任，信任只存在于“关系网”内。在关系网内，人们通过家庭、工作和人际关系保持着某种联系。这种最原始的信任若扩展到政治领域，通常会表现为宗派主义、庇护主义和任人唯亲。另一方面，拉美人轻视法律。拉美地区司法成本相对较高，司法机构官僚主义习气重，不能满足居民的日常司法需求。拉美的法律传统重过程，法律的条文较完备，但执行难问题突出，有法不依现象较普遍。因此，拉美人普遍认可人际关系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上取得成功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许多人努力寻求和建立有利于自己的关系网，而不是寻求在法律范围内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这种思想惯性下，以庇护主义为特征的民众主义在拉美大行其道不足为怪。

　　按：本文原载于《国际经济评论》2018年第6期，原题《拉美民众主义的悖论:根源与后果》，经授权发于“钝角网”，袁东振老师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导。本文所说“民众主义”就是民粹主义，也可译为平民主义。

　　自20世纪初起，拉美民众主义历经100多年而持久不衰，表明其在该地区具有深刻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基础。在不同历史阶段，拉美民众主义提出了化解国家发展难题的新思路，产生了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然而拉美民众主义实践多归于失败，其追求的政策目标大多无果而终，由此也引发人们在民众主义问题上产生激烈争论。

　　拉美民众主义表现形式的独特性

　　一、拉美民众主义的韧性

　　从20世纪初起民众主义就成为“拉美政治中周而复始的现象”，历经数个发展周期而持久不衰。即使在世界其他地区民粹主义相对衰落之时，拉美民众主义也展现出顽强韧性，在一定时期民众主义基本成为拉美现象，拉美因而也成为“民众主义最根深蒂固的地区”。

　　20世纪初拉美地区出现早期民众主义思想和实践。这一时期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等国家经济起飞，经济繁荣增强了社会流动性，壮大了中产阶层和产业工人等新群体的力量，社会结构趋于复杂多样。这些新阶层和群体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不断提出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的新诉求，而僵化的传统政治和社会制度不能满足这些新兴阶层的利益诉求。在这种背景下，以变革传统政治社会制度、扩大政治和社会参与为主要诉求的民众主义思想和主张在上述国家应运而生。

　　20世纪30-50年代拉美出现第二轮民众主义发展周期。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对高度依赖初级产品出口和国外市场的拉美国家经济造成灾难性影响。由于出口市场萎缩和收入锐减，拉美国家被迫寻找新的发展模式。在发展主义理论指引下，拉美国家走上以国家干预为特点的进口替代发展道路。在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和国家干预过程中，拉美出现第二轮民众主义发展周期。此轮民众主义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特色。随着一批民众主义者上台执政，民众主义不仅成为拉美地区一种重要思潮，还逐渐成为一种执政方式和发展战略。这一周期的民众主义又称经典民众主义，以瓦加斯主义(巴西)、庇隆主义(阿根廷)、卡德纳斯主义(墨西哥)、伊瓦拉主义(厄瓜多尔)最为典型。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盛行以军政权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官僚威权政治，军政权指责民众主义蛊惑民众、煽动不满、危害国家，对拉美民众主义予以压制和镇压，致使其步入低潮。

　　20世纪80年代后拉美出现第三轮民众主义发展周期。20世纪80年代受债务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危机冲击，拉美国家经济环境恶化，被迫接受“华盛顿共识”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改革的核心是减少国家的作用,主要措施有私有化、自由化、放开价格，减少公共开支等。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设计者们试图通过改革，唤起人们对经济增长、社会条件改善的希望，清除经济增长的各种阻碍，消除频繁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巩固政治民主化进程。一些改革的推动者采取了民众主义的政治动员方式。这一时期拉美民众主义者们的经济政策不尽一致，有些反对“华盛顿共识”(秘鲁的加西亚等)，有些则放弃国家干预并追求新自由主义(阿根廷的梅内姆、巴西的科洛尔、秘鲁的藤森、厄瓜多尔的布卡拉姆)。但在政治上，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民众主义都普遍忽视传统政党，放弃经典民众主义与工会及工业巨头结盟的政策，因而拉美这一时期的民众主义又被称为新民众主义。

　　20世纪末起拉美出现第四轮民众主义发展周期。“华盛顿共识”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虽收到一定成效，但也造成严重社会后果，民众的短暂乐观情绪随即被严重的失望所取代。改革之后，“无论是效率，还是设备、机械和基础设施投资，都不足以支撑长期经济增长;体制和机构没有改革，产权保护不充分，法制状况不足，贫困没有下降，收入分配状况依旧”，“‘华盛顿共识’连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被认为对货币崩溃、失业增加、工资下降、贫困反弹负有责任”。许多拉美国家社会形势恶化，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冲突加重，甚至爆发大规模暴力和抗议活动。一些民众主义政治家(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厄瓜多尔的科雷亚、阿根廷的基什内尔、尼加拉瓜的奥尔特加)借机提出民族主义和社会平等的口号，提出反传统政党、反新自由主义、反全球化、反资本主义的主张，赢得各阶层广泛支持和响应。由于这些人具有左翼偏好，这一时期的拉美民众主义又被称为“左翼民众主义”。

