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叙利亚重建面临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挑战

　　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冲击了原有的叙利亚军政合一的威权政治体制。在政治上，叙利亚由过去的“中央集权”状态演变为多个政治军事力量割据的状态;在经济上，叙利亚经济基础遭受重大打击，进而产生难民问题;在外交上，叙利亚成为俄罗斯、美国、伊朗、沙特和土耳其等国竞相角逐的博弈场。

　　经历多年内战，叙利亚政局呈现诸多新特点。第一，叙利亚内战各个武装和政治派别依据“教派”和“民族”界限划分为不同的政治和军事阵营。其中，“叙利亚自由军”(Free Syrian Army)等反对派成员很多曾是叙利亚军队的逊尼派士兵。以逊尼派极端分子为主的“征服阵线”(Jabhat Fateh al-Sham)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为代表的宗教极端组织，往往针对其他教派进行迫害。库尔德人则组建了以“库尔德民主联盟党”(PYD)及其领导的“人民保卫军”(YPG)为核心的武装力量，在叙利亚北部哈塞克省和代尔祖尔省扩张的同时，还与叙利亚极端组织“抵抗阵线”和“伊斯兰国”组织作战。以“人民保卫军”为骨干的“叙利亚民主军”(Syrian Democratic Forces)也成为反抗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一些周边国家什叶派也纷纷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前往叙利亚支持叙利亚政府军，其中包括来自黎巴嫩的“真主党”、阿富汗什叶派武装人员组建的“法蒂玛旅”(Liwa Fatemiyoun)、伊拉克什叶派的“萨义德烈士营”( Kata'ib Sayyid al-Shuhada)和“圣者联盟”(Asa'ib Ahl al-Haq)等。

　　第二，叙利亚国内各种反政府武装派别缺乏统一领导，内部关系复杂。在叙利亚战场上，叙利亚反对派武装被分割为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叙利亚自由军”—“征服阵线”控制区、叙利亚北部尤其是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控制区，以及叙利亚南部德拉省—库奈特拉省的“叙利亚自由军”—“伊斯兰军”(Jaisy al-Islam)控制区。“叙利亚自由军”、“征服阵线”、“伊斯兰军”和“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关系复杂，比如“征服阵线”和“叙利亚自由军”受到土耳其和约旦的支持，而“伊斯兰军”则受到沙特等国的支持。由于沙特与土耳其双边关系不佳，“叙利亚自由军”和“征服阵线”与“伊斯兰军”之间也彼此敌对。而土耳其则将“库尔德民主联盟党”视为“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的分支，“叙利亚自由军”和“征服阵线”也因此与“库尔德民主联盟党”水火不容。

　　第三，叙利亚政府军牢牢掌控国内关键地区。拉塔基亚、塔尔图斯、霍姆斯、哈马、大马士革和南部的苏维达(Suwayda)等叙利亚西部沿海地区和重要城市如今仍牢牢由叙利亚政府军掌控。2012年到2015年年底，叙利亚政府军主动从叙利亚北部和东部撤离军队，收缩到叙利亚中西部地区以保卫关键城市。2016年以来，叙利亚政府军以控制的大马士革、塔尔图斯、拉塔基亚、哈马和霍姆斯为基地，不断向北部的阿勒颇、中部的帕尔米拉发动反攻，并先后收复了这些长期被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区域。叙利亚西部地区仍由叙利亚政府军牢牢掌控。但是应当指出，叙利亚政府军所控制地区除了大马士革和西部沿海地区之外，往往也有不少其他武装组织存在，后者或是协助叙利亚政府军作战的外国什叶派武装，或是当地部落民兵。因此，叙利亚政府在当地的军事和行政权力往往受到一定的制约甚至挑战，有学者将叙利亚的这种政治局面称为“黎巴嫩化”。