　　受国际经济形势特别是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价格下跌的严重冲击，2014年后拉美经济进入下行通道，经济增长的“黄金十年”结束。左翼民众主义执政党掌控的政治和社会资源减少，执政难题增多，有些甚至丧失执政地位。即使仍继续执政的拉美民众主义政党和政府，也被迫进行重大政策调整，始于上世纪末的拉美左翼民众主义周期退潮。然而拉美民众主义政治、经济、社会基础依然相当深厚，其影响远未终结。

　　二、拉美民众主义的多样性

　　多样性是拉美民众主义的基本特性。在拉美地区，民众主义与民族主义共生，经济民众主义与政治民众主义相互交织，左翼民众主义与右翼民众主义并存;拉美民众主义与欧美民粹主义有明显的差异性。

　　民众主义与民族主义共生。在拉美地区，民众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孪生范畴，民众主义一直采用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拉美民众主义者惯于使用从外部树敌的策略来扩大自己的号召力，把国家落后、遭受的苦难和不幸归于外部因素。20世纪末以来的拉美民众主义者们对这一策略的运用更为娴熟，民族主义特色尤为强烈;其固守传统民族主义理念，依然用“中心”和“外围”概念分析拉美发展问题，反对中心对外围的剥削;强烈谴责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把世界上的所有罪恶都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全球化时代的罪魁祸首;强调国家主权，谴责所有形式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反资本主义全球化;坚持反帝特别是反美立场，认为美国依然是危及拉美稳定的所有阴谋的制造者，是拉美政治动荡的责任者。

　　经济民众主义与政治民众主义相互交织。拉美地区不仅有政治民众主义，还有经济民众主义,更不乏集二者为一体的民众主义。有些人在政治上采取民众主义动员手段和方式，却拒绝传统民众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梅内姆和藤森);有些人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采用亲中下阶层的民众主义政策，但在政治上很少使用民众主义的动员手段(如阿根廷前总统阿方辛和巴西前总统萨尔内)。有些人则无论在经济，还是在政治乃至社会方面，都采用民众主义政策(如智利的阿连德，以及加西亚、查韦斯、莫拉莱斯)，执行重视增长和收入分配的经济政策、亲穷人的社会政策，在政治上通过民众主义动员手段获取大众支持。

　　左翼民众主义与右翼民众主义并存。拉美既有左翼民众主义，还有右翼民众主义。虽然拉美左翼政党和政治力量有亲民众主义的取向，该地区多数民众主义实践探索由左翼政治家领导，然而民众主义并非左翼的专利，也并不是所有左翼政府都追求民众主义政策，在拉美也不乏右翼民众主义的实践。20世纪30-50年代拉美经典民众主义有鲜明左翼特点，其要求打破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和控制，合理回应和疏导新社会阶层的诉求，把城市地区受歧视的居民纳入国家正式体制。庇隆、瓦加斯、伊瓦拉、卡德纳斯、德拉托雷(秘鲁)等拉美民众主义者都积极推进普选权，扩大政治和社会参与权，建立社会保护制度，支持国家干预经济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的新民众主义则多具有右翼特点，其在采用民众主义传统政治动员手段的同时，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其政策基本代表大资产者利益，为此不少学者认为梅内姆和藤森是新自由主义者，而不是民众主义者。20世纪末以后的拉美民众主义具有左翼倾向，查韦斯、莫拉莱斯、科雷亚等人提出左倾政治口号和左翼纲领;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主张国家对经济进行较大程度干预，将自然资源国有化，在社会领域实施一系列国家主导的计划;他们甚至还提出社会主义的主张，与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古巴建立了密切联系。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拉美民众主义与欧美民粹主义有明显不同。笔者在此前的一篇论文中曾对欧美民粹主义与拉美民众主义的差异做过简要说明，认为：第一，欧美民粹主义与拉美民众主义起源不同。拉美民众主义起源于20世纪初传统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的特殊环境，并没有受到俄国民粹主义或美国“人民党”运动的影响。第二，拉美民众主义与欧美民粹主义缺乏承继关系。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上，还是在重要发展节点上，拉美民众主义都与包括欧美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民粹主义缺乏直接关联。第三，拉美民众主义与欧美民粹主义的发展进程有较大差异。俄美及欧洲民粹主义缺少连贯性或连续性，而拉美民众主义则持久不衰。第四，最为重要的是，拉美民众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具有双重性。拉美民众主义提出许多合理诉求，推动了寡头政治向大众民主转变，但在决策方面缺乏科学性，最终损害经济政治和社会稳定，使政策能力丧失可持续性。最后，拉美民众主义与欧洲等地区的民粹主义通常逆向而行。在俄美及欧洲民粹主义日渐衰竭甚至濒于消亡之际，民众主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拉美政治的主流。20世纪末21世纪初拉美新一波民众主义崛起，恰逢欧洲左翼退潮和右翼居主导地位之际。2014年后欧美国家民粹主义抬头，而此时拉美民众主义却趋于退潮。

　　拉美民众主义的深厚根源

　　拉美民众主义的发展之所以经久不衰，表现出特有的历史韧性，是因为其具有深厚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根源。

　　一、拉美民众主义的经济根源

　　长期以来拉美经济增长不稳定，危机频发;经济结构有明显弊端，抗击外部冲击能力弱;发展模式有严重缺陷，造成巨大和持续就业压力。拉美经济的上述缺陷及其后果反映出拉美精英阶层经济治理能力不足，成为拉美民众主义成长的经济根源。首先，拉美经济增长不够稳定且出现周期性衰退。拉美历史上也曾有较快增长阶段，一些国家甚至曾创造出增长的“奇迹”，但拉美经济增长总体上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继1950-1980年实现年均6%较快增长后，20世纪80年代拉美经济陷入“失去的十年”，1981-1989年人均GDP累计下降8.3%。90年代后经济虽有所恢复，但波动较大。在经历多年持续不断、此起彼伏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动荡后，2003年后拉美经济进入持续增长的“黄金十年”。2014年后拉美经济再次陷入下行渠道，2015和2016年连续两年负增长。此后虽实现低速增长，但不确定因素较多，受外部因素制约明显。其次，拉美经济结构有严重缺陷，依附性和脆弱性明显。长期以来拉美国家积累率低，资金、技术、市场对外依赖较重，易受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国际金融市场变化等外部因素冲击。在外部冲击面前，拉美国家应对能力相对有限，不合理经济结构的脆弱性通常会暴露无遗。再次，经济改革具有反中下社会阶层的倾向。如前所述，为克服危机，20世纪80年代后拉美普遍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但改革未充分考虑中下阶层承受力，致使改革过程中出现激烈社会动荡。改革设计者们认为，社会贫困将随经济增长而减少，其政策设计均以加快经济增长和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他们坚信改革可促进社会公平和就业增长，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和低技能劳动者获得就业，就会有更多的人增加收入，贫困业将随之减少。然而，改革并没按设计者们预想的轨迹进行。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小企业因外来竞争突然增加而大量破产或陷入困境，吸纳就业的能力下降;大企业为参与国际竞争普遍采用新技术新设备、优化管理，减少了对劳动力特别是低端劳动力的需求;新自由主义的劳动政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就业的不稳定性。在减少国家干预经济的同时，拉美国家没有通过社会政策为弱势群体提供相应保护，加剧了贫困和贫富分化，激化了社会矛盾，激发了民众的不满。

　　总之，经济增长不稳定、经济模式弊端及改革方案设计不合理，使广大民众对精英阶层的经济治理能力产生怀疑。美国学者爱德华兹认为，拉美“危机频繁发生摧毁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对民众主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拉美民众主义的政治根源

　　传统体制机制失灵，传统政党失去民众信任，传统政治家声誉扫地，为反传统政党、反传统体制、反传统政治家的民众主义提供了发展动力和空间。

　　(一)传统体制的缺陷为民众主义提供成长空间

　　拉美国家政治体制有严重缺陷和脆弱性，民众对其缺乏信任。20世纪70年代末拉美政治民主化进程开始后，人们普遍希望，随着政治民主化巩固和深化，经济获得持续增长，社会福利不断加强。然而人们的愿望即使在30多年后也并未完全实现。相关研究显示，多数拉美国家在政治权利方面取得较大进展，但民主制度缺乏对其他公民权利的保护。许多国家建立起选举民主或表面民主，但没有满足公民的社会需求或参与需求。民调显示，多数拉美人认为民主制度保障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但忽视了社会权利和经济权利;制度和体制缺乏对机会平等、社会保障、就业、财富分配和私有产权等社会权利的有效保护;半数以上的拉美人认为社会权利和经济权利没有保障;公共机构没有能力向公民提供基本服务;多数拉美人认为司法体系不能保证公正。许多拉美人对现行制度下国家的前途悲观或消极，世纪之交只有17%的人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将会实现，只有23%的人认为未来将更加民主;63%的人认为国家和社会越来越不安全，73%的人担心自己会成为暴力犯罪活动的牺牲品。此外，一些拉美国家的体制具有排斥性，助长了中下阶层的亲民众主义倾向。拉美一些脆弱群体(贫困阶层、土著人口、女性等)受到传统体制的排斥，其代表性在体制中没得到充分体现，容易被民众主义的许诺和蛊惑宣传吸引，为其提供大量选票。

　　制度执行力差甚至失灵，不能满足民众的基本预期。拉美的制度体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各自国家面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难题，加剧政治和社会不稳定，致使政治危机和突发性事件频发，失业、贫困、分配不公平和贫富分化现象严重，犯罪和社会暴力司空见惯。拉美人对体制信任度本来就低，随着体制应对经济、社会、政治难题的能力下降，越来越多的人对政府和执政党的能力和政绩不满，对制度和体制不信任，对国家前途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冷漠。拉美知名智库“拉美晴雨表”1996前后年的民调显示，虽然多数拉美人赞成民主政府的原则(61%)，但只有少数人(30%)对民主运行状况表示满意;对司法机构和立法机构的信任度仅20-40%。人们更信任新闻媒体而不信任法官和警察，宁肯相信民众主义领导人而不信任体制。