　　第四，叙利亚内战“外溢”到邻国。许多叙利亚武装组织与周边和域外国家存在关联。一方面，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或多或少受到周边国家的支持。叙利亚最大的反政府政治派别“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 National Coalition for Syrian Revolution and Opposition Forces)，就获得西方和土耳其、沙特、卡塔尔、约旦、阿联酋等地区国家的大力支持，其中叙利亚北部伊德利卜省和南部德拉省的“叙利亚自由军”得到土耳其、美国和约旦的支持，北部伊德利卜省和霍姆斯省北部的“沙姆自由人伊斯兰阵线”(Harakat Ahrar al-Sham al-Islamiyya)得到土耳其和卡塔尔等国的支持，大马士革东部东古塔地区(Eastern Ghouta)的“伊斯兰军”(Jaysh al-Islam)得到沙特的支持。另一方面，一些周边国家通过外交平台支持叙利亚政治反对派。比如土耳其和西方国家创立“叙利亚之友”(Friends of Syria Group)国际平台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最大的叙利亚政治反对派“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2012年在多哈成立，而2011年10月4日、2012年2月4日、2012年7月29日、2014年5月22日美国等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试图推动谴责和制裁叙利亚政府的相关决议。

　　内战爆发之后，叙利亚社会发展陷入停滞，经济遭受毁灭性打击。一方面，受内战影响，叙利亚政府控制下的原油生产直线下降，产量从2010年的38.6万桶/日降到2014年的9000桶/日。叙利亚境内两大石油提炼基地霍姆斯和巴利亚斯(Banias)只能维持半数的提炼能力。另一方面，2011年以来受西方制裁的影响，叙利亚石油出口遭受重创，导致外汇储备降低，出口需求疲软。受内战和欧盟国家制裁的影响，2011~2014年，叙利亚政府的石油出口收益从47亿美元骤降至2.2亿美元。

　　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冲击了原有的叙利亚军政合一的威权政治体制。在政治上，叙利亚由过去的“中央集权”状态演变为多个政治军事力量割据的状态;在经济上，叙利亚经济基础遭受重大打击，进而产生难民问题;在外交上，叙利亚成为俄罗斯、美国、伊朗、沙特和土耳其等国竞相角逐的博弈场。

　　经历多年内战，叙利亚政局呈现诸多新特点。第一，叙利亚内战各个武装和政治派别依据“教派”和“民族”界限划分为不同的政治和军事阵营。其中，“叙利亚自由军”(Free Syrian Army)等反对派成员很多曾是叙利亚军队的逊尼派士兵。以逊尼派极端分子为主的“征服阵线”(Jabhat Fateh al-Sham)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为代表的宗教极端组织，往往针对其他教派进行迫害。库尔德人则组建了以“库尔德民主联盟党”(PYD)及其领导的“人民保卫军”(YPG)为核心的武装力量，在叙利亚北部哈塞克省和代尔祖尔省扩张的同时，还与叙利亚极端组织“抵抗阵线”和“伊斯兰国”组织作战。以“人民保卫军”为骨干的“叙利亚民主军”(Syrian Democratic Forces)也成为反抗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一些周边国家什叶派也纷纷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前往叙利亚支持叙利亚政府军，其中包括来自黎巴嫩的“真主党”、阿富汗什叶派武装人员组建的“法蒂玛旅”(Liwa Fatemiyoun)、伊拉克什叶派的“萨义德烈士营”( Kata'ib Sayyid al-Shuhada)和“圣者联盟”(Asa'ib Ahl al-Haq)等。

　　第二，叙利亚国内各种反政府武装派别缺乏统一领导，内部关系复杂。在叙利亚战场上，叙利亚反对派武装被分割为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叙利亚自由军”—“征服阵线”控制区、叙利亚北部尤其是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控制区，以及叙利亚南部德拉省—库奈特拉省的“叙利亚自由军”—“伊斯兰军”(Jaisy al-Islam)控制区。“叙利亚自由军”、“征服阵线”、“伊斯兰军”和“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关系复杂，比如“征服阵线”和“叙利亚自由军”受到土耳其和约旦的支持，而“伊斯兰军”则受到沙特等国的支持。由于沙特与土耳其双边关系不佳，“叙利亚自由军”和“征服阵线”与“伊斯兰军”之间也彼此敌对。而土耳其则将“库尔德民主联盟党”视为“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的分支，“叙利亚自由军”和“征服阵线”也因此与“库尔德民主联盟党”水火不容。