　　制度性腐败屡禁不止，加重了人们对体制的不信任。透明国际认为，在拉美只有智利、哥斯达黎加、乌拉圭等少数国家腐败程度较低或程度中等，多数国家腐败程度高或较高。拉美学者认为，拉美国家腐败频发主要是由政治体制的脆弱性、制约机制不健全、司法不独立或独立性差、对公共部门监督不力所致。腐败不仅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物质损失，而且进一步增加民主体制的脆弱性，危及政治社会稳定，增强民众对体制的不信任。

　　(二)传统政党失去民众信任为民众主义大开方便之门

　　拉美政党政治相对成熟和完备，政党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民主化巩固、民主体制塑造和维护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然而拉美传统政党在理论、制度和组织上有严重缺陷,有些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未能有效化解困扰国家发展的各种难题，逐渐失去民众信任，影响力和动员能力下降。许多党缺乏与时俱进的观念，缺乏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不能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提出符合时代特征和符合民众诉求的主张，逐渐失去对一般党员的凝聚力和对民众的感召力。许多传统政党特别是曾长期执政的老牌大党，长期忽视自身建设，党内缺乏民主，党的上层日益脱离群众;缺乏必要自我监督，外部监督机制不健全，党务工作不透明。许多传统政党内部派系斗争激烈，严重损害党的形象，削弱党的影响力。随着传统政党各种缺陷及其后果不断发酵，民众逐渐对其丧失信任。不少民众认为，“如果没有政党的存在，情况会更好”，正直的公民应远离政党。民调显示，2007年前后拉美人对政党信任度不足20%，排在教会(74%)、媒体(47-56%)、军队(51%)、私人企业(41%)、司法机构(30%)和议会(29%)之后。政党成为公众信任度最低的组织，只有3个拉美国家对政党信任度超过30%(多米尼加30%、乌拉圭34%、委内瑞拉36%)。许多国家对政党的信任度低于20%，如哥伦比亚(18%)，巴西(16%)，阿根廷、秘鲁、玻利维亚(均为14%)，巴拿马(13%)和巴拉圭(12%)等等。即使像智利这样政党制度相对稳定的拉美国家，对政党的信任度也仅有20%。在“政党危机”的环境下，声称与传统政党划清界限的民众主义者可轻易赢得众多民众的支持和响应。

　　(三)传统政治家名声狼藉为民众主义领袖崛起提供时机

　　随着传统政党名誉扫地，传统政治家也遭遇信任危机，受到民众鄙视。一些政治家在长期执政期间业绩不佳，令民众大失所望。有些政治家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不兑现诺言，失去民众信任，失去了号召民众的能力。在一些拉美国家，政治家甚至成为腐败和缺乏诚信的代名词。一些政治家频繁陷入各种丑闻，其不良表现遭到人们反感和鄙视。与传统政治家不同，民众主义领袖的诱人口号和动员方式令人耳目一新，给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和发展带来清新的氛围。人们期盼民众主义领袖能取代传统政治家，带领国家摆脱发展的各种羁绊，解决困扰国家发展的各种难题。

　　总之，民众主义在拉美持续蔓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地区民众对现存政治体制、传统政党、传统政治家的信任危机。由于现存体制、传统政党和传统政治家不能满足民众诉求，人民宁愿相信民众主义领袖的蛊惑，而不再信任国家机构、传统政党和传统政治家的允诺。

　　三、拉美民众主义的社会根源

　　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经济增长利益不能为各阶层合理分享，贫困阶层长期不能摆脱被排斥地位，缺乏就业保障及其所导致的安全感缺失，容易使中下社会阶层滋生反现存秩序的情绪，为拉美民众主义成长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

　　不公平和不合理的财富占有制度长期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为拉美民众主义提供了重要社会基础。格拉迪乌斯指出，收入、土地和公共福利高度集中，以及教育水平低，是分配性质的民众主义及其领袖反复出现的社会根源。拉美财产占有不公现象由来已久。19世纪上半叶拉美各国独立后，殖民时期的大地产制被原封不动保留下来，甚至还进一步发展。土地是当时最主要的财富。爱德华兹认为，19世纪中叶60%的美国农民拥有土地，而同期拉美拥有土地的农民只有5%，智利只有1%，最高的哥斯达黎加也不过25%。20世纪初拉美土地所有者比率略有提高，但仍远低于美国和加拿大的水平。随着财产占有形式多样化，社会财富占有高度不合理的局面扩展到金融、资本和工业等领域和部门。拉美国家虽试图进行过土地改革等各种社会改革，但改革规模、力度小、效果差，土地和财产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状况没得到根本改变。由于财富占有高度不平等，中下阶层有高度不公平感和被边缘化感，甚至有被排斥的自卑感。民众主义领袖进行社会政治变革，把边缘群体融入国家发展进程、提高其经济社会地位的承诺，通常会激起中下阶层民众的广泛回应。有学者指出，立即满足贫困阶层需求的承诺是理解拉美民众主义出现的关键，“民众主义恰恰是建立在立即满足人民需求承诺的基础上”，通过收入再分配，把资源从传统精英手中转给中下阶层。

　　在经济增长利益不能被各阶层合理分享的情况下，民众主义公平分配的主张容易赢得广泛支持。除了财产占有严重不公外，拉美分配制度极不合理，社会分化现象严重。由于收入分配自20世纪50年代后一直呈持续恶化趋势，拉美成为世界收入分配最不合理的地区。资料显示，20世纪50-60年代多数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其中巴西0.57，智利0.46，墨西哥0.59。1970年前后拉美10个主要国家20%最高收入层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高达50.3%-73.1%，20%最低收入层所仅占有1.5%-4.4%;基尼系数在0.44-0.66之间，普遍高于国际警戒线，其中巴西(由0.57增加到)0.63，智利0.47，哥伦比亚0.52，哥斯达黎加0.44，委内瑞拉0.49。此后拉美人均收入虽迅速增长，但收入分配格局没有多大改变。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衰退期间，20%低收入者所得份额进一步减少，20%高收入者份额则有所增加。90年代后多数拉美国家收入分配更加不公平了。2000年前后巴西城市地区基尼系数高达0.62，阿根廷0.54，智利0.55，哥伦比亚0.56，厄瓜多尔0.52，墨西哥0.50，巴拿马0.53，尼加拉瓜0.55，危地马拉0.54，洪都拉斯0.52。按照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统计，新世纪以来该地区贫困人口显著下降，但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变化不大;2016年地区平均基尼系数0.467，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巴拿马超过0.5;20%最富人口占有总收入的45%，巴西和危地马拉达到50%，而20%最贫困人口只占有6%。

　　拉美地区一直存在庞大的核心贫困阶层，该阶层成为民众主义的强大群众基础。1970年前后拉美贫困家庭占总家庭40%;赤贫家庭占总家庭19%。20世纪70年代在巴西、哥伦比亚和秘鲁有一半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洪都拉斯达到65%。受经济危机影响，20世纪80年代拉美贫困人口净增0.613亿，增幅45%，赤贫人口净增0.295亿，增幅47%。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形势改善、社会支出增加和扶贫政策实施，贫困现象缓解，但降幅不大。2003年后拉美经济进入“金色十年”，贫困和赤贫人口都有明显下降，但贫困人口总规模仍十分可观。2014年贫困和赤贫率分别下降到28.5%和8.2%，但贫困和赤贫人口仍分别高达1.68亿和0.48亿。2014年后贫困又有反弹。“2013年拉美有68% 的人自认为是低收入者，30%的人自认为是中等收入者，2%的人自认为是高收入者。在68%的低收入者中，一半人口地位不稳定，其中一些人食不果腹。”2016年拉美贫困人口和赤贫人口高达1.86亿和0.61亿。拉美民众主义亲穷人的社会政策、给予中下层福利的许诺以及各种蛊惑性口号，对长期处于被排斥和边缘化地位的贫困阶层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缺乏就业保障及其所导致的安全感缺失，激发中下阶层对民众主义的亲近感。20世纪上半叶进口替代战略实施过程中，拉美国家普遍实行保护主义，造成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两元性。一个是先进、现代和受到保护的公共部门和制造业部门(正规或正式部门)，另一个低效率和未受到保护的部门(非正式或非正规部门)，包括微小企业、修理、餐饮、家政等行业和自我就业部门。正规部门具有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特点，吸纳就业能力有限。20世纪50-70年代，拉美地区公开失业率虽不很高，但有不断上升趋势，1950年为3.4%，1970年3.8%,1980年约4%，90年代初约6%，2000年上升到10.4%，此后在8%-11%高位徘徊。2003年后的10年间，随着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失业率下降，2011-2015年城市公开失业率在7.0%-7.8%之间;2015年后失业率又有所回升，2016和2017年分别达8.9%和9.4%。拉美就业压力不仅表现为公开失业率不断上升，还表现为“严重的就业不足”。由于不能在正规部门就业，越来越多的人被迫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处于就业不足状态。大量非正规部门劳动者就业既不充分也不稳定，没有劳动正式合同，收入和福利水平低，没有养老保险或退休金。1950年处于就业不足状况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46%,1980年为42%，1990年为52%;20世纪90年代后每新增10个就业，8个以上在非正规部门。许多失业者和非正规部门劳动者长期生活在贫困和失望中，承受着贫困代际相传的命运，缺乏安全感，容易接受民众主义的许诺和主张。