　　第三，叙利亚政府军牢牢掌控国内关键地区。拉塔基亚、塔尔图斯、霍姆斯、哈马、大马士革和南部的苏维达(Suwayda)等叙利亚西部沿海地区和重要城市如今仍牢牢由叙利亚政府军掌控。2012年到2015年年底，叙利亚政府军主动从叙利亚北部和东部撤离军队，收缩到叙利亚中西部地区以保卫关键城市。2016年以来，叙利亚政府军以控制的大马士革、塔尔图斯、拉塔基亚、哈马和霍姆斯为基地，不断向北部的阿勒颇、中部的帕尔米拉发动反攻，并先后收复了这些长期被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区域。叙利亚西部地区仍由叙利亚政府军牢牢掌控。但是应当指出，叙利亚政府军所控制地区除了大马士革和西部沿海地区之外，往往也有不少其他武装组织存在，后者或是协助叙利亚政府军作战的外国什叶派武装，或是当地部落民兵。因此，叙利亚政府在当地的军事和行政权力往往受到一定的制约甚至挑战，有学者将叙利亚的这种政治局面称为“黎巴嫩化”。

　　第四，叙利亚内战“外溢”到邻国。许多叙利亚武装组织与周边和域外国家存在关联。一方面，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或多或少受到周边国家的支持。叙利亚最大的反政府政治派别“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 National Coalition for Syrian Revolution and Opposition Forces)，就获得西方和土耳其、沙特、卡塔尔、约旦、阿联酋等地区国家的大力支持，其中叙利亚北部伊德利卜省和南部德拉省的“叙利亚自由军”得到土耳其、美国和约旦的支持，北部伊德利卜省和霍姆斯省北部的“沙姆自由人伊斯兰阵线”(Harakat Ahrar al-Sham al-Islamiyya)得到土耳其和卡塔尔等国的支持，大马士革东部东古塔地区(Eastern Ghouta)的“伊斯兰军”(Jaysh al-Islam)得到沙特的支持。另一方面，一些周边国家通过外交平台支持叙利亚政治反对派。比如土耳其和西方国家创立“叙利亚之友”(Friends of Syria Group)国际平台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最大的叙利亚政治反对派“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2012年在多哈成立，而2011年10月4日、2012年2月4日、2012年7月29日、2014年5月22日美国等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试图推动谴责和制裁叙利亚政府的相关决议。

　　内战爆发之后，叙利亚社会发展陷入停滞，经济遭受毁灭性打击。一方面，受内战影响，叙利亚政府控制下的原油生产直线下降，产量从2010年的38.6万桶/日降到2014年的9000桶/日。叙利亚境内两大石油提炼基地霍姆斯和巴利亚斯(Banias)只能维持半数的提炼能力。另一方面，2011年以来受西方制裁的影响，叙利亚石油出口遭受重创，导致外汇储备降低，出口需求疲软。受内战和欧盟国家制裁的影响，2011~2014年，叙利亚政府的石油出口收益从47亿美元骤降至2.2亿美元。

　　此外，叙利亚电力供应短缺，生产缺少保障。2013年，将近30%的电力输电设备毁坏。叙利亚农业也因为战争遭受重创，种子、化肥和饲料生产难以为继，导致农产品价格攀升。阿勒颇和拉卡两大叙利亚农业区长期处于反政府武装控制下，导致农产品无法运送到叙利亚政府控制区。这进一步推高叙利亚政府控制区的农产品价格，进而导致物价攀升。