　　四、拉美民众主义的思想文化根源

　　拉美人崇拜魅力领袖的心理以及对政治幻想的偏爱，为民众主义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肥沃土壤和重要推动力。首先，考迪罗主义传统和弥赛亚(Frases Mesianicas)情结是拉美民众主义产生的重要思想文化根源。许多拉美人偏爱魅力型政治领袖，坚信只有克里斯玛式的领导人才有能力推进变革。一些夸夸其谈、有蛊惑能力、能提出诱惑力口号、做出慷慨许诺、提出美好梦想的政治家、政客或领导人，通常容易受到大众追捧和支持，这些人所具有的专制、独裁缺陷通常被民众容忍;而不具备这些特点的领导者反而被视为软弱、缺乏魅力或能力不足。马拉穆德认为，拉美人“仍对弥赛亚主义有无尽渴望”，对救世主式的考迪罗寄托着无限希望，认为“只有他们才能带来和平、繁荣，才能消除困扰这些国家的主要的冲突”。其次，拉美人偏爱政治幻想的心态容易转化为对民众主义的追捧。拉美人偏爱政治幻想，容易接受民众主义的煽动和迷惑。几乎所有民众主义领导人都宣称代表民众意志和诉求，对中下阶层人民做出各种允诺，煽动爱国主义情绪，支持甚至鼓动民众街头抗议活动。马拉穆德注意到，许多拉美民众宁可偏爱不切实际的政治幻想，却不信任国家机构和民主体制。拉美人偏爱政治幻想的心态，为民众主义者利用民众对现存体制的不满,以反体制“身份”取代传统政党上台执政提供了机会。再次，重视人际关系而轻视法律的思想惯性为民众主义提供了极大激励。一方面，拉美人重视人际关系。由于拉美长期存在社会不平等现象，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成为重要的文化特征。陌生人之间缺少信任，信任只存在于“关系网”内。在关系网内，人们通过家庭、工作和人际关系保持着某种联系。这种最原始的信任若扩展到政治领域，通常会表现为宗派主义、庇护主义和任人唯亲。另一方面，拉美人轻视法律。拉美地区司法成本相对较高，司法机构官僚主义习气重，不能满足居民的日常司法需求。拉美的法律传统重过程，法律的条文较完备，但执行难问题突出，有法不依现象较普遍。因此，拉美人普遍认可人际关系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上取得成功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许多人努力寻求和建立有利于自己的关系网，而不是寻求在法律范围内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这种思想惯性下，以庇护主义为特征的民众主义在拉美大行其道不足为怪。

　　拉美民众主义的悖论：影响与后果

　　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民粹主义不同，拉美民众主义在该地区特殊条件下，具有一定进步作用和积极意义。然而，拉美民众主义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形成诸多悖论。

　　一、拉美民众主义的积极意义

　　民众主义有利于矫正拉美传统政治体制缺陷，推动制度的包容性发展和自我完善。拉美民众主义把劳动者阶层和底层民众、传统受排斥的边缘群体整合进国家政治和社会进程，承认其应享有的政治和社会权利，扩展了民主政治和民选政府的社会根基。一方面，民众主义扩大了政治体制的参与性。民众主义领袖加强了与人民的联系，将传统权力资源重新配置，把选举及全民公决作为其统治合法性的主要工具，把传统上受排斥的群体纳入政治体制。另一方面，民众主义扩大了政治体制的包容性，引入了参与性民主的内容，通过扩大参与及赋予民众权利，把被排斥的阶层转化为政治的主体。此外，民众主义有助于矫正传统政治制度的缺陷，促进政治体制和政党制度不断调整完善，以尽量满足民众的政治和社会需求。在民众主义的压力下，许多拉美国家不断加大政治体制改革力度，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制度的自我完善。

　　民众主义有助于纠正传统经济政策的偏差，增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共识。如有些学者所说，拉美绝大多数民众主义者在强调国家干预的同时，反对市场决定一切，试图比较妥善地解决“经济增长与收益分配的矛盾问题”，赢得广泛社会影响。进入新世纪以来，左翼民众主义领袖执政后，更加突出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强调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在左翼民众主义政府政策影响和带动下，拉美社会各界深度反思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即使一些具有精英色彩的右翼政府，也着力探索经济增长与社会平等相结合的有效路径，试图纠正传统经济政策的偏差和弊端。拉美的经验表明，如果没有民众主义的压力，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矫正力度也许不会如此之大。

　　民众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下阶层诉求，在一定时期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拉美民众主义主张社会变革和社会正义，其提出的社会公平、合理分配、减少贫困等政策主张得到中下阶层呼应，也迫使拉美各国政府实施更加积极的社会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少社会发展的脆弱性，推动公平社会的构建进程。不少外国学者认为，通过民众主义的方式加强国家作用、执行有利于民众的公共政策是一种积极的倾向。民众主义对拉美国家探索新发展道路产生了巨大影响力和引导力，不少国家不断加大扶贫政策力度，关注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增加对弱势群体保护力度，增强社会开支的再分配功能，重视促进就业增长对维护社会稳定的促进作用，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在教育、医疗卫生领域实施向中下阶层倾斜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无疑有利于社会矛盾的疏解，有利于缓和社会冲突，有利于维系社会稳定。

　　二、拉美民众主义的悖论

　　然而，拉美民众主义有严重缺陷，意识形态和理论相对贫乏，实践具有一定非理性成分。由于缺乏经济持续增长的支撑，民众主义最终没有化解拉美国家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难题，也未找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根本出路。拉美民众主义实践最终多陷于困境和失败，看似正当合理的初衷收获失败的苦果，造成民众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悖论。正因为如此，拉美民众主义也遭到众多批评。

　　(一)拉美民众主义的经济悖论：试图以国家干预促进经济发展，最终却造成经济崩溃

　　拉美民众主义经济模式有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爱德华兹等人认为拉美经济民众主义强调增长和收入分配，而忽视通货膨胀和外部风险，忽视经济行为人对侵略性非市场政策的反应。他认为，经济民众主义的实践不可避免地导致快速通货膨胀或超通货膨胀，导致高失业和低工资，致使民众主义政策一次次地遭到失败。经济民众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该模式引起的对抗。其一，当优先重视消费时，没有顾及基础设施建设和增长，忽视了生产能力的提高。其二，因过度重视需求而加剧了通胀，限制了出口，并导致进口增加，损害了经济竞争能力。其三，过度重视再分配，阻碍了生产性投资，限制了国内外投资者投资积极性。总之，经济民众主义模式因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最终不仅未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甚至导致经济崩溃。

　　拉美民众主义经济政策未达到预期目标。拉美民众主义具有强烈的民族资本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倾向，认为应建立一个能够调节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强大国家，其重要途径是经济国有化。经典民众主义希望通过国家干预消除经济的脆弱性，消除资本主义经济的弊端，摆脱对外依附，实现自主发展。在民众主义政权下，国家通常会担负较多经济职能，在国内市场成长、生产政策方面发挥重要影响，甚至承担重要生产者的角色。新世纪以来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等民众主义政府也实施干预经济的政策，把一些重要企业和关键部门国有化。有些经济学家认为，拉美民众主义经济决策方法不正确，缺乏科学性，不恰当地否定市场规律所要求的纪律和规则，过度强调干预以至于忽视市场的作用，造成过度官僚化和效率低下，不仅不能有效解决问题，还导致经济危机乃至失败，未能实现经济增长和摆脱对外依附的目标。

　　拉美民众主义经济政策难以持续。拉美民众主义在设计经济政策时关注社会目标没有什么不妥，相反，由于拉美存在严重社会不平等现象，减少不平等和贫困应是经济发展规划必须考虑的选项。因此，拉美民众主义经济政策的问题不在于强调社会目的或社会目标，而在于经济政策所包含的社会政策内容不能持续，致使民众主义经济政策在经历曲折发展后遭遇困境和失败。民众主义政策起初会带来经济增长、实际工资增加、就业增加的幸福感(euphoria)，使许多人感到民众主义政策似乎取得了成功。但短暂的幸福感之后，经济增长会进入瓶颈状态，各种难题增多，接着出现停滞、通胀、失业、工资下降、物质短缺、资本外逃等征兆，最后陷于经济和社会灾难。爱德华兹强调拉美迄今还没有民众主义经济政策成功的先例。简言之，民众主义政策缺乏可持续性，最终不仅不能改善贫困阶层生活，也伤害了中低阶层，给他们更多失望和痛苦。

　　(二)拉美民众主义的政治悖论：试图通过反现存体制来推进民主政治，最终却进一步加剧政治体制的脆弱性

　　拉美民众主义推动了寡头政治向大众民主转变，但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民主制度，甚至或多或少还带有了专制主义色彩。拉美所有民众主义者都具有一定反传统政党的倾向，都试图直接求助民众并获取其支持，甚至强调低收入阶层和中产阶级联盟。有些民众主义者对代议制民主态度模糊，有的甚至公开蔑视或拒绝这一制度，主张大众参与的民主或直接民主。赫尔马尼认为,拉美民众主义通常把领袖的领导和对领袖的忠诚置于民主机构之上，领袖和人民有特殊联系，没有体制的中间环节，民众主义建立在“克里斯玛领袖蛊惑人心的诱导”基础上。拉克劳认为，没有克里斯玛式的领袖就没有民众主义，这既是民众主义最大的优势，也是其专制的主要风险。事实上，在推进大众民主或直接民主过程中，为了应对各种挑战，民众主义政权通常会采取专制甚至是独裁的形式，20世纪中叶的庇隆、卡德纳斯、瓦加斯、贝拉斯科(秘鲁)等政权，都不同程度带有专制或家长制特色。查韦斯、莫拉莱斯等人的统治方式也相近，他们甚至被反对派称为独裁者或专制者。有学者认为，拉美所有民众主义都有专制主义特点和倾向，民众主义的权力网络使其更接近专制而不是民主。