　　再次，多年的战争使叙利亚面临更加严峻的财政状况。一方面，叙利亚对外贸易长期入超，贸易赤字难以平衡。长期的内战严重削弱了叙利亚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国内需求则随着战争的继续而有增无减，贸易赤字进一步拉大。2016年，贸易赤字高达36亿美元(其中出口23亿美元，进口59亿美元)。另一方面，叙利亚对国外援助具有严重依赖性。20世纪70年代，叙利亚处于阿拉伯世界对抗以色列的前线，因此能够获得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援助和石油援助，通货膨胀率也能够控制在相对合理的水平。20世纪80年代叙利亚与伊朗走近，来自海湾国家的援助随之减少，国内经济形势陷入困境。2011年以后，随着海湾国家与叙利亚政府关系决裂，以及西方世界对叙利亚发起的经济制裁，叙利亚获得外部经济援助逐渐减少，政府财政压力也日益增大。

　　叙利亚的战后重建面临着政治、经济和外交挑战。叙利亚政治重建的主要难题在于采取何种政治形态，是继续保持军政合一的威权体制，还是转变为适应当前客观政治形势的“民主政治”、“地方自治”甚至“联邦政治”?叙利亚面临的外交挑战主要是如何协调相关地区和域外大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而经济难题则在于如何获得国际社会的重建援助。这三个方面的挑战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

　　首先，政治重建首要难题是明确未来政治架构原则。尽管叙利亚问题有关各方都接受叙利亚领土主权统一的前提，但是究竟采取何种形式建立未来的叙利亚政府，仍然存在着诸多方案。究竟是恢复传统威权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还是采取邦联或联邦制，叙利亚问题有关各方仍然缺少共识。在未来的叙利亚国家中，是继续坚持“阿拉伯民族主义”主导的意识形态，还是强调各民族平等的新社会政治理念，也仍然是有关各方讨论的焦点议题之一。叙利亚未来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取决于国内各种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复杂博弈，也取决于域外大国的相互角力，形势仍然不明朗。

　　其次，叙利亚的对外关系既受到国内政治和解进程的影响，也受到经济发展方面的制约。未来叙利亚政治构建如何安排，复兴党与各种叙利亚反对派政治力量之间如何协调和分配权力关系，尤其是一些少数族群如土库曼人、库尔德人与叙利亚阿拉伯人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将影响叙利亚与周边国家和域外大国的关系，进而影响叙利亚政治重建进程。而叙利亚经济重建是否顺利进行，尤其是国际社会具体国家援助和投资的多寡，将影响相关国家对叙利亚外交政策的优先排序，也决定相关国家对叙利亚国内影响的重要程度。

　　再次，叙利亚经济重建受到来自国内政治重建和外交关系的影响。截至2017年4月，内战已经造成叙利亚约3500亿美元的损失，该数值是2010年叙利亚国内生产总值的5倍。叙利亚经济重建中基础设施建设至少需要226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根据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ESCWA)在2016年的估计，加上其他领域的资金需求，叙利亚政府可能面临300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一方面，叙利亚政府无力负担巨额的资金压力。内战极大地削弱了叙利亚国内生产能力，其财政严重依赖外部援助。2011~2016年，伊朗被普遍视为叙利亚财政唯一的外部支持者，而来自伊朗的经济援助则难以满足叙利亚经济重建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西方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对叙利亚政府的不信任态度必然会影响这些国家参与叙利亚战后经济重建的积极性，因此包括俄罗斯、伊朗、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东方国家”将很可能成为叙利亚政府寻求战后经济重建的潜在伙伴。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有义务在叙利亚问题上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叙利亚的政治和解进程和经济社会重建也需要中国的参与和帮助。但是，叙利亚国内当前的安全状况仍然很脆弱，适合大规模投资的领域如石油资源，大多不在叙利亚政府控制区内;土地经营权、开发区等领域仅仅适合设置在叙利亚西部地区和首都大马士革城区内，且容易受到不稳定的社会治安状况的困扰，而基础设施的建设则面临着高安全风险和叙利亚政府缺少资金的尴尬局面。面对叙利亚当前的形势尤其是各种反对派力量的武装割据，贸然地、大规模地介入叙利亚经济社会重建，以政治任务代替经济效益很可能不是一个明智之举。中国参与叙利亚政治和解进程和经济社会重建仍然要坚持发挥建设性而非主导性作用，与国际社会一起共同帮助饱受战火之苦的叙利亚民众。