　　拉美民众主义执政期间强化政治控制，加剧了政治对立和政治极化现象。拉美民众主义在政治上具有对抗性特点，强调精英与民众、穷人与富人、白人与非白人、爱国者与“卖国者”之间的对立。民众主义者极力丑化民族“寡头”，刻意放大人民与寡头的对立，把“政治精英”称为“寡头势力”，视为国内斗争中的敌人。这种对立在体制层面表现为政府与议会、民众主义运动与传统政党的争斗。民众主义奉行政治对立策略，把反对派作为对手并置于对立面，把社会分裂成两个敌对阵营，政府和反对派难寻求基本共识。在充满对抗的氛围内，民众主义者尽管仍在民主体制框架下执政，但更倾向于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统治方式更接近专制主义，新世纪以来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的情况最典型。随着政治对立加剧，查韦斯等人强化政治控制，不仅试图把反对派排挤出体制外，而且还强化检查制度，试图控制“第四权力”(新闻媒体)。

　　拉美民众主义政治实践加剧了体制的脆弱性。民众主义是对现存体制和权力的反抗。拉美民众主义者一旦掌权，通常会表现出庇护主义和煽动性的庶民政治倾向;不仅不尊重反对派，也不尊重司法独立，通常会给代议制民主带来一定程度威胁，削弱体制的制约和制衡功能，损害公共管理的透明化。拉美立法和司法机构本来就相对虚弱，甚至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其制衡行政机构的作用发挥一直不充分。民众主义政府执政期间，立法和司法机构遭到进一步削弱。民众主义领袖把自己作为人民的代言人，表现出蔑视体制和反对传统政党的偏向性。几乎所有民众主义执政者都试图使传统政党威信扫地，削弱议会的制约功能，削弱司法机构的独立性。许多民众主义领袖试图以各种方式控制和影响立法和司法机构，在不受制约或较小制约的情形下执政，这无疑会加重体制的脆弱性。特别值得指出的是，20世纪末以来拉美民众主义者积极推动宪法改革，进一步削弱立法机制和司法机制，剥夺少数派和反对派的权力，使本就不平衡的三权关系更加失衡。不少学者认为，拉美民众主义在本质上并不反民主，或不对民主构成危险，而且在政治上吸纳了被排斥的社会群体，但它并不一定尊重政治反对派的权利，因而其在本质上依然削弱了代议制民主，损害了民主的可信度。许多国外学者强调，民众主义一方面维护民主，并在某些方面(选举和全民公决)巩固了民主，另一方面也操纵民主，把民主作为削弱体制的手段，特别是其领袖至上倾向削弱了体制的制约功能，削弱了法治国家的进程。

　　(三)拉美民众主义的社会悖论：试图推进社会公平，最终却造成社会不满加剧

　　社会公平、合理分配、减少贫困是拉美民众主义的旗帜，也是其主要诉求、主张和政策实践，几乎所有民众主义政府都倾向于增加社会开支、实施各种社会计划。然而，民众主义在实践中过度强调利益向特殊阶层倾斜，社会政策往往具有非理性倾向，造成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失调、社会政策能力与经济能力脱节。受经济增长能力的局限和制约，拉美民众主义的援助性社会政策及其能力不具可持续性。一旦经济增长乏力或衰退，上述政策就会提高生活支出成本，助长惯性通货膨胀，降低大众实际购买力，作为民众主义基本支持力量的中下阶层会受到严重伤害。民众主义政策最初的支持者和受益者，因其所获利益不可持续而逐渐改变态度和立场，致使民众主义难逃最终失败的命运。

　　拉美民众主义没有超越任人唯亲和庇护主义的“陷阱”。一方面，民众主义造成官僚主义蔓延。民众主义过度依赖和服从克里斯玛式的领袖，这些领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在民众主义领袖的庇护下，许多没有治理和管理经验、缺乏专业知识的政治官员充斥公共管理机构，造成官僚主义蔓延和效率低下。另一方面，民众主义加重庇护主义和腐败现象。民众主义用蛊惑人心的许诺和口号煽动民众，用充满诱惑力的利益再分配操纵人民。由于缺乏制衡机制，民众主义执政期间庇护主义和腐败现象增加，拉美各个历史时期的民众主义都没有能够超越庇护主义和腐败“陷阱”。民众主义的社会政策具有很大缺陷，社会政策通常不是作为公民的权利，而是作为换取政治支持的手段。民众主义在很多情况下只给民众恩惠和庇护，并没有赋予其权利和自主，而且政策的利益主要投向自己的支持者，这必然进一步加剧庇护主义，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滋生新的腐败，激化社会矛盾。

　　小结

　　拉美民众主义有深厚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根基，历经百年发展而经久不衰，展现出特有的历史韧性。与其他地区民粹主义不同，拉美民众主义在该地区特殊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进步作用和积极意义。拉美民众主义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存在严重缺陷，造成一些消极后果，形成诸多悖论，因此也遭到众多批评。民众主义试图以国家干预促进经济发展，最终却造成经济崩溃;试图通过反现存体制来推进民主政治，最终却进一步加剧体制的脆弱性;试图推进社会公平，最终却造成社会不满加剧。为消除拉美民众主义的消极后果，必须先清除其产生、发展和蔓延的经济、政治、社会根源，通过改革化解拉美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难题，消除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脆弱性，消除产生民众主义弊端的文化基因和思想根源。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